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管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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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管理学范文第1篇
关键词 知识管理 融合 伞式媒介结构 整合式人才
中图分类号 G206 文献标识码 A
数字传播时代，传媒最本质的变化就是数字化，技术逻辑的推进引发了媒介内涵的拓展，我们所称谓的媒介不再是狭义的大众媒介，而是指广义的电子通讯科技，即各种借助于数字技术为依托的新媒介如网络媒介、手机媒介、移动视频媒介等。媒介经营管理学科教育的发展是伴随着传媒市场产业化进程不断推进的。数字传播时代，媒介形态的变迁必然导致我们为之进行人才贮备的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经历从内涵演进到市场定位再到融合式人才培育等各个层面的全面颠覆。因而，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对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学科进行“无理由”论证，研究其本质，对其价值前提再审视，从而探寻大媒介教育观下融合式人才培育模式与实现路径。
一、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元理由”论证及其价值前提
一门教育课程之所以能够作为独立的学科立世，其逻辑起点和现实前提就是它必须拥有明确的学科内涵、丰富的学科内容、独特的学科规律与准确的研究对象。
1.反思：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本源探悉
作为逻辑和现实起点，媒介经营管理学的概念界定与学科归属仍然是国内学界最大的难题。“媒介管理”、“媒介经营管理”、“传媒经济”、“媒体经济”，纷至沓来的学科概念和缺乏定论的学科范式研究充斥着传媒学界，这种现实与目益勃兴的传媒市场、传媒变革极不相称。从世界媒介经营管理学的发展百年历史来看，表现出两个显著的特点：一是逐步为新闻界主导，因为它是直接为新闻传媒服务的，同时新闻传媒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令经济学家望而却步。二是坚持以经济学理论为支撑，研究经济问题必须在经济学的范式内展开。2004年到2006年，中国大陆掀起关于学科理论研究的两次，并先后出现了“经济学派”和“新闻传播学派”。
针对“经济学派”和“新闻传播学派”两种观点的不相上下，学者们把有关媒介经营管理学的研究归为四种取向：
(1)经济学取向。经济学派认为传媒经济学是经济学下属的应用学科，代表者与观点是赵曙光、史宇鹏的《媒介经济学――一个急速变革行业的原理和实践》。
(2)管理学取向。管理学派把传媒经济学列入管理学的范畴，主张从宏观战略层面上探讨传媒经济现象和传媒运作。如喻国明、张小争的《传媒竞争力――产业价值链与模式》，邵培仁、陈兵的《媒介战略管理》等。
(3)传播学取向。主张以传播学为主导，认为只有从应用传播学的角度去分析传媒现象，才能保证传媒经济的科学性，才能科学回答或解决媒介活动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
(4)交叉取向。不少学者主张把媒介经营管理学科视为一种交叉学科，如赵化勇在《电视媒介经济学》中提到：电视媒介经济学是属于新闻传播学与经济学交叉的产物。
四种取向代表着传媒经济研究的不同思维与学科定位，虽然。我们认同一门学科教育从雏形到成熟必然要经历众多学者的千锤百炼，观点的意见市场越丰富昭示着学科愈加强劲的生命力与研究价值。但是我们也坚信一门课程能成为独立的学科存在，就是基于其独特的研究视角，能解决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问题。在高校中开设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课程正是为培养适合传媒营运的各类人才服务，如果一个学科缺乏核心的学术概念，没有严谨的研究对象，明确的研究范式与进路，人才培养如何定位?课程设置如何安排?学界的研究必须符合业界的现实需求才是我们探讨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最大价值点。正如陈中原所说“传媒经济学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面临一个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网络带动媒体冲破了时空限制，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市场不存在，所有媒介基本上都面向同一个市场――全球市场，而且提供多媒体产品，在传媒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传媒经济学即将爆放理论革命”
2.回归知识管理：为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正名的研究
对一门学科本源的探究，终极目的是为探讨这门学科对社会贡献的意义和价值，长期以来有关媒介经营管理学的经济学取向，管理学取向、传播学取向三足鼎立，难以形成众望所归，其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人们对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是不是一个独立学科的质疑。当我们无法对一门学科教育的进路和范式基础形成主流倾向时，我们是否可以换一种思考路径：从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的另一端――为社会培养的人才需求模式上，通过考量学科的定位、课程设置，学生的价值实现等方面推导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本质属性。
本着这样的思维路径，我们以为在数字传播时代，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应该选择“知识管理”作为自己定位与深入研究的进路，媒介经营管理的本源应该是知识管理教育。媒介是生产并传播知识的机构和一种产业，知识管理的实质就是将知识作为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将知识管理作为其本源取向，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理解：
其一：从学科培养的人才取向来看，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培养的是懂经营、擅策划，能够娴熟掌握传媒运作流程的管理型人才。这样的培养取向要求我们应该将学科教育的进路归在“管理学”门下。而有关传媒产业运作、商品定价、促销等经济学的分析能力又要求在管理学科的范畴内开设经济学相关课程，这就解决了传媒经济学中经济学与管理学如何占位的问题。
其二，从媒介经营管理学研究的对象来看，其研究的主体是传媒组织的效率选择，而知识管理的核心是如何培养学习型的组织，提高组织生产的有效性，学科培养的取向与学科本源定位的有机契合，要求我们在管理学科的归属下，具体从知识管理的进路研究媒介经营管理学。
我们认定知识管理取向是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进路，还因为在数字传播时代，它能够满足三大价值前提：
一是大媒介教育观。 数字传播时代，媒介的内涵空前扩展，传统的大众传媒不仅可以借助新媒体，延伸出新的媒介形态，如手机报、数字电视、网络视频等。同时大众传媒还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与电信业、信息业之间的产业融合。正如美国学者凯文・曼尼的《大媒体潮》所描述“传媒业不分领哦全面竞争的现象，一切传统大众传媒业、电信业、信息(网络业)都将统合到一种新产业之下，这个新产业就是大媒体业。”。由大媒介到大媒介教育观，建立大媒介教育理念是时展的必然，大媒介教育观的核心就是以各种媒介形态包括传统的四大媒体、新兴媒体、数字媒体等媒介组织作为自己的研究范畴，摆脱目前学界关于媒介经营管理教育视野仅限在四大传统媒体的片面，培养懂数字技术，懂市场运作，又具有商业敏锐的经营管理人才。在数字传播时代，对人才能
力的要求更高，复合性、交叉性的人才素质是必备，同时又有一定的技术能力。所以，为满足多媒体运营下的传媒经营，人才贮备必须提升到知识管理的语境下。
