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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物质文明极大丰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但在我们享受着现代文明带来的丰硕成果的同时,也应该看到经济发展所衍生的一些问题。工业文明的发展带给我们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也给自然环境带来的巨大破坏,生态环境恶化的例子比比皆是。虽然我们的日用品空前丰富,但也看到我们生活中食品安全问题的隐患,“注水肉”“毒大米”“地沟油”等被曝光的食品安全案例层出不穷。虽然工业技术水平显著提高,但是“楼歪歪”“桥垮垮”这样的豆腐渣工程报道也屡见报端。很多企业、商人不惜牺牲生态环境、人民的身体健康、甚至是财产安全来最大程度地获得利润。商业诚信的缺失和道德滑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我们应该认识到,在这些物质现象的背后是精神层面的问题。尽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物质文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我们却遇到了更大的挑战,那就是丢失了理想和正确价值观的支撑,社会道德水平出现滑坡。跟环境问题相比,精神支柱的缺失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更应该被我们所重视。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前提下,树立并弘扬新时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以指引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现在西方的经济发展和企业管理理念在我国大行其道,但实践中,却遭遇到了中国文化和体制的巨大阻力,西方的经济思想和管理理念在中国已经显得有些“水土不服”。我国企业和商人需要找到一条适合自己文化的道路,以变得真正成熟和取得进步。新时期在呼唤着儒商精神的回归。源于并承载着中华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商精神从上世纪末开始再次被商人和专家学者提起。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的东亚儒家文化经济圈见证了东亚地区经济的成功,证明了以儒家思想为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我们有理由相信以中国传统文化价值为底蕴的企业家精神,即新儒商精神对中国企业家的成长与成熟,以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将起着建设性的作用。
二、儒商的渊源和新儒商的时代特征
“儒商”的概念出现在明朝中后期,但中国的儒商文化实际源于先秦。当时“儒”和“商”是两个独立的职业,“商”被称之为“贾”,人们根据商人的道德品质,把品德高尚、有智慧的商人称为“良商”“诚贾”和“廉贾”,而“良”“诚”和“廉”这些词蕴含着儒家思想的精髓,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和“商”的初步结合,子贡就是杰出代表,他不仅是一位富贾,还是一位卓越的社会活动家,以其雄厚的财力到处宣传孔子的思想。到了明朝中后期,受到资本主义萌芽的影响,人们冲破“重农抑商”的思想束缚,大批士大夫投身商业,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徽商、晋商等为代表的地域儒学特征鲜明的十大商帮群体。这些商人自觉地把儒家道德伦理观念和工商业结合起来,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念,使自己成为义利合一的“儒贾”。他们遵守“商名儒行”的行为准则,即商为厚利,儒为高名。这是明清社会和价值观念转型的思想反映,也是“儒”与“商”进一步结合。新儒商的概念源于上世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产物。新儒商的“儒”不是狭义的儒家思想,而应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泛指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诚信、道义、爱心、中庸等,既重视商业道德,不取不义之财,又要具备社会责任感。而“新”则指时代所赋予的新内涵。新儒商既要传承中国民族的传统美德,又要适应新的时代潮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笔者认为新儒商的时代特征可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一)文化传承性
新儒商不仅要吸收儒家思想中“仁、义、礼、智、信”的精髓和文化内核,还应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美德,拥有较高道德文化修养水平,既要平衡“利”“义”,对他人有仁爱之心,又要有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二)与时俱进性
新儒商是新时代的产物。除了传承优秀文化,新儒商还应该顺应时代潮流,把传统文化与新时期的时代特征和经济发展特征相结合,并不断开发新的内涵。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不断吸收人类知识和智慧的成果,丰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经营理念和管理方法,了解市场规律,培养市场意识、竞争意识,法律意识和创新意识,在竞争中求发展。
(三)中西融合性
新儒商不仅要改变传统儒商文化中地域性、宗法性和行会性的弊端,培养法律意识、合作意识,更要开阔胸襟,放眼全国乃至全球,具备国际视野。既要大胆走出去,也要大胆拿进来,勇于参与到全球化的潮流中,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求发展。既要保持自己的传统,又要积极吸收国外的优秀文化和经验,完善壮大自己,增强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四)系统整合性
如今知识经济作用凸显,同时社会系统日益庞大复杂,而分工却日益细化,各行业、领域之间联系愈加紧密。新的形势对商人提出了更高的素质要求。新儒商的培养既需要道德修养的提升,也需要足够的知识储备,还需要在大的市场环境下的锤炼。新儒商的培养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学习、社会实践、行业历练等各个环节。这个系统工程的运行需要在明确的指导思想和实施方案的指导下,由政府、学校、商业等多方面参与,并坚持不懈,持续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总结新的经验,把新儒商精神发扬光大。
三、培养新儒商精神在财经类院校教育中的必要性
(一)财经类院校培养新儒商精神是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
上文提到,在我国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经济生活中也出现了许多问题,究其根源,除了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之外,商业道德的缺失也是主要的原因。“无商不奸”“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的商业行为普遍存在,不仅给环境和人民的身体健康带来了灾难,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时代呼唤新儒商精神,要使新儒商精神深入人心进而成为中国商人的主流意识应该从教育抓起。高校是人才的摇篮,财经类院校的主要任务是为社会培养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财经类人才。财经类院校的毕业生主要被输送到各种公司、商业单位以及经管、金融系统等工作岗位上,其中也有一部分人成为商人和企业家,他们将成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并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新儒商精神强调商业道德与超乎利益的精神追求,这正是当下中国企业要做大做强所必需的。在学校里不仅要教会学生们相关的专业技能和知识,更要培养学生们胸怀天下、勇于担当、诚信待人、为社会谋福利的新儒商精神,帮助他们建立健康向上的道德价值观和商业伦理观,树立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这不仅是他们未来立足社会的根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是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保证未来我国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之举。
