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侦探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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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篇侦探故事范文第1篇
――Arthur Conan Doyle 因为创造了福尔摩斯而名留青史的阿瑟・柯南・道尔真正的梦想是成为一位严肃文学作家,但正是这些侦探小说确立了他在文学史上作为侦探小说鼻祖无可争议的地位。
Sir Arthur Conan Doyle (1859-1930) was born in Edinburgh, Scotland. He studied to be a doctor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and set up a small practice[医务所] at Southsea in Hampshire during his 20s. While the practice proved largely unsuccessful, the lack of patients provided him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create possibly the most popular character ever introduced in the history of fiction―Sherlock Holmes.
While at university, Conan Doyle had been greatly influenced by Joseph Bell, one of his professors. Bell was an expert in the use of deductive[推论的,演绎的] reasoning to diagnose[诊断] disease. Conan Doyle was so impressed that he used these same principles when creating his famous detective.
Sherlock Holmes was introduced in A Study in Scarlet (1887), followed by A Sign of Four in 1890, but didn’t really take hold of the public’s imagination until Strand Magazine, newly founded in 1890, published a series of short stories called The Adventures of Sherlock Holmes. From that point on the public couldn’t get enough of Holmes and his always reliable[可信赖的] confidant[心腹朋友], John H. Watson, a retired military doctor.
Residing in London at 221B Baker Street, Holmes’s character and personality set him apart from all others. “Holmes, with his keen sense of observation, his lean[瘦的] face and hooked nose, his long legs, his deerstalker[护耳软猎帽] hat, his magnifying glass, and his ever-present pipe, caught the reader’s imagination.” (The Literature of Crime and Detection)
Sherlock Holmes and Dr. Watson From 1891 to 1893, Strand Magazine published stories featuring Holmes and Watson, all avidly[热心地] followed by the public. When, in The Final Problem (1893), Holmes and his longtime nemesis[给以报应者], Professor Moriarty, are killed off, the public outcry[大声疾呼] was so great, Conan Doyle was forced to bring him back to life. He continued the exploits of Holmes and Watson nine years later in The Hound of the Baskervilles (1902).
More novels and short stories appeared to the delight of Conan Doyle’s fans until The Case-Book of Sherlock Holmes(1927), the last to feature the brilliant sleuth[侦探].
Sherlock Holmes is without doubt one of the most beloved figures in the history of mystery fiction. Conan Doyle’s works were made into several stage plays and feature films. In all, Holmes and Watson were featured in four novels and 56 short stories.
Despite the success of his most famous character, throughout his life Conan Doyle sought to escape the Sherlock Holmes phenomenon[现象] and concentrate[集中] on writing about his other interests. Although he was never completely successful due to the intense popularity of Holmes, he was knighted[授以爵位] for his nonfiction work on the Boer War注 and also wrote other works such as The Lost World(1912) and The White Company(1891).
The Man Who Inspired the Character of Sherlock Holmes Was Sherlock Holmes a real person? Not exactly, but Dr. Joseph Bell, the man who inspired the character of Sherlock Holmes shared many qualities with the famous detective.
Conan Doyle met Dr. Bell in 1877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Medical School. Conan Doyle was studying to be a doctor and Bell was one of his professors.
Bell was 39 years old when Conan Doyle first attended one of his lectures. He is said to have walked with a jerky[急跳的] kind of a step that communicated great energy. His nose and chin were angular[有角的] and his eyes twinkled with shrewdness[精明,机灵]. In addition to being a brilliant doctor, Bell was also an amateur[业余的] poet, a sportsman and a bird-watcher.
By the end of Conan Doyle’s second year, Bell had selected him to serve as an assistant in his ward[病房]. This gave Conan Doyle the opportunity to view Dr. Bell’s remarkable ability to quickly deduce[推论,演绎出] a great deal about a patient.
Dr. Bell observed the way a person moved. The walk of a sailor varied vastly from that of a solider. If he identified[识别] a person as a sailor, he would look for any tattoos that might assist him in knowing where their travels had taken them. He trained himself to listen for small differences in his patient’s accents to help him identify where they were from. Bell studied the hands of his patients because calluses[老茧] or other marks could help him determine their occupation[职业].
So while Conan Doyle went on to write about Sherlock Holmes, he played Dr. Watson, at least for awhile, to his professor.
