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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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运动范文第1篇

[关键词] 启蒙运动 理性 科学 自由

启蒙运动使人类脱离了自己所加之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从总体上讲，它是在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人民不满封建专制主义势力统治的历史条件下，在科学革命和自由理论影响下产生的。

“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1]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科学充分展示了自己的威力。

一、抛弃了超自然主义，即我们所认识的宇宙得到了进一步的挖掘，它是由自然的力量所支配的。正因为艾萨克・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他使世间的运动都变得可以理解和预见。在他1687年出版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中，牛顿首次提出了当时的两个问题（1）是什么使如此沉重的地球处于运动状态？（2）为什么地球上的物体落向地心而行星始终处于运动轨道上？牛顿应用培根式的观察和笛卡尔数学方法重新思考开普勒的相互吸引理论，最后得出万有引力定律。即整个自然界是被人类可以理解的普遍规律所左右。因此，1690―1790年前后多数严肃的思想家坚决反对信仰神秘主义，认为不仅各式各样的天启宗教与科学研究无关，而且还与它正好对立。这并不是说启蒙运动摒弃了对上帝的信仰；与此相反，大多数人坚持以理性为基础的“自然神论”的宗教观。更重要的是，自然神论认为，人可以通过自然的理性而不借助于神的启示即可认识上帝，通过研究上帝所创造的有形世界而得知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性质。这样，自然神论把上帝的作用限定在了人类理性法则创造的世界范围内。因此，自然神论的提出实际上是对超自然世界观的抛弃，成为18世纪人们抨击宗教的有力思想武器。

二、对科学方法的信仰。科学革命的成就使人们深信“科学方法”是进行所有研究的唯一有效地方法。科学方法通常指为了探求普遍规律而不带偏见、经验的观察特殊的现象。1700年前后欧洲出现了用科学方法研究自然活动的热潮。英国散文家约瑟夫・爱迪生在1710年的作品中讽刺了一位名叫“尼古拉・金克雷克爵士”的研究者。他写了一份遗嘱，把“保存死毛毛虫的秘诀”传给他的女儿，他剥夺他儿子的继承权，因为后者对妹妹言语轻佻，他死时仍在桌边放上烈性酒。当然，大多数“金克雷克”式的贵族没有走出困境，但追赶科学研究热情促使他们赞助真正有天才的科学家的研究工作，形成了人人重视科学的氛围。

这种氛围不可避免的产生了18世纪占支配地位的观念：科学方法是研究社会活动和自然现象的唯一可行的办法，具有自然属性的世界正在被人认识。因此启蒙思想家认为具有社会属性的世界很快也可以用科学的方法去认识，这成为一种共识。研究宗教的学者开始从各种口碑教义中搜集神话来了解人类摆脱迷信的过程。在探究如何摆脱迷信思想的过程中，启蒙思想家逐渐认识自由的重要性。

首先，自由是人的天赋权利，任何人都无权剥夺。 洛克认为，人类在最初的自然状态下，享有“自然地自由”，即在一定的自然法的调解下自由自在地生活着。人们通过订立契约进入政治社会后，便享有社会自由。这种自由受一定的法律约束，是在法律允许范围内支配自己的财产和人身的自由。他说：“自由，……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动、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的那种自由，在这个范围内他不受另一个人的任意意志的支配，而是可以自由地遵循自己的意志。”[2]

孟德斯鸠特别论述了政治自由。他说，政治自由并不是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而仅仅是“一个人能够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而不被强迫去做他不应该做的事情” 。[3]这个“应该”与“不应该”的区分，要以法律为界。所以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在一定的社会制度下，每个公民都应该享有政治自由。

在卢梭看来，处于“自然状态”的“任何人都没有一种自然权威驾驭他的同类”，人人生而平等，享有充分的自由，自由是合乎人的本性，是天赋予人的权利。人们维护自由的权利，也就是维护做人的资格。他说：“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甚至是放弃自己的义务。一个人放弃了一切，是不可能有任何东西做补偿的。这样一种放弃与人的本性不相容；使自己的意志失去全部的自由，就等于是自己的行为失去全部道德价值。”[4]卢梭认为，随着私有制的出现，国家的产生，富人获得了合法奴役穷人的自由，穷人则失去了自由的权利，戴上了枷锁，人们只有通过消灭暴君才能获得新的自由。这种新的自由不是自然状态下的那种“自然的自由”，而是不平等到了顶点重新转化为平等的自由，是政治的自由，即服从人们为自己制定的法律的自由。

在理性科学和自由思潮的激励下，众多的启蒙思想家开始著书立说，发表自己的见解，逐渐把人们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解救出来。从而壮大了启蒙思想家的阵线，推动了启蒙思想运动的兴起。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77页.

