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门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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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武门之变范文第1篇
于谦最崇敬的人是文天祥,在少年读书时,于谦就把文天祥的画像挂在自己的书斋里,教他读书的先生发现他经常看那副画像,便好奇地问他为什么这样做。
于谦闻言,立刻正色回答:“将来我要做像他那样的人!”
除此之外,于谦还写下了两句话作为对文天祥的赞词:
殉国忘身,舍生取义。
宁正而毙,不苟而全!
这也是少年于谦对自己未来一生的行为举止的承诺。
土木堡之变
于谦一生,经历成祖、仁宗、宣宗、英宗、代宗五朝。明成祖朱棣继太祖朱元璋之后,达到创业巅峰。自仁宗朱高炽起,内政但求守成,对外转攻为守。于谦进入仕途时,明朝相继撤销塞北军事重镇,将朱元璋修长城、设边镇、置卫所、有效而巩固的北部防线南移数百里,蒙古贵族则乘机迅速扩张。1440年,瓦剌部首领也先用武力征服鞑靼、兀良哈等部,并时刻准备南下,企图恢复元朝对中原的统治。从此,明代进入多事之秋,兵连祸结,国无宁日。
于谦24岁于明成祖末年中进士,29岁任监察御史,受命巡按江西,任内廉洁奉公,颇有政声,得到继位不久的明宣宗朱瞻基赏识。《明史・于谦传》载:“帝知谦可大任,乃手书谦名授吏部,超迁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一到任,便轻装简从走遍了辖区各地,延访父老,考察时事,认为宜于革弊兴利的,一年数次具疏上报朝廷,并多被采纳施行。如免去老病及赤贫者的欠租;降低商贩税率;在黄河经常决口处厚筑堤障,按一定的里程置亭,每亭有亭长,负责督率修缮;大同孤悬塞外,且为边防重镇,巡按山西者鞭长莫及,又奏请“别设御史治之”;将镇守边关的将领们私自开垦的田地一律充公为官屯,收获全部用于边防军需。于谦在此任职9年,人民将其与宋代的包拯相誉,称之为“于龙图”,随后升迁左侍郎,食二品俸。
1436年,9岁的明英宗朱祁镇继位,被太监王振为首的宦官玩弄于股掌之中。王振一手遮天,擅权纳贿,送礼成风。于谦经常进京奏事,而每次进京,从不向他送礼。朝臣出于好意,劝他不妨带些不值钱的土特产表示一下意思,他亦不为所动,仍然素面朝天,并舞动衣袖调侃:谁说我没带礼物,我有两袖“清风”。为尽表其意,他还写了一首诗,诗的最后两句是:“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后句的意思是免得被人说长道短,闾阎就是里巷。“两袖清风”的成语就是这样来的。)
1447年,于谦进京任职。其间,北方瓦剌也先逐日坐大,野心也与日俱增。1450年,也先认为攻打明朝的时机已经成熟,倾全力分四路大举南侵。也先自率精锐骑兵攻大同,击杀大同参将吴浩。明军四面告急。太监王振对军事一窍不通,却妄图建立军功,便竭力怂恿英宗朱祁镇率50万大军亲征。兵部尚书邝、左侍郎于谦、吏部尚书王直等文武重臣再三谏阻,被王振牵着鼻子走的英宗就是不听,执意亲征。
英宗和王振率军直奔山西大同。也先探知明军主力西来,佯装畏惧,主动北撤,将军队隐蔽于塞外。明军进至大同,不见瓦剌军踪影,王振以为敌军吓破了胆,仍想北进,以耀武扬威,待监军大同的太监郭敬密告他实情,才决定班师回京。回师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北),突遭机动灵活的瓦剌骑兵袭击,几乎未经激烈搏杀,明军主力即遭毁灭性打击,全军崩溃,死伤数十万。王振及随行50名重臣阵亡,明英宗被生俘。瓦剌乘胜进攻北京,明王朝陷入危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木堡之变”。
