战争诗词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战争诗词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战争诗词范文第1篇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苦练内功，广借外力，打造“工业强区”；放大优势，规模发展，打造“农业特区”我们坚持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着力培育“围城经济”、“绿色经济”和“板块经济”，对施政词发展演说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城乡互动，提升品位，打造“花园城区”近期我们将举全区之力，高标准、快速度强力推进平西路和龙江路两侧建设，具体材料请详见：

xx是一个城市新区、农业大区、工业强区。在这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上，大别山逶迤南来，淮河水蜿蜒东去，曾经出土过精美绝伦的战国编钟，诞生过“亡羊补牢”的经典寓言。这里交通四通八达，京广、宁西铁路穿境而过，107、312国道在此交叉，京珠、信叶高速汇合区内。气候温暖湿润，兼具楚风豫韵，堪称北国江南、江南北国，更有亚洲储量第一的非金属矿产资源。随着xx城市东移，xx区将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经济重要增长极。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伟大征程中，我们牢固树立城市意识、开放意识、特色意识、机遇意识，提出要再创新优势，融入大开发，实现新跨越，争当排头兵。如今的xx，正在变成一片生机勃发的热土，一方投资兴业的宝地，一个快速崛起的新区。

一、苦练内功，广借外力，打造“工业强区”我们把发展工业作为壮大区域经济的重中之重，着力培育城区和明港两大工业阵地。围绕xx、xx等大型企业，大力发展后继产业、配套产业，华豫建材产业带和明港“钢城”已具雏形。强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对一批亏损严重、救活无望的企业实施了“安乐死”，对具有发展潜力的恒达磷化等困难企业实施裂变，使其重新焕发生机。着力培育维雪啤酒、万富油脂等重点企业。维雪啤酒集团现产销量位居全省第二，拥有国内首创的小麦芽完全替代大麦芽啤酒酿制新技术。争取到2010年生产能力达到100万吨，进入全国前十强。在啤酒厂周边建设融休闲、观光、品尝、娱乐为一体的配套服务设施，建成xx地区著名的“啤酒城”。万富油脂公司依托我市双低油菜和花生基地，力争3年内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成为xx金三角地带最大的食用油加工龙头。利用得天独厚的非金属矿资源，建立了五里民营产业带和平桥珍珠岩产业带，区财政每年拿出100万元实施非金属“虚拟科研”工程，目标是把xx建成全国非金属研发、生产、销售中心。我们叫响全民招商口号，成立了专门的招商机构，在区内外聘请了招商顾问，向沿海沿江地区派出了200名招商特使，并设立了招商窗口。全方位的招商方式，高灵敏的招商触角，大规模的招商活动，吸引了各地客商纷至沓来。计划在三年内，使区属重点工业企业达到100家以上，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60%以上，工业经济对财政的贡献率突破80%，使工业真正成为区域经济的强大支柱。

二、放大优势，规模发展，打造“农业特区”我们坚持用发展工业的理念发展农业，着力培育“围城经济”、“绿色经济”和“板块经济”。按照市场牵动、龙头带动、农户联动、基地互动的模式，一乡一业、一村一品，重点发展石榴、花生、花卉、特种养殖四大特色产业，努力培育一批大基地、大市场、大产业的特色产业群。以永翔石榴开发公司为龙头，在东大岗连片发展10万亩石榴种植基地，进而发展冷藏保鲜，形成专业市场，建立饮料加工企业，把xx建成全国著名的石榴之乡。以万富油脂和长台关花生市场为龙头，在沿淮两岸东西两大岗建成20万亩花生基地，高标准建成占地500亩的长台花生交易市场，使之成为xx地区最大的花生集散地。根据市场需求，大力发展时令花木。以震雷山为中心，建成5万亩的花卉苗圃种繁基地和大型花卉交易市场。同时，把花卉种植与旅游观光结合起来，打造生态休闲游。根据农户传统习惯和地域特点，大力发展特种养殖。引进xx花花牛奶业，建设万头奶牛养殖基地。以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建设1000万只养鹅基地。利用10万亩宜鱼水面和河流纵横的优势，发展龙虾、田螺、大闸蟹等水产养殖，并建成一批冷冻储运出口公司，使xx的特种水产品走向世界。