二是融媒经济。媒介融合时代，传媒最大的改变是将不同介质的媒介交融形成新的传播载体，媒介市场从多元走向一体化――数字化媒介大平台；媒介消费者的消费对象从单一走向多元，传媒组织的收益无法依凭单一媒介效益衡量，适合新型媒介市场的“融合媒介”应运而生。知识管理作为管理学的延伸学科，诞生于技术拓进的背景下，组织的管理与运营能够在技术平台上实现统一的资源调配，通过信息共享，从而达到运营成本的最优化。这些学科特点正好能满足在融媒经济时代，传媒的产品生产到运营的有效实现。所以，融媒经济要求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必须借助知识管理的理论学说。
三是大规模共享。媒介融合的终极形态是建立在数字平台上的多媒体运营，在数字技术催生下，大规模的内容生产成为可能，同时出现了规模化的内容消费需求，在专业化分工条件下可以带来更大规模效益的作用机制，而这一切实现的前提就是技术。而知识管理学研究的就是如何将技术作为一种可控资本进行管理，营造人人都可以平等和普遍地获取知识的公共平台，从而实现大规模的知识共享，多媒体运营要求与知识管理学科的内在特质是不谋而合的。
所以，我们认定在数字时代，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的“元理由”应该是知识资本管理，而且学科的层级设定应该本科教育起步，拓深至研究生和博士生。
二、“伞式”媒介形态对人才教育的新需求
1.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现实景观
有数据显示，目前我国传媒业者中谙熟媒介经营管理的人才不到1％。目前全国主要新闻院系多数开设有媒介经营管理方面的课程，同时一些著名院校还成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如人民大学传媒经济研究所，清华大学媒介经营与管理中心、复旦大学媒体管理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虽然媒介经营管理专业现在在中国大陆已经开设了博士点，并成为新闻传播学下属的二级学科，但是长期以来其学科设置的大部分是基于新闻传播。我们选取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传媒大学等几个有代表性院校的学科建设情况，以考证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现实景况。从下表中我们可以看出，“新闻事业管理”已经作为新闻学本科必修课纳入教育部大纲，媒介经营管理教育主要开设在硕士和博士阶段，传媒经济学、媒介经营管理、媒体研究学科的名称没有统一，而且从培养方案来看主要偏重于四大传统媒体，这样的学科设置肯定无法满足在融媒时代传媒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与供给。
2.“伞式”媒介形态对管理人才的新需求
融媒时代。数字技术的标准化打破了各类媒介内容生产之间的壁垒，内容生产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产业链上的上游集群，通过各类渠道分配到各类终端，打破了“竖条式”的媒介结构，弥合出一个统一、集成的数字内容平台，形成新的“伞式”媒介产业链结构。这种新的“伞式”结构链对内容生产带来的直接变革是团队作业取代了单一媒介新闻记者所进行的信息生产与加工传输，团队成果不为某一个载体所独有，载体的使用完全以新闻传播的整体效果最优为月标。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套复杂的网状组织结构的管理，每一套新闻产品都对应所有的媒介，每一个媒介都能在成套的新闻产品中获得最适合自己的那一部分。
因此，媒介的组织结构发生如此变化，为传媒组织培养、输送人才，进行人才储备和教育的媒介经营管理学，必定要与时俱进，进行相应地从教学理念到人才培养模式的系列化调整。正如中国人民大学蔡雯教授所说：“融媒时代。媒介需要两种新型人才：一是能够在多媒体集团中进行整合传播策划的高层次管理人才；二是能够运用多种技术工具的全能型记者、编辑。第一类管理人才不同于传统媒体的管理者，他们必须是精通各类媒介的专家，知道技术发展为新闻传播所提供的可能性，知道如何运用这些技术使新闻内容得到更好的表现”。因此，懂新闻传播流程、懂技术、懂管理而且擅长策划是这种人才的必备素质。这种”整合式“管理人才的培养一方面来源于实践工作，在实际中磨练而成，另一方面。也需要我们媒介经营管理学科教育转化教育理念、调整课程设置，为学生适应实际传媒市场作好必备的知识储备。
(1)整合式人才培养模式与实现路径
整合式人才不同与以往媒介经营管理教育重在培养复合式人才的教育理念，后者是要求多项技能的叠加，而前者要求是能力的整合。它要求从事“伞式”媒介形态运作与管理的各类人才，首先必须掌握一定的信息技术，对多媒体数字传媒平台上的信息生产、储存、传输、知识共享的流程与经营拥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因此，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媒介经营管理教育必须在新的市场需求下，顺应时代要求，重新规划自己的教育模式。
(2)以知识管理为核心的课程设置
经济学和传播学的相关原理依然是媒介经营管理学教育中课程设置的基础，我们应该在大一大二学年开设传播学概论、新闻学概论、产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市场营销学、制度经济学等基础学科，作为媒介经营管理专业的知识塔基。
而融媒时代，直线式的、单向的媒介形态已经为伞式结构所取代，在多媒体平台上对信息内容的生产与管理的整合能力成为传媒产业链的核心，而这一切需要知识管理学科的相关理论做支持。因此，为适应融媒时代媒介产业发展的新变化，我们必定要增设知识管理课程为新时代媒介经营管理教育的核心课程。知识管理可分为人力资源管理和信息资源管理两个方面，知识管理要求把信息与信息、信息与活动、信息与人连接起来，实现知识共享，运用集体的智慧和创新能力以赢得竞争优势。在大三，大四的学习中，我们应该开设数据库原理、数据库结构、网页设计与网站建设、智能、知识挖掘等技术性课程。
而建立在知识管理基础上的媒介经营管理最终是为传媒企业管理服务的，所以在核心课程的设置中还必须开设管理学概论、组织战略与行为学、企业战略管理、项月管理、企业资源计划等必修课程。
同时还必须要求未来的管理人员熟悉国情与政策理论，这样便形成以传播学、经济学为基础的、以知识管理与企业管理为核心的、以政治、文学为边缘的知识结构应运而生。
媒介经营管理教育人才培养大致有两种：一类是具有市场开拓意识，懂传媒运作流程，知晓多媒体实务操作的应用型人才。这类人才可以由本科生或研究生来承担。传媒需要的另一种人才是有一定媒介运营经验的，懂多媒体战略决策的高层次管理人员，也就是在传媒细分市场有专长、或者懂得整体运营设计的高级管理者，或是擅长资本运作的专业人才，对于他们的培养应该是理论加实践的综合成果。一方面我们开设媒介经济学、媒体管理这样的深层次、专业化的博士、乃至博士后教育，培养学生的深层次思考与科研能力，如文广传媒已经开设博士后方向，为自己进行人才储备；另一方面，走向社会，与媒介实体联合开办传媒职业经理人培训教育，培养cKO(知识管理总监)。因此，只有建立多层级的人才培养模式才能满足媒介多元化时代的市场需求。具体的实现路径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思考：
学科交叉培养：即鼓励第二学位教育，让经济管理学专业的学生进入媒介领域，让新闻学专业的学者选修经济学与管理学实现学科融合。在本科阶段创办“2+2”模式，既在本科教育前两年进行经济学和管理学的通识化教育，让新闻传播学、经济学、管理学的学子互相选课，后两年再根据学生的兴趣、爱好进行选择进入各自的学科领域。
在职培养模式：媒介经营管理教育是一门实务操作性很强的学科，单一的课堂式教育无法满足数字传播时代，多元化人才的需求，所以，应该在现行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增加在职培养，通过在职教育，为媒介机构的各类人员提供再培育，再提升的机会平台。
经营管理学范文第2篇
企业经营管理作为社会管理中最活跃的因素，经过历年来的发展积累，创下了诸如“分粥理论”、“马太效应”、“水桶定律”、“鲶鱼效应”等企业管理学定律。这些管理理论虽然来源于企业经营管理实践，但对各单位职能部门人才队伍建设也有很大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一、运用“分粥理论”——在提高职能部门人才队伍辅政能力上求突破