阿瑟・柯南・道尔爵士(1859-1930)出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他在爱丁堡大学学医,二十多岁时到汉普郡的绍斯西开了一家小诊所。他的诊所不大成功,来看病的人很少,这使他有机会创作出也许是小说史上最受欢迎的人物―― 歇洛克・福尔摩斯。
读大学时,柯南・道尔深受其中一位教授约瑟夫・贝尔的影响。贝尔擅长利用演绎推理诊断疾病,这给柯南・道尔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用同样的原理去创作那位著名的侦探。
在1887年发表的《血字的研究》里,歇洛克・福尔摩斯首次露面,接着又出现在1890年的《四签名》里。但是,直到1890年新创办的《海滨杂志》刊登了名为《冒险史》的系列短篇故事之后,这个角色才真正引起了公众的关注。从此,福尔摩斯和他永远可靠的密友――退休军医约翰・H・华生开始风靡大众。
住在伦敦贝克街221号B的福尔摩斯从角色到个性都与众不同。“他那敏锐的观察力、削瘦的脸颊和鹰钩鼻、长腿、猎鹿帽、放大镜,还有永远少不了的烟斗,紧紧抓住了读者的想象力。”(《犯罪与侦探文学》)
歇洛克・福尔摩斯和华生医生从1891到1893年,《海滨杂志》刊登的以福尔摩斯和华生为主角的故事受到了大众的热烈追捧。在1893年的《最后一案》里,福尔摩斯和他长期以来的死对头――莫里亚蒂教授同归于尽。公众对此表示了强烈抗议,以致柯南・道尔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复活。九年后,在1902年发表的《巴斯克维尔的猎犬》里,他继续讲述福尔摩斯和华生的历险。
更多的小说和短篇故事陆续出炉,让柯南・道尔迷们心满意足,一直到1927年的《新探案》为止――这也是最后一部关于这位聪明绝顶的侦探的小说。
毫无疑问,歇洛克・福尔摩斯是悬疑小说史上最受爱戴的角色之一。柯南・道尔的作品曾被多次改编成舞台剧和电影。以福尔摩斯和华生为主角的作品包括4部小说和56个短篇故事。
尽管柯南・道尔创作的角色大获成功,但他一生都想逃脱福尔摩斯现象的阴影,专注于他感兴趣的其他作品上。虽然福尔摩斯的极度风靡使他未能在别的方面称得上成功,但他还是因其关于布尔战争的非小说类作品被授予爵位,此外他还写了《失落的世界》(1912年)和《白衣纵队》(1891年)等作品。
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灵感之源歇洛克・福尔摩斯真有其人吗?并非如此,但启发柯南・道尔创作出歇洛克・福尔摩斯的约瑟夫・贝尔博士确实与这位名侦探有许多共同点。
1877年,柯南・道尔在爱丁堡大学医学院遇见贝尔博士。柯南・道尔在那里学医,贝尔是他的其中一位教授。
柯南・道尔去上他的第一节课时,贝尔39岁。据说他的步伐有力而急促,充满活力;他的鼻子和下巴线条清晰、棱角分明,目光敏锐。除了是一名优秀的医生外,贝尔还是一位业余诗人、运动员和观鸟爱好者。
在柯南・道尔读大学的第二年末,贝尔选他到自己的病房当助手,这使他有机会见识到贝尔博士非同一般的推断力――他很快就能从一位病人身上推断出很多事情。
贝尔博士会观察一个人的行动方式。水手的走路方式和士兵有很大不同。如果他推断一个人是水手,他便会在那个人身上寻找一些可能透露他们去过哪里的纹身。他训练自己去分辨病人口音里的细微差别,以判断他们来自哪里。他还会研究病人的手,因为手上的老茧或是其他痕迹能帮他确定他们的职业。
因此,在柯南・道尔创作歇洛克・福尔摩斯的故事时,他偶尔也为自己的教授扮演一下华生医生的角色。
注释
注:布尔战争是英国与南非布尔人建立的共和国之间的战争。历史上一共有两次布尔战争,第一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80年至1881年,第二次布尔战争发生在1899年至1902年。
相关链接
2009年最新版福尔摩斯强势出击
热衷英式格斗的福尔摩斯你见过吗?如果你以为在将于今年12月25日上映的最新电影《大侦探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中会看到绅士派头十足的福尔摩斯,那就大错特错了。
《大侦探福尔摩斯》根据莱昂纳尔・威格拉姆
短篇侦探故事范文第2篇
对联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其中往往包含很多知识。 今天给同学们介绍一副以文学常识为内容的对仗工整的趣联。 联曰:
读三苏、诵三曹、研三袁、探三玄,志求三乐;
温四史、展四库、惜四孟、度四美,心羡四君。
此联一气呵成,读来琅琅上口,而且妙在嵌入了约定俗成的十个并称,涵盖了文学、历史、风俗等方面的诸多常识。
“三苏”指北宋文学家苏洵 (亦称“老苏”) 与其子苏轼 (亦称“大苏”)、苏辙 (亦称“小苏”) 三人。 其中苏轼的成就最高,在诗、词、文及书画方面都有重要成就;苏洵、苏辙则长于散文。
“三曹”指三国时期的曹操与其子曹丕、曹植。 因他们政治上的地位和文学上的成就,被后人合称为“三曹”。
