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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着看着,一位师兄指着电影里的“艺术团团长”说,这个是诗人西川。中文系的学生,对于西川的作品,大多都有所了解,可是对于西川其人,却不一定都见过。这么一来,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兴趣更浓了。
《站台》不是贾樟柯的处女作,却是成名作。这部作品,在海外市场取得了很好的口碑,赢得了一众国际电影界“大咖”的肯定。于是,接下来,他的电影陆续开拍。《站台》之后的短短几年,相继拍出了《任逍遥》《小武》。这三部,堪称贾樟柯电影的“青春三部曲”。这三部电影的背景,都在汾阳,山西的一个小县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汾阳,天空晦涩,道路平直,城里还残留着某段古代的城墙。现代化方兴未艾,小城处于新旧交替中。在这么一个时代背影下,生活在那里的年轻人,他们心怀壮烈的青,却要面对无法把握的现实。于是电影自然而然地有了一股悲情的底色。正是这层底色,吸引了同样处于青春期的我们和师兄们。
后来才知道,贾樟柯不但是导演,还曾经是个文学青年。在考上北京电影学院之前,他的作品曾经在《山西文艺》发表过。
事实已经证明,贾樟柯是一位优秀导演。而这本电影笔记,则证明贾樟柯亦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书摘
1. 我记得“奶妈”一直对我说:为人要讲义气,待人要厚道,对父母要孝顺,遇事要勇敢――对她来说,这些道德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些非常实在的日常行为准则,是一种根植于她人性中的善良。她识字不多,没念过什么书,但是从她的身上我感受到一种很深的教养,这种教养不是来自于书本,而是得自于一种世代相承的民间传统――我觉得这实际上就是一种文化。我总感到文化和书本知识并不完全是一回事,就像有的人确实读了不少的书,看上去好像挺有学问,但是这种所谓的学问除了增加了他傲视旁人的资本外,并不能实际地影响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基本态度。在那些人的眼里,知识就跟金钱一样,只是一种很实用的流通工具。正是在这层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在“奶妈”身上看到了比那种所谓的知识分子身上更多的文化的尊严。
2. 前些日子,我在小西天一家卖盗版DVD的店里瞎逛,正是中午时分,店里人少安静,只有老板和我两个人。我爬在纸箱子上猛淘半天也没什么收获,老板见我执着,便与我答腔,说最近新货太少。我便要离开。老板突然想起什么,在我一只手已经伸出去推门的刹那,突然对我说:有一个“假科长”的《站台》,你要吗?
我一下呆住,反问道:什么?老板重复了一遍他的话,我装作冷漠,显得兴趣不大的样子问道:在哪儿?老板说:明天会到货。出了店门,心疯狂地跳。像丢了孩子的家长,忽然在人贩子家里看到了自己孩子,出奇地兴奋而又深刻地郁闷。晚上不能平静,一会儿盘算着会有多少人看到自己的电影,不免得意;一会儿又想自己辛辛苦苦拍的电影被别人盗走,心生不快。我们这一代人的毛病就是患得患失,我也不能幸免,只能慢慢克服。夜倒也过得快,8点左右我便自动醒来。平常我睡惯了懒觉,奇怪今天为什么清醒异常。打车去了小西天,真的买到了《站台》。
3. 回到办公室再看《站台》,离拍这部戏已经三年了。这让我和这部电影有了距离,就像布莱松说的,每一部电影都有它自己的生命,它被推出以后,便与导演无关了,你只能祝它好运。但《站台》还是让我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我曾经因这些往事而选择了电影。
我26岁才第一次看到大海。我学会骑自行车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骑车到30里地之外的一个县城去看火车。这些事情如今在电影中是发生在比我大十岁的那些主人公身上。当时对我这样一个没有走出过县城一步的孩子来说,铁路就意味着远方、未来和希望。在《站台》中弥漫的那种对外面世界幻想期待的情绪就是我自己体验过的东西。我记得我在十七八岁念书的时候,晚上老不睡觉,总期待第二天的到来,总觉得天亮了就会有新的改变,就会有什么新的事情发生。这种情绪一直伴随着我,和我有差不多生命经验的人都会有这样一种感受。
