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时代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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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第1篇

火光熊熊的黑暗时代

公元十五世纪，正值西方最为暗无天日的中世纪，人们认为世间万物为神所创，而每当发生灾祸时，便认为是邪恶力量在作祟，而为魔鬼服务的人，就是“巫师”。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在此期间，有数以十万计的人，被指为“异端”、“巫师”，惨死在酷刑之下——这就是恐怖的“猎巫运动”。

在那段日子里，欧洲各地火光熊熊，不论是教会还是法院，都在四处搜寻所谓的“巫师”，经过秘密审讯后定罪。在那黑暗的时代，女性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几千名无辜的女性被判定为“女巫”而处以火刑。

至于如何鉴别女巫，不得不提到那部《女巫之锤》。1487年，两名宗教裁判官英斯蒂道里和斯伯伦吉合著了《女巫之锤》。书中总结了鉴别“女巫”的方法、如何侦查她们的罪行、镇压“巫术”的方法，以及具体的量刑制度。如今让我们再看《女巫之锤》，真是令人毛骨悚然，又荒谬可笑。

如何鉴别一名“巫师”

且让我们瞧瞧，在那个黑暗时代，裁判官们是如何鉴别“巫师”的：

当时人们相信，魔鬼会在“巫师”身上留下记号，而且刺之不痛，也不会出血——身上有胎记、黑痣或是老茧的，可得小心点儿了！

因为据说“巫师”会飞，所以他们的体重会比看起来轻——所以那些看起来挺结实的大个子，实际上还很瘦的人要危险了。

当嫌疑犯被独自监禁于地牢时，囚室门上会故意留一小洞，以便裁判官们观察有没有“小鬼”进出——譬如说蟑螂、老鼠或者蝙蝠！

当一个无辜的人被认定为“巫师”后，裁判官们还会进行审讯，以便在陪审团监督下“公正”地定罪。

《女巫之锤》的作者在审讯了几百名“巫师”后，于1631年总结了自己的心得：

“如果她在审问时显得害怕，那么她是有罪的，良心使她露出马脚；如果她坚持自己无罪，保持镇静，那么她是有罪的，因为女巫们惯于恬不知耻地撒谎。如果她极力辩白，这证明她受魔鬼的控制在狡辩；如果她垂头丧气、缄默不语，这正是她有罪的直接证据。如果她受刑时因痛苦不堪而骨碌碌地转眼睛，这意味着她正在寻找魔鬼；而如果她眼神呆滞、木然不动，这说明她正盯着魔鬼看。如果她挺得住酷刑，这无疑是魔鬼在帮她撑着，因此必须更严厉地折磨她；如果她忍受不住，在刑罚下断了气，那就是魔鬼为了保密而将她灭口……”

总之，在那场“猎巫行动”中，被告发、怀疑、指证的嫌疑人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任何蛛丝马迹都能成为定罪的证据。就算是被冤枉的，也逃脱不了刑罚。

“巫师”究竟为何物

时间已来到21世纪，数百年前的黑暗恐怖早已成为小说家和电影导演所钟爱的素材。但在那个年代，“巫师”确确实实是存在的，而且数量庞大，在东盎格鲁地区，任何村庄方圆十英里内都有“巫师”的踪影。现在我们当然知道，“巫师”肯定是人，不是什么魔鬼，但他们究竟是怎样的人呢？

耶鲁大学主讲英国近代史的赖森特教授，曾在课堂上将“巫师”的最重要作用归结为“医疗”。

在中世纪，医学并不发达，如果生病受伤，那么按照教会的要求，人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祷告、忏悔。但显然这并不能解决问题，于是，通医理的人便打着神秘咒语的幌子，来为人们治疗简单的病痛。比如那位被筑路工人发现的“女巫”厄休拉·肯普，就是一位擅长治疗关节炎的村医，而另一位与赖森特教授同姓的“巫师”，则专门为马匹“解咒”——其实，他不过是位兽医。至于运用“法术”使草药的疗效更佳，那就完全是人的心理作用了。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第2篇

