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口贸易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转口贸易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转口贸易范文第1篇

【关键词】义乌试点转口贸易发展战略

2011年3月4日，国务院发文批复《浙江省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中明确提出到2015年，进口、转口贸易和服务贸易比重比2010年翻一番的发展目标。义乌是浙江中部的一个内陆县级城市，不沿江不靠海，不具备先天优势；但其后发优势明显，创造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认清义乌发展转口贸易的条件，以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选择适当的发展战略，对实现《方案》中的目标，促进义乌经济发展意义重大。

转口贸易概念的界定

转口贸易，指国际贸易中进出口商品的买卖，不是由生产国与消费国直接进行，而是通过第三国转手进行的贸易。这种贸易在生产国为间接出口、消费国为间接进口，在转手国为转口贸易。①

随着贸易实践的发展，人们对转口贸易的理解有了延伸。最具代表性的是俞仲根（1993）提出：转口贸易从狭义和广义上分为国际转口贸易和转口贸易。狭义的国际转口贸易，从国际贸易角度出发，将介于供应国和消费国之间的一种国际贸易活动视为转口贸易。广义的转口贸易，从对外贸易角度出发将由一国某地作为本国商品对外贸易中转地的贸易活动也列为转口贸易范畴。②

义乌作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汇集了34个行业约170万种商品，这些商品中来自浙江省内的占55.6%（其中有33.3%来自义乌及其周边地区），来自省外的占39.9%，来自国外的占4.5%。③各地的中小企业借助义乌这一平台将产品销往全球215个国家和地区，有55个国家和地区在义乌设立进口商品馆，义乌市场正在实现从“买全国、卖全国”到“买全球、卖全球”的战略转型。

因此，笔者认为《方案》中提出的转口贸易的概念，适用延伸后的广义概念，更能准确评价义乌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更有利于制定相应的发展策略。

研究综述

国内学者对转口贸易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对转口贸易概念及种类的研究。如：张凤清（1999）根据我国保税区的运作情况，提出转口贸易主要包括：国际转口贸易、离岸贸易和离区贸易；中国人民银行西安分行（2007）在对陕西省转口贸易情况的调查中发现，其交易方式包括提单货和仓单货；周莹（2010）将国际转口贸易分为实物型和非实物型国际转口贸易，实物型国际转口贸易又分为流通型、物流增值服务型和延迟型转口贸易。

对各地区发展转口贸易问题的研究。如：金燕、王寅（2009）对北京市转口贸易动态特征进行研究；顾雅男（2008）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如何促进上海转口贸易的发展；林锋（2009）对上海发展转口贸易的相关要素进行分析；汤世强（2010）对上海发展离岸贸易问题进行研究；钮伟、李新宇（2008）研究了浙江省转口贸易特点及监管策略。

由于各地区的现实情况及发展目标不同，对促进转口贸易发展的建议也不尽相同。

义乌转口贸易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义乌没有国际转口贸易的统计数据，但业务确有发生。海关统计国际转口贸易额，主要是统计进口货物存放在保税仓库，未经加工或经过包装、分级分类、分拆、拼装等简单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额。义乌公共保税仓库于2009年8月正式通过海关验收，同年12月投入运营。据义乌海关消息，到目前为止，保税仓库主要用于进口商品的保税仓储，转口贸易的业务尚未发生。但有消息称韩国、台湾、巴基斯坦、印度等境外商品再出口已占到义乌市场出口总额的5%。

义乌国内转口贸易量大，但无法被真实反映。据2006年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义乌小商品销往浙江省内的只有20%，销往省外的占42.3%，销往国外的占37.7%。④义乌国际商贸城进口商品馆于2008年10月开馆营业，现有商位370余个。目前，已引进境外商品经营主体150多家，来自亚、欧、非、北美、南美、大洋洲等的1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大类的4.5万余种特色商品。进口商品辐射全国33个省、市、自治区，年交易额达数十亿元，转口贸易达30%以上。

据笔者对义乌部分外贸公司及进口商品馆业主的走访调查，证实确实有部分境外商品通过义乌市场再出口，但因没在义乌报关，而没有反映在义乌的统计数据中。再者经过多年的发展与实践，义乌小商品市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据悉，有2千家以上的外地外贸公司受货代公司委托，以经营单位名义向义乌海关申报小商品出口。为了贸易便利化，从2007年9月1日开始，海关总署批准义乌小商品可以采用“旅游购物模式”出口。据义乌海关统计，2011年1月至5月，义乌口岸以旅游购物模式出口的商品达到29.1亿美元。这种遍地开花的局面，也造成义乌外贸秩序的混乱。因此，通过义乌市场转口的商品很难通过官方统计数据全面反映出来。

义乌发展转口贸易的条件分析

一般学者都认为，发展转口贸易的地区，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地理位置优越，最好处于各国之间的交通要塞或国际主航线上；税收政策优惠，建有保税仓库等可以降低中转费用；靠近主要的转口市场和转口货物产地。

义乌是浙江中部的一个内陆城市，不沿江不靠海，不具备地理位置优势；义乌还是一个县级城市，银监、外事、仲裁、港务等诸多机构的分支机构还没有开设到义乌，金融服务、担保服务、信息中介服务发展相对滞后。按照经典的经济理论所要求的发展转口贸易的条件，义乌似乎都不具备。然而，义乌最大的优势是小商品市场，义乌转口贸易的发生也是市场推动和“倒逼”的。

义乌市场得以发展主要是因为它为广大中小企业搭建了一个低成本的交易平台，而让中小企业在无力构建自己的国际化销售网络之下，也能参与国际贸易。而且，随着集装箱和卡车等交通工具的出现，陆地运输的成本已经大幅度下降；再加上义乌日均有1500余个标箱运往世界各地，物流的集约化，使得运输的低成本优势更加凸显，义乌也得以成为远离港口的小商品交易中心。