北京保卫战
一国之君被擒,消息传到北京,朝野震恐,人心惶惶。国不可一日无主,皇太后即命留守京师的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急忙召集朝臣商议战守之策。此时的大明王朝军队惨败,皇帝被俘,京城空虚,形势十分严峻。因此,朝议时有人主张朝廷南迁。主持兵部事务的左侍郎于谦立即厉声断呵:“建议南迁之人,该杀!京城是国家的根本,如果朝廷一撤出,大势必然不可挽回。大家难道忘掉了南宋的教训吗?”他的这一番怒吼震醒了那些犹豫不决的人,一些朝廷重臣开始支持于谦,朱祁钰也决定固守,并立即迁任于谦兵部尚书,主持军机大事,全权调度、指挥军民保卫北京。这也是明王朝历史上罕见的一个以兵部尚书为中心的战争指挥中枢。
摆在于谦眼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土木堡失利后,士兵数量不到十万,老弱残兵占大多数,且士气不振。最好的部队被抽调出去作战,却落得个全军覆没的下场,在这些城内的部队眼中,也先和他的蒙古骑兵简直就是威力无比、战无不胜,因此,士兵们普遍有畏战思想。
为了稳定军心,于谦迅即全面而有序地作出部署:首先,率诸臣请立王,先定一家之主。王立,是为代宗(景帝),尊被掳走的英宗为太上皇。于谦即慷慨泣奏:“寇得志,要留大驾(英宗),势必轻中国,长驱而南。……至军旅之事,臣身当之,不效则治臣罪”;第二,奏请朱祁钰传檄两京、河南、山东、江北、湖广、浙江等地征调军队北上勤王,并派遣官员分赴各地招募壮士,扩充兵员,由当地官员统领训练,随时准备应付急需;第三,加强主要方向的防御力量。任命懂军事、熟悉边防、能征敢战之士为重要将领,分兵把口,责任其所:原大同参将石亨为京营总兵官,整编北京留守人马,统领五军营,镇守北京;原大同副总兵郭登升任总兵,镇守大同;原给事中孙祥镇守紫荆关;原兵部郎中罗通镇守居庸关,并将居庸关大小36个关口均增兵把守;另派大将镇守宣府(今河北宣化)、关外;第四,动员官军,将通州仓储100万担粮食尽数运进北京,“勿弃以资敌”;第五,命南京兵部将库存武器装备的大部分急运北京,并令工部所辖器械局昼夜开工,赶造攻守器械;第六,将近城居民迁徙城内,以便于军队行动;第七,将首恶之徒王振家族满门抄斩,并尽诛其余党,以平民愤、顺民意。一个多月里,于谦食不甘味、夜不安席,从军事、政治、后勤诸方面均做出了周密安排,到9月初,各路人马纷纷赶到,京城的兵力达到了22万,且粮食充足,人心也逐渐稳定下来。
此时,瓦剌军多在大同、宣化一带活动,他们以明英宗朱祁镇为人质,要挟、欺骗边镇守军,企图不战而降伏各关隘明军,均被各处守将拒绝。于是瓦剌军便分三路大举南下。也先率主力并挟持朱祁镇经大同攻紫荆关,迂回京师;一路从宣化攻居庸关,从正面吸引明军;一路经古北口攻密云,合围北京。
得知也先进军紫荆关后,于谦敏锐地判断出,这次也先的目标是京城。也先攻击的目标是北京外城九门,此九门分别是:德胜门、安定门、东直门、朝阳门、西直门、阜成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虽然京城内有士兵20多万,但平均到每个门的防守却只有2万左右,而也先的兵力在单一攻击其中一门时是占据优势的。更大的问题在于,也先的士兵素质要强于明军,而且几乎全部是骑兵,机动性很强,一旦打开缺口,就能够立刻集中兵力攻击。
大将石亨主张把军队撤进城里,然后把各道城门关闭起来防守,日子一久,也许瓦剌会自动退兵。石亨精通兵法,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只有于谦一个人反对,他说:“敌人这样嚣张,如果我们坚守不出,只会长他们的气焰,我大明开国至今已近百年,我辈岂惧小小瓦剌!我们一定要主动出兵,给他们一个迎头痛击!”
