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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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1篇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以考试为主要方式的一种选拔官员的基本制度,是我国古代国家政治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渊源于汉朝,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完备于宋朝,兴盛于明、清两朝,废除于清朝末年,历经隋、唐、宋、元、明、清。科举制度从隋朝大业元年(605年)的进士科算起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正式废除,整整绵延存在了1300周年。

    科举制度从它诞生之初,就预示着它的必然衰亡。封建统治者采用科举制度,目的是为了笼络知识分子,维护自己的统治。狭隘的阶级利益,使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有消极因素。唐太宗李世民看到新进士在榜前列队走过时,就非常高兴地对侍臣说:“天下英雄在吾彀矣!”(入彀就是入圈套)可见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使英雄就范的手段。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科举制度本身的弊病日益显露。特别是到了明清两朝,科举考试的内容严格限制在四书五经中,考试问文体必须用八股文,考八股文时,必须以四书五经来命题。这就从形式和内容上都禁锢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将他们的思想限制在程朱理学之内。他们只能“代圣贤之言”,依照题意,揣摩古人语气去宣扬封建的伦理道德,阻碍了思维的独创性,更不能联系实际。而到了近代,随着国外先进思想的不断传入,西方的各种政治制度先后被介绍到中国,社会出现了新思潮,这种死板的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结果。

    科举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逐渐丧失,是其衰亡的又一个重要因素。隋朝以前,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主要包括:春秋战国时期的“世袭制”,两汉时期的“察举制”、“征辟制”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上述无论哪一种选官制度,大多以门第为主要依据,一般人根本没有做官的希望。而科举制从其诞生之初,就一改以前选官重门第的做法,它将选拔官员和学校教育、考试制度相结合,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选拔官员中的长官主观意志,为一般士人和平民提供了走上仕途的机会,确实使一些出身贫寒,但有真才实学的士人得到任用,因而科举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是,它得到了普通读书人的欢迎,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和走进上流阶层的桥梁。到了近代,外敌的入侵、领土的割让、赔款的支付,中国社会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纷纷从中自省,认识到,四书五经固然重要,但是,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和近代技术,使国家早日强大,则更加重要。加之,西方民主思想的广泛传入,许多接受民主思想的学生们,感受到民族危难的刺激,逐渐走上朝廷的对立面,这样,科举制度所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就进一步地受到削弱,并最终丧失。社会基础的丧失之时,就成了科举制度的衰亡之时。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2篇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朝廷简选官吏的一种考试制度,始于隋,经历1300多年的漫长历史,直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宣布废除)止。其实,魏晋南北朝时的“九品中正制”选官制度已是科举的雏形了。当时各郡推选有声望的人为“中正”,在这些“中正”里按其才能分为九等供政府选用。由于没有经过严格考核,世族垄断了官吏的选拔权,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到了隋文帝才得以废除,改行科举制度,矫正了按门第取士的弊病。历代学子为取仕,考场作弊的现象也随之而生,防止作弊的各种“关防”手段也就出现了。笔者所展示的这份清末文童试卷就是融“糊名”与“誊录”两法于一卷的防弊范例。

“糊名法”始于唐武则天时期,当时考生在考试时,先在试卷上写上自己的姓名,然后用纸把自己的名字糊上,待考官阅卷完毕,确定取录与否及名次后,再揭开糊纸才得悉取录人的姓名。这种办法主要目的是防止考官。此防弊办法一直沿用到明清,并逐步周密和完善。

“誊录法”最早始于宋代,即考试完后,由专人把所有考生试卷通通誊录一遍,然后再按誊录卷评阅,避免了以考生笔迹进行判断而徇私的弊端。《能改斋漫录》记载:“(宋)仁宗时有糊名考试之律,虽号至公,然不绝其弊,其后袁州李夷宾上言,请别加誊录,因著为令,而后识字画之弊绝。”

除此之外,古代科举防弊办法还有如下几种:

“棘围截遮法”。始于唐宪宗时。为防止考场传递作弊,在试院的围墙上插满棘枝,防人翻越。

“移试法”。始于唐真宗时。凡考生与考官有亲戚关系者一律移到别的考官下考试,以避嫌疑,防止徇私。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举停废;乡村青年士子;社会文化根源;平静反响与积极调适;与时俱进

把科举学作为一门学问来研究不过百年，这期间关于科举制度改革学术界研究颇多。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哈佛大学出版的《中国科举制度改废考》，首次将科举改废做为专题研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的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作者运用清人笔记小说，文集等文献较为全面地论述了清代科举的发展变化。2005年科举百年祭活动的开展以来国内科举学宏论迭出。

