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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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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范文第1篇

从前有一个人,为了躲避仇家,藏在深山野林里。某天晚上,月白风清,这人出来逛森林,忽然看见白杨树下站着个鬼,吓得要死,赶紧往草丛里钻。倒是鬼看见了他,友好地问道:“老兄为什么不出来啊?”那人浑身发抖,回答说:“我怕你!”鬼听他这么说,大笑不已:“至可畏者莫若人,鬼何畏焉?使君颠沛至此者,人耶?鬼耶?”(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

纪大烟袋笔下的狐狸鬼魅调皮捣蛋,喜欢恶作剧,而且常常语出惊人,富含哲理。比如这个人撞见的这个鬼,说话就很有水平:“世界上最可怕的还是人,鬼有什么好怕的?你被仇家害得鸡毛鸭血,跟鬼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听起来似乎有些偏激,却是大实话。世间本无鬼,惟有人害人。如果一定要和鬼扯上关系,那也是人心中的鬼在作祟。人心里一闹鬼,难免就有蠢事、丑事、恶事发生。

朱熹诗云:“世上无如人欲险,几人到此误平生。”人有欲望很正常,否则便是木石。但欲望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就会变成魔鬼,害人不浅。以我之见,所谓“灭人欲”,并非叫人变成木头、石头,而是指驱除心魔,恢复心智。心中无鬼,则天下无贼。

把底线抬高一点

有个姓陈的书生,大热天的,晚上光着膀子在神庙的走廊上睡觉,梦里被庙神臭骂了一顿,说他没教养,亵渎神灵。书生觉得很委屈,辩解道:“刚才还有几个小贩在大殿里睡觉呢,怎不见你去骂?我睡在走廊上,已经够尊敬神灵了。”庙神一听,更为光火:“小贩没读过书,我不和他们计较。你一个读书人,难道也不懂得礼貌吗?”(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滦阳消夏录》)

讲完故事之后,纪晓岚发表了自己的见解:“世于违礼之事,动曰某某曾为之。夫不论事之是非,但论事之有无,自古以来,何事不曾有人为之,可一一据以借口乎?”这段话的意思是:做一件事情,首先要看对不对,而不是看有没有人做过。如果做了错事不思悔改,反倒以“别人也是这么干的”为由替自己开脱,那就是降低了做人的底线。

一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取决于社会成员道德底线的高度。每个人都把底线抬高一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就会跟着提高;反之,如果每个人都“拼下限”,社会道德就会日渐沦丧。

好朋友也靠不住

甲和乙是非常要好的朋友,家中大大小小的事情,甲都交给乙去操办。后来,甲飞黄腾达,当了巡抚,又请乙帮忙处理政务,对乙言听计从。时间一长,甲发现自己的钱财哗啦哗啦全部进了乙的口袋,这才明白好朋友原来是个奸诈小人。不过甲拿乙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他什么事情都叫乙去办,被乙抓了不少小辫子,如果稍有声张,大家都得死翘翘。

甲吃了哑巴亏,气得吐血,于是跑去城隍庙诉苦。晚上,他梦见城隍爷问他:“乙险恶如是,公何以信任不疑?”甲回答说:“为某事事如我意也。”城隍爷听了,连称不妙:“人能事事如我意,可畏甚矣。公不畏之而反喜之,不公之绐而绐谁耶?”(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如是我闻》)

抛开利益同盟之间“狗咬狗”的剧情不谈,抽象地说,甲乙之争给人的启发就是:人的行为,光靠道德来约束是远远不够的。仅凭“伟大的友谊”,而罔顾契约与监督,就绝对地相信一个人,结果便往往像城隍爷所说的那样:“你这么好哄,他不骗你,骗谁呢!”

【原载2014年7月25日《湘

声报・读书・专栏》】

阅微草堂范文第2篇

衔的音节是xián。本意是指含着,用嘴叼,引申义是存在心里,相连接。该文字在《后汉书·张衡传》和《阅微草堂笔记》等文献均有记载。

《阅微草堂笔记》原名《阅微笔记》,是清朝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间以笔记形式所编写成的文言短篇志怪小说。在时间上,《阅微草堂笔记》主要搜辑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当时代前后的流传的乡野怪谭,或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其涵盖的范围则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滇黔等地。

(来源:文章屋网 )

阅微草堂范文第3篇

上古时代的巴国和蜀国,物产丰富,自然条件优越,文化发展有自己的特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大规模向蜀地移民,促使巴蜀的经济、文化与中原沟通,得以大踏步地迈进,四川遂成为“天府之国”。到了西汉,“工商致结驷连骑,豪族服王侯美衣,娶嫁设太宰之厨膳”,社会生活空前繁富起来了。武帝时,大辞赋家司马相如与才女卓文君迫于生计,在临邛开了一家小酒店,“文君当垆,相如涤器”,打破了“君子远庖厨”的传统习俗,这是文人“下海”的千古美谈,也为名士参与饮食业开创了一个先例。