关键词： “荷马史诗” 宗教场所 神庙

古希腊的宗教场所是希腊人举行诸如祈祷、献祭、圣餐等宗教活动的集中场所，具有一定的肃穆性和神圣性。到目前为止，我们从已取得的考古成果看，希腊史前时期的宗教场所主要分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祭拜神灵的场所，如洞穴庙、山峰庙、圣树庙、宫殿和家宅内的神祠及少量独立存在的神庙建筑等；二是祭拜英雄的场所，如墓穴庙。在这些祭拜场所中，考古发现了大量献祭品，如金制或铅制的斧头、陶制或金属制的手工艺品、各种陶器小模型及动物和人的小雕像等。很显然，这类遗迹实际上并不具备任何的实用功能，再加上考古发掘出来的很可能用于祭祀活动的各类动物的骨头，更使我们坚信它们曾经确实是在那些地方举行过某种宗教祭拜活动。而到了城邦时代，神庙已经成为宗教活动最为集中的场所。

那么，“荷马史诗”①在这一方面究竟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信息呢？毋庸置疑，“荷马史诗”在宗教场所方面的记述不可避免是相当零星的、散乱的，经过科学分类梳理，依然可以筛选到这方面的有效信息。在“荷马史诗”中，荷马向我们展示出来的宗教场所主要有神庙、坟墓和家宅庭院等。当然，实际上许多宗教活动的举行并没有设置在固定的宗教场所，如在沙滩边、航船上、战场前等地方希腊人会根据自身需要随机举行不同的宗教活动。

从“荷马史诗”我们可以看到，专门用于宗教活动的神庙已经出现。在《奥德赛》一书中，仅涉及神庙建设的地方就有两处。一处是“仪容如神明的瑙西托奥斯迁离那里，来到斯克里埃，远离以劳作为生的人们，给城市筑起围垣，盖起座座房屋，给神明建造庙宇，划分耕种的田地”[1]116，事实上，瑙西托奥斯的做法成为后来希腊大殖民时期建立新型城市的模板。另一处是“如果我们能回到故乡伊塔卡，我们将立即给赫利奥斯・许佩里昂建造豪华的神殿，献上许多贵重的祭品”1]261，奥德修斯的几个同伴可以决定建造一座神庙，这说明当时神庙的规模可能比较小，但是可以肯定，作为宗教活动的主要场所，神庙在当时已经是确确实实存在的。从“荷马史诗”我们能够看到当时神庙已经基本具备城邦时代神庙的一般特征。例如，“目光炯炯的雅典娜说完，转身离开心爱的斯克里埃，来到喧嚣的海上，很快到达马拉松和街道宽阔的雅典城，进入埃瑞克透斯的建筑坚固的居所”[1]133，很显然，“埃瑞克透斯的建筑坚固的居所”便是供奉埃瑞克透斯和雅典娜的神庙，而且里面极可能供有他们的神像，同时可以推测出至少在荷马时代，人们便有了神庙是神的居所这种观念。而“华美的波塞冬神庙附近有一座会所，用巨大的石块建成，深深埋在土里”[1]126则表明当时神庙已经拥有和城邦时代相类似的神庙广场，以便于人们举行祈祷、献祭、圣餐等宗教活动。此外，荷马时代还出现了负责管理神庙的祭司，如“在他们到达高城上雅典娜庙的时候，庙门有基塞斯的女儿、美颊的特阿诺打开……特洛亚人使她担任雅典娜的祭司”[2]159；而“拉奥戈诺斯，就是伊达山的宙斯的祭司，被人们敬如神的奥涅托尔德勇敢的儿子”[2]433。

坟墓是“荷马史诗”反映的重要的宗教活动场所。如在《伊里亚特》中，为帕特罗克洛斯举行的葬礼和竞技[2]585-620。在古希腊，坟墓崇拜历史源远流长，最初它可能是源于古老的氏族祖先崇拜，据考证早在克里特――迈锡尼时期坟墓便已经成为古老的宗教活动场所之一。如伊文思在克诺索斯附近的基萨德（Gypsades）发掘出的称之为“神庙陵墓”（Temple Tomb）便是墓穴庙的典型。该庙建于克里特文明的黄金时期，它依陵墓边缘建有一座两层的建筑物，厅堂内有蓝色的天花板和支撑大厅的石柱，在屋旁的岩石上还凿有一个洞室。一般认为它是克诺索斯王的陵墓，其内部的葬品早被劫掠一空[3]33。从陵墓附近的遗迹看，人们在埋葬死者时可能在此举行了大规模的葬礼活动，当然在此之后人们可能在此坟墓前举行定期或者不定期的祭拜活动。在迈锡尼的竖井墓和圆顶墓上面曾发现厚厚的灰烬层和动物遗骸，陵墓旁边则一般附有一定的建筑物、祭坛和祭祀物品等。这种坟墓前的祭祀活动，对于古希腊人来说实际上是功利主义的。在早期希腊人看来，如果对氏族祖先殷勤献祭便可以获得祖灵的佑助，若怠慢则有可能招致亡灵的降灾。到后来，祖先崇拜则逐渐蜕变成英雄崇拜，人们在所谓的英雄坟墓上或附近筑建专门祭拜他的神庙，这样，墓穴庙随之变成独立的英雄庙（或称之为英雄祠）。

