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岛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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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私立学校范文第1篇

青岛城阳主要有青岛交通职业中等学校、青岛高新职业中等学校、青岛华夏职教中等职业学校，这三所中等职业学校，具体介绍如下：

1、青岛交通职业学校始建于1952年，由三所私立学校"郁文、立达、黎明"合并而成，定为"山东省青岛第十四中学"；1980年开设职业高中班，1982年学校在山东省青岛第十四中学的基础上加挂"青岛第一职业中学"；

2、青岛高新职业学校位于风光秀丽的海滨城市、中国的“帆船之都”，青岛的东部，周边与青岛国际啤酒城、颐中体育场以及海尔、朗讯、可口可乐等国内外著名企业集团相邻，是崂山区唯一的一所公办职业学校；

3、青岛华夏职教中心，青岛财政金融学校隶属青岛市教育局，是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多年来，学校坚持为青岛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服务的办学方向，遵循职业教育规律和市场规律，把握人才能力结构和人力资源结构供需关系。

（来源：文章屋网 ）

青岛私立学校范文第2篇

2008年7月29日，时任首相福田康夫大规模改组内阁的前三天，日本文化部、外务部、法务部等六大部隆重推出了堪与安倍前首相“2025年前实现35万外国留学生构想”媲美并在某种意义上是其具体实施步骤的“2020年前吸收30万留学生计划”大纲。大纲强调要把推广日本高等教育的宣传工作做到位，各驻外使领馆、独立行政法人的事务所、大学的海外事务部都要全力以赴，相关网站建设也要跟上。

而在疏通“进出口”通道方面，大纲提出几点要求：一、健全留学生赴日前即可申请到奖学金和宿舍的制度；二、改善留学生在日的就业环境，并重点支持归国学生开展创业、成立同学会等活动，培养他们成为“知日派”；三、重点扶持和打造出30所国际名校，直接与欧美大学争夺生源。从这份“动真格”的纲要不难看出，2003年日本实现“10万留学生”计划之后的政策检讨过程到如今终有定论：日本希望吸纳更多的留学生。

然而，不少中国人对2004年那段赴日留学的“冰河期”记忆犹新。2003年底，乘搭“10万留学生”计划顺风车来日的中国学生为73795人，占在日留学生总数的67％。但这道洪流刚刚开闸，就因酒田短期大学事件、中国留学生杀害福冈居民一家四口事件的接连发生而被滚滚的落石所阻。媒体的质疑迫使日政府紧急收缩政策空间，而中国家长也担心孩子赴日会遭遇排挤，因此，这道经多年努力才开启的闸门重又关上。

与此同时，大陆留学生“金矿”的价值开始被欧洲和大洋洲不少国家认知，他们竞相登“陆”办展招生，不多久，即使东北三省这些有着留日地缘优势的地区，其生源也将留学目光转向别处。等到两年后日本回过头来的时候，再想通过一些政策的小恩小惠来吸引眼球已经不敷足用了，这才有了前后两任首相的“扩招留学生大饼”出炉。当然，其中细节仍然充满了东瀛本土的趣味与国际观瞻的话由。

日本大学招生的战国时代

东海学园大学教授杉山幸丸在其2004年出版的《悬崖边的弱小大学物语》一书中提出，伴随着极度少子化时代的到来以及日本经济复苏迟缓，有相当一部分日本大学可能被淘汰。的确，2007年出现的日本大学“全入”现象，就已经加剧了日本国内的生源竞争，而近两年来，日本考生在择校时出现了不利于私立大学发展的现象。

与欧美国家私立大学独领的情况不同，日本大学排行榜上，国、公立大学的成绩向来彪炳。10月8日出版的日本著名经济类期刊《东洋经济》根据学校的财务水平、教育水平和毕业生就业率三方面的综合调查，列出2008年日本百所强校排行榜。前10名里有6所国立大学，分别为：东京大学(1位)、京都大学(3位)、大阪大学(5位)、东北大学(7位)、东京工业大学(8位)和北海道大学(9位)；私立大学则有庆应义塾大学(2位)、早稻田大学(4位)、丰田工业大学(6位)和武藏野大学(10位)。这种国、公立大学领先于私立大学的优势，一直延续到该排行榜的前60名(在前60名里，国、公立大学有35所)。既然国、公立大学的成绩亮眼，而私立大学的学费又远高于国立大学，于是，考生无可避免地流向国、公立大学。

