拯救金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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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金鱼范文第1篇

关键词：金融；证券化；资本中介

金融证券化的趋势大致是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兴起的。“证券化”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融资形式由银行中介变为了更加直接的证券交易；二是银行资产的证券化，也就是债权的转移。这样一来，债券化金融交易的直接性使得其地位与日俱增，甚至盖过银行作为中介身份的间接形式金融。可以说，金融证券化是顺时而起的产物，伴随信息技术的进步，金融交易媒介大大提高了多样性和即时性；八十年代的金融自由化风潮也催生了证券化的迅速发达。

客观上来讲，直接金融与间接金融各有其优势和特点，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商业银行依旧存在，证券化交易也能伴随共生的原因。但不得不承认，直接金融形式在融资效率上还是要优于间接形式。于是，随着金融证券化在西方发达国家的风行，金融在经济中的地位也逐渐被重视起来，这样的结果就是西方国家普遍进行类似的金融结构变革，这也是市场驱动的趋同化变革。当然，这是有利于金融全球化和经济贸易全球化的。同时，这样的经验对中国的金融改革也有值得学习的地方。需要我们逐步探索，好好研究。

一、金融证券化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一）金融领域严厉管制局面出现好转

金融自由化改革的标志就在于，市场准入放低，利率设置放宽或取消了上限额度，对国际资本的控制也变得放松，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变得宽泛。这样一来，银行与其他区投融资机构在职能上可能出现接近或重合。于是，一些有实力的大公司试图利用抵押证券的形式在短时间内筹集大量资金，这样的效率远远大于同商业银行借贷。可以说，金融证券化是由于金融领域严管局面好转后，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激烈竞争的结果。

（二）金融创新大潮直接催生金融证券化

为了获得更加具有优势的竞争结果，各金融机构都进行了金融创新，这使得市场上的金融产品更加丰富，投融资选择和手段也不那么单一。投资者可以改变以往重视的存款这一单调途径，而去选择其他产品：融资者也可以通过证券等新颖形式进行快速、大量的融资。本质上说，金融证券化就是一种金融创新。这其中，资产的证券化是前提，这也是上述金融创新的一种形式。

（三）电子信息技术使金融媒介发生改变和优化

科技的发展对经济贸易的促进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电子计算机和互联网等信息技术在上个世界末期的快速发展，直接为今天金融证券化的蓬勃局面创造了基础。公众可以越来越直接便捷又快速地了解到金融机构的产品信息，为其选择投资提供了促进。证券市场的信息瞬息万变，有了互联网平台才能够更好地操作。今天的“云计算”、“大数据”在证券等金融领域的应用还将带来更多的便利与革命。

（四）经济全球化促使金融全球化，客观上推进了金融证券化进程

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结构互相影响，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证券化很快影响到世界范围内的大量经济体。国际资本的流通也更加依赖这样的形式和媒介，反过来又继续促进金融证券化的地位稳固发展。

二、金融证券化的功能和意义

金融证券化直接带来了一个完整的证券市场，这里面的竞争和效益对整个国民经济格局产生巨大的印象。一方面，金融证券化是在特定政策法律环境下产生的，今后也将受制于这样的宏观环境氛围；另一方面，它对宏观环境也要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资本社会化

通过资产证券化这一过程，金融环节中的股票证券发行对资本社会化具有直接推动力。股票发行量大，但是单股价格相对较小，于是可以增大持股人群的广泛性和，不论是直接还是间接持股。同时，金融证券化的大趋势影响下，各类金融证券以及衍生证券产品多种多样，选择的增多也会使社会资本更加分布广泛，扩大了资本社会化效应。

（二）经营扩大化

上面说到，金融证券化对于金融机构的经营终归是有益的，不论在融资效率上还是融资规模上。于是，融资得来的资金投入经营，带来社会再生产的扩大。通过大量而广泛的证券发行与交易，资本形成了规模，经营也形成了规模。说到底，金融证券化这种现象降低了经营中个别环节的成本，经营效益和规模扩大是必然的结果。

（三）双向选择淘汰化

金融证券化的过程也是一个投融资双方双向选择的过程。在证券市场的交易和博弈之中，具有优势的融资方可以融得大量资金，满足自己的发展需求，劣势者自然无力竞争，不善经营终将被市场淘汰。同样地，在投资者来说，经过综合考量和慎重判断，证券产品的选择正确，就会获得相应的收益；投资失利，就会连本不剩，也被市场所淘汰。实际上，这样的市场竞争，尤其是证券市场双向选择淘汰机制下的竞争，已经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残酷。

（四）资源配置优化

通过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在金融证券化这一媒介之下社会资源能够得到优化重组，集中汇聚在实力强、竞争力大的企业或个人手中，从而进行更大规模的生产经营。这也能够促使国民经济的结构革新与升级转型进程加快，形成示范效应，引导资源优化配置。

三、金融证券化对我国金融改革的启示

（一）继续推动金融创新改革

创新发展是增大内生动力的有效途径，继续推动金融创新，解放思想，积极创造，丰富金融产品种类，有助于证券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双向可选择性增多，能够使金融证券化的采用面更加广泛。

（二）把握行之有效的金融监管宽松度

正是由于金融自由化的变革才催生了金融证券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也要拿捏一种在监管的宽松程度上比较适宜的发展路径，既不能过于严厉，打压了证券化的果敢性；也不能过于宽松，失去了宏观调控的手段基础，造成证券市场违法犯罪和资源浪费的现象发生。金融监管部门要准确定位，不断尝试，逐步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金融证券模式。

（三）夯实金融证券化基础，培育需求主体

金融证券化最关键的还是在于资产的证券化。由于证券的发行与销售是有抵押担保的，因此必须改进经营管理模式，提高发展水平，扩大资产规模，降低资产风险，优化资产结构，以求达到夯实资产证券之基础的目的。另外，还要活跃证券市场，营造投融资理财意识，逐步培育证券交易需求主体。应该说，在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分布条件下，这二者都是有充分的可能和必要来实现的。

（四）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道路

仔细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金融证券化历程，分析其成败得失，在学习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探索一条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道路。

拯救金鱼范文第2篇

什么是真正的教育?我想,无论如何,在教育中,人是第一位的。教育应该从人出发,又回到人。有位校长说,搞素质教育可以,但我们这个地方很穷,我们要把孩子们更多地送到大学去。这里有一个认识问题:推进素质教育与老百姓的利益并不对立。推进素质教育并不是不让孩子们上大学,也不会影响孩子们上大学。其实,规范办学行为,推进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教育实现老百姓的近期利益、长远利益与国家利益的统一。

什么是近期利益?当然是让老百姓的孩子更多地通过良好的教育考上好的学校,让那些考不上学或者不愿意继续深造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为他们走向社会、谋生与就业打下更好的基础。什么是长远利益?就是学校教育不仅要考虑老百姓的孩子当前的升学需求,还要考虑孩子们将来的谋生、就业、创业的本领。因为高中阶段是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形成的关键时期,如果这个阶段我们只关注孩子的升学需求,只进行应试训练,而不关注孩子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那么,孩子们升入大学,直至走上人生道路,就不会有很强的竞争力,在人生的道路上就会掉队。什么是国家利益?就是国民素质与国家竞争力。我们国家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迅速提高,国家的综合实力大大提高,我国的国际地位也越来越高。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我国走向现代化道路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存在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特别是国民的综合素质不高,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强,严重地制约着我国的改革与发展,极大地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与现代化进程。说到底,中国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我国国民的整体素质和中华民族的创造力!

