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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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的家范文第1篇

关键词：《家》 女性形象 男性话语 男性意识

一、引言

巴金的小说《家》是《激流》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一部意义重大的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初发表之际就引起热烈而广泛的影响，奠定了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这是一部揭示封建大家族内部悲欢离合并不断衰败的历史的作品。在大家族中形形的男女形象中融进了作家强烈鲜明的爱憎情绪和道德倾向，具有浓厚的主观意识和感彩，正如波伏娃所言：“每一个作家在描写女性之时，都亮出了他的伦理原则和特有的观念;在她的身上，他往往不自觉地暴露出他的世界观与他个人梦想之间的裂痕。”[1]创造者的主观积极介入，必然使文本深层的叙述动机、布局欲望渗透男性意识。

二、上层年轻女性形象

高公馆内上层年轻的女性形象典型的有钱梅芬、李瑞珏和琴（张蕴华）。在作家的叙事塑造中，她们虽然都是上层女性，却又有不同的性格和自我选择，并导致她们各自的爱情婚姻和人生命运结局，也隐含了男性作家深层的叙事动机和意图。通过梅、瑞珏和觉新之间缠绵悱恻的爱情婚姻悲剧叙事表现了两位在精神思想意识上深受传统男权文化和父权制规范的传统女性形象。通过琴与觉民的爱情喜剧叙事表现的是从传统男权文化和父权制度中挣脱、受现代新思潮启蒙和熏陶的新女性形象。其他的上层少女如淑英、淑华和淑贞年龄较小属于未成年人，此时的她们还未走向被充分表现与讲述的前台。

“梅兰竹菊”历来被文人雅士称为花中“四君子”，成为人们特别是男性文人托物喻志的象征，因此具有了文化品格和审美价值，成为古代士大夫传统文化精神和性格的象征。它们在古诗词、绘画等文学艺术领域成为常见的表现对象，其中，梅在四君子之首具有最令人倾倒的气质，成为孤傲高洁的象征。王安石曾吟：“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陆游的《卜算子・咏梅》也赞道：“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已是黄昏独自愁，更著风和雨。无意苦争春，一任群芳妒。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经过诗人、词人如画般的点染描摹，“梅”香冷的外在形象与内在气韵完美统一，含蕴着古代知识分子文人的道德精神与人格操守。

在男性现代作家表现中，小说《家》中的钱梅芬这位贵族年轻女子形象，其性格、气质与名字皆具有传统意象中的优雅诗意、玉洁冰清。她和大表哥觉新青梅竹马、情投意合，他们本应拥有“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幸福美满婚姻，却因双方家长牌桌上的罅隙赌气而被葬送。这位善良女子命运更加不堪的是婚后即寡、孤独悒郁，她对已结婚生子的觉新无法忘情，并决然不再另嫁他人，因为她已经生长不出重新追求属于自己新生活新爱情婚姻的勇气和气魄。一个青春美丽、温良优雅的贵族女性最终在悒郁哀怨、多愁善感中香消玉殒。这个女性人物形象有着浓厚的传统男权文化思想烙印，她深受其束缚而不觉醒，完全丧失女性自我意识和自主意志，是听从命运摆布的悲观的宿命主义者。面对自己倾心的爱情婚姻她毫无抗争之意，而是被动接受家长的安排，承受无爱的婚姻和新寡带给她的精神痛苦。面对高家年轻一代叛逆者的思想开导，她感叹自己赶不上时代，主动与新世界新思想进行自我隔绝，只能在古典诗词和回忆往事中寻求安慰。因此，她读到的《新青年》中散发的缕缕新思想新意识的曙光并未照亮她的悲哀颓废的精神世界，在她见花流泪、望月伤神、凄凉孤寂的心灵深处背负着浓厚的传统阴影。她是作为表现旧的男权文化和父权制度而牺牲的孤寂悲哀的女性形象而存在的。

瑞珏同样是一个贵族之家上层年轻女性形象，是“贤妻良母”型的传统女性代表。“珏”者，美玉，瑞珏这一具传统意味的名字蕴含着她温婉贤淑的性格气质。她对长辈礼仪备至，对丈夫温柔体贴，对孩子倾尽母爱，对弟妹们呵护有加，对下人怜悯善待，就连丈夫昔日情人梅表姐她也能做到宽容大度、视如姐妹，对梅的遭遇处境给予深切同情，她赢得了大家族所有人的好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善良忍耐、贤惠有德的具有圣洁光辉的女子，在家族男性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死后，为避“血光之灾”而被赶至城外生产最终难产而亡，成了父权制度和传统迷信无辜的牺牲品。她的生命悲剧无疑既有外因又有内因，外在环境是男权文化中的家长专制和迷信思想，自身因素是她具有和梅表姐一样浓厚的传统思想意识，自己深受其害深陷其中不能自拔只能任人拨弄摧残，丧失了女性的自主意识。在她身上有女儿性、妻性、母性，唯独缺少了女人性，缺少了女性自我人格。在躲避兵灾的恐怖时刻，大家考虑假如有乱兵闯入高家该怎么办时，她怯懦软弱的丈夫也已为她安排好最后归宿，在他最坏的打算和暗示中，在万不得已的绝望时刻，为保住她的清白贞洁，其生命结局只有沉湖而亡。这分明是传统男权思想意识对妻子这个柔弱女子残酷无情的扼杀。在男性形象的潜意识中，妻子对丈夫的贞洁忠诚和清白无染要远比自身的个体生命来得更加重要。几千年传统文化思想史也是一部男权思想意识和父权制度史，身处其中的女子们是未浮出地表的无名历史，也是“三从四德”等各种传统男权思想规训下的牺牲品。而对梅与瑞珏这两个贵族年轻女子形象的塑造传达的乃是男性作家以子辈身份进行启蒙、革命的文化符码，带有男性中性意识的痕迹。

在这个大家族的上层年轻女子中和梅与瑞珏走了不同道路的人便是琴（张蕴华）这个受新思潮影响的女学生。“琴、棋、书、画”乃是古代雅人四好，与传统文人士大夫的精神品格有着密切联系，是其生活艺术化的方式之一。高山流水遇知音，琴这种乐器是文人士大夫们自娱或寻求志同道合之人进行精神交流和心灵沟通的桥梁中介，也是他们高雅的日常生活中的一种雅趣与修养功课之一。在《家》中，这个叫琴的女性形象是唯一一个具有两个名字的女性形象，这两个名字恰好互为一体，她和觉慧一样也成为作家言志的表达方式，承载着男性作家的理想愿望和创作志趣。