我以前是学习美术的。那时候我们学习美术一点都不浪漫,不是为了追求艺术,而是为了有出路。在县城里,如果想到其它城市生活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一是考大学。对我来说当兵没有可能,我也就只能考大学,但是我学习非常差,所以就去学画,因为美术学校文化课要求比较低,我们一帮孩子去学美术都是这个道理。刚开始我们并没有理想,就是要讨生活。其实最后考上的也就只有一两个人。其他人第一年考不上就回去了,第二年再考也没考上,就算了。我自己考上了电影学院。刚开始时觉得自己非常厉害,你看我多坚持,我追求到了自己的理想。但是,当我年纪更大一点时我突然发现,其实放弃理想比坚持理想更难。
当时那些中断学业的人都有理由,比如父亲突然去世了,家里需要一个男的去干活;又如家里供不起了,不想再花家里的钱了。每个人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都是要承担生命里的一种责任,对别人的责任,就放弃了理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些所谓坚持理想的人,其实付出的要比他们少得多,因为他们承担了非常庸常,日复一日的生活。他们知道放弃理想的结果是什么,但他们放弃了。县城里的生活,今天和明天没有区别,一年前和一年后同样没有区别。这部电影伤感,生命对他们来说到这个地方就不会再有奇迹出现了,不会再有可能性,剩下的就是在和时间作斗争的一种庸常人生。明白这一点之后,我对人对事的看法有了非常大的转变。我开始真的能够体会,真的贴近那些所谓的失败者,所谓的平常人。我觉得我能看到他们身上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是社会一直维持发展下去的动力。我把这些心情拍出来,想要谈谈我们的生活,可有人来听吗?
4. 小的时候看完《西游记》,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面对着蓝天口里念念有词,希望哪一句能恰巧是飞天的咒语,让我腾空而起,也来个一个跟头能飞十万八千里,这些年跟头倒是摔了不少,人却没飞起来。我常常想,我比孙悟空还要头疼,他能飞,能去天上,能回人间,我却不能。我要承受生命带给我的一切。太阳之下无新事,对太阳来讲事有些旧了,但对我来讲却是新的,所以还是拍电影吧,这是我接近自由的方式。
我悲观,但不孤独,在自由的问题上连孙悟空都和我们一样。
5. 我还是习惯下午在黄亭子见人:约朋友举杯叙旧,找仇家拍桌子翻脸,接受采访,说服制片,恳求帮助,找高人指点。酒喝不多话可不少,我的家乡汾阳产汾酒,常有名人题词。猛然想起不知谁的一句诗:有酒方能意识流,大块文章乐未休。于是又多了一些心理活动。在推杯换盏时心里猛地一沉,知道正事未办,于是悲从心起。话突然少了,趴在桌子上看烛光跳动,耳边喧闹渐渐抽象,有《海上花》的意境。于是想起年华老去,自己也过上了混日子的生活。感觉生命轻浮肉身沉重。像一个老男人般突然古怪地离席,于回家的黑暗中恍惚看到童年往事。知道自己有些醉意,便对司机师傅说:有酒方能意识流。师傅见多了,不会有回应,知道天亮后此人便又会醒:向人陪笑,与人握手,全然不知自己曾如此局促,丑态百出。
到了下午,又在等人。客人迟迟不来,心境竟然没有了先前的躁动,配合下午清闲的气氛,站起来向窗外望。外面的人们在白太阳下骑车奔忙,不知在追逐什么样的际遇。心感苍生如雀,竟然有些忧伤。突然进来一位中年女子,点一杯酒又让小陈放张信哲的歌,歌声未起,哭声先出。原来这酒吧也是可以哭的地方。
现在再去黄亭子,酒吧已经拆了,变成了土堆。这是一个比喻,一切皆可化尘而去。于是不得不抓紧电影,不为不朽,只为此中可以落泪。
6. 今年冬天来得早,十月已经一片萧条的景象。以前喜欢冬天,看鲜花败去,杨柳无色,总觉得于光秃秃中可洞悉世界本质,灰乎乎的色彩倒也有种坚强味道。但今冬却怕了寒冷,中午落入房间的阳光也少了往年的力量,远处锅炉房偶尔传来的铁器碰撞声远没了以前的空灵感觉。
这是空虚的一年,我让自己停止了工作,整整一年没有拍一寸画格。事实上我突然失去了倾诉的对象,生活变得茫然,电影变得无力,少年时有过的颓废感又袭上心头。而此刻,作秀多于作事,拍片也不过为了媒体多了一些话题。我喜欢一句歌词,歌中唱道:有谁会在意我们的生活?如果困难变成了景观,讲述误以为诉苦,我应当停下来,离自己和作品远些,离北京远些。