我们说,离孩子们近些,离真正的教育就近些。那么,教育就必须从孩子们学习与发展的实际出发,从孩子们真正的需求出发,立足于现在,着眼于未来,为孩子们今天的学习、明天的升学和终身的发展负责!为孩子们今天的学习负责,就是要让每个孩子都学好国家规定的课程,让每个孩子得到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为孩子们明天的升学负责,就是要让那些愿意继续深造的孩子,能够获得继续教育的机会;为孩子们终身的发展负责,就是不要因为孩子们近期的学习与明天的升学,而牺牲孩子们的长远发展,危及孩子们的长远利益。

离真正的教育近些,说到底,就是要离功利主义的教育远些!那么,我们的教育就必须为孩子们考虑得远一些。我们要考虑到孩子上大学之后的竞争力如何,不能让孩子们上了大学不知道学习,无所事事;我们要考虑到孩子将来的就业竞争力如何,不能让孩子们走出大学校门,就加入失业大军;我们要考虑到孩子们将来走上工作岗位后的竞争力如何,不能让孩子们千辛万苦找到一个工作后,又无所作为,甚至被淘汰;我们要考虑到由每个行业的每个人构成的中国的综合竞争力如何,不能让我们的国家长期受制于人……

拯救金鱼范文第3篇

 肠易激综合征（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ibs）是以腹痛或腹部不适，伴有大便性状及排便习惯改变为特征的功能性肠道疾病，是消化科常见的疾病之一。现普遍认为，ibs的病因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其发病机制复杂，可能与精神心理因素、胃肠动力学异常、内脏高敏感性、食物不耐受、基因、感染、肠道的轻度炎症等多方面因素有关，其中肠道的轻度炎症是近年来关注的热点。本文就近年来关于ibs与炎症关系的研究进展做一简要综述。 

    1  ibs免疫细胞的异常改变

    1.1  肥大细胞

    肠道中的肥大细胞（mast cell, mc）是一种既具有免疫活性，又能分泌多种介质的重要免疫细胞。mc主要位于黏膜血管、淋巴和神经周围，是肠道主要的抗原感受器，参与肠黏膜的免疫调节。当某种抗原刺激机体免疫系统，可引起感觉神经末梢兴奋及信号传递，并诱导机体产生ige抗体，抗原和抗体的结合可引起肥大细胞活化、脱颗粒，并释放多种生物活性物质组胺、5羟色胺、前列腺素和细胞因子等。早在1962年，hiatt等在研究严重结肠炎患者切除的结肠肌层组织时最早提出了ibs和免疫系统存在关系这一观念。研究发现，在绝大多数ibs 患者中，末端回肠和盲肠的肥大细胞数目明显升高，除此之外，未见其他细胞增多［1］。董文珠等［2］研究发现，mc与p物质（substance p, sp）和血管活性肠肽（vasoactive intestinal polypeptide, vip）表达密切相关，且mc与sp和vip免疫反应阳性神经末梢解剖位置毗邻或有“膜膜”接触存在，提示两者之间的存在双向联系，可能与ibs的内脏感觉高敏感性相关联。barbara等［3］也研究发现，肠神经纤维毗邻部位的mc数目与ibs患者腹痛的频率和程度呈正相关，认为mc的浸润和介质释放与ibs患者腹痛感觉有关。近年来也有学者对ibs患者小肠mc分布进行研究，发现末端回肠黏膜mc［4］和近端空肠mc明显增多［5］。在动物实验中也发现乙酸诱导的结肠炎后ibs大鼠的内脏敏感性明显增高，虽然其结肠mc数量与对照组类似，但脱颗粒的mc数量明显增高，而mc稳定剂可减少mc脱颗粒率并降低内脏敏感性［6］。上述研究提示，ibs患者自近端空肠至结肠均存在mc数量异常，而且mc可能承担着连接免疫和神经机制的桥梁作用。

    1.2  淋巴细胞

    肠黏膜是获得性免疫应答重要的外周淋巴组织。肠黏膜淋巴细胞主要包括上皮内淋巴细胞（intraepithelial lymphocyte, iel）和黏膜固有层淋巴细胞(lamina propria lymphocyte, lpl)。iel主要为cd3+细胞，其中80%具有cd8表面标志，lpl主要为cd4+ t淋巴细胞。

    国内外研究表明，肠道急性感染后，可在部分患者引起ibs（称为感染后ibs, pi ibs），尽管病原体已被清除，但肠道仍有轻度炎症改变，表现为上皮内和黏膜固有层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及嗜铬细胞增加。这种感染后炎症的持续和ibs症状的反复是因为感染引起肠道的通透性增加，进而使得黏膜下免疫系统激活，从而引起神经肌肉功能的改变。近年来研究发现，在ibs发病前无胃肠道感染史的ibs 患者，肠黏膜组织学检查也发现炎症和免疫激活现象，这使得ibs的非器质性疾病的定义受到了挑战。chadwick 等［7］首先提出了无急性胃肠炎史的ibs患者肠黏膜存在炎症，在77例符合罗马标准的ibs患者中有38例患者尽管结肠镜检查正常，但免疫病理学检查显示上皮内淋巴细胞增加1.8倍，固有层cd3+细胞增加2倍，cd25+细胞增加6.5倍；有31例患者存在非特异性显微镜下炎症，免疫病理学显示淋巴细胞、嗜中性粒细胞及肥大细胞明显增加；有8例患者符合淋巴细胞性结肠炎。这一发现表明炎症和免疫激活不仅局限于感染后的ibs患者。但最近有研究得到了不同的结论，该研究发现ibs患者和正常对照组外周血和结肠黏膜cd25+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无差别，认为ibs患者肠黏膜低度的炎症性改变与cd25+调节性t细胞的数量和功能改变无关［8］。韩炜等［9］对ibs患者外周血中t细胞亚型进行研究，发现ibs患者外周血cd4+ t细胞百分率下降和cd4+/cd8+比例失调明显，腹泻型和交替型比值下降，便秘行比值升高，在后来的研究中得到了学者的证实［10］。这更进一步说明ibs与免疫异常有关，且不同亚型之间的免疫学机制不同。随着神经胃肠病学发展，有学者发现，ibs肠黏膜不仅存在轻度炎症和免疫激活，而且肠神经丛内有淋巴细胞的低度浸润，并有神经元退化现象［11］。这一现象得到了学者的广泛认可，认为肠神经系统异常是胃肠动力障碍和感觉过敏的基础，而肠神经的可塑性改变（包括肠神经元的退化、缺失，神经介质释放及受体系统改变）是由肠道炎症引起［12］。这提示肠黏膜淋巴细胞也可能在神经系统和肠道之间起桥梁作用，值得进一步探讨。动物实验发现t细胞缺乏小鼠感染后ibs模型中肠嗜铬细胞和mc增生受到抑制，说明t细胞在肠嗜铬细胞和mc增生中也起重要作用［13］。以上研究表明，ibs与免疫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但研究尚在初始阶段，关于免疫如何影响ibs发病以及那些原因引起ibs免疫及炎症改变，至今尚不清楚。

