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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儒家思想主要有三个主张:
一是礼治,儒家的“礼治”主义的根本含义为“异”,即贵贱、尊卑、长幼各有其特殊的行为规范。只有贵贱、尊卑、长幼、亲疏各有其礼,才能达到儒家心目中的理想社会。
二是德治,儒家的“德治”主义就是主张以道德去感化教育人。儒家认为,无论人性善恶,都可以用道德去感化教育人。这种教化方式,是一种心理上的改造,使人心良善,成为一颗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
[关键词]儒家思想;《三国演义》;貂蝉;孔夫子
[中图分类号]1207.4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738(2012)01-0071-03
作为我国古代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流派,儒家学说自其形成之日起就随着封建集权的不断加强而逐渐确立起了正统地位,并通过文学作品这一载体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世人,发挥着其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的影响力。
代表着中国小说最高成就的长篇章回体历史小说――《三国演义》,不仅有着不容低估的艺术价值,更体现出鲜明的儒家思想色彩。最直接的表现在于它“尊刘贬曹”的主旨,这一点即传达出作者罗贯中先生对传统儒家思想的认同,同时也证明传统的儒家思想在历代文人及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在作者倾力塑造的这个男性世界里,我并不想聚焦于刘、曹、孙、吕这些被津津乐道的英雄。而是以三国中一位重要的女子为视角,来探寻一下这部鸿篇巨著所呈现的传统儒家思想的印迹。
这位关键人物就是三国演义中罗贯中着重刻画的女性,也是后人戏称为史上第一女间谍的连环计女主角――貂蝉。
貂蝉,也许只是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却能够与有稽可考的西施、王昭君和杨贵妃一起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这不能不让人们惊叹经典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民间的巨大魅力与影响力。貂蝉的形象屡屡被舞台和各种民间的传说故事所演绎皆始于明朝,这说明了貂蝉这个绝色女子真正步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廊,应是始于罗贯中的文学巨著《三国演义》。千百年来,史学界对于历史上究竟有无貂蝉其人,一直探佚寻踪、争论不休。然而,貂蝉这个形象已成为中国人文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
在小说中,貂蝉不仅是一位绝色美女,同时也是一位“下报王允养育之恩,上负国家除奸之任,牺牲自己而全大义”的奇女子。《三国演义》中有诗赞曰:“司徒妙算托红裙,不用干戈不用兵。三战虎牢空费力,凯歌却奏凤仪亭。”
那么在貂蝉这个人物身上究竟可以看到哪些儒家思想的印记呢?
一、貂蝉是儒家思想“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
孔子所倡导的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的,把“三纲五常”作为人的行为和道德规范。而罗贯中笔下塑造出的貂蝉正可谓是这“仁、义、礼、智、信”的综合体。
第一,貂蝉之“义”表现于她的大义之气。
传统道德下女子俱以贞洁为操,但“贞节”和“爱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具体的社会环境里,又有其特定的含义。如“节”就有“大节”、“小节”之分。作为一位闺阁中的女子,她勇于承担极大的风险,为达成恩公王允夙愿,里应外合,舍身锄奸报国,成功上演一出连环计,成就了大节,是典型的“舍‘身’取义者也”,而这也是儒家思想最崇高的追求和要求。
第二,貂蝉之“礼”在于她的克己私欲。
儒家讲求的礼制从本质上来讲就是要约束自己的欲望,奉公守制,以维持社会秩序的平衡。对应在个体身上,就是个人应克服自己的妄念、,以不干预甚至是利于国家宏图大计为准。貂蝉面对“出卖自己色相”的要求,她心中应该有过斗争,有过对世俗眼光的惧怕,有过苟且以保全自身的想法,正因此她本可断然拒绝王允的恳求,安心做她的侍伎,但在个人安危与国之大义中,貂蝉毅然舍弃安闲生活,克制了一己之私欲,选择了利民利国但无比艰难的道路。这体现出了“礼”的约束力。
第三,貂蝉之“智”在于她的聪敏机变。
作为司徒王允家万千姬妾侍婢之一,唯独貂蝉“近见大人两眉愁锁”,猜想必有国家大事困扰王允,这需要何等聪敏才能做到体察细致入微呢!而“董太师大闹凤仪亭”中那段“父欲弑子”情节的精彩上演,更要完全归功于貂蝉“声情并茂”巧使反问计的高超演技。第九回中当董太师欲听从李儒之劝将她送予吕布时,她立即做出大惊、哭泣状。并拔剑假意以死明志,既消除了董卓的疑心,重新获得了董卓的信任和加倍的宠爱,又进一步加深了吕布对董卓的不满,激化了两人的矛盾,可谓是“一箭双雕”,有四两拨千斤之效。因势利导,巧于机变,化被动为主动,这一切绝非一愚钝女子所能做到!