历史上有两位文学家写过同名《蜀都赋》,一位是西汉的杨雄,另一位是西晋的左思,他们都对古代的巴蜀文化作了详尽的描述,其中也谈到四川的烹饪原料、烹饪技巧和宴会风俗。左思说:“若其旧俗:终冬始春,吉日良辰,置酒高堂,以御嘉宾。金■中坐,肴■四陈。觞以清■,鲜以素鳞,……”可见当时的筵席已很有规模很有气魄了。另一位东晋时期的史学家常璩,蜀郡江源(今四川省崇庆县)人。他写有一部《华阳国志》,其中巴志、蜀志,也对四川的地理、历史、物产、风俗等有系统的叙述,并提到蜀中饮食“尚滋味”,“好辛香”,简直已经把川菜的特点一针见血地揭示出来了。从秦汉到唐以前,川菜还处在摇篮之中,但婴儿的性格已隐然可见,而且已经有了一些特产,如曹操所说“郫县子鱼,黄鳞赤尾,出稻田,可以为”,就是一例。

诗圣杜甫,虽然不是四川人,但他在48岁时弃官携家入蜀,在成都定居将近十年,写了不少诗歌,盛赞四川的丙穴鱼(今四川俗称雅鱼)、鲂鱼、鲫鱼、芋羹、芦笋、郫筒酒等之。其中有句云:“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足见他对川菜的丰盛原料的兴奋之情。

北宋时期的大文豪坡,籍贯四川眉山县。他在20岁以前,一直在四川生活;以后沉浮宦途,浪迹江湖,但他对家乡的蔬菜、佳肴始终念念不忘,寄予深情。有一首《春菜》诗云:“蔓菁宿根已生叶,韭芽戴土拳如蕨。烂蒸香荠白鱼肥,碎美青蒿凉饼滑。宿酒初消春睡起,细履幽畦掇芳辣。茵陈甘菊不负渠,■缕堆盘纤手抹。北方苦寒今未已,雪底菠■如铁甲。岂如吾蜀富冬蔬,霜叶露芽寒更茁。久抛菘葛犹细事,苦笋河豚那忍说。明年投劾径须归,莫待齿摇并发脱。”这里提到的四川佳蔬有芜菁(草蒿之一种,野生)、茵陈(蒿类)、甘菊(菊之一种、叶可做浆)、菠菜、白菜(菘)、葛根(葛)。坡还在多首诗中写到四川的萝卜(芦服)、芥蓝、芹菜、豆腐、江豚、鱼羹等等,竭尽赞美之能事。所以四川人也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国公,甚至把最美的肴馔都冠以他的名字,如“东坡豆腐”、“东坡肘子”、“东坡墨鱼”等等。

和杜甫一样,南宋爱国诗人陆游也曾客居四川十年,也是一位川菜的热诚歌颂者。《剑南诗稿》中有大量的诗篇都涉及四川的名酒、食蔬、菜肴和粥品。如《冬夜与溥庵主说川食戏作》中写到:“东来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诗题中出现“川食”二字,联系到《东京梦华录》和《梦梁录》中有“川饭分茶”、“川饭店”的名称,从中可以看出,在宋以前,中国菜点原则上只有南北两大分类,而至此川菜却是最早出现的唯一地方特色风味,是中国菜系中较早的一系。

四川菜虽然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它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它的成熟期却在清朝。特别是李化楠和李调元父子二人,对川菜的提高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李化楠,字廷节,号石亭,四川绵州(今绵阳)人。乾隆七年进士,曾任浙江余姚、秀水县令。他关心饮食文化,广搜民间烹饪资料,“厨人进而甘焉者,随访而志诸册。不假抄胥,手自鳝写,盖历数十年如一日。”这种作风与袁玖写《隋园食单》如出一辙。他的儿子李调元,字羹堂,号醒园,曾任广东学政,直隶通永道等官,是一位文学家、戏曲理论家,一生著作中,《醒园录》一书就是根据他父亲的手稿编撰而成的。书中记载烹调菜肴39种,酿造调味品24种,糕点小吃24种,腌渍食品25种,饮料4种,共116种,还有5种食品保藏法,是清代中期一部重要的饮食专著,在此之前,川菜囿于一地,无论在品种、选料、烹饪技术等方面都还比较保守,缺少开拓。《醒园录》的问世,为近代川菜学习借鉴全国各地烹调之奠定了基础。李调元在他的《童山诗集中》也写了不少赞美四川饮食的诗篇,如《豆腐四首》就是其中的一例。