分粥理论就是在肯定人利己性的前提下，把一桶粥平等地分给五个人，如果选择五个人中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分，结果是一人喝饱四人挨饿；如果选择一个人分、一个人监督，结果是二人喝饱三人挨饿……似乎很难做到公平。最后是选定一个人分粥，一个人监督，然后让其他三个人先端，而让负责分粥、监督的两个人最后端粥，将粥公平地分给了每个人。分粥理论告诉我们，分粥过程之所以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关键取决于分粥和端粥两个环节，分粥是“谋事”，端粥是“干事”，只有将策略谋划与执行落实之间的关系处理好，才能将粥公平地分好。各单位、各职能部门是上级领导决策的辅助者，是上级领导决定部署的落实者、具体工作的承办者和督办者，同样担负着谋事、干事双重职责。为此，在此类人才队伍建设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从提高人员的综合辅政能力抓起，通过举办“如何干好辅政工作”、“上级需要我们干什么”等研讨会，引导各单位、各职能部门人员正确处理好谋事、干事两个职责之间的关系。既然能善于“干事”，认真履行承办、督办职能，做好上级领导的“左膀右臂”，确保上级决策、领导安排部署落到实处，更能善于“谋事”，不做简单的“跑腿者”和“二传手”，从“事务型”干部向“谋略型”干部转变，把自身置于本单位和上级指令工作的全局之中，树立起辅助领导决策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加强理论学习，提高自身素质，深入调查研究，掌握真实情况，及时向领导文秘站:提供细致、全面的决策信息和缜密详实的决策建设，切实履行好职能部门“参谋助手”的职责。
二、借鉴“马太效应”——在发挥职能部门人员比较优势上作文章
马太效应来源于圣经《约·马太福音》一个故事：国王给自己的甲、乙丙三个仆人各一锭银子让其外出“创业”，过一段时间三人回来时，甲赚了10锭银子，乙赚了5锭，丙的银子一直包着未动。国王于是奖励给甲10座城堡；给乙5座城堡，将丙仅有的一锭银子赏给了甲。马太效应要求我们要找出“最长的木板”，并且把它们做得更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各职能部门作为“留人”和“流人”的地方，一直是各单位培养选拔优秀干部的重要“摇篮”。为将职能部门人员的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尽快使他们走向领导岗位或关键岗位，在人才建设中，我们要注重因地制宜，充分挖掘职能部门人员自身的“亮点”，并将其放到适宜的岗位上，使其“亮点”更好地发挥出来，力争优势更优、亮点更亮，从而在严格履行选人、用人条例的基础上，将其尽快“推出去”。在工作中，我们要对业务熟悉、经验丰富的同志，尽量将其放到职能部门或科室领导岗位上；对协调能力强、语言表达能力好的同志，尽量将其放到处理公共关系工作岗位上；对写作能力强的同志，尽量将其放到调研工作岗位上；对善于捕捉信息和思考问题的同志，尽量将其放到信息工作岗位上；对工作扎实、干事果断、作风泼辣的同志，尽量将其放到督查岗位上。从而借助不同的工作岗位，使每个人的不同优势都发挥出来，充分显示“马太效应”。
三、遵循“水桶定律”——在弥补职能部门人员自身差距上出实招
一只水桶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水桶中最短的那块木块而不是最长的那块木板，这就是水桶定律。它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组织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组成组织的各个部分往往优劣不齐，但劣势部分却往往影响着整个组织的水平。各职能部门，各自的位置特殊，责任重大，工作要求高，整体形象至关重要。为避免出现由于个别同志的不良言行、工作能力差造成职能部门整体形象“跑遍滴水”的现象，我们从帮助职能部门人员查找自身差距入手，在职能部门和生产协调会中，需要定期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活动，通过自查、帮纠，帮助每个人找出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找到自身“最短的木板”。同时，在职能部门内部开展读书笔记、报纸剪贴、调查报告、书法、演讲等各项项评比活动，通过形象真实、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使每个人都明白与其他同志相比，自己哪一块是“最短的木板”。要求职能部门人员加强自身整改、学习提高的同时，有针对性地选择一些经验丰富的人员、业务骨干或互补优势较强的同志，通过“帮、带、传、教”，带领、指导他们尽快提高，将“最短的木板”加长。
经营管理学范文第3篇
（一）重理论轻实践
这是这门课程普遍存在的问题，老师用大部分的时间讲授相关的理论知识，学生实践的时间很少。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有：第一，旅游管理专业培养方案中该课程的教学大纲只有理论部分，没有实践实训部分。这样导致教学计划中的课时安排缺乏相应的实践实训教学内容，只有课堂的理论教学部分。第二，该课程使用的教材大多还是传统的纯理论介绍。比如以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戴斌等人主编的《旅行社管理》（第三版）为例，这本教材是大多数老师首选的教材，其内容侧重管理理论，有关计调和接待的具体业务基本上没有涉及。第三，任课教师缺乏旅行社丰富的工作经验，不能做到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虽然可以邀请旅行社的相关人员来讲课，但这只能是临时之举，不能保证长期的延续性。
（二）教学方法单一
目前的教学主要还是以老师讲授为主、学生听课为辅的教学方法。有些老师在教学过程采用了案例讨论的方式，但是学生缺乏课前的准备，效果并不是很好。还有的老师组织学生到旅行社参观了解，但基本上也是走马观花，收获不大。在这种单一的教学方法下，学生缺乏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只能是被动地接受知识，其语言表达、组织、合作、创新等能力的培养远远不够。
（三）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不高
要想取得较好的课程改革效果，需要提高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才行。从老师方面来看，如果教学任务重，还要上其他的课程，这样是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完成教学改革的。再加上老师还有繁重的科研任务，职称评定看重的是科研而不是教学，只要学生不向领导反映情况，教学改不改革无所谓。从学生方面来看，有些学生抱着只要能拿到学分就行的心理，缺乏主动参与学习的意识。再加上学生所学的课程较多，还要忙于考级、考证和参加各种学校的活动，难以保证有足够的时间。
（四）学校的支持还不够
课程改革仅靠老师和学生还不行，必须还要得到学校的大力支持才行。有的学校虽然设有旅行社模拟实验室，配有相关的旅行社模拟软件。但是，模拟实验室面积较小，设施少，资料缺，无法满足多班级多人数的需要。另外所用的软件是教学版，缺乏真实的数据输入，学生只能了解业务的大概流程，因此学生的参与积极性不高。虽然有校企合作的旅行社，但由于规模偏小，能够接受的人数有限，主要实习内容是带团业务，学生无法亲身接触旅行社其他的具体业务，这样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二、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教学改革的探索
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教学改革包括的内容较多，常见的是教学模式与教学方法，除了这些还应该包括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下面就这些主要的内容进行相关的探索。
（一）教学目标
大多普通高校旅游管理本科专业把旅行社经营管理作为人才培养方案中的专业基础课或专业必修课。以乐山师范学院的旅游管理本科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10版）为例，其旅游管理专业具体选修方向包括饭店管理、旅行社管理与导游、旅游营销与策划和会展与商务旅游。无论哪个方向，都应该掌握旅行社经营和管理的相关知识和技能。但是，该方案把旅行社经营管理定位为理论性课程，3学分，每周3学时，总共48学时。这种不注重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脱离了行业发展需求，必须要进行修改。基于此，本课程的教学目标应该是使学生掌握旅行社的组织设计、营销管理、接待管理、财务管理、信息管理、战略管理等基本知识；掌握旅行社设立与申报、旅游线路的设计、旅行社的发团和接团、旅行社门市接待等基本能力；使学生具备旅游管理的基本素质和实际操作水平，能够胜任旅行社工作，成为高素质的旅行社经营与管理的应用型人才。为了提高教学效果，该课程需在学生系统学习了管理学、经济学、旅游学概论等课程后开设，最好把时间确定在第三或第四学期，每周3学时，总共48学时，其中理论32学时，实践实训16学时。