这个贵族年轻女子因为父亲早亡母亲较开明而较少受传统男权思想的濡染和父权制的规训。相反地，她接受了五四新思潮的启蒙熏陶，因而性格健全活泼，带给人光明和希望，是追求自由解放的新女性形象。自然，由于高门大户的特殊家庭出身，她对于底层人的命运不像觉慧那样富有同情怜悯之心。在观看舞龙灯时对于舞龙灯人的遭遇无动于衷，反而为五舅的行为进行辩护，因而被觉慧讥笑为“眼睛还没有完全睁开”的“千金小姐”，这是她作为贵族上层女子思想的局限。在剪发问题上，她还做不到像许倩如那样爽朗果敢而是瞻前顾后，当现实的兵乱动荡冲击着她的生活时，她对理想、信念的追求也曾经动摇过，犹豫过、怀疑过、甚至绝望过，这也是她矛盾、脆弱的一面。她究竟是一位不断觉醒并成长的的新女性形象，在对几千年历史中无数女子沦为牺牲品的反思中，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应该是一个人，应该具有人格的独立和人的价值，这是她叛逆思想和女性自我意识的质变和升华，也是男性作家借助这一形象表达了对传统男权文化和父权制度的质疑与反叛。这一形象最终成为一个和觉慧、觉民兄弟一样的反叛者形象。正因她不甘心任他人做主、任他人摆布主宰自己命运的自主性格，她与觉民“心有灵犀”地共同捍卫自己追求的真爱。这使得她的生命结局不同于梅和瑞珏而具有喜剧意味，实现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好梦。

三、上层女性家长形象

在高家这个专制王国里，大家族的家长们之间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其最高统治者是男性家长高老太爷，而陈姨太、觉新继母周氏、三太太张氏、四太太王氏、五太太沈氏和觉新姑母张太太等人则是在高老太爷之下的上层女性家长们。在对这些上层女性形象的塑造中包含了男性作家稍微不同的道德倾向。陈姨太、四太太、五太太是一种类型，而周氏、三太太和张太太则是另一种类型。

陈姨太是高老太爷之妾，因其辈分最高也拥有很大的家长权威。男性作家对这一女性形象塑造是负面而令人厌恶的，她的容貌长相没有丝毫美感，脸部因“高颧骨、薄嘴唇、漆黑眉毛”而带有刻薄之像。她常常浓妆艳抹，带着一身香气，说话尖声尖气，走路扭扭捏捏。她是觉新奉行不抵抗主义和作揖哲学的被动应付的家长之一，也是觉慧与之坚决抗争的家长之一。她是高老太爷买来照顾自己的，她倚仗着高老太爷而生存，时常扮演着高老太爷忠心拥护者的角色。她最佳的表演就是在高老太爷病重之际发动的“捉鬼”闹剧，并遭到了觉慧的痛斥。在她的拨弄和带动下，她和其他多数家长们以避“血光之灾”的名义将瑞珏赶到城外生产并告诫觉新牢记不能进月房的禁忌，导致瑞珏的死亡，之后更是对对觉慧的出走百般阻挠。同类型女性家长形象是克安的妻子王氏和克定的妻子沈氏。她们在男性作家刻画中是极其简略的，同样具有负面道德价值，她们的容貌长相模糊不明，其内心世界的精微表现则完全空白。她们的行动却充满敌意，她们联合陈姨太对觉新这一长房进行攻击，散播闲言碎语，也是觉新极力敷衍、恭敬的对象和觉慧斗争嘲笑的对象，隐含了男性作家的主观想象。她们的愚蠢行为表现在附和陈姨太一起压制年轻叛逆一代。五太太沈氏从迫女儿淑贞缠脚以期将来嫁个好丈夫并以此炫耀，给淑贞带来精神和肉体的双重创伤。她允许淑贞和其他男孩在家中学习，但学习的内容仍是传统男权思想对女子进行的各种规训和戒律――《女四书》，在瑞珏难产死后不允许女儿前去破庙看望，令觉新心寒，显出冷酷无情的一面。而她们在更大的男性家长面前却又唯唯诺诺，四太太王氏因对丈夫克安的荒唐行径一无所知而受到高老太爷的斥责不敢有丝毫反抗。

总之，这一类型的女性家长形象包含有作家的负面价值和道德评判，也是作家所憎恶嘲笑的对象。其实，她们既是家长制的执行者和帮凶，同时也男权文化和父权思想的受害者，她们在家族的最高统治者高老太爷面前同样失去自己应有的女性尊严。

另一类女性家长形象是大太太周氏、三太太张氏和琴的母亲张太太。相比陈姨太和四婶、五婶而言，这些女性家长们对年轻一代的态度相对要温和宽厚些，更具有母性特征。这种母性特征是“作家借助女性形象的母性化塑造来舒展男性渴望受到关怀、庇护的柔弱心怀，这种柔弱具有男性作为人的生命真实，是男性立场但非男权立场的言说”[2]。

周氏是高家长房中觉新的继母，与《红楼梦》中王夫人属同一种类型。她和觉新一起支撑维护着长房地位，应付着来自陈姨太和四房、五房明枪暗箭的伤害和攻击。由于特殊的地位，她待觉新三兄弟既有母性的关爱，亦有作为后母的顾虑和放任。觉新与梅的爱情因她和梅母亲牌桌上的矛盾而导致二人的悲剧。在鸣凤要给冯乐山做妾时，她从内心同情怜悯鸣凤，并不情愿将侍奉自己这房多年的年轻丫鬟送给一老头子。然而，作为高老太爷的儿媳妇，她却不敢违抗高老太爷的旨意和命令，只得狠心地要鸣凤顺从，违心地做了高老太爷的帮凶。在觉民的逃婚行为方面，她也屈从高老太爷意志，和觉新一起要觉慧交代觉民的下落，并对觉慧的目无尊长和觉民的反抗家长产生不满。在瑞珏搬到城外生产的问题上，她最终同意除三太太之外的其他男女家长们的决定，而没有为瑞珏辩护并要觉新遵守不能进月房的禁忌。在瑞珏死后不久，这位继母还死守着不能进月房的禁忌，而后来又对瑞珏之死心生难过和悔意。在觉慧的离家出走问题上，她也最终没有十分坚决阻拦。这位女性家长既有温和母性的一面，也有受父权文化思想毒害而显得无情的一面。琴的母亲张太太是所有家长中比较开明的一位，尽管她也是旧式思想但相对比较开放，她极力忍住亲戚们的流言蜚语让琴进学堂成为一名知识女性，在目睹梅的悲惨结局后最终同意琴和觉民的婚事。因此，作家对她们的刻画显然要比陈姨太之流复杂些，而道德批判的力度显然比陈姨太之流有所减弱。

四、底层年轻女性形象

在高公馆这个家族组织中，既有上述的上层年轻女子形象和女性家长形象，同时作家也塑造了以鸣凤为首包括倩儿、婉儿、喜儿等在内的底层年轻女性形象和她们的不幸命运，表达了男性话语对第二性的底层女性弱者的人道主义式的愤慨同情。