去了五台山,山中残雪披挂。大自然不理会观众的情绪,自在地按着她的逻辑摆布阴晴雨雪,这是她的高贵。她的节奏是缓慢的四季,大自然不会取悦看客而改变什么。你只能将自己的心情投射其中,而不可要求她顺应你的习惯。像布莱松的电影,自然如山,你可以从中取悦,但他绝不取悦于你。很愉快这拜佛的路上有了电影的联想,想想北京正在往枯草上喷洒绿色,黛螺顶上海一样的蓝色显得更为真实。登高呼喊,空谷尚有回音,这是自然对我的教育。
回了太原,拨通以前朋友的电话,听到好几年没有听到的声音,又想起一句歌词:曾经年少爱做梦,一心只想往前飞。这些因我追求功名而被疏远了的兄弟,曾经与我朝夕相处。原来时间也无力将我们疏远。三五杯后,酒气驱散陌生,呼喊我的小名,讲这些年间不为外人道的事情。他们告诉我应该要个孩子,他们在为我的老年担忧。我有些想哭,只有在老友前我才可以也是一个弱者。他们不关心电影,电影跟他们没关系,他们担心我的生活,我与他们有关。这种温暖对我来说不能常常感受,当导演要冒充强者,假装不担心明天。酒后的狂野像平静生活里冒出的火花,呕吐后说出一句话:“我爱江湖。”
继续向西,去了榆林。长途车上邻座的老乡非常沉默。天快黑时他突然开口,问我今天是几号。我告诉他已到岁末,他长叹一声,说:这一年总算就要过去。我不知道他的生活里出了什么问题,让他如此期待时间过去,但我分明已经明白了他的不容易。这像我的电影,没有来龙去脉,只有浮现在生活表面的蛛丝马迹。
这一次是生活教育了我,让我重新相信电影。
北京市大峪中学地理教师,北京市特级教师。自1993年任教以来在国家一级刊物100余篇,主编著作5部。教育部“国培计划”首批专家、“国培计划”评审评估专家、“国家教师资格考试大纲”地理学科编写组成员、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评审专家、首都师范大学特级教师中心特聘专家。先后被首都师范大学、青海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聘为培训专家,为国家级地理骨干教师培训班进行培训。
唐人王维在《使至塞上》中写道:“萧关逢侯骑,都护在燕然。”
诗中的“萧关”,就是现在的西海固。
西海固,位于中国西部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的地带,是黄土丘陵区的西吉、海原、固原、彭阳、同心等七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统称,1972年被联合国粮食开发署确定为最不适宜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
李宗录就来自西海固。
9岁那年,他第一次穿上了一条崭新的裤子,背着用姐姐的破衣服缝制的花书包走进村头的小学校,走到学校唯一的民办教师的面前……后来,他上了大学;再后来,他成为北京市门头沟区的一名中学教师;再后来,他成了北京市特级教师……
成了特级教师的李宗录仍然是学生喜欢的可爱的“录录”老师:“不管什么时候,看到您都很开心。即使是您生气的时候,嘿嘿,像个委屈的孩子,真可爱。觉得您的点点滴滴都透露着可爱。比如您看书用嘴咬着笔,比如您用手托着下巴趴在桌子上仔细看同学,比如您写错字、读错音会脸红,比如那次给您照相,您还不好意思……”(摘自学生的毕业留言)
“人一辈子一定要做点事。”
在李宗录的散文《求学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现在,我坐在京西丛山中的一个偏僻的中学开始写作,已经是午夜12点了,又是暑期,偌大的学校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声音。我已经又是一个两年没有回家了。故乡遥远,在异地的日日夜夜里,它让我深切地体会到了什么是思乡。”
思乡,是每一个离开故土的人必然的情感。然而,当初的远离,却注定有不一样的理由。对此,李宗录的回答实实在在:“我觉得人这一辈子就得做点事。如果回到老家,按当地的思想观念,我可能不好发展。”
因为“想做点事”,李宗录很想到外面的世界闯一闯。恰逢李宗录大学毕业那年,北京市门头沟区去他所在的学校招老师,只是不巧,当年的计划里没有地理老师。李宗录不想放弃这个机会,跟别人借了路费,坐了24小时的火车追到北京。他风尘仆仆地来到门头沟教委,把随身背来的一堆证书倒在桌子上。于是,他就被留下了。
