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承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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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承宗传范文第1篇

孙承宗传范文第2篇

一、张照与曲阜孔氏的姻亲关系

张照与曲阜孔氏的姻亲系为女儿应芝嫁给孔子69代孙孔继涑，儿子张应田娶孔子71代女孙孔氏。

张照的长女名应芝，张应田《皇清诰授光禄大夫经筵讲官内廷供奉刑部尚书加五级总理乐部大臣特赠太子太保吏部尚书谥文敏显考泾南府君行略》记曰：“丁未，沈夫人生女应芝，幼极聪慧，许字袭封衍圣公孔讳传铎子继涑。六岁殇，先大夫先夫人深悼惜之。”①由上可知，张照女儿应芝生于雍正五年，于雍正十一年去世。张应芝之卒盖因得病而为庸医所误。清人汪启淑《水漕清暇录》中曾记此事，“云间张司寇照第三女名应芝，生时庭产瑞芝，故名。幼聪慧，二龄即能识去来二字，易地试之，不爽。三岁即知男女之别，不与家人授受什物。时司寇乞假归江苏，见父作家书知再拜，问起居如成人。五岁适届天旱，都中百寮咸求雨，应芝闻之，亦于日中拜跪祈祷。六岁为庸医所误，夭卒。”②

张照于雍正九年在女儿应芝四岁的时候许与孔继涑，并以董其昌所临《大仙帖》和端砚相赠。《天瓶斋书画题跋》中《端溪蕉叶白砚铭》记载了张照赠孔继涑端砚的事情，“玉亦待琢，圣亦待学。文其在兹，可以为错。 雍正辛亥冬，赠豫哥贤婿。张照。”③张照赠孔继涑董其昌所临《大仙帖》事在孔继涑《跋天瓶斋题跋后》中记述颇祥，“右《天瓶斋书画题跋》二卷，先外舅张文敏公所作也。昔先公为涑聘文敏女，文敏答以董临大仙帖并铭端溪砚背见赐。”④

虽然张照的女儿应芝早年夭折，但孔继涑与张照往来十分密切，他在《跋天瓶斋题跋后》中说：“昔先公为涑聘文敏女，……涑时方小，未识其妙。稍长，笃好之，遂从文敏游，得少承指画。”⑤即使张照去世后，孔继涑依然与张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曾于乾隆十六年在张家得到米芾墨迹。据《曲阜县志・金石》所记，“宋米芾《孔子手植桧赞碑》云，‘炜东皇养白日，御元气昭道一。动化机此桧植，蛟龙怪挺雄质。二千年敌金石，纠治乱如一昔，百代下荫圭壁。’此赞旧在手植桧旁，岁月既久，且再罹火灾，残缺难读。乾隆辛未，圣裔孔继涑得米芾墨迹于华亭司寇张文敏家。”⑥

张照之子张应田娶孔子71代女孙为妻事，《云间张氏族谱》记曰：“应田，照子。自伯耕，……娶孔氏袭封衍圣公讳广女。三次朝太后，赐衣饰。诰封恭人。”⑦又《云间张氏族谱》中有张《黄清诰封宜人晋封恭人显妣孔太恭人行述》记曰：“……太恭人，至圣孔子71代女孙，外大父世袭衍圣公讳广，外大母何太夫人。太恭人生十五年而孤，事外大母以孝闻。曾大父封尚书公，闻其贤，为先府君委禽焉。……”⑧按张所记，为张应田定下这门亲事的是张照的父亲张，时间是张得赠刑部尚书的雍正十二年。张照的女婿孔继涑是孔子69代孙，儿媳孔氏则是孔子71代女孙。在孔氏家族二人差了两辈，但在张照家族中却又成了平辈。当然，张照女婿和儿媳辈分差异的现象并不是个案，在张照家族与王鸿绪家族的多桩姻亲关系中也存在这种现象⑨。

乾隆十五年，张应田在曲阜与孔氏成婚，是年五月返回娄县。孔氏作为孔子的71代女孙，嫁给张家后表现出了她的贤惠端庄，“时先大母沈太夫人实先先大父卒有年矣，太恭人每以不及奉侍舅姑为恨，岁时祭祀必极丰洁。与先府君相敬如宾，劝置室以广似续。二十一年，先府君以特恩补给一品，当服官京师，挈眷北行。是时马太孺人生不孝方四龄，弟镐才二龄。太恭人携之偕往，抚爱有加无异己出。”乾隆二十五年，孔氏在京城生下儿子张钧。孔氏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五龄即令出就外，传训之极严，不稍姑息。”遗憾的是这个孩子不到十岁就夭折，这对孔氏而言是极大的打击，这以后孔氏大部分时间呆在曲阜。