“三袁”指明代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 他们都是“公安派”的代表作家。
“三玄”是 《老子》、《庄子》、《周易》 三部书的合称。
“三乐”即三种乐事。《孟子.尽心上》中说:“父母具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无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
“四史”指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 四部史书。 因这四部书列于“二十四史”的前四部,故也称“前四史”。
“四库”即《四库全书》。 此书由清代乾隆年间大学士纪昀主持编修,共收书三千五百零三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总称为“四库”。
“四孟”是农历四季每季第一个月的并称,即孟春正月、孟夏四月、孟秋七月、孟冬十月。《汉书.刘向传》 中写道:“日月薄蚀,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
“四美”即四种美好的事物。 此处指良辰、美景、赏心、乐事。 王勃 《滕王阁序》 中有“四美具,二难并”。
“四君”指战国时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魏国的信陵君,四人均礼贤下士。
(东日供稿)
世界三大推理小说家
阿瑟.柯南.道尔:英国著名小说家,堪称“侦探悬疑小说的鼻祖”。 因成功地塑造了侦探人物福尔摩斯,而成为侦探小说历史上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 柯南.道尔一共写了60个关于福尔摩斯的故事,此外还写过多部其他类型的小说,如科幻、悬疑、历史、爱情等。
阿加莎.克里斯蒂:英国著名女侦探小说家、剧作家,“三大推理文学宗师”之一。 她一生创作了80部侦探小说和短篇故事集以及19部剧本。 她是一位高产作家,作品数量之丰仅次于莎士比亚,且作品不局限于侦探小说。 她的代表作有《东方快车谋杀案》和《尼罗河谋杀案》等。 她笔下的侦探是一个留着黑色胡子的比利时人赫尔克里.波洛和一个身材矮小却十分可爱的老太太马普尔。
松本清张:日本推理小说作家。 于1955年以 《埋伏》 一书跻身于推理小说家队伍,他以权与法、善与恶、罪与罚等社会问题为题材,披露了日本社会的黑暗。 就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而言,比起其他的刑事侦破小说,松本清张的小说表现出难能可贵的拓展与超越。 他还另著有历史小说、科幻小说、现代小说多部,多次获各种奖项。
古代的长度单位
古诗文中常出现一些含有长度单位的句子,如 《核舟记》 中的“舟首尾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许”,其中,“二黍许”即“二分左右”。 古代的长度单位,以黍为准。 长度取黍的中等子粒,一个纵黍为一分,一百黍为一尺。 了解这些单位名称,有助于理解其内容。 古文中比较常见的长度单位有:
步周代以八尺为步,秦代以六尺为步。 如 《游褒禅山记》 中的“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
匹绢以四丈为一匹。 如 《卖炭翁》 中的“半匹红绢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其中“半匹”即“二丈”。
舍(shè)三十里,古时行军以三十里为一舍。 如成语“退避三舍”中的“三舍”即九十里。
寸《说文解字》 中解释为:“寸,十分也。”如 《核舟记》 中的“而计其长曾不盈寸”。
丈《说文解字》 中解释为:“丈,十尺也。”段玉裁注:“周制……十尺为丈。”
咫周代以八寸为咫。 如成语“咫尺天涯”,比喻距离虽近却像远在天边一样。
丝、毫千分之一分为一丝;十丝为一毫。 如 《新唐书.辛云京传》 中的“云京治谨于法,下有犯,虽丝毫比,不肯贷”。
仞古书上说法不一,有说八尺的,也有说七尺的。 如 《愚公移山》 中的“太行、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万仞”。
短篇侦探故事范文第3篇
一、《丽姬娅之墓》对《丽姬娅》的改编
达德利・安德鲁曾经把改编电影和原著文本之间的关系分为三种基本类型：借用、交叉和忠实转化。《丽姬娅之墓》则属于“艺术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从之前一个总体成功的文本那里，借用素材、思想或形式”的借用改编。这种改编并不要求对原著内容的完全忠实，但是改编过程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与原著保持一定程度上的一致性。
