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星的诗句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含星的诗句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含星的诗句范文第1篇

关键词：商鞅；人性；群星；舞美

话剧《商鞅》是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创排的大型历史话剧，自1996年创排以来，已经上演超过百场，获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与文化部文化大奖。该剧表现的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完全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登上政治历史舞台，从而实现改革理想的改革家――商鞅。

商鞅是一个因变法成功而崛起，也因变法成功而毁灭的悲剧人物形象。他不是君王，却有着像君王一样威严果敢的性格，复杂庞大的野心。当我们面对商鞅这样一个历史人物时，就会深深感到他的显赫功业、他的悲惨结局与其复杂多元的文化性格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话剧《商鞅》的编导巧妙采用虚实交错的艺术手法，从刻画人物心理矛盾入手，从细微之处给观众展现出一种方寸海纳、荡气回肠的大气感，而从整体舞美效果来看则有着一种强烈的质感，呈现出舞台的整体美。因此说，《商鞅》是成功且永久的。

一、人性・魂

商鞅，这个从奴隶到将军，从低等人到人上之人的改革者，命若苦桃，却殚精竭虑，遇明君则放手大展宏图，使秦国这样一个蛮夷之邦在他手上迅速成长为坐视中原的强国。然而又由于其刚愎自用，最终至月满而亏，惨遭灭族车裂。他这充满传奇色彩的一生在导演陈薪伊的手下娓娓道来，恍若从西部秦地吹来的一阵强风，渗入到每个观众的心灵深处。

商鞅在少年时期便向天发出了“为什么要让我像畜生一样活”的滔天怒吼，便有了改变奴隶身份这样可望而不可及的鸿鹄之志。在青年时期，商鞅对仅仅是魏相国的家臣而不被国君赏识，空有才干却又无法发挥而心存不甘。这些都是商鞅渴望成功，并要求在法治下人人享受的权利应与其实力挂钩，从而给奴隶与下民一丝希望的最初动因。可以说，商鞅在青少年时期的经历是之后其变法及矛盾性格形成的铺垫。

话剧《商鞅》中的英雄人物形象不再是一个固定的刻板样本，而是活生生有血有肉的人性化形象。为了商鞅的人生不再像自己一样饱受折磨，姬娘剜去双目誓与其永不相见；为了商鞅放手实现胸中抱负，实现自小便有的滔天大志，韩女忍受着折磨人的生离，日日苦熬盼君归来；为了战争的胜利，也为了实现自己报国的志向，更为了与商鞅日日坚守着的信念，孟良皋舍生取义，以自己一身之性命换得商鞅之荣耀……这样，商鞅在亲情、爱情、友情的濡染下，煎熬着，忍耐着，奋进着，誓做一个不倒的商鞅。

一开场，商鞅无畏的“那又如何”的呼声震彻云霄，仿佛道出了在那个剧变的社会各阶层之间隐形的巨大冲突。这其中的冲突决不仅仅是进步者与保守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也非仅仅是双方尊严和人格的捍卫。这中间有一种文化的深层冲突的必然。《商鞅》一剧就是从文化冲突的层面深刻地揭示了商鞅悲剧命运的必然性。在这种必然性之上，商鞅独具魅力的性格得到深刻的挖掘，与此同时，话剧也采用了“滴水成河”的方式，利用各个人物的性格烘托，群星捧月似的托举起商鞅的光辉人性，他是不朽宏伟志愿的魂，张力十足，千古流芳。

二、群星・魄

话剧《商鞅》中的每个人物，不论是主角还是配角都是鲜活的、富有人性的形象。由上海话剧界前辈精英们扮演的众老臣，无论是正角，还是反角，个个栩栩如生：公子虔的隐忍与韬晦，赵良的耿直与中庸，公孙贾的奴相与圆通，祝欢的奸诈与机变等，从各个侧面，展现出一种逼人的“魄力”，烘托出商鞅性格的多姿多彩。他们是各派思想的代表者，商鞅身陷其中，时而横>中直撞，时而迂回曲折，性格既鲜明又复杂。在全剧多个人物的塑造上，主角与配角之间合作的默契与和谐，促使表演自然流畅地进行。配角的行为与性格塑造在彰显人物在历史上的本身特点的同时，也都是对商鞅这一主角的性格形成的补充。

姬娘作为一个罪奴所受到的不公的、非人的待遇与姬娘本身对命运的反抗态度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在商鞅年幼的心里埋下了反抗命运和渴望让世人认可的种子，而魏国国君的不屑一顾，秦国一些大臣的蔑视都进一步成为了那颗种子成长的养料。公子昂那段有关人与人之间的算计的言论无疑对青年商鞅的处世观造成了较大影响，让他从一个相信兄友弟恭的人变成一个同样为了利益不惜一切的人，这也是商鞅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残忍的一个诱因。可以说，剧中众多人物都被“拧”在了一起，让观众不知不觉走入他们营造的世界中，让人觉得，商鞅非此不可，别无他法。他笑迎死亡，从不悲观。观众在为他扼腕痛惜的同时，总会联想起他英雄的光彩和人格的魅力。

全剧体现出来的是一种在激烈的矛盾>中突下整体和谐的美，而不是至少不仅是个别突出的光彩。也正因为这样，全剧才有了一种至始至终的历史剧的大气恢弘的魄力。

三、舞美・撼

很少在舞台上能看到这样的制作：刚毅伟岸的战马在舞台上一字排开，挺拔肃穆的秦兵巍然而立，多达数十人的文武百官，巍峨的战车，萧然的古鼎，甚至意境深远的松林竹涛也能在不满百方的舞台上被呈现。这样华丽的布景、丰富的道具、众多的人物对话剧观众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冲击力，改变了以往话剧粗糙简单的布景风格与简陋的视觉效果，给人以强烈的震撼。