在曲阜的时间里，孔氏有机会几次和母亲何太夫人一道觐见随同乾隆皇帝南巡的皇后，并得到皇后的赏赐，更重要的是，孔氏的情况还得到了乾隆皇帝的关注，“三十五年，恭届高宗纯皇帝巡幸江浙，东谒孔林。太恭人随侍外大母何太夫人恭觐孝圣宪皇后。蒙恩召见，垂问极详，并拜珍珠翠花荷包之赐。”乾隆四十年春，“恭届纯皇帝东巡狩，外大母何太夫人命太恭人随侍恭迎宪皇后，因复蒙恩召见，奏对移晷，命赐珍珠翠花二枝缯二端。宪皇后亲摘冠上所御绒花以赐，尤异数也。”乾隆四十五年春，“恭遇纯皇帝五次南巡，太恭人命不孝趣诣行在，所蒙恩召问：‘尔母在家抑在曲阜’，臣以臣母在家对，天颜甚霭。”乾隆四十八年，“先大父蒙特恩载入《大清一统志》，太恭人寄书回，命不孝赴京谢恩。又蒙召至军机处传旨垂问，复命大学士臣梁国治敬书御制七律一章以赐。”乾隆四十九年春，“恭遇纯皇帝六次南巡，太恭人又命不孝恭诣行在，所蒙恩召见，垂问臣母年齿，温纶稠叠，糜踵难酬。”⑩孔氏的这种际遇自然与她作为孔子的71代女孙的身份有关，同时，与她作为张照的儿媳也是有极大的关系的。

孔氏的母亲何太夫人，是礼部左侍郎何国宗的次女。何国宗（？～1766年），字翰如，顺天大兴（今属北京市大兴区）人，康熙五十一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何国宗书法学于张照。梁《评书帖》云：“董公其昌传执笔法于其邑沈公荃，荃传王公鸿绪，鸿绪传张公照，照传何公国宗，国宗传白下梅君。……先是张公秘其法，不授人。一日，同何公坐狱中，何公叩至再三，乃告，仍属勿泄。出狱，何公遍语人，梅君因得之。”张照既传何国宗笔法，亦足见二人之谊。作为何国宗女儿孔广妻子的何氏对此应该是十分明了的。

张照与曲阜孔氏的姻亲关系，使张照与曲阜各位名公多有交往，因而也就有了乾隆元年，他很自信地推荐金农去曲阜书写《五经》。《郎潜纪闻二笔》记云：“金冬心续集自序，多述其自少至七十所遇前辈诗老闻人，评诗赞美之语，文颇诡玮无绳幅，而感知己，真气在胸，节录数段，以存逸事。……华亭张得天尚书（按：即文敏公名照），曾屏车骑访予樱桃斜街，云，‘昨见君风氏园古松歌，病虎痴龙，造语险怪。君善八分，遐陬外域争购，极类建宁、光和笔法。曷不写《五经》，以继鸿都石刻。吾当言之曲阜上公，请君不吝泓颖之劳乎。’”

二、孔继涑对张照书法的学习和传播

孔继涑的书法学于张照，马宗霍《书林藻鉴》中引《频罗庵题跋》云：“君幼聘娄县张文敏公照女。文敏书名海内，君能得其笔法，时以小司寇目之。求书者纸堆几案如束笋。中年进而学苏黄学米，晚更学欧虞颜。”复引《清朝野史》云：“先生之书瓣香天瓶居士，乾隆东巡临书以进，上熟视曰：好像张照。同时梁闻山亦学张书，故世有南梁北孔之目。”