在“荷马史诗”中，家宅庭院是古希腊人举行宗教活动的另一重要场所。如在《伊里亚特》一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我们在那里见到英雄墨诺提奥斯，还有你和阿喀琉斯，车士佩琉斯王正在庭院虔诚地把肥嫩的牛腿祭献掷雷之神宙斯，手握带把的金杯，把晶亮的美酒向燃着的祭品浇奠。”[2]297在《奥德赛》中也有类似记载：“他（费弥奥斯）双手捧着音韵嘹亮的弦琴站在侧门旁边，心中翻腾着两种考虑，是逃出大厅，坐到保护神伟大的宙斯的建造精美的祭坛上，在那里拉埃尔特斯和奥德修斯焚献过许多肥牛的腿肉，或是向奥德修斯奔去，抱膝请求。”[1]466很显然，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奥德修斯在其庭院中祭坛处会经常性地举行献祭活动。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祭祀活动都是以祭坛为中心露天举行的。因此，与在室内举行宗教活动的克里特时期的宫殿和家宅内的神祠截然不同。

与上述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不同，从“荷马史诗”中我们能看到人们出于自身实际需要，在任何可能需要神明帮助的时刻会随时随地举行献祭活动。如皮罗斯人在沙滩上举行奉献祭礼[1]38；在船上可能举行祭拜，如“当他（帕特罗克洛斯）到达神样的奥德修斯的船舶，即人们经常集会、进行军事审判、为众神设立祭坛的地方……”[2]299。类似的出于实际需要随机选择的祭祀场所在“荷马史诗”中还有诸多反映，在此不作赘述。

通过上述论证我们不难看出，最迟在黑暗时代末期或古风时代前夕，作为独立建筑的神庙就已经出现，还具备一定的管理机制，尽管这些神庙很可能数量较少、规模较小，并且与此同时还伴随着其他出于实际需要的非固定的宗教场所的存在。然而遗憾的是，严谨的历史学家们不可能把充满神话色彩的、缺乏考古和文字资料佐证的“荷马史诗”完全当做切实可信的史实。但是，把神庙作为神的居所的这种宗教观念经过以荷马为代表的口传诗人的世代宣扬，这种信仰不仅保留了下来甚至根深蒂固。于是，当公元前8世纪随着希腊世界开始进入全面复兴之时，神庙亦随之普遍出现。

注释：

①在史学界，关于“荷马史诗”反映的年代始终存在较大的争议，不过多数专家还是倾向于认为它主要反映了公元前11至前9世纪的社会情况，而且部分反映了迈锡尼时代的历史面貌。由于该书成书时间较晚（约为公元前6世纪左右），不可避免地掺杂着古风时代初期的文化成分。尽管如此，我依然倾向于认为，“荷马史诗”反映的宗教观念、宗教活动和宗教鏊约为黑暗时代晚期的社会情况，此文亦采用此观点。

参考文献：

[1]荷马，著.王焕生，译.奥德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第3篇

说来不怕笑话，我有一个梦想，那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退出红尘之外，成为一名不问世事的隐士。一间陋室，几亩薄田，日日菊篱南山，夜夜持樽邀月。这个心思直到现在还经常在我的脑海中出现，并且越发清晰、明了。

在我心里关于“隐士”的思考，是分几个阶段的。少不经事的时候，最先了解到的隐士是竹林七贤，“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这“七贤”活得自由啊，不畏强权，在世风日下的黑暗时代，依旧能畅所欲言，把酒言欢，今朝有酒今朝醉。虽然这种自由的背后有一种惆怅、无奈、郁闷的心境，但是能获得形式上的自由也算是满足了当时人们对于“隐士”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满足了那时的我对于“隐士”的全部幻想。何谓隐士？四个字概括足矣：自由自在。后来，我读到了《五柳先生传》，知道了陶渊明，于是终于把对“隐”的理解向上拔高了一截。所谓真正的“隐”，应该是把形式和内容结合在一起的。由此从古至今、由内而外隐遁成功的人则非陶渊明莫属。那时“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潜成为了我心目中的偶像，“猛志逸四海”“性本爱丘山”也成为了我渴望达到的目标。何谓隐士？乃将身体与心灵收放自如者也。后来的后来，随着年纪的增长，我看到的事情、听到的事情、经历的事情渐渐多了起来，心中对于“隐”的理解也更加现实了。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进，我们所处的环境早已换了面貌，不再是古时即使国家分崩离析，却也不致道德礼崩乐坏的年代。现如今入世难，脱世更难，有谁又能真正放下所有，如五柳先生般“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呢？即便真的能做到如此，也难保这世上还有供你“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地方。所以，“隐”，从最初的形式隐遁走到了内外兼修，继而回归了当下的注重内心体验。