第四,貂蝉之“信”在于她的忠贞诚恳。
在王允这个大导演的策划下,貂蝉充分的做好演员的工作,与王允积极配合,完全履行了她之前“尚有用妾之处,万死不辞”的承诺。貂蝉知道自己肩负内除国贼的重任,因而从未临阵退缩、中途后悔变卦而失信于天下,始终毅然决然地践行着她感主报国的信念。
综观以上四点,貂蝉之“仁”也就显而易见了。子曰“仁者,爱人。”她之所以能做到义、礼、智、信,根本上都出于一个仁爱之“仁”。当王允乞求她“汝可怜汉天下生灵!”时,貂蝉回曰:“但有使命,万死不辞”。正是出于对恩公的爱,对普天下的爱,她才勇敢地接下这个艰巨的任务,以回报恩情,也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二、貂蝉是儒家思想人本意识、忧患意识与力行意识的必然产物
貂蝉,能够与西施、王昭君和杨贵妃一起名列“中国古代四大美女”,并且其形象屡屡被舞台和各种民间传说故事所演绎,步入中国传统文化的长廊,充分说明经典的文学作品在中国民间的巨大魅力与影响力。
这不能不让人惊叹罗贯中在《三国演义》中通过细腻的笔触和精巧的情节给世人塑造出的貂蝉形象,并且把貂蝉这个形象定格为中国人文历史中一个特定的文化符号,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记忆中。究其根源,不难发现: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人本意识、忧患意识与力行意识对罗贯中的深刻影响,正是通过其笔下貂蝉这一人物形象的完美塑造惟妙惟肖的展现在世人目前。
第一,连环计的出发点是儒家思想德治主义的主张。
孔子宣扬“克己复礼”。复礼,即恢复西周礼制,强调西周政权的中心地位。《三国演义》中汉室衰微,内除国贼、兴复汉室、还天下以太平安宁是当时臣民百姓的共同追求。复兴汉室的夙愿无论有无可能实现,都因其遵从儒家的道德政治观而被赋予合理性和必然性。董卓欲谋权篡位,颠覆汉室显然是大逆不道,违背正统。如此,自然是人人得而诛之。
在王司徒巧使连环计之前罗公演绎了袁绍结盟,伍孚刺杀,孟德献刀等情节。然而,这种种尝试,均以失败告终。面对实力的悬殊对比,苦无良策的司徒大人,想到借助美人之力巧使反问计,情节的发
展也至此有了豁然开朗的转换。
儒家崇尚道德对于社会和人生的重要性,有无德行构成人们人格评价的直接依据。一个人如若没有崇高的道德,即使贵为王侯,也得不到万民敬重;反之,有了崇高道德,即使地位卑贱,也能得到万民称颂而名垂千古。当历史的重任自然而然的落到貂蝉身上时,这个小小的侍伎忍辱负重、慷慨赴难,大义凛然成就了内除国贼、惩恶扬善的宏大目标。司徒巧使连环计,却也无意间成就了一位女子的传奇。
第二,儒家思想所强调的人本意识、忧患意识与力行意识,围绕貂蝉,通过精巧的情节设置,活灵活现。
儒家思想所推崇的人本意识,就是尊重人和宏扬人的生命存在的意义和主体独立自觉的价值。从社会角度来看,作为个体必须走向社会、服务于国家。贪图安逸,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是“士”的耻辱。这也正是罗贯中笔下,无论是身份卑微的越骑校尉伍孚,还是久存大志的骁骑校尉曹操,纷纷只身范险刺杀董卓的原因。从个人角度来看,即使身为女子,如果只安于闺阁之乐,也是不值得称颂的。时代呼唤一位力挽狂澜的英雄,而貂蝉以一个女子的力量解决了万千英雄的难题。难怪在《三国演义》一书中李儒不由得感叹:“吾等皆死于妇人之手矣!”这正是个人力量的价值凸显。
儒家人世理念影响下的忧患意识,成为一种集体和自觉的价值规范与追求。仁人志士均要立功、立言、立身,追求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价值所在。对忠臣烈女反复表彰和倡扬,使牺牲成为一种隐秘的冲动。当铲除董卓成为深受战乱之累的劳苦百姓的心声时,生于忧患之时的志士仁人必将担负这一历史重任。当作者以看似偶然的选择,将诛董行动成功的关键寄予在一个女子身上时,我们就发现再娇弱的女子,再微小的个体,因意识层次的高尚与独立性而拥有了惊人的力量,甚至起到关键性的作用。这即是作者对敢于肩负历史重任、甘于牺牲的儒家忧患意识的充分肯定。
儒家思想中的力行意识,表现在发挥个人主体价值时,强调动用人的主观能动性,采取有效而和缓的方式,避免用过激的途径解决问题;也就是通过事物之度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提倡中庸而为。
连环计的成功就印证了这一道理。在此之前无论是袁绍、伍孚,还是曹操,都为之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弑董屡屡失败之后,王司徒依然不断探寻除贼之策,最后想到利用董、吕好色的弱点,利用貂蝉之色,重新策划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心理战并获得最后的成功。至此“司徒妙算托红裙”,才终于得偿众愿。
可见,与武力解决问题相比,罗贯中更赞同智取,避免过激方式,维系一种和谐的状态。通过主体的实践,实现了完善自我与改进社会的目的,这正是儒家思想推崇力行的生动展现。
综上,不难看出罗贯中在创作小说时对儒家思想的偏向性。《三国演义》对貂蝉人物的刻画主要集中在第八回和第九回里,文字虽不多,但貂蝉形象显示出来的意义却是非常独特的。虽然从一位女子身上不可能全面了解到罗贯中先生的全部思想内涵,但可以从这一小人物的角度看出许多端倪来。正所谓“窥一斑,而知全豹!”这样分析并不意味着《三国演义》就仅仅受儒家思想支配;相反,中国各种传统思想都可见诸于各类题材的创作之中,《三国演义》也不例外。在这里只择其一面而谈之,以避泛泛而空。作为传统儒家思想在历代文学创作上的影响又何止于此,这有待我们继续去挖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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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财务管理是财务管理主体以和谐管理理论为基础,以企业利益相关者及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追求企业健康、可持续发展,尽到社会责任,最优化地处理财务活动和财务关系。