义乌发展转口贸易的战略选择

以市场为依托发展离岸贸易。离岸贸易是指贸易服务商在国外组织货源，直接销往国外客户的一种贸易方式。⑤义乌应该避开与上海的竞争，依托市场来发展离岸贸易。大力发展国际商贸城进口商品馆，将其打造为国外中小企业参与国际贸易的理想平台。加快建立进口商品免税区，通过优惠的政策和优越的环境吸引更多境内外主体来经营。允许境外自然人取得个体工商户资格及对外贸易经营权，给予境外经营主体国民待遇。

以内地为经济腹地发展国内转口贸易。义乌没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悠久的贸易发展史，应该利用其已经建立起来的“义乌商圈”效应，继续加强同内陆省市的经济合作，积极发展以我国内地为经济腹地的国内转口贸易。在转出口上，通过打造物流高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通关便利性吸引在义乌成交的外地商品通过义乌报关出口；在转进口上，将义乌打造成“进口商品集散地”，通过对具有“始发港”和“目的港”功能的义乌港的建设以及进口商品保税区的建设，吸引进口商品在义乌报关后，再辐射分拨到其他省市。

以保税仓库为助力发展国际转口贸易。由于义乌地理位置的限制，企业在进行大宗商品的转口贸易时一般会选择以离岸形式或在上海、宁波等地转口而节约运输成本，但小规模的转口贸易还是会选择义乌。义乌国际商贸城是超市型的小商品市场，来此采购的国内外客商往往会即兴采购，单品的采购量小，一次性的采购品种多，多类商品拼柜出运、多个采购主体组柜出运反而能节约运费。因此，要加强综合型保税仓库的建设，为义乌开展转口贸易提供保税及增值服务。

以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为契机规范健全贸易统计。目前，国家已取消旅游商品小额贸易经营单位资格核准，“旅游购物”监管方式已经没有上位法支持，国家正考虑增设“市场采购”监管方式。探索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相适应的海关通关、检验检疫、外汇管理、税收等方面的新型管理体系，形成贸易便利化的政策支撑体系和实施方案是此次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重要内容。以试点为契机，建立义乌小商品市场出口货物的源头可追溯机制，就需要规范健全贸易统计。

（作者分别为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讲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本文系浙江省2009年精品课程《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建设项目成果之一、金华社科联课题《依托市场发展离岸贸易探索――以义乌市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1YB217）

注释

①《世界经济百科全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第883页。

②俞仲根：《转口贸易的理论与实务》，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第11、14页。

转口贸易范文第2篇

关键词：欧洲；国际贸易；转口贸易；金融

中图分类号：F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3）13-0253-04

2012年按货物进出口总值的国际排名，中国继续位居第二。在中国对外贸易取得瞩目成就的过程中，境内一些省市做出了突出贡献，其进出口总值常年居前。但是，部分地区对中国外贸的另一种贡献不容忽视，即一些省市在货物进出口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为其他省市完成的，或者说有许多进出口货物的货源地和目的地是外埠。这些地区扮演着外贸中转地和中间商的角色，本地的进出口能力直接影响着其他地区的国际贸易。从国际经验看，作为有规模的外贸中转地，可能会发展成有影响力的商贸中心，并可能促进当地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包括金融、物流、通讯等等。本文将通过一个侧面，集中研究20世纪前欧洲不同地区的中转地或转口贸易如何对其中的金融业产生影响，帮助中国正在发挥外贸中转地作用的省市提供有价值的案例和经验，使这些地区能更充分地认识本地在国际贸易中的独特优势和重要影响，更重视当地独特的外贸形式给金融业带来的不可忽视的变化，积极推进相关产业发展，进而，更有针对性地制定产业政策，保证地区经济的持续增长。

这一研究如果试图用数据做实证的定量分析是十分困难的，主要受困于各个国家和地区外贸与金融相关历史数据的缺失。即使到20世纪以后，也可能由于各地的保密制度、统计口径等原因，重要数据依然难以获得。因此，本文将采用历史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利用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史料，寻找转口贸易对金融发生实际影响的蛛丝马迹，证明其中规律性的东西和经验。

在研究外贸问题中，Angus Maddison（2001）认为，“国际贸易在西欧经济的发展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它在亚洲或非洲的历史中却远没有那么重要”[1]。国际贸易曾经使欧洲一些地区最先从贫瘠和封闭的农副业社会，进入到富裕和开放的商业社会，因此，得到越来越多欧洲地区的效仿和追逐，并逐渐反映到政策和学术层面，出现过重商主义思潮。国际贸易在加速商业发展的同时，也曾明显推动金融等行业的发展。

一、罗马帝国的转口贸易与金融

欧洲早期国际贸易最活跃的地区是地中海沿岸。在有历史记载的年代伊始（约公元前3000年），地中海东端就出现了从事国际贸易的腓尼基人，他们的商路是从波斯湾或红海进入地中海，穿梭在苏美尔和埃及之间。公元前14世纪至公元前12世纪，活跃在地中海的另一批商人是希腊人，这是从北部贫弱的农耕社会走向大海的一部分，他们同样成为埃及、临近爱琴海的岛屿、地中海东部、西西里等地的商业纽带。雅典城聚集了重要的商业和金融功能[2]。但从元年开始，罗马帝国成为地中海的霸主，缔造了有规模的港口或转口贸易中心。

