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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动词;配价
“配价”这一语法概念借自化学。化学中提出“价”的概念为的是说明在分子结构中各元素原子数目之间的比例关系。取氢原子为一价,某种元素的一个原子能和多少个氢原子相化合,或者能置换多少个氢原子,那么该元素就是多少价。1953年,法国语法学家特斯尼耶尔在《结构句法概要》一书中首次将配价概念引入语法学,并在《结构句法基础》中做了进一步阐发。1978年熙先生在《“的”字结构与判断句》一文中运用配价理论分析“的”字结构中的中心语和修饰成分间的潜在关系,率先将这一理论方法引入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指出“只能跟一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一向动词”,“能够跟两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双向动词”,“能够跟三个名词性成分发生联系的动词叫三向动词”。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关于 “VP的”结构歧义指数理论,总结出了公式P=n-m,P指的是“VP的”能不能指称事物,会不会有歧义,n代表V的配价数,m代表在 “VP的”里出现的V的配价成分的数目。
此后配价语法越来越受到我国语法学界的重视,汉语配价语法的研究也日益广泛深入,各种有关配价问题的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特别是在汉语动词的配价研究这一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本文即是运用动词配价理论来分析司马迁的《史记・项羽本纪》中动词配价情况,把文章中的动词分类为一价动词、二价动词、三价动词以及共价进行分析。
一、一价动词
一价动词只能关联一个从属成分。《项羽本纪》中的一价动词例子如:①籍大喜;②士卒恐;③大司马怒;④左右皆泣;⑤嘉死,军降。
以上的例子中,一个动词只能支配一个名词,所以它们是一价动词。①②③的动词“喜”、“恐”、“怒”都是心理动词。它们的施事格分别是“籍”、“士卒”、“大司马”,在语义上隐含了一个受事格,即“什么”,但它们在句法上都是没有实现的,所以这些动词应看做是一价动词。④⑤动词“泣”、“死”、“降”都是只有一个主语,只支配一个名词,所以也是一价动词。
二、二价和准二价动词
(一)二价动词
二价动词只能关联两个从属成分,其中一个是施事或主题,另一个是处所或受事或结果。《项羽本纪》中二价动词的例子如:①项梁杀人;②士卒食芋椒;③楚骑追汉王;④臣活之;⑤沛公军霸上;⑥沛公欲王关中;⑦是时桓楚王在泽中;⑧沛公安在?
①②③动词“杀”、“食”、“追” 语义中包含了施事和受事,即 “谁杀了谁?”、“谁吃了什么?”、“谁追谁?”。动词后面必须跟一个宾语成分才能构成一个自足的句法结构,不能说“项梁杀”、“士卒食”、“ 楚骑追”,这几个动词能直接关涉两个名词成分,因此是二价动词。动词的宾语也可以是代词,如④,-“活”是使动用法,有致使义,所以它可以带受事,意思是“使之活”,“活”的施事是“臣”,受事是“之”,即“项伯”。
⑤⑥两个动词“军”、“王”是名词做动词,⑦“在”是一个存现动词,它们强调的都是“在某处所”。施事格是“沛公”、“沛公”、“ 桓楚王”,这里的处所格“霸上”、“关中”、“泽中”都是句法结构中一个不可省略的部分,它通过语义上受事化和语法上的述题化而化作宾语,同样是动词直接关涉的名词性成分。
比较特殊的是⑧,是“名词+名词+动词”的结构。它是宾语前置句,还原为正常语序为“沛公在安?”。动词“在”的施事格是“沛公”, 而“安”做宾语表处所。
(二)准二价动词
现代汉语中有一类动词,它要求两个名词性成分与它发生强制性的句法联系,并且当这两个名词性成分与之共现时,其中一个名词性成分必须用介词来引导,这样的动词配价层级体系称之为准二价动词。古代汉语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项羽本纪》中的准二价动词,如:①楚兵已破于定陶;②今卒困于此;③楚起于彭城。
这几个句子都是名+动+介+名的框架。句首的名词性成分“楚兵”、“卒”、“楚”是施事格,由介词“于”引导的名词性成分“定陶”、“此”、“彭城”是处所格,是自足的句法结构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动词“破”、“困”、“起”直接关涉这两个名词性成分。
三、三价动词
(一)三价动词
《项羽本纪》中的三价动词不多,从语义上看,大多表示教授、赏赐和给予的意义,它能关联施事、与事和受事三个语义格,受事和与事以双宾格的形式出现在动词之后,形成施事+动词+与事+受事这种结构。如:①于是项梁乃教籍兵法;②项王曰:“赐之彘肩”;③汉使张良徇韩,乃遗项王书曰:“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
