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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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思想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儒家美学;道家美学;和谐

众所周知,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汉末传入的佛教思想,三教合流成为中国文化和思想的的源头。但汉代传入的佛教是在先秦已有的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基础上不断改造整合形成的。因而从本源上说,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是中华美学的源头。它们所提出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重要美学命题,形成中国文化“轴心时期”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盛况。然而儒道两家不同的审美理想、审美取向和审美态度共同构建了两种不同的文艺美学思想。

一、儒家以“中庸”为核心的社会和谐思想和道家以“无为”为核心的自然和谐思想

先秦儒家以孔孟为代表,强调“不偏不倚”的“中庸”和谐,其思思想旨归主要是为了实现其社会统治的政治目的。孔子主张“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他的“和谐”思想,是建立在“中庸”的基础上,肯定社会中的差异和矛盾,主张统一,是一种多样性的和谐统一。儒家美学将中庸和谐思想渗透到社会各方面:在社会关系上,他们通过“中庸”思想的建立实现其构建“大同”社会的政治目的;诗歌思想和内容上,表现为一种“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主张诗歌创作应“发乎情,止乎礼”;“乐而不,哀而不伤”等。

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强调崇尚自然主张无为。老子在《道德经》中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认为凡事必须顺应自然规律,不能做违反自然的事情。道家的和谐思想正是以此为根基的,主张“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在审美态度上,强调“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反对人为。在审美标准上,强调“法天贵真”。

二、儒家以“人伦”为核心的中和思想和道家以“自然”为核心的和谐思想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为实现大同社会的社会理想,建立一套系统的完善的伦理道德的社会政治体系。同时,试图采取强调人格修养和礼乐教化达到其社会政治目的:建立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人伦和谐思想,构建“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封建伦理纲常秩序,达到巩固其封建社会秩序的目的。孔子主张“克己复礼”,通过“礼义”的培养压抑人的个性自由的发展。“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求人人守礼并推己及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提倡重道义轻私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孔子力图用“礼”严格要求人的言论行为,消除异端邪说。并通过“三从四德“思想,压抑妇女地位以求得两性和谐。

老子的和谐思想更多的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上。“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将阴阳和合之气看做自然万物的生命之源,阴阳和谐就是天地和谐、协调。并进一步提出自然宇宙和谐的思想,“有无相生,难以相成。长短相形,高下想倾,音声相和。恒也”。同时,他也以此态度观照人生。《老子》第八章:“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第二十七章又说:“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为袭明。”这里强调“上善之人”、“与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思想就是试图建立一种人与人和谐的思想。他还明确提出天地万物的互补的和谐思想“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庄子明确提出了“天和”、“人和”的思想。他认为宇宙万物运行的宗旨便是“自然无为”。他这种朴素自然的世界观,用于天地便是“天和”,用于人与人之间便是“人和”。

因此,道家的和谐观与儒家的中和思想有不同。儒家是在中庸的思想指导下形成的,人与人、人与社会不偏不倚的中和思想;而道家则是在“自然无为”的指导下,形成了顺应天地自然万物生长变化规律的和谐思想。

三、儒家以“诗教”为途径的身心和谐和道家以“虚静”为途径的心性和谐

孔子尚礼乐,主张仁义道德思想。他注重诗歌教化对理想人格培养的作用,主张“诗教”为核心的身心教育理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论语・阳货》)。他强调诗教的对人格培养,道德完善方面的作用,认为不学诗就无话可说寸步难行,力图通过诗歌教化完善理想人格,使作为个体的人身心和谐,最终实现其理想社会秩序的建构。

道家在身心和谐建设提出“虚静”观,即一种是清心、寡欲、修身、养气的方法。老子《道德经》中提出:“涤除玄览”、“致虚极,守静笃”。他主张清心寡欲,一切与欲望有关的他都反对。提出:“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认为过度追求声色、美味、驰骋畋猎之趣和奇异珍宝,容易迷惑身心,不能使身心平静和谐,所以应当制止。庄子更是提出了“心斋”“坐忘”“虚静”的著名论断。在道家看来,“虚静”是万物存在的状态也是一种精神状态。“虚而待物”“唯道集虚”,要求主体排除一切杂念,摒弃欲望,“绝圣弃智”以维持身心和谐,最终到达悟道的目的。

在身心和谐建设方面,先秦各家虽都注意到了其重要性。但采取的方法依然有所不同。儒家以中庸的思想,重人伦道德礼教,因而采取诗教的方法。以求个体身心和谐最终实现其社会目的。道家以自然无为,重天地万物的阴阳和合,采取虚静的态度关照身心。