(二)新儒商精神教育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发展方向
在财经类院校倡导培育新儒商精神,符合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哈佛大学校长福斯特说过,大学的精神所在,是要对历史和未来负责,而不仅仅是现在。一所大学要想成功并实现自己的责任,需要有自己的核心价值体系。反观国内的财经教育,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过于注重传授具体的技术与工具,缺乏对学生的品格塑造与伦理培养,即“重术”而不“重道”。我国很多财经类院校虽然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完善的教学设备,却缺少系统的核心价值体系,这种情况下不利于培养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教育根植于既有的文化土壤,财经类院校核心价值观的形成既要有开阔的眼界,吸收古今中外人类的智慧结晶,更要从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汲取营养,既要传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精髓,又要实现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目的,兼顾促进个体发展和服务国家、社会的功能。新儒商教育旨在培养既有较高文化素养,又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企业家。因此,笔者认为新儒商精神的教育也许可以作为财经类院校教育改革的一种价值取向和发展方向。
四、把新儒商精神培养融入课堂教学的探索与尝试
自新儒商的概念提出以来,很多专家和学者把新儒商教育和财经类院校的教学改革相结合,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建议。但笔者阅读了相关文献资料以后,发现这些研究主要是从学校的层面展开,从如何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注入新儒商精神的教育到如何利用新儒商精神培养学生们的创业意识等,鲜有文章论述如何把新儒商精神的培养与具体的课堂教学相结合。笔者认为,课程是教育的载体,而课堂是学生教育的第一阵地。要在财经类院校开展新儒商精神的培养应该从第一线的课堂教学开始。笔者结合所在的山东工商学院的实际情况和教学过程中的所作所想,就新儒商精神进课堂的主题进行了探索和尝试。山东工商学院是山东半岛唯一一所财经类院校,学科以经济、管理学科为主,兼有文、法、理、工等六个学科门类,学科专业上凸显财经知识培养。作为学校大学英语改革的一部分,笔者所在的大学外语教学部从2011年开始为二年级非英语专业学生开设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旨在把英语语言学习和商务实践相结合,提高学生的英语应用能力和商务综合素质。笔者承担了大学商务英语课程,并在课程设计中配合学校改革方向,有目的地引入新儒商精神的灌输和新儒商素质的培养。
(一)创新育人理念,改变学生观念,注重新儒商精神灌输
作为大学英语的后续课程,大学商务英语针对商务和财经类专业大二学生开设。根据问卷调查分析,在分类课程选课时,很多学生选择商务英语的目的性非常明确,即能够跟自己的专业相结合,有利于提高英语能力,增加将来就业的优势,还有一部分同学认为在学完商务英语课程后,可以考取相关商务英语证书,如剑桥商务英语(BEC)和托业,以增强就业竞争力。但是在开课时,笔者提出商务英语学习有三个目的:一是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适合将来商务环境下的语言运用;二是学习基本的商务背景知识,特别是公司环境下的商务交流能力和工作能力;三是培养学生正确的商务理念和商务意识,这不仅仅是专业知识层面的学习,更是对商务道德和商务伦理方面的提升,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新儒商精神的领会。
(二)选择西方原版教材,基于中西商务环境的区别,激发学生思考
在商务英语课程中,笔者选择了经济科学出版社的《剑桥商务英语》,目的有二:一是这套教材的内容涵盖面非常广,既涉及到公司商务活动中的各个环节,也包括了BEC考试的很多题型和练习,可以满足很多学生证书考试的需求;二是在教材中有很多英美国家的商务案例。相比较而言,西方发达国家的一些公司行为和商业行为更成熟、更规范,相关的法律法规制度更健全。在进行相关主题讲解的时候,笔者会结合教材中和网上搜集到的西方公司的案例和我国的一些案例进行比较。笔者认为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思想碰撞所产生的火花,更能够激发年轻学生的思考,让学生通过对比发现我国公司商务活动中的一些问题和不足,并引导大家去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培养学生的法律意识、创新意识和国际化视野,这也是现代新儒商精神的重要特征。
(三)注重对学生进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的教育,注重新儒商人格的塑造与养成
笔者在教学过程中,既通过中西比较激发学生思考,也注意在学生商业价值观的形成中以中国文化为根本。笔者发现很多财经类教材的内容和设计都是以欧美学科体系为基础编辑的,而中国的理论非常少,即使有也只是简单涉猎。不可否认,西方的一些经济和商业理论相对更完善,但我们应该意识到,我国的财经和商务教育对象是在中国文化环境下长大的中国青年,我们的教育不是为西方培养人才,而是培养将来多数在中国工作的财经和商务人才。因此,我们的财经教学和商务教学应该更多地融入中国文化的元素。我们的先人已经留给我们足够的智慧和文化精髓,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文化精髓介绍、传递给受教育的年轻人。新儒商精神是以儒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商业精神的结合,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与升华,而新儒商人格,是儒与商的完美结合。虽然我国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多年的历史,但是在过去三十多年里也涌现出很多成就卓越的具有新儒商精神和人格的成功企业家和他们的一些经典的商业经营管理案例,更何况我们还有源远流长的、两千多年的儒商文化。在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今天,我们的财经教育和教学,不妨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按照民族和社会心理,结合我国国情,在独特的经济结构和运行机制下,走中国特色的教育道路。中国的问题,要用中国式的思维和智慧来解决。因此,笔者在进行案例教学时,会针对相关专题会有目的地选择一些中国儒商的成功案例,并采用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和学生们一起分享他们的智慧和启迪,并总结个中所蕴含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和儒商精神。