    2  ibs炎症性细胞因子的异常改变

    ibs的肠道炎症不尽表现在免疫细胞的异常变化，而且促炎症性细胞因子与抗炎症性细胞因子的失衡也是目前研究的热点。

    2.1  促炎性细胞因子

    促炎性细胞因子包括白细胞介素（il）家族中的il1、il6、il8、il12、il18及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干扰素γ（(infγ)等，它们在肠道中发挥促炎症性作用并充当黏膜损伤介质。

    王利华等［14］研究发现，在有痢疾/肠炎史的ibs患者中，其末端回肠和直乙状结肠交界处肠黏膜内il1β mrna的表达明显增高。孙继中等［15］的一项研究也发现ibs患者回盲部黏膜il1β表达增加。后有学者应用酶联免疫吸附实验方法对腹泻型及便秘型ibs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8的含量进行检测，发现腹泻型ibs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8均较正常升高，且tnfα与il8呈正相关性，而便秘型ibs患者血清中tnfα和il8与正常无显著性差异。提示腹泻型ibs有炎症因子活化及其之间的相互协同作用，便秘型ibs与腹泻型ibs的免疫紊乱有着不同的病理生理机制［16］。李延青等［17］对ibs患者肠黏膜th1型细胞因子(infγ和il12)和th2型细胞因子(il4和il10)表达情况研究发现，腹泻型ibs患者肠黏膜infγ和il12表达显著增加，il10表达呈下降趋势，而便秘型ibs患者细胞因子表达与对照组无差异。这说明腹泻型ibs患者内存在th1/ th2漂移，th1反应增强。新近研究报道，ibs外周血促炎性细胞因子il6和il18较对照组显著升高［18］。上述研究提示，不同分型的ibs发病存在病理生理学差异，促炎性细胞因子可作为腹泻型ibs潜在的生物学标记，但尚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2.2  抗炎性细胞因子

    抗炎性细胞因子包括il1rα、il4、il10、il11、il13及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它们主要以抗炎的方式起作用。gonsalkorale等［19］研究发现，ibs患者il10基因频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而tgfβ1的基因型没有改变。张海燕等［20］研究发现腹泻型ibs患者外周血il4、il10的水平较正常组显著降低。徐海珍等［21］研究结果与其相似，发现腹泻型ibs中确实存在促炎与抗炎因子的失衡，主要表现为抗炎因子il10的降低。新近一项研究发现，ibs患者外周血抗炎性细胞因子il13水平与对照组相比呈下降趋势，从而造成促炎因子与抗炎因子的表达失衡［18］。这说明，细胞因子对炎症反应的调节不平衡可能是导致ibs肠道炎症及其持续存在的一个重要机制。

    3  ibs对炎症的遗传易感性

    目前对ibs患者持续存在肠道炎症的原因了解甚少，除了先期的肠道感染外，遗传因素、不明确的食物过敏以及肠道菌群的紊乱都可导致ibs患者肠道黏膜的低度炎症。近年来研究显示部分患者可能存在促炎和抑炎失衡的遗传素质。il10作为重要的抗炎性细胞因子，对炎症反应起着重要的调控作用。gonsalkorale等［19］研究发现，ibs患者il10基因频率较对照组显著降低，提示il10产生减少的个体更容易发生ibs。但van der veek等的研究结果与此相反，认为ibs il10的基因频率与对照组无差异，而tnfα合成型基因频率显著增高是ibs肠道炎症持续的原因［22］。

    海南医学院学报 vol.15 no.2 feb.2009runx3 基因为一种新近发现的肿瘤抑制基因,因其表达下调在人类多种恶性肿瘤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而倍受关注。近年来研究发现其在免疫细胞的发生、发展中起重要作用，尤其在淋巴细胞的发育中扮演重要角色。研究发现runx3 对cd8+t细胞的功能性分化及其分化中cd4的沉默起重要作用，runx3基因敲除后cd8+t细胞的数目、增殖及杀伤能力下降［23］。另外，runx3作为tgfβ信号传导通路的一个重要转录调节因子，介导tgfβ 对dc的成熟抑制作用，runx3基因敲除后，一方面dc细胞成熟加快，且上调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物（mhc）ⅱ分子和共刺激分子的表达，刺激并使 t细胞成熟和分化加快。另一方面，dc的表型发生改变，表现为cd11bcd8α+ dc显著增加，而cd11b+cd8α dc则减少，两者分别与th1和th2反应有关［24］。新近研究报道，runx3基因敲除小鼠出现肠道自发性炎症，主要以淋巴细胞单核巨噬增多为特征。细胞因子的分析表明，小鼠出现th1细胞和th2细胞的混合性反应，但前者为主［25］。然而，runx3功能缺失引起的肠道炎症改变是否与其引起的免疫功能紊乱有关？runx3是否参与了ibs肠道炎症的发生？值的进一步探讨。

    4  展望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ibs 患者的肠黏膜内存在低度炎症,但其在ibs 发病中的作用远未阐明。对低度炎症所作的有限研究主要集中于既往有胃肠感染的ibs 患者，还需更多的研究来阐明哪类ibs患者更易发生肠道低度炎症以及炎症在感觉动力障碍及症状发生中的作用。runx3作为一种新的转录调节因子，其从多个方面影响免疫细胞的发生、发展。然而，其影响肠道炎症机制及是否与ibs肠道炎症发生存在相关性，目前国内尚未有报道，需要更深入的研究进一步探讨，有待于为ibs的发病提供新的遗传学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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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孙继中, 王巧民,丁西平,等.肠易激综合征患者结肠黏膜神经肽和il1β变化及其意义［j］.胃肠病学与肝病学杂志,2007,16(3):21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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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李延青,张海燕,左秀丽.等.肠易激综合征患者肠黏膜th1/ th2漂移的研究［j］.中华消化杂志,2004,24(12):728731.