阅微草堂范文第4篇

文徵明《桃源问津图》,纵32厘米,横713厘米,纸本设色,现藏辽宁省博物馆。款识云:“嘉靖甲寅二月既望。徵明识。时年八十有五。”嘉靖甲寅年为1556年。這一年,不仅沈周已经谢世多年,而且唐寅和仇英也相继故去。对于文徵明来说,生命的辉煌还在持续。根据《壮陶阁书画录》的记载,在1556年2月16日這一天,他还临摹了《辋川图》。就作品长度而言,《桃源问津图》的绘制应该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嘉靖甲寅二月既望這一天是作品最终完成的日子。对于文徵明来说,用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来完成一件作品并非罕见的事情。根据文献的记载,文徵明一生当中大约创作有七件以“桃源”为题的作品,其中四件署有年月。這件《桃源问津图》为其桃源主题作品中最晚的一件。

《桃源问津图》在绘制完成至清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它的流传情况并不清楚,传世的著录当中也不见相关记载。它在文氏家族内部流传的可能性很大。清代康熙年间,這件作品归高士奇收藏。高士奇题跋云:“宋赵千里赵希远俱有桃源问津图长卷。千里所画为真定梁公收藏,希远画余曾于扬州张氏人家见之。笔法清润,布景缜密,后有宋高宗书渊明诗,并乾坤一草亭及乾卦小玺。张氏云:与千里画堪伯仲。又有仇十洲临本在迁安刘鲁一家,今为宋牧仲所得。余昔于长安市上获文太史此卷,虽规模二赵,略变其法,觉萧远有致,春昼无事,时一展观,真未足未外人道也。书《桃花源记》于后,次日又跋。江村。”康熙庚午年为1690年。长安当为北京。由高士奇题跋可见,文徵明《桃源问津图》最迟在1690年之前流入北京市场,并为高士奇购得。高士奇在购得此画之后,1690年2月27日抄《桃花源记》并诗,2月28日又题跋。

《桃源问津图》上,除了题跋中的高士奇名号印以外,尚钤有“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岩耕草堂淡人高士奇鉴藏书画之印”“竹窗”“高淡人”“高士奇图书记”“华原草堂”“菊涧”等印信,皆为高士奇收藏印。值得一提的是,菊涧亦为高士奇印。菊涧为高士奇远祖高翥之号。高翥(1170-1241),字九万,号菊涧。有《菊涧集》二十卷,已佚。《南宋六十家小集》中收有《菊涧小集》一卷,《中兴群公吟稿》中收其诗二卷。清康熙时裔孙高士奇辑为《信天巢遗稿》并为之序。高士奇用菊涧之号自有克绍其裘的意思。

《桃源问津图》上钤有“臣岱私印”一方,按,此印当为高士奇孙高岱之印。“旷庵”也是高岱号。高岱字砺山,高舆子。少时随祖父高士奇居京师,工诗善书,倜傥豪迈,名公卿咸以大器目之。著有《金台小草》《瓶庐诗稿》。《续槜李诗系》称其“诗境幽奇,寄托深远”。《桃源问津图》高士奇题跋后有张照所书“康熙癸巳五月张照观”,并钤有“张照之印”“泾南”两印。康熙癸巳为1713年,這一年距离高士奇去世已有9年。因此张照的鉴定与题跋应该出于高岱之请。

高岱之后,這件作品仍在高氏家族中流传。作品所钤“高文恪公曾孙涵珍藏”之印,表明其曾归高涵收藏。高涵是高岱之子,高士奇曾孙,字渊衷,“生姿敏达,精于赏鉴。性好施,尝司同善会事,绌于资,即以己资佐之。”高士奇——高岱——高涵的收藏谱系表明《桃源问津图》至清乾隆初期仍为高氏一门世代相传。

《桃源问津图》上钤有“静寂轩图书印”一方,表明其曾归毕泷收藏。毕泷为毕沅之弟,是清代著名的鉴赏家,收藏颇富。《桃源问津图》或为其从高氏后人所得。這件作品归毕泷收藏的时间应该不长。不久之后《桃源问津图》就转归清内府收藏,《石渠宝笈续编》有著录。這件作品上钤有“石渠宝笈”“石渠定鉴”“宝笈重编”“乾隆御览之宝”“养心殿鉴藏宝”“乾隆鉴赏”“三希堂精鉴玺”“宜子孙”“无逸斋精鉴玺”“嘉庆御览之宝”“宣统御览之宝”“宣统鉴赏”等清内府收藏印信。从收藏印信来看,清朝历代帝王对這件作品均很重视,但是与其他内府收藏相比,這件作品上并未出现乾隆皇帝的题跋。清亡后,這件作品被溥仪携至长春,后归辽宁省博物馆收藏。

二、文徵明与桃源绘画

中国古代的绘画有很多主题,桃花源是其中之一。根据石守谦的研究,绘画中這个主题的出现甚至早于陶渊明《桃花源记》的出现,唐代的舒元舆就有《叙桃源画记》一文,记述了画中的人物、景物与陶渊明的文章有明显不同之处,這就表明了桃源图有另外的来源。很有可能是文字和绘画分途发展,最后促成了陶渊明《桃花源记》并诗的出现。对于《桃花源记》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种是仙境,唐人多持這种立场。比如王维的《桃源行》中就多处出现“神”“仙”的诗句。一种是人间,宋人坡就持有這样的立场。从這个角度来说,桃花源就与西方的乌托邦联系起来了。虽然两者之间有着竞争与退避的本质区别。晋代以后的桃源图,基本上遵循了仙境与人间两种模式来绘制。

