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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默森”——最杰出的代名词
弦乐四重奏是什么?它意味着二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坐在一起,彼此倾听,相互依赖,共同创造美好的音乐,从莫扎特、海顿到贝多芬、勃拉姆斯,你听说的几乎所有伟大作曲家都写过弦乐四重奏。比起一支动辄百人的交响乐团,创建一支弦乐四重奏组听上去似乎很容易,但是让一支弦乐四重奏组名垂史册却异乎寻常的难。
1976年,尤金?德鲁克(Eugene Drucker)和菲利普?塞泽尔(Philip Setzer)还只是纽约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两名毕业生,在校就读期间他俩便是校园里的“明星学子”,塞泽尔在毕业季中获得了著名的伊丽莎白音乐大赛大奖,他的父母是美国最优秀的克利夫兰管弦乐团的乐手,按照常规思维,毕业之后承接家业是他最好的选择。与此同时,德鲁克不仅是茱莉亚学院交响乐团的首席,还有着哥伦比亚大学比较文学学士的学位,在音乐世界之外,他最崇拜的是美国历史上最富创见的思想家、文学家拉尔夫?沃尔多?艾默森(Ralph Waldo Emerson)。
于是,德鲁克和塞泽尔联手发起成立艾默森弦乐四重奏组,当时他俩谁都没有想到在36年后的今天,作为同窗好友的他们不仅始终在一起演奏,而且达到了难以想见的艺术高峰。不久之后,另一位毕业于茱莉亚音乐学院的中提琴手劳伦斯?达顿(Lawrence Dutton)加入组合,1978年大提琴家大卫?芬克(David Fincker)也宣告入伙,艾默森正式进入了1.2时代。而在此之前的两年中,是艾默森1.1版的运行期,达顿和芬克尚未加入时,波多黎各裔中提琴家吉勒莫?菲格罗亚(Guillermo Figueroa)和加拿大大提琴家埃里克?威尔逊(Eric Wilson)才是艾默森1.1版的开朝元老。前者之后进入小提琴领域,后又从事指挥,并在自己的祖国创建了波多黎各交响乐团,后者则以室内乐独奏家身份闯荡北美,并一直在茱莉亚音乐学院任教。
自从1978年芬克加入四重奏组之后,四个人的合作时间长达34年,堪称一段乐坛奇迹,而艾默森1.2版也成就了四个男人最终的成功。9次格莱美大奖,3次《留声机》年度专辑奖,并且被公认为世界上现存最优秀的弦乐四重奏组合,其声望甚至盖过了德鲁克心中的偶像。难怪当艾默森在前不久首次来华巡演时,他们的很多粉丝竟然不知道“艾默森”为何所指,因为在他们心中的“艾默森”已经是弦乐四重奏领域最杰出的代名词了。
36年第一次中国行
艾默森的到来对于中国观众而言绝对是多年期盼的结果,因为对于他们而言,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所有顶尖弦乐四重奏团都是通过唱片了解的,更加不幸的是,当中国观众还没在现场聆听像瓜奈里、阿玛德斯、梅洛斯等老牌四重奏时,那一个个光辉的名字便随着组合的解散而成为过眼云烟,而待到能在中国亲眼目睹像鲍罗丁、茱莉亚、阿尔班.?贝尔格的真容时,乐团的成员早不知道已经进行了多少次的人员更替了。
要知道如果一支弦乐四重奏组的乐手保持固定,不仅意味着演奏风格得以传承,更象征着一种精神与情感的延续。与工业化息息相关的现代职业交响乐团相比,弦乐四重奏更像是家庭手工业,属于音乐家志趣品位和理想情感的凝聚物。伟大的指挥家抑或强大的经理人可以凭借一己之力,将100位志趣不同的音乐家打造训练成一支名垂青史的乐团,但纵使音乐之神钦点,恐怕也很难将4个志趣不投、各怀心思的音乐家老老实实地拴在一起。
所以,当艾默森弦乐四重奏出现在深圳、天津和北京的音乐厅舞台上时,观众所欣赏的绝不仅是一支世界上最优秀的四重奏组合,更是见证一份艺术合作史上的珍贵样本,与之等量齐观的例子当然有的是,只是我们能有幸目睹的,至少到目前仅此一家。由于人们很早就知道,为艾默森效力34年的大提琴家芬克将在此次巡演后退出乐团,这让演出本身多了一层告别的含义,而这也成了人们聆听埃默森1.2版的最后一次机会。
于是演出本身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精彩的结果完全在人们的预料当中,莫扎特的古典主义典雅美感被一种甜腻腻的唯美倾向取代,而肖斯塔科维奇的《第八弦乐四重奏》则代表了他们的最高水准,极度舒展的内心陈述,凌厉的推进,粗犷的撞击,其震撼性不亚于一部大型交响曲的演奏,清晰的动态效果让人感到和唱片中的“艾默森之声”分毫不差。