（一）罗马转口贸易中心地位

公元1—5世纪，罗马帝国处于鼎盛时期，其疆域从苏格兰一直延伸到埃及，“地中海像是一个属于罗马人的湖泊，通过它将从亚历山大利亚和迦太基进贡的粮食运到罗马港口普陀里和新港。来自亚洲的丝绸和香料由陆路途径安条克，直达红海到埃及”[1]。Henri Pirenne（1927）指出，“在罗马的行政用语中，港口并不是海港，而是用墙围起来存放或转运商品的地方……这些地方是码头，按照商品流通的常规，堆积待运到更远地方去的商品。港口与市场和市集的区别是明显的。市场和市集是买主和卖主定期聚会的地方，而港口是经常的商业地点即不间断的转口中心”[3]。罗马帝国通过对地中海贸易的掌控而积累大量财富，贸易成为帝国共同体经济统一的保障。“当帝国逐渐衰老的时候，帝国的海的特性更加突出起来……帝国以前的内陆首都罗马在4世纪时被放弃了，取代它的是一个既是首都又是良港的城市—君士坦丁堡”[3]。通过君士坦丁堡，本地及埃德萨、安条克和亚历山大的织物，叙利亚的酒、油和香料，埃及的纸草，非洲和西班牙的小麦，高卢和意大利的酒等等商品都成为贸易中转和交易的对象。

（二）罗马转口中心衰落与金融

公元5世纪，作为蛮族的日耳曼人的侵占使西罗马分崩离析。公元640—800年间，罗马西部诸省变成日耳曼诸王国，罗马文明硕果仅存的是拜占庭帝国。入侵者占领的目的并不是消灭罗马，而是满足于领土的扩张、希冀在生活条件更好的地方安居乐业。当看到海上贸易带来财富效应时，日耳曼人开始竭力将定居点推进到地中海沿岸，并去适应当地原有贸易状况，保持原罗马西部与拜占庭东部之间的贸易关系，没有间断几个世纪以来形成的帝国经济统一，使作为商业中心的城市得以延续，以及作为商业操控者的商人继续存在。只是时过境迁，贸易的主导权已由罗马帝国的城市转到其他地区。

8世纪初的马赛成为重要的货物中转地或转口贸易港，是特别有生机的大港和经济中心。“非常活跃的航运把马赛与君士坦丁堡、叙利亚、非洲、埃及、西班牙和意大利连接在一起。东部地区的产品——纸草、香料、奢华的制品、酒和油——是经常输入马赛的物品。外国商人大部分是犹太人和叙利亚人，在马赛安家……马赛上岸的商品被运往内地”[3]。东方商人在那从事批发生意，他们的船只在马赛码头卸货以后，在回程时又装满货物。

回望1—8世纪，罗马、君士坦丁堡和马赛等地区的转口贸易都引出相应的金融活动，突出地反映在这些地区发生的货币制度改革上，这种改革使更多的优质硬币用于国际间交换，有力地促进了商业发展，增强了国际贸易控制权。贸易对金融的正面影响开始显现。

公元9世纪，“日耳曼人入侵以后得以幸免的世界秩序，在伊斯兰教的入侵中却难免于难……地中海曾经是一个罗马湖，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穆斯林湖……入侵的后果是使西部欧洲处于有史以来从未有的状况……西部可以说是依靠地中海过活，现在第一次不得不自力更生……在地中海为穆斯林的入侵所关闭以后，再也找不到任何痕迹表明还有经常性的正规商业活动，还有经常性的有组织的商品流通，还有一个专业的商人阶级，还有商人定居的城市，简言之，还有构成一种名副其实的交换经济的要素”[3]。欧洲贸易中断、重新回到闭关自守的家庭经济，城市凋零，市场衰落，而同时发生的是货币流通阻滞，铸币权越来越分散，金融活动随着贸易的消失而越来越难寻痕迹。

二、城市国家的转口贸易与金融

（一）威尼斯共和国转口贸易扩张与金融

商业复兴的先兆在10世纪显现，11世纪重新开始。这时，威尼斯这个意大利北部的城市表现出独特的商业性，在地中海经济重新向西欧开放、以及发展它与亚洲和北欧的联系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到1273年，作为城市国家的威尼斯帝国成立[4]。

早期的威尼斯是在5世纪和6世纪北部蛮族逼近时，逃离到环礁湖和充满沼泽的荒芜小岛上的第一批居民的避难地。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来者必须竭尽全力地开拓生存空间，尽快解决饮水、粮食和建房等问题，他们很快找到了通过捕鱼和制盐与附近沿岸居民换取物品的方法，同时，严酷的生存条件迫使他们从海上寻找生机，而海上贸易给移民中有进取精神的人提供了无限可能性。经过长期经商，威尼斯人奇迹般地在沼泽地中建立起繁荣、奢华的家园。Angus Maddison（2001）说“在创立和维护商业资本家精英统治的共和国方面，威尼斯是意大利北部城市国家中最成功的一个”[1]。在9—10世纪，威尼斯的主要商业活动是同君士坦丁堡进行交易，而出口君士坦丁堡的货物除了本地的卤湖食盐以外，还转口货源地为外埠的商品，包括意大利的粮食和葡萄酒、达尔马提亚的木材和奴隶。从君士坦丁堡运回的货物除了当地盛产的珍贵制品外，也包括亚洲提供的香料，这些进口货物又会再转卖给欧洲其他地区。越来越多的东方商品和欧洲商品卸在威尼斯的码头，然后运往君士坦丁堡、意大利各地、德意志和欧亚其他地区。1000—1500年，威尼斯在打开欧洲内部和地中海地区各国之间的贸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中间商作用。他开拓了沿商旅之路至黑海港口之间对中国商品的贸易，以及通过叙利亚和亚历山大港对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贸易。正如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所说，“历史上最有生机的地中海贸易并不是当地的贸易，而是以印度、锡兰和印度尼西亚为起点，横跨大陆后再由地中海扩散到欧洲各地的商业贸易……威尼斯这一贸易中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港口之一”[5] 。

在发展转口贸易过程中，威尼斯开展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新的金融制度安排，“成为国际汇兑和信贷市场、金融和会计业务方面的先驱者”[6]。例如，威尼斯商人为采购船上货物而向他人借贷所需资金，但利率一般高达20%，有的甚至达到50%，这表明贸易的发展已带来信贷活动，而具体采取的是高利贷形式。13世纪的威尼斯，既是重要的国际贸易中转地，又是货币兑换业务的聚集区和商业支付的清算中心。

