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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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观调控范文第1篇
“调控”仍在继续
目前正在进行的这次宏观调控已经是改革开放以后的第五次宏观调控，从去年下半年起，到现在也将近1年时间了。目前看起来，本轮宏观调控仍未结束，可能仍会持续一段时间。究竟会持续到几时，专家也没有一个统一的意见，只说要看调控效果和视具体情况而定。
本轮宏观调控与前四次宏观调控相比，表现出了一些新的特点。首先两者针对的形势不同。前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当时经济增长中已经出现的超过11％的“大起”。其次，前四次宏观调控针对的都是经济的全面过热或总量过热。第三，前四次宏观调控都要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
本轮宏观调控，即第五次宏观调控针对的不是经济增长中的大起（2003年经济增长率为9.1%），而是为了防止出现“大起”局面，从而防止由“大起”导致“大落”。本轮宏观调控是一种主动的、局部的调控，调控的重点是3大重点行业，后来扩大到9大重点行业，目的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这是与前四次宏观调控完全不同的。
手段更加灵活与务实
本轮宏观调控在方式和手段上也与前四次有所不同。在方式上，本轮宏观调控采取了渐进的方式，由冷静观察、温和预警到逐步加大力度，注意准确地把握调控的时机、节奏和力度，对看准了的问题采取果断有力的措施。在手段上，本轮宏观调控综合采用了三种手段，即市场经济手段、体制调整手段和行政管理手段。市场经济手段，如央行的准备金手段、公开市场操作等，从减少资金供应上进行调控。体制手段，如调整土地管理体制，国务院决定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土地的体制，设立银监会，加强对商业银行的监督管理等。行政手段，如随着人民银行调整分支行的信贷管理职能，各商业银行也相应调整了信贷业务的经营管理规则，加强了信贷风险管理；国务院还通过对重大违规项目的处理，组织固定资产项目和银行信贷的大检查，加强本轮宏观调控的效果。本轮调控中，人们更多看到的是有关部门将三种调控手段组合起来运用，如市场经济手段与行政管理手段结合运用，体制规范与法规执行结合运用，政策目标引导与解剖典型项目结合运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提高了宏观调控的效率，增强了宏观调控的弹性，软化了宏观调控的刚性，使宏观经济调控形成对失衡经济结构的制度性规范，支持和保障了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与前四次宏观调控不同，本轮宏观调控还表现出了“有保有压、有紧有松，有动有静”的特点。对于地区、行业、项目的经济实体，有保有压，有限制有鼓励，行业调控突出重点，受重点调控的行业，谨慎地、逐步地由最初的三个，扩大为包括钢铁、有色金属、机械、建材、石化、轻工、纺织、医药、印刷等九大行业。在政策上不是全面紧缩，而是有紧有松，有动有不动，央行的准备金政策趋紧、信贷政策规范，但外贸外汇政策宽松；土地管理政策调整，利率政策和汇率政策却迄今未动，在调控的同时，努力为经济增长创造宽松环境。
结果可能有三种
从目前情况看，本轮宏观调控虽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仍旧面临着三大挑战，一是如何继续以稳妥措施，巩固宏观经济调控成果，使特定时期的宏观经济调控平滑转入正常时期的宏观经济调节。二是如何促进消费合理增长，缓解主要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压力，避免非理性的投资反弹。三是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本轮针对经济局部过热的宏观调控暴露了我国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体制瓶颈和资源瓶颈问题，要通过制定科学的发展规划，推进结构调整、体制改革和增长方式转变，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本轮宏观调控可能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是实现大家所希望的软着陆。要想实现比较成功的软着陆，有两个问题需要注意，一是时间问题，软着陆需要有一段时间，时间上可能会长一点，二是继续深化改革，要想比较好的实现软着陆，需要坚持改革。
第二是硬着陆。硬着陆的五个因素，1、增速跌落的太快；2、不良贷款上升；3、就业情况得不到改善；4、企业间债务链加重；5、企业的资金困难。从目前情况看，这五个方面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存在，所以出现硬着陆并非无可能。
第三是出现反弹。现有的体制造成地方各级政府大搞投资的热情，为反弹准备了体制条件。在资金方面，今年上半年，已经完成了全年的财政征收任务，目前财政的收大于支大概有上千亿元；因为抽紧银根，银行上半年存贷差扩大了5万亿元，银行里有大量的钱，同时也有花钱的冲动；再有就是大量的民间资本，为反弹准备了良好的资金条件。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继续实施宏观调控方面，目前政界、学界意见几乎惊人一致。一些企业界人士希望本轮宏观调控很快就会过去，希望到时候再大干一场，这种希望可能会落空，如果有基于这种希望的投资计划，需要尽快调整。
七个问题要注意
针对当前宏观调控的形势，国家发改委投资研究所战略室副主任王元京指出，要使宏观调控措施进一步落实，真正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当前在投资领域特别要注意七个问题：
一、控制投资增长要避免一刀切。既要防止因投资膨胀引发通货膨胀，也要防止因产业链条断裂引发通货紧缩。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在钢材、水泥、电解铝等中游产业层面已经形成了庞大的生产能力，要充分释放已形成的庞大的产业产能，就必须加大旅游、房地产、消费品等下游产业的发展。如果调控力度掌握不好，导致产业链断裂，会使产能无法释放，需求不足则可能导致通货紧缩。另外，还要防止因信用链条断裂引发金融风险。目前一些行业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比率不高，银行信贷的支持力度较大，形成了一批高负债项目，对银行资产的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但是在处理在建项目的债务关系时，也要区别对待，掌握好调控力度，防止信用链条断裂引发新的金融风险。
二、要防止过热行业卷土重来。经过调控，目前投资总量与部分行业投资过热的势头已得到有效遏制，下一阶段应继续贯彻已经出台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根据形势的需要进行一些调整与补充，防止部分行业投资过热卷土重来，同时适当加大对农业、水利、能源、交通、环保、教育、卫生等薄弱行业的投入，加快旅游、金融、居民服务等新型服务业的发展，以迎接新的经济周期的到来。
三、要发挥经济杠杆调节作用。在当前的宏观调控中，由于土地政策、财税政策、金融政策、水资源政策、环保政策尚未充分发挥应有的作用，地价、水价、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功能仍不够灵敏，这使得控制投资过热等重任过多地落在了产业政策上面，有关部门不得不使用某些行政手段来刹车，难免带来一定的副作用。因此，未来应当更多的发挥地价、水价、税率、利率等经济杠杆的调节作用，分担产业政策的调控压力，替代行政手段的调控作用，用经济办法调控投资流向，在财政上，可考虑重新启用投资方向调节税。
四、要创新产业政策调控机制。根据当前经济发展与宏观调控形势的需要，宏观管理部门适时提出了新的产业政策目录，规定了限制与禁止产业（包括产品）发展的清单，并且制定了相配套的信贷政策，取得了明显的产业调控的成效。但是，作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产业政策本身也有着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即产业政策的调节往往静态的、孤立的支持与限制某些产业的发展，却无法适应这些产业周期变化与相互关联的需要，从而难以避免供求偏差的发生。所以，要创新产业政策调控机制，尽量避免一人生病，大家吃药，要制订政策，鼓励发展产业集群。
五、要严格规范政府投资行为，从制度上限制各级行政机关越权配置投资资源。比较有效的办法是强化行政问责制。重庆市最近通过了《重庆市政府部门行政首长问责暂行办法》，这是政府部门首次在制度上直接约束政府投资行为的有益尝试，应当充分肯定与大力推广。除此以外，还应当增强各级人大对政府投资项目以及债务融资的有效监督与制约，提高社会公众对城市规划、建设的民主参与程度。
宏观调控范文第2篇
本文认为，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不理想主要不是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市场基础与制度条件方面的问题。文章从宏观调控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通过比较内生安排与外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的不同绩效，给出了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通过对政策边界的明晰界定，从理论上揭示了短期的总量稳定与长期的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问题。