四、儒道“和”思想的现代意义

尽管先秦儒道采取的方法和其目的有不同,但二者在关于“和”的思想上,有着共同的取向,即包括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社会关系团结和睦、个人身心协调发展等丰富的内涵。儒家偏重关照社会人生,孔孟追求多样的统一“和而不同”的矛盾观,其后经过朱熹等宋明理学发展为“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协和万邦”的国家关系观以及“忠恕之道”的道德修养方法。这些思想对于当今社会和谐建设,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与儒家相比,道家和谐思想偏重自然万物。他所提倡的,崇尚自然,反对人为的观点,对于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参考和理论借鉴。它们所提出的理论观点对于环境保护和社会可持续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同时对身心建设和社会和谐秩序稳定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王弼.老子注[M]//诸子集成: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2]王先谦.庄子集解[M]//诸子集成:第三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儒道思想范文第2篇

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与世界先进管理理念接轨，已成为企业家需要共同探讨和思考的一个重要课题。管理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经济行为，它是融合了民族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道德的意识与行为。企业文化作为企业的主流意识形态，虽虚而无形，但确是企业重要的软竞争力。企业文化的构建深受国家和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尤其儒道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对构建现代企业文化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价值。

一、儒家思想对中国企业文化的影响

谈到企业文化，有人就认为这是舶来品，中国从来就没有企业文化。显然，这是一个很大的误区。诚然，中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深受外来企业文化的影响，但它最初还是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道思想。正如广告大师大卫?奥格威所说：“企业文化是由很多东西组合而成――传统、神话、仪式、习俗、习惯、英雄、价值等。因此，每个民族文化都要受其历史文化的影响，具有自己的浓重的民族特色而有别于其他企业文化”[1]。我们不但要吸收国外先进的企业管理理念，也要积极探索和剖析我国企业文化与民族文化的内在联系，继承民族文化的精髓，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1.“仁、义、礼、智、信”的儒家思想是中国企业文化形成的基石。“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孔子说“仁者爱人”“己所不欲人，勿施于人”[2]，应用在管理上就是要关爱人，理解人，团结人。孔子说的“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主张“义之与比”，指的就是一切要按道义行事，从管理角度理解就是要讲原则和标准。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对生产经营者来说就是要“取之有道“不发不义之财”。孔子讲的“君子敬而无失，与人而有礼”“不知礼，无以立也”以及孔子说的“智”即“知人”。“智者不惑”、“不知言无以立人也”。主张“言必信，信必果”认为“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这些儒家思想的精华，深深地扎根于中国亿万民众心中，为许多成功企业家所推崇，给中国企业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2.“中庸之道”成为企业管理的最佳方式。“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整体和谐性是中庸之道的本质特征。孔子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无忌惮也”。“时”在“中庸”思维方法中是一个重要因素，强调“合时宜”，“适中”，既无过，也无不及，用于管理就是讲要管得合理。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儒家认为“中庸”思维方法是解决矛盾的最佳方法，“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为贵”的思想，对我国管理文化形成影响极大。“和”的基本涵义是和谐、调和与协调。法国管理学家古里认为“协调”就是“管理”。美国管理学家扎茨认为“协调”是“管理的本质”。儒家思想很早就认识到了“协调”的重要作用，认为管理的最高境界是通过协调各种矛盾，达到最佳和谐状态。“和为贵”可以理解为化解人际的紧张与冲突，促进企业的稳定。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讼”就是矛盾化解，冲突缓和，彼此理解，同心同德，合作共事。“和为贵”也是企业“双赢”之策。众所周知，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之一。国外企业一直认为“商场就是战场”。他们热衷研究的竞争战略是如何扩大市场，独创名牌，消灭对手，套住顾客和用户。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信息化的背景下，企业与企业，企业与顾客，企业与供应商，企业与其他相关群体（包括企业与员工）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越来越密切，竞争进入了利益共享的合作竞争时代。“双赢”理念其实就是“和为贵”思想。“和为贵”是企业的一种无形资产。

3.“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理念，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儒家极为重视人的价值，孟子是“人治”的代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3]。天地之性，人为贵。人是企业中最重要的因素，一个优秀的企业，必定是把“人”视为企业的核心和宝贵的资源，管理者以人为本，重视人，体恤人，信任人，将企业文化建立在全体员工共同的价值取向和文化标准的基础上，从尊重员工人格和权利出发，实施人才战略，努力发现、培养和发展人才，推行人性化管理和家庭式文化，让企业成为员工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好归宿地。

4.现代企业管理倡导的“团队”意识与儒家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妙。儒家认为人的生存发展应该基于群体的发展。强调个体的行为不能危及集体的生存和发展，个体应服从集体。孔子曰：“已欲立而人，已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这一理念与现代企业文化提倡的“团队精神”是一致的。孟子发展了孔子“人者爱人”的思想，提出要把“仁”心“推已及人”，就是倡导“团队”思想。企业全体人员只有同心同德，群策群力，树立集体主义思想才能取得成功。儒家的整体主义思想培育了中国人的道德理想，孔子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家，平天下”，就是说要想把天下治好，就得使国家、家庭与每个人联系起来，人人从自我做起。孔子提倡“君子不器”，褒奖那些不以个人职能谋求社会职位为目的人，认为没有舍己为人大理想的人非君子也，从而造就了无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中华志士。儒家的开拓进取思想，不仅引领了中国成功企业走过艰苦创业之路，而且对企业精神影响极广。