解读《朱峙三日记》可以帮助我们从微观层面来展现一个时代的人物命运及生存状态。限于资料的完整性和典型性本文着重讨论以朱峙三为代表的信息比较通达的南方乡村青年士子的反响、态度与境遇。朱峙三，湖北人，清末秀才，其日记至今留存比较完整。对于乡村青年士子中“乡村”的概念这里有必要重申一下，清代行政区的划分是没有城乡之别的，因此大部分士子都属于乡村士子的范畴。在近代科举学的研究中对于科举废止对士人影响有两种观点，一种是科举制的废止导致了士农工商的传统四民社会的解体，士人被边缘化。一种是科举废止，绅权上升社会更加平等化。本篇论文仅就一人研究部分群体以及某些业已存在的影响和事实。

一、科举停废与青年士子的平静反响积极调适

科举制的废除要从其变革说起，1841年广州总督祁贡上书开启了倡导科举变革之风，经历了道咸同光四朝，到1896年才正式开始了科举变革之路。1905年，科举骤停，最直接的受害人是广大“习举业”的士子，其中自然不乏刘大鹏式的有的旧式士子，对他们而言科举制的废除无异于晴天霹雳。为此，刘大鹏在日记中写道：“世变至此，殊可畏惧”，“甫晓起来心若死灰，看得眼前一切，均属空虚，无一可以垂之永久……”（1）。刘大鹏式的抗拒不是个例，对于偏僻地区和以此为生的中老年士子而言有关个人利益的牵扯和个人生计的无着让他们苦不堪言。然而对于更广大的青年士子而言，虽有怨艾，但是他们早已看清停废科举已是大势所趋，他们没有选择坐以待毙而是及早的做出反应与调适。这一过程是怎样的，他们又做出了怎样的调适呢？

研究1901年到1905年的《朱峙三日记》能给我们一个相对完整的答案。从1901年8月清廷下诏停八股起士子们就紧跟时势，讲求时务之学，开始关心时局。因“师喜看新书，讲求时务之学”，“借阅报刊尤注意宫门抄及变法新闻”（2）。1902年3月，朱峙三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八股已废止，老儒多有慨叹者，谓朝廷不应废制艺改策云云。老儒盖中八股之毒者”（3）。可见朱峙三以把八股视为毒害人心之毒物，作为清末秀才的朱峙三口出此言让人有些惊愕。对于停科举一事清政府犹豫不决，士子们的态度也摇摆不定，这时大多数士子的态度就是既不拒绝跟随科举改革做新的尝试，也不放弃科考机会，“迭次提倡学堂，废科举，现在仍然并重”。1903年7月，当他看到报刊登出《奏定学堂章程》时，他就意识到：“观其似欲废科举，办学堂”，之后不久，他便开始托人联系，准备投考省里的新式学堂。一年以后，朱峙三在日记中这样记载：“各学堂学生，如五路小学，农务，方言等学堂学生……文普通及省、道、府三师范简易科，则尽秀才也”可见当时青年士子们已经努力适应调整并逐渐走进学堂融入新学之中了。1905年9月2日清廷下令正式废除科举，朱峙三在9月18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日科举已成为历史上的陈迹矣。许多醉心科举之人，有痛哭者矣”，平静的好像在说一件与自身全无关系的事。何怀宏在其研究报告中这样形容社会和士子们对废科举的反应：“当时社会上总的反应却大致接近于无声无息，革命派的报刊几乎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不热烈，既乏激愤者，也少欢呼者，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灭亡”。或许置身于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更好的理解社会和士子们如此冷静的反应，每种社会现象的发生往往都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二、冷静与积极调试背后的社会文化根源

（一）异途冲击对科考的破坏

在相当长的一短历史时期内，科举为乡村士子提供了一条相对公平的取士之路，但科举的独木桥毕竟狭窄难行。晚清以后，吏治腐败让本就艰难的科考难上加难，捐纳，保举冗烂，使得正途入仕的比率明显减少。张仲礼通过对5473个案例进行研究观察后得出：“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各省获得绅士身份的新进者比例高达40%到56%，他们大多数是通过捐纳进入绅士行列的”，“由于捐纳制度中涌出的官吏人数日增，传统的由考试竞争的机会均等原则更不复存在”。这种异途冲击必然会导致广大士子的极端失望，进而导致科举制的向心力下降，科举的魅力和吸引力大大减弱。