（二）其他城市国家转口贸易发展与金融

12世纪初，虽然威尼斯的转口贸易继续保持优势，但其他交通便利的城市也出现转口贸易繁荣的局面，包括热那亚共和国、比萨、佛兰德尔、布鲁日等。一些地区为获取转口贸易的垄断权力，开始在过境贸易中打主意。约阿希姆·布姆克（1986）认为，“牵制和约束过境贸易的有效方法是所谓‘强制卸货权’（Niederlage-und Stapelzwang）。境外商人被迫在规定时间和地点出手自己的商品；或者他们根本就无权自行将货物运载过境。这样一来，运送货物的权利就落到本地商人的手中”[7]。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的观点是“中世纪欧洲的贸易网不限于地中海。先是热那亚人的船只，而后威尼斯人的船只前往西班牙北部，继而到英国，最后到尼德兰从事冒险事业。意大利人的扩张也不限于大海；他们的商人也由陆路前往德国和法国香槟地区集市经商。这样，在13世纪，著名的年代久远的地中海商业便通过陆地和海洋与北欧发达的贸易连接起来”。①

在这一时期，国际贸易包括转口贸易促进了金融发展，表现在许多方面：（1）部分贸易中心同时成为金融中心。阿希姆·布姆克指出（1986），12世纪汇集在法兰西的几个近全年举行的香槟集市，不仅是国际贸易的中心，而且是国际现金交易中心，在集市中，有各式各样的金融交易，如外汇、硬币结算、汇票、彩票等等[8]；（2）商业与借贷活动盛行。“商业闯进社会生活造成的经济骤变，使得不能适应这种情况的领主破产或拮据。这是因为经济骤变加速货币流通，结果使得币值降低，从而提高了所有物品的价格”[3]。原来靠土地赚取收益的人为了生活下去不得不求助于商业资本，数目庞大的借贷活动开始进行。连一些国家的国王也要仰仗城市金融家的帮助。13世纪初，德意志许多主教和僧侣已经通过意大利钱庄在香槟地区的代表处与罗马教廷进行金融方面的往来；（3）货物账目与钱币账目分开。在涉外贸易中，“意大利人首先学会了把钱币账目和货物账目分开记录，这种信贷和划账方式进展迅速，13世纪时，大部分大宗贸易已经是货币交易了”[7]；（4）存款业务复兴、资本市场发展和银行建立。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 认为，“这一时期发展的另一个辅制度协定是银行存款业务。存款银行不是一项新制度，可能在罗马时代就已经存在，但他们的复兴则要从12世纪末和13世纪初算起……这一制度的复兴及其在整个欧洲受到的欢迎证明，越来越需要有一个安全有保障并能降低为商业提供资金的费用的资本市场”。Charles P.Kindleberger （1984）提供的文献表明，1397年出现了麦迪西银行（Medici Bank），1407年在热那亚又成立了圣乔治银行（Bank of St.George）等等金融机构[8]；（5）保险业建立。“保险业在这一时期也初露端倪，如所预料，他与海上贸易有关，其最早的创始者为意大利人。这时承保项目不全，只为一定比值的货物担保。已知最早的一例保险贷款可以追朔到1287年，以巴勒莫的一名公证人起草的契据为凭。后来承保业务广泛应用于其他城市，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广泛推广用来分散风险。保险业务至少使冒险性贸易得到部分保证，这方面的成功便导致了保险业务最后扩展到其他许多活动，证实保险业终止的各项风险使这种制度创新得以成功”；（6）汇票、抵押贷款等金融工具广泛使用。“继银行存款业务开始后，创立了便利信用延伸的另一些制度。头脑精明的人不仅发明了募集和偿付这些贷款的机制，而且发明了各种汇票和为长距离交易负担费用的直接贷款形式”[9]。例如有人付给银行黄金，银行再借款给他，让他在其他国家购买物品。总之，这一时期随着转口贸易的推进，金融业得到长足发展。

三、欧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转口贸易与金融

（一）葡萄牙、荷兰等国转口贸易变化与金融

15世纪中叶和整个16世纪，由于拜占庭的衰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航海技术进步、地理大发现等等原因，威尼斯等地的中间商作用最终被葡萄牙取代。1400年以前，欧洲的船只基本只是围绕欧洲的海岸进行贸易往来，1488年葡萄牙人首次驾船绕过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证明欧洲到东方的贸易之路可以通过大西洋到印度洋实现，摆脱了奥斯曼帝国对欧亚贸易设置的屏障。Jack Goldstone（2008）认为，“葡萄牙作为亚洲大陆上势力最强大的欧洲国家的局面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10]。随后，哥伦布的航海发现了欧亚之外存在的另一个大陆——南北美洲，开辟了新的国际市场。与此同时，欧洲北部各地区的贸易因荷兰航海能力的显著提高而加强，阿姆斯特丹成为1585—1730年之间，欧洲转口贸易最繁华的地区，直到后来被伦敦的贸易优势取代。

这一时期在金融方面，由于美洲新大陆丰富的银矿，使欧洲能够大量进口白银并铸造货币，增加了欧洲的货币流通量。这一方面促进国际贸易量增长，使更多白银用于国际贸易结算；另一方面使一些人手中拥有了充足的货币。Douglass C.North 和Robert Paul Thomas（1973）说，“任何团体一旦富裕，便可能成为王权大量借贷的贷款者。商人寻求妥协退让，这是贷款的最初的来源……”，“政府的财政需要是造成对贷款需求的一个原因，国际和地区贸易专业化的扩大是造成对贷款需求的另一个原因”。他们还认为，资本市场可以分成短期和长期的两部分，短期的资本市场与商业贷款相关，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包括各种商业票据；而长期的资本市场与政府的贷款有关，所使用的工具主要包括债券。指出“资本市场在欧洲发展的天然地点便是商业中心。欧洲资本市场最初出现在地区集市上，而后在列日、安特卫普相继出现，最后与商业一道转移到阿姆斯特丹。16世纪初期，安特卫普的交易已控制了欧洲的汇票交易以及其他信用票据如即期票据、存单及国家和城市的债务交易。这种交易一次便有5 000名成员。货物交易则在城市的其他地方进行，交易所是专门用来进行信用票据的交易业务的。到下一个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货币市场就更大了”。这时，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既是国际商业中心，也是银行中心和金融市场交易中心。荷兰资本市场作为西欧的货币市场，从一开始便是高效率的，进而，减少了搜索费用。而荷兰基本的和辅助的金融制度的创立则降低了交易费用，典型的表现是金融市场中的利率大大降低，“从1500年的20%～30%，降到1550年的9%～12%，甚至到17世纪下降为3%或更少”[9]。