此时,宣化、辽东勤王之师已赶到,于谦即将22万大军列阵于京城九门之外,分守九门外廓。他亲自率领一支人马驻守在德胜门外,叫城里的守将把城门全部关闭起来,表示有进无退的决心。并且下了一道军令:将领上阵,丢了队伍带头后退的,就斩将领;兵士不听将领指挥,临阵脱逃的,由后队将士督斩。这就是明朝历史上著名的军战连坐法,此后明代名将大都曾采用过这一方法。
将士们这才明白,这位京城的最高守护者,是抱着必死的决心出战的,他根本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这是一场不能失败的战争,如果失败,北方半壁江山必然不保,大明的国运也就此改变。
此时的于谦,已经从一个从未指挥过战争的文官,变成了一位意志坚定、果敢严厉的战场指挥官,于谦已无所畏惧。
将士们被于谦勇敢坚定的精神感动了,士气振奋,斗志昂扬,下决心跟瓦剌军拼死战斗,保卫北京。
也先以英宗朱祁镇的名义致书明廷,企图以和谈为幌子骗开城门。代宗朱祁钰犹豫,派人咨询于谦。于谦说:“今日只知有军旅,他非所敢闻。”也先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将主力列阵于西直门外,挟持英宗至德胜门外,企图以武力威逼、人质要挟双管齐下,迫使明军投降。于谦不为所动,认为“社稷为重,君为轻”,令德胜门伏兵“瓦剌奉驾(英宗)至,不得轻出”,待机而动;令西直门守军以小队精骑分多路袭击西南的彰义门,斩杀瓦剌军数百人。也先预料攻居庸关之军可能已入关进入京郊,便集中万余兵力猛攻德胜门。于谦令精骑小分队接战后佯退。也先中计,派出了一万大军进攻德胜门,主将是其弟博罗茂洛海,这支军队是也先的精锐,他派主力出战,表明其志在必得的决心。然而他们没有想到,自己已经陷入了明军的伏击圈――于谦分析过战场形势,认为如果正面交锋,明军不占优势,要战胜敌人,必须用伏击。
当博罗茂洛海带领瓦剌骑兵接近德胜门时,他看到了一片民居,突然间,前方两翼冲出大队士兵,堵住了瓦剌前进的道路,与此同时,大队士兵在瓦剌军后面出现,切断了他们的退路。一刹间,万枪齐鸣,明神机营的士兵以民房为据点,居高临下,从各个方向射击瓦剌骑兵。瓦剌骑兵在民居间根本无法行动,成了活靶子,乱成一团,博罗茂洛海很快就被乱枪打死。主帅被击毙,瓦剌军立刻崩溃,几乎被全歼,至此德胜门之战结束。
也先开始认识到,眼前的这座城池不是那么容易攻克的。他带着精锐主力向京城最为薄弱的安定门发动了冲锋,被早有准备的守军杀得措手不及。眼看大军即将崩溃,也先下令全军撤离,却未曾想到在逃跑途中遭遇石亨伏击,瓦剌军一触即溃,大败而逃,死伤众多。瓦拉军继而转攻西直门,西直门守军在城上炮火支援下,与瓦剌军展开激烈搏杀,共同击退其多次冲锋。于谦所派援军又及时赶到,
也先决定改变进攻方向,他重整了军队,集合了所有兵力(约5万),转向攻击居庸关。
当时天气已经十分寒冷,守将罗通命令城内守军不断往城墙上浇水,令其冻住,俨然一座冰山,瓦剌军别说攻城,就是连个搭手的地方都没有,无奈之下,也先下令停止进攻,驻营城外。等了几天,也先没有看见眼前这座冰山融化,却不断遭到城内弓箭和火铳的袭击,他身心疲惫到极点,下令撤退。撤退途中,也先将军队扎营在离北京城有一定距离的地方,而此时的于谦,正忙于调集大炮,并将黑洞洞的炮口对准也先的营地。于是就在那个夜晚,当瓦剌军进入梦乡,营地一片寂静之时,数十门大炮齐放,也先营地顿时成了一片火海,无数瓦剌士兵在睡梦中被击毙,余者四散逃跑。至此,北京保卫战结束,大明完胜,明廷转危为安。
论功,加官于谦少保,总督军务。于谦坚辞不受,说:“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耻也,敢邀功赏哉!”北京保卫战从战前准备至整个战役过程,全权委予于谦一人,一切由其临机决断。从一盘散沙、行将崩溃到众志成城、万众一心;从满天阴云、兵临城下到云开雾散、破敌千里,大明帝国终于转危为安。北京保卫战创造了一个力挽狂澜的奇迹,而创造这个奇迹的人,正是于谦。
堪与日月同辉