二、道家文化的影响

道家思想是一种自然哲学，强调办事要遵循自然规律。其主要内涵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道家思想可视为中国企业管理的基因之―。以“道”为核心，讲求阴阳互补，注重中和均衡，尊重义利关系，强调进德修业，《道德经》中大量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对指导现代企业文化建设，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和启迪。

1.相反相成，物极必反。道家认为“反者道之动”[4]，并能由对立而转化，“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其中“相反相成，物极必反”，就是告诫人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一定不要过头。一个人的欲望也要有一定限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从企业管理的实践来看：管理就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引导人的行为规范；又可能扼杀人的积极性发挥。处理不当，物极必反！在社会化大生产中，企业一定要有完善的规章制度、规定规范、工艺标准，但一定不能搞得过细过繁，而且必须与时俱进。对于企业建立的管理制度、规定、标准，既要严格执行，又要动之情，晓之以理，在允许范围内给员工留下一定的空间，否则就可能引起逆反，或者阻碍企业创新发展。

2.无为而治，有所作为。“无为而治”是道家文化的经典，老子认为人世间的事物均为“有”与“无”之统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有无相生”，而以“无”为基础。老子说的“无为而治”，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说不要做违背基本规律的事，应主动顺应事物发展的基本规律，才能有所作为。作为企业来说，在进行战略规划前，必须对自身条件进行分析，对自身发展的基本阶段有着清醒的认识。既不能急功近利，违背企业现实条件，做出不切实际的发展规划，又不能谨小慎微，丧失的发展大好机遇。企业在发展的道路上肯定有曲折，一旦进入误区，就要重新定位，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并获取迅速的发展。在制定新的发展战略时，要“减少企业多余动作”，这样才符合道家“无为而治”的智慧思想，有所作为。

3.刚强坚韧，柔弱低调。道家文化中刚与柔，强与弱的辩证思想，如能运用在企业管理上必将受益匪浅。道家文化中很多地方强调要自觉置身于柔弱的地位，处事要低调，办事要节俭。柔弱胜刚强。老子说：“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身后之”。道家认为仅凭儒家的“和”来进行治理不够，在施行“和”的治理方针同时，也要用霸道来加以规束。“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张以法治国。然而，他们又强调管理者要低调、平和、内向。或者说低调、克制、谦虚和执着，才是所谓领导之道，这种处世哲学令我国许多企业管理者所思考：低调做人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风度，一种修养，一种品格，一种智慧，一种谋略，一种胸襟。因为低调做人处事，就往往更容易被人接受，与环境相适应，适者才更能生存。

4.善于决策，敢于放手。道家文化在运用“管”和“放”的辩证法上，也有他独到之见。他们认为领导者对于企业的重大问题必须善于当机立断，敢于决策，不为纷纭的议论所干扰；但领导者又要善于放手让下属自己去做，对于决策在执行过程中，领导者没有必要频频过问，要给属下有充分的自由度，让他们尽情地施展才华，以保持他们高涨的工作积极性。老子曰：“太上，不知有之”。意思就是说，领导者下达工作任务后，要善于调动下属的积极性，而且要使人感到领导并不存在。又说：“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意思是：企业的领导者，说话不一定太多太具体，让下属自己去理解和创造。这样，当属下把工作任务完成时，就会有一种“这是我自己干的”成就感。

儒道思想范文第3篇

关键词： 梭罗 儒道思想 差异性

美国十九世纪超验主义的先驱实践者梭罗，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社会学家、自然主义思想家，在美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二十世纪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类在享用科学技术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在悄无声息中破坏着大自然。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人们开始逐步关注所生存的自然环境，梭罗的自然哲学也逐渐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

通过对梭罗多角度的研究，其在思想层面与中国古典思想的相似性浮出水面，他创造性地将孔孟、老庄学说的某些部分吸纳到自己的思想里，并身体力行，在其作品中多处可以清晰地看见中国古典儒道思想的印记。无怪乎我国著名学者林语堂先生在他的《生活的重要性》一书中写道：“就其整个人生观来说，梭罗在所有美国作家中最具中国情趣。作为中国人，我感到与梭罗心心相通。我可以将梭罗的文字译成中文，把它们当作中国诗人的诗作向国人展示，没有谁会发生怀疑。”［1］虽然梭罗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融汇对其文学作品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二者在许多方面也有着极大的相似性，但仍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差异性。