鸣凤是浓墨重彩表现的一个，她是底层年轻女性形象的代表，也是底层人物不平则鸣的形象代表。她出身低贱卑微，女童时就被死了妻子的父亲卖掉来到高公馆受奴役，成为失去自由的女奴，吃苦流泪成为她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她有着秀美动人的容貌、聪慧善良的心灵和刚烈自尊的个性，是一个温顺纯洁的美好形象。正是这种美好形象和弱者地位引起了高家二少爷觉慧的同情心和保护欲。“男人梦想自己是一个施予者、解放者和救世主时，仍渴望女人服从;为了唤醒睡美人，睡美人必须昏睡不醒;若有被掳的公主，周围必须有妖魔鬼怪。”[3]高觉慧对这个美丽年轻的婢女怜香惜玉的方式是凭着青春期冲动对她表达了自己的朦胧爱意。通过对这个年轻美丽的女奴精神世界的“内心透视”，传达出男性作家的全知视点叙事，这就是不平与屈从、积极和消极、反抗与宿命的矛盾交织的想象与幻想表达。在她柔弱的外表下有颗不甘屈从命运摆布的心灵和灰姑娘心态，她渴望自己拥有同样优厚的物质梦想，更幻想有位英俊年轻的少爷将她从底层中拯救出来，改变她的不幸命运。而美妙幻想与无情现实在她心中冲突时，她又开始消极苦闷，一切皆命的宿命观使她看不到光明与希望，甚至产生悲观厌世情绪。这是一个有着女奴意识的底层女性形象代表，也是同样失去女性自主意识的典型代表。

觉慧这个高家少爷对她的朦胧爱情和娶她做三少奶奶的承诺带给她无限希望和快乐，爱情成了她全部生存的寄托和精神支柱。她怀着热烈的希望和幻想被这位少爷拯救出命运的泥潭。尽管她明白他们之间不平等不对等的社会身份是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和障碍，她还是将这种被拯救的希望降到最低，只要能在他身边陪他，侍奉他，成为他一生的专职奴隶已心满意足。她对自己钟情的觉慧口口声声称“三少爷”，深刻反映了两人所谓的恋爱关系中的不平等关系。最终，这位女奴的爱情幻梦还是被他人轻易打碎，没有任何自我选择的权利。而那个她最崇拜并将被拯救的期望寄托在他身上的高家三少爷觉慧在她最需要的时刻没有体会到她的痛苦和无助，使她彻底断绝了生存的希望和信心，最终在湖水中找到自己命运的归宿。她的希望和幻想，她的不平与反抗以失败的形式结束，使这个底层女性的悲剧形象更加意味深长。与其相似命运的姐妹们婉儿、倩儿等，她们的归宿也并不比鸣凤幸运。婉儿被迫代替鸣凤嫁给冯乐山，她受尽老头子和老太婆的双重折磨，成为底层不幸者悲惨境遇的一个。倩儿这个还在做着高家女奴的少女偷偷地为鸣凤和婉儿祭奠烧纸，也许同时是对自己未知命运的祭奠。

五、男性话语与男性意识

以上三类女性形象，无论其身份地位如何，在男性作家的想象中，其实都是男尊女卑的父权文化秩序中可悲可怜的被客体化的一群。在男性视点叙事中，贵族之家的上层年轻女性美丽善良如钱梅芬和李瑞珏仍逃脱不了悲剧性命运，这也是“中国现代男作家在进步、革命的名义下，悄悄转换、延续传统男权文化观念而制造的强大而虚假的女性镜像之一。”[4]琴这个有着新思想的光明的女性形象，显然也是作家按照自己的男性意图和希望期待来塑造的，作为新女性形象的她又何尝不是男性作家向传统父权制度宣判死刑的自我拯救的替代品？被革命和新思潮启蒙唤醒的包括许倩如在内的新女性们的未来前途真的如讲述的那样坦途光明、前程似锦吗？

那些贵族之家的上层女性家长们的形象塑造或妖艳或端庄或模糊难辨，态度或敌意或狡黠或温和，她们同样是男尊女卑的几千年男权文化和父亲制度的受害者，她们在子辈面前可以摆出家长架势和家长权威，甚至成为男性家长的帮凶和害人者而极力压制年轻一代，而她们在高家最高男性统治者高老太爷面前同样丧失了自己的女性尊严和女性自主意识，同样遭到权力更大的男性家长的斥责和控制。在对她们形象的塑造中也融进了作家鲜明的主观道德评价和男性意识。

底层年轻的女性形象与贵族女性相比更加可悲。她们遭受的是男权文化和父权制度中社会等级身份和爱情婚姻的双重痛苦。在爱情婚姻关系中她们仍处于不平等的奴隶地位。她们天然的弱势地位和奴婢身份反衬了有着人道主义思想的叛逆者形象优越的男性心态和强势身份，也成为男性作家控诉传统父权文化和制度的有力道具，“女性或于苦难中沉沦，或获得拯救，表现的往往都不过是男性对女性世界的价值判断或想象性期待，而不充分表现女性自身的生命真实与生命欲求。”[5]文本外鸣凤的现实原型翠凤的果敢抉择或许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总的说来，这些女性形象是作为文本中的客体对象而存在的，她们处于被言说的客置，为男性作家所预设，体现了作家的布局欲望。作家曾说：“我所写的便是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人物自然也是我自己知道得最清楚的。这样我虽然不把自己放在我的小说里面，而事实上我已经在那里面了。”[6]男性作家以缺席的“在场者”身份对这些女性形象的容貌、言语、心理、行为和命运进行男性话语控制和道德评价，失去了对她们自身的生命逻辑和微妙心理趋近本真的文学表达。她们既是男权文化和父权制的牺牲品，同时也是男性作家借助男性话语表达对传统男权文化和父权制度的反叛控诉的形象化载体。因而，这些女性形象在创作者的男性话语和男性意识中必然成为“弑父”创作意图和主题的二重牺牲品和“他者”形象。

注释：

[1][3]西蒙娜・德・波伏娃著，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6页，第175页。

[2][4][5]李玲：《中国现代文学的性别意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8页，第23页，第3页。

巴金的家范文第2篇

爸爸不喜欢太听话的孩子

2008年6月的一天，住在杭州滨江区的沈方林，早早来接上二年级的女儿沈璐玮放学。他透过教室窗户发现，孩子们中规中矩地坐着，女儿小璐玮把手放在膝盖上，老师不点名她不主动举手回答问题。女儿的过于乖顺，让沈爸爸心里产生一丝不安。

1971年出生的沈爸爸，大学专业读生物医学工程，后又到荷兰读英语教育专业研究生。西式教育中的对人的天性、差异性的尊重，以及对实践能力的重视给予他很大震撼。所以，回国后，他就和做外贸的妻子商量，一定要把培养孩子作为两人的重要任务。

那天回家的路上，沈爸爸问女儿上课为什么那么严肃？女儿说，老师不允许同学们做任何小动作。沈爸爸听后，心情非常沉重。个性化的自我实现是人的本能需要，如果人从小就失去个性，长大后一定会找不到自我，人云亦云，怎么能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呢？

他试探着问女儿：“你愿意我们在家自学吗？”

小璐玮立刻咧开嘴笑了，露出两颗大门牙：“真的吗？爸爸，你说真的吗？”沈爸爸语气肯定地告诉女儿，当然是真的。沈璐玮高兴地蹦了起来。然而，让孩子辍学在家的想法，遭到沈妈妈的反对：“女儿在这所学校不行，就给她换所学校。”

“我只是希望能延长孩子天真的童年。如果不去学校，她会休息得好、吃得好、玩得好、睡得好，而且从来没有作业。”沈爸爸解释，“我们不能改变教育体制，但我们有责任帮助女儿健康成长。”可沈妈妈还是有顾虑。