关键词宏观调控政府安排制度基础政策效应政策边界
与20年来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伴随，中国的宏观调控也先后经历了总需求大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抑制需求型和总需求小于总供给背景下的扩大需求型两个阶段。如果说1997年以前，面对总需求大于总供给的情形还能通过强制的行政手段、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压制总需求来实现宏观经济总量均衡的话，那么，1997年以后，面对在市场机制作用不断扩大基础上形成的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宏观总量非均衡情形，尽管政府实施了更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系列积极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但三年来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与预期结果仍相距甚远。对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实证分析和政策的规范研究业已引发出大量的研究成果。然而，目前学术界大多数关于宏观调控的研究往往因暗含宏观调控政策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的假定前提以及由此演绎的逻辑推论而陷入了宏观调控认识的误区。本文基于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制度安排的观点，依据现代宏观经济学理论，在对市场经济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制度基础与边界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试图构建一个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理论框架。
一、作为一种制度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内生与外生的绩效
当新制度经济学家们摒弃制度是外生或中性的新古典假设从而将经济运行分析由“无摩擦”的新古典框架转向“新制度”的框架下进行时，市场被描绘成一种为降低交易成本而选择的制度安排(Coase，1937，1960；North，1981，1990)。在将制度分析引入新古典的生产和交换理论并更深入地分析现实世界的制度问题中，新制度经济学家同样给出了各种非市场形式的制度安排理由，这就是，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客观存在使对市场的使用存在成本，因而，为把有限理性的约束作用降到最小，同时保护交易免于机会主义风险的影响，经济主体必然会寻求诸如政府安排的制度(Williamson，1975)。任何特定制度的安排与创新无非是特定条件下人们选择的结果，而有效的制度安排无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必要条件。正是通过对产权、交易成本、路径依赖等问题的强调，使新制度经济学得以将经济增长问题纳入制度变迁的框架中作出深刻的解释。由于制度安排的范围相当宽泛，这里，笔者并不打算涉及所有正规和非正规的制度问题，而只是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某些术语(这些术语可能并不一定具有相同的内涵)，在阐述宏观调控政策也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基础上，就它相对市场基础而言是内生还是外生的角度来解释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问题。
市场经济中，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的是市场机制，市场经济运行的基本理论已由标准的一般均衡分析框架给定。尽管市场实现帕累托效率的前提条件过于苛刻而被认为在现实市场中不可能具备，但市场经济的发展史表明，对市场制度作用的认识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出于完善市场配置功能的需要，现代市场经济国家在市场基础上日益衍生出了其他一些非市场形式的政府制度安排。其中最主要的有：(1)针对市场失灵而由政府进行的微观规制(管制)；(2)针对市场经济总量非均衡而由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进行的宏观调控。作为典型的政府安排，宏观调控是政府在宏观经济领域的经济职能，是现代市场经济中国家干预经济的特定方式，它的内在必然性实际上可由市场经济运行的本质是均衡约束下的非均衡过程推论出来(吴超林，2001)；而它的作用机理已在标准的凯恩斯主义模型中得到了经典的揭示，并被战后西方国家长期的实践所验证。
众所周知，宏观总量是由微观个量组成，宏观经济不可能离开微观基础而存在，宏观调控也必然要依赖于现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我们可以简单地从宏观调控是否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出发，将宏观调控区分为内生的制度安排和外生的制度安排两类。市场经济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意指宏观经济政策具有与市场制度逻辑一致的传导条件和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市场化主体。相对而言，如果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在没有或不完善的市场基础和传导条件下进行的，那么宏观调控显然就是一种外生于市场制度的安排。一般地，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生安排的效应显著，而外生安排的效应则会受到极大的限制。有基于此，我们可以给出一个分析中国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为何不理想的理论框架。
中国1993—1996年的主导政策被普遍认为是经济转型时期的一次比较接近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宏观调控，并成功地使1992年以来总需求严重大于总供给的宏观非均衡经济实现了“软着陆”。但宏观经济只经历了短暂的均衡之后，旋又在外部冲击和内部制约的条件下，陷入了持续至今且严峻的另一种类型的宏观总量非均衡即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状态。面对严峻的宏观经济形势，出于“速度经济”的要求及基于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中国首先选择的是以货币政策为主的宏观调控政策安排，目的在于阻止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势头。然而，到1998年7月为止，尽管包括下调利率、取消贷款限额、调整法定准备金率、恢复中央银行债券回购业务等市场经济通用的主要货币政策工具几乎悉数释出，经济减速和物价下跌的势头却并未得到有效的遏制。鉴于直观的宏观经济现实，当时人们普遍的共识是货币政策失效。关于失效的原因，大多数的分析是借助IS-LM模型进行的，其中主要的观点是“投资陷阱”论、“流动性陷阱”论、“消费陷阱”论等。应该说，这些观点基本上是在给定货币政策的制度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前提下，主要从货币政策本身的作用机理方面实证分析了制约货币政策效应发挥的各种因素，这些政策层面的分析无疑是必要而且也是有针对性的。可是，如果给定的前提在现实中并不存在或不完全具备，那么，这种仅在政策层面的分析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提出有效的对策。
事实上，中国仍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进程中，市场制度基础的建设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还不完善。中国以增量促存量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形成了微观基础的二元格局：一方面，改革后形成的增量部分——非国有企业——基本上是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建立起来的，它们具有产权明晰的特征，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的反应，其行为由市场机制调节，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另一方面，改革后仍然保存的存量部分——国有企业——虽然历经不断深入的改革也日益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但其积重已久的深层问题并非短期内能得到彻底解决，无论在产权结构还是在治理结构中，国有企业都存在着明显的政企难分的特征，因而其行为具有对市场与政府的双重依赖性，是不完全市场经济意义上的微观主体。目前国内经济学界对这种二元格局的另一种流行划分法是所谓的体制内的国有企业与体制外的非国有企业。其实，这是相对计划经济体制而言的，如果相对市场经济体制而言，则体制内的就应该主要是非国有企业，而体制外的是传统的国有企业。