“小隐隐于野，中隐隐于市，大隐隐于朝。”这句话自古流传很广，有很多版本，如“小隐在山林，大隐于市朝”等，说的都是一个意思：那些所谓的隐士看破红尘，隐居于山林只是形式上的“隐”而已，而如果能够真正达到物我两忘的心境，反而能在最世俗的市朝中排除嘈杂的干扰，自得其乐，大智若愚，淡然处之，因此他们隐居于市朝才是心灵上真正的升华所在。他们虽处于喧嚣的时政，却是真正的隐者。相比于古时还算清明的环境，现在这个纷繁嘈杂、是非难辨的时代则更要求我们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一对去伪存真的耳朵，和一颗守住本真的内心。“大隐隐市朝”已然成为了一种心灵的高度，平心静气，潜心生活，即使身处喧嚣闹市之中，也能保持一颗超然物外之心。此乃人生之高格。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第4篇

同样闪现于茫茫黑夜，月亮、星星常常成为美的象征和被歌颂的对象，同为天体的彗星却为何被视为厄兆呢?

这主要是彗星的运行规律“异于常人”所致。其他天体的运行都遵循一套明显的规律，具有可预测性，比如星星，按照四季的变换规律可绘出星图、组成星座，并被冠以人类给予的美丽名字。相反，彗星的行踪出没不定，让古人不可预知，便容易让人联想起神谕，即众神不定期地给人类活动发出指示或警告。

那么，在古人的脑海里，彗星的出现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世界各地的人们根据自己的文化特点，依照目睹的彗星形状作出了不一样的解读。比如彗星后面一般都拖着长长的尾巴，不同文化对这一景象有着不同的联想，有的认为这同一个女人的侧影神似，脑后甩动着飘飘长发疾驰而去，这一剪影被解读成上帝对地球人的不满，所以发出了这个哀伤的信号。 有的则认为彗星像一把炽热的利剑，锐猛的刀锋燃烧着划过夜空，而剑代表“兵象”，说明上天对人类极为不满，要通过制造战争来发泄愤怒，占星观象的术士就会据此预测，战争和屠杀不久将至。看到彗星如同看到上帝愤怒的脸，人们怎能不怕?

人们对彗星的恐惧不仅来自于彗星形状所暗含的隐喻，还来自于长久相传的有关彗星的神话故事。比如古罗马的《西卜林神谕集》和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都把彗星与灾难联系在一起，前者认为彗星的出现是大火灾的前兆，后者则认为彗星会带来洪水、硫磺。

犹太人视彗星为上帝手上的石头，扔到地球上引发洪灾以惩戒人类；古代蒙古人则把彗星称为“邪恶之女”，当她接近地球时，便会制造一系列的摧毁性灾难，如暴风雨和霜冻。彗星总是与可怕的想象联系在一起，它所代表的不祥之意让人类对它敬而远之。

黑暗时代的人们范文第5篇

一

最早把遗址资源域分析用于考古学的是维塔-芬兹(C. Vita-Fenzi)和希格斯(E. S. Higgs)(1)。考虑到进入国家社会阶段之后,人们对居址位置的选择可能更为复杂,所以两位研究者只把这种方法应用于史前或原史社会。但是,他们以及其他实践者并没有将这一理论细化,如他们把一个遗址的领地范围仅设定为半径5~10公里或步行1~2小时所覆盖的理论圆圈(即遗址资源域),遗址本身则处在圆心位置,却没有解释那些紧密相邻的遗址其领地为何会发生重叠(图一)。近年来,贝利(G. N. Bailey)和戴维森(I. Davidson)对西班牙坎塔布利亚(Cantabria)地区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进行了遗址资源域分析(2),结果领地重叠问题再次出现。另有研究者曾尝试把遗址群划分为以诸重要遗址为中心的若干个“遗址资源域”, 试图以此忽略领地重叠问题,但问题并未因此解决。