[2]洛克：《政府论》下篇，叶启芳、瞿菊农译，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16页.

[3]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54页.

启蒙运动范文第2篇

文艺复兴运动的历史影响是：促进了欧洲文化思想领域的繁荣。为欧洲资本主义的产生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

启示：思想的解放与社会的进步密切相关。社会改革的历史是新旧观念碰撞的过程，是新的思想观念战胜旧的思想观念的过程，也就是思想解放的过程.思想解放是中国全部改革事业的前提，也是改革开放的动力。思想的解放可以促进改革的进程，我们要注重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民为本,执政为民。

（来源：文章屋网 ）

启蒙运动范文第3篇

启蒙运动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在近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了推动作用，一是它是人类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文化遗产来看，启蒙运动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所谓继承，是指它继承了人文主义。所谓发展，是指其将人文主义发展到理性的阶段，理性成为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在当今世界，启蒙思想的主张已成为社会的基本规范，人民主权、社会契约、自由平等早已深入人心，法制正逐渐向前推进。启蒙思想是人类受益无穷的精神财富和宝贵的文化遗产。

（来源：文章屋网 ）

启蒙运动范文第4篇

关键词：苏格兰启蒙运动；古典政治经济学；财富；自由；美德

中图分类号：F0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7-0046-05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正全面、加速推进，形成了有关转型的诸多共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在不断推进的同时，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和学术话语体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道德等成为经济学界热议的问题。事实上，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及其在经济学理论体系建立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在苏格兰启蒙运动时期欧洲一些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转型中便有体现，其取得的重大突破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卫·休谟、亚当·斯密、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弗格森等苏格兰启蒙学者的思想启蒙，尤其是他们对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塑，被《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编撰者们视为“最重要的贡献”与“最不朽的遗产”。因此，重温苏格兰启蒙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建及特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现代经济学形成与发展的认识，而且能够为在深刻领悟当前我国转型时期经济、政治、社会、伦理问题的复杂性的基础上，建立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提供参考。

一、苏格兰启蒙运动推动政治经济学摆脱了“政治计算”

卢梭在对“政治经济学”一词进行词源学考察时指出，“经济学（Economy）这个名词起源于希腊文oikos（家）和nomos（法），本来的意思是贤明合法地管理家政，为全家谋幸福。后来这个词义扩大到大家庭——国家——的治理上。为了区分这一名词的两种意义，就把前者叫做特殊的经济学或家庭经济学，把后者一般称为一般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历史地看，从家庭经济学向政治经济学的转型过程，也是伦理学、政治学与经济学不断融合与分离的过程。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言，“经济的诞生体现为一种分化与混合的双重运动。”

经济学的源头可追溯至古希腊时代，历史学家色诺芬就曾提出重视农业和分工的思想。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分工、生产和交换的发展必须依托于货币，但货币只是交换的媒介和价值尺度，而不应作为贮藏的手段。柏拉图对商业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柏拉图认为商业具有一定的作用，应当允许其存在；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商业是不道德的，应当加以限制，尤其应当禁止雅典公民从事商业。亚里士多德对一些经济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并提出了财富二分的思想，即以有限性或无限性为标准，把财富区分为两种：一种是作为有用物（即使用价值）的总体财富，它是有限的；另一种是作为货币积累的财富，它是无限的。与此相对应，亚里士多德认为存在两种科学，即经济学和货殖术。经济学研究如何取得对于生活必需、对于家庭或国家有用的东西；货殖术研究如何取得货币形态的财富，即用货币来赚取更多的货币。然而，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贬低货殖术，认为追求货币财富是违反自然的，是可恨的。可见，古希腊时期的经济学只是家庭经济学或家政管理。