三、城乡互动，提升品位，打造“花园城区”近期我们将举全区之力，高标准、快速度强力推进平西路和龙江路两侧建设。已投资500万元对两路进行了高标准绿化，并请同济大学的专家对两路两侧建设进行了规划，拟布项目120个，吸引投资近15亿元。争取用两年时间把两路周边建成一流风格、一流质量、一流品位的多功能城区，成为市区的一道靓丽风景线。积极争取政策投资，多方吸纳社会资金，开发震雷山，治理泗河xx段，打通平南路。拟投资2.6亿元对泗河实施两岸护砌、河道清淤、沿岸绿化、建设橡胶坝等治理工程，利用水面宽阔的优势，建设水上运动中心。依托震雷山独有的自然优势，营造“山上原始森林、山腰茶果飘香、山下花草流金”的彩虹景观，把震雷山建成依山傍水、林果飘香、风光旖旎的大型风景旅游区。大力开展城区“洗面”、“治乱”工程，大树进城、拆墙透绿，形成林在城中、城在树中、花在园中的亮丽景观。力争五年内使xx城区面积扩大一倍，达到2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20万人，并建成一批各具魅力的卫星小城镇，构筑环xx的半小时经济圈。把xx建成诚信开放的文明新区，整洁高效的工业强区，景观协调的生态大区，城乡互动的花园城区。四、科技兴区，转变观念，打造“文明新区”切实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结合实际，分类实施“三个一”工程，给每位农村党员发一封公开信、培训一门致富技术、提供一个发挥作用的舞台；给每位城市党员一个过组织生活的“家”，一个稳定的工作岗位，在党委、政府中心工作中发挥一项重要作用，使每个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得到充分发挥，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不断增强。全区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小康实现程度和分值为94.1分。居民居住条件明显改善，消费水平明显提升，消费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其它配套社会事业：教育、科技、卫生等也得到迅速进步。大力实施“科教兴区”战略，在巩固和发展义务教育的同时，积极调整教育结构，教育水平逐渐提升。科技投入力度加大，科技队伍不断壮大，全区上下增强了“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意识，使我区经济增长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现代化轨道上来。综合技术服务进一步完善，年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8%。卫生事业的服务能力大大增强，全面达到了“一体化”、“三制、四有、六统一”的管理要求。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着眼于以人为本，解放人的思想，转变人的观念，振奋人的精神，提高人的素质，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唯有改革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面对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面对咄咄逼人竞争挑战，我们将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豪情展宏图、誓攀新高峰，为实现xx走在xx地区前列的奋斗目标做出更大的贡献！

战争诗词范文第2篇

本人长期从事生物进化理论的研究工作，从生物进化研究扩展到人类社会进化和文化进化最一般规律的思考。“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注：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所以自然想到要用辩证法。在研究工作中我发现，就进化事件而言，原有的辩证法体系似乎存在着一个解释功能的空白。（注：参见拙著：《突变和进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37页。）众所周知， 在传统的辩证法概念体系中不包含进化概念。也就是说，进化不在形而上，而在形而下，是要被说明的对象。我原以为，通过辩证法的若干次演绎并加上一些具体条件，进化现象可以得到较彻底的说明。我遵循着这样的思路，试图从辩证法的三个规律和一系列范畴中推出世界所有事物或有些事物进化的必然性；理清进化论思想的依据和给进化确立一个标准。但经过相当长时间努力，始终未能如愿。

我始终认为辩证法如果缺少了对进化现象的解释或说明，这一哲学的对象可能是不完整的。对于进化现象的进一步考察，令我惊奇地发现，进化现象的逻辑依据是物质的层次与层次间的关系。现实事物中“变”与“进”的统一只有放在物质层次结构的框架里面才能够被理解：不同层次和跨层次间的相互作用，使得最早发生于事物内外各个层次上的突变（内在随机性）协调一致，在整体上显现新的特性。故此，我把层次结构称为进化论的第一原理。（注：参见拙著：《突变和进化》，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4—137页。 ）原有的辩证法概念体系，正是缺少了层次这一基本范畴，所以不能圆满地解释进化，同样也不能圆满地解释退化。而层次这一观念，不能被自然而然地从辩证法的其它范畴和规律中推出来，也不能由其它概念或范畴代替，它与辩证法的诸范畴和概念在含义上是互相独立的。所以我由此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让层次概念加入到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范畴的行列中来，同唯物辩证法的其它基本范畴：物质、运动、时间、空间、联系、发展、多样性统一等（注：它们是辩证法的元范畴，在含义上彼此独立，且没有否定词。）一齐作为辩证法三大规律和诸对范畴原理的支撑点。

从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研究中获得的哲学启示

从本世纪40年代或更早一些时候开始，人们对世界认识的视野进到了被以往称为复杂性事物的领域，复杂性和复杂系统演化成为科学家和哲学家们最关注的研究课题之一。（注：王志康：《论复杂系统演化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对一种新的进化论或发展观的探索》；载《广州体院学报》第16卷社会科学专辑。颜泽贤等主编：《复杂系统演化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本人给自己设定的任务，是寻找复杂系统演化理论的逻辑起点。分别涉及到三个概念，它们就是复杂性、系统和演化，它们虽然被经常使用，出现在各种著作和文章中，但长久以来一直没有明确、公认的定义。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同在进化论研究中发生的类似情况，仅靠原有的辩证法体系的演绎无法确切地表达出三个概念的含义。而复杂性、系统、演化三者也不适合作为哲学的元范畴。因为，它们均可以带否定词，或与原有的元范畴在含义上交错或相近。 那么，系统又是什么呢？“系统是物质多样性统一的具体化形式”。（注：参见拙文：《论一般系统论的系统定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的系统定义——兼论康德〈宇宙发展史概论〉中的系统思想》，载《新时期社会科学教学与研究》，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注：参见拙文：《论系统在哲学范畴中的地位》，载《广州体院学报》1993年社科专辑。）在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使用层次观念。任何一个具体的物质系统都是其母体——物质层次结构中的一部分或一个区段。换句话说就是，层次必须先于系统存在，只有这样才能把系统的起源及其分类搞清楚。其性质是由同层次事物关系决定的系统可视为简单系统，具有简单的多样性统一关系，而性质由不同层次事物相互关系决定的系统，具有复杂的多样性统一关系，属于复杂系统。引进了层次观念，才使我们对于什么是简单事物，什么是复杂事物，以及两者之间的最根本的区别有了一个客观性的判别标准，从起源上揭示了系统和复杂系统的存在。我由此想到，如果辩证法承认系统性或系统的存在，它必须接纳层次作为基本范畴。