一、“道”与先验主义

在自然观上，梭罗与中国古典道家思想有着极大的相似性。道家思想的基础是天人合一、崇尚自然。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2］明确表达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梭罗在1845―1847年的两年时间里，独居在瓦尔登湖畔的小木屋内，写下了名著《瓦尔登湖》，表露出强烈的与自然合为一体的意识。

虽然二者都崇尚自然，但二者在世界观上存在着本质的差异性。道家思想起源于奴隶社会末期，生产力低下，人类还没有进入农业文明时代，因此道家思想的世界观带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色彩。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在自然万物的永恒规律中，老子认为是“道”掌控着世间万物的变化与更替。庄子在其著作中虽也多次提到自然，但也大多是从个人本体出发歌颂山川之美，大地之美，如《知北游》所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4］庄子赞美自然是为了强调它们身后隐藏着的“道”，是希望人能领悟“道”的真谛。儒家思想世界观的核心是社会道义的构建，由此便产生了对于人性的判断前提，并要求人作为社会的建设者和改造者在现实世界实现其价值理想。孟子提出“人性本善”的性善论，道出了人类行善的内在根据，并且善性作为人类的本质属性有着必然的先验特征，孟子认为人的善行从先验的必然到经验的事实的转化取决于人对自身本质的不断认知。孟子之后的儒家杰出代表荀子则提出“人性本恶”的观点，认为善并非先验的必然，而是经验的现实。虽然二者在人性的观念上截然对立，但将孟荀二人思想结合起来，便形成了儒家思想的基础主体，这就是根据先验的规律定义了人的本质，并且这样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因此在儒家强调礼教基本主张之前其人性的价值之源也有着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倾向。

美国的先验主义指出：“有一类非常重要的思想和绝对必要的形式并不来自经验，相反，人们则是通过它们获得了经验，它们是心灵本身的直觉，康德称之为‘先验的形式’。”［5］在《瓦尔登湖》中，梭罗强调环境的变化不是一种自然现象，而是由自我意识的改变引起的。他认为自我或者个人能够控制或者主导自然环境的变化个发展。例如他在《湖》一章写道：“据我们知道的一些角色中，也许只有瓦尔登湖坚持得最久，最久地保持它的纯洁。……虽然伐木的人已经把湖岸这一段和那一段的树木先后砍光了，爱尔兰人也已在那儿建造了他们的陋室，……这湖当然是一个大勇者的作品，其中毫无一丝一毫的虚伪！他用他的手围起了这一泓湖水。在他的思想中，予以深化，予以澄清，并在他的遗嘱中，把它传给了康科德。”［6］梭罗的先验主义姿态在这一段文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个人意识占据了思想的高地，湖水本身没有变化，但是个人观察湖水角度的不同会引起湖水的变化：湖水只是存在于个人意识中。从这一意义上说梭罗笔下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意识在客观世界的产物，自然本身的价值必须在个人意识的作用之下才能显现出来，这种观点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

二、入世情怀与个人中心

儒家思想主张贴近自然，如《论语》写道：“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7］但是这里，孔子并不是单纯地欣赏自然风景，而是在托物言志，借自然之景来思考和表达人生的意义，在审美层面儒家思想是将社会的理性认知和个体的感性情绪联系起来的，所以儒家的核心思想是积极入世。

《礼记・大学》写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修身养性，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有着强烈的人世的功利性。儒家秉承的理念是“圣人治世”，即通过个人修养的提升，把个人进化为贤者圣人，重视教化，宣扬道德，依靠个人强大的管理国家，推动社会的前进。自司马迁在《史记》中称“老子，隐君子也”［8］之后，千百年来社会普遍认知老子为一个孑然一身的隐士，然而老子实则具有强烈的入世倾向，是一个积极入世者而非隐士。郭店出土的《老子》首章写道：“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巧弃利，盗贼亡有。绝伪弃诈，民复孝慈。三言以为辨不足，或令之或乎属。视素抱朴，少私寡欲。”［9］明确提出了修身的理念。老子曾为周朝史官，史官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向王侯进言。《老子》提道：“天大，地大，道大，王亦大。国中有四大安，王居一安。”［10］从“天大”开始，到“王亦大”，再到“王居一安”，可以清楚地看到老子的“敬王”思想张本。《庄子・天下》阐述老子思想云:“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4］这是道家思想中社会担当意识的流露。但是与儒家思想相同，老子、庄子把修身和社会担当意识归结于治世者，认为这是王侯将相需要特别注意的方面，因而其积极入世的思想也打上了明显的封建烙印。

