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选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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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选之路范文第1篇

在选修模块的教学上，往往存在两种错误倾向，一是放得太开，“放羊式”教学，学习处于无序、无法、低效的状态；二是收得太紧，牢牢牵着学生鼻子走，和必修教学区别不开，忽视选修教材在拓展、探究、提高上的要求。“放”与“收”是一对矛盾，处理得好自然是相得益彰。

一、教材处理放中有收，着眼知识建构与素养提升

选修是对必修的拓展与补充，选修必须重视对必修内容的梳理和巩固，选修课仍然具有基础性，选修课的地位决定了教师在处理教材时必须收放结合。体现在教学目标的制定上必须以建构学科知识为着眼点和课堂内核。

《项脊轩志》在《古代诗歌散文欣赏》第六单元“文无定格，贵在鲜活”，《清兵卫与葫芦》在《外国小说欣赏》的第五单元，单元话题是情节，单元目标着眼于学生关于古代散文和外国小说鉴赏的知识建构。赏析散文中的形象与情感，赏析小说的情节，是必修模块课堂已经讲过的东西，但在选修模块中，单元知识与话题对赏析内容作了规定，相对必修，规定更加具体，这就是选修模块在教材处理上的“收”。关于“文无定格，贵在鲜活”，教材表述为“感受生活气息，感受其中的情趣，欣赏它的摆脱拘束，务去陈言”。这些表述对学生而言是陌生的，对老师而言也是比较虚无不好操作的，将其转化为“形象鲜明”和“景物生动”，并在赏析鲜明生动的形象过程中感受古代读书人的日常生活，体会蕴藏在字里行间的情趣与浓郁的亲情和深沉细腻的爱情。

二、教学过程收放自如，老师该出手时就出手

赏析《项脊轩志》可以让学生自由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某一个字词、某一句话、某处描写进行点评并交流，但是老师还可以巧用教师点评、追问、补充等方式带领学生将鉴赏进一步深入。也就是说不仅做到了眼中有学生，还做到了眼中有教材。比如学生点评“东犬西吠，客逾庖而宴，鸡栖于厅”，从中读出家族衰落、礼法崩坏的悲哀。老师顺势引导学生读前几句，板书“爨”字，并解说这个字的构成，帮助学生理解“异爨”即为分灶头，引导学生理解作者因为大家族的分崩离析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日渐隔膜的悲哀。“爨”字的解读简洁而形象，一个繁难的汉字顿时栩栩如生，解除了文言文学习中文与言的隔阂，使课堂充满浓郁的文化味，将学生的鉴赏引向深入。这就是教师适时恰当的“收”的作用。随着学生的鉴赏，老师适时加以小结：景物形象生动——以景传情，人物形象鲜明——以琐传神，并在最后对本文作出了“事琐细、象鲜明、语简淡、情至真。文贵鲜活，时间就是最好的试金石”的评价，可谓卒章显志，亮明“鲜活”这一单元话题。这一环节让整节课形散神聚，让学生的放有了目标和归结点。

赏析《清兵卫与葫芦》则是先收后放，这也是这节课的内容决定的。因为本节课的主要教学内容是鉴赏情节的摇摆，但是学生对“摇摆”的概念比较陌生，因此，老师要在理论引路上下足功夫。首先学生齐读概念，然后教师解说概念。老师还可亲自示范，选择文中两个典型的情节摇摆——错看葫芦和介绍教员的喜好，分别解说摇摆的两种类型：放慢速度和宕开一笔。这是必要的“收”，没有这一教学环节，后面的“放”便无从展开，或者只能无效展开。

三、学习方法灵活多变，以放开为主

《项脊轩志》一课可让学生自主评点，展示评点成果；《清兵卫与葫芦》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寻找课文中的情节摇摆。前者的点评，学习时间集中在课外，老师已经布置了相关学案的学习，课堂主要用于展示交流自主学习成果，后者的合作探究在课内。学生通过合作探究解决了一些问题，通过交流展示培养了口头表达能力，也及时暴露出认识上的问题，从而使问题得到及时解决。

选修模块，全都是文学作品，学生的个性化解读是非常多的，更需要这种开放的学习方式，使不同的观点得到交流碰撞，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成就感。在讨论交流中，学生的思维发生碰撞，互相启发，从而产生更新的观点，让学生体验到成功的喜悦。