没有一流的学生就很难保住一流学校的品牌，因此，即便是庆应和早大这种顶尖私立大学，也不得不想方设法确保优秀生源的输送。据调查，庆应、早大、明治大学、立教大学、法政大学、中央大学、青山学院和立命馆大学等私立名校对生源的争夺已经从小学开始，这些大学通过开办自己的附属中学、小学来保证生源的素质和数量。

顶尖私立大学尚且如此费尽心思保证生源，一般的私立大学就更是疲于奔命。据悉，2008年某私立大学平均用于每位报考者身上的广告费竟高达35625日元(约等于2500元人民币)。而日本私立学校振兴共济事业团公布的“2008年度私立大学・短期大学等入学志愿动向”统计表显示，普通私立高校在招生时陷入苦战，2008年招生不足的私立大学超过四成。而且，考生往往集中到首都圈和京都大阪神户等经济相对繁荣、学生容易找到part-time工作机会的地方，而位于日本的四国、甲信越等地方的私立大学招生则更显吃力。而给这些苦战中的私立大学以更沉重压力的是，2005年到2035年，日本18岁的人口数量将从1220多万递减到不足900万人。

面对这种困境，不需要空谈什么大话，吸引外国优秀生源尤其是基数庞大的中国学生给日本的高教产业补血，就成为高教部门非常乐于促请政府去做的事。

日本学者看中国留日30年

10月18日，由研究现代中国各领域的在日学者组成的“日本现代中国研究学会”在东京大学举办了有关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现象研究的学术会。会上，有关中国留学生的主题报告由某大学异文化交流中心久野所长主讲。久野认为中国学生留日30年来有5个关键节点：的1972年，中国重启公派留学生赴日；1978年，中国一些事业单位也开始派遣赴日公费留学生；1983年，中国出台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规定》，日本首相中曾根则推出了“10万留学生计划”，双方一拍即合，在日中国留学生人数10年内增长了100倍，从1983年的160人，增加到1992年的16263人；2003年，日本完成10万留学生计划，虽然有少数中国留学生引发的事故和社会争议，但无可否认，日本的高校接收和培养了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这些留学生参加工作后表现都相当优秀；2008年，日本推出30万留学生计划大纲。

久野在报告中提出了两个关注点：一是30年来，中国留学生对出国留学态度的变化。1985年到2005年，他在名古屋分别进行的5次抽样调查结果显示，留学生对留学的态度从获得学位、自我提升，转变为想到外国学习一段时间，也就是说，不少学生的留学意识逐渐从“留学”转为“游学”。2005年受访的134名学生中，68％的受访者持这种观点。言下之意，对于这部分学生来讲，他们并没有像1980年代的留学生前辈一样，非要进入日本的名牌大学攻读学位不可，他们只需要体验留学日本的生活。那么，这无疑给一般的私立大学，尤其是地方的私立大学提供了招生的福音。

但是体验生活也要有一定的条件要求，比如，现在很多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学生经常抱怨，本来想到先进国家去体验现代生活，但是到了一些国家的地方去留学后，反而觉得当地还不如上海等地发达。那么，如何引导这些消费至上的学生更多地去了解留学

所在地的风土人情，了解当地人的生活习惯，也成了一种对留学生的教养课程。

另一个是中国家长对送孩子出国留学的复杂心态。日本某大学2007年和2008年在北京、上海、大连、沈阳、青岛、福建招生考场上对学生家长的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家长送孩子出国留学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担心孩子通不过国内的高考，或者考不上国内的好大学。换言之，如果中国高教产业的发展越来越扩大和完备，学生进人高校的比率不断增高的话。相当一部分的家长对是否送孩子出国的考虑会发生很大变化，毕竟对家长来说，把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孩子送到国外去读书，不是一件容易放心的事。