开始,李宗录被分配到城区,可是,他自己却要求去了深山里的斋堂中学。为什么会这样选择?他的回答一如既往地实在:“就两个条件吸引了我,一个是楼房,一个是高中。”原来,他被分配去的是一所初中校,校舍是平房,而且很破旧,而斋堂中学有楼房;更重要的是斋堂中学有高中(师范班),可以让他有用武之地。现在看来,第一个条件可见李宗录当时的孩子气,而第二个条件依稀可见他“想做点事”的心了。
然而,三年后李宗录还是走出了大山,调到了位于门头沟城区的大峪中学,理由很简单:斋堂中学取消了高中班。或许有人怀疑,李宗录这是给调离山区找个借口吧?知道的人都会告诉你:绝对不是。因为李宗录的工作表现和业绩,城区很多条件优越、待遇优厚的学校都曾向他伸出橄榄枝,可他都拒绝了。他说:“城里是好,可是城里好老师多的是,咱们去凑热闹干嘛?门头沟需要人,我就在这边干。在这个地方,我把个人的潜能都发挥出来了,而不是成为一个挣钱的机器。”
李宗录不离开门头沟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当年我只身一人从宁夏来到北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地方接纳了我,从此改变了我的人生。现在我有了能力,就想着要报答这里,尽我的能力,能做多大贡献就做多大贡献。”在北京生活了20年,李宗录还是没改西北人的淳朴本色,重情重义,知恩图报。
因为要“做点事”,也因为知恩图报,李宗录成了一个典型的工作狂。他会利用寒暑假提前备好每一学期的教案,课前再对即将实施的教案进行细致推敲,精心准备课件,力图每一节课都发挥出自己潜力的极致,不留下过多遗憾。课后再认真反思,找出不足,下次上课时改进。学生的每道练习题都是他在题海中精心挑选出来的,发现学生哪点知识没掌握好,不管多忙他都会面批……再加上还要参加课题研究,还要承担一些管理工作,他总是忙得一路小跑,安排事情精确到“分钟”。如此忙碌的情况下,他仍然会挤出时间读书,白天没时间,就用晚上。
如今的李宗录,不仅把事做好了,人也做得好――用学生的话说,他们的李老师是“集幽默、智慧、热情、活力、友善于一身的优秀教师”。2006年11月,学校评选“学生最满意的教师”,李宗录任教的高三(9)班全体学生都把票投给了他,有人还在票上写道:“李老师,我们永远支持您!” “文科班的学生,就需要像您这样的教师。”……
“不管面对什么,只能往前走。”
不过,李宗录这个拼命三郎并不是蛮干,他很早就发现了一条成长的“捷径”――做课题研究。
上世纪90年代中期,“课题”对很多中学老师来讲还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刚刚离开山区学校的李宗录就加入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教学研究中心“多媒体组合教学在中学地理教学中的应用”课题组,成为门头沟区教师研究多媒体教学的第一人。
怎样让多媒体更好地为教学服务?课件怎么做才有助于教学、有助于重点和难点的解决?一节课多个课件,怎样安排顺序才符合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层出不穷的问题让李宗录累着,也快乐着。在这个过程中,他“感觉自己提高了一大截”。
1996―2001年,李宗录参加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高效率学习与心理思维训练》课题组。在课题研究的过程中,他阅读了大量的心理学、教育学著作,并初步掌握了一定的教育科研的方法,学到了怎样走进学生的内心,通过解决学生非智力因素来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促进学生健康、全面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他“感觉到自己又提高了”。
除了参与课题研究,李宗录还把每一次培训都当作难得的学习机会,在每一次培训中扩大自己的学习平台,知识越学越多,教学水平越来越高,研究能力越来越强,也越来越受到专家、同行、学生、家长的认可。
2009年,38岁的李宗录被评为北京市地理学科特级教师。他依然参加培训,只是身份从被培训者转为培训者――教育部启动国培计划,他成为地理学科首批入选的20名专家之一,和大学老师、教研员一起当起了老师们的老师。这是一个痛苦而艰辛的过程,但也是让他进步最快的过程。他给自己定的目标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看问题。例子拿出来,不仅要在实践上对老师有启示,而且要让老师看到背后的东西。”他明白,要达到这个目标,必须要懂理论。为此,他看了很多书。而且,每讲一次,他都深入反思自己的不足。就是在不断的学习和反思中,他的水平进一步提升:“现在看前几年讲的,感觉真是很一般,虽然当时也是尽了最大的努力。”但就是在从“一般”到“不一般”的过程中,他付出的是辛苦,得到的是自信:“我现在整的这个东西专家整不出来,因为专家没有实践经验,不知道学生上课时会出现什么问题,不知道老师备课时会忽视哪些方面。而且,现在我在理论方面也不弱了。”