话剧所有的配乐无不有着浓重的秦腔意蕴，恰到好处，与故事发展剧情相辅相成，更能表现出编导所要表达的意境。例如商鞅向母亲说出“是姬娘的乳汁哺育了我”时的悲愤，对孟兰皋英魂的牵挂，在韩女自杀后的悲痛……甚至他在悲哀中眼望着亲朋战友相继离去，空空屋宇下只剩孤独一人的无奈与坚定。音乐响起，或凄凉，或悲壮，人性之壮烈由此便一览无遗，无不显露出商鞅的要生便生、要死便死的大丈夫的血性和气概。

本剧台词的编排显然是经过仔细推敲的，字斟句酌，很显功力。灯光明暗有致，极度到位。《商鞅》本身有着一种强烈的质感，呈现出舞台的整体美。透过这部戏的整体面貌，我们看到，舞台上的《商鞅》不仅仅是在演绎着一段壮烈的历史，更是编导者对于完美舞台效果的追求，各个效果层层交叠浸染，一环紧扣一环，使得话剧趋于完美。

话剧界有一句话：“北有《茶馆》，南有《商鞅》”。《商鞅》谢幕时，观众一遍遍热烈的掌声让因伤病困扰要告别《商鞅》的主演尹铸胜在舞台上跪谢观众。的确，让南方人演绎刚劲的北方汉子，实属不易，《商鞅》竞获得如此成功，足以说明整个剧组在本剧上面所付出的巨大的心血和汗水。

“太阳落山了，太岁星又将升起来，黑暗又将这大地笼罩。这四野的烈火在熊熊燃烧，将这八百里秦川照亮。这火焰是我亲手将它点燃，而我却在这烈焰中化为灰烬。”当商鞅完成了这告白后，万箭刺心。接着――幕落。

含星的诗句范文第2篇

关键词：消费函数假说；城市居民；消费函数模型

中图分类号：F014.5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08－0058－02

城市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消费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架马车”之一，始终是经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消费模型是研究居民消费行为的常用工具，通过城市居民消费模型的分析可判断城市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这是宏观经济分析的重要参数。同时，城市居民消费模型也能用于城市居民消费水平的预测。

一、消费函数理论的演变

（一）消费与收入的短期关系假说

绝对收入假说（Absolute income hypothesis）。凯恩斯（Keynes）认为，实际消费支出与实际收入之间有稳定的函数关系，在短期中，收入与消费是相关的，即消费取决于收入，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也就是消费倾向。同时，随着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将增加，但消费的增长低于收入的增长，消费增量在收入增量中所占的比重是递减的，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边际消费倾向递减。

相对收入假说（Relative Income Hypothesis）。杜森贝里（Duesenberry，1949）指出，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自身收入的影响，而且受他人消费支出的影响。消费者的消费支出不仅受本人目前收入的影响，而且还受本人过去收入与消费的影响，特别是受过去“高峰时期”收入的影响[1]。

（二）消费与收入的长期关系假说

生命周期假说（Life-Cycle Hypothesis，LCH）。摩迪里安尼（Modigliani， 1954） 不仅强调消费与收入之间的关系，更强调的是消费与财产之间的关系。使得效用函数达到最大，消费是各个时期的收入和贴现率的函数。

持久收入假说（Permanent-Income Hypothesis，PIH）。弗里德曼（Friedman，1957）认为，消费者选择的消费模式不是由当前收入决定，而是由其长期收入预期决定，所以得出的重要结论是暂时的、短期的收入变化对消费者消费行为影响不大[2]。

（三）不确定性分析对LC-IH模型的拓展

随机游走假说（Random-Walk Hypothesis）。霍尔（Hall， 1978）认为，根据理性预期，寻求效用最大化的消费者的消费轨迹是一个随机游走过程，即除了本期消费，任何变量都无助于预测下期消费。

预防性储蓄的假说（Precautionary Saving Hypothesis，PSH）（Caballero，1990； Skinner（1988） and Zelds（1989）。假说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的研究：一是收入的不确定性对预防性储蓄行为是否有影响；二是预防性储蓄的程度有多大。

流动性约束假说（Liquidity Constraint Hypothesis，LCH）。主要观点是，由于信息不完全、不对称，信贷市场的不健全，居民难以无成本地自由借贷以满足当期消费，所以，消费者也就不可能平滑其一生的消费[3]。

即时享乐假说。莱布森（Laibson）和其研究者最近的研究考虑了消费者的心理，即时满足的欲望致使人们比在理智时储蓄少[4]。

二、实证分析

以上理论从收入决定、消费惯性、消费者的相互影响、资产决定、消费决策影响、消费的心理等角度，研究了各种消费函数模型，除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外，都可以近似表达为以下的形式。

Ct＝f（Yt，，Ct-1）+μt

Ct＝β0+β1Yt+β2Ct-1）+εt

（一）模型设定

影响居民消费的因素很多，但由于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通常只引入居民收入一个变量做解释变量，建立城市居民消费回归模型如下：

Ct＝β0+β1Yt+ut（1）式中，Ct为现期消费，β0为自发性消费即必须要有的基本生活消费，β1为边际消费倾向，Yt为即期收入，β1Yt表示引致消费，ut为随机误差项。它的基本含义是消费是自发消费和引致消费的和，消费者的消费主要取决于当期收入。

