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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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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城

商业城范文第1篇

1999年1月19日,英特莱格公司的委托人在北京市复兴商业城(以下简称复兴商业城)公证购买了可高(天津)玩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可高公司)制造的可高玩具。9月15日,英特莱格公司以可高公司侵犯其56件乐高玩具积木块实用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为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停止侵权、销毁侵权物品、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10万元及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费。11月10日,英特莱格公司放弃就其中三种玩具积木块实用艺术作品著作权对可高公司和复兴商业城的侵权指控。

可高公司曾于1996年就其制造的部分玩具积木块申请了中国外观设计专利。英特莱格公司曾请求中国专利局撤销上述外观设计专利,中国专利局经审查维持上述专利权有效。可高公司为证明其生产的玩具积木具有合法来源,提交了其与韩国公司就可高积木玩具的模具、半成品及技术转让签订的协议以及权利转让证书。可高公司为证明英特莱格公司不享有著作权,还提交了韩国专利厅审判所的判决书。该判决书驳回了乐高未来公司关于宣告相关外观设计无效的请求。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英特莱格公司是本案涉及的53种乐高玩具积木块实用艺术作品在中国的著作权及相关权益的所有者。英特莱格公司所在国瑞士及中国均为《伯尔尼公约》成员国,依《伯尔尼公约》第2条的规定,公约保护的文学艺术作品包括实用艺术作品,故中国对起源于《伯尔尼公约》成员国国民的实用艺术作品负有保护义务。根据《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外国实用艺术作品在中国应自作品完成起25年受中国著作权法律、法规的保护。

实用艺术作品是指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并符合作品构成要件的智力创作成果。实用艺术作品应当具有实用性、艺术性、独创性和可复制性。英特莱格公司主张权利的53种玩具积木块中有3种不具有独创性和艺术性,其余的则符合实用艺术作品的构成条件,应受法律保护。构成实用艺术作品的50种玩具积木块中,可高公司产品与之实质性相似,构成侵权的有33件。可高公司关于其玩具产品模具系从韩国引进、韩国专利厅审判所已判定该产品不侵权及可高公司产品已获得中国外观设计专利的主张均不影响本案侵权的认定,其抗辩理由不能成立。复兴商业城从可高公司进货时已履行了必要的审查手续,主观上并无过错,其行为不构成侵权,但复兴商业城应负有停止销售侵权产品的义务。侵权赔偿数额,依据英特莱格公司要求保护的实用艺术作品的数量、可高公司产品所包含的侵权产品的数量及侵权行为的后果等酌定。英特莱格公司为本案诉讼支出的合理费用,可高公司应一并赔偿。英特莱格公司关于赔偿费的请求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四十六条第?一?、?二?项及《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一、二、三条,第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一、可高公司停止生产、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侵权产品模具交法院销毁;二、可高公司赔偿英特莱格公司经济损失5万元,合理的诉讼支出17017元;三、可高公司在《北京日报》上公开向英特莱格公司赔礼道歉;四、复兴商业城停止销售侵权产品;五、驳回英特莱格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商业城范文第2篇

[关键词]汉代;江南;城市;商业

城市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也是商业活动的重要场所。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与商业问题,对于了解当时的政治统治、经济结构、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有着重要的意义。笔者拟就汉代江南城市的建置、商业活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限度及其制约因素等相关问题作些初步探讨。

一江南地域范围与城市建置若干特点

“江南”一词,在秦汉史籍中屡见记载。但“江南”者何?其空间范围有多大?古人对此解说殊异,各有所云。

考诸《史记》、《汉书》,有时往往将“江南”指为某一特定而具体的地域。据《史记·秦本纪》:“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越王勾践世家》:“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货殖列传》:“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其俗大类西楚。”各家在对《史记》作注时,解释也各有歧义,如裴駰《集解》引徐广曰:“江南者,丹阳也,秦置为鄣郡,武帝改名丹阳。”而张守节《正义》则认为:江南者,“此言大江之南豫章、长沙二郡,南楚之地耳”。①又《汉书·地理志》称:南郡“夷道县”,“莽曰江南”。这里,或将“巫郡”与“江南”、“江南”与“泗上”并列,或以“江南”与“衡山、九江”、“豫章”、“长沙”等并列,甚至将“江南”或释为“丹阳”,或释为“豫章、长沙”,或谓之曰“夷道县”。于此诸多事例说明,江南的地域范围,有时确乎仅指相对具体而特定之地域,乃至等同某一郡县,似无可疑。

但文献中,有时又将“江南”泛指为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往往是“大江之南,五湖之间”②的统称。如《史记·黥布列传》:“黥布军败走,渡淮,数止战,不利,与百余人走江南。”《货殖列传》:“江南卑湿,丈夫早天。”同书又云:“夫山西饶材、竹、谷、纑、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枬、梓、姜、桂、金、锡、连、丹沙、玳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以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司马迁根据地理条件、物产分布等,把当时全国划分为山西、山东、江南、龙门碣石以北四大经济区,其中的“江南”,包括了长江以南的许多郡国,当很显然。③

古人地理观念尚欠精审,加之文献记载的着眼点有别,所以有关“江南”的地域范围也就说法不一,各有所指。我们这里所说的“江南”,泛指岭南以北,长江中下游以南的广大地区。它包括会稽、吴郡(东汉)、丹阳、豫章、南郡、江夏、长沙、桂阳、零陵、武陵等郡,也就是汉代荆、扬二州的大部分地区。

中国古代城市起源很早,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城虽大,无过三百丈,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④至战国时期,由于兼并战争,列国出于政治、军事上的需要,在险要之地及交通要冲皆普遍设城。正所谓:“御外之道,莫若设险;制胜之方,莫若因形。重门纛折,设险也;高屋建瓴,因形也。”⑤城市的数量和规模得到迅速发展。《战国策·赵策》云:“今千丈之城,万家之邑想望也”。就其地理分布范围来看,主要集中在黄河中下游及淮河上游地区,江南地区则寥若晨星,仅有吴城、郢都等几座较大的城市。

秦灭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在地方推行郡县统治,江南地区已出现了会稽、闽中、南郡、长沙、黔中、九江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可考的县治大约有38个左右。到西汉高祖六年:“令天下县邑城”,师古注曰:“县之与邑,皆令筑城”。⑥且“以其(秦)郡太大,稍复开置,又立诸侯国。”⑦加强地方行政建置,使西汉城市建设得到飞速发展。在江南,先后增设了豫章、丹阳、江夏、武陵、零陵、桂阳等六个郡级行政区,加上秦原有的南郡、长沙和会稽等三个郡级行政区,共有九个郡国,县治140个。东汉时期,由于南方人口增多,土地垦辟,又在会稽北部分置吴郡,县城进一步增加至144座。⑧