李宗录说,在他的成长历程中,最值得年轻人借鉴的就是一句话:“不管面对什么,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退。”
怀着这样的心愿,李宗录一直往前走,偶尔回头看,却绝不会止步。
“教师的作用是打开学生求知的大门。”
经过20年的追索,李宗录建立起一套自己的中学地理教学思想和教学体系,即教学基点的生本化,地理知识的问题化,能力培养的过程化,学习方式的多样化,学生发展的和谐化。而实现这“五化”的途径归纳起来都是一个――解决问题。他说,只有当学生面对问题的时候,学习的兴趣才有可能被调动起来,才有可能具有较强的学习动机。只有通过各种问题才能把学生置于学习的主体地位。
为了有效地解决问题,李宗录不再像“编剧本”一样写“教案”,而是像“编游戏”一样写“学案”,让学生在一次次“过关”中学到知识,提升能力,形成观念;他不再做结论的传播者,而是把学习变成一个体验的过程、探究的过程、研究的过程、操作的过程;他把静态的知识变成动态的问题,引导学生自己寻找答案。
为了把教材中陈述性的知识转化为具体的问题,李宗录创造性地提出地理教学“五化”:
知识结构化――知识结构是教师进行教学预设的蓝图,同时也是学生进行知识建构的主要生成通道,只有顺着这些“知识小径”往前走,才不至于在“知识迷宫”中迷失方向,进而导致低效、乃至无效的“教”与“学”。
结构问题化――结构问题化的做法主要有引发兴趣、引发查询、引发动手、引发讨论、引发辩论等策略。最简单的做法就是采取“标题+问号”的方式,使结构问题化。例如《自然界中的水循环》可以设计成四个基本问题:什么是水循环?水循环的过程有哪些?水循环有哪些环节?水循环的意义是什么?
问题情境化――可以是材料问题情境、影像问题情境、实验问题情境、虚拟问题情境、故事问题情景、实践问题情境、操作问题情境等。
情境生活化――设置的问题情境应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出发,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并结合当下的时政热点。这样做不仅增强学生对问题的兴趣,还能加强地理教学与现实的联系。
生活学科化――教师应该有一双“地理眼”,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地理学科特色的生活,这样才能设计出生活味浓郁的地理问题,从而培养出具有“地理眼”的学生。
李宗录还总结出地理课堂教学中问题设计的五个原则,即系统性原则、探究性原则、主体性原则、适度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对此,著名地理特级教师王能智老师给予了高度评价:“这种设计方法具有一定的理论高度,能够自成体系,在新课改中具有探索意义。”
记者手记
“李特”原来是“文青”
最吸引眼球的是千里沃野,万顷良田。大多是玉米。间或有一片片的牧场,奶牛、羊只在草地上悠闲地吃草。还有闻名于世的松嫩平原的沼泽地,芦苇荡、水泡子……这些沼泽的形成主要是降水多,蒸发小,排水不畅,再加上底土永冻,无法下渗……”这段日记中间的省略号,连接着李宗录老师印证了他的特点和身份:文学青年+地理教师。
学生时代的李宗录一直怀揣着一个作家梦,虽然填志愿时的阴差阳错让他上了地理系,他并没有放弃文学。他一边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一边读文学的书,进行文学创作。大学期间他发表了不少诗歌和散文,在银川市已经小有名气。
李宗录的梦想轨迹在他大学毕业之后转了一个弯。登上讲坛的他,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他说:“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当优秀教师的老师也不是好老师。”