（二）数据来源

城市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人均收入数据均来源于《武汉统计年鉴2010》（1980―2009）。为了消除价格变动因素对城市居民收入和消费支出的影响，不宜直接采用现价人均纯收入和现价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而需要用经消费价格指数进行调整后的1952年可比价格计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作回归分析。

（三）模型建立

以数据为依据绘制出收入消费线图（见图1）示，可看出收入和消费都基本上呈线性关系，所以，可以按照凯恩斯的绝对收入理论来建立武汉城市居民消费函数模型。

1.初始模型建立与检验

根据调整后的1952年可比价格计的人均纯收入和人均消费支出的数据，使普通最小二乘法（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估计消费模型得Ct=150.7030+0.672301Yt （2）

t= （6.9232） （35.7355）

R2=0.9785，调整R2=0.9778，F=1277.027，DW=0.3266。该回归方程可决系数较高，回归系数均显著。对样本量为30、一个解释变量的模型、5%显著水平，查DW统计表可知，模型中DW

图1线图图2残差图

2.广义差分模型的建立

为解决自相关问题，应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或广义差分法，必须已知随机误差项的相关系数 1，2， … L。首先对它们进行估计，常用的估计方法有科克伦-奥克特迭代法。Eviews是采用在原回归方程中添加AR（1）来消除一阶序列自相关，添加AR（2）消除二阶自相关，添加AR（3）消除三阶自相关，依次类推。利用对数线性回归修正自相关，同时使用Cochrane-Orcutt迭代法。广义差分法是将原模型变换为满足OLS法的差分模型，再进行OLS估计可得回归方程为：

LnCt=0.9807+0.83341lnYt+[AR=0.7075] （4）

t =（3.1795）（18.8857） （5.1767）

可决系数R-squared=0.9945，修正的R-square=0.9941，F =2349.675，DW = 2.5669。回归模型中的常数项、解释变量和AR（1）的t统计值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回归系数都显著地不为零。由于使用了广义差分数据，样本容量减少了1个，为29个。查5%显著水平的DW统计表可知模型中DW=2.5667> dU，在dU

3.广义差分模型的检验

第一，序列相关性检验。采用拉格朗日乘数检验（LM）和Q统计量检验序列相关，通过LM和Q统计量检验表明，广义差分模型的随机误差项不存在自相关性。

第二，异方差性的检验（Herteroskedasticity）。采用怀特（White）检验法来检验异方差性，White检验是建立辅助回归模型的方式来判断异方差性。

从表2可以看出，广义差分模型的怀特异方差性检验White统计量的相伴概率是0.821 0>0.05， nR2=0.3946

三、 结论

当期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对城市居民应加强消费引导，促进居民消费稳定增长，从经济政策上要加大对消费增长的刺激，促进总体消费需求提高，改革各调节收入分配，稳健解决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建设和完善各级社会保障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抑制房地产价格过快上涨，做好低收入家庭的住房保障工作，缓解住房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加大教育的投入力度，促进各种形式的就业，从而达到增长收入刺激消费增加，消费的增加进一步带动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Dusenberry， J. S. Income， Saving and the Theory of Consumer Behavio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9.

[2] Friedman， M.，1957，“A Theory of the Consumption Fun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J.Guiso， Luigi， Lullio Jappelli， and Daniele Terlizzese，1992，“Earnings Uncertainty and Precautionary Savings”，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30：307-337.

含星的诗句范文第3篇

关键词：教育叙事研究；特点；教育研究方法

一、教育叙事研究的内涵

康纳利和克莱丁宁认为，叙事是基于反思并通过个人的经验来制造意义，具有整体主义的品质。国内也有学者提出了相似的看法。莱布里奇等人认为，叙事研究指的是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的研究，叙事材料可以是一些故事，也可以是其他方式收集到的材料，叙事材料可以作为研究对象或研究其他问题的媒介，也可以用来比较不同的群体，了解某一社会现象或一段历史时期，或探索个人发展史。教育叙事研究就是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掘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借此来改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促使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更加完善和灵活。也有学者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专指教师叙事研究，正如有些学者所指出的，教育叙事就是教师叙说自己在教育活动中的个人化的教育“问题解决”和“经验事实”，并在反思的基础上转变自己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目前，研究者广泛使用教育叙事研究去研究教师。而教师或作为研究对象或作为研究者也很乐意接纳这种研究方法，这使得教师叙事研究似乎成为教育叙事研究的代名词。但是，实际上，教育叙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教师叙事研究，通过对有意义的教学事件、教师生活和教育教学实践经验的描述分析、发现或揭示内隐于日常事件、生活和行为背后的意义、思想或理念，这不仅有助于教师改进教学实践，而且能以更鲜活的形式丰富教育科学理论。此外，从更大的范围来考察，教育叙事研究的应用也不仅仅限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国家及地区间教育文化传统、价值体系的比较研究、具体的学科领域和教学研究等都可作为叙事研究的教育问题。

综上所述，教育叙事研究就是将叙事研究法运用于研究教育问题的研究，即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教育现象进行研究，通过运用或分析叙事材料，用故事的形式呈现研究结果，并对故事现象或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凡是在教育背景中包含任何类型叙事材料的分析研究都可以称为教育叙事研究。叙述不仅仅是为了解释，而是要寻找故事背后的意义。