（一）情节安排
小说《丽姬娅》采用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全篇讲述了“我”的一段回忆，回忆的内容按照时间线索推进。电影《丽姬娅之墓》完全抛弃了原著的第一人称视角，在基本保留原著的关键情节――丽姬娅的死亡、罗维娜的发疯和丽姬娅的复活的基础上，只选取了原著的后半部分进行拍摄，统一处理成与侦探小说相似的“案发―查案―破案”叙事模式。
（二）人物塑造
在男主人公的形象塑造方面，原著并没有提到男主角的名字，只以故事的叙述者“我”来代称，并通过“我”的讲述表现出“我”对丽姬娅的深爱。电影的男主人公瓦登是一名医生。他的记忆力有问题，所有晚上做过的事情白天都会彻底忘记，再加上双眼不能见到阳光的疾病，他的性格长期以来都敏感而且傲慢。
在丽姬娅的形象塑造方面，原著中爱伦・坡用各种华丽的词语对她的绝世美貌和惊世才学进行渲染。丽姬娅不仅貌美而且德行良好，既是“我”最敬爱的妻子，也是“我”精神上的导师。与原著的温柔美丽不同，电影中的丽姬娅是一个痴情但偏执的人物。电影在塑造丽姬娅的形象时，模仿了小说《蝴蝶梦》塑造女主角吕蓓卡的方式，即人物从不直接出场，只用细节组合人物形象。在电影里，除尸体状态外，丽姬娅本人从未出场，观众对于她的了解全部来自他人的只言片语以及她留下的生活痕迹。此外，丽姬娅也和吕蓓卡一样是“任性”的人，利用死亡给丈夫制造了无法解决的难题。
在罗维娜的形象塑造方面，原著仅简单介绍了罗维娜不同于丽姬娅的外貌，以及“我”眼中她虚伪、愚蠢、爱慕虚荣、胆小怯懦的性格。而在电影里，罗维娜则是一位活泼可爱、勇敢追求心上人的富家小姐。她对一切未知的事物都充满了好奇心和探索的热情，而且非常痴情，愿为爱人牺牲生命。相比原著，电影中罗维娜的形象变得更加丰富。
（三）意象选取
爱伦・坡在小说中选取的核心意象是眼睛。在描写丽姬娅的眼睛时，使用了诸如“最圆的羚羊眼睛”“天上玉女，世外神仙”“比德谟克里特的井还深奥”“勒达的双星”等富有表现力和象征意义的词汇。在故事结局处，“我”也是通过眼睛发现丽姬娅复活的。眼睛意象集中体现了丽姬娅的美丽与神秘，是丽姬娅形象和精神的精髓。
《丽姬娅之墓》则展现了更为多样化的意象组合。首先最突出的意象就是刻着“亦非死而永息”的丽姬娅的墓碑。这句话在电影中伴随死亡话题反复出现，成为命运的预言。另一个集中表现是动物意象――黑猫和苍狐。黑猫在许多艺术作品中经常作为凶兆、死亡、邪恶的化身，黑猫的惨叫声和它飞扑向人类就预示着死亡的靠近。苍狐在片中象征埃及神话的厄运姻缘女神，每次苍狐尸体出现都暗示着罗维娜和瓦登之间的灾难。此外，片中还有作为植物意象的“死亡之花”――日光兰。而房间摆设的以及罗维娜梦境里的金字塔、木乃伊、死神壁画、巨石阵等也都与死亡或者神秘仪式相关，它们无一不加强了影片精心营造的神秘感。虽然片中也提到了眼睛，但其表现效果并不如原著强烈。在以图像作为表达媒介的电影里，建筑物、文物、动物、植物等具有鲜明形象的意象反而更具有表现力，能极大丰富电影画面的内涵。
（四）作品主题
同爱伦・坡的许多作品的主题一样，小说《丽姬娅》的主题是美与死亡。在爱伦・坡看来，“美是唯一真正最富诗意的主题”，而死亡则是“人类最普遍的理解”中“最忧郁的题材”。因此，当死亡和美紧密关联时最有诗意，这样，一个美女的死无疑就是世上最富有诗意的题材了。《丽姬娅》就是一个哀悼恋人的男人回忆美女之死的，充满忧郁诗意的作品。
除了美与死亡之外，《丽姬娅》另一个主题就是生命意志。意志，其特性就是“专一”。丽姬娅的临终遗言在文中一共出现四次，也正是生命意志使丽姬娅的死而复生成为可能。而生命意志同样也是《丽姬娅之墓》的主题。男主人公瓦登认为只要有足够坚毅和顽强的生命意志，人就不会真正地死去。电影把生命意志与爱情结合在一起，认为当生命意志与爱情结合在一起时，人就能够战胜死神。
二、改编的得与失
（一）化用爱伦・坡的其他作品
尽管电影的基本情节取材自《丽姬娅》，但是一些出现在爱伦・坡的作品中的其他元素也被巧妙化用在这部电影里。
首先是对小说《黑猫》中的黑猫形象和部分情节的化用。小说里，爱伦・坡将作为恐怖与灾难化身的黑猫形象渲染到极致。电影将小说《黑猫》中黑猫与男人之间的关系复制到瓦登与黑猫的关系上。瓦登一方面悉心照料作为丽姬娅的宠物的黑猫；另一方面又因为黑猫的存在而无力摆脱丽姬娅的控制，精神抑郁的程度因为见到黑猫而加深。同《黑猫》中的“我”一样，瓦登也多次试图杀死黑猫。此外，与小说里黑猫的叫声暴露男主角的罪行一样，电影中罗维娜也因黑猫的指引而发现丽姬娅的秘密。
其次是π∷怠睹丰格施泰因》结局的化用。小说结局是失控的烈马载着弗雷德里克奔入失火的大宅，人和马一起消失在大火中，只有浓烟笼罩在梅岑格施泰因家族的废墟。《丽姬娅之墓》的结局则是失控的黑猫抓瞎了瓦登的双眼引起火灾，瓦登、丽姬娅的尸体和黑猫都消失在大火中，只剩烟雾和火光笼罩教堂。