为了成为优秀的地理教师,李宗录扩展了阅读领域,不仅看文学的书,也看教育学、心理学以及地理、历史方面的著作,写作中心也渐渐偏向了地理教学方面。开始是写写课后反思,到后来就写出了一些高质量的论文,发表在高水准的专业报刊上。所以,他给年轻老师的告诫是:“一定不能偷懒。要多读书,多写作。读书就是积累,写作就是反思,积累和反思就能使自己不停留在现在的水平上。”
在投入的工作中,李宗录对地理这个学科有了和以往不同的认识。“我觉得地理学科太重要了。咱们国家地理学科的落后是被动挨打的真正原因。”一言既出,语惊四座。李宗录解释:“1840年为什么要打?是因为当时英、法、德这些国家的地理研究非常成熟了,知道哪里还有什么,如果抢过来对自己有哪些好处。所以他们就打上门来掠夺我们的资源……”言语间一派慷慨激昂之气,仿佛当年的文学青年又回来了。
他说有些环境污染也是人们不懂地理造成的:“有些企业打深井排放污水,把地下水污染了,这是断子绝孙的事,那些企业为什么要干?就有我们的地理教育不到位,人们不懂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认识到地理学科的重要性,李宗录更加坚定了信念,要当一个地地道道的地理老师。他把自己的生活做了一个简要的规划:工作的阶段,力争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地理老师,抽时间多写写自己的教育教学;退休后接触不到学生了,就重拾旧梦,写写小说。
近日,桂林一些青年小说家围绕“文学的现实与处境”这一主题,从文学的角色、作家与现实、文学与市场三个层面进行了研讨。
与会者谈到,中国文学有过许多繁荣期,当下人们的兴趣爱好、社会价值取向更趋于多元化,特别是由于大众传媒的迅猛崛起和异彩纷呈的娱乐项目的夹击,传统的文学受众被逐渐带走。但这不能说文学真的被边缘化了,而是逐渐回到了其应该所处的位置上。只要人类存在,文学就存在。媒体以及消费文化不可能取代文学。文学是最能表达人类情感的精神产品,读者阅读作品是一种思考。文学不一定能解决社会问题,也不能强求文学去解决社会问题。文学是对人类精神、生存状态的探寻,是对精神自我的寻找。
在谈到作家与现实时,大家说,作家眼中的现实与我们平常所说的“现实”是不同的。作家是现实的反映者,但绝不是简单的记录者。作家应该关注人的生存境遇,要有一双与众不同的眼睛,尤其需要更多地关注当下的社会环境和当下人们的生活状况。现在一部分作家其实是没有生活的,他们飘在生活的上方,缺乏关注人类的习惯和能力,缺乏精神的高度,只靠看碟和道听途说来编造故事以及靠改造报纸上的社会新闻来进行写作,表现那点自以为是的“文学良心”。作家应该甘于寂寞,要在心灵上吃得苦受得累,扎入生活核心,真诚地去关心人的心灵。
针对文学的市场即受众面,有人提出,作品应该有多种层次,这里说的层次不是指欣赏水平的高低,而是指阅读的喜好。如果一个作品过于“高深”,就会把一部分作者关在阅读的大门外。作品首先要好读,才会有更广阔的市场。作家考虑市场是没错的,但是在创作过程中不应首先去考虑什么市场。无数的事实证明,那些过于考虑市场或者就是为了好卖而创作的作品,尽管当时卖得十分火,名气非常大,可是不到一年半载,就被读者遗忘或者抛弃了。好卖的书大多源自于炒作。这些作品一问世甚至还没问世,就在寻找“卖点”大做文章,轮番性的恶炒。而没有看到作品之前的读者就完全被恶炒者的好恶所引导,阅读之后才发现上当受骗。大家认为,与事实相符的宣传是必要的。作家是良知的代表之一,要给读者一个货真价实的精神产品。在宣传过程中,也应该保持清醒头脑,因为艺术的探索是无止境的。还有人提出,作家可以有经纪人,自己只管好好思考和创作,其他宣传策划的事交由经纪人来做,但要掌握宣传的度。
教学目标,这里指的是语文课堂教学中制定的目标。青年教师明显表现为对目标作用认识不够,目标意识淡化,甚至视目标为摆设。于是在目标的确定、显示、达成等诸方面易陷入误区。
1.目标确定不够恰当。
确定目标时无视《语文课程标准》要求,目标要求过高或过低。例如学习古诗《赠刘景文》时,教师要求学生从字典中查出诗中带点字的意思。这个目标表面看是对查字典法的巩固应用,实际上目标要求过高,因为二年级上学期只要求学生在字典中查到某字,而不要求选择义项。
2.目标制定不够精当。
青年教师语文课堂教学目标制定往往贪“大”贪“多”,要求不明确,随意性强。如教学《坐井观天》时,有位青年教师制定的目标是:学习部分生字词;通过看图读懂课文;通过课文学习弄懂寓言的含义,并受到启发;分角色朗读课文;完成课后思考练习第二题。这样的教学目标繁杂而难以操作。如学习部分生字词,到底学哪几个字词?要达到什么要求?寓言的含义到底要理解到怎样的深度?应受到什么启发?对分角色读课文在熟练程度和情感驾驭上都没有明确的要求。
3.目标显示不够清晰。