（二）教学内容
该课程的教学内容不应该按照传统的教材来讲，应该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来确定相应的教学内容。在教学内容组织上应该打破按照章节来设计的传统授课模式，而是以任务驱动为手段，教师讲授为基础，学生学做为主体，围绕旅行社业务转化的项目任务而展开。具体教学内容可以分为基础、业务和管理三大模块。基础部分包括认识旅行社和旅行社的设立，业务部分包括旅行社产品的开发、旅行社产品的营销、旅行社的计调业务和旅行社的接待业务，管理部分包括信息技术管理、人力资源管理、财务管理、风险管理、质量管理、客户关系管理和战略管理。需要说明的是，旅行社的计调和接待业务，应该让学生多参加实践实训，加深对旅行社的认识，为以后的旅行社方向或导游方向课程的学习打好基础。如果学生先修了管理学、财务管理、市场营销学等课程，老师在讲授相关章节的时候，就应该减少基础理论的导入时间，采取案例讨论法直接切入正题。
（三）教学模式
现有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的教学模式较多，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开放式、研究型”、PBGS、CDIO、实践、多元化等教学模式。这些教学模式各有其特点，有的体现学生的主体性，对学生的研究能力要求比较高；有的要求组建团队，完成相关任务；有的要求学校、旅行社、老师和学生多方紧密配合，需要花大量的精力才能取得较好的效果。鉴于此，笔者倾向于PBGS的教学模式，即以项目为载体，以团队协作为方式来进行教学安排与课程设计。这样有利于学生组织、协调和合作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实践操作技能。根据相应的教学内容制定相应的实训任务。在此基础上可以考虑引入竞赛的机制，事先制定详细的评分细则，老师和同学共同来担任评委，对完成任务较好的团队给予适当的奖励，提高他们学习的积极性。
（四）教学方法
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的教学方法较多，主要包括项目、参与式、作业、案例、情景模拟、模块式等教学等。在这些教学方法中，笔者倾向于项目教学法，即师生为完成某个任务而展开的教学活动。这种教学方法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兴趣，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应该以项目教学法为主，其他教学方法为辅，多种教学方法相结合，这样才能取长补短，发挥各自的优势。以旅行社产品的开发这部分内容为例，首先老师讲解有关旅游线路设计的有关知识，然后给学生布置相应的任务并提出相关的要求。学生设计好调查问卷，进行市场调查，收集目标市场的信息。学生还要深入到旅行社搜集相关的旅游线路，到旅游目的地搜集好有关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的信息。接着确定旅游线路的主题和名称，制定相应的旅游行程，安排好食、住、行、游、购、娱等要素，参照旅行社旅游线路的样式，设计一条完整的旅游线路。最后，学生把文档制作成PPT，在课堂上展示，结束后由老师分析评价，提出修改意见，进一步完善旅游线路。
（五）师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是课程建设的根本，在课程改革中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决定着课程改革的效果。可以参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来对该课程进行师资队伍的建设，首先确定一个课程负责人，该负责人是主讲老师，除了具备相应的职称学历与专业背景知识外，还应该具有旅行社行业从业的经历，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接着要组建一个教学团队，其人员选择要有一个长远的规划，在年龄和职称上要注意衔接，专业知识和教育背景要形成互补，这样才能实现分工协作，发挥教学团队的优势。最后，这个教学团队定期组织课程改革讨论，相互听课，外出学习进修，不断提高教学水平。另外，还应该加强教学改革研究，撰写教学改革论文，编写理论或实训教材。为了提高实践教学的效果，还可以考虑聘请旅行社的中高层管理人员加入教学团队，承担部分实践性和操作性较强的教学内容。
三、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教学改革中应注意的问题
旅行社经营管理课程教学改革是一项系统的工程，要想取得较好的改革效果，需要这个系统内各个要素的分工协作、紧密配合才行，所以，还应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学校方面
学校是教学改革的倡导者。首先，学校要加大资金投入。可以考虑建立符合教学需要的旅行社实训室，邀请校外旅行社的人员来进行专业指导，配备相关的营业设施，做到和实际的旅行社相差无几。长期保持和校外的旅行社合作，保证资料的及时更新。另外，学校对教学改革效果好的老师进行奖励，激励老师重视教学改革。其次，学校应该制定规章制度来推动课程的教学改革，鼓励老师进行教学改革，赋予老师更多的自。比如教学地点的安排，课堂教学的形式，课程考核的方式等方面完全由老师自己来确定。另外，在职称晋升制度方面，对课程改革积极、学生反映教学效果好的老师应该给与适当的照顾和倾斜，让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来投入教学。
（二）老师方面
老师是教学改革的执行者。首先，老师要转变观念。高校老师不能只是注重科研不重视教学，应该是教学和科研并重，不断探索教学改革，提高教学质量。老师的作用应该由过去的单纯讲授转变为现在的以指导为主，讲授为辅，老师应该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指导学生完成任务。其次，应该长期到旅行社挂职或兼职，提高实践能力，充分了解旅行社的具体操作实务，为学生亲身示范，把实践和理论充分结合起来，真正成为双师型的老师。
（三）学生方面
经营管理学范文第4篇
学田，是我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经济支柱，设学田以赡学的制度，创始于宋代，此后，一直延续到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站——清朝。清朝统治者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不仅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认识到崇立学校、征用儒雅是争取和笼络汉族地主阶级的一个重要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于是更为重视学校的作用和建设，清代的学校在原来的基础上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展。
清朝的学校有官立和私立之分。官办学校包括国子监、宗学、府学、州学、县学等；私学有书院、家塾、义塾、社学等。各学大多拥有属于本学校的田产——学田。府、州、县官办儒学的学田属官田，书院、塾学等民办或官督民办的田产仍属民田范畴。不论学田为官田或私田，其土地所有权均为官学或私学等各教育团体所共有，是一种公共土地。所谓所有权，即“所有人依法对物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并排除他人干涉的权利”。(1)在清朝地主经济的条件下，封建租佃制占主导地位，土地的占有权和使用权采取租佃的形式分离子出去。因此，在认识学田的土地关系时，首先要把握住收益权和处分权。而这两种权利都为学校这一教育团体所共有。学田的租入是用于一个教育团体的膏火、修葺之费，在这一土地关系中的受益者是整个团体，而不是团体中的某个人。同时，学田的产权一般都表现为一种不可转让、不可典卖的财产关系，学校不仅通过强化规则的办法防止学产的转移，而且通过向当地官府呈报立案的办法，凭借封建官府的力量稳定公产的产权，防止私自串捏盗卖。私卖学田被视为犯法，从法律上否定了个人对学田公产的处分权。对于原捐者来说，私产既已捐为公产，就已脱离了原有者之手，不论原有人或其子孙，对业经共有化之财产，不再享有管理权、处分权等。对于原卖者，须在卖地契约上写明该地自卖之后，听从买主立界、围堑、更佃，永远管业，各亲族不得再有异说之辞。“倘有来历不清、重复典卖及内外人等生端异说，俱系卖主一身承管，不涉买主之事”。(2)且“捐者即并非业主，原卖之人已系隔手，老业主又自无言加言赎之理”，倘有加添回赎等情，“首事即纠通合户，议定鸣官处治”(3)。学田的管理者也都是代表集团的意志行使管理责任的，个人不具有完整的收益权和独立的财产处分权。掌管人侵用或借支钱谷要赔偿，如有欺隐行为，便由公众共同清理，失职或德才平庸、不善管理者要随时公议撤换。据此，在学田的土地关系中，具有排他地支配权的是学校这一团体性地主，即学田的所有权属于一个集体，而非个人所有，这就决定了学田在经营管理上的特点。