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对遗址资源域分析进行了重要的修正和发展,这就是泰森多边形(Thiessen Polygons)分析方法的出现。在社会复杂化程度较高的研究个案中,这种分析因其能在遗址之间建立简便的由多个多边形构成的关系网络,而成为最简单、或许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我们认为,既然自然资源通常呈放射状分布(例如下文列举的英国寨堡遗址的耕地资源,就是按照水系的分布而呈放射形分布的――译者注),那么每个遗址的位置就要从获取资源的角度进行分析。所以在实际研究中,划分的多边形通常是明显的不对称形状,而且实际半径值也比遗址资源域分析所设定的理论值丰富得多。

1976年,坎利夫(B. Cunliffe)对英国南部汉普郡铁器时代的寨堡(hillforts)遗址进行了泰森多边形分析(3)。结果发现,由于这些寨堡遗址及其所开发的耕地资源都呈放射状分布,如果以5公里为半径划定遗址的领地范围,那么这些定居聚落的领地范围就会发生明显的重叠,而耕地资源的分布也因此变得明显不合理。但对这些遗址做了泰森多边形划分之后又发现,绝大多数遗址所拥有的多边形都能容纳一个5公里为半径的正圆形,但这个时候遗址已不处在这个圆形的圆心。这促使我们逆向思考,即不把遗址视为以5公里为半径圆圈的圆心,而是把它们视为农夫们为了把领地内生产的农产品顺利运回定居村落,而根据实际地貌情况设立的具有“中心”地位的遗址,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的遗址分布就是另外一种分布模式了。在这个模式中,遗址不再位于领地的圆心或几何中心,而是处在各种地理因素的最佳中心位置。这样,我们就可以仍以5公里为半径、而不考虑寨堡的实际位置来划分遗址资源域圆圈,这时这些圆圈就不会发生明显的重叠,并基本都落在泰森多边形的范围之内。由此,由多个泰森多边形所构成的连续分布的领地模式就成为“最佳”方案,它不再反映单个聚落所拥有的假定的圆形领地,而是反映了它们实际控制的地域范围,是一个拥有一定地域面积和独立人口单位的聚落(图二)。该模式的圆圈凸显出区域内诸遗址在规模上的相似性,而这种相似性恰好暗示着它们作为社会和政治组织单位,其地位也应是平等的,这令人想起了伦福儒的“平等政体之间相互作用”模式(4)。历史地理学家已经对晚近集镇之类的乡村中心地带进行了研究,提供了大量有明确记录的、重复出现的服务区的例子。这种服务场所通常是有极限的,就是农人必须能在一天之内回到这个中心集镇。这为上述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背景参考。

现在,让我们来梳理一下遗址控制网络与其所属环境中的地质、土壤、地势、纬度以及植被之间的相互关系。杰克比(R. M . Jacobi)研究了英国北部巨石阵遗址与早全新世海拔365～490米森林地带狩猎环境之间的关系(5),谢尔曼(B. Sielmann)研究了气候和土壤多样性对温带欧洲线纹陶器文化(Linear Pottery Culture)农耕聚落的影响(6),这些研究范例说明,如果聚落是有等级的或是年度性使用的,我们也许能重建中心遗址与其附属遗址之间、或中心遗址与资源分配之间的互动关系,最终就可能重建一个总的遗址控制网络,进而推测当时的人口规模和密度。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还能发现同一景观中不同时期遗址分布的演变规律并推测其原因,进而推知人口波动带来的潜在影响,尤其是当资源开发和利用方式发生明显改变的时候,遗址分布是如何随之发生变化的。笔者此前曾经指出,欧洲古代聚落的布局与其所属农业圈所在区域的不同景观息息相关(7)。因此笔者认为,资源利用方式的改变与政治发展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

二

但必须承认,在阐述了其他学者和笔者本人所做的区域研究之后,仍然存在两个疑问:一是已经发现的遗址的保存状况或可发现程度因所在环境的不同而有显著差异,那么在我们对某一景观中遗址的原始形态进行评估时,这种差异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评估的准确性,即我们能正确推导出那些已经消失的遗址吗?二是人类聚落与其所处景观中的自然资源分布存在某种契合模式,而特定文化中的人类遗存在多大程度上扭曲了这种理想模式,即环境考古学是否能独立于社会考古学甚至符号考古学之外而存在呢?以下将以笔者在希腊中部进行的皮奥夏地区(Boeotia)调查项目为例来探讨这些问题。该项目由斯诺德格拉斯(A. M. Snodgrass)和笔者共同担任领队(8)(图三)。