（二）晚清政府在内有外患背景下的政策导向

封建社会的旧中国，社会的变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的导向，晚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危机情势下急需各方面人才，科举制选拔的人才已不能适应社会现实的需要，从1896年到1905年，科举改革已经喧闹了多年，十几年摇摆不定，对此士子们对科举制的废除早已有了相当长时间的心理准备。加之各种新式学堂的与日俱增，新式学堂通过各种形式的奖励章程以逐渐成为清廷取士的正式来源。1904年颁行的癸卯学制，通过《奏定学堂奖励章程》实际上学堂继承了科举以考试入仕进阶的传统，除此之外晚清政府还鼓励留学。早在科举废止之前，清政府内部就开始了商议科举废止后的善后章程，事实也是如此，几乎与科举制废除同步，政府就为广大的士子提供了多于以往的种种优待。

（三）社会风气的转变

自1840年始，中国社会就逐渐开始成为一个大熔炉，新学和旧学，中学和西学不断交织碰撞，社会和人的思想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从拒绝到接受从量变到质变。作为知识分子的士子阶层必定受到新思想的洗礼。早在1903年在接触到新学后朱峙三发出这样的感慨：“本朝现代虽有恩与百姓，然知识高尚，值此学术昌明之世，满汉之界犹严……吾邑旧学先辈未见此书，总曰本朝深泽仁厚，奈何！奈何！”作为知识分子在目睹国家内忧外患之时，一方面，排满情绪四起。另一反面，家国意识、民族意识逐渐强化，青年士子的视线已从个人的达官显贵逐渐转移到强国御辱的革命之中了。除此之外职业倾向的转变，西方思想东渐，留学教育对等等也使他们不再视科举为唯一。

三、青年士子所表现的出的冷静与积极调适的现实意义

王学典先生曾在《史学引论》一书中指出史学家的责任在于还原历史，还原历史归根结底还是探求现世的价值为现代人所用。本篇文章旨于通过《朱峙三日记》还原社会变革时年轻读书人的心态及对自身的调整，给我们现代年轻人提供一些指导和借鉴。历史不只是历史本身，历史应该带着现实的存在感，裹挟着现代人不断前行。

朱峙三等南方乡村青年士子对社会变革的冷静基于在变革前对社会大趋势有清晰和正确的预见，并能避虚就实的找到解决办法。现如今的世界也处在飞速发展之中，年轻的读书人往往在走出校园后茫然无措，我们要做的并是被动的等待时代的拯救，而是要在认清现实的基础上顺应时势。在科举变革之中，青年士子所表现出的积极调适、时俱进精神和革命精神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学习和借鉴的，我们似乎忽略了我们时常口诛笔伐的旧社会的酸腐文人在一百年前面对社会变革所展现出的勇气，魄力和胆量。这只是我对这事件的表象的粗陋理解，历史往往比他表现出来的更加深刻，这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和剖析。正如1906年1月科举制废除六个月后严复在《论教育与国家之关系》的演说中所说：“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如何，非吾辈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参考文献：

[1]朱峙三，《朱峙三日记》，中南地区史研究会、武昌研究中心编，第10辑，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2]朱峙三，《朱峙三日记》，中南地区史研究会、武昌研究中心编，第11辑，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注释：

（1）《退想斋日记》，1905年10月15日、17日，第146页。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初中；历史课堂；错别字；纠正

2011年版《义务教育历史课程标准》课程目标中，“知识与能力”部分明确

要求“学生知道重要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历史现象”；“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认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地位和作用。”学生不仅要熟悉重要的知识点，还要能正确写出。

历年的南京市《历史试题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中都要求：考生所答的历史专有名词、历史人名、历史地名、朝代名称等，如出现错别字，皆以错误判定，不予给分；字迹潦草，书写不规范也不予给分。但不少学生对正确书写问题仍然是不够重视，这就不仅会影响学习成绩，而且不利于良好学习习惯的培养。因而应将规范书写问题列为初中历史教学的基础内容。

教师大都采用口头默写的方式来检查学生知识的掌握程度，但随意性比较大，效果不理想。自上学期以来，笔者自己编制默写讲义，以新课标为依据，紧扣中考考点，坚持少而精的原则，以填空题型为主，可以当作课前预习案，也可以当作课后默写讲义。由于难易适中，可行性强，因此学生从中不仅可以收获历史知识还可以收获学习的快乐。现以七年级历史下册第四课的讲义默写为例。