18 梁海清,王世和,李延青,等.肠易激综合征患者外周血炎性细胞因子表达失衡的分析［j］.胃肠病学,2008,13(2):111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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拯救金鱼范文第4篇

关键词　针灸　中风失语症

中风是我国常见疾病之一，约1/3以上中风患者存在不同程度失语，这提示我们在治疗中风后遗症时，必须对中风失语症的治疗予以足够的重视。中风失语症是因为大脑半球器质性损害导致的语言接收、理解和组织表达等能力的丧失或受损等功能障碍的一种综合征。近10年来，有关针灸治疗中风失语症的治疗方法不断涌现，并日趋成熟，现就近20年来针灸治疗中风失语症的文献予以综述。

1　临床应用

1．1　体针疗法　丁氏采用醒神通窍法针刺治疗脑梗塞失语。针刺组在采用西医治疗的同时，予以醒神通窍针刺法，主穴用三阴交、通里、百会、廉泉，有效率达93.39％，崔氏针刺治疗中风失语，以风池、通里、金津、玉液为主穴，再辨证配穴，神昏针水沟、内关，痰浊壅盛针丰隆，瘀血甚针血海、肝俞，肝阳上亢针百会、太冲，气虚针中脘、足三里，肾虚针肾俞、太溪。针刺方法，金津、玉液二穴刺络放血，风池穴进针方向向舌根部，进针深度1～1.5寸。共治疗63例，总有效率为88.9％。李氏以风府、哑门为主穴，配廉泉、涌泉、通里，治疗脑出血所致失语症，并设对照组，取廉泉、涌泉、通里，以观察风府、哑门穴的疗效。结果治疗组92.6％的有效率与对照组的40％的有效率有显著性差异。石氏对醒脑开窍法与西医疗法对中风失语症的疗效进行对比分析，主穴为内关、人中、三阴交。结果表明，醒神开窍法对言语功能有效率为92％，明显高于单纯西药治疗组的51％，两者对中风失语症的疗效比较有显著性差异。谭氏用苍龟探穴法针刺廉泉穴治疗中风失语症96例，总有效率94.8％。晏氏以哑门穴为主穴，配廉泉、通里(患侧)，舌体僵硬配金津、玉液点刺放血，共治疗中风失语症60例，总有效率为96.67％。魏氏采用太渊、太溪为主穴，配穴取上廉泉、足三里，治疗中风失语36例，结果总有效率为100％。田氏以风池、通里、金津、玉液为主穴，再辨证配穴，神昏针水沟、内关，痰浊壅盛针丰隆、膻中，瘀血甚针血海、肝俞，肝阳上亢针百会、太冲，气虚针中脘、足三里，肾虚针肾俞、太溪，治疗中风失语症67例，总有效率89.55％。夏氏以百会、水沟、哑门、金津、玉液为主穴，阳亢加风池、太冲，痰盛加丰隆，血瘀加膈俞，阴虚加涌泉，治疗中风失语症34例，总有效率为53％。李氏采用通关开窍法结合药物及康复指导治疗缺血性中风早期失语症，并设立对照组。取百会、水沟、廉泉、合谷、太冲、曲鬓、风池、通里穴治疗缺血性中风早期失语症，治疗30天后，观察组的疗效较对照组疗效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1．2　舌针疗法重点针刺舌体或周围穴位治疗中风失语症的l临床报道较多，且方法各异。张氏将150例中风失语症患者随机分组，进行对照观察，针刺组取“语门”穴，对照组采用扩血管药物对照观察。4个疗程之后，针刺组疗效明显优于治疗组。田氏以廉泉、金津、玉液为主穴，通里、太溪、太冲为配穴，治疗中风失语症186例，有效率为82.56％。董氏取金津、玉液点刺放血，隔2日1次，治疗中风失语130例，总有效率为97.6％。赵氏用舌根梅花针点刺中风失语症31例，用圆利针刺舌根、支脉、增音，用毫针刺翳风、风府、扁桃穴，总有效率96.8％。李氏取单穴廉泉，采用合谷刺，治疗中风运动性失语30例，总有效率为93％。王氏取金津、玉液(轻症)，海泉穴(重症)治疗中风失语症50例，总有效率达96.7％。刘氏选用长针深刺廉泉穴，疗效良好。殷氏以采用舌针、点舌给药法为治疗组，取廉泉、舌下穴(于舌系带两侧舌下静脉外缘下)，以对照组选用复方丹参注射液、清开灵。2个疗程后，治疗组98.9％的总有效率与对照组80％的总有效率有非常显著性差异。李氏将82例中风后运动性失语症患者随机分为两组，治疗组取心穴、脾穴、肾俞，对照组取外金津、外玉液、廉泉、哑门、内关、通里。经过2个疗程的治疗后，治疗组总有效率为93.48％，对照组总有效率为69.44％，治疗组疗效较对照组疗效有非常显著性差异。

1．3　头针疗法　靳氏采用颞三针、舌三针治疗中风失语症208例，总有效率为96.3％。韩氏针刺双侧语言一区，并接通电针治疗仪进行治疗，结果总有效率达96.15％。林氏用林学俭新区的额5针、颞3针、运动前区、附加运动区治疗中风失语症。张氏取优势半球语言诸区，根据失语症的类型选取相应的语言区。完全性失语取语言I、Ⅱ、Ⅲ区，以口语表达障碍为主取语言I、Ⅱ区，以听理解障碍为主者，取语言I、Ⅲ区，经治疗后头针治疗组痊愈率45.45％，总有效率为95.45％，头针治疗组疗效与对照组疗效呈显著性差异。冯氏等以头针为主治疗脑血管病失语症患者50例，头部取言语一区、二区、三区，精神情感区，体针加百会、四神聪、廉泉、增言，并在针刺后配合言语训练，治疗后有效率为78％。江氏以CT所示病灶在头皮的相应投射区围针治疗中风失语症30例，与传统头针治疗27例比较，治疗后CT定位组总有效率为86.67％，传统头针治疗组总有效率为62.96％，CT定位围针法治疗中风失语症的疗效明显优于传统头针疗法(P

1．4　其他疗法

刘氏用TC―ⅢB型瘫痪治疗机，治疗中风失语20例，有效率为100％，优于丹参静滴组(P

龙、白芥子、麝香等30余味中药组成，制成面积为4.5cm×4.5cm的布质膏药)贴敷在人迎穴(双侧)，每贴用10天，后停2～3天，更换新膏，连续贴药60天，并设中西药治疗对照组。治疗后，穴位贴敷组疗效明显优于对照组疗效(P