二、教育叙事研究的特点

目前，教育叙事研究大致分化出两条道路：一条是“叙事的教育行动研究”；另一条是“叙事的教育人类学研究”。前者主要是中小学教师自己展开的研究方式，也可以是中小学教师在校外研究者指导下所使用的研究方式；后者主要是大学研究者以中小学教师为观察和访谈的对象，或者，以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想法”或中小学教师所提供的文本为“解释”的对象。国内外学者一致认同，要看到教育叙事研究作为质的研究的总体特征，不能像规范性的量化研究那样，对其可靠性、有效性及普适性抱以过高的期望，至于具体表述，则各有侧重，这里仅概括其突出的特点。

(一)时间性

时间不仅是叙事文本分析中的技术性需求，而且从根本上来讲叙事的冲动就来自于寻找失去的时间。叙事的本质是对神秘、易逝的时间的凝固与保存，或者说，抽象、不好把握的时间正是通过叙得具体可感。教育叙事的视域基是指向过去的。过去和当下的教育经验总是凝结在时间之网中，把握特定时间内发生的事件就等于找到了认识经验的途径，叙事文本中的情节就是时间性的体现。

(二)主观性

教育叙事无论是“所叙之事”还是“听用之叙”都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包括对细节的取舍、现场气氛的描述、心理状态的分析等，这本身也反映着参与者的教育信仰、价值观念和理论水平，而这些“弦外之音”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当然，对主观性的调控也是最难的，由于过分受到研究意图的影响而出现的“讨好效应”或“完美效应”必须加以克服。

(三)实践性

从质的研究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质的研究为方法论基础的教育叙事研究无不体现着实践性特征。“质的研究是以研究者本人作为研究工具，在自然情境下采用多种资料收集方法对社会现象进行整体性探究，使用归纳法分析资料和形成理论，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一种活动”叙事研究强调研究者本人是研究的工具，通过长期深入实地体验生活从事研究，收集资料的方法如开放型访谈、参与型和非参与型观察、实物分析等都离不开研究者本人的实地调查，叙事研究通过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互动理解后者的行为及其意义解释，而要做到这一点，除研究者的“文化主位”的方式以外，研究者还需要与被研究者不断地接触、沟通，这样才能做到以被研究者的角度去理解、建构文本的意义。

(四)情境性

首先，叙事研究必须在自然情境下进行，对个人的“生活世界”以及社会组织的日常运作进行研究。研究者本人就是一个研究工具，需要在实地进行长期的观察，与当地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以及该事件与其他事件之间的关系。其次，叙事研究认为，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以及社会组织的运作是与他们所处的社会文化情境分不开的。如果要了解和理解个人和社会组织，必须把他们放置到丰富、复杂、流动的自然情境中进行考察。

(五)重视意义理解与建构

教育叙事研究不是记流水账，而是记述有情节、有意义的相对完整的故事。叙事探究并不停留在展示存在者的层面，与建立在客观主义基础上的寻求普适性结论的研究不同，叙事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对被研究者的个人经验和意义建构作“解释性理解”或“领会”，研究者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对被研究者的生活故事和意义做出解释。

(六)真实性

胡塞尔的“面向事情本身”的思想，经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的改造，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基础，叙事研究也尊崇胡塞尔提出的“面向事情本身”。叙事研究强调对研究者要进行“深描”。以此揭示社会行为的实际发生过程，以及事物中各种因素之间的复杂关系，描述越具体、越“原汁原味”，就越能够显示现象的原本。同时，对叙事研究的评价不追求客观性和有效性，它强调标准的运用必须适用于情境。叙事关键是看叙事者是否清晰、真实地描述了事件及其背后的心理状态以及叙事本身是否注意到经济性和熟悉性。叙事研究工作的价值也不在于研究程序及结论的推广，而在于具体教育问题的解决、教育经验的意义重构和教育主体(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并期望通过其激发共鸣，使倾听者和阅读者获得基于自身的启示。

(七)重归纳而不重逻辑推演

从研究的基本思路看，叙事研究主要采纳的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质的研究的归纳过程通常由如下步骤组成：1)研究者自己投入实地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

注意了解各方面的情况；2)寻找当地人使用的本土概念，理解当地的文化习俗，孕育自己的研究问题；3)扩大自己对研究问题的理解，在研究思路上获得灵感和顿悟；4)对有关人和事件进行描述和解释；5)创造性地将当地人的生活经历和意义解释组合成一个完整的故事。归纳的方法决定了质的研究者在收集和分析资料时走的是自上而下的路线，在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分析类别。分析资料与收资资料同时进行，以便在研究现场及时收集需要的资料。叙事研究的理论建构走的也是归纳的路线，从资料中产生理论假设，然后通过相关检验和不断比较逐步得到充实和系统化。

三、对教育叙事研究的反思

近年来叙事研究招致不少批评。如，过于关注自我经验反省的研究旨趣，容易使研究陷入自我中心或唯我论；由于受到研究的规约而在叙事中出现“好莱坞情节”，即通过人为地化解或折中为所谈及事件中的矛盾设计一个完满结局：由倡导情境意义的特殊性而加剧了相对主义的泛滥，尤其是道德的相对主义，招致工具合理性在学术和现实生活中受到过度批判等。