为打消妻子的担忧，沈爸爸列出“校外生”的种种优点：孩子能自由发展，不受体制约束，更加快乐。对孩子的品格、行为、价值观的建立更为有利。

最终，在沈爸爸苦口婆心的劝说下，沈妈妈同意女儿在家自学。但女儿在家自学需要大人的陪伴，为此，沈爸爸特意跳槽到一家培训机构工作，在时间安排上有弹性。做外贸的沈妈妈，也辞去跟单工作，在家接翻译单。夫妻俩还做了明晰分工，沈爸爸主要承担孩子的家教自学，沈妈妈负责照顾孩子的饮食起居。节假日，夫妻俩一起陪孩子外出增长见识。虽然一家人的生活不如以前富足，但为了孩子，他们也安贫乐道。

开始，沈爸爸帮孩子制订出相当“完整”的时间表，但一个月后，他发现，让孩子一天内同时学习多门课程，又做作业，等于把学校的制度与做法直接搬进家里了，还是会掉进“进度”和“成绩”陷阱中。为此，他决定改变自学目的，专注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

“校外生”成为爸妈的贴心小棉袄

沈爸爸不再“主动”教孩子知识，旨在挖掘孩子的好奇心。他时时引导小璐玮对生活周遭产生好奇，女儿询问时，他才把问题里包含的各种知识点，一点点讲解给女儿听。他发现，女儿听得非常认真，接受得也特别快。如果有些问题回答不了，他就和小璐玮一起查百科全书。

随后，他又教小璐玮学《剑桥少儿国际英语》，培养女儿的语言天赋。

他从不要求孩子要识多少字、背诵多少首唐诗、会讲多少个童话故事、能做多少道算术题。相反，他鼓励小璐玮走出家门，多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每有时间，他就带女儿到杭州科学馆、展览馆参观，并鼓励女儿思考和发问。他还鼓励小璐玮参加杭州学术水平较高的“法语联盟”举办的学术讨论。每到周末，一家人就逛书店，选购各类书籍，家里客厅、书房、卧房随处都是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美国国家地理》、《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走遍法国》（法语版）、《欧洲艺术》（英文版）、《走遍西班牙》（西班牙文版）……以此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并帮孩子建立起良好的阅读习惯。

沈爸爸还有意识地让小璐玮自己洗碗、洗手帕、拿报纸。沈妈妈就带她一起到菜市场买菜，认识蔬菜瓜果、肉禽海鲜。看完蔬菜，还看价格标签，通过物品价格让小璐玮认识数字、小数点、元、角、重量单位等。经常听到小璐玮在菜市场里大喊：“妈，这个好便宜呀，才一元钱一斤。”买好菜后，沈妈妈会选一些轻便的菜，让她帮忙拎回到家，小璐玮便帮忙择菜。

这些，让小璐玮懂得了学习是在生活中，而非书本上。后来，小璐玮开始学着自己去买菜。

此外，沈妈妈做饭时，小璐玮还会在旁边打下手，并且学会了做一些家常菜。有一天妈妈不在家，小璐玮便在厨房里壮着胆子尝试起来，做了一道家常豆腐。沈爸爸尝了一口，味道真不错呢。

他夸奖女儿之余，也非常惊叹女儿的贴心，11岁的小璐玮，俨然就是他们的贴心小棉袄。

边玩边学更快乐

沈爸爸经常鼓励小璐玮独自出门。

有一天，他给小璐玮100块钱，让她自己坐车出去玩，而自己就偷偷跟在后面。他看见小璐玮坐上一辆公交车，坐了一圈后又再坐回来。虽然女儿对独自出门还有些胆怯，但听着她兴高采烈地讲沿途见闻时，沈爸爸心里很有成就感。不过，沈爸爸不让女儿就此满足，鼓励她走得更远一些，玩出更多花样。

有了爸爸的鼓励，此后周末，小璐玮就跑出去玩，很快，她就把杭州的大街小巷摸得一清二楚，连周边的郊县都跑遍。

2010年5月2日，在白堤小超市，沈璐玮和父亲看到一对外国老夫妇向服务员咨询什么，老外比画半天，服务员还是没弄懂他的意思。沈璐玮鼓起勇气走上前，明白老外要买一双拖鞋后，她便用流利的英语指引老外来到服装服饰区，并帮他挑选一双拖鞋。

经过简单交谈，沈璐玮知道两位老人来自美国，到杭州来旅游，她又自告奋勇为两位老人当导游。两位老人也非常开心地接受小璐玮的提议。沈爸爸拿着相机偷偷跟在他们后面，只见每走一个景点，小璐玮就讲一故事，还夹杂着一些英国俚语，令美国老夫妇非常惊讶。

一天游山玩水后，小璐玮离开时，老夫妇要付500元钱作为报酬，但小璐玮却拒绝了，并说：“我已经得到最好的报酬了！谢谢爷爷奶奶的肯定！”回到家，沈爸爸兴奋地把“偷拍”到的照片给沈妈妈看，两人高兴得合不拢嘴。

这以后小璐玮的胆子越来越大，有机会就给外国朋友做导游，她的口语表达能力也越来越好。

由于知识面广’小璐玮常常有各种新奇的游戏点子，使小区的孩子们都喜欢同她一起玩，她俨然成为小区里的孩子王。

2011年6月，小璐玮在电视上听到“模拟联合国”这个词，并对其产生浓厚兴趣，小脑袋瓜一转，她想到一个“地球村”新游戏。

她立刻上网查询资料，很快，她制订出一套“地球村”游戏的完整方案，叫“地球村孩子音乐会”。沈爸爸看着女儿的游戏方案，开心地频频点头，最后，小区里很多家长都主动参与，帮孩子排练游戏节目。

6月20日，小区“地球村孩子音乐会”如期举行，每一个孩子分别代表世界上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演讲、表演、唱歌、演奏等节目，展示世界各地的多元文化。有的小伙伴吹黑管和萨克斯，展示自己的乐器才艺；有的小伙伴展示自己喜欢的体育明星像，宣传体育精神。还有一个小伙伴头戴雷锋帽，裹着大棉袄走上台，说：“我表演的是爱斯基摩人，地球越来越暖和了，我们快没有家园了！”最后，小璐玮用法语、英语进行演讲，呼吁大家热爱大自然，做低碳市民……

丰富的活动加强了小璐玮的国际意识，增加了她与小伙伴的交流。

精彩表现打动美国名校

2011年9月28日，沈爸爸在《钱江晚报》上得知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教育中心（CTY）要来杭州，寻访中国式的天才少年。作为美国6大著名天才教育中心之一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天才教育中心（CTY），有着系统而完善的天才少年（国内通常称为超常儿童）培养体系，包括：天才搜索、课程设计、师资培训、天才少年在线社区、咨询中心、天才教育研究中心等。

这是一次增长知识、开阔眼界的机会，沈爸爸鼓励沈璐玮报名参加。

小璐玮自己打电话查询到开会时间和地址。那天，她和爸爸早早来到浙江日报传媒大楼，在四楼国际会议厅，小璐玮把自己的资料递给主持人，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研讨会结束时，主持人唤小璐玮的名字，她回头看了看父亲，父亲给她一个支持的眼神，小璐玮便面带微笑，从容走上台，用英文自我介绍。