经过密集的全覆盖式调查,我们发现在古典希腊文明的鼎盛时期,皮奥夏地区乡村聚落的密度是相当可观的,每平方公里有3~4个遗址,其中三个大型聚落是城镇(Haliartos、Thespiae 和Askra),构成三个城邦国家的中心,其余几乎全是小型农耕遗址(图四,左)。我们对这批资料进行初步处理后得出两个认识:一是已发现遗址的分布情况反映了古人对土壤类型的选择,二是正如詹姆士曾经指出的那样,一个遗址的领地范围可达 5.4公顷(1公顷=1万平方米)是那个时期的常见控地模式(9)(其半径已大大小于5公里),在皮奥夏地区就存在类似的控地模式(图四,右)。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工作证实了田野调查中普遍碰到的一种情况,即现在发现的遗址可能很快就被破坏消失了,这意味着我们得到的遗址分布格局只能是古典时代景观中原本存在的一个片断。但是到底有多少遗址消失了呢?根据文献记载可以对希腊城邦领地的人口规模做出合理推论,我们将现有的聚落密度与根据本区文献推导出的人口数据进行对比,结果表明我们已经发现了调查区内大约57%的同期遗址。那么另外43%的遗址在哪里呢?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矛盾现象,即已发现的遗址及其周围的耕作领地仅仅是适于耕作土壤总面积的一部分,而文献记载却显示,这一地区当时的人口数量众多,可能所有可耕地都被开发了。

对这一矛盾现象的解释之一,就是以上述三个城镇为中心所进行的农耕活动与我们原先假定的不同。但如果假设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类农庄的确数量众多,那么我们认为已“消失的”农庄数量有可能还会增加。但不管怎样,已经发现的遗址对于确定那些已消失遗址的位置是可靠的参照物。

上文笔者已经指出,由于遗址位置不同,环绕在周围的农耕领地也各不相同。这在皮奥夏地区就有明确反映。该地区有几个遗址集中分布的地带,从而造成有些遗址的5.4公顷领地范围发生重叠(图四,右),这种叠压使上文观点显得相当不合理而且容易使人产生误解。但也有几个证据支持这一观点:首先,过去几年里我们发现了几个遗址密集的地带,其中一些遗址在地表记录中可能消失但也可能会重新被发现,而那些未发现遗址的空白区经过全覆盖式调查后也会越发明显地显现出来;其次,古典时代的文献记载显示,当时的耕地常常被分成诸多互不相连的小地块,并且还有地界标记。据此,以后的调查会发现更多遗址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第三,徒步进行的全覆盖式调查涉及到如何看待每一地块里可发现陶片的密度和数量,我们认为遗址内较厚的陶片堆积与非遗址内或“遗址外/非发掘区”的陶片密度是有关联的,即遗址外/非发掘区存在的大量陶片基本上反映了古人有意识的施肥活动,而这种施肥方式与该地区密集型乡村聚落的两个主要发展期――古典时代和罗马时代末期是相吻合的(图五,左)。值得注意的还有,在差不多所有的贫瘠地带,很少在遗址外/非发掘区发现陶片。这也说明,密集的人类活动与已发现遗址之间有着不可否认的关联性。

应该承认,为了完善这一阐释模式,我们附带了一些有待检验的假设,并且非常重视历史文献,虽然人们对文献的可靠性褒贬不一。所以这一个案研究的结论是否适用于其它地方的区域调查我们还不是十分肯定。这说明我们在研究史前遗址分布时,一定要充分重视这样一个现实:即便采用了最精细的田野调查方法,事前也经过了深思熟虑,大量史前时代晚期的遗址仍可能已经难觅其踪,或者已经在现代的地表耕作行为中“消失”了。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研究模式,原因在于皮奥夏地区已发现的古典时代遗址的分布在空间上能够代表整体布局。接下来就是对三个城镇的中间地带或者说“中心位置”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了。对这三个城镇为中心的遗址分布格局进行泰森多边形分析后,我们发现,乡村聚落在Thespiae和Askra的边界地带分布格外密集,而在通往Haliartos的边界上分布较为稀疏(图五,右)。经过查阅文献记载得知,Askra 和Thespiae尽管是彼此独立的城邦国家,但多数时候前者不过是后者的一个卫星城,所以它们之间的边界不大可能有实际作用。这就解释了遗址分布疏密程度的不同。