应当承认,许多企业财务管理不够和谐的原因很多。但与我们的教化不充分、不到位有关。先秦儒家非常强调礼乐教化,强调用礼来引导民众,用乐的情感来感化民众,引导人们形成和谐友爱的人际关系。如果我们企业财务管理只讲金钱利益关系,缺乏礼乐教化,员工就会成为金钱的奴隶,和谐财务管理的目标就很难实现。
重建有序社会、救民于乱世是先秦思想共同的价值目标。义利平衡、道德教化、与民同乐、修身养性、强调信用等先秦儒家思想的特点与我国企业和谐财务管理思想有异曲同工之处。义与利的权衡
企业的存在与发展以一定的社会规范为前提条件,任何企业都无法回避利与义的选择问题。对自身利益的追求是企业的本质,这也正是促进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源。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相互之间激烈竞争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利”的追求。那么企业该怎样取“利”?在利益面前如何对待“义”?这值得我们每一个企业财务管理者深思。
先秦儒家非常强调“义”,在“义”与“利”的权衡中,认为“义”应被放在首位。对统治者而言要以义制利,以礼制欲,要先义后利。孔子曰“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认为如果不先义后利,一味重利,则国家必然危机;荀子认为人性本恶,他主张“义主利从”。但这并不是说先秦儒家诸子就不重视利。荀子认为,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统治者应设法让民众积极从事生产活动以满足生活的需求。先秦儒家诸子义利思想,其出发点与归宿点在于让社会秩序得到大家自觉的维持,是儒家人本主义文化的一个重要体现。
先秦儒家承认个人利益,同时强调国家利益,但当个人与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则倡导个体服从于整体。例如孔子对那些为了个人利益牺牲国家利益的乱臣贼子和小人十分愤慨,不断进行口诛笔伐。孔子主张“克己复礼”,可以看出孔子在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发生矛盾和冲突时选择社会整体利益的倾向。孟子也承认个人利益存在的合理性,但他认为,各等级的人要相互承认彼此的利益界限,不能够因为个人利益纠纷导致国家灭亡。荀子的富国论思想异常丰富,他希望自己的政策主张能够带来国家富强,人民富足。但他还是明确了不同人的利益标准,利益分配要按照国家统一的标准进行,个人利益要服从国家利益。企业进行和谐财务管理也避免不了个人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关系问题,结合我国传统文化,在肯定个人利益的同时偏重于社会整体利益将是最佳选择。与民同乐
先秦儒家认为改善君民关系,国君必须与民同乐。在先秦儒家看来,社会产生罪恶与不公正的根本原因是一些人只想着自己而不想着他人。因此他们提出了“与民同乐”的社会整合思想。和谐财务管理的标志之一就是企业治理者与全体财务关系人同乐,维护每一个财务关系人的利益。
企业民主理财是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重要目标。当然民主理财也是有特定含义的,并非一切财务决策问题都搞全体员工或股东投票。但对涉及广大员工和股东根本利益的问题,要尊重大家的意见。加强民主理财建设,一方面要积极稳定地推进理财程序、制度民主化建设,积极鼓励股东、员工的理财参与意识,对企业重大理财决策、日常财务管理多发表自己的建议;另一方面是要坚持企业财务管理的各项规章制度,保障股东、员工理财权力的行使。
修身克己
进入春秋中叶,尤其是战国以后,社会秩序非常混乱。先秦儒家试图通过内在途径以重新构建社会秩序,其中尤以孔孟学说最为典型。在先秦儒家学者看来,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每一个人都应从“养心”出发,增强自己的人格魅力。强调“反求诸己”、“修身克己”等内在途径进行思想整合,构建和谐社会秩序。我国企业进行和谐财务管理也不例外,也需要通过内在途径构建和谐财务关系。要想形成企业和谐财务管理,必须先形成和谐包容的财务文化。
包容的财务文化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尊重、信任、宽容、关爱、团结以及人与资本之间的平衡协调。有了和谐包容的财务文化,企业在处理各种财务关系时就少了冲突,多了合作。要想形成这种和谐包容的财务文化,必须通过多方面长期的财务文化培育,不断向财务人员、员工、投资者、债权人等的思想意识中灌输钱、利润很重要,但人的尊严、权利、爱心更重要等理念,使人们尽量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今我国企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财务管理不和谐问题。诸如财务分配不符合公平正义的原则、利益关系失衡、财务控制能力弱化、财务法制建设不理想、财务道德滑坡、极端利己主义沉渣泛起、财务权力腐败等不正之风蔓延等。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理想秩序如何建立,引人深思。我认为,先秦儒家修身克己的思想对于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秩序的重建颇具借鉴意义。每一个财务管理人员都应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和谐财务管理秩序重建才有希望。