孔继涑不独书法学于张照，其书学观念也多承于张照。《古缘萃录》中有《孔葭谷临钟王小楷卷》，卷中孔继涑自款云：“作字不悬臂，一世不得佳，能悬臂则出笔自然不俗。晋宋间人潇洒古淡正得此法也，然非无间断，虽学已成功不能精熟。前人有谓腕不贴案即得虚圆，不在悬之太高，此迁就之说耳。余学之几卅廿，旋学旋辍，迄于无成，正以不能无断续之故。要之不能悬臂作蝇头书，则三分大字虽能悬，不佳。不能三分则五六分者，不佳。推而至于寸许，皆是一理。又往往冬月衣皮绵服，时悬臂极熟，一到夏月衣单则虚悬无薄，皆未为成直。须赤身写得真楷，方为得法。行草通灵，犹未为是也。功夫至此以后乃可用力学字。癸巳中伏，挥汗作书课，葭古继涑。”卷后有邵松年跋曰：“先生此段议论确为得之天瓶。天瓶于临《舞鹤赋》后略示其意，先生于此直宣其秘，以见学书之法。然自廷试尚小楷，务趣光圆匀润熟能，背道而驰，故馆阁体中不复有知书者矣。……”孔继涑的书法在曲阜孔氏家族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徐珂《清稗类钞》中记曰：“谷园殁后，所存墨迹子侄分藏之。其疏远族人无所得，乃辗转乞得一巨幅，碎裁之，均分其字。”

孔继涑学张照书法是深入精神的，但孔继涑并没有迷信于张照的书法。孔继涑对张照书法曾理性的评价到：“近时多宗尚张文敏，辄奉为本朝第一，品居董香光之上。文敏自谓一生学董未到，故有‘未到此中真实位，争知施女有东西’之句。余即从张入门，奉为严师者，却不敢存崇尚太过之见。本朝名书虽多，尚未见独自成家者。”孔继涑对张照的书法是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的，在大家都奉张照书法为“本朝第一”的时候，他却理性的提出不能“崇尚太过”。

孔继涑学习张照书法固出于二人的翁婿关系，然他对张照书法从内心的尊崇和喜欢则是他学习张照书法，并将张照书法铭石于曲阜，搜集张照书画题跋成《天瓶斋书画题跋》的内在因素。孔继涑搜集编辑张照书法题跋，摹张照书法入石，在客观上为传播张照书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张照去世后，孔继涑没有了当面向张照请教书法的机会，他开始广泛搜求张照的书法，并将所见张照书法借来摹刻上石。“既而文敏下世，妙迹永绝。涑家无只字莫可临摹，遂从戚有之藏者假观，观必假归勒石以为永式。”积累日久即成《玉虹帖》、《瀛海仙班帖》。林志钧于《帖考》中曾记曰，“玉虹楼法帖，曲阜孔继涑谷园刻，钩勒甚精，凡十六卷。一至十二皆张照书，后四册继涑书也。临古多于自运，则张、孔两帖所同。”事实上林志钧所记并不全面，他说的十六卷的《玉虹楼法帖》实际上是张照的《玉虹帖》。现所言之《玉虹楼法帖》石刻原陈列于十二府玉虹楼，现存于孔庙东西庑北首。现存刻石569块，其中有反、正两面刻帖或一石二帖，共计572帖，装帧为101卷，又称“百一帖”。《玉虹楼法帖》主要包括《玉虹帖》十六卷、《玉虹鉴真帖》十三卷、《续鉴真帖》十三卷、《摹古帖》二十卷、《国朝名人帖》十二卷、《瀛海仙班帖》十卷、《金人铭帖》二卷、《隐墨斋帖》八卷、《黄涪州帖》一卷、《米海岳帖》一卷、《祝京兆帖》一卷、《临中兴颂帖》二卷、《张文敏小楷》一卷、《张文敏书诗》一卷。其中《玉虹帖》为刻张照书法及张照所临历代名家书作；《瀛海仙班帖》为张照书乾隆御制诗、临摹古代名家书作；《临中兴颂帖》为张照临摹颜真卿书法；《张文敏小楷》和《张文敏书诗》亦为张照书迹。涉及张照书法及张照临摹者为三十卷。

古代书家书迹流传或缣素或碑版，就保存而言，碑版则胜于缣素。余曾访张照九世孙张光欣，言及家藏张照书迹千余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抄或佚或焚或毁的情况，唏嘘不已。然张照书法由孔继涑铭石于曲阜玉虹楼，虽历经朝代更迭、战乱，其书迹却得以完整保存，规模之大，水平之高，摹刻之精，全国仅此而已。这对后人研究张照的书法，无疑是有着巨大的意义的。另外，张照书迹刻石藏于曲阜孔庙，对张照书法的传播无疑也起到了推动作用。

孔继涑对张照书法传播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辑录张照书画题跋成《天瓶斋书画题跋》。