(1)中涉及三个要素:教授者(A)〔项梁〕,被教者(D)〔籍〕,所教之物(P)〔兵法〕。这三个动词都是“教”这个动词直接关涉的名词性成分,所以“教”是三价动词。
(2)中涉及三个要素:赐予者(A)〔项王〕,被赐者(D)〔之,即樊哙〕,所教之物(P)〔彘肩〕。“赐”动词强调A使D获得了P,A和P之间有所属关系,所以A的赐予意义和P的获得意义是很明显的,表明了A和D的领属关系。
(3)中“遗”所支配的三个名词:张良(A),项王(D),书(P)。“遗”有给予的意义,施事A使与事D获得受事P,动词“遗”所表示的动作是有偏向的,是施事针对与事发出的动作,与事被动的接受和参与。
(二)准三价动词
还有一种三价动词的一个配价项一定要借助介词的引入,我们称之为准三价动词,框架结构为:施事+动词+受事+介词(于)+处所。《项羽本纪》中的例子有:①项梁自号为武信君,大破秦军于东阿;②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得复见将军于此;项羽为天下宰,不平,今尽王故王于丑地。
准三价动词“破”关联三个必有补足语,这三个必有从属成分分别是:施事〔项梁〕,受事〔秦军〕,处所〔东阿〕。处所“东阿”既表示谓语动词“破”所表示的动作发生的地点,也表示受事格“秦军”的处所。“王”是名词做动词,关联“项羽”、“故王”及由介词“于”引导的“丑地”三个名词性成分。
四、共价
一般情况下,在一个句子中,某一个配价成分只与一个动词相关联。但也有一个配价成分同属于多个动词的情况,根据这个配价成分在句子中充当的角色是否一样,又可以分为同格共价和兼格共价。
(1)同格共价:一个配价成分同属于多个动词,对于这几个动词,这个配价成分的角色是一样的。如:①秦始皇帝游会稽,渡浙江;②纵江东父老怜而王我;③名词“秦始皇帝”对于动词“游”、“渡”来说都是施事格;④中名词性成分 “我”对于动词“怜”、“王”来说都是受事格。
(2)兼格共价:一个配价成分同属于多个动词,对于这几个动词,这个配价成分的角色是不一样的。如:①梁召籍入;②乃使宋义使于齐。
上一期的《“惠民”的资本》一文谈的主要是打车软件在出行领域带来的变革,提出了资本是否具有了再分配属性的问题。其实,在大力发展“互联网+”的背景下,O2O商业模式正在各行各业催生越来越多的直接针对消费者的优惠。于是我们就见证了一个新时代的“景观”:竞争越激烈,消费者就会得到越多的实惠,推动竞争的资本的“惠民”面相仿佛就越清晰。
然而,常识提醒我们,不可以轻易将这样的表象等同于本质,除非以自我增殖为天性的资本发生了变异―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应如何看待这种现象呢?我以为,这一轮O2O浪潮(它正在泡沫化,或者说泡沫已经在局部形成了)不过是世纪之交破裂的互联网泡沫的再次浮现,虽然在“烧钱”方面的表现有所不同,但内在机理是一致的。
互联网企业最看重的是用户数量,只要有足够的关注,无论是否有赢利能力,甚至连赢利模式都还没找到的企业,都能够上市。而在此前的产业资本时代,只靠单一产品或者赢利能力不够强的企业,几乎没有上市的可能。
用户数量至上的法则没变,但互联网企业与用户打交道的方式变了。以往,用户是带有虚拟化色彩的概念,企业隔着电脑屏幕与用户打交道,所以才有“在网上没有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的说法。但在O2O模式下,用户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从屏幕后面走出来,直接体验企业提供的服务。
因为商业模式的改变,吸引用户的方法也变了。上一轮互联网热潮期间,吸引用户的主要手段是花巨金做广告,这部分钱没有直接花在用户身上,而且免费不过限于浏览信息或使用电子邮件,所以用户“占便宜”的感觉并不明显。在O2O模式下,口碑传播更重要,“不看广告看疗效”成了新的法则,企业便把市场费用转到直接补贴消费者上了。当这部分钱被直接送到用户手上,“惠民”的现象就被制造出来了。
O2O泡沫的未来会如何呢?大体也逃不过上一次泡沫的结局。两轮热潮都是风险投资推动的,风险投资并不关心企业长远的发展,它只希望尽快让企业上市,然后套现离场,所以它有动力制造繁荣的幻象,推高股价,让上市更容易。然而大浪淘沙,总有企业在把所有的钱(包括早期融资和上市融资)烧完之后关门大吉。比如,目前有若干家经营打车软件的企业,经过长期竞争,将只有一两家能活下来,其他方向的O2O企业也是如此。竞争结果最终仍将表现为股市的震荡,股市崩盘时,承担损失的将是高位接盘的散户;如果危机程度大到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市,那埋单的就是全体纳税人了。
1、我们的最高理想和共同理想,包括两者的关系;
2、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