信用思想
先秦儒家极其重视信用对于整合社会的价值,认为“信用”是维系社会群体生活秩序和谐运行的关键。孔子非常强调信用的重要性,《论语・颜渊篇》:“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人生于社会间,只有社会成员之间都讲求信义,这个社会才能和谐,才有意义,否则,必然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
我们许多企业之所以不能够实现和谐财务管理,与整个社会的信用资源匮乏不无关系。因此,如何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企业要想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目标,就必须取信于每一个财务关系人。企业财务管理只有讲究诚信,重视信誉,才能带动整个企业的道德建设以及风气的改善,从而为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实现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当前企业中所出现的诚信危机,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一些企业的财务失信行为,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有些企业有的政策难以推行,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证实了诚信对于企业的深层次意义。
先秦儒家智慧的社会整合思想,闪光点在于建立一种合理有效的社会制度,从而实现社会和谐。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先秦儒家通过建立礼乐制度,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可以说儒家的人文精神已经成为中华的传统文化,对我国两千多年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先秦儒家面对问题和处理问题的智慧告诉我们以下哲理:第一,企业稳定是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的前提,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企业里寻找和谐财务管理,无异于缘木求鱼;第二,要有一套评估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指标体系。这样才能知道企业财务管理是否和谐,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这些指标既要有定量计算,也要能够进行定性分析;第三,要实现和谐财务管理的目标,必须建立公平合理的财务制度,不能依靠少数人的意志、喜恶来评判和规范;第四,企业财务制度设计必须尊重人的情感和尊严,任何不顾人情、人道的财务制度设计,不仅无助于企业和谐财务管理的建构,反而会适得其反。
关键词:儒家思想;教育;幼教;传统文化
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主流文化,对民族凝聚力起了重要的作用。这种文化经过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不断得到创新与发展,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民族生命系于民族文化生命,振兴民族必须振兴民族文化。所以,在当今国人对传统文化淡漠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唤起全民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取得“共识”,从而塑造新人格,树立民族的自信心。教育始于根本,这一切都应从幼儿做起。
一、教育中渗透儒家文化的意义
(一)学习儒家文化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培养良好行为习惯是学校思想品德教育的重点。孔子在很早就提出“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的观点,他还提出学生“首孝悌,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古人虽说孩子的天性是六分生成,四分养成,但良好的家庭环境、和睦的家庭气氛再加上儒家经典的熏陶,也会使孩子潜移默化,使他们趋于完善,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二)感悟儒家文化,易于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情感
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养成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感情至关重要。要养成这种感情,必须从小做起,从热爱身边的人做起,让孩子先做一个“仁义”的人,所谓“仁者”,亲亲也,也就是爱他的亲人,“义者”,敬长也,尊敬他的长辈。相反,那些连父母也不爱的人,怎么去爱别人、爱人民、爱祖国呢?