其三是对小说《过早埋葬》的化用。在片尾出现之前，画面中出现了爱伦・坡在《过早埋葬》中写的几句话：“那些划分生与死的界线充其量是些模糊而含混的畛域。谁能说生命就在那里终结，谁能说死亡就从那里开始？”这些句子表现了一种生死无界的观念，这与《丽姬娅》中死而复生的情节不谋而合，也再次呼应了电影关于生命意志的主题。
《丽姬娅之墓》在改编剧本和补充情节时选择从爱伦・坡的其他文学作品中化用而不是直接原创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作为一有高度自觉性的作家，爱伦・坡的作品多数是对他创作理念的实践。因此，翻拍爱伦・坡的作品时，从作家本人的作品中选材化用，可以使电影的整体风格保持一致，在最大程度上呈现出爱伦・坡式风格的原貌。
（二）贯彻心理恐怖小说的理念
勐住て略凇豆忠旃适录》的序言中强调恐怖“是来自心灵的”。同样，评论家弗兰克也说过：“爱伦・坡在激起人们强烈的心理恐惧方面所获得的空前成功使他创作了大量小说，这些小说使那些对暴力和血腥已完全司空见惯的现代读者都为之汗颜。”可见，如何使读者通过心灵的震颤体会到阅读的一直是爱伦・坡关注和实践的问题。
同样，作为恐怖片的《丽姬娅之墓》并没有像多数恐怖电影那样把血腥、暴力和畸形作为达到恐怖效果的手段。为了与爱伦・坡的心理恐怖小说理念保持一致，电影采取了梦境再现的方式达到将恐怖心理直观影像化的效果，纯粹用影像表达，删掉对话、砍掉情节，以捉摸不定的意象符号和视觉错觉制造恐惧感。电影改编利用梦境叙事将爱伦・坡的心理恐怖具象化的尝试，为心理恐怖小说的改编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方式。
（三）加入英国元素
虽然《丽姬娅之墓》是一部美国电影，但是影片有意加入了不少英国元素。导演罗杰・科尔曼之前拍摄的几部爱伦・坡系列电影，无论是《厄舍古厦的倒塌》《红死病》还是《陷坑与钟摆》，都是完全在影棚中完成的。但是，在拍摄《丽姬娅之墓》时，他摒弃了自己定下的原则，将电影拍摄安排在英国乡下，在影片中展现了诸多阳光下的英格兰田间美景。此外，片中还展示了英国传统乡村户外运动猎狐游戏，添加了瓦登向罗维娜讲述巨石阵故事等这些原著中并不存在的情节。
波德莱尔在评价爱伦・坡时说过：“坡倘若愿意使他的天才正规化，以一种更适合美国土地的方式运用他的创造才能，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赚钱的作者的。”爱伦・坡的创作精神与当时美国的文学界并非完全契合，在他看来，在没有血缘贵族传承的美洲大陆上，美是无法得到维持的。因此，将描写“最富有诗意的题材”美女之死的《丽姬娅》故事安排在有悠久贵族传统的英国语境下再现，也是对爱伦・坡创作精神的尊重。
（四）故事情节逻辑化
原著结尾在“我”认出丽姬娅复活时戛然而止，没有继续解说丽姬娅是否真的复活或者丽姬娅如何复活的问题。爱伦・坡曾经说过：“心灵受到了震动，那心智也就不在乎接受扭曲的信息了。”在爱伦・坡看来，艺术作品最重要的价值在于唤起读者某种强烈的情感，一旦这种表达效果得以实现，作品中任何诡异或者扭曲的美也都是可以被读者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丽姬娅复活的情节是否具有逻辑上的合理性是不需讨论的问题。
但是在电影里，故事在铺陈大量线索并将恐怖气氛推向后，突然解释说瓦登的精神疾病、丽姬娅的死而复生以及各种神秘现象都是丽姬娅在临死前向瓦登施催眠术造成的后果，使之前的一切不合理都可以在逻辑层面找到解释的依据。为了通过科学式的精密推演达到感染读者的效果，爱伦・坡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主张“将滑稽夸张为怪诞，害怕渲染成恐惧，诙谐拓展为粗俗，奇特想象为怪异和神秘”。而《丽姬娅之墓》为追求叙事的完整性和合理性给原著的情节强行增加逻辑性的行为，与爱伦・坡一贯强调的“效果说”观念是完全相悖的。
（五）改写丽姬娅的形象
前文阐述到过《丽姬娅》的主题是死亡与美，以及强大的生命意志。在小说中，丽姬娅可以战胜死亡的强大生命意志全部来源于她的美。例如，丽姬娅的五官中最美的是眼睛，后来“我”之所以认出死而复生的人是丽姬娅而不是罗维娜就是因为那具身体有丽姬娅的眼睛。而电影里，丽姬娅的对生命意志执著的全部原因是因为无论生死，她都要是瓦登唯一的妻子的执念。因此，原著中美丽、高贵、神秘的丽姬娅在电影中变成了邪恶、残忍、偏执的妒妇。虽然片尾通过化用《过早埋葬》的句子说明影片的核心主题是爱情与生命意志的结合可以突破生死的界限。但是从电影自身的情节来看，丽姬娅的复生只是催眠术制造的假象，而她过分执著的爱情则为爱人带来结局的毁灭。因此，电影的情节与主题之间产生了背离，笔者以为电影对丽姬娅形象的改写并不成功。
三、在艺术与通俗之间