有效的货币政策除了要有能对政策信号作出理性反应的微观基础外，还必须有政策赖于传导的条件。在市场经济中，利率是解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最重要变量，它通过多种途径传导并影响到实体经济。Munddl(1968)与Fleming(1962)分析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利率变化经由总需求和汇率波动效应传导的过程；robin(1969)通过对q值(资本资产的市值对重置成本的比值)的定义并将它作为把中央银行与金融市场连接到实体经济的重要因素，分析了资产结构调整效应的传导过程；Modidjani(1977)从居民消费需求角度分析了财富变动效应的传导过程。所有这些传导过程都是以利率市场化为前提、并以相对完善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基础的。严格地说，中国的利率基本上是由政府确定。利率机制传导的市场化前提不存在，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投资陷阱”、“消费陷阱”失去了分析的前提。假定政府确定的利率反映了市场供求，被认为是一种准市场化的利率，那么，在资本市场受到严格的管制以及金融市场被制度的性质强制分割的情况下，金融市场制度基础的局限也极大地制约着利率机制的有效传导。谢平和廖强(2000)明确地指出了利率传导机制的资产结构调整效应与财富变动效应之所以不佳，原因正在于中国的非货币金融资产与货币金融资产、金融资产与实际资产之间的联系不紧密、反馈不灵敏，金融体系与实际经济体系各行为主体和运行环节之间远未衔接成一个联动体。张晓晶(2000)则在MundellV-Fleming模型结论的基础上论证了开放条件下由固定汇率和资本有限流动引致的套利行为以及外汇占款必然制约中国试图通过降息刺激经济政策效果。结合对微观基础的更进一步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第一：非市场化的利率使中国的货币政策在总体上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经济的政府安排，实体经济难以对其作出灵敏反应；第二，假定这种利率等同于市场化利率，那么，货币政策虽然相对于市场经济体制内的微观基础是一种内生安排，但金融市场的制度分割与局限使体制内的主体无法对利率作出反应，而体制外的主体使货币政策相应地又变为外生安排，加上体制外的改革滞后于金融制度本身的改革，金，融微观主体基于金融风险的考虑必然又会限制体制外主体的反应(这就是所谓的“惜贷”)。
金融市场制度的局限使得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实际上更主要是通过信用机制来进行的。理论上，货币政策的信用传导机制主要有银行借贷和资产负债表两种典型的渠道。Bernankehe和Blinder(1988)的CC-LM模型从银行贷款供给方面揭示了前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Bernankehe和Gerfier(1995)从货币政策态势对特定借款人资产负债状况的影响方面阐明了后一种渠道的作用机理。信用机制能否有效地发挥传导作用，其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降低在信息不对称环境下存在于借贷行为过程中的逆向选择或道德风险等问题，从而使信用具有可获得性。就中国的现实而言，体制内外不同的微观主体的信用可获得性是完全不同的。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非国有企业)因金融市场的制度歧视被隔绝在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之外，货币政策相对于它们是一种外生的安排，效应当然无从谈起。市场体制外的微观主体(国有企业)的反应则可从两方面来分析，一方面是，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良好的主体，它们并非惟一地依赖银行借贷渠道融资，这就意味着信用传导机制所必需的银行贷款与债券不可完全替代的前提难以成立，即使这类主体不受市场的制度歧视，而且金融机构也愿意与它们发生借贷行为，但货币政策对它们的效力相当微弱；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效益和资信状况均不良的主体，由于它们存在严重的道德风险和过大的监督成本，金融机构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又往往不愿与其发生借贷行为，所以形成银行普遍的“惜贷”或“慎贷”现象，货币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也不明显(只是较大地减轻了它们的利息负担)。由此可见，中国货币政策效果不显著并不是(或主要不是)货币政策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背后的微观基础和制度条件问题。
中国积极财政政策的效果同样可以在制度内生与外生安排的框架下得到说明。1998年中期，当日益严峻的“通货紧缩”和“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使得货币政策一筹莫展，以及东南亚金融危机致使通过出口扩大外需受阻的情况下，为了解决总体物价水平持续下跌、经济增长率递减、失业(下岗)面不断扩大等宏观经济问题，政府秉持通过宏观调控扩大内需以启动经济的思路，确立了以财政政策为主并与货币政策相互配合的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取向。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积极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移动IS曲线的方式实现扩大总需求的目的，实际上是凯恩斯主义政策主张在中国的一种实践。对积极财政政策选择实施的时机和它的重要意义(稳定人们的预期)几乎没有人表示怀疑。尽管以增发国债为主要内容的积极财政政策被认为在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进而拉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权威部门统计测算的结果是增发国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998年和1999年分别达1．5％和2．1％)，但作为市场经济意义上的一种宏观调控政策，财政政策的主要功能并不仅仅体现在扩大支出的直接效应方面，而是在于通过政府支出的扩大去拉动民间投资的间接效应方面，否则，财政政策就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政府投资没有两样。就后一方面而言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不少人担心积极财政政策长期继续下去有可能导致计划体制复归和债务危机。
关于积极财政政策为何难以有效地拉动民间投资需求增长的原因，学术界已展开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多种解释。其中大多数的分析都将问题的症结归咎于基础设施的产业链太短以及整个产业结构不合理方面，强调正是基础设施的产业关联性差，当把财政资金集中投向本来就已存在生产能力严重过剩的基础原材料部门，并且主要又是以政府大包大揽而不是贴息、参股和项目融资等方式投入的情况下，民间投资自然不可能参与进来，最终的结果是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不大，经济启而不动。无疑，中国积极财政政策效应在现象层面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确实如此。但根本的原因却正如光教授(1999)所指出的，是政策扩张与体制收缩的矛盾。如果从财政政策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制度安排的观点出发。我们可以就它与微观基础的关系对政策效应作出进一步的解释。这就是，由于财政政策与政府关系紧密的行为主体(特别是国有主体部门)具有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这种较强的内在一致逻辑恰恰又是人们所担心的计划体制复归的重要表现)，积极的财政政策对这类主体的投资引诱效果相对明显；由于财政政策相对市场体制内的微观主体是一种典型的外生制度安排，积极财政政策的各种乘数效应受到体制的摩擦，因而对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需求的拉动效应不明显，亦即IS曲线移而不动。
上述给出的仅仅是制度基础的分析框架，它并不是宏观调控分析的全部内容。如果到此为止，则很容易使人误解为：只要宏观调控政策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就可以实现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其实，即使是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并不必然意味着它能够解决所有的问题(凯恩斯主义政策70年代在“滞胀”面前的失灵就是明证)。因为，如果宏观调控作用的仅仅是宏观经济总量，就不能要求它去解决结构问题；如果宏观调控政策的本义只是一项短期的稳定政策，又岂能冀望它来实现长期的经济增长?这实际上也就涉及宏观调控政策是否存在一个有效的边界问题，内生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也只有在有效的边界范围内才能得以释放出来。
二、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短期还是长期?