课前制定的目标没有或没有充分在课堂教学环节中体现出来,教学活动游离于目标导向之外。如第十册《慈母情深》的教学,一教师制定了“边读边想,读读议议”的学法指导和教学目标,但在课堂教学中却毫无体现,学生只从字面上了解了这种学法,目标显示不清,实施落空。
4.目标达成忽视反馈。
有些青年教师往往只重视目标的制定、实施,但在课堂教学中毫无检查,忽视学生的学习反馈。一提目标达成结果,似乎就只是看单元测试和月考、期中、期末总测试成绩。
二、教前备课欠“全”
1.忘备学生。
无论设计何种教学方法,都必须考虑到学生的知识水平、思维习惯、意志品质、情感需要等年龄特征。有些教师认为理所当然、不值一提的东西,或许正是学生难以接受的地方,如不能在此“架桥铺路”,续接这个学生知识理解的“断层”,课堂教学就难以取得既定效果。一句话,评价教学的设计是否合理,要用学生的眼看、用学生的嘴说、用学生的心想。
2.忘备自己。
备课时切莫忘记教师对教学的指导作用。在教案设计中,有范读,自己课前读了几遍?能作示范吗?有板书,在黑板上布局效果如何?书写时注意什么?有讲授,教案上的书面语口述起来是否流畅?是否简洁?是否有吸引力?使用电教手段是否操作正确、熟练?
三、课堂设计欠“新”
1.不会抓重点。
一些青年教师在设计语文课堂教学时,往往会忽视课时内容、课文、单元、整册教材之间的统一关系,把课堂教学内容孤立起来,难以切准教学重点。多表现为教学过程平铺直叙,面面俱到,平均用力,难以从一个高度上“鸟瞰”教材,从而整体上把握教材,以点带面,主次分明。
2.不敢变方法。
在课堂教学顺序上,一些青年教师也往往表现得很被动,大多按课堂原有段落顺序教学,对于适合变序教学的课文,也很少能抓住“文眼”,“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行变序教学。如第七册《秦兵马俑》一文,一般处理是从头至尾逐段学习,这样既浪费大量课堂教学时间,又显得松散拖沓。如能在课始就抓住第三自然段,过渡句兼课文的中心句“兵马俑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类型众多,个性鲜明”,则纲举目张,能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四、教学风格欠“实”
1.表演化倾向。
有些基本功较扎实的青年教师为充分展示自身素质,往往在课堂教学中过分表现自己,甚至表演化,喧宾夺主,越俎代庖,忽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辩证统一关系。
2、展示化倾向。
有的教师想在短短四十分钟内实现各种教学训练目标,字、词、句、段、篇,听、说、读、写,唯恐遗漏其一,训练课上成展示课。教师还未作指导,即要求学生练习,学生还未真正掌握,教师又匆匆转换题目。结果每个环节都是浅尝辄止,半生不熟,学生手“忙”心“茫”,难以做到“一课一得”。
五、教学机智欠“活”
有些青年教师,课堂上往往希望学生按自己设定的程序逐步推进课堂教学,一旦发生学生“越轨”现象,或“束手无策”,或“行政干预”,缺少必要的教学机智。如一位教师在教学《画》时,安排学生观察图画并说出图意,预计教学环节分三步:学生杂乱无章地说;教师提示,由远及近地说;学生按顺序说。可课堂上第一位发言的学生就依顺序有条理地表述出来,教师哑然。如能对该生加以表扬后再引导:“刚才他是按什么顺序说的?谁再来说一遍?”即能达到预定效果。
六、评价手段欠“准”
1.无针对性。
对学生所有的学习活动、信息反馈,教师一味用“好”“很好”“错”“不对”等字眼评价,无针对性,笼统化,粗线条,学生不能从中获知自己成功的原因和纠正错误的办法。如换成“棒极了,你说话很有条理”“虽然不太准确,但你很勇敢,下次会读得更准确”等有极强针对性和丰富感彩的评价,学生会做得更好,学得更有趣。
2.无多样性。
评价形式只限于教师口头表扬或学生鼓掌,忽视应用教师的表情(如微笑)、手势(如竖大拇指,鼓掌)和其他(如画五角星,发小红花等)评价方式。
3.无评价。
一、"迷"、"忙"现状
1、"迷"。
突出表现是不明白语文课"教什么"、"怎么教"。综观这部分教师的课堂。若是阅读教学,无论针对何种课程(必修或选修),无论针对何种文本(文学作品或实用类文本),其基本流程永远是:简介作者与时代背景;通读课文,整体把握;理清思路,点明写法;课堂小结,布置作业。若是作文教学,那格式也基本一成不变;布置题目,学生写作;教师批阅,集体讲评。上述两类课型,初看并无大碍,细想却很死板,每节课都在做一些近似于流水线的作业,这样的四十五分钟究竟有什么价值?累,对师生双方;害,对整个语文教学。没有人愿意自甘平庸,当自己的语文课不受欢迎,成为最大的尴尬时,于是,急于证明自己却又找不到出路的青年同行们只好向汗水求助。