3、实现理想要发扬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关键词】国家; 教育; 正义【中图分类号】G424.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2095-3089(2012)13-0032-02
1关于国家的教育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一开始就讨论“正义”的问题,阐明什么是正义,及其与理想国的关系,进而论述教育与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并提出教育工作的总目标是建立适应于人们主持正义需要的国家。柏拉图认为,所谓正义就是:“友而善当报以善,敌而恶当报以恶;非为己之利,当供人以利;明哲而多智慧地对待一切人和事。”并且,柏拉图认为,“在任何政府里,一个统治者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属下老百姓的利益,他的一言一行都应为了老百姓的利益”。因此,人们应该把“正义”看作是国家和个人的最大利益和固有特性,并自年幼开始加以训练。
但是,国家要能成为正义的国家,人民要成为正义的人民,关键还在于“智慧”、“勇敢”和“节制”三者能否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固有特性”。那么,一个国家如何才能实现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呢?柏拉图认为根本的问题是需要良好的国家教育制度作保证。这也就是说要通过教育培养“爱学习和爱智慧”的人,使“一个真正善良的城邦护卫者的天性里,把爱好智慧和刚烈、敏捷、有力这些品质结合起来”。柏拉图把教育看作国家正义与否的决定因素。他认为,教育应当以陶冶人民的美德,训练人民的理性,以适应国家政治统治的需要,实现国家正义,建立理想之国,作为教育工作的总目标。而教育工作,应在于训练人民具有“正义”、“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在进行高级教育活动的过程中,“人决不靠使用任何感性事物,而只使用理念,从一个理念到另一个理念,并最后归结到理念。”柏拉图把真正掌握理念、接近理念的人称之为“哲学王”,由这样的哲学王统治的国家,便可理性之上,成为真正的理想国。由此可见,柏拉图是从他的理念论的角度和高度来阐述教育对于国家政治起着决定作用的。
2关于人的心灵发展的教育
那么,教育对人的心理发展有何作用呢?对于人的心灵本质及其发展问题的看法,这是一切教育理论家论述教育种种理论问题的基础。教育问题,归根结底是如何理解和发展人的心灵的问题。苏格拉底把“爱智慧”和“认识你自己”相结合,从而揭示了人的心灵的本质,即人通过心灵的存在和发展,能认识自己所能认识的一切。人的心灵之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地位,人的心灵是人之所以为人的依据,是人的本质所在,凡是人都要凭着其心灵的发展才能真正成为人。而这种心灵的发展,就是指教育。“任何人间之称之为美德的东西”,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来增进心灵的发展而实现的。而柏拉图在苏格拉底的基础之上,进一步阐述了“知识”和“真理”的看法。柏拉图认为“学习”就是“回忆”,教育就是使人通过运用思维,回忆心灵中原有的知识,获得真理,是自身富有理性,以善来行事。
通过教育,人能从可见世界中获得“意见”,从可知世界中获得“知识”。但人的心灵的净化和发展,不能依靠“意见”,而要依靠“知识”。也就是真正适当的教育,要能有效的净化人的心灵,促进人心灵的发展,就不能使人停留在感性认识中,而应使人进入理念的世界,获得理性的认识,直至最后掌握真理。
3理性教育与人的和谐发展的教育
所谓的理性教育,就是要注重训练心灵和启发智慧的教育。苏格拉底毕生都在寻找人间的美德,探求如何培养以追求“善”为人生目标的人。他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使人通过教育走上“自我实现”的道路,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这种有理性的人,就是富有品德的人,即具有节制、正义、勇敢、智慧等优秀品质的人。而所有这而优秀的品德,都必须通过合理的理性教育加以训练才能获得。不论天赋好的还是天赋坏的人,都必须受到合适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有理性的人。而柏拉图在其《理想国》中所谈到的理性,包括智慧、勇敢和节制,以及在这三个要素的基础之上形成的公共道德和善良的德性。柏拉图认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在于训练人的心灵和培养人的理性。也就是通过理性教育,是一个人能够以公正来处世,以勇敢来应对为难,以理性来思考,从而各司其职,为国家尽自己的力量。柏拉图把理性品质看作是人的心灵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素,并且认为要具备这些要素就要学要加以培养和训练,并且把理性教育看作是发展心灵能力和掌握理性知识的结合的过程。