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长期与短期之争，实质上也就是关于政府经济职能边界的理念之争。在西方，现代宏观经济学各流派之间对此也展开过激烈的论争，从凯恩斯主义到货币主义再到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和新凯恩斯主义，其政策理论的核心实际上也可归结为宏观调控政策的期限边界问题。比较分析各流派不同的政策理论主张，应该会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一)短期边界论：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及新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
在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背景下，凯恩斯从不变的价格水平可以存在不同的总产出水平及相应的就业水平的现实出发，以现实存在的货币工资刚性、价格刚性、流动性陷阱和利率在长期缺乏弹性等作为分析前提，把经济分析的重点放在宏观总体的真实变量上，指出宏观经济总量的非均衡主要是总需求波动(有效需求不足)的结果，市场力量并不能迅速有效地恢复充分就业均衡。根据总需求决定原理，凯恩斯进一步推论出，只有通过政府制定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引导消费倾向和统揽投资引诱，并使两者互相配合适应，才能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从而使经济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保持稳定。
在凯恩斯看来，针对有效需求不足的总需求管理政策是相机抉择的短期政策，因为“在长期我们都死了”。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短期边界论，我们可用标准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加以说明。在图1中，假设总需求曲线AD0与总供给曲线AS相交的A点表示经济最初处于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Yn)，当经济受到现实总需求的冲击，即AD0左移至AD1之后，由于现实中存在着货币工资刚性和价格刚性，必然导致厂商削减产量和就业量(从Yn减到Y1)，这时，经济将在小于充分就业水平的B点实现均衡，而不可能任由价格的自由下降调整到C点的充分就业均衡水平。正是投资者不确定预期及由此形成的有效需求不足，使得AS在A点以下演变为一条具有正斜率的总供给曲线，它意味着完全依靠市场力量很难迅速有效地将Y1恢复到Yn。因此，要使经济在较短的时间内从B点回复到A点，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政府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AD1，移动到AD0。在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解决后，AS曲线恢复到古典的垂直状态，市场价格机制继续发挥作用，此时如果继续实施积极的政策会加剧价格水平的上涨(通货膨胀)。从凯恩斯主义的AS一AD模型中不难看出，总需求管理政策的边界只限于AS曲线具有正斜率的部分，亦即存在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状态。
在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正当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在“滞胀”面前日益失灵的情况下，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提出持久收入假说和自然率假说来解释“滞胀”现象，并对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发难。货币主义者认为，长期菲力普斯曲线是一条起自自然失业率的垂直线，不存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交替关系。虽然短期内通过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可以影响产量和就业量，但就长期而言，财政政策的“挤出效应”使得财政扩张的量不过是对私人部门支出的量的替代，税收的变化也因不能影响持久收入而仅有非常微弱的乘数效应。货币政策也同样只会在短期内当人们按错误的价格预期决策时对产量和就业量产生影响，而在长期一旦错误的价格预期得到纠正，即“货币幻觉”消失之后，实际工资、产量和就业量都将复归到各自的自然率水平。因而任何通过政府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试图保持较高的和稳定的产量和就业量水平的努力，最终只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加速上升和经济的更不稳定。与重视财政政策作用的凯恩斯主义者不同，货币主义者从稳定的货币需求函数出发，坚持经济在遭遇需求冲击后仍会相当迅速地恢复到自然率的产量和就业水平附近，强调即使是短期的需求管理政策也不会使事情变得更好，因为政策制定者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而操纵经济导致的政府失灵可能比市场失灵更糟。因此，为了稳定经济，应该用旨在稳定价格预期的货币规则取代相机抉择的需求管理政策。
新凯恩斯主义从最大化行为和理性预期的基础上去探寻关于工资和价格粘性的原因，进而建立了包含确定价格和接受需求的厂商、新古典生产函数、市场不完全性、信息不对称等方面具有坚实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模型(Mankiw&Romer，1991)。由此导出的政策含义强调，由于经济自动均衡将以长期的萧条为代价，因此，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可以使经济在短期内稳定在产量和就业的自然率水平附近。新凯恩斯主义关于短期政策的观点分别以工资粘性模型(图2)和价格粘性模型(图3)来说明。在图2中，LAS是一条与古典一致的垂直总供给曲线，SAS则是由一定的预期价格水平(pe=p0=W0或pe=p1=W1)给出的短期总供给曲线。假定经济初始在产量和就业自然率水平(Yn)的A点上运行，当发生意外的总需求冲击后(总需求曲线从AD0移到AD1)，即使价格可自由伸缩，但由于工资已由谈判合同固定，经济必然从A点移动向小于充分就业均衡(Y1)的B点。正是因为工资合同需要交错调整不可能使劳动市场在C点出清，新凯恩斯主义者强调政府对意外冲击的反应远比私人部门协商调整工资迅速。因此，在短期内，通过政府的总需求管理政策能够将经济稳定在自然率水平附近。图3表明的是，总需求的冲击之所以使经济从A点移向B点，主要是因为存在价格粘性(比如菜单成本)。如果商品市场不可能在C点迅速出清，那么总需求管理政策在短期就应该有所作为。
(二)零边界论：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政策主张
建立在理性预期、自然率假设和市场连续出清基础上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包括以卢卡斯为代表的货币经济周期学派和以巴罗、基德兰德、普雷斯科特等为代表的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前者从需求冲击、信息不完全及闲暇(劳动)的跨期替代效应方面建立起解释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和传导机制的货币经济周期模型，认为在短期内，虽然不完全信息下发生的意料之外的货币冲击会导致经济总量的波动，但在长期中，由于人们能够根据不断获得的信息去修复错误的预期，经济将自行恢复到自然率的增长路径。基于预期到的货币冲击对经济没有实际的影响，因而旨在稳定经济的货币政策在任何时候都无效。这种货币政策零边界的推论可由图4说明。
在图4中，垂直的LAS曲线表明具有理性预期的经济主体行为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每一条倾斜的SAS曲线则由相应的预期价格水平给出。假设现期发生了出乎意料的总需求增加(货币冲击使AD0移到AD1)，则货币工资和价格水平必然会因商品和劳动市场存在超额需求而上升。此时，如果具有不完全信息的厂商(工人)误将一般物价水平(货币工资)的上升当做相对价格(实际工资)的上升并相应地增加产品(劳动)供给，那么经济将暂时“意外”地沿SAS0曲线从A点移动至B点。然而，一旦经济主体理性地认识到实际工资和相对价格并未发生变化并完全调整预期，则SAS0会迅速移到SAS1，产量和就业复归到自然率水平(C点)。因此，除非货币政策不被意料到，否则，无论长期还是短期的货币政策都归无效，而意料之外(欺骗公众)的货币政策本身只能进一步加剧经济波动。如果用“适应性预期”替代“理性预期”概念，则图4也是一个货币主义的AS—AD模型。
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坚持货币中性论，认为货币对实际经济变量没有影响，因为是产出水平决定货币变化而不是相反，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为零。他们主要从生产函数与总供给的关系方面建立起分析模型，强调实际因素(尤其是技术)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源。在他们看来，当一个部门出现技术进步后，它必然会通过部门性的波动源传导到经济的其他部门，技术冲击的随机性使产出的长期增长路径出现随机性的跳跃，产量和就业的波动实际上并不是对自然率水平的偏离，而是对生产可能性变化的最优反应，因此，任何反周期的政策都是反生产的没有意义的。关于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政策含义，巴罗通过复活李嘉图等价命题，认为公债是中性的，经济主体的预期理性会抵消政府无论是以公债还是税收等方式筹资的效应，因而试图刺激经济扩张的积极财政政策无效。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则通过比较有无约定条件下的均衡解，从政策的时间不一致性和政府信誉方面论证了凯恩斯主义的相机抉择政策是无效的。
由上可见，凯恩斯主义为政府提供了市场经济中反萧条的最初的政策理论，并将其边界严格地界定在短期，它的效应也被战后西方国家20多年的实践所证实。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将宏观经济政策的期限边界定格为零，虽然这种政策主张远离现实，但作为政策理论却为反思传统的宏观调控政策效应提供了一种路径。现代宏观经济学中，几乎没有任何一派是把宏观调控政策当做长期的政策。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与目标边界：总量稳定还是结构增长?