最后是关于演化。不知什么原因，传统的哲学对演化的解释比较模糊或不作解释。当我去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的时候，我发现了层次对于演化的重要性。在引入层次观念之后，我得到如下满意的结果：（注：详细论述请参见《复杂系统演化论》，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二章：复杂系统及其演化。）所谓演化，即指事物从一种多样性统一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多样性统一形式的具体过程。从总体上讲，演化没有开始也没有终止，不是从一到多，也不是多归一，而是一种多和一的统一到另一种多和一的统一。演化是复杂性系统的基本特征之一，在跨层次相互作用下形成突变、约束、编码和组织等各层次结构更新与协调的演化机制。热力学第二定律和达尔文进化论的矛盾可以在复杂系统理论的框架下得到解决：同层次的无序变化是不同层次的有序变化；不同层次的有序变化制约同层次的无序变化。变异分层次输入，分层贮存，分层管理，跨层次起作用，通过逐级反馈、分检和放大，系统内部和外部多样性统一关系不断更新，适应整体环境的变化。对于事物演化的解释立足于层次论。演化中产生的两种不可逆方向唯有在承认层次客观性的前提下才能解决。因为，迄今为止，人们还没有找到能够有效地说明偶然的因果联系和必然的因果联系可能在一个简单（无层次）系统内实现统一的机制。“变…选…进”，简单系统的组织显然要靠它组织。只有当原因是必然的原因，产生必然的结果，同时又是偶然的原因，产生偶然的结果，必然的结果与偶然的结果又互为新的因果，达到协调统一，才能出现抑制熵增的趋势。复杂系统，即性质由不同层次和跨层次相互关系决定的系统具备偶然性因果联系与必然性因果联系产生协调统一的条件：因果联系的层次产生返身相互作用，使系统内部产生新质和各要素、部分协调统一的关系。

从思维创造性研究中获得的哲学启示

揭开人类思维的秘密，特别是阐明思维创造性或创造性思维的机制，一直是科学家梦寐以求的事，近年来也成为了哲学工作者的一个热门课题：从辩证法的角度说明新思想的形成。当我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思考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不将思维的各个层次区分开来，就找不到相互作用的依据，辩证法在这里依然只能作空洞、抽象的说明。

于是，我着手将各种已知的思维方式由外至内进行分类排队，初步形成了一个思维层次结构系统：直接感性／间接感性／理性／世界观／明意识／潜意识／意识之上。（注：参见《突变和进化》跋：精神的快乐是创造。）这是一个具有质的包含与被包含、控制与被控制关系的等级结构系统即复杂性系统。任一层次上的事物都处在跨层次的相互关系之中。但同时各层之间的相对独立性也是显明的：不同的思维层次各自与自己相关的认识上的物质客体和认识上的物质主体产生相互作用。一个层次上的变异不仅改变该层次的状态，而且改变其它层次的状态以及整个层次结构的统一关系。这样，每一种方式即每一个层次都使我们获得局部经验和关于对象的局部的一些观念。由各个渠道输入进来的不同层次水平的经验和观念，将在我们的思维中建立起跨层次的统一关系。于是，我们的思维结构便选取了一定模式。我们的思维一刻也不停顿，总是处在一种活跃状态之中。所以，它不会只采取唯一的一种初始的模式。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协调来自各个层次的变异信息（相对于原有观念的新观念，或相对于现存观念的超前观念等）之间的关系。思维系统上的各个层次上的事物可能经常被替换，甚至发生混乱。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由于我们的感性器官发生了变异，产生错觉或更加精良，或者是由于接受了某种新的逻辑或哲学，或者处在了某种心理情绪的臆境中。我们的思维要随时整顿各个层次上的承载物，使得它们有序，合理反映客观世界。

除了思维系统中跨层次相互作用形成的突变、约束、编码和组织等复杂性作用的机制以外，没有哪一个事先安排好的程序能够使我们的思维具有创造性和预见性。正因为所有事件都发生在一个多层次结构的体系中，“混乱产生有序”才具有极大的可能性。超出个体、独立于个体的社会化的意识，也同样具有一定的层次结构，社会意识的创造性同样来源于各层次的自主性变化（突变），以及跨越层次的相互关系导致的其它复杂性产生和存在的作用机制。我想仅此而言，层次论所具有的强大的解释的功能，恐怕也是原有辩证法体系难以替代的。