众所周知，中国的高校产业发展相当迅速，因此，日本的私立大学未来要争取中国的留学生将愈发不易。这，还仅仅是就中日两国之间的高校而言，并没有算上在留学市场中争夺中国生源的欧美列强。对中国留学生来讲，日本的大学已经从选择方变成被选择方。日本大学乃至日本社会要考虑的是：了解中国学生对留学日本的具体要求，切实提供能够吸引学生留日的有效措施、优质教学以及相关的配套服务。

青岛私立学校范文第3篇

在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已无法满足绝大多数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要求，他们要求上高中、上大学。有62.5%的家长希望孩子拿到大学以上学历。在回答升高中的原因时，64.18%的学生选择是因为他们自己喜欢读书，而选择是家长要求的仅为3.49%。看来，事实上相当多的学生和家长已经认识到了受教育的重要性。

孩子们是渴望知识的，农村也是需要人才和技术的。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农村中小学教育存在着很多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公共教育经费短缺，导致办学条件和办学效益差。教育主管部门的领导对素质教育不够重视，教学设施简陋，教师队伍教法相对陈旧严重影响着素质教育的实施。

（2）师资队伍不稳定，总体素质不高。

（3）思想观念落后，教育价值趋向多元化、务实化、功利化。调查中没有一个孩子表示将来会回到自己的家乡。

（4）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脱离农村实际，人才培养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

2．教师问题

调查发现，相当大数量的教师对生活表示不满意（51.8%）和比较不满意（7.8%），感到压力很大。我总结了一下，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一）不合理的农村教育编制导致农村教师的工作量很大。（二）尽管近些年来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积极推进实施着新课程改革，但谁都清楚高考制度不改革，老百姓认可的还是能真正改变孩子命运的考试分数，升学率也就关乎学校生存。面对动辄“下岗”“走人”的内部管理体制，老师们为了保住“饭碗”，感觉压力很大。（三）最近几年教育部门出于维护学生权益考虑，对老师限制很多，比如不准打骂学生，不准开除学生等。然而受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学生个性越来越强，纪律越来越差，暴力倾向突出，打架斗殴时有发生，谈恋爱的越来越多，教师对学生的组织与管理难度也越来越大。同时受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学校和社会越来越关注学生在诸如被敲诈、勒索、恐吓等人身、精神方面被伤害的问题，这使得老师们经常“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另外我发现，还有几个关于教师较为集中的问题是：（一）农村教师水平远远低于城区教师水平。虽说教师整体学历在提高，但大部分的学历是通过函授和自考取得的，正规的全日制本科大学生回来的还是比较少。反而外调城镇的几乎全是骨干教师，以致走访的几所中学几乎都没有高级教师。（二）随着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不断深入，农村教师队伍的结构已由原来的公办、民办、代课教师变成了全部是公办教师，但是音乐、美术，微机等教师严重不足。

3．学生问题

学生自主学习的现状与思考

在调查学生的学习态度或学习主动性方面，大部分学生都有明确的学习目标，但学生的学习目标大部分是家长、老师压出来的，成绩认可高，重视分数的达80%。在所学课程中，选择英语最薄弱的学生比例最高，占了47.67%。然而对于“你想如何提高”这一问，我原先设计了“自己复习巩固”，“请家教”，“参加培训班”和“其他”四个选项，结果有56.3%的同学选了其他，询问后发现学生们想到的更多方式包括家长指导，向同学、老师请教等等。调查表明，46.1%的农村学生在平时能努力学习，并持之以恒，但也有34.5%的农村学生平时学习没有规律，主要靠在考前加班学习来应付考试。

通过和学生们接触，结合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制约农村学生学习进步的主要因素是农村中小学生学习易受外界因素的影响，需要不断督促才能认真学习。学生们将学习效果不理想主要归因于学习方法有待改进，但由于59.3%的农村学生一般都要承担部分家务劳动，难以保证他们拥有充足的学习时间。此外，农村基础教育条件较差、学习资源匮乏、教师的教育思想观念落后等问题也严重制约着农村学生的学习。