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宏观调控政策必然会存在一定的作用对象与目标。关于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对象究竟是总量还是包括结构?它的目标究竟是稳定还是增长?对此的不同认识显然直接影响到对宏观调控政策有效性的评价，而在更宽泛的意义上则影响到能否正确地认识市场经济中市场与政府的作用。
(一)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是宏观经济总量
现代市场经济中的政府制度安排或经济职能从总体的内容层次上可以区分为一般的市场条件的创立与维护、微观经济规制、宏观经济调控三大类。与基于市场失灵外在地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微观规制安排不同，宏观调控是市场经济内在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并导致经济总量严重非均衡基础上形成的政府安排。由于动态经济中经济出现周期的波动是不可避免的，虽然市场机制如果假以时日能够自动调节经济至自然率的均衡水平，但在经济达到均衡之前可能需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萧条意味着必须付出总体社会福利损失的严重代价，因此，现代市场经济一般内在地要求通过政府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去调控经济总量，以减少市场机制调节时滞产生的高昂成本。从宏观调控的内涵来看，它作用的对象显然是总量方面，但其作用的结果又必然会间接地影响到具体微观主体的行为。而正是这种直接对象与间接结果的传导表明了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性，这也是为什么说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有坚实微观基础和传导条件的原因。有必要说明的是，如果依据作用结果来界定政策边界，那么也许可以把结构列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过，随之而来的问题可能就会陷入体制认知的误区(这点将在后面说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边界严格界定为总量的观点也明确地反映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中。
(二)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
前已述及，宏观调控政策作用的结果不仅会而且应该影响到微观主体的行为决策和产业结构的相应调整。但宏观调控政策的对象却并不针对具体的行业和部门，否则宏观调控就等同于微观规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表明，对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普遍认同，推动了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发展。在市场经济中，通过市场竞争和价格机制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使资源在各产业和部门间得到有效配置，产业结构的形成和优化正是市场在产业间配置资源的必然结果。历史地看，产业结构的形成和调整也曾在不同的体制下完全或主要由政府来安排(通过产业政策)，由此形成了典型的计划经济体制及所谓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如日本和韩国等)。不过由政府取代市场、通过产业政策干预市场机制在产业间的资源配置而形成的产业结构从长期看是非常脆弱的，日本和韩国经济(金融)危机不断，中国重复建设问题严重，政府安排的产业政策不能不说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产业政策在实质上是政府依据自己确定的经济变化趋势和目标设想来干预资源在产业间的配置，产业政策在资源配置的方式上与计划经济是相同的，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缺陷必然会重现于产业政策的制定上(汤在新、吴超林，2001)。政府对具体产业的干预应以市场失灵为依据确定。如果将产业政策当做一种宏观调控政策，显然它相对市场基础是一种外生的安排，其绩效将存在体制的制约。不仅如此，如果将产业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也与产业结构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存在逻辑上的矛盾。应该承认，中国当前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结构问题，但结构问题不是宏观调控直接的对象，结构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市场基础的发展和完善，这也是理解为什么要大力发展市场经济的关键之所在。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为市场对资源的基础性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
对于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减少经济周期波动、促进经济总量均衡从而为市场机制有效进行资源配置创设稳定的外部条件的目标业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并为当今世界各国政府所采纳(除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反对外)，不过，关于经济增长是否应该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则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存在重大的分歧。严格地说，经济增长属于总供给的范畴，它取决于生产要素的投入与组合，在市场经济发达国家，一般坚信构成总量内容的总供给方面是市场配置资源的结果。即使出现总供给冲击的经济周期波动，认为也应该由市场机制来调节。在现代西方宏观经济理论中，宏观调控政策归属于总需求的范畴，政策的目标被界定在因总需求冲击引起经济周期波动后的稳定方面，而且强调的是短期。如果说凯恩斯主义所强调的积极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中包含了一定的经济增长目标，那么这种增长主要也是随积极财政政策稳定投资者预期而来的私人部门的增长，公共财政支出的增长本身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然属于稳定的手段，目标是为民间投资的启动创设良好的外部环境。在主要发达国家的货币政策实践中，货币政策事实上也一直是以稳定通货而不是经济增长为目标。
最近10年来，随着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发展，特别是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对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能够产生合意的长期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认为过分关注短期稳定的需求管理政策忽视了长期经济增长的问题。他们指出短期的产量波动虽然具有重要的福利后果，但长期经济增长的福利含义远远超出任何短期波动的影响(Romer，1996)，强调现代经济分析的重点应该从总需求转向总供给方面(因为总量非均衡都是微观扭曲的结果)。这种从对短期稳定的关注转向长期经济增长路径探讨的理论发展方向所给出的政策含义是，政府既能够积极地也能够消极地影响长期经济增长，而积极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为经济的最优增长路径提供良好的外部条件。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由于市场基础不完善，政府安排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附存着经济增长的目标。在中国扩大内需的宏观调控实践中，先是1998年上半年明确地将货币政策作为保证8％的经济增长率目标的手段，当认识到依靠货币政策难以实现预期目标的情况下，又进一步明确提出启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证经济增长。应该承认，一系列积极的宏观调控政策对于阻止经济增长率的严重下滑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现实结果与预期目标的巨大差距表明，将宏观调控政策目标严格界定为短期稳定更为确切。实际上，多重目标之间的相互矛盾也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宏观调控政策效应的释放，积极财政政策的短期经济增长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存量部分还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经济的增量部分则明显难容。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学者开始在关注短期稳定的基础上探讨中国长期经济增长的路径问题，如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组(1999)就曾明确提出：“宏观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要始终坚持以市场化为取向，通过制度创新、加快结构调整来求得长远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扩大内需如果不是作为一项短期政策而是作为一项基本政策，一定要和供给管理的政策结合起来”。特别是从2000年5月中国经济出现重大转机后，关于长期经济增长要依赖市场基础和制度条件的完善已逐步成为共识。