唐宋时代以桃花源为主题的绘画虽然出现,但是数量不多。根据文献的记载,唐宋元时期有李昭道、荆浩、关仝、李升、郭熙、李唐、马和之、赵伯驹、赵伯骕、刘松年、游筠庄、赵孟頫、钱选、王蒙等人的桃源图流传。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這些桃源图中的大部分今已不传。即使流传至今日的作品,也往往并无充分的证据证明它们的真实性。

在从文本转向图像的过程中,《桃花源记》提供了重要的图像要素。首先是情节要素。《桃花源记》文虽不长,但是已经表达了完整的故事情节。我们可用迷途、误入、再寻来概括三段主要的故事情节。值得注意的是,绘画中所表现的主要是迷途和误入的情节,再寻的情节则少有表现。其次是景物要素。景物有桃花、山洞、溪流、田野、房屋等。其中桃花、山洞最具有象征意义。第三是人物要素。《桃花源记》中所描绘的桃源内外的人物在衣着和举止上有明显区别,但是在绘画当中的区别却相当有限。這些要素决定了桃源绘画的相似性,尤其是图式的相似性。

需要指出的是,从不同时代来看,桃源图的图式是各不相同的。但是明代画家所创作的桃源图却非常相似。例如同为吴门四家的仇英所作桃源图与文徵明非常接近。文徵明的学生陆治所创作的桃源图与晚于文徵明的宋旭的桃源图,其构图也与文徵明相似。這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即使明人的桃源图是否有共同的蓝本?這个蓝本在每个画家的手中又是如何演变的?

上文所引高士奇《桃源问津图》题跋为我们讨论這一问题提供了材料。高士奇认为,赵伯驹与赵伯骕是明代桃源绘画的直接来源,甚至在画后题陶渊明诗文也是這一传统的一部分。高士奇正是仿照這一传统在文徵明的作品后抄录了《桃花源记》文并诗。此后,高士奇进一步指出,文徵明的這件作品“规模二赵”而“略变其法”,揭示了文画与“二赵”作品的直接关系。与此同时,高士奇的题跋也指出了明代中期桃源绘画的另一代表性人物仇英的作用。他的叙述似乎暗示了仇英在“二赵”与文徵明之间的关系。這就有两个问题需要讨论,一是“二赵”与明代桃源绘画的关系,二是文征明与仇英与此期桃源绘画的关系。以下分别说明。

首先来看“二赵”与桃源绘画的关系。“二赵”为赵伯驹、赵伯骕。赵伯驹(1120-1182),南宋画家,字千里,为宋朝宗室。宋太祖七世孙,赵令穰之子。官至浙东兵马钤辖。工画山水、花果、翎毛,笔致秀丽,尤长金碧山水。远师李思训父子,笔法纤细,直如牛毛,极细丽巧整的风致,开创南宋画院的新风。宋高宗极其爱重,曾命他画集英殿屏风,赏赐很厚。对楼台界画亦尽工整之极。其弟赵伯骕,字希远,以文艺从侍高宗左右,亦长山水、花木,尤工设色。《松隐集》里说:“赵希公及其兄千里,博涉书史,皆妙于丹青,以萧散高迈之气,见于毫素”。兄弟皆妙于金碧山水。除山水、人物外,擅长花鸟,界画亦精。传世作品有《五金阙图》《番骑猎归图》等。董其昌《画禅室随笔》:“李昭道一派为赵伯驹、赵伯骕,精工之极,又有士气。”评价甚高。

赵伯驹、赵伯骕的桃源图在明代以来的文献当中多有记载,分别见于《式古堂书画汇考》《清河书画舫》《珊瑚网》《钤山堂书画记》《庚子消夏录》《江村书画目》《书画记》《平生壮观》《大观录》《红豆馆书画记》《藤花亭书画跋》等等。文嘉《钤山堂书画记》对此记载颇详,赵伯骕《桃源图》条注云:“伯骕乃伯驹之兄。……其画世不多见,此图旧藏宜兴吴氏,尝谓仇实父摹之,与真无异。其家酬谢五十金,由是人间遂多传本,然精工不逮仇作矣!”赵伯驹《桃源图》条注云:“大约与伯骕所作不甚相远,其后亦有高宗书渊明诗文,盖当时院画中,每一图必令诸人互作,皆以御书系其后耳。”可见“二赵”的桃源图在明代一度皆归权臣严嵩收藏。而高士奇题跋中关于“二赵”桃源绘画的说法大概来源于此。至于仇英与“二赵”的关系,這里交代得更为详尽。仇英的临作不仅“与真无异”,而且“人间遂多传本”,虽然传本不及仇作之精,却似乎造成這一时期桃源绘画的繁荣。更有意思的是,作为原作收藏者的宜兴吴氏酬谢仇英五十金,似乎很高兴看到這种情况的出现。