秦汉时期,江南地区郡县级城市体系业已基本形成。由于江南的经济水平、人口因素、地理条件以及交通状况与黄淮流域不同,它的城市发展也与之有着不同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如下几个方面。

1、江南城市分布较为稀疏。为说明问题,我们把荆、扬二州长江以南地区的城市分布密度列表如下:

从表中数据,我们可以看出,西汉扬州之会稽、丹阳、豫章三郡,总面积44588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1.31%,县级城市61座,城市平均密度为7310平方公里一城;荆州之江夏、桂阳、武陵、零陵、南郡、长沙等六个郡国,面积426607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10.82%,县级城市79座,平均密度为5400平方公里一城。按《汉书·地理志》记载:元始二年(公元2年),凡郡国103,县邑1314,道32,侯国241,合计县级城市1587座。而荆扬二州之江南城市,西汉140座,占全国城市的9%左右,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同期的淮河流域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情况又如何呢?为了便于比较,我们以州部为单位,列置各州部城市分布密度表如下:

综合上表各项数据,江淮问之豫州、徐州总面积160236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4.05%,有县级城市240座,平均668平方公里一座;黄河中下游的司隶部、兖州、青州、冀州,总面积为352649平方公里,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8.98%,有县级城市496座,平均为711平方公里一座,平均密度远远高于长江以南的荆、扬二州。

城市分布密度,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中国古代城市在政治上统治着农村,经济上却依赖农村。从政治统治的角度而言,要做到朝令夕至,一个县治的有效管理幅度最好保持在方圆数百里之内;在财政上主要依赖农业税的条件下,维持一个县级政权至少要控制几千户纳税农民。这样,在方圆数百里的地域内,至少要有数千户居民方可划为一县,建立一个县级城市。在地域与居民两个条件中,居民数对设县立治的意义无疑更为重要。如东汉光武帝刘秀,在践祚之初,面对户口耗减,不得不“省郡国十,县邑道侯国四百余所”⑨便是例证。在中原,由于地狭人众,县的辖境一般只有数百平方公里,县级城市分布密度很高。而江南“地广人稀”,县的辖境自然较大,城市分布密度也就很低,一般在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设一县。

2、就江南内部而言,其城市发展也极不平衡。江南北部沿长江及太湖、鄱阳湖、洞庭湖流域的城市密度又比江南南部要高一些。如会稽南部,面积158568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11326平方公里一座;而会稽北部,面积68835平方公里,有县城13座,平均密度为5295平方公里一座,其密度高出会稽南部一倍以上。同样,在豫章郡的18座城市中,有110处于鄱阳湖之滨,其密度远远高出豫章之南部。城市发展不平衡与经济发展不平衡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江南地区,地貌构造多以丘陵为主,在当时生产条件下,开发极为不易。而地处长江沿岸的江汉平原、鄱阳湖、太湖冲积平原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开发,经济发展相对较快,人口也相对较多,所以城市发展较快,密度相对要高。而江南南部,原多为越族所居。《汉书·朱买臣传》称:“越,非有城郭里邑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开发程度不高,城市密度也就很低。

3、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从考古发掘资料来看,江南城市除吴城等极少数城市有一定的规模外,大多数城市面积在一平方公里以下。如丹阳郡之春谷县城面积只有0.12平方公里,石城县城面积为0.39平方公里,芜湖县城面积为0.12平方公里;⑩豫章郡之枭阳县城,面积接近1平方公里,⑾昌邑古城面积为0.24平方公里;⑿福建崇安县城村汉城,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约860米,东西宽约550米,面积约0.48平方公里,据初步推测,城村汉城是汉灭闽越之后的冶县县治“冶城”。⒀

城市规模的大小,与人口密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从人口分布来看,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四万户以上的县有长安、成都、茂陵、鄢陵、宛、阳翟、彭城等。而广大的长江中下游以南地区,据东汉应劭《汉官仪》称:“荆扬之江南七郡,唯有临湘、南昌、吴三县令”。⒁按秦汉制度,万户以上的县设令,万户以下的县设长,荆扬之江南七郡仅临湘、南昌、吴三县超过万户,可见江南之县户口稀少,所以城市规模相对较小。

综上所述,江南城市分布稀疏、呈区域内不平衡发展,城市规模普遍较小,这些都是由江南经济发展及人口、地理环境等因素决定的。就整个南方而言,从秦38座城市到西汉140座,东汉144座,增长了近3倍,其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也和秦汉时期江南社会经济发展基本相适应。

二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

毋庸讳言,两汉时期的江南城市主要是作为行政统治中心和军事镇压基地,有着强烈的政治功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经济功能也在逐渐增强,这突出表现在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活动日趋频繁。

(一)区域性商业都会出现

城市是商业活动集中的场所,因而也是商业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两汉时期,地理要冲城市业已成为区域性商业都会,如吴城和江陵。

吴城(今江苏苏州市),又名姑苏城,是春秋吴王阖闾根据伍子胥的建议所修建。作为当时的都城,其城区规模较大,周围23.5公里,开水陆门各8个,城中又有小城,周围6公里。至秦统一后,为会稽郡治,汉代因之,东汉为吴郡郡治,长期为吴越经济区的中心城市。由于地处肥沃的太湖流域,交通便捷,物产丰富。《史记·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闾、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亦江东一都会也。”所谓“东有海盐之饶”,主要是指其煮盐业的发达;“章山之铜”,说明铜的冶炼和铸造业先进。吴王刘濞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国用饶足”。⒂“三江五湖之利”说明其渔业资源十分丰富,同时交通便捷。《越绝书·吴地传》载:“吴故水道,出平门,上郭池,入渎,出漅湖,上历地,过梅亭,入扬湖,出渔浦,入大江,奏广陵。”可知其有渠道北通长江,南通过江南河沟通钱塘江。《史记·河渠书》也云:“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陆路,可北循陆道直抵无锡历山,西循九曲路达于太湖。由于便捷的交通,吴越之地的盐、铜、越布等产品通过这些商路输出。