从社会系统工程研究获得的哲学启示

钱学森等同志提议，要把社会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研究，（注：魏宏森、曾国屏：《系统论——系统科学哲学》，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80，190页。）我很赞成。历史辩证法必须反映历史发展的本来面目，随着历史本来面目的揭示而改变原有的形式。

那么，我们的工作到底应该从哪里开始呢？经过一翻思索之后，我决定在传统的辩证法的基础上引进层次观念，把“人类社会天然地具有层次等级结构”和“人类社会天然地置于物质的无限层次结构系列中”这些命题作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这样，社会的发展亦可以用复杂系统演化理论加以分析了。来自社会内外各层次上的变化和跨层次相互作用导致社会组织和运作在同一个历史时期有可能采取不同的形式。社会可以作为一个开放系统来处理。社会的复杂性来自社会的层次性。我获得的结果是：社会系统中各要素或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竞争的。无限制的竞争导致社会朝混乱的方向发展，而无竞争的社会将走向衰退和死亡。社会的层次结构对于社会各要素、各部分之间的竞争和无序的趋势产生制约、协调和组织作用，迫使各个部分合作和遵守一定的规则。所以，各部分、各个层次之间的关系就决定社会系统的性质：是发展的，还是衰退的，或者说，是“活”的，还是“死”的。活的社会系统一定是一个复杂系统，但复杂系统不一定是活的社会系统。一个社会系统是活的，还是走向死亡的，关键是：一、社会的各个要素、各个部分、各个层次的活动力是否都被充分激发起来了。二、各个层次含跨层次之间是否建立起了一种相互促进、制约、协调和统一的关系。（注：《层次、复杂性与社会系统演化》，载《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一期。）社会系统工程的研究之所以是有可能和有意义的，就是因为社会本身具有复杂性。人在社会客观规律面前不是被动的、无能为力或无所作为的。社会系统工程的任务就是：从社会层次结构方面考查现存社会系统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各层次的关系，进而确定一个社会系统的性质；设计、构造、预设可能的社会系统；通过比较、分析、论证，判定一种最佳的社会模式系统，作为社会变革的理论依据。

结论：层次观念是辩证法新形态的重要切入点之一

战争诗词范文第3篇

关键词：生产动员；国防动员机构；咨询机构；国防咨询委员会

国防咨询委员会，是美国正式参加两次战争之前，进行局部的生产和动员时，设立的为战争领域服务的机构，是美国总统的御用咨询机构。美国分别在1916年和1940年，成立过两次国防咨询委员会。它是一个松散的而没有实权的顾问机构，而且维持时间都不长，却在实际运行之中，在战争动员的工作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美国的经济与工业领域的统制，做出了宝贵的前期探索和准备。

一、国防咨询机构的设立

在美国正式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美国还没有开始全国性的战争动员，尽管美国在参战前已经开始着手相关备战工作，但还没有建立一个独立的动员机构，几乎由军方一手包办。然而，战争迅速发展，涉及到需要动员的领域越来越多，军方已经不可能独立负责战争动员问题。

所以，当时美国总统需要一个汇集了各方面专家的机构，来为他提供各个领域的咨询服务。1916年8月，美国成立了一个作为顾问机构的七人国防咨询委员，聚集了各个行业的杰出人才，以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总经理威拉德为首，每一位委员都负责一个特殊的领域。分别被分配到运输领域，工程和教育领域，弹药和制造领域，药品和诊疗领域，以及原材料，供应，和劳动力领域。咨询委员会，如同名字那样，理论上没有实际权力。咨询委员在各自负责的领域之下，又有专门的委员会来参与不同的事务，但同样没有实际权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也建立了同样的机构。在1940年5月28日的早上，罗斯福总统给七位人士打电话，邀请他们作为总统的顾问，宣布了他重组国防咨询委员会的计划。委员会由通用汽车公司董事长威廉・克努森为首的7位各个领域的杰出人士组成。分别负责工业生产、工业物资调配、劳工、物价、农业、负责运输、负责保护消费者。后来，零售巨头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经理唐纳德・纳尔逊也加入进来，负责国防物资采购的协调员。

二、在局部动员领域中的作用

在美国正式参加战争的局部动员中，很大程度上，咨询委员会不仅仅作为咨询机构在发挥着作用，更是在探索和解决动员领域存在的问题，为后来的全面动员做好铺垫。面对出现的实际问题，咨询委员会便根据自身领域的知识，向总统和官员提出建议，在很多情况下，咨询委员会的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

（一）动员程序规范化

政府和军队在有关生产动员方面缺乏经验，咨询委员会的成员则利用他们的专业知识，在相关领域的程序化，标准化，以及专业化方面，为政府机构和军事部门提供咨询以及协助服务。为政府和军队的动员系统，建立一套程序化的运作模式。在1940年，当国防咨询委员会开始运行时，战争部采购局也才刚刚结束了二十年多年惨淡经营，恢复了正常运转。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帮助战争部恢复自己的采购功能，国防咨询委员会就负责对军队人员进行相关的采购程序培训。其中，他们协助军队的首要任务，就是寻找必要的生产设施，以及为迅速增加所需用品授予合同。[1]