梭罗生活在十九世纪的美国，在工业化浪潮的席卷下，日益增长的物质财富占据了人们的心灵，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调整，社会弥漫着崇尚金钱与利益的气息。作为一个超验主义者的先驱，梭罗与儒家思想一样强调“修身”，不过在他看来，个体是社会中最重要的因素，个体的完善依赖于其精神的进化，社会的发展和前进要在个人的发展和进步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实现。“我认为我们先应该是人，然后才是国民。与其培养对法律的尊重，不如培养对正义的尊重。我有权利承担的唯一义务就是在任何时候做我认为是正确的事情。说白了，一个组织没有什么良知，但一个由有良知的人组成的组织就是有良知的组织。法律一点也不能让人变得更加正义；而且通过对法律的尊重，即使那些好性情的人也会日复一日地成为非正义的行使者。通常，对法律不适当的尊重的自然结果就是，你会看到一队队的士兵、上校、上尉、下士、列兵、搬运火药的人等，秩序井然地行进，跨越山谷，走向战争，违背他们的意愿。是的，违背他们的常识和良知，这确实是非常危险的行军，而且令人心悸”。［11］梭罗在社会观上所表现出的观点带有明显的个人主义，也就是所谓的“自我实现型”的理想化人格，梭罗强调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要从人这一个体做起，告诫人们加强自身修养以求精神的完善，他相信“人类无疑是有能力来有意识地提高他的生命的”，因此在社会的基本个体――“人”的素质的提高才是改革社会的最好途径。这源于西方的人本主义思想和关注个体的历史文化传统，为资本主义宣扬个性提供了社会学的理论依据，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梭罗所倡导的是一种充分发挥个人潜在能力和自我觉醒意识的资产者精神。

三、“自愿平穷”与安贫乐道

儒、道思想中都倡导一种安贫乐道，少私寡欲的简朴生活。老子所提倡的人生观的主要特点是：出世、超然、常乐。具体表现为：清心寡欲、不与人争、虚静自然、知足常乐。老子说：“见素抱朴，少私寡欲。”［3］“咎莫大于欲得。”［3］主张人应该过一种简单朴素的生活，对物质上的要求要尽可能少一些，不要处心积虑地去与人争名夺利，贪欲会招致祸端。而孔子在《论语》中表达了自己对生活的态度：“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7］孔子还表示，生活虽清贫，但“乐亦在其中矣。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7］他对大弟子颜回也大有赞赏：“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7］虽然儒、道思想都表现出安贫乐道的特征，但道家思想更加强调清心寡欲，无欲无求，而儒家则在有条件时还主张“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论语・乡党篇》），对父母要“厚葬”，孔子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并没有否定富贵，而是否定以“不义”的方式获取富贵。［12］可以说中国古典思想中所表现出对物质的淡然是有其特定的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在儒、道思想的形成时期，中国正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转变的时期，生产资料和社会财富仅仅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人民大众被剥削的十分严重，富贵对于一般民众而言是遥不可及的，但人民又对美好的生活充满了向往，因此，要么如道家思想一般无欲无求，要么在道德的框架内可以赚取财富。

梭罗虽然对这些身处陋室，对于贫而不失其志的贤人十分赞赏，并且在其作品中表现出了安贫乐道的思想元素，但梭罗所生活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社会财富迅速膨胀的时代，梭罗自愿放弃哈佛毕业生的优异资源，隐居在瓦尔登湖畔感受自然生活，其主张和行为受到的更多是基督教“自愿贫穷”思想的影响。相比于中国古典思想中的“安贫乐道”，梭罗的思想有着很大的不同。

首先，在梭罗的“自愿贫穷”思想中，摆脱物质利益后的精神追求占据了核心地位。梭罗所关注的不仅仅是“自愿”，更是在“自愿”基础上的“贫穷”。贫穷对于时代而言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词语，相比于古代社会更加难以实现，因此所下的决心和毅力也要更大。另外，在强调精神追求的意义和目标的重要性和形式上，梭罗与儒、道思想相比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瓦尔登湖时，梭罗将他自己在木屋和湖滨之间踏出的小路称为“传统和陈规的辙印”，这表明梭罗对于自己“自愿贫穷”的实践并未完全达到目的。他也明确地告诉读者，隐居并非是唯一促成心灵升华的方式，换言之，在“自愿贫穷”的基础上，选择何种方式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能意识到精神境界提升的重要意义，是否能主动开拓灵魂生存的环境。

其次，在物欲横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地位和尊严与其收入和社会地位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无论是作为劳动力还是作为消费者，人都被当作再生产循环的一个环节，丧失了独立的、与经济算计无关，与成本、利润和交换价值无关的独立价值。梭罗强调的“自愿贫穷”是想让人们跳出这种框架，冲破商业意识形态的重重包围，保持清醒的头脑和独立的判断力，不被流俗所左右，选择一条与消费主义和商业文化对抗的精神道路。［13］