2　机制研究

针灸治疗中风失语症的机制目前尚未有定论，但就体针、舌针、头针而言，又各有其作用，体针针刺后，改善机体“内蕴血瘀”的病理状态，疏经通络，改善病变部位气血不足的状况，促使其语言功能恢复，达到治疗目的。张氏认为直接针刺舌体穴，可改变大脑皮质语言功能原来的抑制状态，局部刺激能够沟通回路，形成条件反射，对引起语言中枢变性的细胞进行调节，对周围未受损的大脑皮质功能进行弥补和代偿，从而改善语言功能。何氏认为间接针刺舌体，刺激通过舌咽、迷走、舌下神经反射传人延髓相应神经核，调节这些神经的功能，并进一步投射到更高的中枢以至皮层，从而促进构音、吞咽和舌肌运动功能得到恢复。张氏认为头针直接作用于神经中枢的机制包括：(1)通过“皮质――丘脑――皮层”的调节，使特异性传导系统和非特异性传导系统达到相互平衡，重建语言活动的神经环路；(2)迅速建立脑血管侧支循环，促进了损害部位的血流量增加，脑循环不全得到了改善；(3)激活了语言中枢功能低下的神经细胞，增加了神经纤维的数量，促进和加强脑功能。

3　评述

综上所述，中风失语症的针灸治疗方法具有以下特征：

(1)治疗手段多样化，有体针、舌针、头针、电针、药物贴敷等；(2)治疗上引进现代诊断技术，如CT定位，使治疗更有针对性，提高了疗效；(3)治疗趋向综合化，体、舌、头针结合治疗，并配合言语训练，但仍然存在不足之处，现就其问题探讨如下：

3．1 中风失语的诊断、命名欠标准化。在作者所查阅的文献报道中，中风失语症的诊断、命名目前尚无统一规范的标准。范氏认为，中医所言中风失语症应包括以下三方面：(1)失语，即不能言语；(2)语涩，即言语蹇涩；(3)舌强，相当于现代医学之运动性失语、完全性失语，尚包括部分假性球麻痹所致的声音嘶哑、言语模糊症状。与现代医学意义上的失语有显著区别。因为中医中风失语的诊断、命名至今尚无统一标准，从而造成很多文献报道中普遍存在混用、乱用或错用中西医中风失语病名的现象，并导致临床疗效评定的混乱，使l临床观察结果与科研结论的可比性差，降低了文献的科学价值。

3．2　疗效标准欠规范目前有些针灸治疗中风失语症的疗效标准各异。有些作者自拟标准，影响了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和科学性。采用高氏等制订的“汉语失语症检查法”，不仅可客观地评定疗效，而且可以明确诊断，鉴别失语症和构音障碍，并进一步划分失语症的类型。

拯救金鱼范文第5篇

（一）财政稳定与利率自由化

麦金农（1997）指出，金融自由化改革实践受挫并不是金融自由化理论及其政策问题，而是一个排序问题，尤其是在未能够实现宏观经济稳定之前引入金融自由化。由于信息不对称普遍存在于信贷市场之中，而资金稀缺又是发展中国家最为根本的特征，因此，信贷配给在发展中国家是最为常见的现象。如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之际实行利率自由化，高的通货膨胀率将会使得事后方可以实现的存贷款实际利率变得愈发难以确定。在事后实际利率不确定的情况下，银行为了吸收存款，必将提高名义存款利率。而存款利率的提高将会诱发银行从事较高风险的投资，从而加剧了银行自身的道德风险，银行道德风险的加剧反过来则会诱发存款人的逆向选择行为，两者相互作用，最终将导致银行的名义存款利率的严重偏高、存款供给减少和银行信用危机。从银行自身来说，由于高的通货膨胀率导致贷款事后实际利率的不确定性以及严重偏高的名义存款利率，为使其贷款事后方可实现的实际收益不至于下降，银行必将提高名义贷款利率。而名义贷款利率的提高不仅会导致申请贷款者平均质量的下降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加剧；同时也会诱发和加剧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借款人拖欠与破产可能性的提高。由此可见，在一个存在信息不对称和成本的信贷市场中，伴随通货膨胀和贷款利率的提高，银行的成本将上升，实际收益将可能下降，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将加剧，最终将会导致银企债务危机、银行恐慌与金融危机。

正是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与违约风险之间存在正相关，故而对发展中国家而言，内部价格水平的稳定是获得金融实际利率高增长而又不至于引起严重金融恐慌和崩溃等过度风险的一个必要条件（麦金农，1997）。此外，利率自由化改革将会加剧发展中国家金融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和非价格竞争，使得金融部门的赢利空间缩小和竞争成本上升，由此会引发银行部门的不良资产的比例和信贷市场上的道德风险加剧，再加之金融监管改革滞后或放松和政府隐性存款保险的存在，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出现严重的银行过度放贷和企业过度借款的现象，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金融脆弱性，诱发了银行危机（McKinnon &Pill ，1996、1998）。

（二）财政稳定与资本项目的开放

麦金农（1997）指出，在宏观经济不定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实行有效的汇率管理和国际资本流动的限制，以确保政府增加税收、维持经济稳定。如果政府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形下放开资本项目控制，必然将会产生严重的资本外逃现象和货币替代问题，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缩减和通货膨胀率的相应提高，从而导致货币危机的爆发，故而主张资本项目开放是经济市场化的最后一步。

货币危机理论认为，在固定汇率制下，当一国宏观经济不稳定时，资本项目的开放将会使其货币受到国际游资的攻击，引发货币危机。货币危机理论的第一代模型（Krugman ，1979）认为，由于发生危机国家政府所奉行的赤字或宽松货币政策使得信贷规模以一定的速度扩张，故而导致经常项目的赤字，由此而引发政府国际储备的流失，当国际储备减少到某一个最低水平时，投机者必将对其货币发生攻击，从而造成其汇率体系的崩溃。因此，货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固定汇率政策和赤字融资政策之间内在的不一致性，而流动性困难、集体行动、羊群行为以及道德风险等诸多问题在金融市场中的存在，则会进一步加剧和恶化货币危机。

货币危机理论是从国际资本流动角度揭示了金融自由化改革中货币危机的成因，而货币替论则从资产替代角度揭示了在宏观经济不稳定的情况下，资本项目的开放则会引发严重的货币替代现象，同样也会引发货币危机。货币替代是指在开放经济和货币可兑换条件下，由于本币贬值使本国居民对本币失去信心，从而产生本币的货币职能部分或全部被外国货币所替代的现象。拉丁美洲、前苏联以及东欧等在其金融自由化历程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货币替代现象，尤其以拉丁美洲国家的"美元化"现象最为典型。货币替代不仅使得这些国家的汇率出现频繁的波动和通货膨胀现象的加剧，同时也严重地削弱了这些国家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由于货币实际收益率等于名义利率减通货膨胀率，故而汇率水平高低则取决于两国的货币供给、名义利率差异和通货膨胀率差异。若两国货币的名义利率不变，那么两国通货膨胀率的差异将决定汇率水平的变化，故而可以将两国通货膨胀率差异视为汇率的预期变化，因此，财政不稳定和高的通货膨胀率所引发的严重的货币替代则会加剧汇率不稳定。其次，货币替代将使一国货币量变得难以估计，进而影响货币政策的效果。如果中央银行试图通过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刺激国内的投资与消费需求，经济主体的预期通胀率将会上升，故而会立即将部分增加的货币余额转换为币值稳定的外币，货币替代必将削弱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力。第三，在通货膨胀期间，由于外币资产的存在提供了一种高效廉价的逃税方法，货币替代的存在将会降低国内居民本币的需求量，使得通货膨胀税的税基减少。若要弥补因货币替代所导致通胀税收入的损失，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通货膨胀率。由此可知，两者博弈的最终结果是货币替代进一步加剧了一国通货膨胀率水平及其发生的频率。