在 Askra―Thespiae之外地区,边界地带的聚落有两种分布模式:在东北部有成串的居民点,而这里是远离三个城镇所辖肥沃耕地的边缘地带,可以推知,由于资源贫乏,这些居民点基本是被外界孤立的;在西北部和北部的广阔肥沃地带,农庄的分布也比较稀疏(图五,右)。在一个居民点的个案研究中我们发现,一个小型农庄能够充分开发较远距离的领地。那么这些农庄的稀疏分布就有两种可能:或者这里的土地开发程度比较低,或者这些地带被邻近城镇( Askra或Thespiae) 或分布在城镇附近的密集农庄开发了。事实上,对遗址外地表陶片密度进行的研究证实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边界地带聚落的这两种布局模式与土地开发程度相一致,前一种模式土地开发的程度较为彻底,而后一种反之。

至此,土地开发和利用与遗址之间到底是何种关系?显然人们的观点不一而足。在最肥沃地带,农庄恰到好处的分布也许最能体现“消耗最少”(Least Effect)原则。但我们发现的事实是:除了一个偏远居民点之外,皮奥夏地区大多数农庄都环绕城镇密集分布,而这种景象在该地区的中部腹地却极为少见(图四,左)。对这一现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解释来自可信度极高的社会因素。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是对居住在靠近城邦中心的生活满意程度,因为古希腊城邦的公民非常珍视这种令人满意的生活环境(如可以享受到某些便利)。也许还可以合理地加上另外一种可能:让农民们继承城邦附近可分割的零散土地遗产,这能鼓励他们选择在城镇附近定居;而如果土地特别偏远的话,他们至少还能选择在一个乡村居民点或“kome”(希腊语,村子――译者注)居住。

三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在描绘出调查区潜在资源的分布之后,加上对古代农业技术和作物产量的一些了解,我们就可以推测资源的潜在承载力和事实上的遗址资源之间的关系。考察一下经过发掘的古典――(早期)希腊化时期的遗址密度,可以发现,聚落分布整体而言是较为密集的。这一点从文化和经济的角度正好印证了这一阶段是传统认为的古典希腊文明的鼎盛时期。但是文献(铭文和文学作品)所记载的人口密度却比这这些遗址反映的人口密度要高,假如我们认同文献记载,进而认为发掘出土的遗物标本连该遗址原本规模的一半都不到,那么皮奥夏地区的农耕产出量已经达到了资源供应量的90%以上。显然,这种情况对于有案可查的农业社会来说是很不正常的,是一种风险性极高的开发。

另外,相对于令人担忧的承载过多人口的古典时代自然环境来说,人口过度拥挤的状况日益得到希腊其它地区的系统考古调查所证实,并且这种人口数量的大起大落极具戏剧性(10)。我们认为,这是长时段“农业周期”的一个例证(11)。在青铜时代过后的后迈锡尼黑暗时代,人口降到最低水平并且似乎维持了几个世纪,但几代人之后的古典时代,人口达到了一个令人吃惊的密度,远远高出青铜时代的人口最高峰,随之而来的是对脆弱资源的过度开发;人口压力在希腊的海外殖民和城邦之间的混战,以及对彼此领土的无穷贪欲中都得到了如实反映。结果,这个地区在古典时代之后,即公元前200年前后开始乡村聚落就崩溃了,城市也严重收缩(图六,左)。衰落持续几百年之后,到罗马时代晚期,城镇和农村又趋于繁荣,开始了新一轮循环(图六,右)。此后,到拜占庭时代早期又再次衰落了。

从理论上讲,聚落和人口与潜在资源应该是相适应的,因此,我们自然而然会把上述现象与聚落和人口的不均衡发展联系起来。导致上述盛衰变化的原因要么是对环境惊人的过度开发和利用,要么是迟迟没有开发,又或者是带有长期社会和政治意味的急剧起伏的局势所致。其次,尽管在不正常的人口长期缓慢发展时段里穿插着几个短暂的人口高峰期,会使得失衡状态逼近危机爆发的临界点,但是粮食和技术因素依然极大地影响着开发水平与强度。显然,单一的环境因素不能为这个明显不稳定的发展历程提供满意的解释,还得从社会政治方面找原因。我们认为,长期的不安全感可能是前古典时代和后罗马黑暗时代人口出现最低值的一个主要原因,而恶性扩张也许为公认的古典时代人口过剩作了铺垫;贵族和以国家为中心的土地管理不善对于罗马时代末期的扩张来说,也应该是一个潜在诱因。另外,越来越多的考古证据表明,这种对土地的过度开发可能已经导致了不可避免的土壤退化和侵蚀,有可能还有其它别的因素,最终导致了前古典时代和后罗马时代的人口低谷(12)。