“二赵”的桃源图至清代仍有流传,并为内府所收藏。乾隆在仇英《桃源图卷》题跋云:“己未岁题赵伯驹桃源图,有云山春霭钞锣溪之句。越四十年,己亥题仇英桃源图,复用钞锣溪字,因失记数典以询内廷翰臣,自于敏中以下竟无知此事者。检之十余年,迄莫能得。每往来胸次,顷几暇偶阅旧刻元人所编陶靖节集《桃花源记》汤汉注中,始知本于桃源经,恍如重入仙源,顿逢旧迹,亦一快事。且知学问之道无穷尽也。仇英此卷即蓝本伯驹,笔意超秀,颇能神似,洵为合作,即书卷短,以识赏遇。”按,乾隆题仇英桃源图作于乾隆己亥岁即1779年。之前的1739年曾在赵伯驹的桃源图上题跋,中间相隔40年。乾隆的這段题跋不仅证明了“二赵”桃源图的流传,也再一次指出了仇英与“二赵”的关系。

因此,“二赵”是明代桃源图蓝本的认识不仅是时人也是后世的共同看法。与此同时,另一个问题也值得关注。這就是明人所认定的“二赵”桃源图的真伪问题。這一点不仅表现在仇英临摹的桃源图“人间遂多传本”,也表现在后代著录中所出现的不同的托名“二赵”的桃源图上。

其次来看文徵明、仇英与桃源绘画的关系问题。上述高士奇和乾隆的题跋以及文彭的记述中都提到了仇英取法“二赵”之事,其中尤以文嘉的描述最为具体。从這些情节及其影响来看,仇英在桃源绘画的演变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需要强调的是,文徵明与“二赵”的关联虽然没有仇英紧密,但是两者之间的重要性仍然值得重视。文徵明亦曾临摹“二赵”作品。其《仿赵伯骕后赤壁赋图》卷尾题曰:“嘉靖戊申七月既望徵明制。”嘉靖戊申年为1548年,文徵明时年79岁。据卷未文嘉跋云:“先是吴中士人藏有赵伯骕后赤壁图,吏员欲取之以献时宰严嵩之子世蕃,而主人吝啬。徵明语之曰:‘岂可以此物贾祸,吾当为之重写,或能存其仿佛。’因为是卷。”文嘉此语应非杜撰,可为信史。此件作品著录于《石渠宝笈三编》。這就表明,文徵明所受到“二赵”的影响也是确定无疑的。

不仅如此,从时间上看,文徵明的桃源绘画似乎更早一些。文徵明最早的桃源绘画完成于嘉靖三年(1524)。這一年正是文徵明在北京待诏翰林院期间。文徵明怀着对家乡的深厚感情描绘了心目中的桃源别境即家乡苏州的景色。从《桃源别境图》的图式来看,已经与后来流行的图式相差不多。這一年,文徵明55岁。关于仇英的生年有不同的看法,如果按照最早的1594年计算,這一年仇英30岁,他的作品已经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产生影响。但是如果按照最晚的时间计算,這时他只有十几岁,尚不足以对当时的画坛产生影响。即使按照30岁计算,他的影响也相当有限。虽然仇英的作品多不署年月,但是仍有一部分的桃源绘画是可以考其年代的。从现今已知的作品来看,他最早的桃源作品完成于1530年。从年龄来看,仇英在文徵明之前引领时尚的可能性并不大。

与明清人过多推重仇英在桃源绘画中的作用不同,无论是时人还是后人都对于文徵明与桃源图的关系认识不足。上文已经指出,后人对《桃花源记》有仙境与人间两种类型,而桃源图基本沿這两条路径演变。我们或许可以从這个角度来理解文徵明和仇英的作用。仇英所延续的主要是唐代以来的青绿山水的风格。换句话说,仇英所表达的主要还是《桃花源记》的仙境主题。对于這个主题,文徵明也是很熟悉的。這从他传世的青绿山水作品当中可以表现出来。但是更主要的,文徵明对桃源主题的贡献体现在他对人间的热爱上。在已知的几件表现桃源主题的作品中,他笔下的景物都呈现出人间景物的平凡特性。既没有缭绕的烟雾,也没有肃穆的气氛,宁静平和是他的主调。

如果说是文徵明和仇英两人共同引导了明中期以来的桃源绘画潮流,恐怕并不为过。事实上,两人确曾合作。王樨登题文徵明《湘君夫人图》云:“少尝侍文太史,谈及此图,云使仇实父设色,两易纸皆不满意,乃自设之以赠王履吉先生。今更三十年始获睹此真迹,诚然笔力扛鼎,非仇英辈所得梦见也。”按,此件作品完成于明正德十二年(1517),其时文徵明48岁,仇英约当20岁左右。就王樨登的语气来看,仇英似乎仍在向文徵明学画。不久之后,两人再次合作。弘志十五年(1520)秋,文徵明与仇英合摹李公麟《莲社图》,此年文徵明51岁,仇英约当30岁左右。无论从私人情谊还是时代际会来说,两人都有很充分的合作基础。