（二）英国转口贸易推进与金融

18世纪的英国崛起，使荷兰丧失了商业霸权地位。英国在1680—1820年间，人均收入超过其他欧洲国家，1820—1913年间，在经济继续快速增长的同时，获得国际贸易优势。Jack Goldstone（2008）指出，英国等一些欧洲国家在与亚洲国家做生意中，开展了一种不必支付白银而可获益的方法，“就是像亚洲商人那样在大亚洲市场上从事转口商品贸易。欧洲人于是将印度的棉织品用船只运送到非洲和东南亚地区，再将非洲的黄金与铁矿石运回亚洲，并将中国的丝绸和茶叶运到印度”[10]。甚至开始在亚洲范围内调配各种贸易商品，英国人将中国的茶叶种植在印度北部地区，然后把印度的鸦片带到中国去，并卖出好价钱，直到中国的皇帝对于迅速增长的贸易赶到担忧而禁止鸦片进口为止。对殖民地国家的统治是英国推进转口贸易的有力保障。

在开展国际贸易过程中，英国开始对荷兰人已经创新的金融制度进行改进，使得伦敦在取代阿姆斯特丹的贸易中心地位之后，又取代其金融中心的地位。

按照一般教科书，银行业是从金匠加工和保存金而发展起来的。但在英格兰，“金匠变银行家仅是17世纪中期的事情，银行业的起源要早得多，而且与对外贸易关系密切。即使在18世纪，英格兰的大多数银行是由商人而不是金匠发展起来的”[8]。在很长时间，国际贸易与银行业携手并进。19世纪，一些从事外贸的商人从一般贸易转向专门贸易，继而又从专门贸易转向金融行业，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人们认为经营货币比经营商品安全和容易，是对更低风险、更少麻烦、更小压力和更高地位的追求。在商人的行业过渡中，英国出现了由私人合伙的商业银行。在公共信用、货币制度、资本市场等一系列国际金融方面，英国也逐渐展现出强大优势。进而，“在亚洲、非洲国家，英国的航运、金融和保险业享有事实上的垄断权”[1]。

四、结语

20世纪以前，欧洲的转口贸易与金融的关系比较清晰：转口贸易带来金融需求，金融促进转口贸易发展，然后相辅相成。转口贸易带来的金融变化包括金融机构、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变化。但随后的历史线索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不仅由贸易催生，而且政府财政赤字、战争、教会的收支、工业化、城市化、地缘政治等等一系列因素都可能成为金融发展的动力或阻碍，引起金融业变动。以转口贸易以及其他贸易形式来解释和证明对金融业的直接影响，变得越来越困难。

本研究还需要继续收集和整理转口贸易对金融影响的文献，包括针对20世纪以前的世界其他地区和20世纪以后的世界各地的研究，特别是研究当今转口贸易与金融的关系等问题，使成果日臻完善。

参考文献：

[1] 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2] 龙多·卡梅伦，拉力·尼尔.世界经济简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

[3] 亨利·皮雷纳.中世纪的城市[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4] 雷蒙德·弗拉沃，亚力山德罗·法拉希.意大利[M].北京：旅游教育出版社，2008：39.

[5] Douglass C.North and Robert Paul Thomas（1973），The Rise of The Western World ：A New Economic History，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160-161

[6] Lane.F.C.and Mueller（1985）Money and Banking in Medidval and Renaissance Venice，vol1，Johns Hopkins Press，Baltimore.

[7] 约阿希姆·布姆克.宫廷文化：中世纪盛期的文学与社会[M].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51.

[8] 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西欧金融史[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10.

转口贸易范文第3篇

［关键词］贸易利益；美元信用；利益转化与维护

一、问题的提出

2011年8月6日，标准普尔公司将美国长期信用评级由“AAA"等级下调至“AA+"，评级展望为“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长期信用评级首次失去AAA评级。尽管美元信用等级 的下降对中国经济的直接冲击比较有限，但中国作为美国经济的最大债权国及世界第一外汇储备大国，其外汇资产的安全性是不得不令人担忧的。实际上，自2005年美元对人民币持续贬值以来，中国外汇储备资产的安全性及收益性就一直备受关注。余永定（2010）［1］很早就开始反思中国的双顺差现象，并极力呼吁中国应该尽 早走出美元陷阱，否则就是在用中国人民辛辛苦苦创造的物质财富换取一堆堆不断贬值的绿纸票。沈洪溥（2006）［2］则较为极端地指出，在“出口导向"和“进口替代"颇为 洋气的口号下，中国付出的代价是自然资源的耗竭、美好山川的污染、国民的长期低工资和 低福利，而换回的却是外国居民对中国的大量“名义负债”。张明（2011）［3］认 为，无论是美国财政赤字的货币化，还是未来的通货膨胀与美元贬值，都将严重损害持有美 国国债的债权人的利益。

类似的担忧很多，表面上它们是对外汇资产安全性的担忧，实质上是对中美经贸关系背后我国福利实质的担忧。追本溯源，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外汇资金主要是依靠改革开放30多年来商品货物的大量出口积攒而来，而这些出口货物的背后又是中国劳动力、资源、环境等要素成本的切实投入。因此，我国外汇资产的缩水不仅仅只是一种账面价值的亏损，更是我国出口贸易利益的真实流失。