二、中国财政现状及其稳定性状况分析

（一）中国的财政现状

中国的税收制度历经了多次重要变革，总的来看，自1994年之后，中国财政状况有所好转，彻底遏制了1994年以前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持续下跌的不利局面，基本实现了"两个比重"同时提高的1994年税制改革目标，国家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由1993年的12.56%和22.0%回升到1999年13.97%和51.1%（见表1和表2）。但自1994以来，中国财政支出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故而财政支出占GDP 的比重也同样保持上升的态势（见表1），结果导致了财政赤字逐年扩大，尤其是近几年，速度之快是改革以来从所未有的。在1978～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为299.22亿元／年；而在1994～1999年期间，财政赤字的年均增速822.31亿元／年，为1978～1999年的年均增速的2.75倍。为了考察中国财政赤字快速增加的源头以及中国财政增长的原因，笔者在此将财政赤字在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之间进行了分解，同时考察了财政债务收入分别占财政收入和GDP 的比重。

第一，在1994年之后，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止跌回升。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1994分税制改革的结果，但在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回升的背后却是财政债务收入和国内债务收入的急剧攀高（见图1）。可见，政府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回升主要的支撑是财政的债务收入增加和非税收收入的增加。据统计，在1978年，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和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4.18%、10.35%和4.14%；1994年三者分别为11.16%、22.52%和19.71%，1999年三者分别是13.97%、32.46%和32.35%（注：由于中国当前的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因此中国的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重以及国内债务占财政收入的比重要比国际同类比重高。）。

资料来源：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下文表格中未注明资料出处的皆来自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第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在1994年之后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始终在50%左右，彻底改变了1994年以前那种中央财政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严重偏低、中央财力不足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职能得以加强。但中央财力状况好转主要由财政债务收入的增加支撑，而不是税收收入增加的结果（注：虽然中国当前财政收入统计中不包括财政的债务收入，但财政的债务收入使得中央财政支出有了重要而可靠的来源，故而使其收支状况得以改善。）。因为中国地方政府至今尚没有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权，故而国债收入自然而然就构成中央财政收入，并成为其财政支出的重要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揭示了中国金融机构为什么会出现日渐扩大的、正的存贷差以及中国近年来的货币政策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所在。由于国债实际利率一般都高于同期的银行存款的实际利率，并且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低风险性，在当前国企效益普遍不理想而银行贷款责任约束机制加强的前情形下，银行部门理所当然地成为国债主要持有者之一，故而在银行存贷差加大的背后，则是银行部门的有价证券资产的增加。据统计，1995年，金融机构购买债券余额为3064.2亿元，到了1999年，金融机构有价证券和投资的余额为12505.8亿元，为1995年的4.08倍。可见，中国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如何协调的问题应该引起有关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笔者一直认为，赤字财政政策就如同运动员所服用的"兴奋剂"，拉动经济增长的成效固然显著，但只能是一种权宜之计，否则，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滞涨"现象的发生必将是难以避免。

第三，在1994年之后，中央财政不仅有效地遏制了逆差，而且顺差逐年扩大，由1994年1152.07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1696.88亿元。但是地方财政却在1994年之后赤字骤然上升且逐年攀高，由1994年的-1726.5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3440.47亿元，中国财政赤字也在最近几年快速增长。可见，中国财政赤字的主要源头是地方财政而非中央财政。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由于中央政府拥有债券发行权而地方没有，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与财政支出存在严重的不对称性。中央财政收入1994年以来所占的比重始终在50%左右，而中央财政支出所占的比重自1978年改革以来却逐年下降，1994年以来一直徘徊在30%左右；与此同时，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1994年以来已经降至50%左右，但是地方财政支出的比重却是逐年上升，1994以来一直徘徊在70%左右，这种显著的不对称已经使得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尤其是乡级财政处境极度困难，出现严重赤字也就在所难免。

（二）中国财政稳定性分析

财政稳定这一概念包含3重含义：（1）政府如果能够长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则政府财政处于稳定状态；（2）尽管在相当长时期内不能实现财政收支平衡，但政府却能通过发行国债为赤字财政融资，则政府财政依然可以说处于稳定状态；（3）如果在经济中存在一种机制，当财政脱离稳定状态之后，经济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是财政状况恢复或趋于稳定状态，则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可以说是稳定的（余永定，2000）。可见，财政稳定的核心内涵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政府不需要通过货币的财政发行而能够保持财政收支平衡。

首先，中国财政总体状况不容乐观，尽管1994年之后中国的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有所上升，但是，中国的财政赤字状况明显恶化。财政赤字增长过快的原因主要是地方财政收支状况恶化所致，这说明中国当前的分税制的财政制度与现行的5级政府的行政制度之间存在内在的不协调，突出地表现为各级政府的事权与其财权存在显著的不对称性。其次，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一直占有较大的比重，尤其是近几年在精简机构、节俭开支的改革力度加大的情形下，政府的行政支出费用却一直在12.50%徘徊，始终处于中国改革以来的最高水平，这表明中国政府近年来的精简机构改革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功。第三，从债务依存度来看，在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前，中国财政的债务依存度一直都比较低，从没有超过20%，并且大部分年度的债务依存度都在15%以下。而1994年分税制改革之后，债务依存度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快速上升，近两年已经达到30%左右，这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分税制改革并没有提高税收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分税制改革是否成功现在还不能予以肯定；另一方面也表明赤字财政政策已经成为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导。如果债务依存度过高，最不利的影响则是可能诱发利息率的提高，从而抑制经济增长。如果政府不想提高债务依存度，同时还寄希望利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那么，政府只能降低国债的发行利率和提高平均税率，而平均税率的提高则会抑制企业与居民的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从而抵消了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政策效果。由此可见，债务依存度的提高，则会迫使政府为增加自主性支出而过度举债。第四，再从偿债率来看，中国的偿债率自1994年以来，同样也是居高不下，近两年已经超过了30%.偿债率升高则意味着在既定财政支出条件下国家的自主性支出减少，如果政府要增加自主性支出，在既定的税制条件下，举债可能是其最佳的选择。这也就是说，偿债率越高，政府增加发行国债的压力也就越大，财政赤字状况也将会更加恶化，最终可能将导致财政赤字货币发行。据中国财政部长项怀诚的2002年的财政预算报告，2002年中国预算赤字将高达3098亿元，相比2001年的2598亿元将增长19.24%，超过GDP 的3%，是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后第一次逾越国际公认的赤字警戒线。