(四)采用互助式教学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做到智商培养与情商培养并重,侧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斯腾伯格在《超越IQ:人类智力的三元理论》一书中提出了实践智力的概念,并指出“职业成功的主要因素是个体具备行内、行外的知识并对之有相当的了解,这些行内、行外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往往是在工作中逐渐进行的,而非来自于学业上或其他工作中的事先准备”。由于诸多条件的限制,商务英语课堂教学无法给学生提供足够的社会工作实践机会。为培养学生们的职业素养,笔者在教学中采用了互助式和模拟实践型教学,如在讲授面试主题和会议主题的时候,笔者会组织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模拟面试训练,并进行课堂展示。在课堂展示以后,对某些小组表现出来的优点进行肯定和推广,而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改正。虽然课堂模拟训练不能代替真实的工作环境,但也可以给学生提供锻炼和反思总结的机会,培养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还能及时把语言学习、知识学习和实践相结合。此外,这种合作互助式的学习还培养了学生们的合作意识、竞争意识和团队精神,丰富了学生们的学习方法,优化了学生们的学习感受。把德育和智育相结合,体现了新儒商精神中“德智兼勇”的素质内核。
(五)提高教师自身道德修养,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
教师对学生的作用和影响不仅仅体现在课堂中知识的传授,还在于教师自身道德素质和修养对学生所产生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师德不但能为教师树立起自己的教学形象,感染学生,进一步增强课堂教学效果,还对学生价值观的形成起到一定的影响。在知识讲解之外,教师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课文所涉主题和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对教学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处理方式都会影响学生的认识和解读,甚至价值观的形成。作为学生的榜样,教师应该时刻自查自省,不断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并发挥对学生的表率作用。比如,在讲到工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时,除了在课堂上摆事实,讲道理,下课的时候提醒学生最后走的时候把教室的灯熄灭,这样效果可能更直观、具体。再如,如果教师能够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对待学生的作业,学生更能体会到工作责任心。所谓身教重于言教,打铁还需自身硬,教师的人格魅力无时不在影响着他的学生,这不仅仅是知识的影响,更多地是对学生社会责任感、工作态度的影响,甚至会影响学生价值观的形成,改变年轻学生对一些社会问题的看法。
五、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不足和未来的设想
由于课程的局限性,在笔者践行新儒商精神教育理念的教学过程中存在很多限制和不足。笔者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提出了一些设想和浅见,希望随着将来教学改革的深入,能够进行解决,这不仅是对课堂新儒商教育的有效补充,也可以使新儒商教育做到持续化、常态化和立体化。
(一)师资问题
以大学商务英语课程为例,这门课程是把英语和商务相结合的一门课程。很多英语教师语言能力足够,但缺乏相关的商务背景和经历。很多商科的老师虽有丰富的商务专业知识,但语言又不过关。英语教育的专业学习和六年的外贸和公司兼职经历使笔者自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承担这门课程。但是随着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笔者感觉现在脱离了商务工作环境,很多商务知识的更新也慢慢滞后于社会发展。因此,在开设这种跨学科的财经商务类课程时,应该选择既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又有社会实践经验的人承担,否则,学生的一些理论和知识都是脱离实践的。而很多学校缺少这种既有社会实践又有相关专业知识的教师。因此,“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变得更加迫切。学校可以加强与对口企业的联系,建立青年教师挂职锻炼培训基地,既要把老师往重点大学送,更要把老师往企业送。
(二)第二课堂问题
第一课堂主要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而第二课堂则更侧重知识的实践和技能的训练,是第一课堂的有利补充。以英语教学为例,作为第一课堂教学的补充,笔者所在单位举办了英语角、英语协会和各种英语赛事等第二课堂活动,让学生能够把语言学习和练习相结合。根据不完全的调查,笔者发现本校财经商务类课程中也开展了一些颇有成效的第二课堂活动,如创业大赛,模拟招聘会,“大学生创业论坛”等活动。笔者认为可以使形式更加丰富化,建议采用定期举行报告会、模拟商务活动等形式,也可以邀请一些社会上的德才兼备、具有新儒商精神的商界成功人士到学校做讲座,这既是对学生所学知识的一次再激发,也是对学生最真实的新儒商精神教育。
(三)实践实训问题
随着我国有关部门对大学语文的日益重视和各高校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蓬勃开展,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繁荣景象,有媒体认为进入21世纪,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建设如同一场轰轰烈烈的“复兴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开启[2]。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大学语文教材出版已经达到2000种之多[3]。面对琳琅满目的大学语文教材,不少教育专家和从事大学语文的教师对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进行了积极思考和研究。刘年喜在《大学语文教材的世纪变革》一文中对现行的几套大学语文教材的特色进行了评介。文章指出上海交通大学夏中义教授主编的《大学新语文》是人文主题的弘扬,东南大学王步高教授主编《大学语文》是文学史编排体例的新探索,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主编的《高等语文》是文化专题讲座形式的尝试,南开大学陈洪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美文荟萃与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导入[4]。这些教材的编撰出版彰显了编写者锐意变革精神和勇气,对创新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有着重要启发和示范意义。李小琼在其硕士论文《中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问题研究》中对我国大学语文教材选文现状、影响因素、编选原则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和阐述[5]。