4．家长问题

在回答“你觉得所在地区教育状况如何”的问题时，75.36%的家长选择“一般”，随着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很多家长不满足于当地教育，就将孩子送往城里上学。

当问及“您对孩子在校表现情况了解程度”时，只有17.5%的家长表示很了解，而选择“基本不知道”的占20%。然而在回答“对孩子学习上关心程度”时，却有58.75%的家长表示很关心。这其中似乎存在着矛盾，即对孩子在校表现基本不知道又何以说对孩子学习很关心呢？对此我询问了部分家长，原来很多家长认为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心即是对孩子学习关心的全部表现。

对家长问题的一些思考：

（1）家长没有家教意识。绝大多数家长认为教育就是在学校读书，学生有问题就是学校教育的问题，把自身置之于外。

（2）家长没有教育能力。绝大部分家长最多只是初中水平，而且又不是从事教育职业，就是他们重视家庭教育，其能力也是相当有限的。

（3）家庭影响大于学校。家长们希望孩子们能考出去“将来出息会大一点”，“将来不再去忙土地”。但也许是条件、思想上的多种因素，调查却发现没有一个家长有超前教育的想法。

结合调查情况以及自己的思考，我认为，要解决农村教育问题，应主要抓以下几点：

1．改善教师待遇，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解决“教师行为滞后”问题的有效办法：一是提高教师的工资水平，为他们提供接受继续教育和进行终身学

习的经济保障；二是改革教育系统的人事制度，保证教师考核的公开性、公正性、科学性，营造一个合理、高效的竞争环境；三是提高继续教育和终身学习的质量，改变当前继续教育中的形式主义和低效局面。2．在普通教育中渗透职业教育，使农村初中生成长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要求的复合型人才。我们可以尝试在农村初中进行初中后职业教育——学期职业培训或“3＋1”制的培训。但是从调查情况看，在我们当地，学生家长及教师对此却不以为然。原因还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结合不紧密，就业渠道不畅。调查中一位校长说到，他曾经去青岛考察过，青岛的职业教育培养培训的都是紧缺人才，毕业后都能找到工作，职业教育很受欢迎。因此实行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符合农村的条件，只有这样，才能促进农村经济、文化的发展。

青岛私立学校范文第4篇

这样的热情似乎在消退，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来到这座城市，到2006年底，布里斯托大街上中国学生几乎随处可见。见怪不怪已经变成主流的心态。

布里斯托是英格兰西南部重镇，18世纪以黑奴、烟草和白糖贸易一度成为英国最大的港口城市。昔日财富随着布里斯托港口地位丧失，逐渐消耗殆尽。然而，历史遗产依然有着深厚的底蕴，比如英格兰西南部铁路枢纽地位，发达的公路网，著名高校布里斯托大学(2007年全英排名第7名，《泰晤士报》排名)，现在当地主要产业是金融服务，IT、航空、汽车制造也非常发达，空中客车和劳斯莱斯在当地都有工厂。当地房价在英国位居前五之列。

2006年9月，蔡京林同学刚刚从附近的威尔士首府卡迪夫完成自己的本科学业，来到布里斯托读书，他对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学生宿舍，似乎有一半是中国学生。据记者了解，事实上中国学生在那所宿舍中的比例远远低于50％。

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人类的“面孔识别”具有种族效应，也就是同一种族的人对于分辨和识别同种族人的面孔总是优于对其他种族面孔的识别。这也许可以解释，虽然这座城市中国人的增加并非是跳跃式的，然而当地的中国学生在心理上却能够强烈感受到自己的同胞占据着了这座城市的每条街道，同时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惊喜，逐渐淡化成擦肩而过的匆忙。