(二)
清朝学田的管理方式各地不一，政府也没有作出统一的规定。同一府县、甚至同一学校或书院的所有田的管理方式都不尽相同，甚至同一学田前后的管理方法有时也有差异。但各地对学田方方面面的管理都有详细的规则，以期妥善经营，不致使学田有名无实，正如湖北墨池书院章程中所说：“图终于始者，虑事之本心；有初鲜终者，奉行之通患。……谨权事宜，详议章程，其意本于防微杜渐，其事期于缕析条分，其法必使上之人厘然有籍之可，下之人晓然有规之可守；而其要，归于上下官民、交互考察，以相为牵制，而后作奸者有所忌而无所容，亦庶几维持勿替云尔”(4)。学校通常设有专门机构或委派专人管理学田，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由学官管理，二是由乡绅地主管理，三是由学校生员管理。
一般说来，府、州、县儒学学田，各学分别管理，由教授、教谕、训导等学官掌管，即担任训教诸生的学官，同时是学田的经营管理者。而书院田、塾田则不然，相对于官学，私学具有鲜明的自主性质。一般由乡绅地主管理居多，乡绅地主是封建政权在基层的主要支柱，在地方上有一定威望与政治势力。而且，其经济势力也很雄厚，他们大多支持当地封建教育事业，并对经营土地有丰富的经验，能充分保证学田租的收入。在公众举办的学校中，为了防止在经营学田中营私舞弊，常常设置几人共同管理，这样，可以在管理中相互牵制，难以上下其手。一般是由众绅士推举几位家境富饶、廉洁正直、慷慨好义者担任董事或首事共同管理，按年轮值，核算每年学田租佃及收支的数额。所以如此，因其殷实才不至“赡其私”，且“田租一项收租有年份大小之不同，出粜有价值贵贱之各异，非归公正董事经管不足以查照核实”(5)。而分年执掌不仅可预防一人独揽的弊端，而且倘遇有人想借支或挪用学租时，本期董事则可借其位屡易以推辞，或说无前例可援而将责任推于前任，或说移交时定数难报而将责任推于后任，使想挪用学租的人难以得逞。每年年终董事须向县上报查核，若该年董事经营有弊，如趋利若鹜，垂涎学租，或专为酬金而来，不务正业等，致使捐主、生童等不服，众人可上书将其有违规条之罪列出，同声共讨，将其革除职位。首事具体的轮换程序，各学又稍有差别。现举几例以说明：临安县锦成书院，由地方绅士推举殷实公正董事四人，每年二人，分年轮流经管，一切发放膏火、收取息钱，以及收租出粜，均归该董事经管，每年十一月底，由该年董事将全年收支细数登入四柱册内，交与下年接管的董事备查所有收支，一切事宜“毫不假手胥吏，以期滴滴归源”（6）；湖北宜昌墨池书院，学租取息岁修各事，“若假手胥吏，即多侵蠹；每年应公举公正绅士二人，随同监院管理。惟临时举报，易启营谋侵渔之弊，宜防其渐。今议即于众首事中核定十二人，于年终散课时，签掣二人为值年司事，周而复始，巡环签掣。此十二人中，如有事故不能在院理事者，亦即由众司事另行预举，报监院查明实系公正者，归于年终统掣”（7）；麻溪吴氏塾田，规定不准分房轮管，因“分房独出帐目，或会稻价高低不实，或会暗图公费各存私囊”。而应选族中品学兼优、家庭富裕者管理学田，不论房分，立一正一副总理共同掌管学田，三年满期，或留或换，须听生童“公议公请，因塾田原为合户生童甲科而设，租既专为伊等用，田即系伊等之田”，“若地非宗祠，时非长至、人非生童，具谓私请，每年帐目须于冬至日上凭祖先，下凭生童，合并族人面结”（8）；而归氏学田，却恰与之相反。学田“呈案勒石，为我子孙膏火之资，三房孙曾照规支领，至收租完赋支放款目，惟三房孙曾轮年掌管”（9）。私学的这种由公众代表负责管理学田的制度，既能反映地方公众的要求，亦可发挥其办学积极性。
有的学校吸收年长学徒参加学田管理，或选家境殷实者，或选成绩优秀者，或是在学生员轮流值管，这既是人才、物力、财力的节省，也是对学徒的教育和锻炼。如康熙九年（1670年），普宁知县段藻捐俸置田，田租“递年俱诸生经收”。(10)四川巴县九华山东川书院膏火田一份，原租83石，一向刘姓承佃，道光六年（1826年）秋，该佃以荒歉为由，仅纳租谷50石，该院肄业生童陈嘉言等随即下乡查勘，得知九华山“田水冷浸，丰年雨水过多，不如旱年较易长谷，凡九华山附近之田，无不加长，有赢无绌，伊等舞弊莫此为甚”，众生童又就近访问，查知该佃将学田私自招佃，从中渔利，滥佃至十三户之多，于是禀请书院将各佃户全部更换，“庶朋比之奸可除，霸工之弊可清，则数十年之积弊一新，即川东人士所忭颂于不穷也”（11）；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南雄郡守张杼捐买猴陂王岸租66石，“俾府学、始兴二县应贡廪生纳粮轮收”。(12)乾隆十八年（1753年）揭阳县拨入梅冈都莲化心等处官荒入学，“递年租银一百一十三两二钱零，交岁科五名前文庠生收办”。(13)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归善县佐宾兴田“每年议定近乡殷实在学者及岁科两试案首轮值收交”。(14)(三)
学田管理的学官或董事、司事一经确立须对学田施行一系列的管理工作，包括学田如何租佃、租银如何管理、发放等等。清朝各地学田的经营方式几乎都采用租佃制，但在具体的租佃经营上也有着不同的形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
其一，学校直接租佃学田的经营方式。学校作为学田的直接经营者，必须亲自丈量学田，招徕佃农，确定、收取租额。对于所属田亩，学官或首事都会亲自并选派工书差役协同逐一丈量田亩四至，查明坐址、租额等，绘图造册，并须把原存、新拨、续拨、新置等各项另册注明，以备核查。如锦成书院，学田“虽各有界址，而日久年深，佃户田邻，难保无藉词争执情事，现当归管之初，非查丈清厘不足以垂诸久远，应饬各里董事督同文书将各该里所捐田亩查照捐户，绘具田图，注明亩分弓口四至，汇成一册，立案备查”（15）。很多学校还要将土地的亩数、坐址、四至、租额等有关资料立碑刻石，以防侵没。如新化学田，“不拘一处，零星散漫，稽查已极难周，况日久生弊，尤恐各佃户不无以李代桃，指鹿为马之事，议以田畔概竖石碑，丘大者每丘一碑，丘小而毗连成段者，每段一碑，庶几彰彰耳目，不敢为冥冥之堕。或时迁，而访询故老遗民，犹能历指其处，可籍以清查复额，亦筹前虑后之一法也”。（16）
学田在招佃时，为了保证租米收入不被拖欠和侵渔，一般都规定在学生员不得佃种学田，生员中倘有占管占佃者，即行追回，并严加究治。对于族塾来说，须规定不许招本族人承佃学田。如所捐或所买之田原为本族人承佃，必须全部换为外族人承佃，倘有首事徇情蒙蔽，则首事和佃人一同革换。因为本族人佃田既不便收租、拖欠租谷又不便鸣官。一般来说，实际租佃学田的多是农民小生产者。也有个别学校的田地并未佃与农人，山东钜野县学田，道光年间，由两学轿夫、门斗承种；海阳县学田，也每由门斗乘租（17）；还古书院征收各佃姓氏中，有僧已玄田租1钱5分，现佃古城寺僧信荣，又僧慈融园租1钱7分，现佃古城寺僧信荣，“因书院前辈诸先生以僧寺与书院紧接，便于照看，又僧信荣师徒情意殷厚，故让与租种”。（18）
有的在学校买田或官员、乡绅捐田的同时，即将原耕种土地的佃户一并划归学校，福建莆田县学田，“乾隆元年（1736年），邑人知县程大僖捐送学田3亩9分余，共载早冬租8石6斗4斛，民田生大沟佃户林而章；又田4亩4分余，载大冬租10石2斗，坐星渡洋，佃户戴季哥；又田6分余，载早冬租7斗2斛，民田坐东埔后营，佃户李义候……”（19）。也有的学校将所得田地另行招稳妥佃户领耕，亲立佃字。嘉庆五年（1800年），四川巴县职员龚载鼎捐田入东川书院，书院即“饬书赴彼，勘明该处界址，查明条粮，饬拨院册，另募佃户刘天禄出备押金70两，揭还前佃，每年认纳租银26两，归书院以资生童膏火”（20）。
佃户租佃时要履行一定的承佃手续。有愿耕种学田者，须会同保人，认佃纳租，并由官府发给印照为凭。各佃户如有自愿退佃者，须亲自向学校报明，由学校另行招佃，新佃户亦须自请保人，面书佃字，登簿复查，如敢有私相授受，隐匿不报者，查出重罚，并将新旧佃户一并革退。虽然如此，私相转佃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山西汾西县有官荒地400亩划归儒学，由任光雷承种，乾隆十三年（1748年），学中斋长贾国儒等查出任实际上只耕种120亩，其余全部转租他人，学校恐其辗转收租而导致拖欠，遂令任光雷将自种120亩，另立租约，仍让其耕种，其余尽行退出，另行招种（21）；四川巴县东川书院膏火田，原租45石，押佃钱100两，佃与双山寺佃户古万顺，道光五年（1825年），该佃过世，其妻古吴氏孀居，便将田拨出一半给其弟吴兴顺耕种，后遭古万顺兄古万兴告至官府，“遂断令古吴氏退佃，其押金银两，等招佃后令古吴氏赴案，除银60两还债外，余银40两给其母子度日”（22）。