姚莫诩则从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的方向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21世纪大学语文教材的建设方向要注重人文性、时代性和地域性,要坚持“文学思路”与“人文思路”的统一,坚持传统文学文化与现当代文学文化的统一,坚持总体规范与文化特色的统一[6]。李康德对大学语文教材的地位及价值追求进行了探讨,他认为大学语文教材与文化之间是一种双向建构性的天然存在关系,而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这种双向建构性关系是文化不断地建构教材,教材不断地建构文化,教材与文化呈整合方向发展,当代大学语文教材的定位是由“实体性”“关系性”到“建构性”的转变[7]。对于我国大学语文教材的编撰体例问题,乔根在《对大学语文教材编写模式的思考》一文中做了较好的归纳,“大学语文教材,其编写模式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种是主题•文选模式。以徐中玉主编的大学语文为代表,体例上强调以主题为线索,较为全面地介绍我国语言文学的知识、理论与方法。第二种是专题•文选模式。以温儒编的高等语文、夏中义主编的大学新语文和周金声主编的大学人文语文为代表,体例上以不同专题来编排文选,较之前一种模式更为细致,从不同角度增强对学生人文素养的培育。第三种是作家•文选模式。以钱理群主编的大学文学教材为代表,体例上完全突显个人化的语文主张,以文学替代语文,创新性极强。第四种是文史•文选模式。以王步高主编的大学语文和彭光芒主编的大学国文为代表,体例上打通文史,回归传统。第五种是对象类型•文选模式。以温儒编的中国语文为代表,体例上根据学生、学校、专业等对象类型来确定文选,因材设教,适应性广,选文难度较大”[8]。在众多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广西师范大学黄伟林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是一部值得关注的特色教材,该教材分为《大学语文》(大学版)、《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两种版本,教材“教材中植入了大学教育、中国文化、广西元素、通识理念、语文技能五个元素,力图使大学语文名副其实,以满足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大学语文教育教学的需要”[9],其最大的特色就是“将本土文化中最优秀的因素提炼出来融进教材建设中去,让学生在感受学习汉语言文化魅力的同时树立爱国、爱乡、爱人的美好情怀”[10]。
在高校大学语文教材中,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高职高专院校与重点大学和普通本科院校相比,其办学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着很大的差异。高职高专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下得去,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高素质人才为目标。高职高专院校开设大学语文课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着眼于对学生的“通识教育”,是为了学生的文化修养和人文素养。因此,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也是以适应高职高专的“职业性”、“实用性”基本特征。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在教材的命名、编排体例、作品的选择等方面也凸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如很多大学语文编写专家为区别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本科院校大学语文教材的区别,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取名为“大学语文”(高职高专版)、“高职语文”、“实用语文”等;在教材编排体例上打破传统以“文学史”或“文学体裁”为教材编撰逻辑的惯例,而是选择以“人文主题”或“文本模块”为编撰体例;在教材作品的选择上,其内容和难度也尽量契合高职高专学生的实际和水平。对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建设问题,不少研究者也进行了积极的探讨。如彭新竹在硕士论文《高职大学语文教材建设新思路——与专业相结合》中较为全面的分析了目前高职高专教材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材与专业相结合具有必要性以及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原则、编写体例、内容选择等问题[11]。周文在《对高职语文教材编写的反思》一文中,从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的理念、体例、选文等方面进行的思考,认为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编写应以培养高职学生语文操作能力为主线,以模块组合为框架[12]。舒立辉则指出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编写存在着“重古轻今”、“重经典轻发现”、“重共性缺个性”等问题[13];韩向阳从教材编写的原则、体例、内容设计等方面探讨了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改革问题[14]。
二、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研究
有关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一直以来是我国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点问题,也是大学语文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不少研究者结合自身的学科背景和教学实践体会,对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与定位问题做出了深刻学理阐释。南开大学的陈洪教授对目前高校大学语文课程性质和定位的研究境遇,曾这样描述到:“目前开展大学语文教育还遇到一个困难,甚至是尴尬之处,就是其学科归属问题。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理方面的,即就其学术内涵而言,‘大学语文’无疑要提高学术水准、教学水准,但朝哪个方面努力,似乎比较模糊,没有定论。二是从实际处境来说,一位高校教师,如果没有一个‘法定的’学科作依托,似乎就没有明确的专业归属感。”[15]徐中玉先生指出,“大学语文”决不是大学中一个可有可无的课程,更不是中学语文的“补课”课程。“大学语文”课程是大学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的培养不可或缺的课程,它在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品格素质与人文精神过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他强调在注重大学语文工具性的同时更应该“兼顾文学性、艺术性、审美性、创新性乃至深刻的人生哲理性”,“大学语文课程在大学阶段应是重要的‘通识’性课程,贵在以学生的需要为中心,力求引导学生,使他们确立自觉、积极学习的态度”[16]。北京大学的温儒敏教授则强调大学语文教育重在培育大学生的语文素养[17]。
朱恒则认为学术界将大学语文学科定位以提高学生语文能力为目的的“能力说”和以提高学生人文素质的“人文说”,都是不准确的,“前者看轻了大学语文的应有作用,后者又过于沉重,大学语文无法承受,真正的定位是在这两极之间取其中,即以提高大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为主要目标”[18]。李景强认为,根据《大学语文》的改革趋向和大学课程设置原理,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应淡化“语文”的工具性,突出文学、人文或文化的理论知识性,“《大学语文》应以人文思想为学科基础,以人文基础理论为课程定位”[19]。贾莹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进行了多维度的全面研究和思考,她认为从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定位来看,大学语文具有基础性、工具性、人文性和审美性;从大学语文的课程类型定位来分析,大学语文应既是一门公共基础课也应是一门必修课;从大学语文的功能定位来考察,大学语文不仅传承中国文化和延续民族精神的桥梁,而且也是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是培养学生文化素质和人文素养的重要工具,也是启迪智慧,实现感性与理性平衡发展的重要途径[20]。