然而中国人，尤其中国大陆人，在当地的发展还刚刚开始。

作为见证的教堂

在布里斯托，早期的华人主要是来自香港、东南亚的华人为主，主要从事餐饮行业。1999年布里斯托与广州市缔结了友好城市，应该说粤语社团是这座城市的华人主流，而香港人是这个主流的中坚。

情况在悄悄变化。在当地的白女士路的华人教堂中，每周日下午礼拜吸引了大约120名信徒，来自中国大陆的信众大概有15％左右，因此除了英语和粤语的布道，目前已经增加了普通话服务。

华人教堂作为中国社团发展的一个标记，目前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大陆人的参加。来自山东青岛的高女士就是一个例子。2003年，高女士通过劳务输出的方式，来到布里斯托当地的医院当护士。同时，她积极地参与当地华人教堂活动，成为市中心一个聚会小组的负责人，每周五她把自己的住所贡献出来，让大家查经聚会之用。在她的聚会小组里，常常有来自布里斯托大学的中国学生、大陆医生、访问学者参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上世纪80年代公派出国的中国留学生鲜有参加当地华人教堂活动。据记者了解，布里斯托上世纪80年代出国并留下来的中国学者，大约有50人左右。他们一般拥有英国大学的博士学位或者专业证书，在当地大企业有着稳定工作，比如空中客车、Orange、劳斯莱斯、布里斯托大学等单位，拥有自己的物业，子女都已经是十五六岁的年纪。他们的生活除了工作之外，也常常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最为典型的是饭局。由于当地中餐馆以广东口味为主，他们很少光顾，同时也不是很喜欢西餐。因此，他们聚会常常在当地一家山东老板开的中餐馆，只要提前预约，常常能够吃到地道的油条和东北酸菜。

中国学生学者

英国人是擅长商业的民族。二战之后，当英国制造业遭到严重破坏的时候，他们开始向全世界推销自己的牛津词典。而如今，英国把高等教育作为重要的出口资源。与卖词典不同的是，留学不仅把教育卖出去了，而且把人也带到了本土，刺激当地经济。

布里斯托有两所大学，其中一所是布里斯托大学，计算机科学、机械工程，化学，戏剧、心理学等学科享有国际声誉，曾经产生过6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著名的首相丘吉尔曾在1929年到1965年间担任这所大学的校长。中国物理学家黄昆先生1947年在该校获得博士学位，现任民盟主席、前南京大学校长蒋树声博士曾在布里斯托大学从事过研究工作，2003年被布里斯托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也正是在2003年开始，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大量增加，根据当地学联统计，2002年这所学校有600多名中国会员，到了2006年会员已突破1200人。而这所学校在英国历来以入学条件苛刻著称，大量申请牛津剑桥失败的学生来到这里，2003年英国一些教育媒体曾经抗议该校招收的少数族裔学生过少。即使在这样入学条件苛刻的大学，短短的3年之内，中国学生数量的稳步增加，显示了中国对英国高等教育的供给能力。

宋永华博士也许是目前为止布里斯托大学最值得骄傲的中国学者。1989年，他在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获得博士学位之后，1992年宋博士来到英国发展，第一站就是布里斯托。2004年7月，他当选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最新的消息是，今年12月，他将出任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副校长。这样的发展速度，目前不管是在布里斯托，还是在整个英国都是罕见的。

大陆劳工的困境

2003年8月，徐先生通过温州当地中介，以劳务输出形式来到布里斯托，不久之后他把自己的妻子接过来。徐先生在一家香港人开的外卖店担任大厨，妻子在市中心购物中心的美食街找到了一份工作。

2006年6月，徐先生把自己两个男孩也申请到了布里斯托。由于夫妻俩人都不懂英语，他们向记者求助，帮助两个孩子申请入学。这项申请大概进行了4个月。小儿子申请相对容易，因为所申请的学校刚好有位置空缺，几乎就是一个电话就搞定了。