就目前的观点来看，教育叙事研究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一是小样本往往只有一个到几个参与者，因此研究成果的典型性、代表性经常被人质疑，也无法回答普遍性问题。二是时间长。对个案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丰富资料要花费相对多的时间。当教师事务繁忙或精力不足时参与比较困难。三是评定难。对一叙事研究的相对主观性标准目前还在探讨中，借鉴的典型研究较少。此外，教师相对封闭的专业生活习惯和缺乏自觉反思意识也会影响到叙事研究的开展。四是叙事研究对研究者具有很高的要求。教育叙事研究一方面要求研究者深入了解某一个教育实践现象，另一方面又要有足够的理论视角。只有这样，在叙事的过程中，才知道如何组织事件，才知道事件组织起来后能够表达什么样的理论主题。与此同时，“在叙事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以对话者、倾听者的身份同时与三种声音(至少)进行交流：叙事者的声音(包括录音带或文本作者的声音)、理论框架(为解释提供概念和思考的工具)以及对解释与阅读的反思性批判(即对材料所作结论的自我评价与反思)。”。教育叙事研究除了要求研究者“贴近”“身处”教育实践这一前提性条件之外，还应有必要的教育理论作为内隐的支撑，否则。教师叙事难以避免“叙事越叙越贫庸”的结局。

教育叙事研究在我国不过经历了短短几年的时间，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都有一个不断完善和发展的过程。对于叙事研究的反思与批评正是叙事研究发展的历史阶段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从当前国内外教育叙事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至少有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

第一，教育叙事内涵理解褊狭。国内很多学者简单地把教育叙事等同于教师叙事，认为教育叙事研究仅仅适用于教师教育与专业发展领域，而且，无论是教师叙事行动研究，还是合作研究，对叙事者与研究者的关系缺乏辩证理解，要么取消研究者指导，要么无视教师自主性。

第二，对研究缺乏跨学科视野。如前所述，叙事研究的理论基础是很厚重而广泛的，教育领域的叙事研究必须基于多学科的理论视角和开放的思维，相互借鉴，取长补短。如果囿于所谓的学科独立意识，就教育论教育，叙事便很容易成为教育琐事、经验体会甚至牢骚的代名词。

第三，忽视教育叙事的本体价值考察。一方面，很多学者在运用叙事的过程中并没有真正了解叙事到底是什么，它如何发挥作用，以及基于怎样的研究假设等，造成了叙事一定程度的泛滥；另一方面，更多情况下，学者仅仅把叙事作为研究资料收集的过程与方法，而没有充分认识到叙事其实是教育中人的存在方式，叙事本身也有教育价值，可以作为教师培训项目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四，我国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传统影响了叙事研究的开展。长久以来，我国教育研究中存在着很强的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所以觉得叙事缺乏科学性与推广价值。比如，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提出理论，有的学者甚至认为叙事脱离了教育科学理论的指导，加重了教育科研的虚假之风等。对于这些评判，我个人持保留意见。我们姑且不论学者对叙事研究的质疑是来源于我国教育研究对逻辑推演和量化取向的推崇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对以质的研究存在有某种抵触情绪，单就说叙事研究缺乏理论基础、忽视理论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这一点来说，我个人觉得，这也许是学者对叙事研究缺乏足够了解的前提下而得出的结论。

含星的诗句范文第4篇

基金项目：本文为浙江省教育厅科研项目“浙江省城镇生活垃圾减量化管制政策研究”(项目编号：20051512)的阶段性成果。

摘 要：文章通过问卷调查，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进行了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以期为相关公共政策的制定提供借鉴。本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关键词：循环回收行为；总体状况；方差分析；人口统计特征；政策含义

一、问题的提出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是“十一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保证。这里，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reduce,reuse,recycle,3R)为原则的循环型社会建设不仅是生产环节(针对工商企业)的循环，而且更重要的是消费环节(针对居民和各类消费者)的循环。为了在全社会树立发展循环经济、建设循环型社会的理念，我们必须首先调查和了解普通居民在消费、使用过程中的循环回收意识和行为，然后才能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以对普通居民加强循环回收行为的沟通和引导。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经济发达国家开始注重对居民的环境意识行为(或称环境保护行为、环保型消费者行为)进行实证研究。一些学者(Schwepker and Cornwell,1991)发现，收入、受教育程度、年龄等人口统计特征和居民对生态的关心显著相关，高收入者，以及职业地位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往往更关心生态。同时，年轻、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也比其他人群更关心环境。但是，也有学者研究认为人口统计特征和生态行为之间不存在相关性(波隆斯基、威蒙萨特，2000)。需要说明的是，这些研究都是针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由于我国在经济水平和文化特征等方面与经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不能沿用发达国家的研究结论来直接判断我国的情况(况且，发达国家不同学者的研究结论也不完全一致，甚至完全相反)。近年来，我国也有一些学者开始对居民环境意识行为进行了调查研究(杨明，2002)，但是很多研究文献仅仅是对公众环境意识行为的现状进行一般性描述，缺乏深层次分析。而且，很多研究文献主要是针对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全球变暖、空气污染、水污染等)，事实上，这些环境问题有的似乎距离居民还很遥远，居民日常的环境意识行为很难显著地影响这些一般环境问题(如酸雨)。基于此，本文专门针对居民切身的环境问题――垃圾污染问题进行研究。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主要对城市居民日常的产品消费、回收、处理过程中的环境意识行为――循环回收行为进行具体测度和实证分析。我们的研究旨在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测度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二是考察不同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差异，即人口统计特征(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等)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

二、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通过对城市居民(以武汉为代表)进行问卷调查获取数据。问卷主体内容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度量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语句，我们设置了4个问题：

F1：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F2：只要可能，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

F3：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

F4：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

其中，F1、F2度量的是居民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倾向，F3、F4度量的是居民对废旧产品(或生活垃圾)回收再利用倾向。每道问题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级量表制，我们采取居民主观赋值的方式，得分代表居民对该语句的同意程度。其中，1同意， 2大致同意， 3一般， 4不太同意， 5不同意。有的语句为正项指标(如F2、F4)，有的语句采用负项指标(如F1、F3)，负项指标统计分析时我们反向打分(即在计算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得分时，用6减实际得分).