四、简短的结语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进程中，我们一向重视政府制度安排的作用，这无疑是中国客观现实的要求。与此同时，我们又必须对政府制度安排在经济的不同领域和层次内容上的差异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事实上，就宏观调控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制度安排而言，它在西方国家的理论和实践中具有比较清楚的界定，而国内对其内涵和目标等问题上的认识则是相当含混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对宏观调控问题的基本认识是：
——市场经济有效配置资源是以产权明晰的市场主体行为和形成理性预期从而能对市场价格信号作出灵敏反应为基础的。针对经济总量非均衡的宏观调控如果没有坚实的微观基础，那么，作为一种外生的制度安排的政策效应释放必然受到极大的制约。宏观调控政策的传导还需要相应有效的市场传导条件或机制。在中国，由于市场结构并不完全，特别是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仍属管制市场，缺乏有效的市场传导机制使宏观调控成为一种外生于市场条件的政府安排。因此，宏观调控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已不仅仅是政策本身的问题。
宏观调控范文第3篇
宏观调控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必须与改革相结合，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从当前来看，加强宏观调控，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无疑是必要的，它对于改善经济运行的状况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笔者认为，宏观调控、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应当构成“三位一体”的战略组合关系，为我国经济实现又好又快发展提供根本保证。
首先，宏观调控不仅应当注意短期政策效应，而且应当注意与中长期战略的衔接，特别是当经济运行显示其深层次结构问题时。中国经济目前的问题从直接表现看，是货币过量供应（流动性过剩）、投资和贸易顺差增长过快这样的总量问题。而透过这些总量问题，则反映出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特别是动力结构的矛盾，投资拉动、消费拉动与出口拉动之间呈现失衡状态。投资的比重越来越高，接近50%的水平。消费的比重偏低，从2000年到2006年，中国的最终消费率占GDP的比重从62.3%下降到49.9%。这种情况也体现在三产结构上。第二产业增长持续攀升，体现了投资拉动型的增长特点。从出口拉动看，中国净出口率从35.3%上升到42.5%，导致国际贸易和国际收支的双顺差、外汇储备的大量积累，央行被迫释放等量货币，由此成为流动性过剩的直接原因。因此，宏观调控对总量的调控以及其他措施，必须与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联系起来。进一步说，必须着眼于解决中国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使宏观调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紧密结合起来，并且从根本上服务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有效发挥作用。
其次，从现有情况看，宏观调控必须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这是因为宏观调控的作用受限于现有经济体制的状况。当前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之间存在的两难选择，从一个方面反映了这种情形。尽管中央银行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以减少流动性过剩，但由于外汇管理制度使得外汇储备的增加等价于基础货币的投放，所以货币政策的作用空间受到限制。从更深层次看，货币要素由于受到要素市场、金融市场乃至整个市场发育状况的限制，因而关于货币调节的政策功能有明显的局限性。土地的流动性低，流动性不能与土地要素有效融合，使得那些可以流动的土地价格以及以此为基础的房产价格扭曲。流动性也不能有效地通过金融载体传输到农村、中小企业等领域，因为金融体系市场化发育程度不足。流动性还不能有效地进入垄断行业，使资本的用武之地受到限制。在这一意义上，目前的流动性过剩是一种不均衡的过剩。因此，宏观调控要发挥有效作用，必须改革现有的经济体制，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必须与改革相结合，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相结合。
所以，宏观调控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三位一体”的战略组合，是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要求，是战略思维在经济发展领域运用的结果。我们需要在这样的战略视野下深入研究这一组合的内在关系。当前，既要研究宏观调控政策的即时性效应，也要研究其中长期的影响，以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相一致；同时，更主要的，需要具体研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规划，并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框架下进行宏观调控的设计。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宏观调控政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之间的协调性问题。改革对于经济的良性发展是更为重要的措施。凡是条件已经基本具备的改革措施应当果断出台；条件不具备的，应当在宏观调控与改革的协调性设计中进一步为改革创造条件。所以，我国当前宏观调控政策不仅要在政策层面着力于解决通货膨胀和经济偏热的问题，而且要在战略层面解决好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结合问题。
宏观调控范文第4篇
一、金融微观改造进入了最重要的阶段
金融的微观改造已经势在必行，主要是金融企业的改革，这是我们近两年来的主要任务。目前来看，银行仍然是中国金融业的主导，因此我们必须高度关注银行的改革问题。而且我们面临2006年外资银行准入的全面开放，所以时间不多，需要加快金融改革步伐，以加强金融稳定和提升金融竞争力。其实我们对商业银行的改革从1998年就开始了，包括14000亿不良资产的剥离和27000亿资本金的注入；2004年国家对中行和建行450亿美元注资进行股份制改造，希望借此改善商业银行的治理机制，从而提高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力。
金融微观改造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是加大农村信用社改革力度。这可以提高到配合国家支持“三农”的高度，为其提供金融基础。“三农”问题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新一届政府高度重视，农村信用社的改革是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最近做的就是在消化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的同时，建立农信社良好的、可持续的经营管理机制，使其健康、高效地运转，为“三农”提供有效的金融服务。形象的说，这是花钱买机制，可以理解为中国金融微观改造的成本。