二、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利益的转化

贸易利益是一国开展对外贸易的根本诉求，体现的是贸易活动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及对国民福利的增进效应。从这一意义上讲，贸易活动中所积累的“货币财富"并不能代表贸易利益的真正实现，贸易顺差国（逆差国）也并不一定就是贸易利得方（利失方）。贸易交换所创造的货币财富必须通过一定的机制转化为国民经济的增长与国民福利的改进，才能保证贸易 利益的最终实现。在对外贸易实践中，发展中国家偏向于“出口导向型"的贸易战略，其一般逻辑是：通过出口获取外汇收益，然后利用外汇收益进口先进的技术设备及差异化商品来满足国内生产及消费需求，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福利的改善（姚枝仲，2008）。［4］该战略遵循了“三步走”的思路，第一步：出口创汇；第二步：有效进口；第三步：经济增长及福利改善。其中，第一步是起点性战略，它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所面临的外汇储备短缺、出口规模不足等现实问题，为贸易发展创造条件。第三步是目标性战略，是贸易利益在国民经济中的福利体现。第二步则是过渡性战略，利用协调性的进口战略将出口创汇收入转化为经济增长及福利改进所需要的物质资料（如技术设备、能源材料、数据信息和差异化商品等），并使之服务于国民经济，从而保证贸易利益的最终实现。

在以上理论基础上，我们通过经验数据反观中美贸易的进出口概况：表1显示，20世纪以来 中国对美出口额从1991年的61.6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2833亿美元，增幅超过4599%；与之对应的是中美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的不断攀升，贸易顺差从1993年首度出现正值后，一路高涨到2010年的1812.6亿美元，增长了近30倍，而外汇储备也同期上涨了近140多倍。截止到2011年6月，外汇储备量已经突破了3万亿美元的大关，这一庞大的数字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但同期中国对美进口额并没得到相应的高速增长，其绝对额近20年间增长了1273%，这远小于出口额4599%的增幅，也远小于外汇储备140倍的涨幅。

下图进一步展示了近20年中美贸易中进出口规模比重。自1993年以来，中国对美进口额与中国对美出口额的比重持续下滑，从1993年的63.0%下滑至2006年的最低值29.1%，这种失衡引发了贸易盈余的相对攀升。由此可见，尽管中国较好地完成了三步走战略中的第一步（出口创汇），但这些创汇收入并没有通过有效的进口战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生产资料或生活物资，这样不仅容易造成贸易结构的失衡，也不利于出口收益向国民福利的转化。从表1及图1的后半部分可以看出，随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我国逐渐加大了对美贸易的进口比重。尽管贸易顺差还在继续攀升，但进口占出口的比重值已经开始缓慢上升，这是一个好的趋势，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2007年底金融危机的爆发为中国坚定不移地实施贸易转型战略提供了一个契机。

资料来源：以上数据均来自于中经网宏观数据库，其中，外汇储备的相关数据从1993年起才开始统计，所以缺少1991年及1992年的数据。

三、中国对美出口贸易利益的维护

以上分析显示，我国在对美出口贸易中获取了巨额的外汇，但是这些外汇并没有相应比例地用于增加进口物资。那么，超额的外汇最终用在了哪里？其安全性及收益性又是如何？这涉及对我国出口贸易中的既得利益后期维护的问题。

(一)出口创汇收入主要用来购买美国国债

很多学者将中美双边贸易描述成一种“镜像关系”（mirror image）：中国向美国出口商品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在外汇储备投资渠道有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购进美国国债，美国在这些回流美元的支撑下继续购买中国商品，中国继续获得贸易顺差与外汇收益，结果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债权资产不断攀升，最终成为美国最大的顺差国及债权国。这种镜像关系显示，投资美元国债是外汇的主要用途之一。表2的统计数据验证了这种投资关系。2001—2010年间，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规模一路攀升，从2001年的786亿美元增长到2010年的11601亿美元，增长了14倍多。10年间美国国债存量占外汇储备存量的比重始终维持在30%-40%的区间上，均值为37.62%。值得注意的是，2007年金融危机之后，我国购 买美国国债的数量非但没有减少，反而继续增长至2010年的11601亿美元，增持额占到当年外汇储备增量的59.19%，这说明无论是危机前还是危机后，投资美国国债始终是我国外汇储备的主要去向之一。

资料来源：以上外汇储备的数据来自于中经网宏观数据库，中国持有美国国债的 数据来自于国研网金融数据库。

基于国民福利的角度来考察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情况不仅要看这种债权投资的实际收益，还要比较它的机会成本。下面从这两个角度展开分析：

1.从实际收益率的角度来看，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必须在名义收益率的基础上考虑美国通货膨胀率及美元汇率变动的因素。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的CPI增长率 越高,则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越低。而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美元升值,则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将增加；如果美元贬值,则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将减少。综合考虑起来，美国国债的名义收益率必须高于通货膨胀率及美元贬值率之和，才能保证投资的安全性，否则就存在投资损失的风险。由表3可以看出，从2001年到2010年,美国的CPI总 体而言处于温和状态，并未出现失控情况，十年间美国CPI年均增长率为2.83%。但美元对人民币汇率自2005年以来持续贬值，5年间贬值率累计超过20%，年均贬值率为2.07%。如果综合考虑美国的CPI增长与美元贬值两个因素，这期间美国国债的年均名义利率要达到4.90%(2.83%+2.07%)以上，才保证投资不受损失。但从表3所展示的2001—2010年间几种不同期限 的名义收益率来看，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和美国短中长期国债收益率有较大波幅，尤其是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使得美国联邦基金利率在近年内长期维持在0.25%左右，接近于零值水平。在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的影响下，其它的几种期限的国债收益率也大体上呈现出不断下滑的趋势，仅2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平均值4.91%略大于4.90%之外，其他各期的国 债收益率的平均值均小于美国的CPI增长率与美元贬值率之和4.90%。这意味着近10年间我国投资 于美国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很难为正，外汇资产缩水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随着美元信用等级的下调，美国政府有可能采取进一步量化宽松政策来刺激国内经济的复苏，这将进一步加 剧我国外汇资产缩水的风险。