对于我国高职高专院校而言,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也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杨定明在《高职院校大学语文课程定位问题研究》一文中认为,由于长期以来大学语文在高职高专院校课程体系中并未有明确的定位,导致了当前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面临着被“边缘化”的尴尬地位,并从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在整个语文学科教学体系、职业教育体系、不同学科专业素质培养体系、公共课程体系以及在高职院校教育功能上的定位等五个方面全面阐述了高职高专大学语文地位的重要性和现实意义[21]。陈嫣嫣则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具有人文性、职业性、母语性等学科品质和复合型教育功能[22]。纵观学术界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其通识性、工具性、人文性、母语性,职业性、综合性等性质特征的探讨与研究;对大学语文课程定位的论述,研究者主要认为大学语文是培养学生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通识教育课”、“公共课基础”、“公共必修课”、“母语教育课”等。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对大学语文课程性质与定位问题进行多维度的探讨与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大学语文的学理研究和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三、大学语文教学策略问题研究
“教学策略是教学设计的有机组成部分,是在特定教学情境中为适应学生学习需要和完成教学目标而诊察作出的、并随情境变化而进行调整的教学谋划和采取的教学措施。教学策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学策略既包括教的策略,又包括学的策略;狭义的教学策略仅指教的策略。”[23]大学语文的教学策略问题就是探讨在大学语文教学过程中教师如何“教”和学生如何“学”的问题。朱媛指出随着我国国际地位和经济实力的日益提升,国外的“汉语热”也日益兴盛,然而在当前全球化语境的冲击下,我国学生对语文学科的重视度却呈现出日益下降的趋势。在我国大学教育中,大学语文教学面临着课程定位模糊不清、教材建设质量悬殊、师资构成参差不齐、学习主体过于功利等多重困境,面对“母语教学”日益式微的窘境,他认为当前我国大学语文教学要走出困境首先要明确大学语文课程的性质、功能和定位,完善大学语文教材建设,积极革新与整合大学语文教学方法,加快大学语文课程建设的改革力度[24]。
吴素萍认为在当前网络文化语境下,高校大学语文教师要重新建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新教学理念,注重网络语言文学和规范的语言文学的比较分析,适时改变授课模式,丰富学生文学课堂形式,进而推进高校大学语文的有效教学[25]。蔡继莲针对理工科对学生人文素养缺失的现实,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从目标的确定、习惯的养成、学法的优化、阅读引领的角度来提高高师院校理科大学生人文素养[26]。杨坤道在硕士论文《论当前大学语文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办法》中认为,当前高校大学语文教学存在着学科边缘化、师资力量薄弱、教材陈旧缺乏特色、教学时间不足、教学方法陈旧、学生学习目的不明确、教育质量滑坡等问题,要妥善解决这些问题必须进一步提高对大学语文教学重要性的认识;组织权威专家、资深学者和优秀教师重新编写教学大纲、配套教材和教辅资料,做到教学大纲规范化,教材经典化,教辅资料科学化;大力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做到教师学者化;改革教学方法,优化教学手段;改革考查办法,促进大学语文教学的良性发展。赵卓则认为大学语文教学应该立足于语言文学的基点之上,在知识积累、能力培养和素质育成三个层面实施教学策略,三个层面协调发展,大学语文才能完成教学使命[27]。大学语文课程是高职高专院校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一门公共基础课和必修课,具有人文性、工具性、职业性等特征。因此,如何在高职高专院校有效开展大学语文教学也是众多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刘春芳认为高职高专大学语文教学应该做到人文性与工具性的有效统一,高职高专大学语文课程应该走知识性和素质性平衡的考核之路[28]。
显然,这是过高地估计了《大学语文》的功能性教学,别说大学语文课,就是纵览大学课堂开设的任何一门功课,都无法完成以上的诸多期待,任何教育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尤其是人文精神方面的教育,更需要长时间的多元的熏陶和准备。所以,我们还是要根据独立学院的学生实际情况来研究大学语文课程的设置以及课堂教学的内容。
本文要讨论的就是大学语文课的授课内容的经纬建构问题。
众所周知,独立学院属于民办学院,是三本教育。独立学院的学生整体人文素养和文化基础与国内重点大学及普通高校的学生相比较还是有明显区别的,因为入学门槛低,学生的文化课基础参差不齐,尤其是一些艺术门类或者特殊专业的学生,其文化基础以及在人文素养方面,相对薄弱,他们的阅读视野相对狭窄。这样,就要求我们不能套用国内重点大学和普通高校的大学语文教学的套路,必须实事求是地研究独立学院大学语文课的教学方法及授课内容。笔者已经有过两年的在独立学院教授大学语文经历,所以,深切感觉到独立学院非中文专业的学生语文基础很不扎实,据我掌握的情况看,在我供职的独立学院有绝大多数的学生没有完整地读过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四大名著和10本以上的外国文学名著,至于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中外名著,读的就更少了。对现当代作家、学者的经典著作也是阅读有限。经常阅读的是通俗的言情小说、武侠小说或者网络穿越小说等流行小说,他们接触最多的作家是韩寒、郭敬明等人,而经常能阅读的杂志就是《读者》《意林》《青年文摘》,几乎没有人接触过社科类的品牌杂志《新华文摘》。在高中阶段,他们都把精力放在背题、做题上,而走进独立学院后,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从入学那天起,就把主要精力用在考证上(准备考研的学生例外)。比如,日语专业的学生就忙于考日语一级证、日语二级证、英语四六级证、普通话证、计算机二级证、教师资格证;而英语专业学教育方向的学生,整天忙于考普通话证(二级乙等以上)、计算机证(二级以上)、教师资格证、英语专业四级证、专业八级证、办公自动化证;又如,会计专业的学生要考计算机二级、英语四六级证、会计从业证、注册会计师证、金融证券证等,即使是中文系的学生,也要考计算机资格证、普通话证、秘书证、英语四六级证、教师资格证、新闻采编证等。这些证件对他们毕业后求职是硬件参考。所以,学生对考取这些证件基本都很在意,也都很努力,从而导致对其他非专业学科的学习有一种不挂科就算完成学习任务的想法。由此可以证明:独立学院的大部分学生基本上还没有从高中的应试教育中走出来,他们对考证的需求和努力,实际上是中学应试教育的继续,只是应考的科目不同而已。所以,他们对大学语文这样不是马上能见到成效的学科,基本上处于应付状态。此外,独立学院的学生,自学的自觉性一般都比较差,一般情况下,都是勉强应付教师留给的作业,很多学生把上晚自习都当成学习负担,他们喜欢在寝室躺在床上看书或者在寝室上网,学校的图书馆,虽然经常爆满,但去图书馆看书学习的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准备考研的学生。此外,就读在独立学院的学生,有相当一部人家庭背景不错,有的即使不是声名显赫的权贵之家,但家里的政治地位或者经济条件都处于小康以上水平,此种家庭的孩子一般都不愿意吃苦,或者不能吃苦。面对未来一般都是指望父母给安排就业。还有个别学生,就是来校读书都看成是完成父母交给的任务,读书成绩好坏似乎与己无关。
基于上述独立学院非中文专业的学生的实际情况,我们给他们上大学语文课,就不能不考虑因材施教,量体裁衣。
那么,独立学院的大学语文课究竟应该讲些什么内容呢?