正像沃尔多?艾默森所倡导的,伟大的艺术必定是理智与情感,认知与体验,戏剧与诗意的多重要素平衡后的结果,而艾默森四重奏演奏的肖斯塔科维奇则正是这一理论的典范。除此之外,最令人惊叹的莫过于来自34年持久配合后的超凡默契,在舞台上四个老男人完全没有多余的互动,目光和肢体几乎不进行交流,而他们之间的联络方式是乐谱中的密码,沟通的信号则是隐藏在声音背后的密码。
在北京的演出结束后,音乐厅的大堂被等待签名的观众围得水泄不通,为了给观众签名,四位音乐家用光了多根水笔。中提琴家达顿开玩笑说,自己已经很久没写过这么多字了。
古典音乐世界的美国梦
艾默森为何能成为当今无可匹敌的最佳弦乐四重奏组?除了美国杰出的古典音乐教育之外,那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梦”精神也一直激励着艾默森的每一位成员。几乎从组合成立伊始,德鲁克和塞泽尔两位音乐学院毕业生的内心就怀着一颗席卷整个音乐史的雄心壮志,而当芬克与达顿充实了组合的实力后,这种雄心便一发而不可收拾。
1980年,也就是艾默森的第三个演出季时,四个人便联手演奏贝多芬的全部16首弦乐四重奏,1981年3月在纽约林肯中心,他们仅仅用一个晚上的时间,便演奏了巴托克的全部弦乐四重奏。之后是莫扎特到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海顿以及千禧年的肖斯塔科维奇,连并不被人们熟悉的从拉威尔到普罗科菲耶夫的弦乐四重奏他们也不放过,而美国作曲家艾夫斯、巴伯和科普兰默默无闻的四重奏作品则靠他们发扬光大。
36年中他们所演绎的与其说是弦乐四重奏领域的所有重要文献,还不如说是又一个理想与奋斗的“美国梦”故事。所以当他们在此次访华巡演中演奏德沃夏克的“美国”四重奏时,更像是对自己昔日峥嵘岁月的美好回忆。当年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只身来到美国,正是在这片梦想之地上实现了自己的艺术伟业,创作了他最脍炙人口的“新大陆交响曲”,而这首以“美国”命名的四重奏则是关于“美国梦”的一次真实写照。
解开这个困惑说难也不难,关键在于企业在采取行动之前能否扪心自问,自我反省:关于商业伦理道德,企业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对于道德伦理的价值观,企业应该做出怎样的选择?比如,企业对于问题产品应该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一旦产品出现问题,企业怎么做才是符合道德伦理的反应?企业怎样才能更好地承担起对消费者负责的企业道德伦理责任?
营养食品公司的食品中毒案例
企业如何应对产品质量问题?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斯坦福大学斯隆商计划的负责人汉森(Kirk O.Hanson)给出了以下案例,为认识产品质量问题提供了一个框架。
詹姆斯(Fred James)是营养食品公司(Nutritional Foods Inc.)总裁—这是一家生产营养食品的企业,生产规模为5000万美元—正在听取情况汇报,公司副总裁希里(John Healy)汇报的内容是几个小时前公司收到的卫生检查报告。
报告出自国家卫生系统,一份来自于西雅图,另一份来自于南加州。在卫生检查报告中,国家卫生系统的官员称,营养食品公司生产并销往美国西部的一种不经巴氏消毒的苹果食品,与一起儿童急性食物中毒事件可能有关联。但国家卫生系统尚未排除其他因素导致儿童中毒事件的可能性。目前其他信息尚无法获知,而希里也未能确切知道问题产品的生产批号。
经过一番竞争,营养食品公司迅速发展成为美国西部天然食品和不经巴氏消毒食品的知名厂家。在产品分销的过程是,营养食品公司尤其关注产品是否新鲜和安全,每天通过自有的冷藏车分销产品。在健康食品市场上,不经巴氏消毒的产品流行了许多年,而营养食品公司是同行中最为成功的一家,在吸引主流市场的同时也在开发细分消费群体。
“好了,希里。”詹姆斯说,“这两份报告并不确定我们的产品有问题,只是说‘可能’有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是否应该做些什么,而不是干等着几天后卫生部发来最终确认的报告?”