未选之路范文第2篇

关键词：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路径

中图分类号：D6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6-0047-02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时有发生，国内则更是频繁。如：2014年的西非埃博拉疫情和2015年的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疫情，国内广东地区登革热疫情异常高发，这类疫情传染力很强，并且具备有限的人传人的能力，一旦发生，就严重威胁着全世界范围内的人民生命健康和社会安全。因此，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积极预防并及时应对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已日益成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重点工作。然而传统的单一政府主体权威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公共卫生事件这类公共问题的管理要求。因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找寻一种适应当前公共卫生事件发展趋势的管理模式就成为国内学者和实务者的研究使命。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的概念，这里的“治理”就是强调的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

近年来，协同治理理论已经渗透到我国社会管理各领域，并发挥了不错的效果。但是，协同理论作为一个以研究系统内部各要素及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相互合作为目标的理论，是否能够在治理公共卫生事件这类突发性事件中发挥真正的实践作用，弄清以下三个问题是必须的：一是在理论层面上，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是否具有可行性；二是在现实层面上，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在实践中的现实困境；三是如何化解理论可行性与现实困境之间的张力，构建新形势下公共卫生问题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

一、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分析框架

（一）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内涵

协同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创立的。他认为“协同理论是研究由完全不同性质的大量子系统（例如电子、原子、分子、细胞、神经元、力学元、光子、器官、动物乃至人类）所构成的各种系统。研究这些子系统是通过怎样的合作才能在宏观尺度上产生空间、时间或功能结构的。特别要注意研究那些以自组织形式出现的结构，从而找出与子系统性质无关的支配着自组织过程的一般原理。”[1]

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俨然已是大势所趋，它是以政府为中心，非政府组织、企业、个人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治理，以新兴的网络技术为支撑，依据公共卫生事件的演化周期，在事件的发生、发展、消弭的各个阶段，各参与主体协同合作采取有效的措施有效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解决单一主体不能解决或实现的目标。它主要包括以下内涵：其一，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主体的多元化。公共卫生事件本就属于公共问题的范畴，公共问题的管理一直是以政府为主体，同时也是政府作为责任承担者。但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中，政府作为唯一主体的情况已不存在，伴随着的是社会中的非政府组织、民营企业、公民个人等在内的相关社会组织和利益相关者都可以是事件的治理主体，不同主体在沟通协商的基础上，不断达成共识，从而在事件处理中高效发挥作用，及时消弭危机。其二，治理权力的多中心化。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是典型的公共问题的处理，它的协同治理需要权威，在国内，长期以来权威的主体都是政府，但在协同治理中，这个权威不一定是政府，其他治理主体都可以参与到管理中来，构建一个协同治理网络，从而形成多个权力中心，共同协商、相互监督、相互激励、相互制衡，实现治理中的权力共享。其三，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精髓就是参与与合作。多元主体治理的基础就是合作，它需要政府同其他参与主体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进行协商对话，建立权力共享、利益共享的伙伴关系来共同治理事件。其四，事件治理的直接目的就是有效预防、处理和消弭危机，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社会安全。在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中，利用多方的优势互补，实现“1+1>2”的高效危机处理结果，从而保证和增进公共利益。

（二）运用协同理论分析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可行性

“协同理论是探寻复杂系统中各因素或者各子系统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科学理论，其研究对象必须具有复杂性、开放性，以及远离平衡状态等特点。”[2]而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首先就表现在事件产生的不确定性和处理的复杂性以及多元的利益相关体，使系统内部各成员相互影响、相互合作。然而，在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由于“经济人”的特性，各治理主体所追寻的价值利益、价值目标不可能一致，那么这种情况下系统内部自组织的协调就变得非常关键；同时系统本身不仅受到其内部各子系统的作用影响，也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外部环境的变动必然导致系统内部各要素和子系统之间的关系变化，具有很强的动态性。其次，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体系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高成本和高难度，决定了必须不断保持同系统外进行物质、信息以及资源的交换，不管是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需要，还是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功能输出，都表明了公共卫生事件治理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最后，当前我国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体系处于一种非稳定状态。我国传统的以政府为中心的单一权威主体治理模式已经不能有效应对与日俱增的公共卫生事件，这一具体情况决定了治理体系的非稳定状态。所以，必须对目前的治理体系进行机制的优化和结构的再造。综上所述，运用协同理论分析公共卫生事件的协同治理是具有可行性的。

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路径选择

（一）不断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立法，促进事件治理的多元主体依法、高效、有序参与