江陵(今湖北沙市附近),楚国故郢都。自楚建都于郢后,经过几百年的开发,农业、手工业都有相当的基础。特别是商业更为发达。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毂击,民肩摩,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鲜而暮衣弊。”⒃《战国策·楚策》记:“苏秦之楚三日乃得见乎王……曰: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这里,楚国当指郢都,说明郢人口众多,所以尽管当地是出稻米之区,食、薪仍然昂贵。而行人车辆拥挤,正是人口密集、市场繁荣、贸易发达的具体表现。后来郢都虽被白起所焚坏,而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江陵仍然是全国重要都市之一,所谓:“江陵亦一都会也。”《史记·货殖列传》亦云:“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说明江陵腹地资源丰富。据司马相如《子虚赋》载:“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则盘纡弗郁,隆崇律蟀,岑崟参差,日月蔽虧;交错纠纷,上干青云;罷池陂陁,下属江河,其北则有阴林巨树。楩柟豫章,桂椒木兰、蘖离朱杨,榩梨梬栗,橘柚芬芳”;“西通巫巴”,证明其交通便利,溯江而上,和巴蜀经济区保持联系;同时北上陈、宛(今河南南阳市)和中原可以往来;东通江、淮,和吴越经济区交往。江南所产梓、梗柟、姜、桂、金、锡等物品通过江陵行销各地。而各地物产,亦通过江陵,散销江南腹地。

(二)商业形态多样

汉代江南商业就其性质而论有官营和私营;从形态上讲,又分贩运贸易和店铺零售等几种形式。

1、官营商业

官营商业是指由政府直接控制商品买卖的一种商业形式,它是以官营手工业生产为基础的。汉代官手工业已在江南部分郡县有所出现,如下表:

从官营手工业生产范围来看,主要包括煮盐冶铁,生产铜器、铁器、木器、漆器等生产、生活用品。这些官营手工业产品,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供皇室和贵族们享受的奢侈品,如金银铜器等;其二是与人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如食盐、铁农具、舟车、日用漆器和铜器等;其三是一些特色产品,如木器、橘柚等。此三者除前者之外,其他产品大多投放市场,进人流通领域,形成官营商品。

官营商业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得以实现。其一是盐铁专卖。在江南主要是通过分布于上述的盐、铁官实行统供调拨,控制经营。其二是均输平准。均输平准实行于桑弘羊受任为大司农的元封元年(公元前70年),这是汉武帝接受桑弘羊建议的一项商业国营措施。《盐铁论·本议篇》云:“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师,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可见,均输、平准把贡物商品化;同时,利用国家雄厚的财力,控制商品流通和物价,部分地取代商人贩运贸易的职能,使利润归于国家。正如《汉书·食货志》所云:“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为赋,而相灌输”。

当然,官营商业虽然控制了国计民生的商品销售,但并不能完全控制全国的商品买卖,这也为其他商业形态存在提供了条件。

2、贩运贸易

贩运贸易,亦称贩运商业。在秦汉简牍、文献中,有“行贾”、“中舨”、“商贩”、“贾贩”、“市贩”、“贩贾”及“私贩卖”等用语。它是商人将生产物从有余的地方运到缺乏的地方,利用物品的地区差价,通过长途贩运,贱买贵卖的不等价交易而牟取利润的一种商业行为。

江南地区贩运贸易起源甚早。春秋时期,越国大夫范蠡,“。乘扁舟浮于江湖”,从事贩运贸易,“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⒄战国时楚国鄂君长途贩运,舟车路线达十几个城,范围遍及三楚地区⒅。可见贩运面之广,路途之远。

至汉代,在统一局面下,江南贩运贸易进一步发展。参与贩运的不仅有富商大贾,而且也有小股资金的合伙经营。江陵凤凰山汉简就有“中舨共侍约”,其文如下:⒆

(年)三月辛卯中舨:(舨)长张伯、石兄、秦仲、陈伯等十人相与为贩,约人贩钱二百,约二。会钱备,不备勿与同舨,即贩直行共侍(持)。非前谒。病,不行者罚日卅,毋人者庸(佣)贾,器物不具,物责十钱。共事以器物,毁伤之及亡,贩共负之,非其器物擅取之,罚百钱。贩吏令会不会:(会)日罚五十,会而计不具者罚比不会,为贩吏,枲(集)器物及人。贩吏秦仲。

从这份契约可以看出:民间合伙经营的资金很少,人均仅200钱。但其规定却比较细密,对因病不能参预买卖者,对器物不备或器物损坏者以及不参加聚会或虽去聚会,但财物账目不清者均要处罚;而且设有贩长、贩吏具体管理,制度比较严格。这足以证明,当时江陵一带民间商贩合伙经营形式比较普遍,发育得比较成熟。

3、店铺零售

贩运贸易主要是调节地区间商品流通,要使商品直接进入消费者手中,还多依赖店铺零售。这在秦汉文献中称为“坐列贩卖”。如《汉书·食货志》云:“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师古注曰:“列者,若今(唐时)市中卖物行也”。在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木牍中,有专门记载从事零售而得收入的帐单。据有人考证:“(丁)组简所记人数至少有四、五十人,从张母称呼看,似非雇佣关系,应是合股经营商贩,由贩长统一安排,分派到市中‘坐列贩卖’”。⒇

(三)区域商品交流频繁

汉代中央集权的大统一局面,为商业发展提供良好的活动条件。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汉书·伍被传》云:“重装富贾,周流天下,道无不通,故交易之道行。”又《盐铁论·力耕篇》载:“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江南,作为中央集权统治下的区域,亦介入其中。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内腹地区商业交流。司马迁在论及荆、衡阳经济区与中原的关系时云:“夫自淮北沛、陈、汝南、南郡,此西楚也”;“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饶”;“陈在楚、夏之交,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南阳西通武关、郧关,东受江、汉、淮,宛亦一都会也”。把它们看成是俗同互惠的经济圈。从商品流通渠道看,江南之商品主要通过江陵,北上宛,再上洛阳而行销中原各地;中原之物则通过宛、江陵再散销江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有一简就记载:“上官乙人圣二户贩马郃少一日。”[21]这是江陵贩马之记事,马产于中原,其购销渠道主要是通过较北的宛而输入的。湖北之云梦睡虎地12座秦墓中出土了相当多烙有“咸”、“咸亭”、“咸里”、“咸亭上”、“咸上”等戮记的漆器,湖北江陵和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亦出土了不少烙有成都工官所造漆器,如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漆器制品,有相当部分烙有“成市”、“成市草”、“成市饱”、“成市素”、“市府”、“市府饱”、“市府草”等戮记。江陵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制品印有“北市”等戮记。据有人考证:“‘成市’和‘南乡’、‘北市’戮记的性质既明,便能判断马王堆一号汉墓和凤凰山8号墓出土的漆器,基本上都是成都市府制造的”。[22]其输入路线,据有人考证:“江陵等南方楚地通过南北交往问最大的商业城市宛市与长安沟通,成都官府所出漆器便通过这种渠道进入楚地”。[23]另据王符《潜夫论·浮侈篇》记载:京师贵戚死后制作棺椁“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梗楠”;贵戚豪门甚至“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犀象珠玉、虎魄瑇瑁”。江南之木材、犀象珠玉、虎魄瑇瑁行销京师洛阳,其北上路线估计是从江陵经陈至宛而行销洛阳。