与其他经典作家相比，爱伦・坡对通俗文化中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其影响力甚至超出文学范畴上升为文化现象。爱伦・坡的作品能同时在文学领域和通俗文化领域获得重视的原因，就在于较好地平衡了艺术标准与读者喜好之间的关系。以爱伦・坡创作的短篇小说时遵循的一些理论为例：由于现代读者的注意力比较容易分散，因此“如果作品太长，不能一口气读完，这种统一性就无法获得全面维持”；每次动笔之前，都要先选定一种“易打动读者心扉”的效果，接下来“要精心设计某种独特的、不同寻常的效果，然后再构思情节事件，把这些情节巧妙地组合起来，使它们能够最好地实现他预先设定的效果”；类似谋杀、悬疑、恐怖、侦探这样的话题既容易创造打动心灵的效果，又容易成为畅销的题材，因此爱伦・坡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创作都集中在这些领域。在爱伦・坡所处的时代，美国的杂志对稿件要求很高，短篇小说要“强调故事的生动，关心读者的接受度，但更加关注小说的形式”。爱伦・坡提倡并在写作过程中自觉实践的“效果说”，就是既做到了追求文学作品艺术标准的同时也考虑到读者喜好的理论，而这也是爱伦・坡的创作既能得到文学评论界的肯定，又能够得到普通读者追捧的关键所在。
相似的是，《丽姬娅之墓》的导演，被称为“B级片教皇”的罗杰・科尔曼也长期面临如何处理个人艺术风格和市场需求之间关系的问题。作为独立制片人的科尔曼，为使拍摄电影的成本和基本利润得到保障，往往将拍摄的题材集中在恐怖片、灾难片、公路片和推理片等能将年轻观众拉回电影院的片种上。虽然这些影片的制作成本低、拍摄周期短，甚至影片的演员、场景和风格雷同，但他的爱伦・坡系列影片“因为其富有想象力的照明和色彩赢得了评论的赞赏”。此外，科尔曼拍摄的这批影片实践了新的独立制片方式，也使恐怖片具有了作者影片的风格。
由此看来，既然爱伦・坡与罗杰・科尔曼都是身处艺术和通俗这两个时常相悖的标准之间的艺术家，电影《丽姬娅之墓》也注定成为体现艺术与通俗之间的平衡度的作品。为了实现艺术诉求，影片避免了同时期其他单纯依靠血腥和暴力制造恐怖效果的恐怖片的单调，采用不同的镜头表达、声画结合和意象选取来营造心理恐怖的效果，尝试用影像探讨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问题；而为了满足观众喜好，影片选择以爱情故事为主要叙事线索，以推理片的模式展开叙事，以原著情节的强行逻辑化保证故事的完整性。
如果以《丽姬娅之墓》作为对照，反观小说《丽姬娅》，人们就能发现原著在艺术效果的营造方面创造了许多其他艺术媒介无法完全复制的高妙之处，例如，作品中刻画的丽姬娅外貌以及“我”在教堂内布置得极其奢华的房间在电影中都只能部分再现；通过第一人称“我”的独白和呓语制造出的类似意识流的效果和不安的氛围是镜头语言难以表现的；而戛然而止的结局带给读者的震撼与回味无穷也是电影没有完全做到的。
短篇侦探故事范文第4篇
人们总是将“文学”这个词定义得过于官方和严肃，好像只有像巴尔扎克、福楼拜那些大文豪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或是传记才被列入真正的“文学”领域，而“文学”也不言自明，只包含那些在杰出的文人眼中具有长久价值的作品。但事实上，文学在发展，并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我们称其为“平民文学”。“通俗小说”这个词汇也在很久一段时间内有着最广泛的引申，然而它却是模糊的，我们不能用一个模棱两可的词――“通俗”去定义这样一个文化产物。
“类文学”，在法语中写作“paralittérature”，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个词，“para-”：前缀，意为“类―；副―”，“littérature”则是“文学”之意。所以“类文学”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多种“正统文学”边缘的文学作品。今天，在形成“类文学（paralittérature）”这个词的同时，人们还试图按照意识形态的和社会学的固有原因，根据文字的抒情配乐特点或叙事风格，将所有“类文学”的语言表达形式加以聚合。“类文学”的边缘性其实与连载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流行歌曲及科幻小说等的本质是一致的，但在我们看来，这却并不只是一种边缘特征，也并非是一种文学性的缺乏。“类文学”存在于文学范围之外，就像一种禁止的、忌讳的，甚至也许堕落的作品形式，但同时具有丰富的主题和观念，而这些正是在“高级文学”中被压抑的。
“真正的文学”一直在定义上被看作是没有负面、没有边缘、没有杂质的，而近期出现的“类文学”无疑重组了文学这个领域的和谐布局。事实上，“类文学”并不应该被认为是一种“文学”的堕落形式，我更愿意提出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二者不能脱离对方而独自生存。“文学”和“类文学”已经在异域和历史的影响下成为一对不可分割的伴侣。