2003年，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针对防治非典型肺炎工作中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我国就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两部法律对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与管理做出了详细的规定，使我国公共卫生事件管理进入法制化管理轨道。但是，相关法律法规并没有对公民和社会组织在参与事件治理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规定，其治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并没有得到重视。随着自媒体时代的来临，公民的声音也越来越有影响力，公民和一些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角色也越来越突出。2013年，黄浦江上出现大量死猪，各大媒体积极报道，迅速引起了政府的高度重视，及时对死猪进行打捞和无害化处理，沿途广大养殖户也积极配合政府的应急措施，使事件迅速得到控制。在这一过程中，媒体和公民的主体责任得到充分的展现。但相关媒体在报道中各自为政，有失偏颇，力量没有得到高效整合，给社会造成一些恐慌。因此，应完善公共卫生事件管理立法，确定公民和各类组织在事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明确其在事件治理中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公共卫生事件治理多元主体依法、高效、有序地参与。

（二）规范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权责体系

公共卫生事件取得协同效应的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系统中，协同内部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作用从而形成源于系统本身的内生动力机制和激励机制。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结构中，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明确包括政府在内的所有参与主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划分，只有明确了责任问题，才能保证协同治理的高效。因此，如何明确权责划分就成为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关键问题：首先，根据权力关系中的权责一致原则，明确参与主体的职责权限。其中的“权”，既包括政府在事件协同治理中的权力，也包括公民、私人团体、社会组织、媒体等在协同治理中的权利。权责一致原则就是既要保证各参与主体在事件协同治理中的权力行使，同时又要明确各自的责任边界和自身的角色定位。其次，依据成本与收益对等的原则，在明确各参与主体权责一致的基础上，使各主体在行动中各尽其责，发挥自身最大的效用，避免在协同治理中各主体各自为政，追逐自身利益而忽视整体利益，甚至有责推诿的现象。最后是建立责任考评体系和激励机制，对各参与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过程中所履行的职责进行考核评价，根据考核的结果对主体进行不同程度的奖励与责罚，督促其在协同治理过程中最大效用地发挥自身的能力，各尽其责。

（三）构建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运行网络

完善的法规制度、明确的权责关系是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高效运行的保障，但在这些基础上，还应加强参与网络的多元化、规范化建设，同时也应保障协同机制的深度融合。第一，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参与主体的决策机制，完善的决策机制是保证事件顺利解决的关键。在这个机制中，就必须体现主体有平等的参与机会和享有均等的权力。“权力均等意味着所有的人都有发表观点的权力，没有人能够进行支配，且所有的人都能够参与进来并相互影响。”[3]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系统，那么其决策过程也必然不会例外，从决策制定、实施、考核、评估这一系列环节，都应保障各参与主体拥有平等的机会参与，并在决策过程中充分表达自己的意愿，科学的决策机制必须要能够兼顾参与各方的利益，唯有如此，决策的科学性与民主性才能得到保障。第二，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参与主体间利益协调机制。利益是合作的基础，利益在各主体间的契合度是协同协作高效运行的保障。一方面应在平等、自愿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合理合法的成本分摊机制，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各参与主体的地位以及相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都是不同的，应在这种区别上合理合法分担治理的成本；另一方面，有效利用公共财政的支持，建立合理的利益补偿机制。通过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各项补贴调节各参与主体的利益，从而达到增进公平的效果。第三，建立公共卫生事件参与主体间资源共享机制。公共卫生事件治理的复杂性、及时性，都要求各参与主体在协同治理中发挥优势资源互补，从而实现资源协同发挥的增效，这就要求各主体分享资源、共享资源。一方面，完善资源共享法律法规制度，古人云：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唯有依托法律才能保障参与各方的优势资源得到合法的整合，实现资源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建立以制度为保障，以新兴的网络为载体的大型信息交流互助中心和技术信息共享平台，为各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进行更便捷的信息与技术共享搭建平台。

（四）培育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社会资本

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不仅仰仗于决策、制度、法规、技术、设备、资金等“硬条件”，也依赖非正式制度、社会结构、信息沟通、危机意识、社会心理、社会道德等“软条件”，这就“需要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需要社会公众共建新的公众文化，需要以信用和承诺为基础的经济组织的相互依存，也就是需要社会资本的总动员和重建社会组织缺失的社会资本。”[4]“社会生活中那些表现为网络、互惠规范和信任的特征构成了一个社会的社会资本。”[5]培育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社会资本，首先是要培育普遍的社会信任意识。信任是一切合作的基础，也是重要的社会资本，合作主体间缺少信任，则很难实现高效的合作。社会信任的培育不仅需要构建诚信政府和不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同时也需要社会组织、广大民众守法守纪，共同营造社会的信任文化。其次是公共精神的培育。公共精神是孕育于公民社会中的基本道德观念和统一于维护公共利益和保障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它包含着公民社会中的基本社会道德以及对公共利益、公共责任、公共规范、公共原则的认同与维护。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要实现协同增效，不仅需要正式规则的保障，同时也要形成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公共精神做后盾。最后是发展壮大社会组织的力量。近年来，随着公民社会发育不断趋向成熟，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地位不断增强，在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也不断崭露头角。国家应当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到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中来，社会组织自身也应当不断完善，发挥在协同治理中的主体地位，成为实现公共卫生事件协同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

参考文献：

[1]赫尔曼・哈肯.高等协同学[M].郭治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1.