三、在丹青与水墨之间

上文已经指出,在明代桃源绘画的演变过程中,文徵明与仇英从不同的角度促进了桃源题材创作的进展。如果说仇英是条明的线索,那么文徵明就是一条暗的线索。正是两条线索的组合,开辟了桃源绘画的新境界。高士奇的题跋中提到文徵明的《桃源问津图》“规模二赵”,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文徵明对“二赵”的取法主要还在于图式的继承。至于具体的绘画技巧则与“二赵”有很大的区别。文徵明对于青绿山水的画法自有心得。但是我们从他的桃源绘画当中很少看到這种表达方式。影响文徵明桃源绘画表现技巧的主要原因恐怕要到技巧以外的因素中寻找。

文徵明《桃源别境图》:“嘉靖甲申二月十日偶得佳纸,遥想桃源别境,遂作是卷,民望持去,隔数年复来索书,录此终之。衡山居士文徵明识。”沈粲,字民望,自号简庵,华亭人,沈度弟。任中书舍人,累官至大理少卿。工诗,善画,法宋仲珩,草圣擅一时,真行皆佳。沈度与沈粲有大小学士之称。嘉靖甲申年为1524年。這一年是文徵明在北京为官,“遥想桃源别境”实际上是对家乡苏州的怀念。《桃源别境图》只表现山水的景色,省略了桃源故事的情节。而文徵明大量描绘桃源图也是在从北京辞官之后。這就表明了一种心态上的转变。文徵明对苏州怀有深厚的感情:“吾吴为东南望郡,而山川之秀,亦唯东南之望。其泽沦磅礴之气,钟而为人,形而为文章、为事业,而发之为物产,盖举天下莫与之京。故天下之言人伦、物产、文章、政业者,必首吾吴;而言山川之胜,亦必以吴为胜。”可见其对吴中山水的喜爱。同样,文徵明的老师沈周也表达了同样的情感,《吴中山水全图》题跋:“吴地无崇山峻岭,有皆陂陀连衍,映带乎田隅。若天平、天池、虎丘为最胜地,而一日可游之遍;远而光福、邓尉,亦一宿可尽。余岁稔经熟,历无虚岁,应日寓笔,画者屡矣。此卷其一也。将涓流之他方,亦可见吴中山水之概,以识其未游者,画之工拙,不暇自计矣。”

文徵明以人间的景色来表达桃源的主题。這就决定了他的画法也需要作出调整。与书法不同,文徵明的绘画风格呈现出了多样而统一的特点。创作于文徵明36岁时的《烟江叠嶂图》就表现出了对水墨和气韵很好的控制,如果不做特别的说明,很少有人会将這件作品与成熟时期的文徵明联系起来。

后世一般以粗细两种风格来划分他的风格。就《桃源问津图》而言,更多体现的是一种比较粗放的风格。但是這种风格又被恰到好处地约束在一种清新秀雅之中。很显然,這种粗文风格来自于沈周的影响。文徵明终生对沈周怀有深厚的感情。在上引《湘君夫人图》的题跋中,文徵明说:“余少时阅赵魏公所画湘君夫人,行墨设色,皆极高古,石田先生命余临之,余谢不敢,今二十年矣。偶见画娥皇女英者顾作唐妆,虽极精工而古意略尽。因仿佛赵公为此,而设色则师钱舜举,惜石翁不存,无从请益也。”师生之间的感情于此袒露无疑。即使与他的老师沈周相比,文徵明的风格也略显平淡。但是正是這平淡之中所蕴含的美感使文徵明的风格传之久远。

阅微草堂范文第5篇

[关键词]名人故居 旅游开发 胡雪岩故居3

杭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名人故居旅游开发既能够体现一座城市的文脉,又能够使人在喧嚣的城市中寻到一方净土,勾起一段封存的历史记忆,深受游客和市民欢迎。杭州市经过维修有龚自珍纪念馆、于谦故居、胡雪岩故居、纪念馆等九处名人故居或纪念馆开放,并定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虽经过几年的运作,但目前这些名人故居多数门庭冷落,经营惨淡,而未经修葺利用的名人故居更是不在少数。在旅游与文化紧密结合的时代,怎样深入开发名人故居,适应游客需求,本文以胡雪岩故居为例作如下探讨。