2、吴越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商业交往。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彭城以东,东海、吴、广陵,此东楚也。”基本上把吴楚经济区与淮河流域划为一体。当时东楚的重要商业都会吴城“有三江五湖之利”,水路“入大江、奏广陵”和江北淮河流域联系起来。“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长沙、是南楚也。”南楚之地,通过江北之重要的商业市场寿春、合肥与淮河流域保持联系。“郢之后徙寿春,亦一都会也,而合肥受南北湖皮革、鲍、木输会也。”江南之铁器,多是通过这种渠道输入。例如江西修水出土汉代的制农具铲和臿,就有“淮一”的字铭,证明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4]今广西贵县罗泊湾一号汉墓中出土一件陪葬农具登记单——“东阳田器志”中记载的铁臿、鉏(锄),也是从临淮郡输入的。[25]福建崇安城村的汉城遗址中也曾出土铁器71件,农具18,其中铁犁一件,它的形制与北方的铁犁完全相同,估计也是通过淮河流域的郡县输入。

3、江南与岭南商业联系。江南和岭南毗连,经济上有相互依存的关系。早在南越时,就与长沙国有着密切的商业贸易活动。当时开发南越所需的先进工具铁器及牛、马、羊等,大多是通过长沙国输入的。吕后时“有司请禁关市铁器”,南越王赵佗以为是长沙王从中作梗,因此发兵攻打长沙国,便是例证。至武帝灭南越,设郡县,统一于中央集权之下,岭南与江南贸易往来就更为频繁。《汉书·地理志》云:“中国往商贾者多取富焉。”其交易通道主要是秦朝修筑的大庾岭道和灵渠等。在海上,则是通过会稽的东冶上下往来。《后汉书·郑弘传》云:“交阯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讯海而至。”在东汉,为了更好适应日渐频繁的商业往来,当时毗邻岭南的桂阳郡太守卫宏在含涯、浈阳、曲江三县“凿山通道五百余里,列亭传,置邮驿”;[26]章帝时“开零陵、桂阳峤道,于是夷通”;[27]桓帝时,桂阳太守周憬又开辟水路,繁盛商业:“桂阳有泷水,人患其险,太守下邳周憬,字君光,颓山凿石以通之”;[28]“郡又与南海接比,商旅所臻,自瀑亭至乎曲江壹由此水……府君乃命良吏……顺导其经脉,由是小溪乃平直,大道允通利,抱布贸丝交易而至。”[29]这些道路的开辟,进一步加强了江南与岭南的联系。同时。岭南又是中国与东南海上各国的前哨,外国商品传到岭南以后,又能从江南传入中原内腹地区。从史书记载来看,岭南与江南及中原之交易,最迫切需要的是开发岭南所需的“金铁器马牛羊”等;而岭南输出的主要是土特产,如白壁、珠玑、玳瑁、犀牛角、翠鸟、珊瑚树、荔枝、岭南佳果等。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还存在一定的海外贸易。据《三国志·吴志·孙权传》载:东冶海外有亶、夷二洲,秦时方士徐福入海求仙所率童男女数千人,即留居在那里,“世相承有数万家,其志土人民时有至会稽货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亦有遭风流移至直州者”。证明江南同东南海上贸易的存在。另据《汉书·张骞传》记载:张骞出使西域,曾在大夏国看到巴蜀物产邛杖、蜀布,而当地人说系由商人从身毒国(印度)贩运而来;东汉时为与掸国、天竺、大秦等进行铜铁、毛织物、象牙、犀角、珠金等贸易,而辟置永昌郡。“近年来,‘南方丝绸之路’的考察和研究,均把两汉看作承上启下的重要时期。”[30]

三商品经济发展的局限性及制约因素

如上所述,江南虽然存在较为频繁的商业活动。但同中原及关中地区相比,商品经济发展水平还是较低的。这主要表现在:

其一,江南自给自足性经济成分仍然很高。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云:“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水耨,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从城乡市场的联系来看,为广大人民普遍需要的大宗商品,主要是非家庭所能制作的盐铁两项。小农与市场的联系只是一种不得已的行为,并没有形成自觉的商品意识,故“千金之家”还是少数。

其二,为商品交换而生产的手工业作坊较少。当时全国设在各地的工官有8处,而在江南没有一处;设铁官49处,而江南仅有耒阳1处,占2%;设盐官37处,而江南仅有巫、海盐等2处,占5%。我国考古工作者迄今为止已在全国各地发掘汉代冶铁遗址30余处,有的规模十分宏大,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却没有在江南发现一处。同样,民间手工作坊亦相对较少,致使江南作为商品交换的多为方物特产。

其三,商业市场相对较少,且规模较小。据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当时全国著名的商业都会二十个,其大部分分布在中原地区,江南仅有江陵和吴二处,占10%左右。而且规模亦较小,象长安九市,临淄“市租千金”的商业市场,江南没有。江陵、吴城和成都仅是区域性的小市场。

由此可见,当时商业的发达,北方确实远远超过南方。经济重心在北方,商业中心亦在北方。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诸因素制约着江南商业的发展。

其一,自然资源丰富,人们不需要通过努力就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使人们缺乏开拓精神。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总结为:“地势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也无千金之家”。

其二,地广人稀,农村剩余劳动力相对较少。江南地域面积占当时全国总面积的22,13%左右,而人口在西汉平帝元始二年时仅有3,444,947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5.97%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3.95人/平方公里;到东汉,虽然有大量人口南迁,但至顺帝时也仅有7,307,675口,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5.26%左右,人口密度平均为8.38人/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低,开发程度不高,很难分离出富余人员去从事商业买卖。

其三,远离政治中心,开发程度不高。两汉时期,黄河中下游既是政治统治的中心地带,同时也是国家重要的赋税来源之地。汉王朝极为重视这一地区的开发。国家的农业、手工业投资亦多有偏重,使得其整体经济环境良好,市场机制活跃,为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而广大的江南地区,由于远离政治中心,且在国家赋税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较小,政府尚无暇顾及这一的开发,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手工业整体发展水平较低,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商品化程度自然不会很高。