（二）为全面动员机构的组成奠定基础

国防咨询委员会分别在1916年和1940年，参与进行了全国性的局部动员。其中，在这向全面动员过渡期间中，从动员机构本身的发展来看，国防咨询委员会为全面动员机构的建立，奠定了至关重要的基础。在组织架构方面，国防咨询委员会一系列处理各个领域事务的下属机构，随着情况的发展，纷纷被赋予了实际权力，成为了负责各个领域的动员办公室。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防咨询委员会下属的交通运输委员会通过国会法案发展成为美国铁路管理局，煤炭委员会是燃油管理局的先行者，食品管理局则来自于其他的委员会，剩下的则变成了军事贸易委员会和海运局，其中最为关键的部门则经过充分规划，最终形成了作为负责全面工业统制的战时工业委员会（War Industries Board）。[2]

（三）为相关人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积累平台

关于人员方面，国防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更是成为了后来负责全面战时动员和统制经济工业的机构中的核心人物。他们在初期的局部动员中，进行初期探索，在为数不多的时间里，积攒了宝贵的办事经验。比如后来成为战时工业委员会的主席伯纳德・巴鲁克，他是银行家出身，在有关工业领域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经验。但在1917年初，作为国防咨询委员的原材料委员会委员的伯纳德・巴鲁克，开始负责钢供应问题，在此期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凭借着出色的工作，后来他成为了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就这样，正式统治机构负责人的人选由咨询委员会成员中产生已经成为了惯例，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咨询委员会成员唐纳德・纳尔逊也成为了1942年1月成立的正式战时统制机构――战时生产委员会（War Production Board）的负责人。

（四）成为总统行使战争权力的重要媒介

建立国防咨询委员会在美国正式宣战之前的非常时期，对于总统权力的行使，具有特殊的意义，尤其体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政府并没有对巨大的军事工业动员问题做出明确的设想，直到参战了几个月才如梦初醒。所以，总统必须对于战争动员未雨绸缪，制定相关计划。但是，美国在正式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以当时的孤立主义盛行的政治环境，并不能让总统建立一个负责全面动员的实权机构。所以，建立一个松散而没有实权的咨询机构，是有必要的。既然它仍然被规定所许可，这样当时间紧迫时，总统就不必请求从国会立法，来建立一个新的组织。[3]几乎就是从这里，罗斯福就开始建立了一套他自己的战时体制，建立特殊的机构，不向任何内阁官员负责，而直接向总统报告。

综上，作为咨询机构，国防咨询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局部动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为后来美国通过战时工业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战时生产委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的实权机构，实现对美国经济工业领域的管理统制，做出了重要的初期探索和准备。咨询机构作为战争时期中国家动员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环节，是国家从和平状态到战时统制状态下的迈出承前启后的重要一步，体现出了战争动员所需具有的前瞻性和专业性。（作者单位：四川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Millett，John D.The Organization And Role of the Army Service Forces[M].Washington：Office of the Chief of Military History，Dept.of the Army，1954：187.

战争诗词范文第4篇

    关键词:慈善事业,政策建议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发展慈善事业,完善社会捐赠免税减税政策,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中央关于发展慈善事业的指示精神言简意赅,切中要害,应当认真领会,着力贯彻。

    一、提高慈善事业对构建和谐社会作用的认识,增强全社会慈善意识

    改革开放之前,慈善活动在计划经济的背景下完全由政府运作,发展比较缓慢。改革开放之初,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国际资金,主动成立了一些社会团体,以民间组织的名义接受国外、海外捐赠。为此,我国出现了第一批公益基金会,并在20世纪80年代形成了“基金热”。1988年政府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第二年又颁布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慈善组织开始活跃。1998年大洪灾,2003年的“非典”和2004年印度洋海啸使全社会异常关注慈善事业,形成了社会募捐热潮,慈善组织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2005年我国首次召开了“中华慈善大会”,会议期间出台了《中国慈善事业发展指导纲要》,民政部颁布了《促进慈善类民间组织发展的若干意见》。目前全国专门从事慈善活动的中华慈善总会和分会400多家,从事救死扶伤实行人道主义援助的红十字会7万多家,还有志愿者协会、义工协会等。到2005年全国共建立了28000多个社会捐助站,建立了4000多个“慈善超市”。全国民政部门直接和间接收到了社会捐助善款64.1亿元,衣被14352万件,使3610.7万(人次)困难群众受益。但就全国而言,与国际比较,目前,我国慈善事业仍处于初始阶段,全社会慈善意识仍有待增强。因此,应在全社会大力宣传慈善事业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广泛功能和多重意义。

    (一)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结构

    发展慈善事业从经济上看是建立一种财富良性转移的机制,它的善款来源不外乎三个渠道:一是企业赞助,属于社会产品的初次分配;二是财政援助,属于社会产品的再分配;三是社会成员的个人捐助,这是社会成员在获得初次、再次分配后自愿付出的份额,属于社会产品的第三次分配。此外还有来自国际的援助。