一、胡雪岩故居的文化历史意义与旅游价值

1.胡雪岩故居的文化历史意义

旅游与人类文明是相互促进连带发展的。旅游业的勃兴是近百多年现代文明发展的结果。随经济的迅猛发展,旅游业不断繁荣,现代旅游更加重视开拓视野、解放思想、涵养文化等方面的积极意义。旅游与文化是相辅相成的,故居有感知文化和重温历史的双重作用,所积淀的丰富的历史文化,不仅反映城市特色的文化内涵,智慧的结晶也值得现代人学习。胡雪岩故居建于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是我国一处十分优秀的晚清建筑,堪称清末中国巨商第一豪宅,展现出清代建筑的气魄以及江南园林建筑巧妙的风格;而且故居也是杭城珍贵的人文资料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晚清民族工商业发展历史的见证,是吴越文化的载体,体现杭州城市文化的精深,由此提升了杭州城市文化形象。

2.胡雪岩故居的旅游价值

一代名人的杰出事迹、奋斗精神、高尚的情操激励人们不断自我提升,追随这些前辈的步伐,这是中华名族的自强不息不断前进的动力。胡雪岩尽管只是称雄一时的红顶商人,但其一生创业的经历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历史缩影。从钱庄伙计到发迹以及最终破产的凄凉境遇这整个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也会给后人深刻的反思和启示。胡雪岩故居能够使得游客了解胡雪岩在商场上叱诧风云历史,从他的经商之道学习可贵的精神和品质,故居的教育功能可见一斑。同时,胡雪岩故居的设计考究精细,展示出晚清建筑的气派,蕴含江南园林和吴越文化的神韵,极具艺术观赏的美感。故居能够让游客在假山、洞穴、厅堂等布局中穿梭直接领略其中奢华与精致,感受建筑设计艺术带来的赏心悦目的感觉。

3.胡雪岩故居是杭州名人故居的代表

杭州是吴越古都,人文历史底蕴丰厚,有着众多名人的故居。1999年杭州市政府决定对长年失修,建筑物损毁严重的胡雪岩故居重修,2000年底修复工程完成,2001年1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故居到2008年共接待中外游客110多万人次,不但带来巨大的旅游经济效益,而且是如何正确保护和利用名人故居非常优秀的典范。胡雪岩故居在目前杭州名人故居中规模较大且知名度较高,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极具吸引力,这样蕴藏深厚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能够让游客耳目一新,开阔视野,留下深刻印象。而且胡雪岩故居在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利用等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功夫,作为领头羊必定能推动杭州名人故居旅游市场的发展。杭城其他的名人故居都可借鉴胡雪岩故居良好的经验,在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原则下积极开发自身旅游资源,避免再出现门庭冷落的尴尬局面,不断扩大知名度,提升影响力,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

二、胡雪岩故居旅游开发存在的问题

1.旅游产品问题

名人故居资源内涵的深入发掘就是要将历史名人最本质、最宝贵和最能感人的精神品格发掘出来,让游客亲眼见到、亲耳听到、亲身体验到。胡雪岩故居的旅游产品过于单一略显乏味,游客只是独自进行参观或是由景区讲解员简单地叙述胡雪岩的生平事迹和故居的历史变迁。产品缺乏深层次地发掘文化资源的内涵,未能展现其与旅游纪念品、旅游娱乐活动等内容融合的生命力。整个游览过程游客的印象不深,只是表面化而未能真正的了解到胡雪岩及其故居所蕴含的历史文化意义和教育以及艺术观赏的价值。

2.服务设施问题

胡雪岩故居作为单独的人文景点吸引力肯定有限,没有和周边旅游景点形成线性或带状旅游发展模块[3],难以在激烈的旅游竞争市场上脱颖而出。首先,胡雪岩故居的入口位于小巷中,不便游客的寻找和进入。而故居的周围大多是陈旧的民房和狭窄的道路,显得杂乱这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游客对故居第一印象。此外,故居未能充分考虑来自不同国家的游客,缺少多种文字的标识和介绍,无法让海外游客了解故居蕴藏的历史和文化。再者故居周边缺乏配套的餐饮和购物场所,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的不完善极大地阻碍了故居的发展,降低了游客旅游的品质。

3.市场营销问题

到位的宣传和包装能够扩大景区的知名度,吸引更多的游客,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杭州旅游宣传多侧重于自然风光景区,人文景点胡雪岩故居从开放以来宣传不多,很多来杭的游客对于胡雪岩故居不甚了解,甚至有游客完全不知道这处人文景观。而且故居缺乏宣传的意识和有效的宣传手段,特别是近几年与杭州西湖名胜风景区内的主要景点相比,胡雪岩故居的人气不够旺。主要表现在:第一,2008年和2009年两年胡雪岩故居旅游人次在西湖名胜风景区主要景点排名靠后,与前几位排名相距较远(表1)。第二,从2010年前五个月看,与知名人文景点灵隐相比落差较大,故居的旅游人次还总是在1至3万间徘徊,没有突破(图1)。