其四,城市分布稀疏,且规模较小。传统社会,作为商品交换的农业、手工业产品,其消费对象主体并不在农村,而是城市中非农业生产的人口。所以,商品经济发达与否,与其城市分布密度及城市中的消费人口的多寡休戚相关。江南地区,由于城市分布稀疏到数千平方公里甚至上万平方公里才有一座,这就大大地限制了农村与城市以及城市与城市之间的商业交流,也增加了运往市场的商品成本。再加上江南城市规模普遍较小,消费人口相对较少,扩大不了商品的需求量,商品经济很难繁荣。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②《史记》卷60《三王世家》。

③王子今:《秦汉气候变迁与江南经济文化的进步》,载《秦汉史论丛》第六辑,江西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④《战国策·赵策》。

⑤《玉海》卷174。

⑥《汉书》卷1《高帝纪》。

⑦《汉书》卷28《地理志》。

⑧详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以及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⑨《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

⑩张南等:《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学术界》1991年第6期。

⑾《枭阳城址初步考察》,《考古》1983年第7期。

⑿《江西新建县昌邑古城调查记》,《考古》1960年第7期。

⒀《崇安城村汉城探掘简报》,《文物》1989年第11期。

⒁《续汉书》卷25《百官志》注引。

⒂《汉书》卷35《荆燕吴传》。

⒃《北堂书抄》卷29引。

⒄《史记》卷61《货殖列传》。

⒅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3—285页。

⒆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8页。

⒇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与历史地理研究》,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9页。

[21]见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70页。

[22]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地理考证与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载《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84页。

[23]《关于凤凰山168号汉墓座谈纪要》,载《文物》1975年第9期。

[24]《江西修水出土战国青铜车器和汉代铁器》,载《考古》1965年第6期。

[25]蒋廷瑜:《广西汉代农业考古概述》,载《农业考古》1981年第2期。

[26]《后汉书》卷76,《循史传》。

[27]《后汉书》卷23,《郑弘传》。

[28]洪适:《释棣》,卷23。

商业城范文第3篇

关键词:城市商业区;园艺景观;植物配置;对策

1城市商业区园艺景观中配置植物的意义

城市商业区是城市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大多数城市商业区位于整个城市的中央部分,因此,该区域中的人流量大,汽车与人群的频繁流动带来极大的噪音与灰尘,尤其汽车尾气的排放对整个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及购物环境造成严重污染,甚至还会影响到消费者在商业区的购物体验,因此,在城市商业区园艺景观中配置植物,对改善周边空气及购物环境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并且可有效隔离汽车与人流的噪音,为消费者换来良好的购物体验环境,有效提高该城市地区国民经济发展水平。

2在城市商业区设置园艺景观的重要性以及作用

园艺景观中的植物具有净化空气、吸收废气、增加湿度的作用,并且植物在夏天能有效遮挡阳光,为消费者提供更为舒适的购物环境以及全新体验。一般情况下,园艺景观的设计十分优美,能吸引更多的消费者来到商业区,由此提高该商业区的经济效益。另外,园艺景观的艺术加工是由人为或工程设施完成的,是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高度合一,由此为消费者提供“绿色服务”,带来“绿色心情”,使得消费者在轻松愉快的环境下进行购物体验,由此可见,园艺景观的设置不仅优化了整个商业区的购物环境,而且还使得商业区的格调发生了变化而更具有美感。此外,园艺景观的设置,能吸引大量的消费者,由此提高了商品的销售交易量为商家带来更高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

3当前园艺景观植物配置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

3.1没有做好规划工作

城市商业区园艺景观的设计需要良好的规划,如果没有进行统一规划,整体园艺景观植物的配置会出现问题,甚至影响到整体商业区购物环境的美感。有些商业区为了节约成本,在选择植物时没有考虑到植物的高度、植物生长环境适应性、园艺景观规模大小等方面问题,盲目地选择植物实施园艺景观建设活动,最终使得整体商业区显出杂乱无章而缺失美感。另外,选择较高大植物时,会影响到车辆与行人的正常移动,尤其是天气恶劣的环境下,可能会给消费者以及车辆带来潜在危险,由此可见,这不仅违背了园艺景观“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还浪费了大量的财力、人力以及物力。

3.2对植物的选择存在误区

不少城市商业区在选择园艺景观配置植物时,往往以园艺景观规模大小以及植物高度与价格作为选择标准,以至于植物的选择不适应其自身生长规律而死亡。另外,种植时,也没有合理设计,使得整个商业区缺少色彩与搭配,最终影响到整个商业区的美观。

4城市商业区园艺景观植物的正确配置策略

4.1遵循园林美法则进行配置

设计时,需要考虑到整个植物的覆盖率控制在70%以上,并且不能放置太多的假山、楼阁等景观。同时,园艺景观的设计需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根据商业区的实际情况合理规划,如果放置太多的植物,则使得原本不大的空间看上去更加紧促与狭小。另外,园艺景观的设计需要凸显出城市商业区的主题理念,使得整个园艺景观能够与商业区相互融合统一。

4.2园艺景观中的植物选择应遵循其生长规律

规划园艺景观时,需要考虑到园艺景观中植物的正确选择,如果该地区城市的生长环境不适合植物的生长,则会造成大量植物死亡,浪费更多的财力与物力。另外,选择植物时,不宜选择易生虫、落叶与落绒的植物,这不仅不利于消费者的购物体验,而且还不利于后期管理。因此,在对植物的选择上需要综合考虑各个方面的问题,由此使得整体园艺景观的植物更具有生命力。

商业城范文第4篇

[关键词]历史文脉;商业街;改造

[中图分类号]F299.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14)03-0001-04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street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anjin Street in Dalian

WANG Ya-li, LIU Shu-hao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Dongbe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Dalian 116025, China)

Abstract:Historical culture in commercial streets refers to the landscape atmosphere and environment of history, culture and geography, which is a rich herita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streets, whether we value and integrate into historical culture playing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urban vitality and enhancing the city image. As the fact proved that ignoring the heritage of historical culture will result in the failure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streets. Only by truly respecting local cultural traditions and regional symbols of urban commercial streets, respecting the people’s consumption habits and demands, respecting the gradual development of commercial activities, can we make the traditional commercial streets gain powerful new vitality in inheriting and developing the historical culture. Based 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Tianjin Street in Dalian, we suggest that to deal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nsformations of commercial street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istorical culture, we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the refining of territory symbol and the planning of urban space, and should take proper countermeasures also.