(三)儒家文化的精辟论述,亦是我们今天的行动指南
孔子两千多年前在《论语》里提出的教育理念到今天也鞭辟入理,让人赞叹。如“因材施教”“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知之者不如好知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等等。
二、儒家思想在当代幼教中的渗透作用
儒家思想自其出现以来,就对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中国文化高度的繁荣,其主要原因应为受到了儒家、道家等众多思想的综合影响,这些丰富的思想也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所在。儒家思想在当代幼教中的渗透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材施教
学前阶段的学生处于身心发展的重要阶段,在此阶段当中不同的场所、接触到的事物以及内容都会对学生影响至深。因此教师必须具备灵活丰富的教学手段,尊重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以及性格特征,鼓励学生选择自己喜欢内容进行相关的学习,让全体学生可以达到共同成长的目标。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以及家长强调学生的学习成绩,希望学生之间不存在任何差异,认为一个学生可以到达的高度其他学生同样可以达到,实际上并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体存在的差异,只注重于眼前的利益而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利益,这并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水平。
(二)有教无类
有教无类思想最先是由孔子提出来的,其认为无论是什么身份的人都拥有接受教育的机会,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只有名门望族接受教育的守旧思想。虽然目前关于有教无类的研究内容十分的丰富,见解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并不能否认有教无类儒家思想在教育行业当中的重要地位。如今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特别强调了教育资源公平共享的教学理念,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接受到平等的教育内容。但是实际的教学活动中,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实施。这一现象在村镇学校教育中表现的格外明显,此外在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存在着十分显著的教育资源不平等的想象。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当中,要秉持有教无类的儒家思想,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参与的学习活动中,让每一位学生都可以成为有利于社会的知识性人才。
(三)师生平等
儒家思想当别重视“礼”“仁”的教育,这其中以“礼”为中心的尊师重道的思想,以“仁”为中心的平等思想,经常会处于互相争论的境地。而实际上师生平等的观念,并不仅仅只师生身份上的平等,更加重视的是师生所处学习氛围的平等,强调了师生要构建一个和谐的学习环境。在实际的教学当中,教师并不是学习活动主宰者,而是教导与引导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师生之间应该保持良好的语言交流以及思想交流。师生平等的思想在教学中的实际应用,应该以教师为引导者,鼓励学生打开自己的心房,采用丰富多彩的教学方式,让学生在课堂内外都可以进行学习活动,更加注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能力、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等,这一过程中教师要给予学生充分的感情支撑。
(四)启发教学
启发教学是儒家思想当中重要的教学原则,同时也强调了学无止境、活到老学到老的学习想象。目前启发教学的主要概念为教师通过采用启迪式、激发式的教学模式来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让学生敢于、勤于参与到学习当中来。无论教师是否进行教学活动,学生都可以积极参与到学生当中,充分发挥自身的自学能力是启发教学的重要目标,也是教学互动的核心内容。目前已经有众多的学者参与到了启发学习的研究当中,详细的阐述了启发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启发教学的具体应对措施,并且还整理出丰富的启发教学实践资料,为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基础。
三、教师如何把儒家思想更好地渗透到幼教中