四

从本文的研究个案可以看出,在古典希腊的鼎盛时代,为了开发土地,人们住在分散的乡村农庄里,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基本符合消耗最少原则的方式。众多城邦制社区因此有了有效的安全感,虽然有些社会因素阻碍了城邦在文明地区的进一步传播。到罗马时代末期,尽管城邦变成了罗马帝国的城市议会,但是对公民城邦的依恋仍然支配着聚落分布的布局和模式,相对的繁荣和每个城市的重要性在无可置疑的乡村密度中得到反映。后罗马黑暗时代之后,最晚到公元11世纪或许更早的时候,一种新的聚落布局模式出现了,人口日渐聚集成一个网络,虽然构成这个网络的核心居民点和村落距离现代村落有远有近。此时的聚落有两种:一种是有设施的,显而易见是出于对所开发土地进行防御;另一种则开放得多,选择在古代城镇或邻近的地方。随着时间的推移,前者显然成为大势所趋。即使是在近代,那些发展到拥有2000或更多人口的村落,事实上甚至在用词上,都可能会消失。造成这种后古典趋势的原因可能植根于对村落之间相互团结的需要。在中世纪和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下,在对抗不安全感和抵制封建帝国种种势力的侵略性索取中,这种团结一致是至关重要的。这一时期大村庄的规模不亚于古典希腊数量稍少一些的小城邦。但是,对区域腹地的开发还是继续游离于理想的消耗最少原则之外。

本文最后想说的是,为了对这些古代聚落的最初规模、数量和对环境的开发程度做出客观评价,我们应该彻底地重新审视现有的考古学聚落布局模式。即使在重建一种可信的最初形态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我们也不能期待会有理想的聚落分布模式与资源等高线相一致;确切地讲,也许是时代的特殊性,或者出于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压力,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对所处环境中的理想的人类生态产生系统的影响。

注释:

(1) Vita-Finzi, C. & E. S. Higgs (1970), Prehistoric economy in the Mt. Carmel area of Palestine: site catchment analysis, Procs. Prehistoric Soc. 36, 1~37.

(2) Bailey, G.N. & I. Davidson (1983) Site exploitation territories and topography: Two case studies from Paleolithic Spain, J.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10, 87~115.

(3) Cunliffe, B. (1983), Danebury. Anatomy of an Iron Age Hillfort.Batsford, London.

(4) Renfrew, C. andWagstaff, M. (Eds.) (1982) An Island Polity.The Archaeology of Exploitation in Melo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5) Jacobi, R.M., J. H. Tallis & P. A. Mellars (1976) The Southern Pennine Mesolithic and the Ecological Record, J. of Archaeology. Science 3, 307~320.

(6) Sielmann, B. (1972) Die frühneolithische Besiedlung Mitteleuropas, pp. 1~65 in J. Lüning (Ed.) Die Anf?nge des Neolithikums vom Orient bis Nordeuropa: Westliches Mitteleuropa. Fundamenta Va. Buhlau Verlag, K?ln. Sielmann, B. (1976) Der Einfluss der geographischen Umwelt auf die linien- und stichbandkeramische Besiedlung des Mittelelbe-Saale-Gebietes, Jschr. Mitteldt. Vorgesch. 60, 305~329.

(7)、(11) Bintliff, J. L. (1982) Settlement patterns, land tenure and social structure; a diachronic model, pp. 106~111 in C. Renfrew and S. Shennan (Eds.) Ranking, Resource and Ex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8) Bintliff, J. L. (1985) The Boeotia Survey, Central Greece, pp. 196~216 in S. Macready and F. H. Thompson (Eds.) Archaeological Field Survey in Britain and Abroad.Society of Antiquaries,London. Bintliff, J. L. & A. M. Snodgrass (1985) The Boeotia Survey, a preliminary report: The first four years, J. of Field Archaeology 12, 123~161.Bintliff, J. L. & A. M. Snodgrass (1988) ― The end of the Roman countryside: A view from the East, pp. 175~217 in R.F. Jones (Ed.) Europe in the First Millennium AD.British Archaeological Reports, Oxford。

(9) Jameson, M. H. (1978) Agriculture and slavery in Classical Athens, Classical Journal 73,122~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