于谦既是爱国名将,又是历史上少有的清官,廉洁奉公,不徇私情,“至性过人,忧国忘身”。他不管对何人,议何事,惟公道为准则。英宗被掳,朱祁钰监国,刚刚摄理朝政,朝廷众大臣奏请诛灭王振家族,而王振余党马顺竟肆无忌惮地在朝堂上呵斥出此动议的大臣。给事中王忍无可忍,挥拳痛揍马顺,群臣一拥而上,围着马顺拳打脚踢,朝班大乱。朱祁钰吓得想起身就走,在这关键时刻,如果他真的走了,那么锦衣卫和王振的余党很可能会动手收拾这些大臣,而此时群臣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只有于谦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他十分清楚,人已经打死了,如果此时朱祁钰走了,让王振的余党抓住这个机会,给参与打人的大臣定下一个杀人之罪,问题就麻烦了。千钧一发之际,于谦拨开群臣,径直冲向朱祁钰,用洪亮的声音对他说:“马顺等罪当死,勿论。请殿下下令百官无罪!”朱祁钰这时才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他依照于谦的话下达了命令。朝中安定下来,大臣们很清楚,当时锦衣卫已经磨刀霍霍,如果不是于谦在那一刻挺身而出拉住朱祁钰为他们正名的话,能不能活着走出大殿来还是一个未知之数。退朝时,所有人都对他报以敬佩的目光,他们已经有了共识:这个人一定能独撑危局,力挽狂澜。
请立王时,王惊恐辞谢再三,于谦说:“臣等诚忧国家,非为私计。”王感其言,才勉强受命。而英宗被掳一年以后,也先见南侵难以得逞,以英宗为人质要挟行骗也不起作用,瓦剌内部亦不稳定,便决定送还英宗。大臣王直等议定遣使奉迎,代宗心里很不是滋味,于谦从容对他说:“天位已定,宁复有他!”代宗不悦之情稍平,说:“从汝,从汝。”于是顺利奉迎英宗还朝。
英宗之所以能顺利还朝,可以说主要依赖于谦之力。而于谦则认为“上皇虽还,国耻未雪”,从来“口不言功”,想的仍然是安国定边的大事,说“和议难恃”,并条陈上奏安边之策,警示朝廷安不忘危;令各边关要塞加固增修防御工事;同时着手改革军事制度,将原来统属不一、各自为政的驻京部队重新编制整顿,遴选精锐15万,编成十团营,统一于隶属兵部尚书的总兵官一人。一改过去带兵、练兵、用兵相脱离,将不识兵、兵不识将的混乱之局。于谦所创团营之制,对明朝兵制影响很大。
北京保卫战取得胜利,英宗还朝,一国并有两君,朝中派系开始分化重组,争权夺利由暗斗走向明争,福祸亦渐渐移异。自“土木堡之变”起,于谦始终反对议和,一直在积极备战。瓦剌内部出现矛盾冲突,于谦请求趁此良机,自率大军北上讨伐也先,复前仇,除边患,被皇上否决。性情刚烈的于谦常常拊胸叹息:“此一腔热血,竟洒何地!”
“土木堡之变”不意而至时,徐力主京都南迁,被于谦痛斥,一直耿耿于怀,对于谦咬牙切齿,后来他改名换姓为徐有贞,日日寻机陷害于谦。北京保卫战时,与于谦一起坐镇德胜门的大将石亨,为了让于谦给自己更大的自由,便上疏朝廷举荐于谦的儿子于冕入朝为官,想以此讨好于谦。结果适得其反。于谦说:“你身为大将,不从行伍微贱中选取对国家有大用的人,单单推荐我的儿子,这是哪条公理?”石亨之心由不悦迅速升级为怨恨。
英宗还朝之初,被代宗软禁于南官,与世隔绝。1457年,石亨通过南宫守备将领王骥与软禁于此的英宗朱祁镇密谋,乘代宗朱祁钰病重之机发动宫廷,护拥英宗复辟。从英宗的角度上来讲,这场“夺门之变”并无正当名义,在此情况下,为了树立一个阴谋集团的典型,向举国上下表明自己行为的被迫性和正义性,这个恶名必须有人背。而徐有贞正是钻了这个空子,他向英宗说道:“不杀于谦,此举无名!”不久,于谦及大学士王文下狱,诬以“谋反”罪。王文奋力自卫,不停地辩解。于谦则坦然笑曰:“石亨等人意欲如此,何须再作徒劳无益的争辩!”
景泰八年正月二十三日,于谦被押往崇文门外,就在这座他曾拼死保卫的城池前,得到了他最后的结局――斩决。史载:天下冤之。
于谦被害时,抄没家产,“家无余资”,惟独正室又是上锁又是封条,打开一看,房子里没有金银财宝,只陈设着两样东西――蟒袍和宝剑。这是朱祁钰为表彰于谦的功绩特意赏赐给他的,于谦奉命收下,却把它们锁了起来,从未拿去示人以显荣耀。
八年后,太子朱见深刚一继位,便下诏书为于谦,到万历年间,明神宗授予于谦谥号“忠肃”,以肯定他一生的功绩。
于谦是独一无二的。他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保卫京城和大明的半壁江山,拯救了无数平民百姓的生命。他身居高位却清廉正直,从未滥用手中的权力,在贫寒中始终坚持着自己的操守。于谦是伟大的。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上,能够干干净净度过自己一生的人,是值得敬佩的,如果他还能不畏困难和风险,承担天下兴亡,那么我们可以说,他很伟大。他的伟大不需要任何人去肯定,也不需要任何证明,因为他的一生就如同他的那首《石灰吟》一样,坦坦荡荡,堪与日月同辉。
千锤百炼出深山,
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