见一个小女孩用流利的英文自我介绍，在场专家眼前一亮，问她：“你了解我们吗？”小璐玮肯定地答：“CTY天才教育中心是搜索、选拔和培养精英的摇篮！”专家颌首微笑。其后，小璐玮用西班牙语、法语进行了一段演讲。小姑娘快速的反应能力让专家们决定给她做现场测评。

两天后，CTY天才教育中心工作人员通知小璐玮，她通过了测评，如果愿意接受，CTY将为她免费提供具有博士学位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资深天才教育专家的在线课程，可以通过邮件、电话、网络等多种形式和老师交流。

听到这个消息，小璐玮激动得大叫：“爸爸，我通过了！”

巴金的家范文第3篇

春天来了。

在乡下，迎春花开了，燕子也就飞回来了，衔着春泥在屋梁上筑起新巢，声声呢喃落满了庭院。而在高楼林立的城市里，四季的流转在我们的感知中已经不是那么分明了，我昂头在车水马龙的街道上空，寻找不到一只斜飞的燕子。

我忽然回想起一九八八年和我一起共同度过一段青春岁月的那一群天真活泼的小燕子们。

我当时是一家建筑公司的电机修理工，和我一起住在一排平房里的还有和我一样年轻的电焊工元雄，机修工小军，还有拖拉机司机海强和全科，我们一伙小青年那时候结伙成群，形影不离。在工地灶房旁边，有一间温馨的小屋，那是和我们一样年轻的几个女孩子的宿舍。她们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快乐无忧的小燕子。那间屋子里住着在民工灶上做饭的云霞和燕子，在车间里学徒的雨虹和碧波，还有钢筋工姑娘玉莲，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她们青春的笑脸，记得她们美丽的容颜。

我们这些建筑工地上的男孩子和女孩子，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天真烂漫，无忧无虑。工地上开饭的时候，民工们几乎都端着碗，不是蹲在屋檐下，就是坐在院子里去吃饭，而我们几个男孩子却破例地坐在女孩子的床铺边上，和她们一边聊天，一边吃饭。

我们几个男孩子的衣服也因为有了这几个姑娘而变得干净整洁，没有白灰的痕迹，也没有水泥的污渍，她们在洗衣服的时候，会主动地捎带着把我们的脏衣服洗得干干净净，并且会把开线的地方一针一针细细地缝好，叠得方方正正送回来。其实，我们那些让她们去洗的衣服并没有穿到要洗的程度，我们要得到的不是洗衣服这个简单的劳动付出，我们需要的是男孩子的虚荣和来自女孩子的关心。我们在那些年就这样让女孩子洗濯我们年轻而浪漫的心情。

我们那时候最快乐的事情就是一起去看电影。那些年，那些春风中美好的夜晚，那些秋月中迷人的夜晚，我们一伙年轻人骑着自行车，后座上带着女孩子，从宝平路鲍家庄下面的建筑工地，一路唱着跑调的流行歌曲，去人民电影院，去解放电影院，去工人文化宫，看八十年代末期那一场场至今记忆犹新的电影。

当然，如果谁要是敢欺负她们，我们会勇敢地出手，我在一九八八年烫着一头卷发，我们在一九八八年那时候是天也不怕，地也不怕。多少年后我终于明白，那时候的我们，就是八十年代末期建筑工地上名符其实的护花使者。

秀气端庄的云霞，小巧玲珑的燕子，活泼热情的雨虹，稳重矜持的碧波，还有钢筋工姑娘玉莲，这些活泼可爱热情大方的女孩子们，和我们一起走过了八八年那些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

由于个人感情的原因，一九八八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建筑工地，离开了我的朋友们，离开了这些快乐活泼的小燕子们。我要远走他乡的消息对谁都没有说。守口如瓶的我和我的朋友们不辞而别。

脸庞黑中透红的雨虹，热情大胆的雨虹，一把推开我们建筑工地上我原先住过的那间平房的屋门，忽然就看见了失踪了一年时间的我竟然就站在她的面前，雨虹一下子就抱住了我的双肩，激动地说：“我想死你了”。但是她一回头却看见了一旁站着我的未婚妻，她很不好意思，就跑出了屋子。

我没有去追她，第二天我就离开了那个建筑工地，离开了这五个可爱的姑娘。

从此我和她们就失去了联系。有时候我就暗想，我们几个男孩子和这五个热情活泼的女孩子在那情窦初开的岁月，那么地投缘，那么地友好，为什么就没有碰撞出爱情的火花，就没有成功一对牵手的恋人？

又是春天了，望着书架上那一簇绚烂的迎春花，我想起了乡下屋梁上的小燕子，想起了秀气端庄的云霞，小巧玲珑的燕子，活泼热情的雨虹，稳重矜持的碧波，还有钢筋工姑娘玉莲。我不知道，她们后来牵了什么人的手，嫁到了何方，去做了谁的新娘。

这五个好姑娘，这五个快乐的小燕子，你把春天带进了谁家的庭院？

还记得我吗？八八年那个烫着一头卷发和你们一起走过一段青春岁月的电机修理工满茳荭？

巴金的家范文第4篇

随着金融海啸的迅速蔓延发展，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这场浩劫与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有着莫大干系。一时间，全球范围内要求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的呼声也是此起彼伏。开创未来必须建立在对现在的准确认识之上，众多应运而生的分析和研究达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当前的国际金融秩序仍是由美国主导，而美国也在利用自身的主导地位攫取最大利益。然而，对于一些更细致、深入的问题――譬如美国在这个金融秩序中所扮演的具体角色――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中一个比较常见的说法是：目前美国凭借美元的霸权地位，扮演着一个全力开动的印钞机角色，通过不负责任地印制钞票来弥补自身的贸易逆差和政府赤字。笔者认为，美国在这个金融秩序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多重而复杂的，在它“印钞机”形象的背后还隐藏着一副“世界资本家”面孔。对于经常以世界资本主义领导者自诩的美国来讲，这可能是它最希望扮演的角色。

没有泪水的赤字

美国扮演“世界资本家”角色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从1944年建立到1973年崩溃，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将近30年的时间内主宰着战后国际金融秩序，其影响更是一直延续到今天。后人在总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候，总是用两个支柱来概括它的核心内容：一是黄金与美元挂钩，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全球范围内固定黄金与美元的比价（当时定为35美元1盎司），美国负责以此比价向其他国家无限制兑换黄金（当然要拿美元来换），并要维持美元与黄金之间的比价稳定；二是美元与其他国家货币挂钩，各国的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在平价1％的范围的浮动，各国有责任和义务维护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稳定。显而易见，在这样的框架下，美元成为了世界货币体系的核心，而支撑整个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压力就落到美国的肩上了。

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为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树立了统一的标准和基础，消除了由于汇率波动而引起的动荡，扩大了世界贸易；在相对稳定的情况下，美国通过援助计划与长期信贷向战后的欧洲和日本输送资本，帮助饱经战乱折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迅速完成战后重建与经济起飞。