孔继涑在《跋天瓶斋题跋后》云：“右《天瓶斋书画题跋》二卷，先外舅张文敏公所作也。昔先公为涑聘文敏女，……稍长，笃好之。遂从文敏游，得少承指画。既而文敏下世，妙迹永绝。涑家无只字莫可临摹，遂从戚有之藏者假观，观必假归勒石以为永式。其有批尾者必录之别纸以代提命，顾于见闻，所获无几。壬辰，赴礼闱试，谒鹾使沈钦伯先生于都门。先生与涑有同嗜，出所录合之，遂得裒然成册。闻尝论古今题跋不下百十家，其卓然名世者，前则米之《书画史》，后则董之《画禅室随笔》，盖其学圣故识超，识超故语足耳。今文敏法书上动天鉴，刊在石渠，其名世声价与米董二公鼎足，而顾无跋尾传世，非阙典欤。且文敏著作等身，身后率皆散佚，则是区区者尤吉光片羽不可不亟传也，爰付之剞劂，氏以公同好。倘海内鉴赏家出其箧衍，俾得赓续以终之，则更幸甚。乾隆癸巳冬十月，子婿孔继涑拜跋。”由此跋可知，孔继涑在乾隆三十八年与沈共同辑成了《天瓶斋书画题跋》。沈，字钦伯，常熟人。辛未传胪，历官庶常、庶子、湖北云南乡试正考官、山西观察使、河南鹾使。工八法，兼擅山水。关于搜集张照书画题跋并与孔继涑所辑内容共成《天瓶斋书画题跋》事，沈记曰：“往予舅氏迪甫先生与华亭张文敏公为总角交。壬寅后，先太史官京师，两家僦居相近，乐数晨夕。丁未秋，先太史得假南旋，文敏临松雪诗一册以赠。时予生仅一岁也。稍长，从遗箧中见此册，始爱之。继游舅氏园亭，见其题榜，并示观各手迹都识于心。及予庚午计偕北上，而文敏下世阅有年矣。都门师友所藏文敏墨迹予无不假观，合前后所见不下数十余种，其有跋语者悉录副本藏之。忽忽二十年，交亲零落而残缣断纸亦复转眼云烟，可慨也。昨春予再入京师，晤曲阜孔君葭谷。葭谷为文敏婿，盖亲见其悬臂作楷而得其真传者，文敏遗迹，葭谷既广为搜罗钩勒上石。复以题跋见询，因即其家旧本，而以予向所录者附益之，谨识其后。癸巳秋七月，南沙后学沈书。”

（作者为鞍山师范学院副研究员）

注释：

①⑦⑧⑩张汝璇、张廷柱、张世瑛《云间张氏族谱》，清同治甲戌重辑，蔬香别墅藏本。

②汪启淑《水漕清暇录》，乾隆五十七年汪氏飞鸿堂刻本。

③张照《端溪蕉叶白砚铭》，见《天瓶斋书画题跋》，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

④⑤孔继涑《跋天瓶斋题跋后》，见《天瓶斋书画题跋》，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上海书画出版社1994年版。

⑥潘相《曲阜县志》，乾隆三十九年刻本。

⑨梁继《论张照与王鸿绪的关系》，《书法赏评》2010年第2期。

梁《评书帖》，见《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年版。

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华书局1984年版。

马宗霍《书林藻鉴》，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邵松年《古缘萃录》，上海鸣文书局石印本，光绪二十九年。

徐珂《清稗类钞》，中华书局1984年版。

孙承宗传范文第3篇

（1）与有关。据陈垣先生《史讳举例》载：“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子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之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谦、僧绰、僧虔，从孙僧祜，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宋书》卷四二载刘棉之长子虑之，中子式这，少子贞之。卷四五也载王谦之子应之。父子皆以子为名，不以为嫌。之所以出现这种父子不嫌同名的现象，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和有关。

陈寅恪先生在其《天师道与滨海地区之关系》一文中指出：“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细，要是与有关。王鸣盛因齐梁世系‘道’、‘之’等字之名，而疑《梁书》、《南史》所载梁世系倒误（见《十七史商榷卷》伍伍《萧梁世系》），殊不知此类代表之字，父子兄弟皆可以命名，而不能据以定世系也。”据此，王羲之父子应为信奉道教之世家。《晋书》卷八十《王羲之传》云：（王羲之）曾“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次（子）凝之亦工草隶，仕历江洲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王氏世事张氏五斗米道，凝之弥笃。孙恩之攻会稽，僚佐请为之备，凝之不从。方入靖室请祷，出语诸将曰：‘吾已请大道许鬼兵相助，贼自破矣。’既不设备，遂为孙恩所害。”可见，王氏父子都信奉道教。又据南宋周密《齐东野语・避讳》记载：“王羲之父讳正，故每书正月为初月，或作一月，余则以政字代之。”又可见其很注重家讳，从而可以更加肯定其家庭不避“之”字与信仰道教有关。