第二部分是人口统计特征变量，包括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居住年限、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成员月总收入等，共10个问题。其中，对就业状况变量，我们设计了3个分类指标：(1)是；(2)否；(3)在校学生，这样可以把学生与其他居民区分开来。对职业变量，我们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并有所调整，将职业分为6类。个人月收入项中，我们选择以800元为一个区间(而不是通常使用的1000元一个区间)，将个人月收入分为6类。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项中，我们以1600元为一个区间，将家庭月总收入分为6类。鉴于通过问卷调查获得准确的家庭人均月收入较难，我们用家庭成员月总收入除家庭人口以获得家庭人均月收入，并把家庭人均月收入分为6类。为了设计本调查问卷，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内外文献(Anderson and Cunningham,1972; Bohlen, et al. ,1993; Newell and Green,1997)，并在其基础上根据我们的研究目的和文化特征进行了综合比较与反复修正。问卷正式形成以前，我们首先经过一轮与专家、居民的访谈，询问他们哪些因素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重要影响后归纳得出问卷初稿。此后，我们对城市居民进行了两次预调查：第一次调查了30位城市居民(其中包括一部分大学生)，获得了26份有效问卷；第二次调查了60位城市居民，获得了54份有效问卷。我们对预调查结果进行了初步分析，总结了被调查居民的有关意见，对一些不适合的问题进行了修正，最终确定正式问卷。

问卷调查于2006年在武汉市展开。我们采取邮寄调查与面对面调查相结合的方式，随机派送了1250份调查问卷至居民小区信报箱，并请居民将填好的调查问卷用我们预先贴好邮票的信封寄还给我们。派送调查问卷时，我们采取了分层抽样与简单随机抽样相结合的方式：首先，根据武汉三镇(武昌、汉口、汉阳)七区(江岸区、江汉区、口区、汉阳区、武昌区、青山区、洪山区)的人口分布情况，我们选择了25个居民小区(分层抽样)。其次，每个小区平均派送50份调查问卷至居民信报箱(简单随机抽样)。除邮寄问卷调查外，我们还在居民小区、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进行了随机的面对面调查。面对面调查问卷的内容与邮寄问卷是一样的，只是被调查人当场填写，我们当场回收。截至2006年6月25日，我们共回收问卷355份(其中，邮寄问卷回收242份，回收率为19.36％，面对面调查问卷回收113份，没有统计面对面调查拒绝率)，后经一致性检验剔除34份无效问卷，最终共获得有效问卷321份。为了确保调查的是武汉居民，在我们最终确定的有效问卷中，被调查者在武汉居住的年限都达到6年或以上。从回收问卷的构成分布看，其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状况等大致与武汉市总体状况接近，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调查是科学、可信的。我们采用SPSS11.5对321份有效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三、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总体状况

我们先不考虑内部差异，从总体上考察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一般状况。

从表1可以看出，在度量居民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59.5％的居民不认同(包括不同意和不太同意，下同)“一件产品用旧后，通常我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F1)，只有19.9％的居民认同(包括同意和大致同意，下同)F1。相应地，有65.7％的居民认同“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F2)，只有9.7％的居民不认同F2。从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的角度看，F2的回答结果要好于F1，内部差异也小于F1(表现为F2的标准差小于F1)，这反映了多数居民认同会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但是，居民对于产品废弃的理解可能不完全一致。部分居民也许认为“一件产品用旧了就废弃了”，此时就会重新买个新的，即使这个旧产品还能使用或修理后能用。

在度量居民回收再利用倾向的两个问题中，有61.4％的居民不认同“我通常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有24％的居民认同这么做。居民对“我通常把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积累起来，然后卖掉或送给别人”(F4)最为认同(均值为1.29)，内部差异也非常小(标准差为0.693)。统计显示，有93.8％的居民认同F4，不认同F4的居民不到2％。比较F3、F4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居民对纸张的回收非常高，但是F3的回答结果显示，不少居民扔掉了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据我们调查，扔掉的废旧物品主要包括旧塑料、玻璃、布类织物、金属等。这些物品不容易像纸张那样积累起来卖掉，回收的途径也不便捷，所以居民回收利用的激励不够。

总的来说，从我们的调查结果看，大多数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还是比较明显的(当然，考虑到居民可能有“爱面子”心理，存在美化自己行为的倾向，城市居民实际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可能低于我们的调查结果)。

四、城市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

我们主要采用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s, ANOVA)对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分析时，我们把人口统计特征作为自变量(包括性别、婚否、年龄、学历、家庭人口、就业状况、职业、个人月收入、家庭人均月收入共9个变量)，把循环回收行为作为因变量(包括F1、F2、F3、F4和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即以上四者的平均值)。我们主要考察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影响。从表2可以看出，人口统计特征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

对于性别，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男女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表明，男性较女性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在循环回收行为的四个问题上，男性更不会对产品“喜新厌旧”(F1)，更注重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F2)，更倾向将纸张回收利用(F4)。据我们推测，这可能由于女性更追求时尚和时髦，所以对产品的循环使用与回收再利用不太注重。

对于婚否，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已婚者与未婚者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有显著差异。通过均值分析发现，已婚者更倾向从事循环回收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已婚者更注重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F2)，更倾向将纸张回收利用(F4)，未婚者更倾向“把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直接扔到垃圾箱里，而不是设法卖掉或送给别人”(F3)。据我们分析，未婚者与已婚者之间存在差异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未婚者年纪小，一些还未成年，社会责任意识较弱；二是未婚者收入来自父母，经济压力感受少，所以对循环回收行为不够重视。