最后，受到其个人中心主义的影响，“自愿贫穷”是梭罗宣扬社会改革的重要途径，在抑制无欲的前提下，他将人类精神水平的提高作为终极目的和唯一标准。“自愿贫穷”可以在人的大脑里建立一个潜意识，相信这一观念的人们会把生活的重心放在心灵境界上，而不是物质生活上，当人们普遍将注意力从个人的物质得失中转移出来，他们才可能有精力、有意愿去关心精神生活，提高个人的道德修养，从而由个体到社会地推动社会的进步。

总之，梭罗的思想虽与中国古典儒道思想有深刻的渊源，二者在热爱自然、注重道德修养、主张安贫乐道等方面有着某些共通之处，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的不同，再加上梭罗本来为我所用的原则，只是借鉴了思想的精髓，因此二者仍然存在着一些本质的差异性，对这一点我们需要认识清楚。

参考文献：

［1］林语堂.生活的重要性［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2］陈应鼓.庄子今注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3.

［3］张松如.老子说解［M］.济南:齐鲁书社，1987.

［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61.

［5］爱默生著.孙宜学译.美国的文明［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2.

［6］梭罗著.徐迟译.瓦尔登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

［7］［宋］朱熹.四书集注.长沙:岳麓书社，1995.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10］陈鼓应.道家文化研究，第17辑［C］.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

［11］丁兆国.从自我改革到社会改革［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8，（1）.

儒道思想范文第4篇

【关键词】内容互补；内在统一；哲学主体

当我们把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的时候，面对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资料，就有必要提出中国哲学的主体是什么的问题。对此问题，一般有三种看法：儒家主体说，道家主体说，儒道互补说。其中第三种观点看似公允，认为儒道两家共同为中国哲学的主体。但是一经分析，又分为两种，即外在互补说，此观点承认儒家道家各自是独立的派别，认为它们本质上的区别性是互补的前提。另外一种情况是内在互补说，此观点不把儒家道家的区别性看作是根本的互补的前提，而把儒家道家本质上的同一性看作是互补的前提，认为它们是内在的逻辑上的互补，儒家道家是在一个统一的内在逻辑的基础上，各自构成了中国哲学内在逻辑的一个环节。同时认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是中国哲学的主体。本文支持此观点，并试述其理由如下。

一、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天道观念在先秦诸子之前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即原始的天道观念、神道天道观念、以及在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

在原始的天道观念中，中国先民以一种万物有灵论的观点来面对世界，认为就如同人的背后有灵魂作为主宰一样，在世界的背后也有一个作为万物的最高主宰的天道。

神道天道观念，遮蔽了原始天道中的必然性，强化了人格神的意义，把天道主要理解为有意志的人格神。神道天道观念的基本精神和意义就在于与天道相沟通，但是这种沟通只是特殊人物的特权。这种思想肯定了特权意义存在的合理性，反映了社会等级制的出现和合法化的过程。

哲学意义上的天道观念，是对原始天道观念中规律性意义和必然性意义的回归，是对人格神意义的扬弃，其核心观念认为天道是一个规律系统。这样的一个规律系统内在地含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是天道的存在是不同方面、内容、时间构成的一个结构性存在。其二是天道存在是必然性的、规律性的存在，天由人格天回归到了自然天，有意志的主宰者发展成了客观必然性，此客观必然性通过天道存在的结构表现出来，承认世界的统一性以及万物的差别性和等级性。

总之，这三个阶段的发展为先秦诸子的学说准备了两种意义上的文化前提，即，一方面为先秦哲学本体论提供了思想内容，一方面也提供了最基本的思维方式，此两个方面的交互作用构成了中国哲学天人合一的基本精神。儒家道家作为先秦诸子学说的一部分，面对春秋末期“礼坏乐崩”的时代课题，从中国先民的天道思想中汲取营养，同时中国先民的天道观念作为儒道两家思想的共同源泉，给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提供了可能性。

二、儒道两家在思维方式上是内在互补的

中国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是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它反映的是人的生存的基本矛盾，儒家和道家各自回答了人在存在中两个方面的问题。儒家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文化上的基础和原因，而道家则向人们提供了人的存在作为超越性存在之所以可能的心理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儒家和道家的关系，从逻辑上讲，表现的是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精神境界与心理体验上的超越性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同人的存在作为超越存在，在现实伦理生活中实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的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从思维方式上说，表现的是时间性思维方式与空间性思维方式的内在互补。

时间性、空间性是人的存在的两种基本方式和自我反思的基本中介。以万物同为物的空间并存关系为中介，在此关系中寻找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即形上基础的说明，此即空间性思维方式；从万物在时间上的历史发展为中介在万物自我时间发展过程中，寻求万物同为物的统一性说明，此即时间性思维方式。但是这两种思维方式本质上都是人反思自身时的片面的思维方式，而人的反思应该是两种思维方式的互补。中国哲学的发展正是表现出了时间性思维方式以空间性思维方式为基础，而统摄空间性思维方式，两种思维方式内在的互补和统一的过程。