然而，大儿子的申请颇为曲折。英国小学分为公立和私立。布里斯托有着全英最好的私立学校，同时它的若干公立小学在全英是倒数之列。

由于英国公立小学入学申请，采取了就近原则。在第一所小学申请被拒绝之后，徐先生大儿子申请另外一所学校，离家3公里左右的小学，那是当地一家不错的公立小学，以橄榄球作为传统体育项目著称，加上地理位置在市区，入学竞争尤为激烈。然后该学校再次拒绝了这个申请，市政府提供了一家8公里之外的小学，每天让孩子独自坐公共汽车往返。

记者受徐先生之托，帮助他们向市政府递交了申诉要求。市政府安排了一个有当地三位教育界人士参加的听证团，经过3个多小时的申诉和说明，最后裁定接受徐先生的申请。

不懂英语几乎成为所有中国劳工在当地发展的一个瓶颈，华人社团内部的差异，也使大陆人在当地发展增加了难度。在英国没有取得绿卡或者入籍，外国人很难把自己的事业做大，尤其是低技术的移民。

就业与社团的瓶颈

学生、学者和劳工构成了目前布里斯托中国大陆人的三大块，每个亚群体在教育程度，语言能力、社会资源差异非常明显。然而除了上世纪80年代留学定居下来的中国留学生之外，其他亚群体在英国发展都面临着共同的问题：身份。

移民在英国寻求的身份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久居留权，俗称PR或绿卡，一种是加入英国国籍。前者是大多数中国人比较切实追寻的目标。

英国不是一个鼓吹“英国梦”的国家，即使他们在推行多元社会的价值观和强调融入的今天，他们对于移民的选择有着严格务实的标准。

2006年6月16日，英国内政部修改了永久居留权的申请条件，把在英国工作年限从4年延长到5年。最近修改的高科技工作签证，加重了学历和年龄在申请高科技工作签证上的份量。这项修改应该说对很多中国留学生利好的消息，但是这并不能够增加英国的工作机会。

此外，英国法律严密，税收重，这对于想在英国发展自己的事业将是非常大的压力。税收重，对于拿到了绿卡之后的劳工，无论是开办餐馆，还是从事进出口贸易，将需要一个大笔的首期投入，这笔投入对于到海外淘金的劳工来说，尤为艰难；法律严密，使得在欧洲大陆常见的温州人经济现象，在英国缺乏一个宽松的土壤。

相比劳工的处境，中国留学生毕业之后发展似乎显得比较轻松一些，但是挑战依然巨大。首先，他们需要找到一份工作。在大约15万名中国留学生中，硕士占据主流。记者在布里斯托当地做了一个简单调查，询问了30名硕士，他们来自英国不同大学，当地取得工作签证的工作的人仅2人。这还是在布里斯托，英国经济发达的地区。

青岛私立学校范文第5篇

在各个城市里，孙茂这样的年轻化的就业群体，被称作城市“新蓝领”。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和服务业繁荣发展，他们游走在城市的各个服务行业，提供家政、快递、维修、美容、保险经纪等生活服务；有别于新生代农民工，他们远离劳动密集型企业，普遍有一技之长，能解决城市生活各种现实需求；他们年轻有活力，热爱城市生活，同时又期望改变城市底层劳动者的身份。

然而，由于面临社会保障缺乏，劳务权益保障不足，职业培养渠道不畅等现实困境，无法融入城市成为这些城市“新蓝领”最大的困扰。他们，是城市里的“边缘人”。

“像是水面上的浮萍”

对于大多数户籍并不在城市的“新蓝领”来说，匹敌白领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并不意味着他们能够像白领那样享受城市生活。因缺乏社会保障，他们总感觉自己是城市里的“漂一族”。

28岁的梁广鹏管理学本科毕业，是一个酷爱倒腾电子消费品的“发烧友”，在一家企业做了白领后，5年前投身广州百脑汇一家电脑维修部，变身城市“新蓝领”。3年前，他跳槽到一家专业的苹果设备维修部。

他告诉记者，仅百脑汇这个专业市场，这两年兴起的类似的店铺就有几百家，全广州估计有几千家之多。一般情况下月入7000元，加班多的时候月入上万元，还有大约5000元的年终奖。