至于南朝宋王弘家庭，据《宋书》卷四二《王弘传》载：“王弘字休元，琅琊临沂人也。曾祖导，晋称丞。祖洽，中领军。乃南朝有名的世家大族，理应注重家讳”。但据《高僧传》卷七《宋京师龙光寺竺道生传》载：“王弘、范泰、颜延之，并挹敬风猷，从之（竺道生）问道。”同传又载：“（王弘从子）王微以生比郭材宗，乃为之立传，旌其遗德。”《高僧传》卷八《齐上定林寺释僧达传》载：“琅琊王僧达才贵当世，藉远风素，延止众造寺。”《高僧传》卷十三《齐东安寺释昙智》载：“宋孝武、萧思话、王僧虔等，并深加识重（释昙智）。僧虔临湘州，携与同行。”可见，王弘之家族与佛教有密切关系，为信佛之世家，其宗教也反映到名字之中，用和佛教相关的这，如“僧”、“昙”等字来命名，长幼都可为之，毫不以为讳。而且这种以“僧”、“昙”和佛教相关的字来命名的现象，在当时社会比较普遍。

由此可见，南北朝之时，世人常用与其宗教有信仰相关的字来命名，信仰道教之人常用“道”、“之”、“灵”等字；信仰佛教之人常用“僧”、“昙”、“惠”等字来命名，父子等长辈、晚辈都皆可为之，即便是世家大族也不以为讳。

（2）与民族出身有关。西晋灭亡之后，北方少数民族纷纷进入中原地区，因此在北方可能还流行着少数民族的语言。道武帝时，晃懿“言音类帝”，“以善北人语，为黄门侍郎。”（《北史》卷八九＜艺术＞上《晃崇传附弟懿传》）魏末于谨因能“解诸国语”（《周书》卷一五《子谨传》）而受到重用。颜之推《颜氏家训・教子》篇云：“齐朝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言及弱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既然在北方流行着胡语，那么汉文化所特有的避讳文化，如果少数民族统治者汉化程度不高，也不会太重视。据陈垣先生《史语举例》所讲：前秦苻坚字永固，而其长子又字永道；北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名宏，皆不避家讳，甚至有的名字完全相同，如安同父名屈，同长子亦名屈。细考其民族出身，可以发现他们是胡人。苻坚祖苻洪“略阳临渭氐人也。”（《晋书・载记》）卷一一二《苻坚传》）。

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在进入中原后，随着登级称帝，汉化程度的加深，也要讲究避讳。清朝周广业《经史避名汇考》卷十一云：“贾思勰《齐民要术》注兰香者，罗勒也，中国为石勒讳改，今国以名焉，且兰香之国，美于罗勒之名，故既而用之。”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对其先辈也要避讳，而且有的还极为严格。北齐高祖高欢，父名树立。据《北齐书・杜弼传》云“相府法曹辛子炎谘事，读署为树，高祖大怒曰：‘小人都不知避人家讳’杖之。弼进曰：‘礼，二名不偏讳，子炎之罪或恕。”高祖骂之曰：“眼看人，乃复牵经引礼。’叱令出去。”

（3）和家族出身有关。一般说来，世家大族如无特殊情况（如等）都很注重家讳，《颜氏家训》卷二《风操》篇云：“近在扬都，有一士人讳审，而与沈氏交结周厚，沈与其书，名而不姓，此非人情也。”又云：“（北齐）尚书王元景兄弟，皆号名人，其父名云，字罗汉，一皆讳之，其余不足怪也。”这样之人，肯定不会让子孙与其长辈犯嫌名与偏讳之事。