对于年龄，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年龄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55周岁以上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均值为1.77，而15-24周岁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均值为2.46，总的来说，随着年龄增长，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逐渐增加(体现为均值下降)。进一步分析发现，年龄对循环回收行为的四个问题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F1的显著性水平为0.078，其余三项的显著性水平均在0.01以下)。据我们分析，这可能有三方面原因：(1)年龄大的居民，多经历过穷苦日子，大多保持勤俭节约的生活方式，对循环回收行为也比较注重。(2)传统上我国的废旧物资回收较为普遍，年长者也养成了循环回收的习惯；(3)一些年轻人可能忙于学习、工作和事业，社会责任意识较弱，也不太注重循环回收问题。

对于学历，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我们认为，不能就此武断地认为学历对循环回收行为没有影响。这是因为，随着高等教育门槛降低，初中等教育日益普及，不同年龄、不同时代的居民在学历上没有可比性。例如，现在的一个大学生与80年代的大学生已不可同日而语。只有在同一时代、同一年龄层次的居民中(如都是25-34周岁)，进行学历比较才有意义。保持时代、年龄条件同一的条件下，学历对循环回收行为是否存在显著影响，这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对于家庭人口，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家庭人口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

至于就业状况，在0.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就业状况的居民在循环回收行为上有显著差异。均值分析显示，已就业者和未就业者在总体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平均得分分别为1.88、2.00，而学生的平均得分为2.45(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未就业者大多数为55周岁以上的离退休人员。据统计，未就业者中有55.8％的人年龄在55周岁以上，还有18.6％的人年龄在45－54周岁之间，两者合计有74.4％)。可见，学生较其他两类人相比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在F2、F3、F4三个问题上，学生均表现了这种倾向。学生对循环回收行为的认同度较低，这可能由于学生更追求时尚潮流，倾向于时尚消费，往往忽视了循环回收。另外也可能由于学生大多住在学校宿舍，缺乏将可回收垃圾(如纸张、旧塑料等)积累起来回收的条件，而住在小区的其他居民可以方便地在家门口将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资卖掉。

对于职业，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不同职业的居民在总体循环回收行为上没有显著差异。但不同职业的居民在“只要可能，我尽量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产品，直至其完全废弃”(F2)上有差异，只是显著性不够强(显著性水平为0.072)。通过均值分析发现，各类工人(制造、运输工人、手艺人和相关人员)对产品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最为注重，其次为企事业单位职员、管理者、各类专业人员及个体老板，最不注重产品循环使用(或重复利用)的是服务业员工、商业人员、销售人员。

对于收入，在0.012的显著性水平下，个人月收入对于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均值分析表明，月收入在1600-3200元的中等收入者相对于高收入者与较低收入者更不注重循环回收，主要体现在一些可回收利用的废旧物品的回收(F3)上。较低收入者(月收入1600元以下)注重循环回收应该主要是出于经济动机，而不一定是内在的责任意识。月收入3200元以上的高收入者，大多属于已婚男性，年龄多在25-44周岁，学历多在大专以上，他们注重循环回收则可能出自内在的社会责任意识。

对于家庭人均月收入，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我们没有发现家庭人均月收入对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由于家庭人均月收入是我们自己换算而得的，数据不一定完全精确，有待于进一步分析。

上面我们用单因素分析法分析了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但是，进一步地，这些人口统计特征对不同性别居民的影响是否完全一致？比如说，个人月收入对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存在影响，但是，个人月收入对男女的循环回收行为是否有同样的影响？下面，我们简要讨论一下性别分层后这些人口统计变量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是否发生变化。我们仍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分别对男性样本(177个)和女性样本(142个)进行单独分析，并进行相互比较。见表3。

如表3所示，婚否、年龄两个变量对男女的总体循环行为都存在影响，但显著性水平有所差异。婚否、年龄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更显著(女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1，男性的显著性水平为0.05)。进一步分析可以发现，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婚否变量仅在F3项上对男性有显著影响，而在F2、F3、F4三项上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与之类似，年龄变量仅在F2项上对男性有显著影响，而在F2、F3、F4三项上对女性都有显著影响。

与前面单因素分析一致，家庭人口、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对男女的总体循环行为都没有显著影响。

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三个变量对男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则存在显著影响。具体地说，学历高的女性相对于学历低的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女学生相对于其他女性(已就业女性和未就业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中等收入的女性相对于低收入女性和高收入女性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

总的来说，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进一步表明，不仅男性较女性更倾向于从事循环回收行为，而且，更重要的是，男性内部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差异较小，女性内部的差异较大。可见，人口统计特征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对男性的影响相对来说不甚显著。性别分层前我们对所有样本进行单因素分析时，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对居民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但是这种“显著影响”实际上是不可靠的。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进一步揭示，在0.05的显著性水平下，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仅仅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对男性没有显著性影响。在0.1的显著性水平下，学历对居民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没有显著影响，但性别分层后的单因素分析却挖掘出隐藏的关系：学历对女性的总体循环回收行为存在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城市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了一个初步认识和了解。一方面，从总体上看，多数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倾向比较明显(不考虑居民美化自己行为的倾向)。特别地，居民对旧报纸杂志、书本纸张等的回收非常高。另一方面，从对不同居民的具体分析看，不同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并不完全一致。例如，年龄对于居民的循环回收行为有显著影响，年长者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学生相对其他人来说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男性较女性更注重循环回收行为。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学历、就业状况、个人月收入等人口统计特征对女性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较为显著，对男性的影响相对来说不甚显著。人口统计特征对居民循环回收行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女性(而不是男性)身上。相应地，女性内部在循环回收行为上的差异较男性大。