注:消费者价格指数(CPI),1983=100;美元汇率变动率指的是相对于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以2000年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为8.26%作为基期，正数为升值,负数为贬值。其中，美元对人民币汇率的数据来自于中经网，美国CPI价格指数来源于国研网世界经济数据库；联邦基金利率以及各期美国国债利率的数据均来自Federal Reserve Statistical Release。

2.从机会成本的角度，则要比较我国外汇资产的海外收益率与国内收益率。如果国内的投资收益率高于投资美元国债的实际收益率，则意味着国民福利的损失。进入21世纪以来，随 着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不断增多，我国既成了资本（主要是股权资本）流入大国，又成了资本（主要是债权资本）输出大国。这些股权资本在我国主要是以独资、合资、合作企业的形态存在，并利用竞争优势在中国市场上获取了较高的利润率。而我国对外的债权资本主要是以投资美元国债的形式或者以外汇储备的形态静态持有，其投资收益率非常低，平均为3.2%（表3中各期限收益率的平均值）。针对我国这种资本一进一出的特殊现象，余永定（2006） 、［5］王信（2005）［6］等众多学者认为中国是在用外国低收益的债券资本替代国内高收益的股权资本，可能会经受资产错配巨大损失。基于这种思想，我们粗略测算了我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机会成本，其计算公式为：

当年外汇资产的损益=（外汇资产收益率-国内投资收益率）×外汇资产规模×当期汇率

上式中，外商直接投资的收益率参照CCER“中国经济观察"课题组（2007）关于中国资本回报率数据，以及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与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中国投资美元国债的收益率取表 3中各期限收益率的均值3.2%。相关测算结果如表4所示，无论是采用企业收益率还是全部资本收益率，测算出的损失都是非常大。特别是与我国15.99%资本收益率相比较，其年均机会成本高 达近万亿。

注：Ⅰ表示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加权平均资金利润率6.48计算；Ⅱ表示按近5年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加权平均资金利税率10.71%估算；Ⅲ表示按全部资本收益率15.99%估算。

四、政策建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尽管我国通过大规模的出口战略获取了巨额的贸易顺差和外汇，但是这些出口收益并没能通过有效的进口战略转化为国内生产、生活所需的物质资料，而是更多地停留在货币资产的层面或者用来购买美国国债。这不仅容易引发贸易结构的失衡，也不利于出口收益向国民福利的转化。进一步从风险和收益的角度分析我国购买美国国债的福利损益，发现无论是在实际收益率的比较中还是在机会成本的测算中，其潜在损失和风险都是巨大的，这体现了我国对既得利益后期维护的不足。后危机时代，如何持续高效均衡地获取贸易利益是一个系统而复杂的动态工程，它不仅包括历史收益的创造与积累，还包括现实利益的转化与维护（林玲等，2010）。［7］首先，我国应该进一步贯彻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的战略，不断优化贸易结构，在确定外汇持有的最适规模的基础上，科学地动用多余的外汇储备进口美国的技术设备、差异化商品、原材料等实物资产。其次，我国一方面可以积极通 过海外并购、合资参股等方式加大对外国石油、铁矿石、稀有金属、科技产品等领域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资本优势加大对国内高新产业的扶持力度，逐步形成本土产业的竞争优势。最后，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对人民币升值问题的风险评估与控制，加强金融风险防范安全，防止汇率波动及全球通胀等金融因素成为稀释我国贸易利益的潜在渠道。



主要参考文献：

［1］余永定．见证失衡：双顺差、人民币汇率和美元陷阱［M］．北京：三联出版社，2010 ．

［2］沈洪溥．外汇储备刺痛中国［J］．董事会，2006（7）．

［3］张明．尚未看到中国积极主动减持美债［N］．环球财经，2011-06-12．

［4］姚枝仲．中国进口战略调整［J］．国际经济评论，2008（4）．

［5］余永定． 中国的双顺差的性质、根源和解决办法［J］．世界经济，2006（3）．

［6］王信．关注中国对外净资产背后的矛盾和问题［J］．国际经济评论，2006（5）．

［7］林玲，段世德．论我国对外贸易战略的演进与对外贸易利益拓展［J］．国际商务，2010（2）．

Research o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Maintenance of Chin a's Export Proceeds during Sino-US Trade

Lin Ling1Yu Juanjuan2

转口贸易范文第4篇

不少人认为，中美贸易收支不平衡，是世界经济失衡的根源，贸易摩擦也许是一种“倒逼”机制――敦促决策部门通过汇率、内需刺激政策等办法，来解决贸易收支失衡。于是，在这个“错误认识”引导下，形成了对中美贸易摩擦问题，中国“非让步不可”的论调。

众所周知，中国在2005年7月已事实上放弃了人民币盯住美元政策，人民币在随后的3年间升值近20％。有趣的是，在升值期间，中美贸易顺差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而金融危机后期，虽然人民币汇率没有增值，但中美贸易顺差却在大幅减少。

结合中国现实仔细一想，我就觉得，还是要归因于经济基本面恶化，造成美国市场的消费和投资能力丧失，才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上起到了主要的抑制作用。美国进口市场基本面的恶化――储蓄资产价值严重缩水和投资消费能力丧失，才是形成对美贸易收支平衡“有效”调整的“结构性”内生动力。

这两年，我出国学术交流的机会增加，在出国滞留期间，经常会接触到中国的富人阶层“特地”来异国他乡进行“奢侈”消费。他们直冲“高附加价值、世界名牌”而来，个人采购的数量之多、价值之大，给处于危机状态中的奢侈品商店带来了复苏的希望，也让很多外国人大饱眼福，甚至形成了今天“中国人很有钱”的错误判断。