    经过28年的改革开放,全国人民在收入普遍提高的同时,各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不断拉大。据调查,目前全国10%的高收入组和10%的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是9.5倍。20%城镇富裕的家庭拥有全部城镇金融资产的55.4%。阶层收入差距过分拉大是社会冲突的潜在因素,当前,有一些富人显富、斗富,一掷千金,迷漫着奢靡之气;在社会的另一部分群体中也出现了仇富心理。绑架人质,杀富劫财的案件时有发生。如何缩小阶层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优化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问题日益紧迫。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很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套措施。而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就是必要的措施之一。慈善事业是移富济贫的事业,它通过社会劝募和自愿捐赠的方式实施富裕阶层帮助贫困阶层,实现阶层之间良性的财富转移。因此慈善事业越是发展,对缩小阶层收入差距、缓解社会冲突的作用就越大。另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还可以引导正常消费,有利于实现全社会从一部分人先富走向共同富裕的目标。

    (二)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促进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民族之间的和谐发展

    目前我国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西部乡村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落后。缩小它们之间的差距需要较长的时间,国家的转移支付始终起着主导作用。与此同时,慈善事业的发展对缩小这种差距也将起到拾遗补缺的作用。例如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实施“希望工程”以来,累计接受海内外捐款25亿多元,为260多万贫困学生铺就了求学之路,其中在援建的11266所希望小学中,80%的学校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构建和谐社会需要调动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慈善组织在这方面不仅责无旁贷,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

    (三)发展慈善事业,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

    中华民族的慈善事业源远流长。《礼记·月令》中有“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的记述;孟子主张“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在长达数千年的历史中,民间的个人行善称为“义举”,如各朝代都有“义田”、“义仓”、“义舍”、“义学”等。急公好义,仗义疏财一直被视为优秀文化,广为社会所称颂。当今的慈善事业,不仅体现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且融入现代文明。提出无私奉献不是富人的专利,而是全民的责任;提倡捐助不是捐助者的施舍和恩赐,捐助者和受助者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受助者获得了物质的满足,捐助者获得了精神的快乐;现代慈善不是“养懒汉”,它突破“授人以鱼”,倡导“授人以渔”,通过他助达到自立;慈善行为不仅要重视物质的援助,还要体现对受益者精神的鼓励和慰藉,使受益者达到精神的充实和愉悦。总之,慈善事业的发展,可以弘扬慈善精神,提升公众的慈善意识,在全社会树立起团结互助、和衷共济、扶危济困、平等友爱的良好风尚。慈善事业的发展不仅公平合理地调节着社会财富,而且实践着“以德治国”的伟大目标。

    二、当前慈善事业面临的突出问题

    我国慈善事业在近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慈善组织和机构数量较少,募捐能力较弱。到2006年6月底,全国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民间组织有32.7万个,但是绝大多数是有政府部门背景的民间组织。志愿者协会和义工协会刚刚起步,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基金会为数不多,慈善组织和机构数量较少。据统计,1990美国非营利性慈善组织大约有140万个,德国、英国和瑞士的基金会都在1万个以上。与其相比,差距很大。

    另外,慈善机构募捐能力较弱,募捐来的善款额小。一份慈善公益组织的调查显示,国内工商注册登记的企业超过1000万家,但有过捐赠记录的不超过10万家,换言之,99%以上的企业从来没有参与过捐赠。目前我国人均慈善捐助不足1元钱;而有些国家,如美国70%以上的家庭有过捐赠,平均每家捐赠额900美元,占家庭总收入的2.2%。

    二是慈善专项法律法规尚不健全,社会捐赠减税免税政策还不完善。我国虽然已经制定了《公益事业捐赠法》、《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基金会管理条例》,但是现行的法律法规尚不足以规范、保护和促进这项事业的发展。当前仍需从法律上明确慈善组织的性质、慈善活动的程序、慈善组织的监管机制;仍须规定慈善主体的进入资质、公益产权的界定、投融资方式及退出路径等。一些有意从事慈善事业者之所以驻足观望,多种原因盖源于此。

    另外,社会捐赠减税免税的政策还不完善,影响大宗善款募集。现行法规对个人和企业捐助的善款减税免税比例偏低,享受全额免税的仅有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等12家慈善机构。因此大大挫伤了企业慈善捐助的积极性。

    三是一些慈善组织缺乏公信力,

    难以吸引广大公众慷慨解囊。当前在开展慈善捐助活动时,变相摊派普遍存在。有的单位经常组织被动性捐款,引起公众反感。社会上的慈善组织良莠不齐,知名度很高、公信力很强的慈善组织还很缺乏。有些慈善机构在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缺少自律机制,善款使用随意性很大。甚至发生过以“义卖”、“义演”为名,行中饱私囊之实,社会影响极坏。

    三、促进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几点建议

    慈善事业是建立在社会捐献基础上的互救助事业,是一个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水平的显着标志。为了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认真加以落实。