此外，金融微观改造还可以体现在证券业的改革和发展上。比如最近对南方证券、辽宁证券等证券公司的处理。证券市场经过十多年的快速扩容，遇到了比较棘手的难题。比如全流通问题、证券公司违规操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保护等，二级市场则出现了长达三年的熊市。这直接给一些证券公司带来了生存危机，造成了全行业亏损，多个证券公司出现了危机，需要央行买单。这里面除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证券公司缺乏自我约束的良好公司治理机制也是问题的关键之一。
但值得注意的是，央行的注资意味着基础货币投放的增加，因此这很有可能以未来的通货膨胀为代价，因而需要慎重使用。花钱买机制，一定要有必要的约束，要真正能够达到效果。
还有一个问题是，根据我国加入WTO的承诺，2006年我国金融业将全面对外开放，国内市场对外资金融机构的开放，会增加国内金融业的稳定还是风险?这是一个颇具争论的问题。回头看我国刚加入WTO时，很多人在说“狼来了”，认为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入会严重冲击我国经济，事实证明这种担心是多余的，我国进出口总额反而不断增加。因此我认为外资金融机构的进入在短期内将提高我国金融业的整体效率，同时也会降低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这是因为外资金融机构在与中资金融机构进行市场竞争，必然要迫使中资金融机构降低金融产品的平均成本，这是增进社会福利的表现，同时由于国际准则的执行，政府对商业银行的行政干预会大大减少。但从长期看，其经济效应需要进一步研究。至于外资金融机构带来的是稳定还是风险多一些，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始终存在，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表现，需要具体分析。总的来说，这是件利大于弊的好事。
二、关于宏观调控
(一)本轮宏观调控更多地用经济手段
宏观调控主要有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过去我们靠计委，靠行政手段，今后的宏观调控会更多地使用经济手段。在这次宏观调控过程中，中央银行主要运用经济手段，采取微调和提前调控的办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我们从2003年就开始提高存款准备金。过去提高存款准备金没什么用，但是现在调1%市场反应就比较大了。过去市场对利率调整不敏感，现在利率调整0.27%，连国际市场都有很大反应。这些都说明我国金融的市场化程度提高了。因此我们采取放开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从而增加利率弹性，以及限制房地产等部分过热行业盲目投资等办法，将经济过热平稳地降温。
事实证明，这些手段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二)结构调节与总量调节
在调控中我们遇到了总量问题和结构问题，两者具有内在的联系。很多人批评现在的金融政策只能总量调控，而中国经济的失衡，主要是一个结构问题，因此，有人否定总量调节。这看起来似乎是矛盾的，其实并不矛盾。因为结构问题永远是经济中的主要问题，而总量的失衡和结构的失衡是互相联系的，结构性的矛盾都会反映为总量上的失衡。这次经济过热中，原材料短缺、能源短缺、交通紧张引起的价格上升看起来是结构问题，但实际上最终反应为总量的失衡。因为这些企业的产品价格的提高会传递到与其相关的上下游企业中去，引起全社会平均价格的提高，引起信贷总量的增加。
金融调控过程中，总量调控手段可以产生结构调整效应。我们控制信贷总量和加强窗口指导，实际上是给商业银行一个信号，提醒他们经济已经出现过热。商业银行会根据这些信号作出信贷风险变化的预测，从而主动收紧或放松信贷，最终影响经济结构的变化。这个过程就是总量手段产生结构效应的过程。今后央行的调控越来越多地是发出某种经济变化的方向性信号，最终由经济主体根据市场即将发生的变化来调整自己的经营策略与投资，这种信号的传递过程可以看作是金融调控政策的传递过程。
在观察经济变量时央行也会发出一些结构性信号。比如对房地产过热，央行2003年6月份就预警。因为有些房地产商自有资金很少，主要是依赖银行贷款，所以房地产市场一旦价格下降，泡沫破灭，银行的信贷风险就会显现出来。1992年海南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就是一个教训。因此中央银行要一方面对商业银行提示风险，另一方面对投机性房地产交易进行某种限制。
总之，宏观调控是一个系统，需要多个部门的政策组合完成。单一金融政策是不可能完成结构调整任务的，更多的是要依靠产业政策和其他规范性政策(如土地规划、环保规定等)来进行结构调控。在市场中，这些政策是引导投资的重要指示器。当投资是私人行为时，他们对产业政策等规范性政策的关注会比较高。同时，改革后的商业银行更加注重对风险的判断和防范，这些政策也是商业银行判断市场风险、调整信贷政策的重要指引。比如说房地产，产业政策应该房地产的供求、价格信息等，适当作出提示和预警。再比如，本轮宏观调控中土地政策就产生明显的结构调整效果。
必须引起重视的是，今后的宏观调控更多地依赖于我们能对经济和金融形势作出准确的判断。这需要建立在我们对经济的长期研究基础之上，及时准确的预测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研究建立反映经济金融运行趋势的先行指标体系、完善分析框架、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方法等，重点加强对经济总量、经济结构、货币信贷、投资率、劳动力价格、企业库存及价格传导情况的监测和分析，增强我们对宏观经济和金融形势的判断与分析能力。
三、价格问题与货币政策
2003年以来，我国经济走出多年的通货紧缩。伴随着经济增长速度的明显加快，零售物价指数和消费物价指数从2002年开始呈上涨趋势，而最近这一趋势有所缓解(见图1)。尤其是我们经常关注的CPI在2003年初开始上扬，2004年则呈现加速上扬，到10月份才有所减缓。
货币政策的基本目标是稳定币值，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现在物价处于上涨期，确实会造成货币购买力下降，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当物价负增长时，货币购买力上升，但人们可能并不能准确地感觉到。不过物价上涨，货币购买力下降，人们却往往比较敏感。因此虽然物价波动是绝对的，但超过一定的限度我们就难以承受，必须加以必要的控制。
在这次价格的上涨中，我们的货币政策采取了预调手段，而且主要通过市场方式，目前来看取得了较好的成效。但是当前我国的物价上涨有很多非货币因素，是我们难以控制的，值得继续关注。具体表现在：
一是供求失衡，需要进行结构结构调整。如能源供应不足，按市场供求原则，能源价格就要上升，价格上涨进一步会引致投资增加。但涨价有个过程，要到一定幅度才可能回落。因此，结构调整也是有个过程的。这就给央行宏观调控带来难度。
二是消费物价上涨中，大约有80%是由农副产品价格上涨造成的。一方面是由于我们支持“三农”政策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由于国际上粮食涨价，引致国内粮价上升。粮食价格上涨成为消费价格上升最主要的推动因素，但同时，这种上涨很大程度上也是对农民多年来收入下降的补偿，农民成为受益者，从而促成了民工的返乡。央行一直在思考我们从金融角度还有什么办法支持“三农”，这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今年的价格是先涨后降，农产品价格若继续下降，虽然对降低通货膨胀有好处，但可能会对农民收入的增长带来负面影响，这也是中国政策的一个两难问题。
三是国际因素。国际原油、粮食价格上涨向国内的传导也是价格上涨的一个值得关注的因素。
四、利率微调与利率市场化
这次利率调整许多人有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上调幅度太小，实际意义不大。二是认为价格开始下降了才调，反应滞后了。三是认为利率上调增加了国际投机资金的流入动机。
但如果仔细回顾和分析一下，这些观点可能都站不住脚。一是这一轮利率市场化改革其实开始于2004年年初。1月1日，商业银行、农信社利率浮动区间提高到1.7倍与2倍。3月25日，支持流动性的再贷款利率上浮0.63个百分点，再贴现利率上浮0.27个百分点。然后才是10月29日，存贷款基准利率提高0.27个百分点。二是这次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对贷款利率的放开。农信社贷款利率可浮动至2.3倍，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无上限，存款利率无下限。这是很大一个进步，标志着利率市场化迈出了一大步。商业银行可以根据对客户的风险和利润的衡量来自主确定利率，自负盈亏，这给商业银行带来了机遇和挑战。三是虽然最近几年外汇储备增长太快，似乎利率上升，会使国外套利资金大幅流入。但实际上，美国今年下半年连续四次小幅加息，英国三次加息，其实是增加了我国加息的空间。
此外，这次调息还牵涉到中小企业融资问题。因为商业银行会因竞争对大客户给予低利率，但中小企业的存活期大多为3—5年。按此计算，其利率的风险溢价就平均有20—30%，商业银行就会提高贷款利率，这么高的利率中小企业承受不了，这无疑加大了中小企业贷款的难度。另外，商业银行现在仍然以存款立行，有些行是变相高息揽存的，这又缩小了利润空间，因此贷款利率的浮动也是考验商业银行经营能力的。
也就是说，虽然这次利率调整没有很大作用，但是这一举动是具有很深远意义的。同时这是1994年来第一次提高利率，也是传递宏观调控的信号。因此，利率微调成为今年以来中央银行调控手段的一个特点。