在外界看来，城市“新蓝领”是一个普遍收入高的群体。以育婴师为例，一个有两年以上工作经验的育婴师月薪一般在6000元左右，甚至逾万元。今年2月，济南举办的一场“月嫂育婴师”拍卖活动上，8位月嫂和育婴师的单月服务权被雇主家庭以最高15500元、最低5200元拍下。在快递、小儿推拿、汽车美容等行业，城市“新蓝领”的月收入也普遍高于普通上班族。

收入高了，消费水平自然水涨船高。“90后”唐小霞在深圳一家手机商城做销售及手机装机服务。去年9月，她用按揭贷款买了一辆通用凯越轿车，首付3万多元，月供约1400元。她说：“买房子太难，有车能够大大提高在城市生活的品质。”

根据天猫商城的调查，城市“新蓝领”是与城市白领消费能力相当的群体，而且都是品牌店的主力消费群。在3C（计算机、通讯和消费电子产品）市场，“新蓝领”特别IT新民工的消费需求更旺。他们集中在22至28岁，月收入在4000至8000元之间。

尽管收入高于一般打工者的城市“新蓝领”被视为中等收入群体的后备军，但因在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方面不能享有和市民同等的地位，他们很难融入城市生活。

青岛一家快递公司快递员张凯说，他拼死拼活每月收入4000元左右，老婆没有工作。公司不给买社保，自己每月大约要花600元买社保，小孩上幼儿园每月开销700元，看病住院买衣服喝牛奶每月要1500元左右。一家六口人现在住父母40平方米房子内，一直想买房，首付够了，但怕还不起贷。

湖南籍广州出租车司机刘良乐说，因为很难进入当地公立学校，女儿从小就在湖南石门县老家跟着爷爷奶奶生活，十多年来一家人一直聚少离多。作为广州的纳税人，最希望女儿能有机会在广州公立学校上高中，甚至参加高考，享受广州的各种优质教育资源。

北京大学市场与媒介研究中心针对“新蓝领”的调查显示，“新蓝领”群体大多来自农村，父母为农村户口的比例约为40.5%和46.75%。在京沪津工作的“新蓝领”中超过7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山东、广东、辽宁等省份接近6成的人想在工作城市扎根。

从事消费社会学研究的中山大学社会学管理学双聘教授王宁认为，与传统产业工人不同，“新蓝领”阶层的消费观念发生了变化，他们不再为了攒钱回家，也不只是为了生存，他们渴望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但又遭遇着落户、社保养老等“拦路虎”，消费成为他们获得自我认可和拉近与城里人距离的一种方式。

“看不到日出日落”

为了改善生活条件，“新蓝领”在他们梦想扎根的城市付出了更多的汗水。然而，高强度的劳动没有缓解“新蓝领”的生活压力，由于工作单位往往不与其签订劳动合同，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

“每天中午12点开工，晚上11点半收工。客人多时还要加班，基本上每天都要服务五六个客人。有时候手都按麻了，来了客人还是要‘上钟’，手上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在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一家足浴店里，足疗技师李维告诉记者，“干我们这行的，从来看不到日出日落。真羡慕白领和公务员能朝九晚五啊。”

李维说，2009年，她在亲戚的介绍下进入足浴业，由于技术不错，回头客较多，近两年月工资都接近4000元，但社会保险和住房公积金等都没有。

在距离李维生活的城市1200千米外的山东济南，育婴师张红的生活同样疲惫而飘摇。

5年前，张红从工作了7年的一所私立学校辞职。先是在山东一家家政公司工作了两年，在济南一所家政学校培训拿到育婴师资格证后，正式成为一名育婴师。

因技术过硬和态度不错，张红有接不完的订单。即将生育小孩的家庭往往提前预约，这使得她一年到头都处于有活干的状态。张红一般在每个客户家里能上两个月班，最长的达到9个月，工作地点在山东省内各个城市不断变换，流动性很大。工作26天后集中休息的4天时间里，她才可以回淄博老家看看孩子。