[2]高建华.区域公共管理视域下的整体性治理：跨界治理的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行政管理，2010（11）：79.

[3]J.E.Inness，D.E.Booher.Planning with Complexity：An Intro-

duction to Collaborative Rationality for Public Policy [M].New York：Rutledge，2010：111.

未选之路范文第3篇

关键词: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内部审计

中图分类号:F810.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0)31-0108-02

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是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证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检查会计资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实现对单位信息流、物资流、资金流管理控制等制定的一系列相互协调的方法、措施和程序,即在单位内部对会计业务、会计记录和会计报告的可靠性有直接影响的经济业务实施的会计控制。在对事业单位内部控制会计制度的认识、建立和执行的实际状况方面,总的来说还是较好的。但是,事业单位习惯用经验代替内控制度,对已建立的制度执行不力,有的单位虽然建立了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但实际执行效果不理想,缺乏一定的约束力,重大事项决策和执行程序有一定随意性,部门预算在实际执行中约束力度不够。因此,加强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势在必行。

一、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存在的问题

由于事业单位经济业务简单、涉及环节较少,内部会计控制重点突出,故而其内部会计控制总体较好,但还存在着一些问题。

1.内控环境。内部控制意识淡薄,单位组织结构不合理,缺乏明确的内部控制制度。内控环境包括单位整体风险意识、管理层的职能发挥、员工的职业道德和工作胜任能力、单位组织结构合理设计、信息畅通、权力与责任的分配等等。单位负责人在塑造良好的内部环境中发挥关键作用。首先,单位负责人对内部会计控制管理的意识不强。一些单位的领导缺乏内部会计控制意识,对建立健全单位内部控制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认识不够,认为内部会计控制是财会人员的事,与己关系不大。有的单位虽建立了内控系统,但不尽合理,没有从自身实际情况出发,往往流于形式,弱于执行。其次,财务人员内控意识不强,没有明确的岗位责任约束,日常监督与控制工作做得不好。在实际工作中时常发生对原始凭证审核不严,固定资产登记不及时,资金管理缺乏基本的控制意识,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等不良现象。

2.内控活动。没有建立科学合理的内控体系,业务流程不尽合理。许多单位内部财务与会计控制方法体系很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岗位设置问题较多,不合理兼岗现象较为普遍。关键不相容职务分离是内部牵制制度的精髓,按照《会计法》及《内部控制规范――基本规范》第19条、第20条规定,“关键不相容职务一般包括:授权批准、业务经办、会计记录、财产保管、稽核检查等职务”。但在实际工作中,基于编制有限、人手紧张等原因,许多单位都有不合理兼岗现象,不相容职务未能合法合理分离。第二,授权审批的金额界限不明,授权审批制度有待改进。授权审批是内部控制的重要方法,它要求单位在实施内部控制时要有明确的授权审批主体、授权审批金额权限和审批流程。许多单位都是长期实行“一支笔”审批制度,很容易使单位内部的财务监督流于形式。第三,没有建立重大决策集体审议制度。部分行政事业单位在对外投资、工程项目决策、担保业务、收付款业务等诸多方面,没有建立重大决策集体审议制度和公开透明的决策程序,单位负责人说了算,导致部分单位决策失误甚至发生营私舞弊行为。

3.风险控制。没有树立风险意识,无法有效防范来自单位内部、外部的各种风险。《内部控制规范》指出:“风险控制要求单位树立风险意识,针对各个风险控制点,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系统,通过风险预警、风险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分析、风险报告等措施,对财务风险和经营风险进行全面防范和控制。”在现实工作中,行政事业单位由于其单位性质特殊,普遍存在风险意识淡漠,不能提前识别影响单位目标实现的各类风险,从而造成工作被动,运行经费的极大浪费。

4.内部报告控制。没有建立完善的内部报告制度,造成内外信息沟通不畅。内部报告制度要求单位建立完善的内部报告制度,全面反映经济活动情况,及时提供业务活动信息,增强内部管理的时效性,保证单位内外信息沟通顺畅,这是实施内部控制的重要条件。然而,当前单位的现状是财务管理混乱、财务报告数据失真。这虽然有部分外部原因,但其主要还是由于单位利益驱动、负责人法制观念淡薄、会计基础薄弱等内部原因造成的,直接影响了对内、对外的信息沟通,从而导致决策上的失误。