学田一经承佃，经管人即须立一总簿，将承佃情况登记在册，写明佃户姓名，田亩若干，坐于何处。更换经管人时，必须逐庄按簿查核，如有侵占隐匿及砍伐树木等事，必禀告官府处治追还，倘经营人徇情宽恕，也一并受罚。康熙年间，闽浙总督姚启圣对福建全省的学田普遍捐赠了田地或银两，为了“兴儒之意”能千秋彪炳史册，也为了更好地收取学租，他将凡耕种他所捐土地的佃户编排起来，“另置一户于首图，甲首之名同姚兴儒”（23），“姚兴儒”户下的田地，佃户和租额等即归属当地府州县学。
各地学田租额都有定数，交租也会规定一个期限。在此期限之内，或由佃户自送，或由管理人包缴。多数学校都会派人协同乡保逐户催纳，且须查照底本，另立田亩租钱征册，注明完纳日期，给与钤印执照。如有花户抗租，或逾期不纳者，必禀官追究，除追出租课外，仍公同革退，催租不力者也有一定的惩罚。甚至有为催租而闹出命案之事。湖南邵阳县彭在兴佃种义学田亩，每年应纳租谷49石8斗，折钱24900文，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欠租未交，四十六年（1781年）五月，义学首事王宏前去追讨，彼此征闹。彭在兴恐其禀官，便捏告王宏强牵猪牛，并要王华山作见证人。后经审讯，王华山供明实情，仍将彭在兴责惩追租。彭在兴因恨王华山不肯袒证，就赶到王华山处吵闹，发展到棍棒相加，彭在兴被欧致死（24）。
这种由学校直接经营的方式，校方需进行一系列相当繁琐的工作。而第二种情况，即学校并不直接对学田进行具体的经营管理，而是委托他人经营便可节省大量的人力。如临安县庠发会，为一种民间助学组织，专门经营学田供给各学学租。该会有田产296亩，均为邑民捐助，并由绅士管理，助给办学经费。临安县的锦城书院原有田7亩，后由邑绅章相等禀请学宪拨入庠发会，“每月朔望县学官集诸生于堂会课文艺，生童分三等，县官择其优者奖给花红，庠发会助给膏火”。（25）余杭县学田，乾隆三十一年（1772年），由黄湖镇贡生陈筵捐田31亩1分7厘，额租谷48石，“每年仍属陈宅承办，除收租一切费用及水旱歉收不计外，每年净缴折租钱26000文”（26）；广东佛山劳公，于嘉庆十四年（1809年）将己田的三分之一捐为族中公田，作为进庠、登贤书者膏油之用。议定其百年后，“倘有进庠登贤书者出乎其间，即许其对该业田收租管业，以为膏油之用，一人进庠登贤书者则一人所得，两人进庠登贤书者，则两人派分，推之百十人亦然”（27）。这是将学田让其资助的学生自行经营收租。这种经营方式对于学校有一定的益处，由于学田土地分散或远离学校所在地，而学校的主要任务是教学，对于分散的学田进行直接经营必然会多少对正常教学产生影响，把学田的经营权分出、学校仅仅收取地租的经营方式就能解决这一矛盾。
(四)
收入的学田租银需造册登记。经管人将全年所有租谷钱粮若干、田租粜出若干、何项开支若干，共用若干等等，通盘核算，开列四柱清册。并于年终或董事换界时，将各收支帐目结算报销。有的还要约集各乡绅士或生童共同清算，开列清单，张贴公布于众，以示公而无私。如新化县学田，“每年收支约于五月宾兴会后结数一次，首事先一月督同司事将各项数目逐一核对，缮具旧管新收开除实在四柱，详细帐簿一本，听候临期公算，另缮四柱简明清册一本，呈送县署存案，其各团则照数刊印二百份分看，亦欲使人人共知免生疑谤之意也。每逢结数之期，须请城乡正绅公同核算，先二十日具柬知会，务必齐到，人马食钱按远近致送，20里以内600文，40里以内800文，60里以内1000文，80里以内1200文，百里1400文，在城不送，非请不送，……”（28）；粤东启蒙义学，每年腊月核算，“总理暨司事将一年出入总帐，用黄纸一一书明，会同本地绅衿耆老，衣冠诣本境香火庙，书疏一纸，凡会议者，各各署名画押，并出入总帐，拜焚神前炉内，同明心迹，以示征信”（29）。清查无误后，如无亏挪，则可移交给下一任经管人。如有亏缺，生童或绅士可请示更换，并令其照数赔偿，倘或互相徇私，含糊接办亏挪之款，后任接管人也须一并受罚。若非如此，恐管理人经手租息，蒙混作弊，以少报多，以至钱粮日侵月削，日后无凭可查，有违学田助学之愿意。
学租是专为培养士子之需的，在具体发放时，也有一定规章。由于各学田地租银具有定数，所以经费需量入为出，一年中须用束修膏火及其他杂项，必须就该年应收租息通盘核算，不能漫无节制透支滥用。府、州、县儒学，每年各学的学租银由学官收上再解司转解学院赈给贫生，学校必须通过学政衙门或地方政府专拨才得到经费。清朝散发学租，“旧例学臣散给学租于各处考试事竣，始据各学册报结发，其中易滋弊端”，乾隆十年（1745年），谕曰：“散赈于考试事竣之日，何如散给于士子云集之时，嗣后学政学官确查极贫次贫，造具细册，于按临之日投递学臣核实，即于三日内逐名面赈”。（30）各学如有需要动用学租，须得到藩宪的允许方能行之。如昌化县学宫，乾隆年间，“残缺者非止一处”，该县令查明学册中有学租谷价银370余金，于是“详请修葺，惟藩宪尚未允行，以致有待”，直至下一任县令到任，再次向藩宪说明详请，于是才得以动工，“首文庙渐及庑祠堂阁，皆以次整辑”。（31）可见官学学租的分配权掌握在布政史、学政手中，而学官不能随意动支。书院等私学的学田租银支用则勿须官审官批。每月应发钱文，值年董事查照章程，先开具数目清单。生员膏火、教师束修往往按月或按季发放；学校的考课费，于每课核定名次之后，确定其得奖等级，由掌教开单发交董事，于下课给卷时按名给发；学校的宾兴费，于考试之年或由司事托付诚实可靠者带往考试之地分散，其带银往散者，除应得试资外，再另加酬银，或由司事于赴试者起程前几日致送。(五)
尽管各学都制定了如此详细完备的学田管理规则，但实际上学田管理不善，以致学田被侵没、学租被挪用等情况仍时有发生。嘉庆九年（1804年），白鹿洞书院经费亏至七千余两，以致“院长修缮有缺，生徒膏火不给”，江西巡抚秦承恩见状命人按籍核亩，“向时积负，严限追偿”，“考议条规，一矫旧弊”，又借南昌友教书院寸银两千两，为白鹿洞书院修建、置田以图复兴。但以二千两的借款，填七千两之亏欠，终究是无补于事，多年的侵蚀、败落，不是一时之间可以振作了的。（32）又如余杭县学，“旧日相沿有佃户孙承恩名下插纳粮银1两3钱6分，无田租可查，历年本学赔粮”（33）。学田或其租银逐渐摆脱官府的控制而落到私人手中，有多种途径：其一，为官吏侵没。康熙十三年（1674年），白鹿洞书院清理洞田时，总额共3850亩，岁收洞租银930余两，但“惟正讲、副讲二人岁支学俸共百金，余尽归郡、县官吏中饱”（34）；临安县学，黄敏中于乾隆年间任该学训导，前知县置田亩山地交儒学收息为岁修之资，久为胥役侵没，于是黄核实原册，择近城诚实诸生轮收（35）。经费被中饱，这种腐败是封建官僚政治制度下的通病。其二，地主豪强虽捐办学田的例子很多，但其侵占和兼并学田的现象亦十分普遍。他们或直接将学田吞并归己，如明清之际，社会动乱，岳麓书院在明代艰苦积累的学田，又为豪势之家所占，到康熙年间，已是“皆不可卒问矣”（36）；或与老胥蠹役通同为奸，买卖学田。在福建漳浦县，由于豪绅和官吏相勾结，私相授受学田，致使学田“既多侵没，所征不及十分之几”（37）。其三，佃户对学田的隐匿，在清朝也是一个较为普遍的问题。有关官员在提到学田弊端时，常把佃户隐占与豪绅兼并、胥吏侵没通同并列。“狡佃”或借口水旱歉收，或诡称亩数不足，拖欠学租，甚至佃上招佃、抵当偷卖。道乡书院，“佃户不肖者盗当盗卖，以及暗中顶耕，无所不至，始则缴租不足，旋且隐没田工，实为田间一大蠹。如雷观章、雷之质、雷得后、雷得苟以及雷得仁等，非以书院公田私行变卖，即以他人批约冒滥承充，于是该学将盗卖之契追缴，分别惩创退耕”（38）。其四，有些捐户也违反契约，擅卖所捐学田。道光元年（1821年），四川巴县陈文贵将所买黄泥坳田业一份，送入字水书院，以充膏火。道光十六年（1836年），文贵亡故，其子与子侄等人因人丁浩繁、租谷不敷日用，加之开设炭窑折本，负债累累，即商议将该田出卖，书院告至官府，官府命其或将原田追回，或照当时卖价如数缴纳，以便另置产业生息。（39）其五，宗族塾田的租银有时也会因族内他项事物而被挪用。如周氏家塾，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置田收租，“嗣后接年所收田租因宗族修整支用。咸丰元年（1851年）凭族众清算，宗族实亏欠义学钱300串……”（40）。其六，寺院僧徒对学田也有侵蚀现象。如道光年间，黎世序官淮海道，将崇实书院原被普应寺僧占去的膏火田600亩，清出复归书院（41）。以上种种对学田的肆意侵没，给学校造成了严重后果，不少学校由于学田被侵等原因，学徒众散而去，“弦歌之音不闻久已”。
清朝学田收支管理的严格性、独立性，使其基本不受国家财政盈亏的影响，各学钱粮收入做到了专项、专收、专管、专用，避免挪用借支，加上屋课、息钱之类，遂使各级各类学校大多拥有一定数量的学田及稳定的钱粮收入，保证了学校的日常费用的支出，不免使古人有“欲求一经久之方，万全之策，诚莫善于学田”之叹！（42）这也正是学田制度最根本的意义之所在。同时，学田制度将封建国家和私人办学的积极性结合起来，有效地解决了清王朝的教育经费问题，不仅从文化教育上加强中央政权的稳固，而且为人才的培养，为社会教育的扩大以及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是一种在我国封建社会具有现实可行性的土地利用形式，在清朝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1）江平、巫昌祯主编，《现代实用民法词典》，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316页。