孙承宗传范文第4篇

金代皇陵制度之确立经历了一个比较漫长的发展历程，到海陵王在位时期(1149――1161年)才初步确立。海陵王杀熙宗自立，进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天德三年(1151年)四月下诏迁都燕京，又“令司天台卜地于燕山之四围。岁余，始得良乡西五十里大洪谷日龙城寺，峰峦秀出，林木隐映，真筑陵之处，遂迁祖宗于此”(《大金国志》)。贞元三年(1155年)春，开始在中都西南大房山云峰寺营建祖宗山陵，海陵王曾经多次到陵区巡视。据《金史・废帝海陵纪》记载：贞元三年三月，命以大房山云峰寺为山陵，并在其山麓建行宫；五月，命判大宗正事等官员到上京，奉迁太祖、太宗梓宫，到大房山相视山陵；六月，命右丞相仆散师恭、大宗正丞胡拨鲁到上京，奉迁太祖、太宗山陵；八月海陵王到大房山，皇陵启土动工：九月，海陵王亲迎二帝梓宫于沙流河，亲射以荐献梓宫；十月致奠梓宫于中都东郊，迎入中都城，以皇宫正殿大安殿为“丕承殿”暂时安奉；十一月初一日，梓宫自丕承殿出发，初四日，太祖、太宗等人重新落葬，各陵名依旧，山陵礼成。至此，大房山成为金朝皇陵区。

海陵王迁祖宗葬于大房山，金代皇陵制度开始正式确立，但他本人却没能葬在这片陵域之中。海陵王在攻打南宋时被部下所杀，金世宗(太祖之孙)废之为海陵郡王，敕令葬于鹿门谷诸王兆域，后又追废为庶人，迁葬陵区西南四十里。此后，金世宗完颜雍、章宗完颜以及追封的睿宗(世宗之父)、显宗(世宗太子、章宗之父)等亦皆葬于睿陵、和陵附近。宣宗即位不久的贞祜二年(1214年)，金朝迁都南京(汴梁府，今河南开封)，贞祜三年五月，中都被蒙古所占领，宣宗死于汴、葬于汴，名德陵；末帝哀宗，国亡时自缢身亡，遗骨被献给宋朝，无陵墓。

从文献中得知大房山金代皇陵兆域中应该有太祖的睿陵、太宗的恭陵、睿宗的景陵、世宗的兴陵、显宗的裕陵、章宗的道陵等共六座皇陵。

另据《金史・世纪》记载，皇统四年(1144年)，金熙宗为始祖以下十位先祖加上陵号，即始祖函晋光陵、德帝乌鲁熙陵、安帝跋海建陵，献祖绥可辉陵，昭祖石鲁安陵，景祖乌古乃定陵，世祖劾里钵永陵，肃宗颇刺淑泰陵，穆宗盈歌献陵，康宗乌雅束乔陵。太祖等人迁葬后的正隆元年(1156年)七月，海陵王命太保等官员到上京，奉迁始祖以下梓宫；八月，亲到大房山行视山陵工程；闰十月初一，金朝葬始祖以下十帝于大房山，山陵礼成，群臣称贺。根据有关记载和现代考古调查等资料分析，‘金朝始祖以下的十祖陵并不和太祖睿陵等诸皇陵在一起；另外，在皇陵兆域附近还有熙宗的思陵，其制不详。

金陵初毁于公元13世纪初的蒙古灭金之役，将近400年后，它又经历了一次更彻底、也是十分滑稽的破坏。明朝末年，建州女真后金――清政权日渐强大，明王朝在战场上屡次失利，便认为后金是得了京郊大房山金陵的“风水”相助。于是，天启元年(1621年)，明熹宗下令免除朝廷给予金陵的例行祭享，次年又命令尽毁大房山诸金陵、并斩其“龙脉”以泄其“王气”。天启三年(1623年)，在金陵遗址上建了一座关帝庙用以“厌胜”。荒唐的厌胜术仅仅破坏了前朝陵墓，显然不可能挽救明王朝的危亡，反倒是成了一桩笑谈。

在对金陵的作为方面，清朝刻意与明朝针锋相对。入关前，清太宗在北京附近与明军作战时曾祭金陵，世祖(顺治)迁都北京以后又命地方官春秋致祭，世祖、圣祖(康熙)二帝均有御祭碑文。清初曾多次局部修缮金陵，对金太祖睿陵、世宗兴陵尤其加以保护，重新修建了宝顶(封土坟冢)和宝城。乾隆十六年(1751年)，清高宗“命葺金太祖、世宗二陵享殿及缭垣；工竣，亲诣展谒，并御制谒金太祖、世宗二陵诗”，命完颜氏子孙陪祭(《钦定日下旧闻考》)。乾隆时期重新修缮的金代皇陵，并不是对于金朝制度的完全恢复，在陵园布局、营造法式等方面都有明显的清朝官式建筑印记。

清朝修复的金陵最初颓败于何时，史无明文记载，直到40余年前，房山陵区的建筑群遗存或遗迹有不少还比较明显，后来遭到破坏。上世纪80年代以后，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金陵遗址进行了多年的考古调查，并进行了局部的发掘，金陵神秘的面纱逐步揭开。