近代经济学的产生是从否认亚里士多德的经济学与货殖术的区分开始的。1615年，法国重商主义者孟奇里梯安的《献给国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经济学》首次提出了政治经济学的概念，经济与政治从此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经济学家们逐渐认识到，以获取物品为目的的经济学对于家庭和国家来说都是有益的，经济的政治性、公共性开始为人们所认同。然而，正如皮埃尔·罗桑瓦隆所洞察的，政治与经济的过度结合使诸如威廉·配第等后继者们“都是从权力的观点来思考经济”，“实际上从未真正关心过经济理论本身。他们未曾寻求对整个经济过程做一个总体的解释。……他们的大部分著作只是人口统计和农业统计汇编”，只是“政治计算”，而非“财富的科学”。因此，在皮埃尔·罗桑瓦隆看来，“直到18世纪至少在亚当·斯密之前几乎不存在经济学。人们只知道一方面是贸易，另一方面是政治”；然而“政治计算的主体是君主，贸易的主体是商人，那么，没有真正的市民社会，经济就没有主体”。因此，“英国政治经济学之所以比法国政治经济学‘先进’，也仅仅在于英国的市民社会领先于法国的市民社会。”

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理解更为宽容。他并没有像罗桑瓦隆那样将威廉·配第的经济学也列入政治计算的行列，而是认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马克思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英国从威廉·配第开始，到李嘉图结束，在法国从布阿古尔贝尔开始，到西斯蒙第结束。”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已经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而“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研究转向生产领域意味着经济学的一场革命，使经济日益挣脱了重商主义而成为新的自主活动。

但是，不论把现代意义的经济学定格在哪个具体时段，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对于政治经济学体系建立的意义都是无可争议的。相对于重商主义甚至重农主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的最卓越贡献在于，他们推动了经济的“非政治化”，从而与政治非伦理化、伦理非宗教化结成一体，形塑了现代性的基本特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对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贡献描述为：“苏格兰人建立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观点在于，经济生活是自我调节的，经济成长是一个能动的、自我持续的过程。正是休谟以其刺激性的，但却是零碎的经济学论文发动了这场辩论。詹姆斯-斯图亚特在其《政治经济原理》（1767年）一书中，试图既回答休谟的论点，又对这个问题作出了总体的论述。不幸的是，1776年斯密《国富论》的出版明显使斯图亚特的著作黯然失色。……斯密认为，政治经济学可能仍然只是‘一位政治家或立法者的科学的一个分支’；然而《国富论》可以单独地理解。它比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原理》——或欧洲的其他著作：魁奈的《经济表》（1758—1759年）和杰诺韦西的《商业演说》（1765年）结构更严密，更通俗易读，更令人信服，而且坦率地说，也更加智慧——它以自己的立论创立了政治经济学。”

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确立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市场的地位

尽管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仍然将政治经济学视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甚至在学科门类上还归属于政治学，但是正如很多学者所分析的，这一提法的主要用意是对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政治权力与政治行为进行划界，使他们从其热衷的政治计算中走出来，从而将政治经济学带进其所认为的科学发展的轨道。在古典经济学家看来，政治经济学之所以长期无法摆脱干涉主义，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其无法科学解答这样一个理论难题：如果没有政府这只强有力的手，社会经济秩序如何保证？社会公益是否可以实现？对于这个问题，无论是霍布斯及其之后的重商主义者还是法国的重农主义者都没能给出科学的解答。前者认为，只有在君主掌控的国家下，私利才能形成公益。重农主义者虽然心仪自然秩序与自由放任主义，然而他们又依托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这种自然秩序，因而不仅赞成政府干涉市场，而且试图在制度化的设计中将君主的利益与经济体制捆绑在一起，甚至提出将国民财产的一个固定份额给予君主。