三、历史发过程中儒道两家在内容上的互补

在先秦诸子学时期，儒道两家在文化上虽然表现出不同的文化形态，儒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伦理意义，而道家侧重表达天道观念的本原意义，但是儒道两家哲学的创始人在心灵体验上的统一性、儒道两家学者情感上的相通性和同情性以及在最高人格意义上的人格境界的理解的统一性，是此时两家文化融合的表现。对于天道，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而孔子也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儒道两家学者在心理感受上的一致性表现了他们对人性本质的理解的一致性。

在魏晋玄学时期，玄学家们在一种文化意识上，已经自觉到了儒道两家的统一性问题，而且他们对此统一性的了解并不在于外在文化形态，而在于内在的精神实质上的统一性。他们认为两家在哲学本体论问题的精神实质上是统一的，在性与天道的问题上，儒道两家是一致的。因此他们把两家之（下转第164页）（上接第186页）间的关系把握为在性与天道问题上的统一性。同时，他们用道家的形而上学思想，深化了儒家的思想，为儒家文化进一步阐明了形而上学的基础。

在宋明理学时期，中国古代传统哲学形态达到了极至与完美。实现了思想理论内容上儒道两家的融合。而且是以一个统一的文化形态来体现的。这种融合表现在宋明理学的全部的丰富的内容之中。如本体轮种周敦颐的“无极而太极”等等，因此宋明理学时期，是儒家道家的思想在外在文化形态以及内在精神实质两方面的真正融合。

儒家和道家之间的内在互补所建立起来的，是一个比较完备的心性学说。以任何一方为中心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只有儒家和道家思想的内在互补性才真正揭示了人的存在：既是心理体验的存在，也是现实伦理生活的存在。儒家和道家的关系在本质上和逻辑上是内在的统一性关系，而人的生存是儒家和道家统一的基础，它们之间的差异性是在统一性的基础上人的生存矛盾的内在发生。综上可知，儒道两家思想的内在互补，以及在此互补过程中所体现的心理与文化的辩证法是中国哲学的主体。

参考文献

[1]林安梧.儒家与中国传统社会之哲学省察[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

儒道思想范文第5篇

关键词：儒家；道家；文艺思想；比较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共同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作为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两大学派，他们的思想学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儒、道两家的文艺思想作为他们思想学说中的一部分也就存在着某些差异。当然，这些差异只是儒道两家关注的问题不同和解决问题的方式不同而已，因而并不是互不相容、截然对立的，并不构成激烈的冲突。下面从四个方面对儒、道文艺思想作一个简单的比较。

一、对文学产生的根源认识有别

儒家认为文学来源于人心。代表正统儒家文学观的《毛诗大序》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心动情发，借语言作为工具，这就是诗。然而人的感情之激动，系受外界事物之所触发。《礼记・乐记》在解释音乐产生原由时说道：“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虽然说的是音乐的起源，但这个原理亦通于包括文学在内的其他艺术形式，其中指出了两个重要因素导致艺术的产生：外在的事物和内在的心灵。儒家很注重人心在艺术产生过程中的作用，虽然它在次序上后于外物，但在重要性上却先于外物。儒家观点强调的是文学作品要能真实地反映作者内在的心灵世界，故文学之源不在外物仍在人之心。

道家认为文学来源于道，即是指文学源于具有宇宙规律意义的自然之道，这是属于道家对文学本源的认识。道家的思想是建立在以“自然之道”为中心的哲学体系上的。认为世界的本源于“道”，它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它始终处于运动变化之中，它“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同时，它又有自身的发展变化，老子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要与道合一，摒除人为因素。庄子认为一切文学艺术都只有达到了合乎自然之道的境界，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他把音乐上的“天籁”、“天乐”、文学上能超乎言意之表的境界，作为文学艺术的最高理想。然而，道家的这种观点，并不否认文学是人的心灵之创造，只是认为人的心灵最终也是自然之道的一种体现。故而主张文源于道者，但也常常以人心作为中介。

可见儒道两家对文学产生的最终根源的看法只是侧重点不同，一在人心，一在自然之道，但都承认文学是人的心灵创造之结果。

二、对文学价值取向的认识不同

儒家文艺思想强调的是文艺为社会政治服务的实用功利思想。儒家认为文学存在的最大价值是因为它“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是因为可以“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是因为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文学只有在社会中，只有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的某一方面，达到了“美刺”的效果和作用，文学才成为文学，文学才有了文学存在的价值。在儒家的文艺观中，文学的功能是远远重于其本质的，它的价值就体现它具有讽谏功能。至于文学本身是什么样的，并不是儒家的文学观所关心的。