金太祖至章宗诸帝陵所在的金陵主陵区，位于今房山区周口店镇龙门口村北的九龙山，占地面积约6.5万平方米。整个陵区以主神道为中轴线，两侧对称布局，由石桥、神道、石级踏道、阙台、大殿、陵墙、宝顶、墓穴等建筑群组成。在神道北端有比较明显的太祖睿陵和世宗兴陵的遗迹，两陵东西相隔大约三四十米。尚存清代修筑的宝顶，睿陵宝顶外形已经破坏，直径15米；兴陵封土稍小，外形大体完好，直径6.5米，残高1.6米。二陵前方各有碑亭遗迹，原立清朝皇帝御祭文碑。睿陵封土南面尚有大殿遗迹，可见殿基面宽16米，进深12米，高出地面0.5米。上有纵横排列的石柱础4行，共16个。在封土和大殿遗址的周围还有残存的陵垣，太祖睿陵南端还有棂星门遗迹，这些基本都是清代重修的遗存。

上世纪80年代末调查时，在睿陵宝顶东南10余米处发现一岩坑遗迹，当地村民曾经用作蓄水池，当时推测为祭祀坑。2002年抢救发掘发现，该石坑实为一竖穴石圹墓，平面呈长方形，南北向略偏西，口大底小，东西长13米、南北宽9.5米、最深处5.2米。坑内有石棺椁4具，其中东西向的两个汉白玉石椁，椁盖、椁身均为整块石雕凿而成，其上浮雕图案，一主题为龙、一主题为凤。龙纹石椁己残毁，仅保留椁盖和东壁挡板，上刻有团龙卷云纹。凤纹石椁保存较好，位于龙椁的北侧，为整块汉白玉雕凿而成。盖顶及椁身刻有双凤纹，内填金粉，椁身四壁裹松香。石椁内置一木棺，棺外壁髹红漆，四角及正中部位有银片鎏金錾刻凤纹装饰，南北两侧的银饰件上对称铆有两个铁环。棺内残留有头骨及下肢骨，还发现有金丝风冠和雕凤纹的白玉饰件。该墓坑位于整个金陵遗址的中轴线上，应该就是金太祖睿陵的玄宫(墓穴)部分，墓主为太祖帝后，其结构形式为岩坑墓。金代睿陵的地面建筑已经被彻底破坏，结构形式不明，清代重修金陵时可能已经不知确切的墓址所在，所以宝顶并没有叠压在墓室之上。

在清代所修世宗兴陵宝项的南面，发现了世宗的墓室和墓门。在睿陵和兴陵之间，尚有保存基本完好的“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石碑一通，应该是世宗之父、追封睿宗之景陵的标识。

孙承宗传范文第5篇

“诸葛”复姓，原本葛氏。上古时代有葛天氏，之后有葛伯，为商代葛国君主，因放纵无道，被汤王杀掉。《尚书》载：“商汤初征伐，从葛国始。”《孟子》一书：“汤一战自葛始。”均言其事。葛后裔迁至山东诸县。据史料考证：今山东诸城县枳沟镇乔庄附近有一隅之地名曰“葛坡”，清代著名学者张石民（枳沟镇普庄人）除在他的《其楼文集》中有诸葛祖籍详文考证外，还以张氏祠堂大门上雕刻的一幅对联“村邻诸葛庐，门对季孙城”为佐证，此联世代相继留传至今。《吴书》载：“诸葛氏，其祖先葛氏，本琅琊诸县人，后迁徙阳都（今山东沂南县）。阳都原先有姓葛者，后来者称其为诸葛，因以为氏。”《诸城县志》载：“诸葛亮先世诸人也”。《诸葛亮传》中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棣校尉，诸葛丰后也。”《三国志吴书后主传》裴注引《魏略》云：“禅立，谓亮曰‘政由葛氏，祭以寡人。’”《三国志·蜀书诸葛瞻传》云：“每朝庭有善政佳事，虽非瞻所建，但百姓皆传相告：葛氏之所为也。”这些足以证实诸葛氏本葛姓，诸葛丰最早先由诸葛县葛坡迁徙阳都，复姓诸葛的始祖无疑。