然而，世上从来没有免费的午餐，美国愿意把布雷顿森林体系扛在肩上固然有其意识形态以及巩固盟友关系等政治考虑，但如果支撑这样一个庞大体系的代价只能换来盟友的所谓忠诚，那么美国也未免过于慷慨了。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设计阶段，美国就充分地考虑到如何通过制定规则而赋予自身特权，从而让自己在这个体系的运作中捞取最大的好处。

法国前总统戴高乐将军喜欢引用“美元霸权”（Exorbitant Privilege）这个词来形容美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享受的特权，其实这个词最早出自戴高乐将军的经济顾问雅克 吕夫(Jacques Rueff)，而雅克 吕夫还曾经用一句“没有泪水的赤字”（The deficit without tears）对“美元霸权”作了最好的注解――美国出现了贸易赤字，不用像其他国家那样造成外汇储备的减少，只需要多印些对它自己而言几乎无成本的美元付给贸易伙伴就可以了。通俗地说，就是可以利用美元作为国际唯一储备货币的地位进行明目张胆的赖账。

然而如果认为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仅仅是为了多印点美元、多享受点其他国家的免费商品和劳务，那未免小觑美国了。翻开美国的国际收支纪录，你会发现一个有趣的事实，从1945年到1970年的26年间，美国每年都是贸易顺差。在如此之长的时间段内保持贸易顺差，是当时美国在工业生产领域竞争力的体现――美国本土在“二战”中几乎没受到战火的侵扰，同时还趁战争之机网罗到大量各国科技精英，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效率在战后成为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1945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占全部资本主义国家国民生产总值的60%，这是饱受战火折磨的欧洲诸国难以望其项背的。美国在工业领域具有如此强的竞争力，以至于世界各国对美国商品的需求超过了美国对其他各国商品的需求，自然造成美国出口大于进口，形成贸易顺差。

但是，除了贸易之外，一个国家的总体国际收支还包括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等重要账户。而恰恰在这三项上，美国是巨额的净流出。随着欧洲盟友和日本经济复苏，它们与美国之间生产效率方面的差距也在不断缩小，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的时候，美国的贸易顺差规模逐渐缩小，但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三项净流出之和却已超过其贸易顺差带来的净流入，让美国的总体国际收支变成逆差。这逆差部分，就需要美国通过输出黄金或是输出美元来弥补。对于美国来讲，当然是愿意以后一种形式来弥补逆差，因为这不需要掏出真金白银，只不过让自己的印钞机多工作几个小时罢了。

资本增值的秘密

我们不妨简单总结一下上面的过程：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需要将自己辛苦创造的一部分产出交与美国，从而换来自己在国际贸易和债务结算中需要的美元，作为自己的国际货币储备。换来的美元可不像黄金，不用的时候存在本国的金库中就行了，为了能够收取利息，其他国家总要将自己的美元储备投资于美国的资本市场。当然，为了保证自己储备的安全性，这些国家通常是采用购买美国国债的方式。另一方面，美国在以美元换取了其他国家的产出之后，再将这些产出转换为自己的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等。而海外军事支出、政府对外援助和私人长期投资这三项除了帮助美国实现其地缘政治战略目的外，更是直接为美国留下丰厚的海外资产。

在这一过程中间，美国扮演了世界资本家角色，先是增发美元向其他国家换取商品和劳务，再用美国国债把其他国家手中的美元换回来，这在美国资产负债表的一方造成负债；然后美国再将最初换取的商品和劳务转化为海外的长期债权，从而在资产负债表的另一方增加资产。尽管美国在这一过程中债务和债权同时增加，但两者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美国的债务以自己发行的短期国债为主，这些国债期限短，付息低,其实这些美国国债和美元一样，都是美国政府印刷出来的信用凭证，美国国债的持有人几乎对美国没有任何额外的影响和约束，唯一的回报就是微薄的利息；而美国对外的债权可就不一样了，这些长期债权不仅收益相对较高，而且经常带有很多附加条件，有利于美国长期控制投资地，并攫取更多的经济政治利益。

现在回头看雅克 吕夫的抱怨则更有一番深意，美国建立这个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可不仅是贪图其他国家的商品和劳务。免费的东西固然好，不过那些东西美国自己也能生产，没准还能生产得更快更好。这个体系的玄妙之处在于，美国可以增发美元购买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劳务，然后将其转化为自己在海外的资产，维持自身“世界资本家”的地位。而且，更重要的，理论上讲这个过程与美国贸易顺差还是逆差没有关系，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贸易规模的增大，对外贸易规模越大，结算中需要的美元也就越多，其他国家就需要以更多的商品和劳务向美国换取美元，这个循环最终造成美国的海外资产如滚雪球般不断扩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70年代初期，美国的净投资额(即美国持有的海外资产减去外国持有的美国资产)由1950年的370亿美元增加至690亿美元；而美国私人对外投资总额则由1950年的190亿美元飙升至1970年的1190亿美元。在这些令人瞠目的数字背后，是美国对其他国家人民的变相经济剥削以及由此而生的丰厚的海外投资收益，美国“没有泪水的赤字”最终造成了其他国家人民无穷无尽的泪水。

这样不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注定不能长久，美国的欧洲盟友们早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之初就心存疑虑，只是碍于当时的经济军事实力实在与美国相差甚远，因此只能被迫接受。但是随着美国国际收支赤字日益扩大，心怀不满的欧洲诸国怎会坐视自己为他人做嫁衣。以法国为首的欧洲诸国开始选择将手中不断积累的美元向美国兑换成黄金（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以法定比价保证美元与黄金兑换可是美国的法定义务）。欧洲的囤积黄金行为导致了美国黄金储备的持续净流出，1949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46亿美元，占当时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73.4％，而到了1960年，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78亿美元，1971年美国的黄金储备更是仅剩下102.1亿美元了。美国黄金储备的持续减少，从根本上动摇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第一支柱――黄金与美元的挂钩。一时间，美元泛滥而黄金难求，从1960年开始爆发了多次美元危机。尽管美国想尽办法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续命，然而终难抵挡自己发行的海量美元的攻势，1973年经多国磋商后达成协议，西方国家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至此，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宣告土崩瓦解，美国的世界资本家时代似乎也要到了尽头。

资本自由流动的陷阱

20世纪的70年代到80年代初对美国来说可不是一段美好的回忆，在这段时间里，美国竟然出现了两次“大萧条”后最严重的衰退，两次持续时间都长达16个月，特别是国内经济还出现了滞胀(Stagflation)情况，令社会成员饱受高失业和高通胀的双重折磨。在国际收支方面，美国也是面临着巨大的麻烦――运行了20多年的布雷顿森林体系难以维继、宣告崩溃，全球进入浮动汇率体系，这同时意味着美元失去了法定的国际储备货币地位；而中东战争又引发海湾产油国家对整个西方世界实行石油禁运，导致美国在能源方面的支出倍增，进一步恶化了国际收支。1971年，美国出现了“二战”以后的首次贸易逆差，而且此后一发不可收，其逆差数字屡创新高。