5.内控监督。对内部会计控制的监控力度不够,内部审计制度形同虚设。当前部分单位没有设立专职内部审计机构,多是财务人员兼任内部审计职责,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情况由其自行监督检查,但也仅仅停留在一般的经济事项的监督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作用,导致监控力度不够,影响了内部会计控制作用的发挥;有些单位虽然设立了内部审计机构,但对内部审计工作没有给手足够的重视和支持,内部审计人员不能充分履行内部审计的职责和权限,不能坚持内部审计的准则和原刚,内部审计流于形式,形同虚设。

二、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存在问题的成因

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存在问题的源头在于产权问题。事业单位是公有制单位,产权主体缺位,权责不清,加强内部控制的受益主体不明确,因此单位没有建立内控制度的积极性。

1.内部会计控制环境建设滞后。尤其是事业单位的责任追究机制不健全,损害的是公家的利益,与个人无关,因此没有真正形成有章可循、执法必严、违章必究的大环境。

2.内部会计控制人员素质不高。单位对内部会计控制岗位人员配置能力重视不够,会计人员素质不高,系统学习过专业技术的人员较少,很少没有经过专业培训,临聘人员较多。

3.没有建立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制约和监督机制。记账、保管、决策及经办人员之间没有建立起很好的分离制约制度,存在出纳兼复核、采购兼保管等现象。

4.没有建立严格的业务流程内控制度。经济业务授权制度不完善,权力分配的级次划分不清,同时工作人员的职责权限模糊,或制度严格明确但执行随意性大,制度变成形式,有章不循、违章不究甚至无章可循的现象比较普遍。

5.原始凭证管理不规范。有些单位原始凭证规定的内容填写不全,发票内容笼统,手续不严,一些单位甚至自制原始凭证,格式和内容都不规范。

6.没有建立规范的内审制度。如何审,审后怎么处理,都没有硬性明确的规定,缺乏有效的监督体系。内审部门形同虚设,或者由财务部门兼任,或者根本就没有设置。

三、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完善的具体路径

财政部颁布并实施的《内部会计控制规范――基本规范(试行)》以及涉及企业经营活动九个方面的具体规范,为企业内部控制的设计提供了依据,同时也为事业单位完善内部会计控制提供了依据。

1.健全事业单位内部稽核制度。要改善事业单位内部会计的管理,就必须健全事业单位内部稽核制度。要从制度上和管理体系上严格把关:一是要建立明确的各级稽核岗位和稽核人员普核责任制,执行对各种凭证的稽核工作;二是要明确责任。凡属经稽核员审核并加盖“合规凭证”印章的原始凭证,如被财政部门和其他政府监督部门查出的属于非法凭证而受到的经济处罚应由稽核人员负责,责令稽核人员负责协助追查原始凭证问题原因。

2.明确职责分工和程序方法。根据权、责、利相结合的原则,明确规定各职能部门的权限与责任,并根据各自的任务与特点划分岗位,即对每一个部门和人员在授予其权利的同时,必须明确其相应的责任,任何部门和个人都不得拥有超越内部控制的权利,并且要做到责任与利益挂钩、过失与处罚对等。要坚持不相容职务分离的原则,推行职务不兼容制度,保证单位内部机构、岗位及其职责权限的合理设置和分配,杜绝管理人员交叉任职。

3.制定切实可行的内部控制制度。各单位在制定制度时充分考虑本单位实际,做到制度切实可行。要考虑控制投入成本和控制产出效益之比,必须对那些在业务处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大、影响范围广的关键控制点进行严格控制。对那些只在局部发挥作用、影响特定范围的一般控制点,其设立只要能起到监控作用即可,而不必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控制。

4.实施事业单位预算控制。全面预算管理体系既包括预算编制,也包括预算的执行、监控以及事后对预算的考评,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价值和行为的双重管理。多年来,中国企业和事业单位对预算的要求和管理都不到位,特别是事业单位更是没有实质意义上的预算。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对部门预算的要求逐步提高,逐渐到位。单位的经营活动要在收入的预算中得到反映,各项业务活动要在支出的预算中得到落实。

5.强化内部审计工作。实践表明,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当务之急就是必须强化行政事业单位的内审工作,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同时健全内部审计制度是强化内部会计监督,提高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的有效手段,它的审计对象主要是原始凭证、记账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等,实施内部审计又是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基本内容和方式,它的主要目标是对内控制度执行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单位内部的各项规定的落实和执行情况,了解执行中存在的问题,反馈给单位领导,以便领导及时改进工作,完善制度,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综上所述,完善事业单位会计内部控制任重道远,需要面临许多挑战。因此,这就要求事业单位在确保自身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建立比较完善的内控制度,使内部控制制度能够适应时展与变化,进而推动事业单位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1]孙文浩.加强事业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思考[J].理论园地,2008,(12).