(一)加强幼儿对生命的敬重意识
幼儿处于人格培养形成关键期,对生命的敬重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需要具备的基础道德。因此,儒家教育思想在幼教中的渗透首先需要教师在教育教学中重视提高幼儿对生命的敬重。具体来说,对生命的敬重需要幼儿能够做到懂得生命的可贵,懂得基本伦理(《为政》中“父母为其疾之忧”可以看出孔子对家庭关系中生命的敬重),面对风险能够理智的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自己。幼儿教师在教学中应该积极教导幼儿保护弱小生命,对同学、家长、朋友友好,禁止学生接触危险的事物以实现自我保护。
(二)以引导的方式促进幼儿的发展
教师教学中应该要以激发幼儿学习兴趣为基础,并以启发引导的形式促进幼儿学习效率的提高。例如,教师在向幼儿进行数的教学中。以数字5的加减教学为例,教师在教学中需要准备好教学工具如带有卡通人物的卡通积木或者卡通玩具等。利用卡通积木和卡通玩具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幼儿的学习兴趣,集中幼儿的注意力,提高教学效率。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先借助卡通玩具教幼儿1和4相加的方法,当幼儿掌握了这种方法后再让学生进行其他数字的加法,最后再以同样的方法教授学生数字相减等于5的方法。
(三)因材施教,重视实践教学
新课程指出,教师要重视幼儿的差异性,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此外,孔子在教育中经常“入太庙,每事问”,让学生在实际的情况中进行学习。这种教育教学方法实际上就是实践教学。因此,幼儿教师在教学中应该要重视幼儿的差异性发展,以幼儿为中心,实现幼儿的全面发展。教学中则应该尽量提高幼儿的实践能力。如在数字的教学中,教师可以让幼儿数一数自己组内有多少成员。
儒家思想在现代幼教中的渗透,不仅表现了儒家的文化素质和知识,还能够使幼儿在生活和学习中处处以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言行,培养自己高尚的情操和品格。儒家思想在幼教中被应用和借鉴表现了儒家思想的有效性和可行性,表明儒家思想也会一直被传承下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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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中的四位母亲均来自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她们出生并成长于旧中国,在大陆的娘家都曾有着不错的家境,是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长大的。她们的人生观、价值观早在她们赴美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因此她们骨子里信奉的是儒家的伦理思想。她们的四个女儿均生于美国长于美国,在美国文化与教育熏陶下成长,与生俱来所信奉的大多是美国文化中鼓吹的个体与独立,两代人之间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了。基于这样的背景,四对母女间的代沟和隔阂冲突就与普通美国家庭的情形不同,反映了中美两种文化的冲突。
本文主要从伦理学的角度讨论由于中美价值观的不同而导致的小说中人物间的性格冲突,从而揭示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之间的文化冲突,以便更好地理解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异同,促进不同文化圈的人们的和谐共处。
一、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差异
中国文化是东方文化的典型,美国文化是西方现代文化的代表。由于两国历史发展、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地域环境的差异,中美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伦理思想。一个文化体系的核心就是价值观和人生观,而不同的价值观源于不同的伦理思想。
儒家伦理思想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封建宗法社会的历史中,一直占主导地位,根深蒂固,深入人心。因而,中国的传统伦理思想的核心是儒家的伦理思想,提倡长幼尊卑有序,家庭中小辈必须服从长辈,子女必须绝对服从父母,不得有半点违背。《弟子规》曰:“父母教,须敬听,父母责,须顺承。”否则便是大逆不道,就是“反了”。