如今，“类文学”已被带入到混杂的媒体网络，我们不能忽视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侦探小说的读者同时也可能是犯罪图片小说及同主题的电视连续剧的消费者。
二十年来，这个我们一直在试图将其划定界限的文字领域仅仅成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轶闻或趣事的还原剂。然而在这个时代，我们却惊讶地发现如此多的人都成为了同一种物品的消费者，那就是连环画。根据表达方式的同质性准则来判断的话，是否应该将“连环画”从我们对“类文学”的研究中排除呢？很显然是不能的，尽管这种文化产物有着以叙事为目的的句法结构，以及一个带有符号学痕迹的形式。
连环画是一种将文字和图画结合在一起的类文学产物，并且获得了大众普遍的接受。理论学家将它定义为：将绘画的或其它的图像及文字自主的并置，并将其组成片段，以用来转化信息及（或）引起读者的美学反应。对于一些人来说，连环画混合了图像和文本，而文本又多多少少以不自然的方式出现，就像歌曲中用来突出主题的声部或是挂在桅杆上的燕尾旗。许多连环画，比如非常经典的《小国王》，都反对这种“一部连环画应当理所当然充斥着文字”的理念。还有一些人认为连环画不止是一种表达方法，而应成为一种“属性”。无论是业余的连环画作者还是对连环画的贬低者，对这种观点都达成了共识。还应当注意到，那些认为连环画应成为一种文学属性的人还认为连环画是属于儿童和青少年的。
最初，连环画只是在美国的报纸上以滑稽漫画的形式流行，而在欧洲却越来越局限于滑稽的内容和面向儿童的消费。在20世纪60年代，连环画开始力图脱离这个局限，并在70年代接连出现了一系列发展探索的试验。然而在这个十年的末期，插图式图解小说和漫画小说获得了巨大成功。如果说多种经典的图文式文学占据了早期的市场，那么“连环画”这个形式则在1980年在所有的插图叙事式文学领域中，在人们的质疑中开辟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它在人们眼中已越来越被认可为一种正统的文学形式，尽管一些作家的尖刻批评曾造成这种文学形式的发展的缓慢。
在连环画的巨大成功中，我们最耳熟能详的当属《丁丁历险记》了。
丁丁的职业是一名记者，但他更像一个侦探。他勇敢、善良，不惧怕任何人和任何势力，虽看上去瘦弱，却表现出了惊人的力量，总能战胜比他强大的敌人。他没有任何权势，却可以轻松地应对各种看上去并不可能的事。在非洲、美洲，在印度，在中国、上海，都留下了丁丁的脚印。他甚至还成为了在月球上探险的第一人。戴高乐曾说：“生活的坎坷能和我相比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人,就是丁丁。”
半个多世纪以来，《丁丁历险记》被译成48种文字，迄今已销售出1.44亿册，读者遍及各大洲。丁丁影响了好几代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少年儿童，他们通过这本画册，和丁丁一起遨游世界，增长见闻，甚至有的人正是以丁丁为榜样，开始了自己的记者生涯。据有关资料显示，在西欧，有95%的儿童熟悉丁丁的故事；有60%的青年和80%的父母表示喜欢丁丁这样的朋友。其影响之深，意义之大，确实可以同一个法国总统相匹敌而毫不逊色。
丁丁之所以受到世界人民的热爱，还在于他是和平、友谊和正义的象征。游历中的丁丁与所到之处存在的不合理现象作斗争；抨击金钱至上的军火商和贩子；他讲友谊、重情义，扶弱斗强，智勇双全。针对某些大国的扩军奋战，丁丁从1975年起改穿劳动布裤，佩戴和平徽章，骑着摩托宣传反战。此外，他于1950年成为了登上月球的第一人。这都充分表达了世界人民争取和平进步的心愿和希望。
随着岁月的流逝，丁丁始终保持着生机勃勃和勇敢精神，人们对他的偶像崇拜一直持续。1987年《丁丁历险记》的作者――埃尔热基金会成立，接着在比利时索瓦涅成立了埃尔热之友协会，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丁丁研究者、爱好者、崇拜者们参加了该协会。
在《丁丁历险记》中，丁丁这个人物所具备的优秀品质，以及故事本身所具备的趣味性和教育性就解释了为什么这部连环画受到了全世界任何年龄段任何职业的人们的喜爱。它的成功也为其它的类文学作品作出了榜样，如何在文学作品数不胜数的市场中找到自己的一席之地？丰富的内容，鲜明的人物形象，打动人心的故事，直达读者内心的思想……作者们还需要继续努力和探索。
参考文献：
短篇侦探故事范文第5篇
本来，这书之前有一个极好的侦探推理小说名字(《被时光掩埋的秘密》)，合蓄隽永又十分，虽然8个字个个简单，却足够勾起读者的兴趣。结果，它却被女性作者写成了一本只比席绢这种级别略高一点的言情小说，真让人扼腕。如果作者稍微清醒一点，重点写写金融圈商战，再通过商战带出儿女情怀，或许还有望达到梁凤仪的高度，如今却是这样开门见山毫无悬念地传情，上来就是一场极不写实的暗恋——女主角从出场起，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暗恋了一位学长(也就是男主)10年，甚至为此辞去大好前途的工作，跑到男主所在的公司做一名初级小职员。面对这样的情节，我只能长叹一声：“唉……”