Key words:historical culture;commercial streets;transformation

一、历史文脉及其传承的意义

(一)文脉与历史文脉的构成要素

文脉一词,最早起源于语言学,是一个在特定的空间发展起来的历史范畴。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上是指“一种文化的脉络”,往往是依托于对某种物质状态的认识而沿承的具有重大影响的思想意识;广义上则引申为对“某一事物在时间或空间上与其他事物联系”的认识,往往表现为沿承于某种物质状态的广泛的习俗、感受或习惯性的时间与空间的选择[1]。在历史上,随着人们生活的特定空间与时间的某种秩序的延伸,所形成的相对固化的依托于某种物质状态的对时间与空间秩序的认识,即文脉,对人们的行为选择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历史文脉由物质要素和非物质要素两个部分构成。历史文脉的物质要素指文脉产生的物质依托,可细分为人工要素与自然要素。人工要素指人们生产的结果,例如各种建筑物、桥梁、街道、人工植物绿化、其他空间布置等。目前主要指城市传统街区的空间格局、院落、建筑等一系列传统的具有可视性、可观赏性,并且具有触感的具体的、真实存在的人工景观。自然要素指自然界赋予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然物,包括地形、石水、绿化植被等存在于传统街区中或周边的自然景观。历史文脉的非物质要素指文脉的认识形态本身,它是在历史长期发展中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相对抽象的文脉要素,如民俗习惯、饮食文化、礼仪文化、民间艺术等等,它向人们展示着传统生活空间秩序独特的文化特色[2]。可以说,非物质元素是一种社会氛围、是一种民俗的文化形式。

(二)历史文脉对城市及其传统商业街的作用

传统商业老街与历史文脉有着密切的联系,历史文脉诉说着传统商业街的过去,而传统商业街作为载体,是历史文脉最好的表达方式之一。但是,近年来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建设逐渐趋同化,城市专有的历史与文化也受到排挤,甚至逐渐被抛弃。这已经造成了城市个性发展和整体城市经济发展的客观损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历史文脉是城市商业街的灵魂。传统商业街区的历史文脉记录了其所在城市的过去,记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同时也给城市未来的发展带来启迪。历史文脉对商业区独特个性的塑造,起到指导作用。因为历史文脉犹如一盏灯,会照亮商业街的发展道路,她又像一个路标,指引着城市的前行。若不顾其历史文脉的特征,可能就会造成商业街的衰落。

历史文脉是一座城市商业街所独有的文化瑰宝,它在凸显其地域特征的同时,也展现其文化特征。虽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越来越走向水泥楼宇和电子信息,但是每一座城市的历史都不是能够由现代建筑的格式化和爆炸式信息所能限制的,它的独特性存在于人们口口相传和囿于文化观念的行为选择中。虽然现代城市生活方式也有多元化,但是相对于每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历史文脉,又都显现其泛泛的一般性。城市的历史文脉记录了它自己特有的故事:它过去的繁荣与萧条,过往文人墨客都已深深地扎下了根,埋在了城市的土壤里。历史文脉在岁月中沉淀,在大地中安然,散发着浑厚的气息,绽放着浓浓的芳香。

历史文脉与商业街有着相辅相成的关联,历史文脉犹如一个城市的名片,商业街是历史文脉表达的载体,只有对于不同地域独特的历史文化的描绘与创新才可能创作出一个承载人们记忆与情感的动人景观。在当今的传统商业街区改造中,了解街区的历史是更好发展其独特街区景观环境的前提。

(三)历史文脉传承的重要意义

首先,在商业街的改造中如果能够最高程度地提炼出历史文脉所特有的符号,并将这些符号表达传承下来,必然会给人带来浓厚的社会“归宿感”和“认同感”[3],从而使传统商业街在融入现代元素的过程中,使传统元素焕发新的光彩,绽放新时代的光芒,在融合中延续其相对固定的历史与文化,使城市发展与民俗、民意紧密结合。因此,如何更好地运用新符号、新语言来表达和传承历史文脉,是传统商业街改造中所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在商业街改造中融入那些具有历史感的、为人熟悉的、承载城市记忆的因素,才能使传统商业街改造获得成功。

其次,历史文脉是传统商业街改造的核心表现,其地位不可替代。历史文脉是历史与文化的沉淀,是人类文明的延续,是城市历史延留的风貌,也是地域的独特个性特征的体现。当我们将商业街的现代化与历史文脉结合起来时,就为历史文脉赋予了新的生命。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各城市之间逐渐趋同,历史与文化走在一种渐行渐远的边缘,这使历史文脉面临着极大的危机,从而使城市个性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对此,只有依据城市不同的地理环境、历史环境、社会环境等差异性因素,针对城市的地域性、历史性、民族性等历史文脉特点,在历史、自然和人的和谐统一中,将历史文脉的核心作用体现得淋漓尽致,才能真正使特定地域的历史文脉得以延续和获得创造。故商业街改造基于历史文脉的“和而不同”[2],是传统商业街改造的重要原则。

再次,历史文脉还能通过唤起回忆,提高大众的舒适感,增加城市认知度。历史文脉如同一条纽带,将客观的物质世界与人类的精神世界紧紧联系在一起。传统商业街在社会方面和使用方面的普遍价值,证明它们不仅可以作为历史的见证,而且还能体现城市的历史文脉。传统商业街所特有的符号,为行人营造出温馨的空间氛围,让人们倍感亲切,缩短了人与城市的距离。而这种地域特色又难免唤起当地人多年前的回忆,让人们在购物、娱乐的同时情不自禁地感受文化的价值,进而引发对历史文脉的思考。可以说,这种氛围使人意犹未尽,流连忘返,不知不觉提高了大众的舒适感,增加了城市的认知度。

二、忽视历史文脉的社会影响

我国许多城市的传统商业街历史悠久,名闻天下,它们见证了历史的沧桑,留下了时代的印记。如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南京路以及大连的天津街等。这里,仅就大连天津街的改造为例,分析其对历史文脉忽视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以警示于城市传统商业街的改造。

天津街地处大连市中山区,始建于1909年,是大连历史最悠久的百年老字号商业街,是大连中心商业区的发祥地。在大连百年城市的历史中,天津街始终都是大连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2005年,大连天津街被评为“中国十大著名商业街”[4]。然而,在2002―2004年的天津街改造中,由于改造的主导思想是改造的“标准”要实现和国际“接轨”,结果是,在“豪华时尚的地面设施、流光溢彩的高楼大厦、无不让行人惊叹”的同时[5],天津街的人流少了,人气不旺了,大连市民急了,天津街的商家急了,政府有关部门也急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面对人们的疑问,有人说是大连市西部商业城的崛起分散了人流,有人说天津街的改造失去了其以往的“个性”,也有人说改造后天津街只有“商业”而失去了“传统”和“文化”,一时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从历史文脉的视角出发,不难发现,天津街改造恰恰是忽视了历史文脉。