在理性教育的前一个阶段,也可以说成是理性教育的准备阶段,就是以品格训练为住的全面和谐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需要学习包括音乐和体育在内的基础知识。音乐知识包括读、写、算的教育,对儿童的性格的形成具有巨大的作用,因此柏拉图认为应该严格的审查文学作品,甚至对诗人进行了猛烈的批评。而体育教育主要是对身体的训练,是体格强健,因为健康的身体是人生成就的最大保障。教育问题无非在于调整人的身体和精神相互影响的种种因素,使两者互相和谐、协调发展,为青少年品格的形成和进一步接受理性教育打下良好的基础。
此外,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终身教育”的教育思想。他认为人的一生都需要接受教育,从孕育阶段的优生和胎教,到早期教育、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以及成年之后担当社会职务后的继续教育,都是确保每个人在国家中能各司其职,从而使国家成为真正的“理想国”的必要保障。
总的来说,教育并不想有些人在其职业中宣称的那样,把灵魂里没有的知识灌输到灵魂中去。因为知识是每个人灵魂里都存在的一种能力,教育的力量在于引导灵魂的发展,使其转离变动不居的世界,最终实现灵魂从可感世界到可知世界的转向,即从现象世界向理念世界的转向。
参考文献
[1]张法琨选编.《古希腊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07.
关键词: 日语外来语 本源 影响
日语中有许多日语化了的外来词汇。汉语很早就传到了日本,同其载体汉字在日语的发展进程中发挥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十六世纪中期以后,对日语的发展同样起到了积极作用的西欧诸国的语言也陆续传到了日本,它们一般被称作外来语。从广义上来讲,汉字也被界定为外来语的一种,但其与日语更加相似。因此,根据语言的出处,日语词汇一般分为三类:和语(固有的日语)、汉语(被日语化的从中国传来的汉语及汉字)和外来语(西欧语)。
一、外来语的本源
1.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语
作为西欧语系的外来语,葡萄牙语是最早引入日语中的外来语。室町时代末期、天文十二年,葡萄牙人漂至种子岛,带来了枪,标志着西欧人首次进入日本列岛。之后,葡萄牙的船只每年都来到日本进行贸易往来。自天文十八年起,众多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日本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但是,基督教最终被镇压禁止,宽永十六年德川幕府下令锁国,至此割断了日本与葡萄牙人的一切往来。日本和葡萄牙的交往长达约百年之久,那时基督教兴盛一时,通商贸易活动频繁,因此产生很多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语。
在来自葡萄牙语的外来语中,有很多是基督教及通商贸易关联用语,如:「クルス(cruz,十字架)、「アンジョ(anjo,天使)等。但是因为基督教被禁止,所以基督教关联用语几乎自然而然地脱离了日本人的日常语言生活。通商贸易关联用语虽然当时使用频率很高,但遗留后世的可谓是少之又少。
2.来自西班牙语的外来语
据记载,西班牙人首次来日也是天文十二年,并且来日进行基督教传教的第一人也是西班牙人,但日本、西班牙贸易关系的确立却是在文禄元年以后,同日葡通商相比迟了约五十年。然而,日本同西班牙通商中断是在宽永元年,比葡萄牙早了约十五年。因此,来自西班牙语的外来语是极少的。另外,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很相似,所以日语中就存在许多不知是来自西班牙语还是葡萄牙语的外来语。如:「シャボン一词有的字典解说其来自西班牙语「jabon,而有的则解说其来自葡萄牙语「sabao。
至今仍有很多来自西班牙语的外来语被使用,这些外来语同天主教时代传入的外来语完全不同,大都是拉丁美洲系的音乐及服饰的关联用语,昭和时期被采用。如:「タンゴ(tango,探戈)、「ボレロ(bolero,包列罗舞)、「ソンブレロ(sombrero,宽边帽)等。
3.来自荷兰语的外来语