希里将相关人员派遣出去,到西雅图和南加州了解食物中毒事件的详细情况。然而,让他意想不到的是,第三份、第四份报告接踵而来。
虽然同样没有最终结论,但是这些报告让希里感到不安:公司是否犯下了重大错误?希里立刻派遣人员赶赴出现问题的地区,并催促他们查清楚问题产品的生产批号。同时,他要立即和詹姆斯会面商讨相关问题。
“我们是否应该给零售商提个醒,让他们停止销售相关产品?是否也应该给公众提个醒?但这样做会破坏我们公司的声誉,影响股票价格。在采取这些措施之前,我们是否有义务想得更为长远?关键是我们对这件事的确实性有多大的把握,这件事发展下去会有多严重?”希里说。
让希里深感不安的是,派遣出去的人员已经从国家卫生系统获得了确切的消息,营养食品公司与儿童食物中毒事件有关。然而,他们无法获知相关产品的生产批号。
更加令人不安的是,临近下班的时候,营养食品公司又收到了三份类似的报告,其中两份是由报社记者转达的—他们想验证消费者的说法,确认是否因为食用了营养食品公司的食品导致食用者身体不适。另一份报告提到了营养食品公司的另一款产品。
希里思考的问题是:此时是否应该采取更强有力的应对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才恰当?
第二天早上,詹姆斯与公司危机行动委员会成员一起召开会议。“召回问题产品,通过媒体让消费者将问题产品退给零售商,让零售商停止销售问题产品并退货,仅仅采取这些行动是否恰当?”詹姆斯说。
“我们是否应该告知消费者更多的信息?是否考虑召回所有的产品?”詹姆斯说,“对于那些食物中毒的消费者,我们应该如何表态?如果我们表示关怀,是否意味着一种危险,也就是说,我们将为此承担所有的责任?”
面对一个个现实的问题,詹姆斯和危机行动委员会成员陷入了深思。
企业的道德责任和产品使用伦理
圣克拉拉大学(Santa Clara University)管理系主席曼纽尔(Manuel Velasquez)认为,企业道德责任观念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了显著的发展。
但随着企业道德责任内涵的扩展,带来了以下两个理论上的问题:其一,企业对于使用产品的消费者的责任应该承担到何种程度?其二,企业如何将这类道德责任事件的曝光度降到最低?
尤其是对于第一个问题,企业一般不敢面对,因为它们担心为此承担监督产品使用的责任。但是对于美国加州艾菲矩阵公司(AFFYMETRIX INC)而言,就不存在这一方面的困扰。“在大众和遗传学研究专家看来,遗传信息的作用是很强大的。”巴克说。比如,以艾菲矩阵公司的技术水平,这家公司能将650万条离散的遗传信息集中到一个芯片上。“这样的技术可以运用于许多领域,当然有可能被用于做坏事。”
巴克说,艾菲矩阵公司知道,探讨芯片如何被道德地运用将涉及公司最大的利益。“我们对于道德责任非常关注,道德责任和企业的目标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巴克说,“企业现在正处在一个发展阶段,如果卷入让人感到不舒服的纠纷中,对企业将造成损害,这对于企业通过自己的技术能力打入目标市场是极其不利的。”
艾菲矩阵公司基于以上考虑,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措施,成立了一个道德顾问委员会,专门处理道德和伦理问题。道德顾问委员会由7名外部成员组成,他们的背景各不相同,包括法律、人类学、遗传学、生物伦理学和社会学。这7位成员针对道德和伦理事件各自提出独立的、非企业的观点。“事实上,我们成立道德顾问委员会的目的就是将所有问题都摆到桌面上,深入探讨。”
每次会议都有不同的讨论重点。“之前,道德顾问委员会讨论的很多问题都是假设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假设性的问题讨论少了,现在讨论的问题越来越贴近现实。”
在如何将道德付诸经营实践的问题上,道德顾问委员会讨论了很长时间。比如,以色列的一家公司提议与艾菲矩阵公司合作,使用艾菲矩阵公司的芯片测试以色列的一种常见疾病。但以色列的这家公司没有说明此项测试在什么时候完成,同时它还表明将涉足巴勒斯坦芯片市场,甚至瑞典芯片市场。
