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人言可畏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论人言可畏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论人言可畏范文第1篇

［关键词］儿科护理；以人为本；理念；措施；效果

以人为本属人文学的范畴，在护理实践中则集中体现在对患者的生命与健康、权利与需求、人格与尊严的关心和关注［1］。在儿科护理中坚持以人为本既是规范人性化、优质化护理服务原则，是提高护士素养和品格的途径，也是适应时展，丰富整体护理内涵的实践与创新。近2年来，我院在儿科护理中全面推行以人为本，取得了满意的社会效果，也证明了坚持以人为本是丰富和发展现代儿科护理学重要组成部分。

1在儿科护理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必要性

1.1坚持以人为本是时展的需要近代护理学创始人南丁格尔曾说：“人是各种各样的，由于社会、职业、地位、民族、信仰、生活习惯、文化程度的不同，所得疾病的病情轻重也不同，要使千差万别的人都能达到治疗和健康所需要的最佳身心状态，本身就是一项最精细的艺术［2］。”随着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和现代整体护理模式的不断推进，护理服务的内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既是生物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在护理工作中既要重视疾病又要重视心理，既要重视局部又要重视整体，也就是说既要重视“科学精神”又要重视“人文精神”，要达到“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完美结合，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的健康需求不断扩展，“人文精神”会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独特价值［3］。

1.2以人为本等新型护理理念在儿科护理中具有特殊意义儿科存在着特殊性，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也是家中的小皇帝、小宝贝，当其生病住院时，父母格外紧张焦虑，往往会对医护人员提出较高的要求，护士既要配合医生医治小儿机体上的疾病和考虑小儿心理需求，又要顾及多个家属的情感需求，要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小儿心理特点和患病小儿不同的心理反应，给予恰当的护理。因此，儿科护理工作较成人护理更复杂，医疗纠纷也相对较多，这就需要儿科护士更是要注重人文学知识的学习，在关注疾病的同时，关注患儿及家属的心理需要，家庭、社会对患儿及其家属的影响。坚持“以人为本、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奉献社会”的服务观念不仅能促进患儿早日康复、恢复健康，也有助于减少或防止这种纠纷的发生，化解相关矛盾。

1.3提倡以人为本有利于提高护士素养和品质目前大部分儿科护理人员都是中专学历，没有进行系统的人文学课程的学习，普遍缺乏社会学、心理学、人际沟通、健康教育、伦理学等方面知识，提倡“人文护理”对护士职业的品质、性格、思想、情感、智慧、理想提出了更高要求，能促进护理人员积极参加继续教育，加强人文知识培训。

2儿科护理中如何推行以人为本的理念

在儿科护理全面推行以人为本的理念，除了提高认识，转变思想外，更需要护理人员在护理服务中以患者的利益和需求为中心，采取注重个性和突出人本服务的具体措施，重点体现在环境营造、模式转变和服务改善三个方面。

2.1营造人性化服务环境如今绝大多数医院都强调环境幽雅，设施完善。从人文关怀的要求上说，儿科病房则根据生理与心理特点设置独特环境，如尽可能多摆放绿色植物和鲜花，使用防滑地板，墙上悬挂各种壁画，以自然景色和可爱的卡通人物为主，画面色彩温和宁静，使人心情愉悦、欢快。被褥以温馨的天蓝色为主，消除儿童恐怖心理，此外，还要设置便捷的传呼系统，随时使患儿得到护士的帮助。

2.2倡导人性化服务模式对于患儿来讲护士扮演着多种角色，母亲、姐姐、老师、朋友等。护士与患儿接触最多，护士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会给患儿及家长以深刻的心理影响。一个训练有素的儿科护士要注意个人仪表和风度，才坚持文明礼貌用语，态度上要热情、和蔼，更主要的是要多主动接触患儿，取得患儿及家属的信赖。如对婴幼儿多抚触、搂抱，善于用玩具逗其开心，对比较懂事的患儿可通过讲故事、玩游戏、询问一些学习、生活方面的需求，调节医患关系及患儿的精神和心理状态，尽快消除陌生感和恐惧感。此外，交接班时要注意真诚问候，出院时的要多叮嘱与祝愿。

2.3丰富人性化服务内容对患儿及家属的人性化服务不仅仅是简单的态度和蔼，更重要的是按照护理程序提供全程的优质服务。就儿科护理特点而言，人性化服务可概括为“四字”、“四送”。“四字”是指“技”、“情”、“忍”、“乐”，即，提高技术操作水平，尤其是静脉穿刺技术，以消除患儿“怕打针”的恐惧心理，减轻患儿痛苦；对患儿、家属时时处处真情相待；对患儿的不恭言语和行为、家属的报怨都要忍让在先；尽可能增加患儿的欢乐情绪。“四送”是指入院时送温暖，包括在送水、生活安排、协助检查，指导用药对初入院者要特别关心，尽快缩短双方距离；特殊日子送慰问，如在儿童节或患儿生日送上一分小礼物；工作中送笑容，无论是操作、检查，还是取样，都尽可能坚持微笑服务，对儿童而言，在微笑中安慰、叮咛比直接告诫作用更加强烈；康复出院时送祝福，建立一种长久的友爱。总之，要根据患儿年龄病情的不同，提供个性化护理与沟通，体现儿科专科护理特色，深化整体护理内涵。