注：债务依存度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负债率是财政债务收入占财政收入的百分比；偿债率是财政债务的还本付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百分比（注：通常情况下，依赖度是指在一国的中央财政预算中，国债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偿债率是指在财政收入中用于支付国债利息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由于中国财政债务收入不仅来自国债收入，同时还包括向金融机构的借款，因此，本文中债务收入不仅仅包括国债收入，还包括其他形式的债务收入。）。

尽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有所上升（注：据统计，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1998年为14.2%，1999年为15.9%，2000年为17%，2001年增加到22.2%.），但是目前中国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只有16%，低于发展中国家25%左右的平均水平，更低于发达国家40%左右的平均水平。同时，中国财政尚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不稳定，尤其在当前经济紧缩的形势下，中国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增加举债的压力，中国财政赤字存在着进一步恶化的态势。值得注意的是，在1998～2001年期间，中国财政支出增长率平均为20%左右，但是在这一期间中国GDP 的增长一直是一位数。以20%左右的财政支出增长率和超过高速增长的财政赤字来支持7%左右的总需求增长率，这是否是一种可持续的增长方式？值得人们深思！如果再考虑到政府需承担的银行国有不良资产、社保资金等隐性负债，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容乐观。可见，实现财政稳定是金融市场化改革首先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课题。

三、中国现行财政条件下的金融稳定性分析

（一）中国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相关性分析

自1978年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尽管中国的GNP 始终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但是国家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态势，并且除个别年份之外，绝大多数年份都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财政赤字，财政赤字呈逐年扩大之态势（见图2）。据统计，国家财政收入占GNP的比重已由1978年的31.24%降至1999年的13.97%；而财政赤字却由1978年的-356.35亿元快速增至1999年的-1743.59亿元。

前文已经指出，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财政赤字的货币化，在中国是否也存在财政赤字货币化？是否会引发通货膨胀？为此，我们在此以货币供给量（）作为因变量，以财政赤字（DF）作为自变量，对1978～1999年期间的财政赤字（DF）与货币供给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线性回归检验，结果如方程1和图3所示：

由方程1和图3可知，中国货币供给量（）与财政赤字存在显著的线性相关，这意味着财政赤字每增加1亿元，中国货币供给量就会相应地增加30.95亿元，可见，中国存在较为严重的财政赤字货币化问题。但是，中国在财政赤字和货币供给量"双增"的情况下，中国的零售物价指数并没有随之出现上涨的趋势，反而呈现出下滑的态势（见图2），中国的物价水平与财政赤字、货币供给量（）之间并没有出现理论上那种相关性，麦金农（1997）将中国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的现象称为"中国之谜".麦金农（1997）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到在财政下降的同时保持价格水平稳定，最重要的是拥有可以控制的国家银行体系，中国政府通过国家银行体系向非银行公众借入公开的或隐蔽的债务弥补财政赤字，实现了非通胀融资。但是"中国政府不可能无限期地依赖于如此严重的借款，因为居民已经不再是'低货币化的'了，并且中国的/GNP也不可能会升到无限高"."当居民流动资产与收入的比例过了高峰，甚至在这之前，如果国有部门继续借入，就可能发生金融危机"."解决的办法在经济上是很明显的，……，中央政府必须很快建立一个能够直接对所有工业——中央的、地方的和私人的——以及农业部门征税的内部税收机构"（麦金农，1997）。

由此可见，在财政收入占GNP 的比重逐年递减而财政赤字又逐年高速攀升之际，实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必将会使得潜在的通货膨胀危机显现化，其产生的不利影响我们从阿根廷、墨西哥、智利等国家金融自由化实践就可略知一二。中国若在如此财政背景之下进行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高通胀率、高利率、日益扩大的财政赤字、日趋沉重的政府债务利息负担以及政府向银行体系强制融资等问题也就难免。因此，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实现财政收支均衡，否则，以利率市场化为突破口的金融市场化改革只会让我们付出更为惨重的代价。

（二）中国资本外逃与货币替代状况

伴随着中国经济和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居民和企业的外币需求以及外币资产的持有量都有不同程度上的增加。尽管中国目前对资本项目仍然实施严格的管制，隔绝了中国与国际资本之间的自由流动，使得中国可以成功避免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的直接冲击。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

自1992年，中国资本国际化的进程明显加快，流入中国的国外资本平均每年以28.9%的速度增长，至1997年底，中国累计利用外资3479.4亿美元，其中，国际直接投资2201.8亿美元，中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吸引外资国（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宏观课题组，1999）。大量的资本流入，不仅可以弥补中国国内资本的不足，同时也带来了国外的先进的技术、知识、管理和制度，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但在流入中国的国际资本不断增加的同时，中国资本外逃现象也比较严重，据估计，在1992～1996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875.3亿美元，平均每年为175亿美元（李扬，1998）；在1994～1998年期间，中国资本外逃规模为1966亿美元，平均每年为393亿美元（俞乔，1999）。在中国的"外资内流"和"内资外流"这一似乎矛盾的现象之背后，则是中国现行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制度的内在缺陷的外在表现。"内资外流"的一部分原因是有贬值预期和投资信心动摇所致。自1995年之后，中国经济开始处于周期性下滑阶段，1997年之后，通货紧缩趋势加剧，财政赤字扩大，宏观经济环境的不确定性增强，从而动摇了投资者的信心，影响了其预期；另一方面，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受冲击的国家的汇率开始大幅度贬值，而中国政府对外承诺人民币不贬值，人民币名义汇率基本保持不变，这反而加重投资者的顾虑，贬值预期也随之加重与扩散。两种因素相互作用，最终导致和加速了国内资本通过各种渠道大量流出。据宋文兵（1999）测算，在1997年，中国资本外逃总额达到474.41亿美元，超过同期在中国的直接投资的国际资本（当年为453亿美元）。此外，中国还存在大量的"过渡性"的资本外逃（宋文兵，1999），这种资本外逃原因是由于内外资所享受的政策优惠不同所致，通过"迂回投资"方式以获得外资投资的各种优惠政策。当然，也不可否认，非法收入的资本外逃也是造成中国"内资外流"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中国还存在一定程度上的货币替代现象。据统计，截至2001年末，中国境内中资金融机构外汇各项存款余额为1348.8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5.2%，全年各项存款累计比上年增加61.2亿美元。企业外汇存款余额为452.9亿美元；其中，企业活期外汇存款为157.9亿美元，比上年增加18.3亿美元，同比多增15.4亿美元。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815.6亿美元，比上年末增长11.8%，全年累计新增82.4亿美元；其中，定期外汇储蓄存款余额为739.1亿美元，占全部居民外汇储蓄存款余额的比重为90.6%，比上年末增加52.6亿美元。尽管F/D指标和F/指标均显示中国的货币替代程度整体水平较低（F/D ≤14%，F/≤7%）（王国松、张鹏，2001），但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人民币的币值稳定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顾虑，中国的货币替代不是以狭义货币间替代为主，而是以准货币间替代为主，即存款货币之间替代。由此可推知，外币替代本币的职能，在中国境内主要是贮藏职能的替代而非交易媒介职能替代，这说明形成中国货币替代的主要原因还是规避汇率风险，也就是说，汇率风险是中国外币资产需求的主要原因。