第四课 科举制的创立

1.科举制的诞生：（①）时开始用分科考试的方法来选拔官员；（②）时，正式设置进士科，我国科举制度正式诞生。

2.科举制的完善：（③）时，重视人才的培养与选拔，大大扩充了国学规模；武则天时，开创了（④）和（⑤）；唐玄宗时，将（⑥）成为进士科主要的开始内容。

3.科举制的废除：科举制度在我国封建社会延续了（⑦）多年，直到（⑧或⑨）才被废除。

比如②处“隋炀帝”中的“隋”“炀”，④处的“殿试”，⑤处“武举”中的“武”，⑥处“诗赋”中的“赋”，都是学生容易出错的字词。笔者不仅在幻灯片上展示这些字的正确写法，还让学生亲自到黑板上书写，结果真是“不写不知道，一写吓一跳”。

比如“武”

“试”的书写，很多学生多写一撇，“隋”多写个“走之旁”，“炀”写成“汤”或“肠”，令人啼笑皆非！

笔者教授的是初一历史，坚持每节课都安排听写或默写。经过积累笔者发现，错别字出现的原因及解决对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科举制度废除范文第5篇

甘宁青地区地处中国西北内陆，交通闭塞，地瘠民贫。无论在政治、经济上还是在文化教育方面，均远远落后于东部沿海地区。然而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当中，甘宁青地区也顺应时代的潮流，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实行种种改革，然而由于地理条件的限制，一直发展较为缓慢，明显落后于东部的沿海各省。近代以来，伴随着教育改革，尤其是科举制的变革直至废除，以及新式学堂的建立，甘宁青地区亦出现一批知识分子，虽然这部分知识分子在数量上、规模上、先进性上，与东部沿海各省无法相比；但是他们对于甘宁青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与变迁，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清朝末年西北地区的教育改革是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产生的直接原因。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决定废止八股文。光绪二十八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即所谓的壬寅学制。光绪二十九年颁布实施“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在全国推行。光绪三十一年，延续了1500年的科举制被废除。同时，“清政府大力兴办新学，通令各省书院一律改为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书院改为中学堂，各州县学改为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一方面，它的废除意味着读书和做官之间已没有必然的联系了。从而断绝了传统知识分子“科举人仕”的道路，促进了近代知识分子的分化转变。另一方面，科举制废除以后，知识分子进入新式学堂研习新学，这样新式学堂教育也得以迅速发展。因此，清政府实施的教育改革措施为新式教育体制的建立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

传统士人是在传统文化的熏陶下和科举制度的培养下形成的。在近代的社会剧变中，传统士人开始逐步分化，一部分向近代转型，成为近代知识分子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近代教育的多样化也造就了多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所以近代甘宁青知识分子的来源包括：接受了新式教育的传统士人、新式学堂的毕业生和留学生。

甘宁青近代知识分子产生之后，他们积极投身于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建设，并希望通过自己的实践来促进甘宁青社会的发展，改变甘宁青地区落后的社会状况。这些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积极的社会参与意识和救世意识，他们不再像传统士人一样对传统经籍热衷和执着，而是有新的知识结构，新的人生理想，新的价值观念，新的行为选择，并开始了新的追求。

光绪二十一年春，正值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甘肃的举人同各省举人一样，云集北京应试。三月二十三日，清政府被迫同日本签订《》。消息传到北京后，“举国哗然”，在京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群情激愤，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发动了“公车上书”。“公车上书”是资产阶级维新思潮转变为维新运动的标志。甘肃举人不顾清廷“士人不得干政”的禁令，积极参加了“公车上书”活动。并且甘肃举人还单独起草了一份《甘肃举人呈请政府废除文》。他们顺应了时代的潮流，体现了甘肃知识分子爱国御侮的赤诚之心，成为西北维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也使得维新思想在西北地区得到传播。

1919年，北平爆发，提倡的科学、自由、民主精神在思想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远及闭塞落后的甘宁青。爆发的当年，兰州各学校学生自主起来集会、游行，抵制日货。7月，西宁高等小学堂与青海蒙番学校的小学生上街宣传一“誓死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8月，甘肃省教育会长牛载坤等人在兰州创办正本书社，出售《新青年》等新思潮刊物。1922年4月，甘肃省立第一中学等六校（次年，华英中学加入）的学生代表在省教育会开会，成立“甘肃中学以上学生联合会”，宗旨为“研究学术，交换知识，改良社会，拥护国权”。5月7日，各校学生召开“五七”国耻纪念会，要求“收回青岛”、“废除二十一条”，号召抵制日货，洗雪国耻。在宁夏，1919年夏秋，在北平、天津读书的甘肃学生暑假返乡途径宁夏，在平罗、宁夏城、中卫、固原等地举行演讲会、报告会，介绍平、津、沪地区的情况。1923年，宁夏五中、八师两学校，先后聘请北京大学毕业生陈春刚和唐筱周任教。在这些青年进步教师的宣传和影响下，的革命意义和新思想、新文化，在宁夏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