然后，当看到在一场男一和男二的篮球大战后，有路人这样评价立即退场的男二：“大概在冲澡吧!Elliott有轻微洁癖，容不得汗臭味……”我内心升起一种作为过来人的愤怒和悲凉，很想大吼：“男人不是言情小说里那个样子!”这个世界上，大概80％的女人都在青春期憧憬过自己未来会遇见一个这样的男人：高大、帅气，会用宠溺的眼神望着自己，同时，极爱干净，打完网球要立刻冲澡换衣服。写到这里我不禁打了个寒战，鸡皮疙瘩掉满～t～。这么看来，真不知道是不切实际的读者孕育了不切实际的作者，还是不切实际的作者给了读者不切实际的幻想。
闲来无事写写你情我爱都市言情不是问题，看看两个高帅富争抢一名普通平凡女白领也权当是娱乐，坏就坏在当你年龄渐渐长，历事渐多，再看到有人想不断把世界和现实的范围圈在一个真实性不比彩票中奖比例高多少的尺度，就很有种胸闷之感。
要说可取之处，本书也不是完全没有：暗恋套暗恋的结构，四角恋五角恋还绞进姐妹情仇父母恩怨，听起来很是热闹，可这些热闹全被安排在书最后五分之一处出现，前面既无更足的铺垫，也没什么有力的情节渲染神秘感，只有小女生为爱追上司的各种低级手段——尽管女主的身份是在金融圈已打滚5年并且整天被父母逼着相亲的剩女——也许这样的矛盾正是导致作者一直不透露女主究竟多大年纪的真正原因?
如果你硬想从书中有所得益的话，那便只能学习女主角为了目标可以坚定不移绝不动摇的坚韧吧。不管那目标是经不起现实推敲的爱情，还是市侩到恶俗的关黄腾达的梦想，都不影响你为之努力的那个美丽过程和动人身影——女人就容易被这感动，大家都懂的。
最后说一句，桐华写书，似乎很喜欢用番外，为的是从书里其他人物的角度描写同一个故事，弥补第一人称叙述的不足。但这一次的两篇番外，除了带出一个读者早已猜到的暗恋来完整结构外，其他纯属画蛇添足，大大降低了小说原本结尾的悲凉深度。不能不承认，果然这是纯女性写给纯女性看的小说，若不加一个完美得令人发指的结局，恐怕会被读者唾骂。
《只愿你曾被这世界温柔相待》
作者：水木丁
类型：散文／随笔出版：广西师大出版社
定价：29.80元
这是一本温柔的书，又同样是一本充满力量的书。书中收录了水木丁近年来所写的随笔50余篇，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这本书，记录的是生活的绝望和生命的愿望，记录了那些对我影响深刻的电影是如何让我在生活的黑暗之中看到了生命的美丽。”作者站在每个电影角色背后，说他们想说的，以及她自己想说给读者的话，其实讨论的是关于情感、人性、生死等具有普世性的话题。在这些阐发中，又很自然地结合了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情感回忆。
《白日做梦有理》
作者：(美)詹姆斯·瑟伯
类型：随笔／小说出版：重庆大学出版社
定价：32.00元
作者是美国著名幽默作家、寓言作家、插画家，从1926年开始为《纽约客》杂志撰稿，所以这本书展现的是《纽约客》最老辣的文字。书中文章选自瑟伯的几本随笔、小说集，文章内容涉及瑟伯对早期家庭生活的回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见闻和他对一些社会现象的看法，还包括他那几篇著名的短篇小说。这些文章大都在《纽约客》发表，并大受欢迎。其中有不少文章围绕两性关系和男女交往展开，读来乐趣十足。他笔下的男人多陷于困顿而无力应对，女人却凡事具有绝对的掌控权。
《猎人们》
作者：朱天心
类型：散文出版：新星出版社
定价：29.00元
《猎人们》是朱天心的经典文集，描述了她及家人与猫族共处的生活。作者笔下的猫不是专业卖萌的宠物，而是独立自在的“猎人”，令人对不同生命种族共处于地球这件事，有了全新的看法。这本书自2005年初版以来，作者又结识了更多街猫朋友，而当年的“猎人们”近况如何，经历着怎样的“猫生”?此次重版，特别收录新作《公猫们》，并附赠“猎人们”全家福小照，为了纪念，也为了续写——我们和流浪动物和睦相处的故事。
《爱的算法》
作者：(美)刘宇昆
类型：小说出版：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定价：18.00元
玫瑰的芬芳，苹果的酸甜，人类只有拥有肉体才感受得到。如果有一天，人类集体抛弃肉体，思维进化为虚拟环境中的数据流，那将是怎样的世界?在本书开篇的“未来三部曲”中，美国华裔科幻作家刘宇昆为我们讲述了3个从现在的世界过渡到未来虚拟世界的故事，这几个故事从普通家庭生活入手，渐渐显出世界的全貌，以小见大，引人思考。刘宇昆的作品既有硬朗的技术细节，又不乏多元的文化思考，代表着当下世界短篇科幻创作的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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