笔者以为:根据独立学院学生应该提高语文能力的迫切需要,也是为他们毕业后的就业着想,大学语文课还是以提高学生常用文体的驾驭能力、提高文学鉴赏能力为主;二是通过常用文体写作要领及语言表达技巧的体认,以提高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水平、演讲技巧和普通话水平为中心任务。
因为随着经济、文化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大学生的求知问学越来越具有功利性色彩,学以致用和经济效益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教育走向实用、趋向多元化的现实表现。独立学院的大学语文教学必须顺应时代需求,正视社会生活中多元化格局的存在,除了突出语文课程固有的基础性、人文性目标之外,还应该重视实用性、多元性在教学实践中的结合,使受教育者真正成为素质全面发展的高级专门人才。要实现这一教学目标,就要对教学内容、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实行全面改革,使大学语文拥有鲜活、实用的内容,高效、多样的教法,更使学生学有所能、学有所用,这也是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
因此,给独立学院的学生上《大学语文》课,首先要抛弃中学语文课字词句章或者背题的应试教育的教学模式,在关照人文性的同时,重点突出实用性。如何突出实用性?笔者以为:可以尝试在大学语文教学中以当代常用文体为经,以名家名篇为纬,精心编织课堂教学结构。
现在,大学语文的整个学期教学,大约是36课时,18讲。那么,一个学期讲授的内容,就要有一个统筹的安排。我们首先要想到,学生走出校园以后,他们最需要的是什么?比方说公文的写作,对一般记叙文的写作,自传、求职信的需求;还有,对讲演稿、书评、影视评论基本技巧和方法的训练,这样,我们就需要通过记叙文、议论文、说明文、日常应用文体以及新媒介写作等来充填整个教学内容。这就是以文体为经。
以名篇为纬,就是在讲授不同的常用文体特征及写作要点时,根据课堂需要,选择文笔优美、写法独特、情感丰富、内涵深邃的文章作为解读对象,讲授名家名篇,跟学生一起讨论鉴赏名篇的写作风格、思想内涵、人文情怀。解读作品、欣赏作品应该说是语文教学的重中之重,通过作品更加全面地理解各种常用文体的写作特性,同时,通过讲读各种常用文体的写作特性又深化了对作品的理解。这样,学生既学到和初步掌握了各种常用文体写作的要点,也欣赏了大师的写作风采和艺术表现水平,同时,也灌输了文章中折射出的思想光芒及人文精神。通过对“好文章”、“美文”的引导性、示范性解读,让学生从解读中获得阅读、写作及鉴赏能力的提升,进而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间接地实现大学语文课传播优秀文化、涵养精神、塑造人格的目的。
当然,此种讲授方法,涉及到选用教材问题。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要选用一本实用的好教材。目前,全国高校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有几十种,从编排体例看,可分如下几种类型:
有的高校选择了纯文选的教材,目的在于通过经典文本的研读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精神,塑造人格;而部分高校尤其是理工科院校则选择了纯写作教材,目的在于传授学生适应社会的基本的语言运用技能;有的教材坚持以本国传统文学经典为主,重视吸收我国优秀的文化、文学遗产,同时选入少量当今中外的精美文章;有的教材则看重人类的“普世价值”,选文方针为“现代人文,经典诗文”;有的教材偏重文学性。“以文学史为纲,按照简明中国文学史的要求,对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诗人、词人、散文家、戏曲大师尽量不遗漏。对他们的优秀代表作品,凡适合作大学非中文专业语文教材的,尽量选入”。
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以及使用情况亦从另一个侧面显示出该课程性质目标定位的模糊和课程设置的不完善。
当然,各大学面对授课的学生对象不同,选择的大学语文的教材应该有所侧重。笔者选用的大学语文教材是金振邦教授专门为独立学院学生主编的《大学语文》[4]教材,此教材是初版印刷,虽然还有待于修订完善,但在总体内容的设计上,我认为,作为独立学院的大学语文教材还是很实用的。
金振邦教授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就是针对独立学院的学生的共性编写的,其特点是以当代常用文体组织篇章结构,然后按文体框定解读古今中外的名家名篇。比如,在讲授记叙文时,不仅详细讲授记叙文的文体特点及写作要点,同时,根据记叙文中各种文体的特性,解读有分量的例文,比如,讲以写人为主的记叙文时,就以汪曾祺的《金岳霖先生》、李兆权的《丑娘》为例文,讲细、讲深、讲透;讲授议论文时就以鲁迅的《雷峰塔的倒掉》、叶兆言的《好人与坏人》、培根的《论读书》等为范文,精讲细读,围绕议论文的必备元素及写作要点展开讨论。此外,涉及到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时,讲读的更是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公认的名家经典篇章,同时,每课都找出几个学生,向大家推荐他读过的此类体裁的名篇,学生之间相互交流阅读信息,间接扩充视野。此外,根据讲授的不同文体,给学生留作业,边学边实践,教学效果比较显著。
引言:特殊教育发展水平从一个侧面反映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生产力水平的不断发展,对聋人的发展要求越来越高,对聋人的素质要求明显的不同以前,而在人的诸多能力中,人的阅读能力是尤为重要的,这就要求重视特殊教育中的语文素养的培养,要真正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首先必须开好大学语文课,教材是关键。
目前各地聋校在选用教材主要有完全使用普通学校教材或自行开发校本教材。从聋生的特殊性出发,必须要有适合聋人的大学语文教材。
一、特殊教育大学语文教材使用状况及存在问题
特殊教育大学语文教材就是根据特殊教育语文教学大纲和语文教学实际需要,为特殊高校师生应用而编选的语文材料。
目前我国的高校特殊为特殊群体编写的现有的,专门的针对某一特殊群体的大学语文教材及其缺少,现阶段,高等特殊教育大学语文教材普遍选用与普通高校所通用的语文教材,而我国的大学语文教学种类繁多,各校选择也不尽相同,我国的高等特殊教育一般作为某高校的一个院系而存在,接受教育的群体人数较少,从事编写相关教材的人员较少,成本较高,因此语文教材的选用也常随着其他学院的选择而统一采用。
我们且不论现下几套选用最广泛的大学语文教材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与不足,单从接受特殊教育学生的自身生理和心理特征来看,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与普通学生有着明显的不同,而且他们在校学习的专业有很强的职业性特点,就以聋人大学生为例,聋人因听力的缺失,获取信息的渠道与常人不同,只靠视觉器官的直观形式获得信息,并进行交流,因此视觉敏感,形象思维非常发达,而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就相对的比较差些,智力的发展水平明显低于或慢于常人,因此适合普通大学生的语文教材并不一定适合聋人学习。
另外,特殊教育高等学校开设的针对聋人教育的相关专业,一般偏重于职业技能,而现有的聋人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内容中的古代文学,诗歌,散文等内容占据的比例太大,远离聋学生的生活实际,又与所学的专业偏离太远,从内容结构上讲难度大,学生提不起学习兴趣,从而造成教学效果不佳。
二、聋生的身心特征和学习方式