（2）嘉庆《汉口紫阳书院志》卷六。
（3）（8）乾隆《麻溪吴氏族谱》卷一三七，《塾田条规》。
（4）（7）《墨池书院章程》，载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210页。
（5）（6）（15）宣统《临安县志》卷八，艺文志，《锦成书院记》。
（9）嘉庆《京兆归氏世谱》，《义庄志》。
（10）乾隆《普宁县志》卷四《学校》。
（11）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491页。
（12）乾隆《南雄府志》卷五《学校》。
（13）乾隆《揭阳县志》卷八《学校》。
（14）乾隆《归善县志》卷八《学校》。
（16）（28）光绪《新化学田志》卷三。
（17）光绪《海阳县志》卷一。
（18）乾隆《还古书院志》卷十八，《土字》。
（19）乾隆《莆田县志》卷九，《学校》，转引自曾玲《明清福建的学田》。
（20）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39页。
（2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中华书局，1982年，第273页。
（22）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51页。
（23）民国《建宁县志》卷六，《学校》，转引自曾玲《明清福建的学田》。
（2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代地租剥削形态》，第196页。
（25）宣统《临安县志》卷三，《学校》。
（26）（33）嘉庆《余杭县志》卷五，《学校》。
（27）同治《劳氏族谱》，碑记，《书田记》，载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中国古代史研究室编，《明清佛山碑刻文献经济资料》，广东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82页。
（29）《粤东议设启蒙义学规则》，载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352页。
（30）《清朝文献通考》，《学校考》。
（31）光绪《杭州府志》卷十四，《学校》。
（32）李才栋著《白鹿洞书院史略》，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149页。
（34）李才栋著《白鹿洞书院史略》，第141页。
（35）光绪《杭州府志》卷一二二，《名宦》。
（36）杨慎初著，《岳鹿书院史略》，岳鹿书社，1986年，第131页。
（37）康熙《重刊漳浦县志》卷三八，《赋役》。
（38）《唐确慎公集》，载璩鑫圭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第190页。
（39）四川大学历史系、四川省档案馆合编《清代乾嘉道巴县档案选编》，第46页。
（40）光绪《周氏家乘》序。
经营管理学范文第5篇
关键词：独立学院；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三农”
中图分类号：C9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2）02-00-02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经济迅速蓬勃的30年！也是中国教育事业稳步发展的30年！农村、农业迫切需要需要有现代知识的青年，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村和农业，提高农村、农业的科技水平，提升农产品的科技含量，提升农村、农业的管理水平。国家提出服务“三农”。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虽然高等教育的规模不断加大，“三农”问题日益引起关注，但是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仍然极度匮乏。高等教育同样应该服务“三农”，切实培养出农村经济发展所需的人才。
一、独立学院重视经济管理类人才培养、忽视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根据《独立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独立学院，是指实施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的普通高等学校与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实施本科学历教育的高等学校。独立学院是民办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公益性事业。通常在高考招生时在第三批次本科录取。
独立学院是指由普通本科高校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进行本科层次教育的高等教育机构。长期以来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作为自己的办学目标，近些年来，独立学院不断涌现，学院规模与在校学生数均得到迅猛发展，但就业形势不容乐观，独立学院很少涉及到广大农村经济，本文以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招生情况为例，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在招生中占有较大的比重： 32所独立学院共设置理工类本科专业总数641个，其中经济管理类专业213个，占33%；文史类类本科专业总数360个，经济管理类专业206个，占57%。显而易见，三本院校为国家培养经济管理应用型人才做出了大量贡献，对于经济管理人才培养具有较强的能力，但是独立学院却忽视了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表1 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专业设置(理工类)
资料来源：湖北招生考试 高考资料
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8-004X 国内统一刊号：CN42-1431/G4
注释：
(1)本表序号1-32代表32所独立学院
1.武汉东湖学院 2.武汉大学珞珈学院 3.华中科技大学文华学院
4.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 5.汉口学院
6.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 7.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武汉学院
8.华中农业大学楚天学院 9.中国地质大学江城学院
10.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 11.武汉科技大学城市学院
12.武昌理工学院 13.湖北大学知行学院 14.武汉长江工商学院
15.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16.长江大学文理学院
17.三峡大学科技学院 18.武汉体育学院体育科技学院
19.江汉大学文理学院 20.武汉工程大学邮电与信息工程学院
21.湖北医药学院药护学院 22.武汉纺织大学外经贸学院
23.武汉工业学院工商学院 24.襄樊学院理工学院
25.孝感学院新技术学院 26.湖北经济学院法商学院
27.湖北民族学院科技学院 28.湖北工业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29.湖北工业大学商贸学院 30.湖北汽车工业学院科技学院
31.湖北师范学院文理学院 32.武汉生物工程学院
(2)本表中“2”、“3 ” 、“4 ”表示同一专业若干方向或不同招生对象等；序号14武汉长江工商学院 旅游管理 为“3”，表示旅游管理(涉外、中加合作办学)、旅游管理(民族班)、旅游管理。
(3)文史类经济管理类专业大体相同。仅没有资源管理与城市规划管理。此处略。