第一,商业街区改造到底该是以市情民情为本,还是该以国际标准为本。以国际标准为本没有错,但是必须建立在充分考虑市情民情的基础上。市情民情就是城市的经济实际发展状况和城市历史文化演变,起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市民的消费心理需要,二是市民的实际消费水平。不充分考虑这两个因素,就不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有市民说:“刚改造后的天津街我们都不敢进去,到处是装修华丽的商场和价格昂贵的商品,根本不是普通百姓购物的天堂。”[6]可见,脱离市情民情实际的商业街改造,必然会使一些商家关门①。

第二,商业街区改造到底该是在传承历史的同时讲求现代化,还是单纯的“洋”“精”“尖”。追求现代化的“洋”“精”“尖”也没有错,但是必须建立在以传承历史为原则的基础上。传承历史就是要多考虑一些商业街已形成的相对固化的特点,起码应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已相对固定的人们十分习惯的商业业态,二是市民的消费习惯和对商业街的要求。不充分考虑这两个因素,也不能够得到市民的认同。有市民说:天津街曾经是其最爱,“记得谈恋爱时,和对象一起最爱逛的就是天津街了,如果有外地的亲戚或是朋友来大连旅游,总是自豪地领他们到天津街逛逛,也总是不无得意地说,大连的天津街一点也不比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差。”[5]可是,这些以往的熙熙攘攘的人流和一张张兴奋热烈的笑脸,由于过去那种小店林立、步行街上到处是叫卖声的个体营销业态的消失,而在天津街少了。可见,脱离市民传统需求的商业街改造,必然会使“人气”流失。

2006年以后,大连市的各有关部门对恢复天津街的繁荣,做出了很大的努力②。天津街重现了中低档商品的花车热卖,同时特色小吃一条街扑鼻的香气牵引着人们的胃口。为保障最终建设效果,政府甚至贴款,把大连的老字号商家都吸引回来③。目前,天津街已由步行街为主要形式,以中外文化区、休闲文化区、特色餐饮区等不同主题段落为特色成为吸引人们逛街的热门选择。

三、城市商业街改造如何传承历史文脉

天津街改造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城市传统商业街的改造,是否重视和融入历史文脉,对能否提高城市活力、提升城市形象与整体城市功能有重要影响。那么如何在传统商业街的改造中传承历史文脉呢?

(一)广泛地倾听群众呼声,尊重公众的参与

传统商业街是面向大众的,历史文脉的传承首先是延续市民的逛街习惯和需求,即改造的方案必须能延续和扩展“人气”。为此,商业街的改造,一方面,应倾听群众的呼声,“在改造的过程中,进行调查统计,广泛征求居民的意见”;另一方面,充分利用群众资源,“在传统商业街区复兴或新建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手工业品和民间职业”,使之加深加厚这一地区的历史风貌特色[6]。大连天津街的改造,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改造方案实施之前没有“多听点老百姓的意见”。群众的智慧是无限的,不要担心群众说的话不够标准,不够完美,重要的是时刻信任群众,处处依靠群众,就没有做不好的事情[5]。而脱离了群众的实际需要,必然会失去人气。所以,传统商业街的改造其定位必须面向大众,不能仅局限于中高档消费群体。在改造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优惠政策鼓励居民参与,鼓励社区进行历史文脉传承的培训活动。例如,社区可以组织居民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纪念品,培训手工艺人、说唱艺人等,节假日时间在商业街组织民间艺术活动;开发具有商业街风俗的各种营销模式,把商品销售与观光、情趣活动结合起来。这些活动会使群众在抓住创业就业机会的同时,传承历史文脉。

(二)充分地了解传统商业街的文化底蕴,提炼地域符号

对历史文脉的了解,要深层次地挖掘当地的自然环境及历史信息和民俗民风,了解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各种代表地域特征的元素进行全面分析,从中提炼出可以用于传统商业街改造的地域和空间符号。对于经过提炼的历史文脉符号,不能只对其简单的表象进行单纯的融入,而是要整体规划设计,比如将这些历史文脉符号应用到传统商业街的铺装、布局、造景等当中,还可以应用到商业街导向设计、公共设施设计及店面设计等方面。这些历史文脉的符号,会延续商业街的记忆,容易使人们得到心灵上的共鸣,而这种共鸣将不断扩散着浓浓的人情味、风俗范,形成城市的突出特色。大连天津街历史悠久,很多地方引人入胜,例如昔日的大连摄影社故址,有许多人慕名而来拍照留念。事实证明,大连天津街所缺少的不是文化,而是缺少发现的眼睛、挖掘的意识和提炼的行动。

(三)重视反映不同商业业态特点及其传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城市商业街空间规划,依据历史文脉来确定改造原则,实施渐进式改造

传统商业街的改造,应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对第二点做法中所提炼出的反映商业街文化底蕴的地域符号与现代元素进行融合。这种融合是通过对商业街传统元素的现代化来实现其共生再生、从而使历史文脉得以传承的。共生,是指将传统商业街的改造与现代城市景观环境有机结合起来,不仅实现传统商业街景观在城市景观活力构建中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文化价值,也使传统商业街的历史文脉得以可持续发展。这要求对传统商业街的改造,应采取“整旧如旧”的保护方针,以增强当地原生态居民在城市中获得自身文化身份的荣耀感、认同感。再生,是指对传统商业街的各种元素移植或融入现代街区形态中[2]。例如,可以把传统店铺“移植”到现代商业广场中,使传统历史文化在新的空间形态中再现,历史文脉得以在现代形态中还原。当然,历史文脉的传承不是仅依靠旧式建筑与风貌,而是在保留原有历史语言的同时注入新的时代元素,使人们在这种传统与现代融合的商业形态中,既能读出历史,又能咀嚼出历史空间的演化,从而不断以新的形态使城市的历史文脉增厚。这需要一种渐进式的改造过程,“避免大规模、急风暴雨式的改造方式”[7]。只有坚持循序渐进的原则,才不会让商业街一下子失去其原有的记忆,才不会使人们产生一种“面目皆非”的感觉。如果丢弃传统商业街的各种历史符号,或者割裂历史,可能会出现所谓“镜像世界”景象,使人们感到虚幻无实,从而丧失商业街原有的魅力。因此,在深刻理解历史文脉的同时并将其融入现代文化元素中,这样的商业街规划才能在历史文脉与现代文化语言的结合中发挥强大的城市功能。