西方没有像中国那样一统数千年的传统核心伦理思想,但我们依然可以追溯到其渊源。在早期的欧洲社会中,封建贵族的等级观念很重。14世纪至16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文艺复兴运动,其核心是人文主义,把人看作世界的主人,看作是命运的主人,这极大地推动了个人进取精神。另外,在欧美文化中,人们由于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崇尚个性。基督教教义的核心就是基督信徒“靠个人信念通过持之以恒的个人灵魂深处追求与奋斗而获得新生”[1]。18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就提出了“自由、平等”的思想。美国的伦理思想虽然起步较晚,但它继承了以英国为主的欧洲伦理学传统,形成了独特的美国文化和美国精神,其核心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特立独行,而不是百般服从”[2]431。美国伦理思想虽然没有悠久的历史,却富有“美国特色”。美国“辽阔的土地、独立流动的气氛、积极乐观进取的精神等,为美国伦理思想注入了鲜明的美国特征”[2]427,培育了独特的美国精神。
无论是中国儒家伦理思想,还是独特的美国精神,都有极其丰富的内涵。
二、《喜福会》体现出的儒家思想与美国精神的冲突
小说中,随着对这四位女儿成长的描写,作者展示了四对母女间的代沟与文化隔阂。这些冲突集中表现了两种文化价值观的冲突。四位母亲要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塑造自己女儿的性格,按照自己的期望教育女儿,而在美国生长接受了美国文化的四个女儿要按美国的价值观生活,无法接受中国传统价值观,两代人无法沟通思想因而发生冲突;另一方面,四个女儿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美国人发生矛盾。在女儿方面,她们几乎都不能理解她们各自母亲的过去,而且常常为中国的习俗、规矩大伤脑筋。在母亲方面,因英文的贫乏以及对美国社会的不甚了解,她们无法接受各自女儿疏远自己这一事实。此外,因失落感和望女成凤之心的膨胀,几位母亲都企图控制她们女儿的命运,这无疑激化了母女之间的矛盾。
小说中人物之间的冲突其实就是儒家伦理思想与美国精神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中国家庭中的长幼尊卑和美国家庭中的平等观念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母亲龚林达一直试图教会女儿韦弗利有关中国的气质:如何服从父母,听妈妈的话,凡事不露声色,不要锋芒毕露……这是典型的儒家思想,顺从父母,做事中庸,“出头的椽子先烂”。中国人认为,自己的生命是父母给的,从小到大,每一个成长阶段无不浸透父母的养育之恩。因此儿女必须对父母尽孝。“孝”的第一层含义是不仅要尊敬父母长辈,物质上精神上还要无微不至地关怀父母,而且要养老送终、传宗接代。“孝”的另一含义是顺从。“顺”就是在行动上必须尊重服从父母的意志。按照孔子儒家“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三纲思想,子女必须服从父母。但是,韦弗利从小受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熏陶,强调独立能力,自我意识和反叛心理强烈,所以她抱怨妈妈对她“管头管脚”。当吴晶妹不愿按妈妈的要求弹琴时,妈妈说:“女儿只有两种,听大人话的和不听大人话的。只有一种女儿可以住在这个家里,那就是听话的女儿。”[3]145晶妹顶嘴道:“我不希望做你的女儿,你也不是我的母亲。”[3]146她认为“我不是她的奴隶,这不是在中国”[3]145,表达了她强烈的独立意识和无处不在的独立自主观念。妈妈的话一语道破了中美家庭中母女关系的区别。在中国,人们常用“女儿是妈妈的贴心袄”来形容妈妈和女儿的亲密无间的关系。母女关系是诸多家庭关系中最和谐、最容易理顺的。美国伦理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家庭成员之间也是如此,子女和父母之间是平等关系,是朋友关系。美国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与平等地位意识极强。家庭中的每个成员不论长幼,在自己的事情上都享有不可侵犯的个人权利,其他成员无权干涉。美国人的个人权利意识使得美国父母把孩子作为平等的个体来看待,充分尊重孩子的意见。小说中的四对母女之所以冲突不断,就因为女儿已经美国化了,是典型的“香蕉人”。而中国妈妈仍按华人的传统解释母女关系例如,在韦弗利第一次婚姻期间,母亲常常不打招呼,随便来访,这在中国人看来再平常不过了,可却遭到了女儿的抗议。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在儒家的伦理秩序中,往往不允许晚辈直呼长辈的姓名,这也是长幼有序的要求,否则会被视为没有教养,不懂规矩。《弟子规》中写道:“称尊长,勿呼名。”而在美国,人与人之间不论长幼都可以直呼其名,越亲密越如此,体现了对平等的追求。小说中,瑞奇初次拜见未来的丈母娘,临别时,他紧握两位老人的手,说:“林达,庭姆,我相信我们不久以后还会见面的。”[3]189林达和庭姆是韦弗利的母亲和父亲的名字,除了几个同辈的至亲好友外,无人这样直呼他们的大名。这个举动在华人眼里就是“没大没小”!可瑞奇浑然不知,还觉得自己与未来的丈母娘挺谈得来呢。但是吴晶妹和韦弗利等人由于从小受母亲的影响,她们总是以“叔叔、阿姨”等称呼长辈。简单的称呼,体现的却是价值观的差异。二)中国式的谦虚与美国式的直爽之间的冲突