对于这个合作项目,艾菲矩阵公司内部有不同的声音。此外,由于对于自己的定位是营销企业,而不仅仅是遗传测试企业,因此艾菲矩阵公司最终拒绝牵涉到这项合作中。
在遗传技术不断涌现的市场上,对于企业而言,这就意味着每天都会有新的问题出现。“这是一个新兴的行业,有着许多新的研究发现。”巴克说。遗传学领域涉及的不仅仅是关于道德责任的企业内部讨论,还包括国际性讨论。“对市场上的各种信息保持灵敏度,有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道德风气。”
CEO:给企业的伦理文化定调子
谈起CEO在企业伦理文化中应该扮演的角色,美国莱德骑士报业(Knight Ridder)的霍华德(Russell Howard)、B2B电子商务商艾瑞巴(Ariba)公司的克拉奇(Keith Krach)和Maxygen生物技术公司的霍华德(Russell Howard)有着不同的见解。
虽然他们都赞同“一个企业的商业伦理调子是由高层确定下来的”,但是,他们在如何将伦理标准灌输到组织中却各有一套办法。
骑士报业是美国第二大报纸企业,它要求管理人员每年必须签署一项道德守则。道德守则涉及各种利害关系,包括利益冲突、假公济私、接收赠品和外部受雇等。同时,道德守则禁止接受政治捐款、为以盈利为目的的董事会服务、利用机密信息为个人利益服务等。
同时,作为一家报纸企业,骑士报业对于所有记者也有一套自己的道德准则,规定禁止记者接受政治捐款,同时对文章剽窃及性骚扰制定了零容忍政策。
作为知名的B2B电子商务商艾瑞巴公司的前任CEO,克拉奇说公司面临的挑战,一方面是要坚守自己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是受到了市场环境的冲击。克拉奇说企业要拥有自己的“剧本”—关于企业愿景、使命、价值观、团队规则和实现既定目标的指导纲领。
比如,艾瑞巴公司的主要价值观是尊重、诚信、勇气和雄心。而团队规则包括:直接、诚实而公开的交流沟通;没有主意是愚蠢的主意;持续不断地提升业绩标准;团队第一,专家第二;雇用最好的人,尤其是比我们更出色的人。
为了让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不断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艾瑞巴公司推出了一个级联教程:“剧本”由管理团队制定,由管理团队将“剧本”教给董事,董事教给经理,经理教给员工;在每一级中,鼓励所有的人将“剧本”内容融入到自己的语言中。
克拉奇说,为了真正将“剧本”落实到经营、营销过程中,在公司创立的早期,在某个星期五召开的圆桌会议上,营销副总裁会站起身来,就团队规则告诉同事:“我们要聘请最好的营销人员。”他认为他应该退居一旁,因为对于一个增长迅速、变得越来越大而复杂的企业而言,他的经验对于公司的营销已经不够用了。他鼓励执行团队雇用世界级的营销人员,并让他们专注于战略联盟。现在艾瑞巴公司就是根据他的劝告行事的。“他的这些话从此成为艾瑞巴公司的行事准则。”克拉奇说。
对于克拉奇的说法,霍华德表达了相同的观点。霍华德说:“我有一个深刻的信念:道德来源于行动。不管是计划、言论还是原则,如果没有贯彻到行动中,那就没有任何意义。”
女子1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丹麦名将奥特森以51秒93的成绩夺得金牌,朱梦惠以52秒57获得亚军,霍斯祖以53秒07排名第三位,孙美晨、沈铎、唐奕排名第四到第六位。
男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南非名将布朗以1分43秒60排名第一位,曹继文以1分44秒24排名第二位,但是他代表的是俱乐部,比例是选手蒂米尔斯以1分44秒53排名第三位,商科元、秦志勇、林永庆排名第五到第七位。
女子50米蛙泳决赛当中,阿特金森以29秒15摘得冠军,埃菲莫娃以29秒69排名第二位,梅里以29秒92排名第三位,史婧琳以30秒95排名第五位。
男子100米蛙泳决赛当中,莫洛佐夫以56秒33的成绩摘得金牌,利马以56秒86惨遭逆转排名第二位,闫子贝以57秒70排名第三位,毛飞廉和李响并列排名第四位,成绩是58秒33。