根据育婴师的工作特点和雇主的要求，工作时间内张红每天都和雇主家庭吃住在一起。负责产妇的饮食和照顾婴儿是育婴师的工作范围，但事实上常有雇主要求张红做更多的事情，如为雇主全家人洗衣做饭，帮助跑腿办事等。张红时常为超负荷工作感到疲累。

由于和家政公司是一种挂靠关系，雇主也是与家政公司签署合同，包括张红在内的不少家政人员都没有缴纳社会保险，她们不得不自讨费用在老家购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参保新农合。

记者发现，部分行业的城市“新蓝领”劳动强度较大，而且面临社会保障缺乏的问题。一些从事家政、汽车美容、保险经纪等工作的城市“新蓝领”说，工作单位没有或未及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用的情况已成为他们无法承受之重。和张红一样，他们不得不自掏腰包在老家购买城镇职工社会保险或参加新农合。

赶集网和北京大学媒介与市场研究中心一项针对36个城市的58681份问卷调查显示，半数以上的“新蓝领”一周工作时长超过50小时，五分之一的人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调查还显示，在“新蓝领”人群中，与雇主签订劳动或劳务合同的人群比例不到一半，有57.33%的“新蓝领”没有与雇主签署相应的劳动合同，这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很难得到法律的保护。

“干10年20年一个样”

很多“新蓝领”进城不只为了生存，他们希望通过努力换取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然而，谈到自己的职业前景时，一些“新蓝领”戏称“一眼万年”，定格在入职之初的岗位上。

2004年专科毕业的河南小伙子左万景南下珠海，做过快递员、流水线式货仓管理员，后进入一家打印耗材公司，成为“IT新民工”。他说，受限于专科学历和岗位的“天花板”，一直难有加薪提职的机会。

2010年，他参与了广东省团委与北京大学联合组织的新生代产业工人继续教育的“圆梦计划”，成功被北大网络教育学院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录取。如今，他已转岗晋升人事部经理，收入也翻了番。

然而，像左万景如此幸运的“新蓝领”凤毛麟角，类似的提升机会着实太少。左万景参与的这项官方关爱民生工程，同期仅100人被录取。

记者走访发现，城市“新蓝领”一般参加过系统性的培训，具有一定的技术水平，并且相关职业经验也比较丰富。如育婴师均参加过系统的职业培训，并有执业资格证书，汽车美容人员曾在大中专院校学过汽车修理等专业知识等。但能够在一定规模的企业工作的“新蓝领”尚且很难获得上升通道，那些分散在仅几人、几十人的小微企业或个体户工作的“IT新民工”则感觉“一工作就到了顶”。

在广州中华广场电子城做手机软件服务的本地小伙子李志贤说，工作一做就是5年，除了工资涨了些，并没有其他变化。“有机会，当然想去手机公司做个工程师”。

“吃青春饭”、“干活儿没啥激情”、“干10年20年一个样”……不少“新蓝领”都发出了类似的抱怨。怨声背后，是时常萦绕他们心头的对职业生涯的强烈无归宿感。

已在广东、福建和山东从事了6年多育婴师工作的王荣说，虽然自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仍为工作前景担忧。她说：“年龄越来越大，体力和精力都逐渐跟不上了。想从一线岗位上转为这一行的技术指导，但由于只有高中学历，继续深造的机会不多，也找不到更高层次的学习培训机会。”

对于前途的失望，让“新蓝领”将希望寄托在子女身上，期待下一代能改变城市“边缘人”的尴尬。长沙李文锁城锁具中级技师高道祥来自湖南安乡县农村，从事开锁业将近13年。他说：“公司派活儿的电话一个接一个，我每天就骑着这摩托车满城跑来跑去。10多年了，整天风里来雨里去，我决不让我儿子再干这行了。”

部分受访的“新蓝领”表示，自己这一代人扎根城市的可能性不大了，希望自己能够给子女打好基础，帮助他们摆脱父辈身份带来的种种限制，融入主流生活中去，不再做城市“边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