2、"忙"。
突出表现是扎扎实实做无用功。青年人有的是力气,有的是干劲。学生不满意,咱好好学。这思路是正确的,关键是学什么没弄清。看到同行的优秀教学设计,一笔一划,一字一句,工整抄写,熟背之后,整体贩卖;学习了优秀作业批改技法,也是一板一眼地仿真;听了几节优质课,又是整天抱着电脑下载课件……很多时候,听到青年同事口打哈欠说前晚备课到几点时,我在赞许之余又不无担忧。我怕当现实无情地粉碎了青年人的付出梦时,又有人要终身"迷"、"忙"了。为什么会如此?
二、原因分析及对策
1、"迷"。
主要原因是对新课改理论学习不够,关键是对《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实验)》(以下简称《课标》)的学习未落到实处。我们常说实践出真知,因此真理论必然能指导我们创造出一流的业绩,关键是我们要真正把握新课改理论的精髓。对于语文教师而言,就是要细细品味、仔细揣摩《课标》的有关精神。对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部分的具体要求要结合教学实际认真体会、琢磨、反思。否则,缺乏理论的有效指导,"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
当然存在的现实问题时,有很多青年教师反映《课标》表述太抽象,看不大懂。解决办法有二:一为硬吞。就是先硬着头皮研读,一句一句品味,可就个人费解之处做批注。再向经验丰富的前辈求教,与同事交流,也可借助各种媒介查找相关专家解读。二为践行。就是按个人对《课标》的理解设计每节课的教学目标与教学方法。关于这一点,笔者以苏教版必修一文言文《劝学》的相关设计为例进行说明。
关于必修课程的文言文阅读教学,课程目标较直接的表述有两条。
第一条为"学习中国古代优秀作品,体会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为形成一定的传统文化底蕴奠定基础。学习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理解古代作品的内容价值,从中汲取民族智慧;用现代观念审视作品,评价其积极意义与历史局限"。这条表述恰属于"思考?领悟"、"发现?创新"这两个目标层面,就是要联系现实客观评价传统文化的价值。具体到《劝学》可设计教学目标之一为: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度,充分认识到学习对修身立德、完善自我、获得教养的重要意义,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第二条为"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词句含义,读懂文章内容。了解并梳理常见的文言实词、文言虚词、文言句式的意义或用法,注重在阅读实践中举一反三。诵读古代诗词和文言文,背诵一定数量的名篇"。这条表述属于"积累?整合"、"感受?鉴赏"、"应用?拓展"这三个目标层面。据此可设计又一教学目标为:积累"劝、就、暴、参、知、致、绝、锲、可以、而、焉、矣"等文言实词和虚词;掌握有关的几个文言句式,提高文言文的阅读能力;背诵全文。
除此之外,课程目标在必修课程"阅读与鉴赏"部分提出"发展独立阅读的能力",要求"根据语境揣摩语句含义,运用所学的语文知识,帮助理解结构复杂、含义丰富的语句,体会精彩语句的表现力"。据此可设计再一教学目标为:学习本文譬喻说理的手法,理解比喻论证所要阐明的道理。
至此我们解决了"教什么"的问题。进而我们可根据教学建议中关于必修课程教学"阅读与鉴赏"部分的要求"古代诗文的阅读,应指导学生学会使用有关工具书,自行解决阅读中的障碍。文言常识的教学要少而精,重在提高学生阅读古诗文的能力。要求学生精读一定数量的优秀古代散文和诗词曲作品,教师应激发学生诵读的兴趣,培养学生诵读的习惯"设计教学方法为:1、诵读法。2、自译交流。3、问题探讨。这样我们又解决了"怎么教"的问题。
可见,只有吃透并用活《课标》,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迷"的问题。
2、"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