本文的研究可对我国相关公共政策(尤其是城市生活垃圾减量化管制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借鉴和启示。例如，考虑到居民内部存在一定的差异，政策制定者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相应的公共政策，实现以较低的政策成本获得较高的政策收益。鉴于学生更不注重循环回收行为，管制者应重点针对学生加强循环回收意识方面的传播与沟通；鉴于女性居民和年轻者更少地从事循环回收行为，管制者对女性和年轻者应加强引导；等等。

参考文献：

波隆斯基,威蒙萨特.2000.环境营销［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130-142.

杨明.2002.环境问题与环境意识［M］.北京:华夏出版社:76-83.

ANDERSON W T, CUNNINGHAM W H. 1972. The social conscious consumer ［J］. Journal of Marketing, 36(July):23-31.

BOHLEN G, et al. 1993. Measuring ecological concern: a multi-construct perspective ［J］. Journal of Marketing Management, 9(1):415-430.

含星的诗句范文第5篇

关键词：韩流 当代大学生 价值观 启示

韩流，是指韩国音乐、电视剧大举登陆中国后人们的1种形象说法。由韩国流行音乐、偶像剧、服饰打扮所聚集起来的韩国文化风潮席卷我国。这种社会现象的出现使得“韩流”1词应运而生，并在电视、报纸、杂志、网络等传播媒体中频频出现。正如社会语言学家陈原先生说的：“凡是社会制度出现了新的东西，不论是新制度、新体制、新措施、新思潮、新物质、新概念、新工具、新动作。总之，这新的东西千方百计要在语言中表现出来。”而语言中的新词语是新事物、新现象和新概念最直接的反映和记录。“韩”是指韩国，“流”是水，是韩国特色的水，韩国的服饰，文化，饮食，就是通过韩流来流入中国，流入我们的大学生之间。事实上韩国国土面积只有9.93万平方公里人口只有4700万。其文化传统不如中国深厚，经济也没有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发达。但是在近10年来，就是这样1个国家的影视产业异军突起，其电影数次赢得世界关注，电视剧渗透到了亚洲每1个国家，韩流的出现不只在中国大陆，在日本、菲律宾甚至俄罗斯及中东国家也受到广泛拥趸。

曾经有调查显示，大学生大多都是通过电视、网络、电影等媒介接触韩国影视剧、韩国流行音乐的。可见，大众媒介，尤其是电视、网络、电影等媒介，对于韩国文化的流行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韩流的出现究竟对大学生的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那些启示意义呢?

韩剧中的很多故事在向我们大学生传达1种强烈的现代意识，即强调的是个体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发展，是对个体的充分的尊重，是1种独立乐观向上的精神。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主体意识

韩剧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对白，如“我的人生”、“自己的人生”、“父亲有父亲的人生，我有我的人生”等等。“自己的人生”强调的是个体对自我的所有权，意思是每个人都应该由自己负责，为自己负责，由自己来选择要走的路。这便是1种主体意识。这种思想意识才是韩剧在极力肯定的。《看了又看》中银珠这个人物便表现出了这种强烈的主体意识，她自己选择自己的爱人，当爱情受阻的时候她也是经过自己的考虑做出选择，她甚至从不向家人求助，不管生活中有多少艰辛与困难，她都能够不放弃，不抱怨，永远相信自己可以，而对比较为明显的就是跟她同龄的李圣美了，虽然家境比她好，工作比她好，却生活得比她痛苦，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方向是什么，除了盲目的骄傲以外再无别的，失去了1种坚定的人生信念，当挫折出现时，她才表现得毫无招架之力。后来，当她经过痛苦的反思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时，才开始乐观、坚强起来。当她的爱情遭到父母的反对时，她才表现得无比坚定，当她为了母亲而打算放弃自己的爱情时才显得那般伟大和美丽。

2、自强精神

这是韩剧中表现的非常明显的1种价值取向。自从《大长今》开始风靡以后便出现了1个新的名词“励志剧”。励志精神的1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不去抱怨客观条件的恶劣和社会环境的不公，而是认定自己的方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靠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目标。《大长今》就不必说，在韩剧中具有长今精神的又岂止这1个。《屋塔房小猫》中的智恩，《嫂嫂十九岁》中的郁美，《加油，金顺!》中的金顺，《我的女孩》中的周裕玲，《巴黎恋人》中泰英，每1个都是在逆境中坚持，在困境中努力。有谁能说，她们的美丽，她们的幸运跟她们不屈不挠的精神无关呢。或许吸引我们的正是这种自强不息的精神。

以积极乐观的态度看待生活，并执着不懈地为了理想和目标的实现而努力，这种精神几乎贯穿了韩国的每1部电视剧。《看了又看》里的银珠、《人鱼小姐》里的雅丽莹、《汉城奇缘》里的汉妮、《黄手帕》里的紫英、英俊……无不为了自己的爱情、婚姻、事业、家庭进行着执着而认真的努力。“fighting!”、“加油!”成为电视剧中经常出现的台词和主人公鼓舞自己的口号。这1点，不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能让我们看到希望，领会到1种积极的、振奋人心的力量，这是韩国电视剧吸引众多大学生的魅力之1。

三、乐观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