1978年秋，十省、市共四个诸葛亮研究会的史学家们来到沂南县，对阳都故城遗址现场考证，确认此处是诸葛亮祖籍所在。会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论文，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印刷、发行全国。由上级拨款在故址孙家黄疃村建起了诸葛亮庙，并塑了像。距此向南不远的古沂州，即现在的临沂城，历史上有座“五贤祠”，祠内供奉着五位乡贤，即：诸葛亮、王祥、王览（王羲之的祖父）、颜真卿、颜杲卿。后来毁于兵燹，祠堂倾圮。有关部门正准备重建。

查诸葛丰以下，二百余年后才出现诸葛王圭，字君贡，先为梁父尉，寻迁泰山郡丞。多方史料表明，诸葛王圭兄弟二人，其弟诸葛玄。王圭配章氏，生三子二女，其长子瑾、次子亮、三男均。章氏与王圭相继去世，亮兄弟姊妹早孤，全家一度依附叔父诸葛玄。诸葛亮在汉灵帝（刘宏）光和四年（181年）农历四月十四日出生於阳都，汉献帝（刘协）初平四年（193年），十三岁的诸葛亮与均同两个姐姐投奔叔父诸葛玄，玄时任豫章（今南昌）太守。后来时局变幻，朱皓取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於建安二年死于西城，亮携姐弟来到襄阳隆中“躬耕陇亩”，然不甘隐居，关心时局，志在国家。彼州在野的当代俊杰都与亮有交往，长者如庞德公、司马徽、黄承彦；年轻的有徐庶、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庞统等人。他们不时聚首言欢，议论时局，每自与管仲、乐毅相比。后被司马徽和徐庶所荐，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为报知遇之恩，诸葛亮遂允刘备至新野，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出谋划策，倾力辅佐，先后帮刘备谋取荆州、平定益州，遂与魏、吴形成鼎立之势，世称“三分天下”。被刘备拜为丞相、录尚书事。章武三年，刘备逝于白帝城，在永安宫托孤，后授遗诏辅政。建兴元年，后主刘禅封亮为武乡候，开府治事。西和诸戎，南平孟获，东结孙权，内修国政，立法施度。建兴十二年春，上疏奏表，率众出师武功，北伐曹魏，意图兴复汉室，安定中原，以报先帝之明。时与司马懿相持五丈原，懿固守不战，亮兵屯田，相持百余日。八月朔亮身患重病，自知不治，寄子瞻书言：“今汉室未统，奸党未除，凡为子孙者，以孝亲忠义为心，以建功立业为事，汝父子当秉忠仗义，他日倘临国难，捐躯赴敌，甚勿偷生，苟全性命，以遗国家之羞耻也，至嘱。”因劳瘁过度，於是月二十八日病逝军中，卜葬定军山，时年五十四岁。司马宣王感叹曰：“天下奇才也。”后主诏谥亮为“忠武候”。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诸葛亮辅佐了刘备、刘禅两代君主，真可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诸葛氏的后裔，因世代繁衍，支系庞蔓，难以细述。仅就诸葛亮一支说起：亮配黄承彦之女，未生前收谨之子乔为嗣子，后亲生二子即瞻与怀（怀隐居成都。晋公召其仕，怀辞，晋主悦而从之）。亮的长子瞻，字思远，十七岁拜骑都尉加军事将军，景耀四年为行督护卫将军、平尚书事。建兴十二年八月接父亮之嘱，与长子尚在四川绵竹与魏将邓艾交战，父子双亡。剩下的次子京（亮的二房子），字子宗，为晋武帝录用，入晋后仕为江州刺史，后任广州刺史，京生二子（冲与禺 ）为晋廷尉，冲之子铨为金陵太守，铨之子规为义阳太守，规之子颖为隋文帝开皇年间参军学事，后加义大夫。至十三世诸葛爽任河南节度使，生一子仲袭父职，仲生二子即与深。在五代唐时为浙江寿昌县令，之子显民，继娶叶氏十娘，生六子即承阴、承佑、承载、承奕、承咏和承遂，号为诸葛后裔六大支。今已繁衍五十五世，现集居浙江诸葛镇的有1500余户、6000余人，还有一半散居他省和国外。

浙江诸葛镇尚有明朝建的“诸葛亮丞相府祠堂”，数十间大厅保留完好。此外，该村明、清两朝中进士、举人和秀才者甚众。全村共有十六对旗杆座，内有两户俱是“乡会两魁”（双进双举），各种堂号50余家，门额均完好，瓦房都是二层楼、多间式、黑瓦白墙、结构严谨的仿古建筑风格。可以看出浙江诸葛亮后裔，不仅世代仕宦，而且书香相传，真可谓名门望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