未选之路范文第4篇

This paper has summarized the new situation faced by the textile industry in Zhejiang province in post-financial crisis period.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operation and innovativeness of Zhejiang textile indust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major upgrading fields, main tasks and proposals, and therefore provides some reference to help Zhejiang textile industry get out of trouble and proceed upgrading.

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一度使浙江省大量纺织企业陷入困境，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随着世界经济缓慢复苏和国内外市场逐步回暖，浙江纺织业在后危机时期如何进行技术升级，提高产业综合竞争力，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

一、后危机时期浙江纺织业面临的新形势

1．纺织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

2009年以来，由于棉花、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持续高位波动，带动纺织原材料价格上涨，棉花现货价格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一路飙升，从每吨约1.8万元暴涨到2011年初3.5万元的历史高位，涨幅约90%。但是从2011年 2 月起，棉花价格就一路下跌，直至目前的跌破收储价，跌幅超过40%，而且还有不断下跌的趋势。棉价大起大落，给纺织业带来灾难性打击。2011年绝大多数纺织企业忙于储存棉花、棉纱应对原材料价格上涨，而目前大量棉花存货却为他们带来巨幅亏损，很多中小企业破产、关停。

2. 劳动力价格持续攀升

2010年我国纺织业劳动力的薪酬福利涨幅普遍在10%以上，长三角、珠三角等地的工资涨幅高达20%。与低要素成本国家相比，我国尤其是浙江省纺织业正在慢慢丧失成本优势。据有关资料，绍兴县纺织业在岗工人每小时平均工资，是浙江所有县市中最高的，不仅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更远远高于印度、越南等纺织出口地区。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减弱，使部分欧美订单转向周边国家。同时，预期未来数年内人民币对美元仍将延续持续升值之势，使得纺织业劳动力成本优势进一步丧失。

3. 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加剧

全球经济在未来仍处于缓慢复苏和不确定性发展阶段，发达国家失业率维持高位，本国过剩产能亟待消化，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加速抬头，各国政府为保护本国产业，通过提高安全、卫生、环保标准和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等构筑贸易壁垒，我国纺织业出口面临的贸易摩擦日趋严重。金融危机以来，全球40%以上反倾销和70%反倾销调查针对中国，对中国产品出口设置较大障碍。

4. 节能减排的压力前所未有

我国允诺到2020年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 ～ 45%。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等指标纳入国家和浙江省“十二五”规划，成为经济发展硬约束。今后几年，我国将对污染排放和能源单位消耗水平进行更严格的调控。2010年浙江印染布产量348亿m，占全国58%，而同期全国产量第二位的江苏仅生产62亿m。国家下达近 3 年浙江省必须淘汰的落后产能为印染41.5亿m、化纤85万t，浙江纺织企业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

5. 产能结构性过剩日趋严重

2000年以来，浙江省纺织业工业总产值的年增幅平均达10%以上，出口增幅也比较快。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纺织产业的平均利润率不增反降。这主要是由产能结构性过剩所致。浙江省纺织业粗放型发展方式没有实质转变，产品同质性严重，过多的中小纺织企业集中于产业价值链低端，产品差别化率不高。

二、浙江纺织业运行与创新现状分析

1. 运行现状分析

近几年，浙江省把纺织业作为传统优势产业改造提升的重点产业之一，主动应对经济形势复杂变化，纺织业在调整中上升，总体保持增长，产业规模继续在国内位居前列。浙江省纺织业规模以上企业数、工业总产值、利润均实现稳步增长，列全国第一位、第三位、第三位，较2006年分别增长了1.28、1.60和2.03倍（表 1）。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浙江省纺织业亏损企业数在2008年大幅增加，但随后 2 年有所回落；出货值也在小幅回落后创出新高，继续保持全国首位。印染面料、丝绸等优势产品市场占有率分别占全国的54%、40%，成为在全国具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同时，产业用纺织品行业发展较快，成为行业内新的经济增长点。