与干涉主义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指出了市场本身的独立性与自组织性，以及私利与公益之间的通融性。对于市场不依赖于国家的独立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主要是在国家与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相区分的思路框架下，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从多个层次予以解答。如，在人性伦理层次，休谟认为，每一个人既有利己的一面，又有有限慷慨的一面；斯密认为，人既有利己之心，也有同情之心；弗格森认为，人既有自我保存的天性，也有联盟的天性；因而人与人的关系不会陷入自相残杀的境地。在社会观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认为，社会的生成与有序化是自发的，不是契约论者所主张的需要人为的理性建构，经济运行能够实现自我调节，这是由分工、交换、自由竞争等作用的结果。其中，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对于市场自身的协调机制与自组织性的论述最具形象和说服力。

在18世纪的苏格兰启蒙时代，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伦理问题，也是当时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而且关系到财富分配的社会后果以及对社会秩序的认识与评价。对于私利与公益问题，曼德维尔率先通过蜜蜂的寓言，诠释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私恶即公益的思想，但其寓言式分析和悖论式逻辑使其理论说服力大打折扣。后继者休谟、斯密、弗格森在对曼德维尔“低调的人性”改造的基础上，从情感主义的维度对私利与公益的相通性进行了深入阐述。按照他们的看法，人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有同情心，能够通过情感的相互认同而协调各自的行动与利益，从而形成公序良俗。

三、苏格兰启蒙思想家非常重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伦理问题

由于理顺了政治学领域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以及伦理学中私利与公益的关系问题，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使经济学日益摆脱了干涉主义和僧侣式德性的束缚，并成为“财富的科学”。然而，这并不是说作为“财富的科学”的经济学从此远离乃至排斥政治学与伦理学；恰恰相反，正如阿马蒂亚·森所指出的，在任何时候，“经济学研究最终必须与伦理学研究和政治学研究结合起来”。因为，经济学中一些根本问题的解答依赖于伦理学：一是人类行为的动机问题，即“伦理相关的动机观”。二是社会成就的判断问题，即“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也是基于这一认识，阿马蒂亚·森严肃批评了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限于篇幅，这里简单阐释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经济学中两个根本问题的分析。

（一）经济行为的“伦理动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古典政治经济学提供了一种经济人的解释模式，甚至认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首先提出了这一人性假设。诚然，无论是休谟还是斯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承认自私是人性中最为基本的方面。即使有着社群主义倾向的弗格森，也认为人最倾向于“只关心自己的”，并极力强调人的社会性也是为了消解这种自利的取向。然而，同样毋庸置疑的是，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们都反对对人性自私的过分渲染，而且在人性论上秉承着一种辩证的态度。因此，在经济生活中，尽管我们不能否认人具有经济人的特征，但是不能据此对其进行极端化与庸俗化理解，将人的自利与利己的一面推向唯利与利己主义。对此，莱昂内尔·罗宾斯曾对斯密的人性论做了非常精辟的辩护：“在《国富论》的全书中，自利并不意味着自私。它的意思只是说个人的利益是一个人最密切关心的事。它们当然可能只是他个人的幸福；但也同样可能包含了家庭情爱、社会义务、朋友情谊，甚至还包含在他看来具有中心意义的更为广泛的活动。将自利解释为一定是‘物质的’，也同样是一种曲解。随着购买力的提高，‘仅仅出于物质性’的关心——不管物质性一词作何解释——的吸引力不是更多而是更少了。”

（二）对于“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卓越性在于，他们既充分肯定了财富的积极效应，也客观评价了财富可能带来的消极影响，即对财富及其增长采取了科学和辩证的态度。对于商业文明的积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充分肯定了商业文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经济上，财富的增长能带来日益精致和舒适的物质生活。在政治上，工商业与技艺的进步改变了传统社会的阶层结构，催生与壮大了中产阶级，从而形塑了不同于前商业社会的政治形态。在精神生活领域，商业文明能够敦风化俗，有助于重诺言、守时间、爱秩序、节约、谨慎等商业精神的成长与发育。对于商业文明的消极影响，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在现代市民社会发生之初就敏锐地意识到其潜在的问题与危机：一是社会分工容易导致人的片面化与单向度发展，使得每个人“就像是一台发动机上的零件”。二是追求财富的欲望具有腐蚀道德的倾向，会使人们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私利而非道德上，而没有德性支撑的财富崇拜容易将人引向感官享乐主义、物欲主义的深渊。三是在过分商业化的社会中，私人化特征极其明显，人们容易蜷缩在狭小的自我圈子中患得患失。四是公共精神的缺失、政治冷漠的蔓延会增加极权主义、政治奴役的风险。