道家反对儒家教化论，追求淡泊虚静的人格境界，注重文学作品的言外之意和文学风格的自然真美。在道家看来，儒家所遵循的那套伦理标准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那么用这套标准来规定艺术的功利价值，则更是不得要领了。老子认为，不应该以艺术为手段来限制和扭曲人的自然情感，而应让人的生活和艺术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以进入一种“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境界。在这个境界里，艺术是朴素的，自然的、非功利的，而只有以此三者为前提，人们的艺术活动才能够实现自由的想象和不断地创造。由此可见，道家认为艺术只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才能显现出它的价值。在道家的文艺思想里，文学“美”的这一面就相对突现了，而“善”的一面，即伦理社会所要求的那种善就淡化了。

三、两种不同的审美观

儒家以“中和”为美。《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并将“中和”看作是天下最大的根本，是实际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准则，是人人必须遵循的道理。强调阴阳两极的和谐至善、中正不倚。人道取法天道，人性人情的最佳状态应该是“中和”，这种思想体现在文艺思想上就形成了儒家“中和为美”的审美标准。孔子在评论中国古代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时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三百首，用一句话可以概括，即：思想内容纯洁无邪。)可见儒家的这种“思无邪”的批评标准从艺术上说，就是提倡一种适度的“中和”之美。因此，从音乐上讲，“思无邪”就是提倡音乐的乐曲，要中正平和，要“乐而不，哀而不伤”；从文学作品上讲，则要求作品从思想内容到语言，都不要过分激烈，应当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要“温柔敦厚”，以有“美刺”作用，但不宜过于激烈，总之是要体现中和、遁度的原则。“中和”的审美标准，使儒家十分重视文艺作品对人的情感与理智的调适作用，一方面肯定文艺作品要真实地抒发诗人的内心情感，并且以情感人，让读者受到情感的洗礼。另一方面又反对在作品中过分宣泄情感，要求诗人的写作应当“发乎情，止乎礼”，就是要表现合乎伦理道德的情感，而不是无节制、非理性的情感。这似乎是要在文艺作品表现情感与表现理性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创造一个情与理相统一的审美境界，目的是更好地发挥文艺作品对人的陶冶、净化作用。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观点到后来演变成“以理节情”的说教，就反而变成了对文艺创作的束缚，背离了文艺创作的美学规律。

道家以“和谐”为美，这个“和谐”指的是与自然的和谐，道家的审美理想是崇尚自然，反对人为；提倡无为，反对刻意。《庄子・知北游》中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天地具有伟大的美但却无法用言语表达，四时运行具有显明的规律但却无法加以评议，万物的变化具有现成的定规但却用不着加以谈论。圣人，探究天地伟大的美而通晓万物生长的道理。)《庄子・天道》中又说“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纯朴归真，那么普天下便没有人能和他比美。)可见，道家的审美标准就是这种“朴素”的“大美”，就是未经过人工雕琢修饰的自然美。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曾提出“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在老子看来“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是一切艺术的最高境界，达到这种境界实际上已经进入了“道”的境界。这里没有任何人为痕迹，合于自然。老子把这种理想的“大音”、“大象”看作是体现了绝弃人工、委任自然的审美特征，它含有无穷妙趣，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在此基础上庄子也在他的《齐

物论》中把音乐分为三类：一是人籁，二是地籁，三是天籁。主张“人籁”不如“地籁”，“地籁”不如“天籁”，人籁是借助于丝竹管弦等人工乐器演奏出的音乐，是最低层次；地籁须借助地窍，受风的吹动而发出音响，它虽然不属人为的乐曲，但由于还要借助于风，所以也难达到最高境界；只有天籁，是自鸣的乐曲，所以才是最高层次的音乐。庄子提出的哲学认识论，主张作为主体的人在认知客观事物之“道”的过程中，要达到、也能够达到一种物我同构、与道合一的最高境界，即彻底泯灭认识的主、客体之间的界限。这种哲学上的认识实际上也代表了他的审美理想。物我两忘、物我同一，与外物达到自然和谐是道家所追求的最高艺术境界。

四、两种不同的创作心理

儒家的创作心理是“有为”。儒家是积极进取的，对社会现实有强烈的关切和历史使命感，以天下为己任，主张积极干预事物，提倡为人生而艺术，因此儒家认为文艺创作要带有目的性，作者在创作时心理上要有忧患意识，作品要能讽刺社会、干预生活，所以孔子曾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兴观群怨”说，用现代的话简单地讲：兴，就是说诗歌有感发人的精神的作用，可以引起人的联想；观，就是说诗歌可以起到观察社会现实的作用，能看到世风的盛衰得失；群，就是说诗歌可以使人们交流感情，达到和谐，起到团结人的作用；怨，就是说诗歌可以干预现实，批判黑暗的社会和不良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