如果为美国这位世界资本家做“体检”的话，多半经济学家会认为该“患者”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其中的道理，不懂经济学的人也能弄清楚――要想搞资本输出，当资本家，最基本的前提是要有贷出资金。对于美国来说，以前这贷出资金或是通过贸易顺差自己攒下的，或是利用自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特权印出来的（美元）。而当时的形势却是美国贸易逆差，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个资金来源都断了。正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看似美国当世界资本家的时代是到头了。

习惯了世界资本家身份的美国，无论如何也不愿回到自己辛勤劳动的日子。为了保住世界资本家这个位置，美国祭出了自己最后的杀手锏――全球范围内推行资本账户开放，允许资本在国际间自由流动。

讲到资本在国际间流动，恐怕现在很多人会认为它和商品在国际间自由流动是相互促进的关系。要知道，在当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眼里，资本流动与国际贸易之间非但不是相互促进的，反而是严重对立的关系。他们认为，在国际间的资本的无序流动是造成汇率不稳定的根源，为扩大贸易就必须稳定汇率，而为稳定汇率就必须控制国际间资本流动。20世纪60年代经济学界产生的蒙代尔不可能三角(Impossible triangle)定理为此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的理论依据――其主要内容是，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实现资本流动自由、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能拥有其中两项，而不能同时拥有三项。布雷顿森林体系在这三项中选择了汇率稳定和独立货币政策，因而控制国际资本流动不仅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原则，更成为维持整个体系正常运作的一个重要支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初期，资本“受控制而有序”地由美国流向其他国家（主要是美国的西方盟友），帮助他们恢复生产；而同时美国也利用自己的特权来扩大海外资产。但是，即使是美国，它的对外资本流动的形式也受到诸多限制，这解释了为什么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期美国的海外资产主要以对外长期信贷为主；同时资本流动的规模也要受国际贸易规模增长的制约。总之，布雷顿森林体系对美国的对外资本自由流动还是有所限制的。

等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附着于上的美元霸权烟消云散，同时美国贸易逆差又居高不下，美国则摇身一变，成为了全球资本账户自由化的倡导者。其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可以借此得到新的贷出资金来源――那就是其他国家投资于美国的资金，美国也借此保证了自身世界资本家地位的延续。精明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逻辑问题，由于美国是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吸引的海外资本流入先要把自己逆差的窟窿堵上，剩下的部分才可以再投向海外。那么，从总量上讲前者必然高过后者，从投资净额上算美国应当是债务人而不是债权人。道理没错，但是美国还真就以一个债务人的身份保住了自己世界资本家的地位，其中的奥妙还是在于它的资产负债结构。美国的手法是将自身的低息资产卖给其他国家，然后以取得的资金向海外进行高回报投资，从而在中间赚得净利差。从负债方来看，美国卖出的资产通常是短期的、付固定利息的债务凭证，其中包括大量的政府债券；而从资产方来看，此时美国的海外投资则不再像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那样以长期信贷为主体，而转为以直接投资或者股权投资为主要形式。

涸泽而渔的危险游戏

众所周知，在现代的企业制度中，股东才是企业的最后拥有者，股东对企业的影响力是企业债权人难以匹及的；而股东得到的回报，无疑也是最为丰厚的。因此，美国以直接投资或者股权投资代替对外信贷，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在海外的投资回报。根据美国的国际交易记录，早在1986年美国的净投资额（美国持有海外资产与其他国家持有的美国资产之差）就变为负值，标志着美国沦为国际债务人；然而美国每年从海外投资取得的收入却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美国取得的海外投资收入，而且其净额还在不断增长――1986年美国的海外投资净收入还是155亿美元，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已经升为817亿美元。如此之高的资本净收入证明了美国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世界资本家，只不过这个资本家有些另类罢了。

回看这位另类资本家的成功之路，不难发现其中两个条件起着关键的作用。其一是贷出资金来源问题，美国的资本输出需要以吸收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为前提；而第二个关键条件是其他国家开放资本账户的程度，因为只有其他国家充分开放自己的资本账户，美国的资本才可以自由进出并随心选择投资机会，从而取得高额的海外投资回报。就是在满足第二个条件的过程中，美国这位另类资本家显露出其隐藏在华丽外衣下的丑恶面孔。

事实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对于开放资本账户是存有疑虑的。在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中，这些发展中国家更倾向于选择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的稳定性，因为发展中国家的国内资本市场普遍较小，市场深度和广度有限，因此资本流入流出极易对这些国家的金融市场以及货币估值造成冲击，由此影响实体经济和贸易。然而，一心想保持世界资本家地位的美国是不会为别人考虑的，对于发展中国家在开放资本账户问题上的彷徨与抵触，美国则开始施展各种手段――先以利诱，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牵头出台的“华盛顿共识”为发展中国家开出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的药方，其中在贸易和资金政策方面将自由贸易与资本准入并列，督促发展中国家主动开放资本账户,同时大树“好学生”典型――智利，将智利经济发展的经验（当然包括资本账户的开放）普遍化，向发展中国家推广；再以威逼，急于经济赶超的东南亚国家贸然听从“华盛顿共识”建议而开放资本账户，国际资本的大规模流入造成经济泡沫化，随即又被国际投机资本攻击，于1997年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蒙受了惨重的经济损失，十几年经济发展的成果毁于一旦。然而被美国把持的国际货币金融组织不但在救援问题上反应迟缓，态度冷淡，居然还提出以进一步开放资本账户为援助条件，逼得孤立无助的危机国家签下城下之盟。

由此可见，这位另类资本家的卑鄙行径与其在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代的表现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至少还能做到不涸泽而渔，总是需要在世界贸易规模扩大的基础上捞得好处；而今天的另类资本家则是直接将你洗劫一空之后再迫使你拆除藩篱，方便它下次进出。世界著名经济学家、国际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巴格沃蒂（Bahgwati）在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就撰文严厉批判美国在全球推行资本账户开放的行为，认为正是无节制的资本账户开放政策将发展中国家脆弱的国内金融市场直接暴露在国际投机资本的狂风恶浪之下，从而引发了空前的经济社会危机。

相信读者在看清这位另类资本家的丑恶本质的同时，也会不禁对它的前途生出疑问：“美国的另类资本家地位会是永久的吗？这样不公平的体系是否能够持续下去？”

另类资本家的黯淡前景

在讨论这位世界资本家未来的命运之前，我们不妨先把目光投向另类资本家成功之路的一个关键条件――贷出资金来源。前面说到美国是贸易逆差，因此美国吸引的海外资本流入先要把自己贸易逆差的窟窿堵上，剩下的部分才可以再投向海外；同时这种海外资本流入对美国来讲必须还是低成本的，否则美国这个世界资本家就失去了利润空间。这个关键条件的满足，主要有三个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第一，美国超强的军事实力和相对稳定的社会政治结构令世人普遍认为美国是全球资本的安全岛，尽管美国政府债台高筑，但是长期以来它仍被认为是最没有可能破产的政府，因此许多国家仍然愿意以较高的价格购买美国政府国债作为自己的储备资产，尽管收益相对很低，但是安全有保障。第二，美国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稳健，并且在90年代迎来了信息技术革命，世界其他国家对美国未来生产力的增长有信心，对美国的企业有信心，因此愿意将资本投入美国。第三，美国自里根政府80年代执政以来，一直推行对金融行业放松管制，鼓励金融领域内的创新的政策；1999年美国通过《金融现代化法案》，为其实行了60多年的银行分业经营体制画上了句号，自此之后，美国的金融创新之潮更是一浪高过一浪。通过金融创新产生的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产品，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国的资本，从而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的负债能力。上述三个因素帮助美国形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资本市场。根据国际清算银行的统计，截至2006年底，全球国内债券余额为50.3万亿美元，其中美国国内债券余额为22.3万亿美元，占全球余额的44.4%；而美国股票市场的市值约为17万亿美元，年成交量约为24万亿美元，两个数字又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有了这个发达的资本市场做吸金石，源源不断的海外资本都流向美国，为美国的资本输出提供了“弹药”。