表1 浙江省纺织业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运行发展情况 亿元

企业数（家） 其中：亏损

企业数（家） 工业

总产值 出口

交货值 利润总额

2010年 9 215 833 5 574.66 1 539.15 268.74

2009年 8 743 1126 4 691.54 1 282.16 182.64

2008年 8 613 1427 4 482.06 1 373.02 149.07

2007年 7 842 783 4 190.08 - 162.97

2006年 7 212 733 3 473.57 - 132.16

数据来源：根据各年浙江统计年鉴整理。

2. 创新现状分析

（1）创新投入总体保持增长态势

近几年来，浙江纺织业R&D投入大幅增长，2010年纺织业规模以上企业R&D投入达26.15亿元，比2006年增长16.02亿元，年均增长率达26.8%；R&D投入占销售收入的比重在2010年略有回落，但总体而言稳步提升，年均提高0.045个百分点（图 1）。2006 ― 2010年，科研人才队伍逐步壮大，规模以上企业R&D人员年均增幅达16.8%（图 2），规模以上纺织企业办科技机构数年均增长率达8.2%（图 3）。

（2）创新产出水平出现波动，暂未摆脱危机影响

尽管新产品销售收入总体呈现增长趋势（图 4），但反映企业创新意识与热情的专利申请量，及反映企业创新成果和能力的有效发明专利数，均受金融危机影响大幅波动。2009年开始，纺织业规模以上企业专利申请数大幅回落，发明专利申请数也出现回落，有效发明专利数2009年大幅下降，2010年还不足2008年的1/3（图 5）。

（3）可持续发展水平有所提高

纺织业增长方式仍以扩产能、过多依赖资源环境的消耗为特征，循环经济发展方式仍未完全建立。浙江省一些产品水耗、能耗、污染物排放等指标与国际先进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但近几年浙江省纺织业加大节能减排力度，综合能耗水平逐步下降，纺织业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单耗从2006年的0.33吨标准煤/万元，下降到2010年的0.20吨标准煤/万元，年均降幅为11.8%（图 6）。

总体而言，浙江纺织业尽管在规模上稳步增长，运行情况总体良好，但创新投入产出效率较低，仍未摆脱粗型发展方式。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行业内技术创新资源未得到有效整合，缺乏从原料到最终产品各环节的联动研发，主要产品技术以引进和模仿为主；多数中小企业“低价跑量”经营，生产的产品大多档次较低，同质性严重，附加值不高；自主品牌的发展大部分处于初级阶段，产品出口以贴牌加工为主，缺乏行业话语权；过多依赖资源、环境的消耗，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仍未完全建立。

三、浙江纺织业技术升级的路径选择

在后金融危机时期，浙江省纺织业发展面临严峻的形势和考验，整个产业亟待技术升级。浙江省应选择重点领域进行关键技术攻关和产业化，明确提升重点领域核心竞争力的主要任务，为整个产业转型升级打好扎实的技术基础。

1. 重点领域

（1）纱线和纺织面料。加快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继续提高“三无一精”的比重；继续扩大清梳联合机、精梳机、紧密纺纱机、全自动转杯纺纱机、喷气纺纱机、细络联合机和高性能无梭织机的应用。加强高效、节能新型纺纱、织造工艺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推广。提高棉、毛、麻等天然纤维的加工技术，加强高新技术纤维的开发和应用，以发展化纤仿真面料，多种纤维混纺、交织面料为重点，大力推进纤维、纱线、织造及印染后整理的技术进步联动，突破印染后整理的薄弱环节，提高面料的质量档次，培育一批为国内外知名服装品牌配套的高档面料生产企业。

（2）丝绸。以丝绸印染后整理关键技术和丝绸行业两化融合为重点，推进丝绸行业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提高丝绸产品的色牢度和抗皱免烫性，改善丝绸产品的服用性能，提升丝绸产品档次。继续向丝绸行业“微笑曲线”两端延伸，加强创意设计，完善营销网络，培育自主品牌，把产业推向新高度。扩大丝绸在家用纺织品及其它领域，如文化创意产业的应用，巩固和提升浙江省“丝绸之府”的地位，创建丝绸传统行业新优势。

（3）印染。广泛实行清洁生产，推行节能降耗技术，强化环境保护。加快新型染色、印花、多功能后整理、自动控制及在线监测等新技术在印染行业的推广应用。发展高效短流程前处理工艺技术，推广气流染色、数码印花、生态印染等少水及无水印染加工技术，加强资源再生循环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提高生产效率，促进节能减排。

（4）产业用纺织品。重点加大非织造、经编和立体成型编织、功能后整理、复合加工等共性关键技术的研发，重点推进土工合成材料、医疗卫生材料、耐高温过滤材料、高档合成革及服装衬布、安全防护材料等产业用纺织品加工技术的产业化应用。拓宽产品应用领域，加大产业用纺织品在新能源、建筑交通、水利工程、环境保护、医药化工、汽车工业、国防工业等领域的应用。