为了得到母亲的支持,经过精心策划,韦弗利带瑞奇来家里吃饭。因为她知道“烹饪是我母亲表现她的爱意、骄傲和能力的一种方式”[3]186。谁夸颂她的烹饪,谁就会取得她的欢心。赴宴前,韦弗利反复叮嘱瑞奇:“饭后一定要告诉她,她烧的菜是你吃过的最好的。”[3]186果然她妈妈烧了一桌丰盛的中国菜,包括她的拿手好菜梅干菜蒸肉。按照中国的习惯,老太太对自己的拿手菜总是先谦虚一番,说自己的菜做得如何不好,其实意在获得大家的表扬。那晚,她满心欢喜地端出自己得意的梅干菜蒸肉,骄傲地放在未来女婿的面前,自己尝了一口后故意谦虚地说:“唉,这菜太淡了,没味,真让人难以下咽。”[3]188那句话实际上是提醒大家快来尝一口,然后称赞她烧的菜如何美味可口。但是,在座的人还没来得及这样做,瑞奇就接着老太太的话说:“你知道,只要放点酱油就可以了。”[3]188说着就在这道色香味俱全的美食上倒上了一层乌黑的酱油,顿时老太太变了脸色,气得目瞪口呆,弄得在场的其他人尴尬得不知说什么好。
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以谦虚为美德,对别人的赞扬、夸奖常礼仪性地予以否认,更不喜欢炫耀自己的成绩;美国人崇尚自我奋斗,常会对别人的赞扬乐于接受并表示感谢,对自己的成绩也乐于展示。瑞奇把一切都搅混了,可他自己还蒙在鼓里,因为他根本就无法理解中国人这种自贬式的谦虚。
(三)儒家伦理中的家族观念与美国精神中的个人主义之间的冲突
韦弗利获得全国象棋冠军后,她妈妈喜欢到处炫耀,自己也跟着出名。女儿看不惯这一套,抗议道:“为什么您总是用我来炫耀呢?您想出名,自己学下棋好了。”[3]97儒家伦理重视家族的力量,一家人应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母亲们望女成凤,把自己年轻时的遗憾用最美好的希望寄托在女儿们身上,无形中给女儿们施加了更大的压力。女儿成名了,母凭女贵,当妈的当然高兴。可是小说中女儿们崇尚的是美国精神中的“个人奋斗”。她们认为自己的成功纯粹是自己努力的结果,与父母无关。韦弗利对母亲行为的反感使她最终放弃了下棋。
(四)作为华裔的女儿与美国白人之间的冲突
小说中的四个女儿虽然没有受过正式的中国传统教育,但毕竟在华人家庭中长大,由于母亲们的言传身教、长期的耳濡目染,这些传统还是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们的成长、思想及各自的婚姻,因此她们在无意识中接受的某些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又与正宗的美国人发生了矛盾。韦弗利打算和白人男友瑞奇结婚。可瑞奇比韦弗利小几岁,她担心这桩美国式的婚姻会遭到母亲的反对。尽管对母亲心存怨恨,她还是想方设法试图先得到母亲的认可而没有如瑞奇所说的“说一句‘妈妈、爸爸,我准备结婚了’”[3]189。母亲总是对瑞奇挖苦讽刺。韦弗利向朋友玛琳娜诉苦,玛琳娜建议:“告诉她住手,别破坏你的生活,告诉她闭嘴!”[3]182女儿让母亲闭嘴,这在儒家文化中也是闻所未闻。韦弗利虽然对中国传统伦理——孝道一知半解,却深知作为女儿,是不能对一个中国母亲说“闭嘴”的,“你会被指控为杀人帮凶”[3]182。韦弗利一方面讨厌母亲干涉自己的婚姻,坚决要独立,另一方面又要顾及中国的孝道,这让她处于矛盾之中,非常痛苦。
小说主人公之一罗丝是位性格温顺的姑娘,一次她受白人朋友泰德的邀请出席他父母的招待会。这是一个典型的白人中产阶级家庭,泰德的母亲婉转地表示不同意罗丝和泰德结婚。罗丝听后心里虽然不高兴,但没有公开表示反抗。当泰德得知此事时,他大为恼火。首先他对罗丝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感到吃惊和不解,然后他又当着众人的面大声斥责他的母亲不尊重他的权利。婚后罗丝对泰德百依百顺,因为她相信这是她爱他的表现。这是中国儒家思想中“夫为妻纲”、“夫唱妻随”的伦理要求。然而事与愿违,泰德反而对她产生了厌倦提出离婚。这下震动了罗丝,经过痛苦的反思后,她终于明白了,在美国,作为一个人,她应该有自己的尊严和独立的人格,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能轻易放弃自己的权利,夫妻之间也是如此。因此,她决心为自己在婚姻中的权利和平等地位而斗争。泰德发现妻子原来并不是一个唯唯诺诺、毫无权利意识的弱女子,两人竟破镜重圆,生活得比以前更加美满。在这里,先是泰德违背父母之愿选择了亚裔妻子,而后一向没有主见的罗丝学会了对丈夫说“不”。这两件事都表现了美国家庭中的独立意识。
女儿们在与母亲们的不断冲突中长大,经历了各自的快乐、烦恼与痛苦,也希望能缓和一下母女之间的矛盾,试图去理解母亲。小说行将结束时,女儿们已意识到她们需要了解中国文化才能了解自己,克服自己的弱点,并使其变为优势。吴晶妹的中国行从中国传统伦理角度看,实际上是在尽“孝”,完成母亲未了的心愿。母亲们在遭到长期的反抗后,不再利用母亲的权威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早已成熟的女儿们了,注意到在她们生活的基础上女儿们正在谱写更为美好的生活篇章。母女间的这种和解,不只是两代人之间矛盾的化解,也是作家的希望,希望华裔的后代能在两种文化间取长补短、和谐地融合。
三、结语
中国儒家思想和美国精神相比,无所谓孰优孰劣,各有所长。处在不同文化圈中的人们应该互相宽容、互相理解,取长补短。只有这样,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人在一起才能减少冲突,和谐共处,最终实现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