五、证券市场与货币政策
金融业的微观改造离不开金融市场的支持，如何使证券市场变得更为有效是决定微观改造能否成功的重要因素。我认为目前我国的证券市场还是缺少一个健康的机制。我们的证券市场是在90年代初特定的意识形态约束下形成的，最初不让国有企业上市，上市公司都是小企业、小商店或集体企业。到90年代中期，情况完全变了，股票市场成为国有企业脱贫解困的主要方式。多年来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是，证券市场不能有效地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股权分置问题多年来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股票市场丧失了许多有利的发展机会。这些问题不解决证券市场就难以大发展。现在证券市场的低迷波及证券公司的倒闭接管，这其实是一系列问题中的一个。但是现在不单是商业银行呆帐要中央银行买单，证券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的问题也需要中央银行买单。这很大程度上加大了市场的道德风险，而且监管者和被监管者也可能形成同盟，与中央银行博弈。这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和小心对待。
六、关于2005年经济预测和经济增长的几个问题
2004年中国经济整体上讲是不错的，2005年经济增长仍然将保持较快的增长。国际上有多个机构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预测：瑞银华宝的预测最高，2004年增长9.9%，2005年增长9.1%。对2004年预测最低的是高盛，预计8.8%，而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则对2005年最为悲观，预计6.9%。对于2005年其他研究机构的预测分别为：亚行为8%，中国社科院为8.9%，OECD为8%，IMF为8%，国家信息中心为8.5%。而中央的计划则为8%。
对于2005年的消费价格指数(CPI)，各大机构的预测为：最高的是瑞士信贷为7.2%，最低的是瑞银华宝为2.4%，亚行为4.9%，社科院为3.2%，国家信息中心为4%。我们的预测是3—4%，应当是比较平稳的发展态势。
在有关指标的预测基础上，可以简要分析一下影响中国经济的几个因素。
宏观调控范文第5篇
2008年以来美国次贷危机不断蔓延，引发了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特别是去年三季度以后，金融危机愈演愈烈，其影响已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国家传导到发展中国家，从金融领域覆盖到实体经济。这场金融危机覆盖之广、影响之深，长度之大，超乎人们的预料，世界主要经济体出现多年没有过的重度经济衰退。尽管各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金融危机的演变发展，对实体经济冲击的程度，金融危机何时见底，这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首要任务
国际金融危机不断加深和世界经济实体的变化，对我国经济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表现为经济增长减速、出口出现多年来的负增长，企业投资减弱，能源原材料和运输市场快速降温，房地产和汽车市场低迷。企业利润和企业财务收入下降，就业形势比较严重。
特别是，去年四季度以来，不利的影响更趋明显，并呈现出从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从出口行业到其他行业，从中小企业到大企业蔓延的态势。面对复杂的严峻局势，中央及时调整方向和支持重点，将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调整成保持经济较快增长。
去年三季度后，针对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加重的情况，政府果断提出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迅速出台了扩大内需的十大措施，形成系统完整的促进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一揽子计划。
主要是扩内需、保增长。一方面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启动总额4万亿投资计划，政府投资达到1.08亿，并带动地方和社会投资一起投向保障性住房，农村民生工程、铁路设施等交通措施，生态环保等一系列的领域；另一方面，采取措施扩大消费，其中包括稳定和扩大增长潜力较大且对经济拉动力强的消费热点。增强对农民的直补，提高了农民的消费能力。家电下乡、汽车下乡增加了相关产品的需求，大幅度减轻企业财政负担，连续四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大幅度增加银行可用资金。
调整结构转型方式，不仅是应对当前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主攻方向，更是实现科学发展观的基本要求。近一段时间，汽车、钢铁等十大行业的重点调整，拉开为期三年的全面推进产业结构和优化升级的序幕，国家将采取有利措施，引导企业加快技术进步，鼓励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改善企业结构，提高企业集中度。同时加快实施国家中长期科学发展规划，为经济社会在更高水平上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利的措施。
重保障，救民生。越是困难的时候，就业的问题就显的更加重要，要实现就业政策，落实高校毕业生、农民工就业和帮助就业困难的人群。进一步开辟公益性岗位，千方百计的减轻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
制定企业退休养老金和生活补贴标准，减轻农民就医负担。围绕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抓住时机和关键环节改革，使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更有效的发挥。要加快建立能充分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资源要素价格的机制，建立健全货币政策和监管发展协调的机制，进一步深化企业改革，毫不动摇的鼓励发展。要扩大对外开放，努力保证出口的稳定增长。
迎难而上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依靠及时有利的宏观经济政策。企业的努力是扭转经济过渡下滑的最主要的力量，企业的信心就是战胜金融危机的信心，要看到两面性，国际金融危机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严重调整的同时，也蕴藏着调整和发展的机遇。对于市场主体的企业，在困难面前是抱团取暖还是苦练内功，是简单的等候还是迎难而上，是否能化压力为动力是决定企业能不能走出困境、抓住机遇，实现更好发展的关键手段， 对此我提几个建议：
第一，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善于捕捉市场的亮点，要着力研究国家带来的市场需求，特别要关注国家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教育、环保、医疗等领域投入而形成新的市场的增长点。要着力研究金融危机情况下，居民消费行为变化而形成的市场消费点，还要注意开拓在市场过旺的时候不经意、不在意的市场需求。总之，对原有的市场要精耕细作，对潜在的市场要把握住，实现差异化的市场战略，用特色产品市场赢得市场、赢得服务。
第二，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技术创新，创新是企业形成核心竞争力和独特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面对危机的冲击，特别是行业的骨干企业要加快和完善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体系，要建立有利于创新的用人机制和激励机制，要积极加大研发投入，即使企业的利润有所减少，也要保证研发投入，加快企业技术改造，提升产品的技术含量。
第三，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快产品结构调整。据调查，一些有特色、市场定位准，开发能力强的企业，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的影响是相对较小的。再一次证明，没有疲软的行业，只有疲软的产品。
第四，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要推进兼并重组。当前企业重组的成本相对较低，成功率相对较高，国家也有相对的政策支持，优势企业要抓住这一难得的机遇，通过并购、联合、重组等多种方式，加快市场整合、促进产业的集中化。在重组的时候，要着眼于自身的长远发展战略，把重点放在并购那些自主知识产权、研发能力强，但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