三、深度开发胡雪岩故居的思考

1.增加活动内容,突出体验性

胡雪岩故居的旅游开发应深刻挖掘并充分展现其文化内涵,增加能让游客体验和参与的旅游活动。首先,胡雪岩的经商以创设胡庆余堂国药号达到顶峰,胡庆余堂这百年的老字号可谓家喻户晓。故居能定期举办如“胡庆余堂中药文化节”,让游客在游览的过程中参加中药文化知识讲座或者中药知识问答等活动,不但能丰富游客的游览体验,而且能扩大游客的知识面。胡雪岩故居理应将游客融合到“中药文化之旅”中,推出胡庆余堂中医看诊的活动,让游客体味中医养生中医治病的博大精深,带动中医药材的销售,带来良好的经济效益。其次,胡雪岩故居还可充分利用中华民族辉煌的戏曲文化比如京剧黄梅戏昆曲等等,推出“游园听戏”的夜游活动,不断地丰富活动的内容,在保持“文化之旅”特色的同时又能突显新鲜感吸引眼球。最后,故居需要让更多的游客全面地了解胡雪岩其人以及故居的历史,可开辟一个小型的休闲区。这是由于故居的入口处有出售胡雪岩生平和经商研究的相关书籍和光碟,毫不起眼的角落不能引起游客的注意,况且少有游客愿意出钱购买。针对此情况,休闲区出借有关胡雪岩和故居的书籍或播放光碟,让游客在此休息的同时可阅读书籍、观赏短片。

2.整合周边资源,完善配套服务

首先,故雪岩故居的周边应建设相应的位置指示牌,以防游客难以找寻正门面向小巷的故居。对于故居周边的民房和道路进行合理规划,使之与故居成为和谐的整体。其次,故居内的服务设施需要完善,如多国文字的导示牌和介绍,增加多语种的景点解说员,不断提高故居的国际化程度,服务于国外游客。最后是重中之重,由于胡雪岩故居位于杭州城区,靠近杭州吴山广场商圈和历史名街河坊街,故居的开发应利用这颇具优势的地理位置,充分整合周围的旅游资源,延伸旅游线路,打造故居的游,吴山广场的购,河坊街的食为一体的旅游线路。历史古街河坊街的餐饮店和购物商店集群和吴山广场商圈的购物娱乐场所都极好地弥补了胡雪岩故居周围配套服务设施不全的弊端,而这条特色鲜明的旅游线路不但满足游客对文化的探寻,也符合现代人对旅游中购物娱乐餐饮要素的要求,是富有时代感的线路。

3.加大营销力度,扩大市场份额

名人故居应主动采用行之有效的营销策略,积极打入旅游市场,提高知名度,从而扩大市场份额。胡雪岩故居是豪华中国传统建筑、雅致的芝园景致和婉丽的江南风情的完美融合体。早在2002年上海积极申办2010年世界博览会时,胡雪岩故居就有幸成为杭州支持申博的重要内容。这是极好的宣传方式,让世界友人了解故居,领略中国古建筑的精致,了解中国优秀的民族历史文化。名人故居都具有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社会教育的功能,因此胡雪岩故居可以和各个学校开展合作,开辟校外的第二课堂,让更多的青少年了解历史,开拓视野,同时也是很好的宣传自我的营销方式。此外,与胡雪岩一生重大事件或故居有关的旅游纪念品应注重品质,不断创新,让更多的旅游商品如故居图、胡雪岩邮票等成为旅游者的收藏佳品,不仅带来高额利润且是潜在的广告,为推动胡雪岩故居的人气做出贡献。最后还应利用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介加大宣传力度,挖掘更多的潜在游客让他们走进故居,走进历史,体味文化。如当年热播的电视剧《风流才子纪晓岚》让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名噪一时,引得国内外游客竞相到访。胡雪岩故居就可凭借《胡雪岩》《红顶商人胡雪岩》等电视剧集来增加宣传广度,开拓广阔的旅游市场。

杭州虽名人故居众多但存在分散而且规模较小的弊端,孤立的名人故居显然不足以满足游客的需求,杭州其他的名人故居在保护和合理开发的前提下应以自身的特色为出发点,利用历史文化资源的集群效益,开辟故居群。如靠近孤山景区的林风眠故居、杜月笙故居、黄宾虹故居等联合打造成名人故居群的旅游线路。当然也可以与其他知名的自然景区结合开发,如在西湖附近的名人故居自然可与西湖景区联姻和整合,像虎跑饮泉内中国现代书法家、音乐家、佛学家李叔同(弘一法师)的故居。名人故居旅游必须要融入到特色的旅游线路中,维持自身的“文化个性”的同时推动名人故居旅游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项文惠,周公宁.杭州名人故居保护利用刍议[J].浙江广播电视高等专科学院学报,2001,(4):63-64.

[2]晓钟.西湖名人名胜旅游资源的保护与开发[J].商业经济与管理,2000,(4):57-58.

[3]冯新生.名人故居,保护与利用如何双赢[J].中关村,2006,(1):137-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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