综上所述，由于宏观经济不稳定可能导致通货膨胀、本币的频繁贬值以及对本币的需求下降都将引起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发生，因此，防止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现象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消除或降低通货膨胀、维系宏观经济稳定和提高本国货币的实际收益率，使得公众对持有本国货币的信心增强。由此可见，中国应当采取稳健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保持在较低的水平上，提高人民币的实际收益率和较为稳定的真实汇率，将有助于改善公众对人民币币值的预期，以此削弱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的动力，这对于防止可能产生的严重的资本外逃和货币替代将起到积极的防治作用。

四、实现中国财政稳定的对策与建议

由前文已经指出，实现财政稳定是中国今后经济进一步开放和金融自由化改革最为重要的前提条件。虽然1994年建立的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在理顺中央与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由于当时的改革重点是通过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之间事权和财权的范围以达到增强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的目标，未能深入而及时地界定省（市）级政府与其以下地方各级政府之间的财权与事权，因而导致现行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严重不对称，地方财政出现严重困难。正是由于财政制度缺陷使得中国财政出现了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此，必须进行制度创新，消除这种集权政体与分权经济体制的矛盾，方可实现财政稳定。

（一）实行制度创新，重新界定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实现财权与事权相统一

中央政府集中财权是实现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管理体制最为常用的办法，符合中央政府自上而下转移支付宏观调控职能的要求。但是，在中国，这种自下而上的集中财权模式却被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地采用，使得财政资金层层向上级政府集中，而与此不对称的是，基本事权却反向移动，层层向下转移，从而造成地方各级政府的财权与事权的高度不对称，尤其是县乡（镇）两级政府这种矛盾表现得尤为突出。因为按照事权划分的原则，地方性公共产品理应由相应的地方政府提供，同时现行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还需要承当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义务"，使得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事权上呈现出高度的刚性，没有任何与上级政府讨价还价的余地。但是在财权方面，由于财权集中的层层集中，而地方各级政府又不具有发行地方政府债券和地方立法征税的权力，现行的分税制又没有确定省（市）级以下地方各级政府独享的税基，使得其财政收入失去稳定而可靠的收入来源，从而出现了无相应财权支撑的刚性事权，地方政府财政出现严重困难必然是不可避免。由此可见，要解决目前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这种处境，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必须按照事权与财权相对称的原则，重新界定各级政府的事权与财权，赋予地方各级政府相应而必要的税种选择、税率调整、立法收税以及发行地方债券的财权，使得各级政府的事权必须有相应的稳定而可靠的财权作支撑；其次，进行行政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分级层次。目前中国政府的5级层次已经造成政府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和政府行政支出逐年攀升的弊端，因此，适当地缩减政府层次，精简政府机构，不仅又有利于分税分级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实施，使得财政分级层次与政府分级层次相对应，同时也有利于提高政府的运作效率和财政支出的效用。

（二）加速税制改革，严肃税收纪律，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

自1985年之后，中国税收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1985年税收收入所占的比重为97.43%，1994年降到80.16%，1999年已经降到70.47%；而与此同时，财政的债务收入占总的财政收入的比重却呈现逐年攀升的态势，由1985年的4.29%，上升到1994年的18.38%，再上升到1999年的24.51%（见图4）。

造成税收收入所占比重减少的原因较多：一是近年来，中央在保持税制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先后出台了减征、停征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降低关税税率、减免农业税、下调证券交易印花税税率等政策，并且继续清理取消了部分不合理、不合法的收费和基金项目；二是由于经济紧缩，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效益有所下降；三是税收执法人员的执法不严，"寻租"行为及其自身素质低下等原因所导致企业与个人的偷税、逃税、避税等现象严重，这一点从中国实施的"金税工程"和"金关工程"所取得的阶段性成绩中可见一斑；四是中国现行的支付体系不发达、公众偏爱现金支付以及现金管理制度存在的缺陷等原因导致税收收入尤其是所得税收入的大量流失。由此可见，要提高税收收入对财政收入的贡献率，一方面要大力提高税收执法人员素质，依法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坚决打击偷税、漏税、逃税和非法避税等各种违法犯罪行为，扩大税基，同时加快税制改革，对某些已经不合时宜的税种和收率进行重新调整与修改，扩大税基，重新界定各级政府所应享受的税种，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在税收征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提高税收征管效率与征管力度，在税负的公平与公正的前提下确保税收收入稳定增长。

图4中国税收入与财政债务收入对总的财政收入的贡献度（注：这里"总的财政收入"等于现行统计上的财政收入与财政债务两者之和。）

（三）转变观念，理性认识积极财政的扩张效应

由前文分析可知，中国的财政赤字和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尚在安全线以内，截止到2001年底，中央财政赤字占GDP 的比重为2.7%，债务余额占GDP 的比重为16.3%.从上述指标来看，中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尚有一定空间。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紧缩并非简单的需求不足所导致的，而是一种经济结构不协调和各种有关居民的收入、就业、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等改革政策在短期内同时出台共同作用的结果，故而那种寄希望于依靠积极的财政政策解决当前的经济紧缩问题是不可行。首先，在既定的社会积累资金不变的条件下，政府举债的增加则意味着社会公众可支配的积累资金减少，财政的"挤出效应"是必然的。其次，从资金使用效率来看，由于道德风险的存在，政府的资金使用效率远远低于社会公众的资金使用效率，这已为学术界的共识。第三，中国已经加入WTO ，降低关税已经成为必然，这意味着中国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将有所减缓。目前中国的债务依存度和财政赤字率都已经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将增加政府的还本付息的债务负担，同时也意味着政府自主性支出的减少。如果政府希望能够保持原有的自主性支出水平，其最终的结果正如前分析所指出的那样，举债规模日趋扩大、财政赤字也日趋恶化，财政赤字货币化将会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但是，中国目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十分推崇的积极财政政策，这种对积极财政政策"情有独钟"的过度偏好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立不住脚的，也是十分危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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