然而上面提到的这三个因素在最近几年之内已经开始显露疲态――首先，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显示出美国本土已经不再像想象中那样安全，之后的反恐战争劳民伤财而收效甚微，至今仍看不出有任何取得最终胜利的迹象。随着美国贸易逆差与政府赤字的不断扩大，其他国家已经不再对美国国债青睐有加，即使是在金融海啸到来之前，越来越多的美国国债持有国已经开始讨论储备资产多元化问题并付诸于行动。其次，从历史来看，任何伟大创新带来的超额利润都会随时间慢慢消逝，信息技术革命也不例外。2005-2007年，美国平均生产率增长已经降至1.5%的水平，这甚至不及2000-2005年平均生产率增长的一半。在制造业方面，美国的竞争能力更是处于下降的轨迹之中，连昔日的美国民族骄傲――汽车工业也是举步维艰，几大汽车企业几近破产边缘。除非美国再次出现像信息革命一样的大规模技术创新，否则未来几年的生产率增长将很难重新回到本世纪初的水平。最后，无节制的金融创新也导致美国的资本市场在过去几年积聚了严重的泡沫，而泡沫的破灭最终酿成了今天的金融海啸。在所有世界其他国家提出的国际金融新秩序的蓝图中，严格金融监管、控制金融创新都是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可以预计，未来的金融创新因素对于美国吸收海外资本的作用将会极大地弱化。

巴金的家范文第5篇

为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与监督，新加坡制定了一系列的制度。

严格的财产申报制度。新加坡《公务员守则和纪律条例》要求公务员必须在任职前申报个人财产，而在任职以后，如果财产有所变动，也应主动填写变动财产申报清单，并写明变动原因。申报财产的程序非常严格，首先要出具财产清单，到法院设置的公证处接受审查并有指定的宣誓官签名；然后把公证处的正本交由工作人员所属机关的人事部保存，副本则直接保存于法院公证处。申报财产的范围很广，既包括个人的动产、不动产，又包括银行存款以及股票证券等。此外，个人申报财产后还必须由反贪调查局核实。如若发现公务员财产与其实际收入不相符，且又不能说明其缘由者，将以其不当获利的嫌疑而受到审查追究。

严格的公务员选拔和考核制度。新加坡在公务员录用上实行严格的考核任用机制，杜绝人为影响，防止腐败现象。国家设有专门的公务员委员会，负责公务员的录用、任命和奖惩。公务员委员会直属于总统而独立于内阁，这就为它严格、公平选拔公务员提供了条件。新加坡制定的《公务员指导手册》共五卷，对政府各部门公务员不同的职务行为，从穿着、言行、奖惩、津贴、休假、保密到退休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具体规定。如在官员举债方面，规定政府官员借给别人钱时，不准附带利息；在向别人借钱时不准以自己的职务为名，不得做交易。如果一个官员所负的债务已超过其 3个月的工资总和，则被视为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必须向其所属部门常任秘书报告。凡是陷于债务麻烦的官员或所填表格虚假者，都必须受到纪律处分，甚至被开除。在官员职务行为与私人事务的区分上，规定任何官员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官方信息或官方地位为其谋取私人利益；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职权，或允许他人利用自己的名义，为自己的企业和民间团体谋利；也不准参与各个团体的广告和出版物的活动。在官员投资方面，为了避免政府官员参与非法投机活动，规定政府职员不准直接或间接地拥有在新加坡营业的任何公司的股份或证券，但可以购买股票市场上公开挂牌的股票，也可以购买土地和住宅。并严禁官员的子女利用父母的地位非法经商或营私。在官员兼职方面，规定官员在未经批准的情况下不得做兼职工作，如讲学（不得超过6小时）等。在收受礼品方面，规定除个人私交外，任何官员不得接受下级人员赠送的任何礼品，包括现金、物品和票券，也不得接受下级人员的邀请出席娱乐活动等等。

完备的廉政法律制度。新加坡制定了完备的反贪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首先，在新加坡的宪法中，明确规定了对担任总统、总理、内阁成员和议员的条件，并对他们的行为，如不得经商等，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次，制定了专门的行政管理法律《公务惩戒性程序规则》。最后，制定了完善的反贪污刑事法律。如1960年6月修订的《防止贪污法》对贪污的构成、处罚以及、审判等诉讼程序问题都作了较为详尽的规定。《防止贪污法》自1960年颁布实施以来，先后进行了 7次修改，以适应新形势和新情况。该法除了规定各种利用权力或职务之便收受报酬的行为都是违法行为必须治罪外，还对什么是“报酬”作了详细的界定，以便严格执行和防止司法官员随意解释。该法还对官员如何处理那些无法推辞掉的礼品作了详细规定。根据《防止贪污法》，当公务员收到了无法推辞的礼品后，要赶快将它交给各单位负责处理礼品的负责人，如果受礼人想要保存礼品，则由专人估价后，照价收买。这既可防止公务员因为不懂得怎样处理各种无法推辞的礼品而失足，也使那些想借故无法推辞而有意接受各种报酬或好处的公务员无空可钻。《防止贪污法》加强对举报人的保护，积极鼓励和支持公众参与反腐败。《防止贪污法》第34条规定，对于触犯本法的犯罪，证人不得披露任何举报人的姓名或者住址，不得说明任何可能导致举报人暴露的情况；若有关证据或材料含有关于举报人姓名、特征或者可能导致其暴露的记载，法庭应将这类材料隐瞒，必要时予以涂去。此外，《公务员惩戒规则》是关于公务员行政处分的一部法律。该法详细规定了公务员委员会对尚不够刑事处分的公务员渎职和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程序，弥补了《防止贪污法》的不足，使二者互为补充。

完备和严格的执法程序。为了规范惩治腐败的程序，新加坡在1988年颁布了《没收贪污所得利益法》，这是一部专门惩治腐败犯罪的程序法，用以补充和完善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该法详细规定了法院在审理贪污犯罪案件过程中，没收贪污所得财产的命令的条件及其程序，以及没收贪污所得财产的范围、法院没收贪污所得财产的命令的执行程序等，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防止贪污法》还规定了不同于追究一般犯罪的新型证据制度，主要包括贿赂推定的证据、财产来源不明的证据、习惯证据、共犯证据与证人免责、贿赂人的证据效力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