聋人群体有自己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聋人丧失了听力,使用手语和他人交流,以目代耳,主要靠视觉器官来获取信息,视觉比常人敏锐,形象思维比较发达,聋人形象记忆较强,但是逻辑和抽象思维就比较差。聋人易于离开实际去思考问题,现实性较差,思想方法具有明显的片面性。聋人主观性较强,观察问题往往只看到问题的便面现象,却不大注意问题的内在联系,倾向眼前,较少考虑长远的利益。偏向物质世界和情感的直接表达,而不愿去探索知识世界的内涵。聋人的记忆特点:对语文材料的来说,最为显著的就是记得慢,忘得快,记忆不牢,不精确。
这与聋人的感知特点和记忆方法有关的,聋人缺少了一条最重要、最常用的感知语言的途径,而聋人的发音得不到听觉的监督,也是记忆力不准确的原因。对聋人来说,自幼未能习得语言,对语言的理解极差,多采用机械识记方法,他们更倾向于逐字背诵,极少会按照意思重新组织句子,不会灵活变换另一种说法,所以记忆效果极差。聋人言语活动课时较少,语言得不到强化,遗忘较快。聋人的这些特有的特点决定聋人与常人的不同,让聋人按照常人的学习方式及模式是不合适的,这不利于聋人群体的成长和个性的发挥,让聋人学习常人的语文教材更是不科学的,因此,我们急需编写适合聋人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的语文教材。
三、教材编写理念、原则及内容
教材编写理念:大学语文应当发挥其人文教育之功能,也必须承担语文作为工具的基础性责任。我国近年来不同类型的特殊教育高校逐渐成立,而且呈现越来越多的趋势,作为特殊群体一部分的聋人也就有了更多的机会进入高等学府学习文化和技术知识。大学语文课,不仅可以架通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相互联系的桥梁,而且可以开阔视野,增加智慧,可以提高学生的文学素养,强化语言运用能力,增强交际能力。大学语文课是一门十分重要的课程,这门课在培养大学生的人文精神、完善人格、提高情商、开阔视野和改善思维品质等方面具有其他任何学科都无法替代的巨大作用。教材是实施教学理念的教学蓝本。因此,我们极其需要适合高校聋人的语文教材。
教材编写原则:1、以人为本教材的编制要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的特点,教材的编制要贯彻“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原则,既要依据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又要依据经济技术的发展趋势,培养出适合社会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高素质人才。聋人高等特殊教育主要偏重于能力的培养,因此教材内容的选择知识面适度,适合聋人的学习特点。
2、科学性聋生只能以目代耳去认识事物和现象,导致他们在认判断和主观感受等方面都和常人有所差异,在理解和运用相对抽象的知识方面的内容容易产生片面性和误解,导致聋人的文化素质比较地下,采用普通的大学语文教材不适于聋人学生的学习,聋人学生在接受知识方面,比较喜欢直观、形象生动直观的内容,因此教材内容的选择与取舍编写形式一定要合理。
3、实用性教材的编写要结合教学实际及学生的特点,教材的呈现内容应跟专业相结合,所选内容不仅文质兼美,具有时代性、思想性和艺术性,同时具有专业性,那么学生在学习是不觉受作者思维影响,可以促进学生专业思维活动,有利于学生专业的学习,激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此外,学生毕业后要走入社会,没有过度,对工作胜任有一定困难,所以在学校就要学会如何与人交流,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怎样写各种应用文,达到学以致用。
教材编写内容:在与多位教师的教学探讨过程中,我们根据语文本身的性质,大学的特点,聋人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学习方式及聋教育专业发展实践中,对聋人高等特殊教与大学语文的编写内容分为如下:思想文化篇、审美鉴赏篇、明理思辨篇、经典实用篇五个部分。这些内容融合当前一些聋教育界的探索性的理念,也吸纳了我们在教学实践中的一些教育经验和体会。
四、结语
随着近年来特殊教育事业有了较大的发展,高校特殊教育取得非常大的进步,开始逐步形成自身特色,教育的快速发展不但对特殊教育的规模提出要求,更对特殊教育的质量和教育的公平提出要求,对教材的要求也进一步提高。本文结合高校特殊教育的发展特点及学生的身心发展的特点和学习方式及专业发展的特点,在结合时代和现实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讨,并从教材的编写理念,原则及方法等方面研究其实施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以期望达到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培养学生人文素养的目的。希望能对当前的特殊教育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起到一定的启发、借鉴作用。
关键词:大学语文;高职教育;现状;对策
大学语文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提高学生的感悟能力,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在人文素质教育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这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在目前一再强调素质教育的大环境中,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中却面临着非常尴尬的地位。针对这种现状,本人就大学语文课的地位、学生对大学语文课的学习积极性以及学生的语文水平等方面对广西某高职院校2008级会计电算化和工商企业管理两个专业的两百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以下是本人结合该问卷调查的统计结果,对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中现状的分析以及对大学语文教改对策的初步探索。
一、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中的现状
如今,汉语言文学在国际上魅力四射,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喜欢钻研这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可是目前在我国的很多高职院校中,大学语文课却不断受到其它课程的挤压,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本次所调查的会计、工商两个专业开设大学语文课程一学期,周课时两节。对于这门课程的开设,许多高职院校都有共同的感触:当今社会的市场环境、就业状况,对学生的培养、发展带来很大压力。学校一般注重专业课的培养,对于大学语文课程,即便开设了,其处境也是很尴尬。据调查,目前许多高职院校大三的学生基本都在校外实习,因此学校就不得不压缩课时,对一些公共课程则能减就减,这也成了大学语文课受到挤压的原因之一。此外,在所调查的学生中,有61%的学生认为自己不够重视对大学语文的学习。从这个结果可以看出,由于大量专业课程和英语考级的压力,即使开设了大学语文课程,学生们花在外语上的精力和热情也是远远超过了母语。
但是,与此同时,一个不容乐观的事实却摆在了我们面前。在调查中,有35%的学生认为自己目前的写作能力和口语交际能力较差。许多高职毕业生与人沟通交流词不达意,写份简历都抓耳挠腮,即使有个人的观点也苦于无法表达。面对如此现状,我们应正视问题、积极探寻解决的对策。
二、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中的正确定位