从上表可见，2011年湖北省独立学院三本经济管理类在招生中理工类经济管理类专业主要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资源管理与城市规划管理、财政学、金融学、保险、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投资学 工程管理、工商管理、酒店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市场营销、会计学、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社会学、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旅游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行政管理构成。文史类经济管理类专业大体相同，仅没有资源管理与城市规划管理。
由此可见，独立学院虽然定位于应用型人才研究，培养动手能力强的创新人才，但很少涉及广大农村，针对性不强。以湖北省2011年招生专业设置为例，理工类32个第三批本科院校、文史类32个第三批本科院校中，均未设置相关专业培养农村经济管理相关人才培养。经济管理类的专业在独立学院中占有重要地位，专业的设置也很全面，但是唯独忽视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的培养。
二、现行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目前，湖北省只有少数公办一本学院与二本学院开设了农村经济管理专业，以湖北省2011年招生专业设置为例，理工类13个第一批本科院校、文史类10个第一批本科院校中，仅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开设了农林经济管理，理工类23个第二批本科院校、文史类24个第二批本科院校中，仅有长江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开设了农林经济管理(财务管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独立学院尚未开展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
1.现行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不是基层农村建设者
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农林经济管理专业为例，该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满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需要，基础扎实、知识面宽、业务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富有创新意识和开拓精神，具备系统的农林经济管理、管理科学和经济科学基础知识，掌握现代农林经济管理的基本方法，能在各类农业及涉农公司(企业)、政府部门及教学、科研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政策研究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该专业立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的农业经济学科点，依托该校经、法、管、文、理综合发展的优势，把学生培养成为以农林经济管理为核心，具有较宽厚的经济学、法学和管理学相融通的学科背景的农林经济管理人才。从该院的培养目标、培养要求来看，其目的是在各类农业及涉农公司(企业)、政府部门及教学、科研部门从事经营管理、市场营销、金融财会、政策研究和教学科研等方面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侧重理论研究。
2.现行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不完善
主干学科有农林经济管理、经济学；主要课程有经济学通论、农业经济学、农业企业经营管理学、市场营销学、农业概论、农业项目评估、农业投资学、农业政策学、农业技术经济学、农村金融、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土地资源管理、会计学、统计学、财政学、法学通论等。
可以看出课程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侧重宏观管理而无法解决农村实经济、管理、决策、营销、融资等遇见的实际问题。
3.缺乏具有大量农村管理经验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师资队伍
主要原因目前各大高校中缺乏具有大量农村管理经验和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高校教师和教材等。
三、着力在独立学院中开展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培养
虽然2008年4月，中央组织部、教育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下发了《关于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工作的意见(试行)》的文件，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的工作，计划从2008年开始，每年选聘2万名，连续5年，选聘数量为10万名。广大农村迫切需要有现代知识、现代思想、现代眼光的新农村建设者。高等教育中农村经济管理及其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对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培养有知识、有文化的新农村建设带头人具有深远的意义；同时可以引导高校毕业生转变就业观念，面向基层就业创业，到经济社会发展最需要的地方施展才华，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提供人才支持和组织保证，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战略意义，仅靠大学生“村官”远未满足农村基层管理人才的需求。同时大学生“村官”中真正受过农林经济管理高等教育的又少之又少。
以湖北省2011年招生专业设置为例，理工类13个第一批本科院校、文史类10个第一批本科院校中，仅有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和华中农业大学开设了农林经济管理专业并且招生人数为4-8人之间，理工类23个第二批本科院校、文史类24个第二批本科院校中，仅有长江大学、湖北经济学院开设了农林经济管理(财务管理)、农村区域发展专业并且招生人数为10-26人之间，很显然一本学院与二本学院开设了该专业主要是侧重农村经济管理理论研究，人数偏少，是无法满足广大的市场需求的。此时在独立学院中大规模进行农村应用型经济管理人才培养显得尤为重要。
独立学院应该避免盲目跟大流，像一本院校与二本院校一样，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业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管理研究型人才的培养，致使学院培养出来的学生与公办大学比起来显得研究能力不强，工作适应能力又不够。目前中国，农村地域广阔，人员众多，但经济发展仍比较缓慢，急需大量能结合农村实际情况，能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大规模农村经济管理应用型本科人才就成为了独立学院的一个发展方向。而应该针对农村实际情况开设具有现实意义的课程，建立合理的课程体系、人才培养计划和人才培养方案就成了我们教育工作者所应关注的内容。
参考文献：
[1]湖北招生考试 高考资料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8-004X 国内统一刊号:CN42-1431/G4,2011,5.
[2]湖北招生考试 高考资料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8-004X 国内统一刊号:CN42-1431/G4,2011,6.
[3]湖北招生考试 高考资料国际标准刊号:ISSN1008-004X 国内统一刊号:CN42-1431/G4,2011,7.
[4]刘光华,张玉荣.独立学院办学定位的思考[J].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06(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