四、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特质的诠释及启示

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开创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既不同于古希腊的家庭经济学和15～16世纪的重商主义，也又有别于19世纪末之后在西方流行的一般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质或维度：一是人本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私自利的经济人与理性人假设的信奉者；相反，他们从情感主义的立场出发，充分肯定了人的情感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客观公允地评判人的自利情感与社会性情感，以及两者互动共融的心理基础与协调机制，并在此基础上有力地论辩了私利与公益的问题，从而为经济活动提供了一种人本主义的心理学基础。二是政府维度。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并不是后世所谓的自由放任主义、“最小国家”理念的笃信者。尽管在他们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架构中，一方面着力强调了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极力排斥政府对市场行为的行政干预；但在另一方面，他们并没有走向极端，而是有着浓郁的制度主义特色。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强调政府作为“竞赛规则”制定者与裁判者的对于“看不见的手”的制度保障作用，而且敏锐地意识到市场机制的缺陷，提出“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因为“这种事业与设施，在由大社会经营时，其利润常能补偿所费而有余，但若由个人或少数人经营，就决不能补偿所费”，甚至提出政府应当承担社会建设与社会保障的职能。如，弗格森认为，政府应当“保证家庭的维生之计和住所；保护勤劳的人从事自己的职业；调和公共秩序的限制条件、人类的社会公德心和他们各自为个人打算的追求间的矛盾。”三是伦理维度。与阿马蒂亚·森所批判的现代经济学的“无伦理”特征不同，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既重视分析“伦理相关的动机观”，又注意探究“伦理相关的社会成就观”，把财富与德性共同置于研究的重心。

然而，在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实质基本被抽空了，只剩下对于某些局部经济行为或经济领域“精细”的技巧性分析，丢弃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多重的分析维度。尤其是新古典经济学无视经济分析的道德伦理维度，仅仅围绕经济人的自利假设展开研究，反而为现实社会中的不道德经济行为提供了依据。我国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认知经历了一个由“马克思”到“斯密”的转变过程。但是毋庸讳言，我们对斯密以及其他苏格兰启蒙思想家所倡导的市场原则与市场精神也存在很多误解与偏差，也存在将苏格兰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经济思想简单化、庸俗化为以经济人、自由放任、“守夜人”国家、价值中立等为特质的“斯密主义”的问题。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同时，过度市场化、诚信缺失、道德滑坡、收入差距扩大、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等深层次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面临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社会经济转型的重要时期，中国经济学界需要根据我国实际，以经济学为指导，创建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而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要总结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和规律，还要反思问题和教训，突破对市场运行机制的偏狭化理解，研究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结合的理论基础。因此，在这一背景下，重温和思考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立过程，有助于我们突破形形的“斯密主义”，理顺个人与社会、私利与公益、自由与秩序、财富与德性等相互关系，真正理解与践行市场经济既是一种法制经济也是一种道德经济的理念，从而推进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7]米勒，波格丹诺，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739，739.

[2]卢梭.政治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1.

[3][4]皮埃尔·罗桑瓦隆.乌托邦资本主义——市场观念史[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150.150-160.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41.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276.

[8][13]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4：1，253.

[9]阿马蒂亚·森.伦理学与经济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8-10.

[10]罗宾斯.过去和现在的政治经济学——对经济政策中主要理论的考察[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37-38.

启蒙运动范文第5篇

Abstract：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he fierce 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rapid upgrading of products，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can improve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whole alliance and enterprises through establishing dynamic alliance. The paper firstly defines the dynamic alliance， and then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building dynamic alliance from the interior and exterior of small micro enterprise， in the end， puts forward the selection of structure and operation mode of dynamic alliance of small micro enterprises.