    (一)着力培养慈善组织,全面增强全社会的慈善意识

    发展慈善事业,培育慈善组织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是坚持以人为本的重要内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社会慈善,不仅是鼓励先富帮未富,实现社会互助与政府救助对接的有效措施,更是培育形成“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的慈善意识的主要途径。扶危济困,乐善好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新在历史条件下,要大力发挥慈善事业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广泛功能,大力弘扬慈善文化,着力培育慈善组织,为慈善事业营造出良好的社会环境和舆论氛围。对于那些社会口碑好、发挥重要作用的慈善组织,政府要加以褒奖和鼓励;同时继续严格要求,大力扶持,使其发展壮大。对于做出巨大贡献的慈善家要给予崇高的荣誉。对于那些“害群之马”要严加惩戒,决不姑息;对于非法运作的慈善组织要坚决予以取缔。

    另外,要完善慈善事业的专项法规,使慈善事业走向法制的轨道。建议有关部门,在借鉴国际同类法律的基础上,将已出台的行之有效的相关法规加以整合,明确慈善事业必备的法律定位和法律属性,规定慈善组织的主体资质、监管规制、活动程序、会计准则和主管机关。适当提高捐赠所应减免税收的优惠限额,享受减免的范围应扩大到所有依法注册的慈善组织。以此吸引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向慈善组织捐助善款,并从事慈善事业。

    (二)围绕和谐社区的建设,鼓励慈善组织在乡镇和社区建设中发挥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基础在乡镇和社区。要围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和谐社区的建设,鼓励、扶持、着力兴办慈善组织。慈善类的民间组织在乡镇和社区普及开来,逐步扎根,将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和社会福利事业的活跃。慈善组织在安老扶幼、助残育孤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它们了解社情民意,更容易做到善款善用。特别是对于社会保障一时难以覆盖的特殊困难群体,如“艾滋”孤儿、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流浪乞讨儿童等,慈善组织可以发挥其它机构难以替代的宝贵作用。

    (三)慈善组织依法坚持自律和诚信,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

    自律和诚信是慈善组织必须坚守的社会公德,同时这种自律和诚信又将受到法律条文的严格约束。为了提高慈善组织的社会公信力,国际上采用第三方评估的方法。这是一套比较成熟的方法和技术。它综合运用社会调查和定量的统计分析方法,对慈善组织实施的公共服务项目进行科学的评价。慈善组织对于募集来的善款应采用公开透明的方式接受社会监督,完全尊从捐赠者的意愿确定使用方向,并及时向捐助人反馈善款使用的结果,接受捐助人的咨询和建议。

    (四)抓紧对慈善事业人才的培养,加强与国际慈善组织合作与交流

    目前我国从事慈善事业的专门人才十分紧缺,应大力推动慈善从业人员的培养工作。加强培训教材的编写工作,设置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采取有效方式,轮训现有的慈善工作者。不断丰富他们的专业知识,提高他们的工作技能。在大专院校设立相关专业,培养慈善事业专门人才,为社会输送有专业特长的慈善工作者。鉴于国际发达国家慈善组织众多,善款充裕,经验丰富,联系广泛,我国慈善组织应加强与国际知名慈善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在合作与交流中注重研究它们的服务宗旨、服务对象、服务方式和服务规则。定期与之联合举行国际性劝募活动,向国际社会募集资金,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2005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报告》,载于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社会保障制度》,2006年第6期。

    〔2〕郑功成:“现代慈善事业及其在中国的发展”。载于《学海》(南京) 2005年第2期。

    〔3〕“力促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民政部出台三‘意见’”, 载于2005年11月29日《人民政协报》。

战争诗词范文第5篇

关键词:政府采购;NGO服务;慈善事业

中图分类号:C913.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26-0071-02

中国人口总量达13亿人,而且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发展格局差异很大,季节性和突发性的灾害频发,由此形成的弱势群体数量庞大,分布广泛。在这些人中,主要依靠政府或民间慈善机构救济的占很大一部分比例,如果失去外部的援助,他们的生活将难以维系。虽然有各级民政部门履行政府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职能,但体制官僚化,缺乏活力,救助的模式和途径单一,救助的范围有限,使得各级政府在面对人数众多、情况复杂、需求独特的救助对象时,显得捉襟见肘。

近些年,以服务弱势群体为主体的NGO的出现,大大地缓解了政府救助工作的压力,而且各种NGO有细分的服务救助对象,比如服务“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的儿童村,服务软骨病儿童的“瓷娃娃协会”,等等。这些救助机构同时拥有健全的工作体系和专业的工作人员,相对于政府而言,他们对特定弱势群体的救助更有效,更到位。

因此,如何把政府开展的救助工作和NGO进行的救助活动相结合,扩大救助范围,提高救助效果,建立多层次、多途径的社会救助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研究价值。

一、中国NGO发展现状实证分析

NGO,英文全称为“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意为“非政府组织”,通常是指以非营利为目的,有正式的组织形式,具有一定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的民间的社会组织[1]。目前,中国非政府公共部门包含三种类型,分别是基金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NGO的存在,对于以中华慈善总会为主体的官方救助体系形成有利的补充。另外,根据服务对象的不同,NGO涵盖了“保护自然环境”、“保护野生动物”以及本文着重探讨的“救助弱势群体”等类别。