男子100米蝶泳决赛当中,世界纪录保持者查德-勒-克罗斯以49秒35的成绩夺得冠军,川本北野武以50秒55获得亚军,桑科维奇以50秒64排名第三位,张启斌、李朱濠分别排名第四和第五位,李广元排名第七位。
混合4x5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派出林永庆、余贺新、刘湘和朱梦惠,以1分31秒62排名第一位,莫洛佐夫和埃菲莫娃率领的俄罗斯队以1分33秒03排名第二位,俱乐部队以1分34秒40排名第三位。
女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霍斯祖以4分33秒60的成绩摘得金牌,加卡波斯以4分38秒13排名第二位,雷蕾以4分41秒91排名第三位,李冰洁排名第四位。
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邱子傲以14分35秒45的成绩摘得金牌,布朗以14分44秒88的成绩排名第二位,泽尔曼以14分45秒80排名第三位,杨金童排名第五位。
女子50米蝶泳决赛,奥特森以25秒16摘得金牌,陆滢以25秒33排名第二位,霍斯祖以25秒98排名第三位。
男子200米仰泳,徐嘉余以1分51秒50的成绩摘得金牌,这是他在此次赛事中获得的第三金,和2014年一样,在那一年的短池北京站中也是收获了三金一银。胡尔利以1分53秒16排名第二位,濑户大也以1分54秒41排名第三位。
女子1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霍斯祖以58秒10排名第一位,梅里以59秒50排名第二位,阿特金森以59秒60排名第三位,张佳琪、唐奕分别排名第五位和第六位。
女子200米蛙泳决赛,金藤理绘以2分15秒91摘得金牌,埃菲莫娃以2分19秒46排名第二位,拉尔森以2分22秒67排名第三位,于静瑶、张鑫宇排名第四位和第五位。
男子50米自由泳决赛,莫洛佐夫以21秒06的成绩摘得冠军,普罗德以21秒33排名第二位,中村克己以21秒54排名第三位,何建彬排名第五位。
女子400米自由泳决赛,霍斯祖以4分01秒65摘得金牌,董洁以4分01秒80排名第二位,侯雅雯以4分02秒06排名第三位,李冰洁排名第四位,张雨涵排名第六位,艾衍含排名第七位。
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汪顺以1分51秒63的成绩获得男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冠军,这是他2012年参加世界杯以来第一次夺金,也打破他本人在2013年世界杯东京站创造的全国纪录1分52秒82。亨特兹以1分52秒08排名第二位,普雷诺特以1分53秒54排名第三位。
女子200米蝶泳决赛,刘思宇以2分05秒44夺冠,王思琪2分05秒49获得银牌,格罗维斯以2分06秒68排名第三位,张雨霏排名第四位,王诗佳排名第七位。
――雅各布・舒弗(Jakob Schoof)
――摄影:托本・艾斯克洛德(Torben Eskerod)
如果一名原奥鲁普(Aarup)市政官员重返旧地,他一定无法认出这竟是他原来的工作地点,至少是建筑物的内部。如今,原先市民们排队等候预约的无窗大厅现在处处沐浴着明亮的阳光。过去打印机的哗哗声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孩子们稚气的喧哗声。原先的市政大厅已被改造为儿童中心。现在这座建筑物有一个诗一般的名字卓姆贝肯(丹麦文梦之源之意)。自然光线透过十一个组合式大天窗径直泻入建筑物内。即使在阴天,屋内也敞亮无比。CASA Arkitekter建筑事务所的皮特・雷比尔德(Peter Rebild)是负责这次新设计的建筑师,他说道:“采光口的作用大于普通的天窗。它们使内部区域成为采光充足的庭园。”
大多数访客们在首次进入建筑物时都会惊讶于室内满满的阳光。“从外部看,这座联排建筑与其他60年代的建筑并无两样,因此,很多人都认为其内部一定很暗。事实并非如此。许多家长也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幼儿园园长赫勒・皮尔・索伦森(Helle Pia S?rensen)说道。