(四)商业街的具体规划要通过“市声市色”的环境建设,来传承历史文脉

市声,是指商业街上广泛的吆喝声、营销表演声、讨价还价声等汇集而成的巨大的喧闹声,这种声音使得街区热闹非凡,展现出特殊的文化氛围;“市色,是指商业街上的各种招牌、幌子、广告匾额、电子屏幕等”[2]。这些招牌、匾额通常色彩比较鲜明,高挂于店面,不仅向过往行人传达经营内容,还起到一定的装饰作用,展现出商业街的浓浓味道。然而,传统商业街的市声市色,与现代商业街比较,人工的吆喝声会多一些,店面的招牌会比现代的广告牌多一些,露天的活动会多一些。如今的大连天津街,招牌比较现代化,不妨适当地还原一些当时街道的场景,再现当年的老店铺形象;在带来商业效益的同时,也增添几分文化气息。目前,街道中间搭建了临时店铺,使人们不再感到空旷,符合人们走“之”字形购物路线的习惯。如果在市声市色的环境建设上,在现代化的环境布局中再适当地多融入一些传统元素,将人们的记忆延伸到现在乃至未来,将会使天津街重振雄威。

商业城范文第5篇

关键词:古城特色商业街;商业模式;分析;平遥古城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7)14-0086-01

引言

古城特色商业街是一个城市、地区的标签,在城市、地区发展的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需要在我国城市化的进程中给与相应的关注和保护。但是,我国目前的古城商业街模式选择中还存在较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对于古城的特色化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平遥古城是我国境内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并且具有较为长久的发展历史,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从平遥古城的商业街发展模式入手进行分析,指出平遥古城发展中存在的较大问题,并给予相应的进一步发展的建议,以实现平遥古城的进一步发展。

一、平遥古城商业模式发展概述

(一)平遥古城概述

平遥古城是我国的“四大古城”之一,坐落于我国的山西省中部的平遥县城内,不仅是整个山西省最为重要的古城建筑,还是我国仅有的以完整的古城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并且是已经获得成功的古城市之一。2009年,平遥古城被世界纪录协会评定为中国现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城。平遥古城始建于北魏时期,成型的时间是在元明清,因此,平遥古城已经是有了六百多岁的“年龄”了。平遥古城是我国古代城市的杰出范例,保存完好的平遥古城向人们展现出古代的城市特色,向人们展示了一副非同寻常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经济画卷。

(二)商业模式概述

所谓商业模式,在现代管理意义上讲,主要是指企业与企业之间,或者是企业内部的各个部门之间,以及企业与顾客之间存在的交易关系和连接方式。对于传统的古城商业街来说,其发展中的商业模式主要呈现出五种类型,一是现代综合性商业步行街区,二是民俗特色休闲街区,三是滨水休闲步行街区,四是酒吧休闲步行街区,五是餐饮休闲步行街区。古城商业街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是表现出这几种商业模式,多数情况下,能够同时存在几种类型的商业街表现模式。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古城商业街的开发与经营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很多的历史文化名城也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不断对自身所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定位,实现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更新。

(三)平遥古城商业街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平遥古城商业街作为我国较为知名的商业街之一,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是遇到了较多的问题。具体来说,首先,平遥古城商业街已经是被现代化的商业街所包围,导致平遥古城商业街对于自身的定位较为模糊,难以实现规模化发展。平遥古城虽然位于平遥县城中,但是由于古城的名声在外,每年都是会有较多的游客慕名前来,所以对于该地区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水平的有效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平遥古城已经被现代化的商业街所包围,造成古城商业街虽然是名声在外,但是实际上和其他城市的商业街之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对于一些古城特色的东西不能有效的展示出来。

其次,平遥古城商业街虽然实现了在城市化中的快速发展,但是一些地方特色的特产、字画、小吃以及书籍和服饰等都是较为普遍,在对本地游客的调查中,较少有游客能够感受到平遥本地的文化特色。不仅如此,较多的游客表示,虽然平遥古城商业街中的店铺不少,但是能够突出山西地方特色、平遥地方特色的商店较少。

最后,平遥商业街中的店铺还存在装修过于现代化的问题,与整个古文化街的整体风格之间还存在较大的区别,导致有一种虽然身在古城,可以感受到古城的韵味,但是一旦进入商店瞬间就是会有较大冲击的感觉。

二、平遥古城商业街商业模式发展的建议

(一)加强古城文化特色的开发

平遥古城是我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县城建筑之一,因此,在开发的过程中,尤其是在古城商业街的开发中,应该在对当前古城消费者人群分析的基础上,开发出更具有特色的商业街。具体来说,人们在古城游览的过程中,不仅是要开发出相应的小吃街等,还需要在此基础上提升本地区的文化特色,提高游客文化消费的水平,实现平遥古城在满足基本的旅游需要的基础上,满足人们相应的文化消M的愿望。

(二)打造整体风格一致的商业经营模式

平遥古城位于城市的内部,所以在古城周围的人流量相对较大,并且具有较为强烈的现代化生活气息,在这样的情况下,平遥古城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更为注重将现代化的城市气息与古城文化底蕴有机结合,保证游客能够感受到古城的特色,并且能够基本满足古今生活体验之间的有机切换,实现平遥古城的有机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平遥古城可以打造一些历史文化特色展示馆,在其中展示出平遥古城的特色,并且人们可以亲自感受其中古今的不同。这样做,不仅可以提升游客对于古城消费的满意程度,还能够保证游客感受到平遥古城的不同。

(三)加强古城文化名片建设

在我国的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遗留下许多的文化遗产。但是,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由于其中开展商业活动的缘故,导致各个古城虽然在外观上存在较大的区别,但是在内部几乎没有太大的区别。平遥古城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这个问题。因此,政府应该加强引导力度,投入相应的城市建设资金,保证建设出具有平遥县特色的商业街,打造出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名片”,实现平遥古城商业街,以及平遥古城的特色化发展。

结语

目前,我国综合国力在不断提升,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的加快。现在仍旧保留着的古城是我国重要的文化遗产,是展示我国悠久历史的有效见证,因此,在发展的过程中,应该保证古城的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有机结合。平遥古城商业街的发展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希望本文对于平遥古城商业街商业模式选择的分析,对于全国的古城进一步的发展能够发挥一些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