荷兰人乘船来到丰后臼杵附近标志着其首次来日。1609年日本在平户开设商馆,与荷兰人开始贸易往来,之后随着日本进入锁国时代,商馆移至长崎出岛,日本政府仅允许与荷兰人的通商,此状态一直持续了两百多年。荷兰语对日语外来语的影响主要是在进入锁国时代后,大多是通商贸易关联外来语。很多这个时代出自荷兰语的外来语已经成为现在的日常用语,如:「ゴム(gom,橡胶)、「ガス(gas,煤气)、「ガラス(glas,玻璃)、「コップ(kop,杯子)、「コヒ(koffie,咖啡)、「ビル(bier,啤酒)等。
随着洋书解禁、兰学兴起,运用荷兰语学习西洋科学兴盛一时,医学、药物学、化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荷兰语的外来语,如:「アルコル(alcohol,酒精)、「レンズ(lens,透镜)、「チンキ(tinctuur,酊)、「コレラ(cholera,霍乱)等。幕末在军队、造船、度量衡等方面也出现了源于荷兰语的外来语,如:「サベル(sabel,军刀)、「マスト(mast,桅杆)、「オンス(ons,盎司)、「ポンド(pond,磅)等。
4.来自英语的外来语
英国人登上第二次访日的荷兰船标志着其首次来日。1613年日本在平户开设英国商馆,但只维持十年左右,与英的贸易关系一时断绝。1808年英国船只突然入港长崎标志日英恢复贸易关系。随着开国政策的推行,英学取代兰学兴盛一时。尤其是明治以后,与英美交流日益频繁,以学校教育为中心普及英语学习。经历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出现许多来自英语的外来语,如:「ミシン(machine,缝纫机)、「ワイシャツ(white shirt,衬衫)、「バケツ(bucket,水桶)、「アイロン(iron,熨斗)等。另外还有源于美国英语的外来语,如:「エレベタ(elevator,电梯)、「パジャマ(pajamas,睡衣)等,二战后源于美国英语的外来语与日俱增。从现在各种外来语词典中收录的外来语比率来看,来自英语的占了大半。
5.来自法语的外来语
日本人学法语比学英语稍早,之后随着日本开国,学法语逐渐开展。幕末时期来自法语的外来语主要是军队关系用语,如:「ゲトル(guetres,绑腿)、「シャッポ(chapeau,帽子)、「マント(manteau,斗篷)等。进入明治,学法语兴盛,源于法语的外来语也随之增多,主要是外交、文艺、美术、服饰等关联语,如:「コミュニケ(communique,公报)、「コント(conte,短篇小说)、「デッサン(dessin,素描)、「レヨン(rayon,人造纤维)等。
6.来自俄语的外来语
俄国人1792年首次来到日本根室。幕末到明治初年学俄语兴盛,明治以后,同其他语言相比,学俄语的人并不多,但二战后,学俄语的热潮再次袭来,并且很多来自俄语的外来语至今沿用,如:「ペチカ(pechka,壁炉)、「ノルマ(norma,劳动定额)、「スプトニク(sputnik,人造卫星名)等。
二、影响
明治后期军国主义兴旺,外来语被排斥取缔,二战后外来语复又兴盛。和以前不同的是外来语已渗透到日本社会和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战后,日本要发展经济、振兴国家,在与西方竞争的同时,又不得不学习吸收西方各个领域的新成果,随之引进许多新外来语,这也是外来语大量出现的首要原因。
有人认为对外来语的狂热表明日本人对外部事物存有好奇心或是一种“殖民现象”。不论怎样,日本是岛国,历史文化根基浅,特别是战败后自信受挫,崇拜强者成为日本民族的处事基准。在此文化背景下,外来语成为流行不足为奇。
普通的日本人对外来语很盲从,认为只要用外来语表示的事物就是优良的、深奥的,比如贴着外来语商标的商品。几年前日本流行贷款「ロン一词,出现了「住宅ロン、「教育ロン等。战前日本人不认为「借金是件光荣的事,可战后人们的思想改变了,认为贷款也是自己财产的一部分。金融资本家利用这种心理向人们放债,但他们不用「借金,而用「ロン这个新奇的外来语,给借款人一种不是自己借钱的错觉。不仅仅是商人,学者也不甘落后,他们认为掌握的外来语越多证明越有学识,上课或作报告,尽量多用外来语,而不使用日语固有词汇。
日本以外来语为武器,把西洋甚至世界文化信息适时地吸收到自己的语言体系。日本吸收外国科学文化成果,急速发展,成为经济强国,外来语可谓功不可没。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外来语在给日本人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同时也束缚着日本人。日本人受发音器官限制,很难做到地道的外语发音,又生活在充斥着外来语的环境中,一讲外语就自然想起和式的外来语发音,这也成为日本人地道外语发音的障碍。
因此,外来语的使用要适中,如果一味热衷于外来语,就会忽视传统的审美和汉字的作用,也许会导致思维能力和感觉能力的退化,失去日语固有的魅力。
参考文献:
[1]赵春娥.关于日语外来语[M].齐齐哈尔大学学报,2003,3.
[2]徐永祥,李宏香.日语外来语形成原因初探[M].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