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从外部看,建筑物本身并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座单层建筑上仍然盖着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存在的大大的平屋顶。外立面,建筑师只增加了六个不显眼的‘入口通道’。 重新设计的理念――开放天空
在此次翻新中,建筑师需考虑的重要问题在于如何将光线和新鲜空气带入25米深的建筑物内。因为预算有限,所以建筑师们必须有选择地进行设计改造。因此,他们将关注点放在改善室内空间体验和环境和年轻住户的身心健康上。
如今,这所日托中心共有150名孩子,年龄从刚学步到学前不等。六间教室的主题各不相同。除此之外,园内还设有一间创作室、一间戏剧厅、一间‘童话屋’。另外,园内的未来小小建筑师们还可在其中一间房间里砌筑砖块,小试牛刀一番。园内还增设了一间学前儿童专用室和需要特殊照护儿童的专用室。建筑物的入口也焕然一新,更能满足儿童的安全性需求。原先的入口设于建筑物的中心,现在被改造为娱乐室和餐厅(附开放式厨房)。现在,孩子们通过六个入口通道进入建筑物内。通道内还设有绿门或红门衣帽间。阳光透过平屋顶上两扇天窗射入通道内。
“室内许多地方都安置了温度和二氧化碳传感器。如果二氧化碳含量过高,系统将自动让新鲜空气流入园内。如果温度过高,系统可自动降低地板下供暖的温度,并打开天窗。”
――艾博・梅德加德(Ib Medegaard)
其他房间都漆成亚光效果,保障阳光的均匀分布。以前,大多数房间都是开放式大空间。为了改善隔音效果,建筑师们在天花板下搭建了很多大大小小的隔音板。这些隔音板还可用于遮蔽顶部设施。
对于1200平方米的室内面积而言,原先市政厅的大天花板是吸收阳光的绝佳途径。十一扇天窗由49个单独模块组成,每个90*240厘米大小,呈五度倾角。相反,建筑物的外墙则未作什么改动。就连旧窗框也只是加上了防盗玻璃,继续使用。除入口通道外,外立面的唯一变动就是在每间教室增设了明显的紧急出口(白色釉面从地板一直延伸到天花板)。
虽然建筑物的原先设计目的与当下用途完全不同,然而,它的外立面却是幼儿园的理想设计,因为它很好地平衡了儿童的私密性和对外界的开放性。教室采用低窗台设计,不仅保障了采光,而且能避免在室内学习的儿童与外界玩耍伙伴产生视觉接触而受到干扰。原先入口处从屋顶到天花板的大玻璃房已被改造为普通房间,隔绝室外干扰。 技术理念――通风和供暖同步
同步通风和供暖系统对于保障舒适的室内气候至关重要。建筑物原先的空气加热系统已被拆除。所有房间已装上更具能效的地板下供暖系统。立面窗通风阀门和49扇天窗中的30扇天窗可实现自动开关,保障空气的自然流通。通风孔和天窗受智能主控制系统控制。该系统还负责调节地板下供暖。市政当局施工顾问艾博・梅德加德(Ib Medegaard)对这一系统做了如下解释:“室内许多地方都安置了温度和二氧化碳传感器。如果二氧化碳含量过高,系统将自动让新鲜空气流入园内。如果温度过高,系统可自动降低地暖温度,并打开天窗。”
用户印象――将自然带入室内
从幼儿园老师和孩子家长的反应就可以看出,这是一项成功的改造:“显然,天窗对此次设计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室内变得明亮而舒适”,幼儿园园长赫勒・皮尔・索伦森(Helle Pia S?rensen)说道。
家长委员会的莱恩・维斯比・汉森(Line Visby Hansen)也有相同的印象:“之前,这座建筑物仿佛被盖子遮住了。这里的视野差劲极了――你几乎什么也看不到。现在,光线透过大大的窗户从屋顶射入,室内变得十分敞亮。”莱恩・维斯比・汉森认为通过这次改造,室内外区域的联系好像变得更加紧密了,他说:“它为我们带来了有机的感受。在外面,你无法想象室内竟有这样大的变化。总而言之,光线将自然带到了建筑物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