关键词： 小微企业；动态联盟；运行模式

Key words： small micro enterprises；dynamic alliance；operation mode

中图分类号：F27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4-0111-02

1 动态联盟的涵义

动态联盟，又称“虚拟企业”或“虚拟组织”，是企业间通过加强合作，形成的一种协作性竞争组织，组织成员保持自身独立生产和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协作把企业间的资源、优势和核心能力进行互补、使得组织成员的市场竞争力得以加强。简而言之，动态联盟是企业通过联合进行优势互补，得以快速的响应市场需求的一种合作方式。这是一种针对传统组织制度模式的创新，目前已成为现代企业增强自身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

2 小微企业构建动态联盟的必要性

我国小微企业由于资金少、规模小、人才匮乏等不可避免的劣势，面对内外部激烈的竞争，有必要构建动态联盟来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和技术水平。理由如下：

2.1 适应外部环境的要求

2.1.1 应对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挑战

在经济全球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市场竞争日趋残酷和激烈，面临消费者需求的多样化和个性化、产品寿命周期的缩短、产品技术含量和研发费用的增加等挑战，小微企业不但要维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同时还要面对竞争对手对市场的争夺。而小微企业由于自身的资源和能力的不足，在这样的环境中难以生存和发展。因此，必须采取敏捷制造的生产模式以适应市场快速变化和发展要求。动态联盟具有敏捷制造，整合核心竞争力的特点，这正是小微企业顺应经济全球化要求的最好选择。

2.1.2 提高技术创新水平，降低创新成本

当新兴技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时，它们的生命周期却日趋缩短，同时掌握核心技术的企业日益分散，当今社会已经没有企业能长期实施技术垄断；同时技术开发费用越来越高，面对高额的技术产品研发费用，单单依靠小微企业自身的力量是不现实的。因此，小微企业应尽可能的充分利用联盟内其他成员的现有技术资源，实现企业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的匹配和衔接。通过联盟成员间科研人员的技术合作，加快产品的研发进程。实践证明，动态联盟不仅能整合联盟企业成员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还能比传统管理组织拥有更活跃的创新机制和更经济的创新成本，有更强的竞争力。

2.1.3 适应日益深化的社会分工，防止过度竞争

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和科学技术变革的加速，使社会分工日趋深入，小微企业一般只承担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因此负责不同生产环节的企业势必会建立一定的合作关系；同时随着分工的深化，在同一领域的小微企业在成本、价格及贸易等方面的竞争更加激烈，往往会通过低价竞争造成两败俱伤，更可能会因为竞争过度而扰乱市场。企业之间必须建立联盟，加强合作，维护竞争秩序。

2.2 企业内部因素的要求

2.2.1 弥补企业产能不足，缺乏核心竞争力的劣势

小微企业的生产能力往往会因为其规模小，雇员少，资本不足的劣势而受到严重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生产相同或类似产品的小微企业间往往会进行合作，通过建立生产联盟关系的方式来提高产能，实现规模生产。另一方面，小微企业主在经营管理、技能、经验等方面存在着较为严重不足，企业主要从事贴牌或低层次生产，处于产业链的底端，企业没有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在市场竞争力不足，很多小微企业在面临较大环境变化时受冲击较大甚至倒闭。因此有必要通过联盟的方式抱团取暖，共同抵抗外来的风险。

2.2.2 人力资源竞争的需求

当今企业之间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人才的竞争，小微企业相对于大中型企业，在人力资源方面往往处于弱势。面对落户、住房、子女入学、个人未来发展等问题，小微企业单单依靠自身的力量难以解决。而作为补偿的高薪资即使能吸引企业所需的高级人才，也很难留住，最终人才的匮乏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因此通过建立人才联盟，实现人力资源的共享，不仅可以加强企业之间人才的交流合作、人尽其用，更能降低人才使用成本。

2.2.3 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由于小微企业的规模小，投资风险大，因此，银行、信托投资公司和其它非银行金融机构都不会冒险向它们贷款，小微企业大多会面临融资困难的窘境。通过小微企业融资合作联盟，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引入政府指导机制，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平台，把政府、银行、担保机构和小微企业四方链接起来，企业与企业间形成担保联盟，能有效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提高融资效率。