从上面人民币汇率增值效果和富人热衷海外消费的现象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贸易收支变化的原因来自于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方面：一是周期性的因素，二是结构性的因素。所谓周期性的因素，是指经济在周期性变动的时候，就业状况突然出现了恶化，于是，货币政策、汇率政策、财政政策和资本管理政策的导入，都会引起贸易收支的变化。

但是，在全球化环境下，很多外生的改变贸易收支变化的手段都会失去一定效果。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比中国更期待国际政策的合作，来改变目前周期调整过程中的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即便如此，中美贸易结构不平衡的状况是属于结构性的，经济不好时，它会被凸现出来，甚至被恶意放大负面影响，而经济繁荣阶段，国际贸易的双赢效果又掩盖了结构性失衡问题。

转口贸易范文第5篇

【关键词】低碳经济；中国出口贸易；结构转型

随着世界环境的恶化，能源危机的加重，气候灾难的加剧，低碳经济应运而生。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和各国联系的加强，低碳经济在进出口贸易中的重要性愈发彰显。联合国举办的世界气候大会上，各国纷纷签订京都议定书，确定减排目标，呼应低碳经济的理念。

一、我国出口贸易的现状

不可否认，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口贸易开始参与世界竞争，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出口贸易更是得到长足的发展与进步，我国出口贸易从无到有，从做大到做强。中国出口贸易已跃居世界第一；但是，发展中的中国总是喜忧参半的。随着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出口贸易的弊端慢慢暴露。首先，我国出口结构单一，主要以纺织，钢材，服装加工，农产品等为主，出口结构单一，出口多为初级产品。

二、低碳经济我国的出口贸易转型的症结

低碳经济我国的出口贸易转型现状不容乐观，但要准确找寻低碳经济我国的出口贸易转型的突破口就需要出口贸易转型的症结，保证出口贸易循环绿色发展。改制低碳经济我国出口贸易转型的症结在于：一是认识不力，企业管理层，企业执行层，企业员工，相关主管部门未对企业的转型升级引起足够的重视，缺乏必要的构建。国家相关部门，未能充分了解世界贸易局势，制定出适合我国转型的方案与举措。二是机制不合理，世界贸易是不断变化发展的，但我国贸易机制还不能紧随其发展脚步，造成了贸易出口的缓慢发展。三是监管不力，出口贸易发展同样需要相关硬件的约束，不仅需要自律更需要他律，呼吁相关贸易出口法律的出台，并制定出贸易出口的新规划。

三、改制企业文化建设的对策

1.加强技术创新

技术的创新不仅是每个企业的责任也是国家的使命，寻找低碳经济下国家出口结构的转型亟需技术创新。企业应提高出口产品技术含量，加大企业技术投入，加大企业研发与应用的力度。国家应保证产学研的对接。搭建企业和高校以及研发机构的平台。让研究更有目的性，让企业创新更有方向感。鼓励技术产量高的产品进行出口，扶持重点企业发展创新，树立企业创新标杆。为企业发展创新提供更加宽松的环境，在全社会形成支持创新的和谐社会氛围。形成企业自主创新力，树立企业品牌，加大国际竞争。净化国际贸易的环境。

2.转变出口方式

过去我国出口贸易的方式过于单一，极易在出口贸易的发展中迷失方向，更易在抽口贸易中被淘汰，因此要转变我国出口方式，适度扩充我国对外贸易市场。实现我国对外贸易的科学和可持续发展。首先，要优化出口产业结构，改变过去单一的初级产品加工出口结构，加大电子，高科技的出口，加大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出口。其次，支持环保产业出口，低碳经济的大背景下，要求进行更多的低碳发展和环保探索，以便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这就需要扶持环保展业的发展与出口，加大环保投入。最后，打破贸易壁垒，在国内形成一个环保产品，环保产能，环保技术，环保服务的环保市场，保证我国出口贸易的绿色低碳循环。

3.加大政策支持和国际合作

出口贸易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政策支持，更离不开密切的国际合作。我国出口企业的成长是国家政策支持的结果，也有赖于企业的国际合作。那么在低碳经济的世界大形势下，各出口企业在谋发展的过程中更要积极利用国际资源。因此，一是出口企业要积极拓展国外市场，扩充出口渠道和出口方向，做到出口多元化，同时各出口企业也要积极研发出口国的需求能力，做到供需结合，增大出口的积极性，加大出口的对接力度。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以低碳为指标，加大科技投入，促进出口转型。二是国家要继续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加大环保产品出口退税，积极引导落后产能企业进行产能升级，促进企业的长足发展，鼓励科技创新，对创新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同时，宏观调控贸易出口结构，逐渐加大低碳产品出口比例，促进出口结构升级，增强我国出口企业竞争力，让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

四、结束语

探寻低碳经济发展的中国出口贸易转型的发展出路，不仅需要加强调研，更需要积极践行。曾言：空谈误国，实干兴邦。总理形象的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经济建设也切忌纸上谈兵。因此，在低碳经济的世界背景下，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贸易国要积极的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改变中国制造的落后现状，找准我国出口问题的症结，积极进行出口转型，转变出口方式，加强国家政策扶持力度，加强国际合作，让中国以一个更加绿色和低碳的国家参与者来引领国际潮流，以低碳经济为契机，促进中国出口贸易结构积极转型，在世界贸易市场抢占经济制高点，让中国的巨龙在世界贸易的航线上重新起航。

参考文献：

[1]赵凯，低碳经济背景下出口贸易结构的转变研究―――以河北省为例[J].河北商论，2012（12）

[2]杨肃志，徐铭营，黄粤.低碳经济下出口贸易结构探析[J].哈尔滨工程学员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02）

[3]李媛娜.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出口贸易结构调整研究[J].北方经济， 2013（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