近些年,NGO在中国的发展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无论是救助的范围还是救助的水平,都有显著的进步,并且一部分NGO因其作出的突出性贡献,已获得全社会的广泛关注以及政府的认可。比如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主要救助对象为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从2003年成立至今,先后代养过30多位服刑人员的子女,因其具有良好的社会示范效应,目前已获大连市委批示,在大连市民政局注册成为正式的民间救助机构[2]。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晰地认识到,目前,NGO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缺乏社会公信力、获取资助的途径单一等一系列困扰NGO进一步发展的阻碍,虽然自身特质决定NGO在为弱势群体提供服务时更为便捷、更为专业,但从目前已获救助人数占需救助总人数的比例上看,NGO发挥的作用还很有限,因此,中国的NGO还有巨大的发展潜力,种种限制因素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斯蒂格列茨的“政府经济学”思想

在现阶段国内的大背景下,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工作主要由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开展,慈善事业和慈善活动由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等具有官方背景的社会公益组织负责。然而,活动于中国慈善救助事业最前沿的NGO不但在规模上与这些组织无法比拟,而且应该享受的各种优惠政策也难以落实到位。比如,特殊教育用地政府应该无偿划拨却难以落实。

不仅如此,我国现行的捐赠法律还规定,只有中华慈善总会、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会五家公益组织享有公益捐赠减免税的特殊待遇,企业只有向这五家公益组织捐赠时才能享受减免税政策。这就制造了一种新的特权,造成少数公益组织通过特权垄断了捐赠资源,而不是通过良好的信用和服务去竞争,大量的NGO公益组织公平竞争捐赠资源的机会被剥夺。

NGO作为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群特殊的主体,在行动灵活性、服务专业性、救助广泛性及工作高效性等方面有着政府难以匹敌的优势,政府不应该忽视这一力量的存在,应该从对待新兴产业和支柱行业的角度去规范与引导。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提出的“政府经济”新命题,为研究政府与NGO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该命题指出: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按照经济学原理,政府属于非营利性组织,而将非营利性组织与营利性组织作比较,最显著的差别是成本效率不一样。政府由于其特定的职能和性质,可以作为“公共物品”的购买者来体现其职能,从而摆脱直接生产所带来的高成本低效率的困境,让非营利民间组织去生产“公共物品”,同时,政府可以依靠市场的规律,选择价格低且质量高的“公共物品”提供给社会。

政府向NGO购买服务,既帮助NGO解决社会公信力缺乏、筹资渠道单一等发展障碍,又能使政府从各个具体的社会救助服务项目中抽身,避免“全管型政府”,节约人力和行政成本,专职做好社会公众整体的公共服务。

三、有关政府向NGO购买服务的规划设想

(一)制定工作准则,建立行业规范

中国民政部应作为主管单位,颁布《政府采购NGO服务管理条例》,中华慈善总会作为召集人,颁布《NGO行业基本准则》,各地区根据基本准则和该地区的实际情况出台具体准则,准则规定的内容应包括申请政府采购NGO资质要求、资质认定、申请流程、工作计划、财务预算、成效评估等项目。

(二)纳入政府的采购范围,通过招投标的形式进行购买

各级政府的民政部门应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确定需要的NGO服务,将其纳入政府的采购范围,使用财政的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资质优良的NGO进行资助。其中,对于申请数量较多的NGO服务领域,政府作为采购一方应该按照标准的项目招投标方式对NGO进行选拔,以实现“优中选优”,保障救助工作高效有序;对于申请数量较少的NGO服务领域,当地政府应该从外地引进,或根据国内外先进的NGO运作模式,扶持多个NGO团体,提高他们的竞争力,直到其具备提供相关服务的能力。

(三)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定期进行财务审核

获得资助的NGO每一个工作年度都应该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机构,比如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其财务状况和款项使用情况进行审计,并形成审计报告提交当地人大全体会议,向政府和人民进行汇报。

四、结论

政府、NGO各有所长,但都属于经济学中“非营利组织”的范畴,因此,运作起来都存在高成本低效率,但不代表没有其他的利益诉求。对政府来说,利益是用最少的行政成本和财政资源为社会提供最优质的公共服务;对NGO来说,利益是如何持续的获取外部的支持,将救助活动不间断地开展下去。而通过“政府采购NGO服务”这一模式,建立一个共同的市场,把双方的利益联系到一起,通过市场自发的调节,毕然会形成政府降低社会救助服务的行政成本、同时优秀的NGO在政府的资助下不断壮大的新局面。

参考文献:

[1] 唐咏.从社会福利社会化视角思考政府购买社工服务的行为[J].社会工作,2010,(3):153-154.

[2] 王刚义,盛平.服刑人员未成年子女救助问题研究――大连阳光溢鸿儿童村的个案分析[D].大连:大连理工大学,2009.

Influence on China Charity for the Purchase of NGO's Service by Government

LIU Zhen,ZHAO Jia-peng,YANG Tong

(Dalian University of Technelogy,Dalian116024,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