3 小微企业动态联盟的结构及运行模式的选择

3.1 小微企业动态联盟的结构

动态联盟组织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规模大、层次多、要处理大量的交互信息、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就联盟的结构形式而言，普遍认同的有星形和网状两种：在星形结构中，处于联盟中心的盟主往往是掌握核心产品或技术的企业，其他企业均为盟员。这种运行模式多见于跨国公司和国有大型企业的总部与分部之间；而网状形式更适合小微企业组建动态联盟，在网状结构中，小微企业间没有固定的盟主，企业既是盟主又是盟员，互相联系并影响。通常由最早识别出市场机遇或者掌握某一关键技术的企业发起建立联盟的号召，其他相关企业不断加盟，组成网状结构，盟员间互相协作、共担风险、共同受益。处在这种网状联盟结构中的小微企业在各自的领域内的技术水平和竞争力水平都能得到提升。

3.2 小微企业动态联盟的运行模式选择

动态联盟的出现归因于企业适应市场快速变化的需要。小微企业要在瞬息万变的市场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必须拥有较强的竞争优势，这是小微企业进行动态联盟的根本动机。在实践中，企业间可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选择以下的联盟模式：

3.2.1 人才联盟合作机制

企业动态人才联盟就是依据市场机遇，灵活动态集结盟员间的人力资源，通过人才互换机制使联盟企业从企业内部挑选出优秀的员工，由这些优秀员工对联盟内其他企业的员工进行培训；或者联盟企业根据企业间现有员工的素质以及所需员工的素质，在联盟各企业间实行员工轮岗，安排各自的员工到最合适的工作岗位，实现人尽其才，人尽其用。可见小微企业间的人力资源通过盟员间的整合，可以有效解决企业人力资源匮乏和使用不充分的问题。

3.2.2 供应链联盟和技术联盟

供应链联盟可以是小微企业之间建立起来的合作关系。这种联盟合作机制主要是以产品或服务为线索在小微企业间建立起来。供应链联盟不但保持了联盟内企业各自经营的灵活性，而且可以强化企业的核心技术和专业人才，使企业更具竞争力。小微企业还可以借助联盟力量分享和学习先进技术，推进技术创新。在创新过程中，通过联盟整合，实行费用分摊，风险分担，在合适的风险控制下开展技术创新。

3.2.3 价格联盟和营销联盟合作机制

在价格战中，小微企业一般处于弱势地位，而“囚徒困境”模型来告诉我们，价格联盟可以使联盟企业总体利益增加。因此，小微企业通过价格联盟可以达到双赢或多赢的经营目标。另外小微企业还可以建立营销联盟，即生产同质或同类产品的小微企业间由联盟体共同出资建立销售公司或销售渠道，统一销售联盟内企业的产品。

3.2.4 融资联盟的合作机制

小微企业融资合作联盟是在地方政府引导下，由小微企业、担保公司、信用评级机构和银行等机构参与的，为小微企业提供融资的合作经济组织。融资联盟的成立，使得原来银行与小微企业的双方信贷关系转变成为政府助保、机构担保、企业互保的“三合一”集合担保的信贷关系，形成交互性的约束。同时融资联盟会在事前对提出加盟的企业进行严格的挑选，又有银行和担保公司对小微企业诚信的调查，这些措施确保了加入融资联盟企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商业信誉和还款保障。另外，联盟企业成员之间都彼此了解并互相监督，一旦有成员恶意逃债将失去联盟其他成员的信任，不再会得到任何的融资机会，这些会使融资联盟成员被高额的违约成本所约束。因此小微企业融资联盟的建立有助于提高联盟成员的信用，增强融资效率，对于缓解小微企业融资困局具有现实的意义。

4 结束语

本文提出了适合小微企业需求的动态联盟的结构和运作模式。小微企业联盟必须建立在市场动态的环境基础上，小微企业动态联盟的发展和运作必须有政府、社会与企业的共同参与和努力。同时，企业只有选择适合各自的联盟伙伴、建立正确的联盟协议和机制，对联盟的资源进行合理有效的配置和利用，联盟才会给小微企业带来规模经济、速度经济、协同等效应等优势，联盟企业才能能够在市场中取得成功并成长。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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