2. 主要任务

（1）提升技术创新能力

进一步推动以企业为主体、科研院所和高校为支撑、产学研紧密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鼓励企业建立国家级、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到境外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建设更加开放的技术创新体系。着力培育一批主业突出、产业规模大、创新能力强、关联度大、带动性强的行业龙头骨干企业和创新型企业，鼓励龙头骨干企业采取联合、并购、控股等方式整合中小企业，提高产业集中度，推动传统产业集群向现代产业集群转型。在重点领域推动建立纺织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围绕高档面料、印染后整理关键技术、产业用纺织品、节能环保等关键共性技术，实施一批重点项目，着力突破行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支持面向中小企业的公共服务平台和载体建设，完善环保、检测、信息等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

（2）提升自主品牌竞争力

引导企业加大研发设计投入，着力培养设计师队伍，提升品牌设计创意水平。鼓励企业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发达国家和地区设立设计中心、创意中心，在深入研究消费需求的同时，与世界时尚潮流接轨，提升自主品牌内涵。鼓励丝绸、家纺行业重点优势企业依托品牌优势，采取联合、虚拟经营等方式，扩大品牌经营规模，加快形成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国际竞争力的知名品牌，提升纺织行业主导产品附加值。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收购或入股海外品牌，支持企业争创国家级知名品牌。

（3）提升可持续发展水平

加快绿色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及节能减排等先进适用技术和装备的研发和推广应用。组织实施一批节能、降耗、减排的共性、关键技术开发和产业化示范项目。推进重点企业和产业集群实施节能减排改造。运用信息技术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废物排放进行实时监控，提高智能化管理水平，通过“两化”融合促进纺织行业节能减排。加强资源再生循环及利用，鼓励企业加快高效、低成本纺织制品回收再利用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加速淘汰落后产能，制定和完善纺织行业准入条件和落后产能界定标准，提高准入门槛，鼓励发展低消耗、低污染的先进产能。推进印染等重点行业的清洁生产示范企业，加快淘汰不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节能减排要求的落后产品、技术和工艺设备。

四、保障措施

1. 加强政策引导与支持

加强产业政策引导。结合浙江省纺织行业发展实际，引导纺织企业按照国家《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浙江省纺织工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加强技术攻关和产业化，严格控制高能耗、高污染、高排放项目的建设，加大淘汰落后产能的力度，促进整个产业转型发展。

加强财政政策支持。鼓励运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对技术创新、技术改造、节能减排、淘汰落后产能等重点项目给予财政资金支持，优先支持新型纺织面料、产业用纺织品及纺织行业关键共性技术开发和产业化项目。

加强金融政策支持。优先支持符合转型升级方向的纺织企业在海内外上市。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企业债券、中小企业集合债券、短期投融资券等拓宽融资渠道，提高融资能力。加强产业、信贷政策对接，支持符合产业政策和转型升级方向的纺织企业与项目的贷款。落实国家鼓励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法规，进一步完善中小企业融资担保体系建设，鼓励担保机构为中小纺织企业提供信用担保和融资服务，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

2. 加快人才队伍建设

加大企业家、高级管理人才培育引进力度，为纺织业造就一支懂经营、擅管理、具备国际视野和战略思维的领军人才队伍。鼓励纺织企业主动对接大院名校，利用其学科、人才、技术优势，为企业科技研发、工业设计、市场营销、现代物流、电子商务等领域人才的培养提供外部支撑。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鼓励有条件的企业与职校采取联合办学、开设分校等方式，建立定向、定单式培养机制，围绕纺织业发展需求开展各类技能人才的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鼓励有条件的企业完善人才培养与分配激励机制，实行期权、股权奖励人才。

3. 加强纺织原料保障

引导企业抓住国家实施中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机遇，发挥浙江省在技术、人才、资金、市场等方面的优势，到中西部建立棉花、蚕茧、亚麻、羊绒等纺织原料和初加工基地，提高浙江省纺织业的原料保障能力。

4. 加强行业协会建设

加快建立完善行业协会，积极吸收企业会员入会，着力发挥行业龙头企业在协会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的带头作用。鼓励行业协会积极组织成员企业开展协作交流，就产业新趋势、新技术等方面开展探讨，促进中小纺织企业提升和发展。鼓励纺织行业协会、商会加强行业研究、规划和管理咨询服务，组织行业调研，及时反映行业情况、问题和困难。支持行业协会在政府指导或委托下，协助做好行业统计分析和信息等工作。引导中小企业落实产业规划，促进行业有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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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Yu

（Research Institute for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Guangdong Food and Drug Vocational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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