从问卷调查中可以总结出,大学语文面临尴尬地位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目前许多高职院校一味强调技能、技艺,从而使得各类培训考证成了学生学习的指挥棒。久而久之学生在这种教育导向中就产生了功利的思想,对人文教育的认识也就有了偏差。其次是大学语文教育自身存在问题。由于受到其它课程的挤压,教学课时少,导致了在大学语文教学中教师讲授的内容少、无法走进文化内核,学生学到的内容少、无法接触文化精髓的局面,致使原本精彩纷呈的大学语文课变得枯燥乏味。因此,正确认识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中的地位是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的关键。
首先,在面对高职教育时,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相比基础较好的本科生来说,高职生普遍存在学习基础差,学习成绩低,学习自觉性差的问题。从心理学角度来说,这一点很容易形成学生不良的性格因素,他们比起进入本科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心灵更加脆弱,更加容易产生自卑、自闭、消极悲观、不思进取、贪玩、自私、易怒、好斗等一些让我们看起来很不理解的行为。我们知道,从事任何一种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他所发挥的作用都以其整体的人格表现出来,而没有良好的人格素质,则难以形成良好的职业能力。要提高学生的职业素质和职业能力,职业教育如果不建立在对高职生的良好心理、人格、人文素养的教育上,那么,所谓的职业教育也只是一句空话。要使高职毕业生在人才市场具有较强的竞争力,我们必须适应现代企业用人标准的需要,强化对高职生综合素质的教育。而要做到这一点,仅仅靠一些丰富的课外活动,蜻蜓点水式的讲座是远远不够的。而思想政治课的说教式教育早已使学生产生了严重的抵触情绪,很难达到较好的效果。大学语文能够以其独特的人性化、感性化、情理化的特点内化学生的心理,达到宁静其心智,净化其心灵,从而在较短的大学生活中使其学有所获、学有所长,因此,人文素质课的大学语文应当成为各级各类高职专业的必修课。
其次,大学语文课是学好其它专业课的基础课,是实现学生良好人格教育的基石。华东交通大学布嗣会先生早在十多年前就指出:“语文是开发智力的工具,语文水平越高自学能力、研究能力和思维创造能力就越高”。优质的大学语文课对学生们的表达水平的提高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为他们以后的工作与生活境界的提高提供有益的帮助。未来社会不仅需要电脑作为工具、需要数字与符号来表达意思,还需要用语言、文字和社会交流。语文课以其综合性、文学性和社会性等特点,在对学生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语文教育是情感教育,是爱的教育。它在传授学生语文知识的同时,也在教导学生如何做人,如何处世,是培养大学生人文精神、健康人格,为大学生开阔眼界的基础课程。因此,大学语文以其课程自身的优势,应当成为各级各类高职专业的必修课。
由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高职教育本身发展的要求,及教育人的发展观来看,大学语文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中应该处于素质教育课的地位。
三、进行大学语文教材建设
通过调查发现,在所调查学生中有83%的学生认为需要更换目前所使用的大学语文教材。现在高职高专学校大学语文教材很不统一,但是绝大多数教材的编写体例却是大同小异,无一例外是“范文选读”,选编一些文学名篇,或按记叙文、议论文等文体,或按诗词、散文等体裁,或按古今文学史年展等作为脉络而编写。课前提供阅读提示,课后附带思考练习。体例与中小学雷同,不能突出高职教育的特色,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语文本应有的给人感性体验、给人审美感受的功效。
大学语文主要还是激发和培养学生对语文的兴趣,也就是对民族语言、文学、文化的兴趣。特别是把以往可能在应试教育中丧失了的这种兴趣重新激发起来,让学生体味语文之美、人文之美,培养对民族语言文化的亲近感、自豪感。当学生有了这方面兴趣后,在他们以后的一生中,便会不断地积累学习,受用无穷。从长远角度来考虑,也就等于提高了学生素质。因此,高职大学语文教材的编写必须注重三点原则:一是语文学科自身的特点;二是高职高专学生培养的实际需要;三是高职高专学生自身的特点。这样可保证学生在学习传统文化知识的同时,能够指导并帮助其提高个人的时代感、使命感、责任感,并强化其心理与个性品质。因此除了一些传统篇目的选编外,还可以选编一些目前在国内外非常畅销的励志性书籍以及能够体现现代人的生活特点、情感因素的现代优秀作品来作为教学内容。之所以多年以来大学语文不为高职教育教学所接受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学语文时代感的丧失。所以说在我们的教材中将选择主要针对高职生特点和时代精神的文章,通过励志、人文精神、价值观念使学生形成一种良好的职业精神,通过塑造职业精神再次来影响其形成健全、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从而形成良好的性格特征。
四、探寻有效的大学语文教学手段
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58%的学生认为对目前的大学语文课不满意,最主要是因为教学方法的问题。由此可以看出,大学语文之所以在职业院校中不受欢迎,与大学语文本身多年来一成不变的传统而死板的教学方法是分不开的。大学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可以说是关系到大学语文教学成败的关键。
归纳所调查学生对大学语文教学改革提出的建议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学生所期望的大学语文课应该是有活跃的氛围以及畅所欲言的环境,而不仅仅是“老师讲学生听”这种单一的模式;二是教学方法应该更加灵活,多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把语文与影视、音乐、美术等结合起来;三是还有一部分学生要求在教学过程中穿演讲、辩论等更多丰富的活动来提高他们的写作能力以及口语交际能力。
针对学生们所提出建议,在高职大学语文教学中,语文教师应当在知识的广度、深度、时代性、鲜活性、前瞻性上更加突出,实现与学生通过文学作品达到心灵的沟通与共鸣,并充分的尊重和理解与其个性权利。大学语文教学要注意充分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使课堂在教学的形象性和趣味性、生动性、深刻性等方面良好结合。要在教学中注意联系各学科的知识来认识问题,在故事性、通俗性、趣味性的讲解中让语文学科知识与我国传统的道德、伦理、文学艺术融会贯通。同时,大学语文必须推行多样式教学,比如可以通过讲座、征文、论坛等形式让学生从中体会到语文素养给学习、生活带来的收益和乐趣,这样大学语文才能实现提高学生文化与审美内涵的目的。
因此,要真正摆脱大学语文目前在高职教育中的尴尬地位,针对高职院校的特点发挥其作用,就必须使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中有一个正确的定位。同时,还需建设真正能够切实提高高职学生素质的《大学语文》教材,更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对于大学语文在高职教育中的教改对策的探索将是一个永久的话题,随着社会和学校的发展,将会不断地完善。
参考文献:
[1] .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
[2] 俞克新主编.高等职业教育的理论探索与教改实践[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