2.4强化人性化健康教育健康教育本身就是以人为本护理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科护理中的健康教育需要注重细节，讲求方式。一是要制定儿童健康教育活动计划表，在介绍疾病防治、饮食要求、用药指导、体育锻炼等知识时，要根据儿童的认知水平和学习习惯选择恰当方式，如将健康教育内容制成卡片，采用一对一方式进行、多示教、编写讲述小故事等，寓教于乐；二是可进行集体沟通，对某一季节发病率高的疾病对患儿家长进行集体沟通、宣教和检查指导；三是办好儿童健康教育的宣传栏、橱窗，形式上要图文并茂，版面上生动活泼，最好以儿童所喜闻乐见的卡通、漫画为主。

3儿科护理管理中坚持以人为本

儿科护士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在临床工作中承受较大的压力。对专业技术要求高，特别是静脉穿刺、危重患儿的抢救与护理，也由于独生子女这一特殊群体，患方对儿科护理工作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再加上人员编制不足，三班倒的无规律生活，使儿科护士承受着相当大的压力。护士长定期与护士进行思想沟通，开展护患座谈会，加强护患沟通。尽量争取提供晋升、深造、福利待遇上的优惠政策。对工作出色的护士进行表扬和奖励。制定护理缺陷记录，根据表现、工作量、承担的风险大小实行奖金二次分配。打破“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工作模式，充分调动护理人员积极性，保证护理工作质量［4］。

4实践效果评价

近2年来，我院在儿科护理中全面推行以人为本对护士激励很大，使护理人员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服务观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护士在实践中不仅进一步丰富了儿科护理的专业知识，增强了对儿科护理针对性、特殊性的认识，而且极大地调动了全体护理工作者的工作主动性、创造性和灵活性，使护士从被动执行医嘱、完成护理操作转变为主动与患儿及家长沟通，评价患儿需求，提供个体化服务；通过对人文知识的学习，护理人员对儿科护理中的内容美、形式美有了更直观的感受，在轻柔、迅捷、精确的注射行为中，在对患儿心理的正确把握与安慰上，在从声音、色彩、形体方面改善护理环境中，在把握音色、声调、语速、用语选择的语境追求中陶冶了情操，领略了个性与风格、内容与形式、行为与科学性的和谐统一，整体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同时，通过以高效和完美的护理手段、方式与方法，满足了患者家属的合理需要，提高了患儿及家属对护理人员的满意度，护患纠纷明显下降，床位使用率不断增高，医院经济效益同步增长，儿科的综合满意度达到了99.5%。从根本上改善了儿科护理质量，为创立服务品牌打下了良好基础。

参考文献:

［1］邓行爱，郑耀珍.给予人文关怀深化整体护理［J］.中华护理杂志,2003,38(9):707.

［2］高明凤.以人为本护理服务中的“小事”不容忽视［J］.临床护理杂志，2003,2：328.

论人言可畏范文第2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矛盾关系；“主―客位”研究；“远―近经验”；“中间人”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8)03-0046-06

一、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诸对矛盾

田野调查(field study)是人类学、社会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中经常使用的研究方法。人类学与田野调查的关系则更为密切，可以说人类学就诞生于田野调查的摇篮之中。随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田野调查方法也日渐成熟。人们对它的认识，既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又存在不少的争论。这突出体现在它所固有的几对矛盾关系之中。

(一)时间的“长”与“短”

作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开山鼻祖，马林诺夫斯基在特罗布里恩德岛上做了为期四年多的田野调查。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一般认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周期以一年为标准，这样整个年度的活动都得以看到。如果调查的时间短于一年，就不大可能对研究对象有深度的了解。

但是，“几上几下”式的短期调查，其效果有时也是不错的，甚至有可能比做长时间调查所取得的效果还要好一些。这种调查方式主要是指，在2-3个月的短期调查之后，回到书斋去研读他人的作品，发现自己调查的漏洞后，再继续调查，然后再返回书斋。这种“几上几下”式的田野调查，由于使田野与书斋密切结合、避免了单纯的行为主义调研、节约经费而日渐受到研究者的青睐和推崇。研究周期还可根据研究者对研究者熟悉程度来适当调整。若对调查对象比较熟悉，就可以酌情缩短调查时间。

总之，时间是衡量田野调查质量的客观标准之一，也是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介入程度在时间上的一种累积体现。如上所述，研究周期的“长”和“短”的确定，除了要考虑研究的目的、性质以及研究所需的各种实际客观条件外，调查中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状况也是重要的决定因素之一。

(二)地点的“生”与“熟”

人类学田野调查多半是研究异文化的，即大多以“生”地作为调查地点。人类学在发端之初以研究殖民地文化为己任，把非本民族的文化当作研究对象。可以说，以“生”地为调查点是人类学的研究传统。一般而言，如果从一开始就研究自己经常看到的文化，要发现其中的深层次的文化运行规则，往往是很不容易的，易犯熟视无睹的错误，“想当然”地忽略一些重要的东西。例如，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早年曾到台湾三峡镇的一个村落做调查。他发现那里的童养媳婚姻特别多，多到快一半的比例。童养媳婚姻对西方人而言，是一种很特殊的婚姻类型。经他深入长久地研究，得出了重要的结论，说童养媳婚姻是禁忌的来源之一。他的重大发现，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很难把司空见惯的童养媳婚姻与禁忌联系在一起。以“生”地为研究地点，也存在许多不利因素，如需较长时间才能进入田野，存在着语言、文化上的沟通障碍等等。

当然，“熟”地也未必不是好的研究地点。也有许多人类学者回家乡做田野调查。这样不但可以节约经费，还可迅速“进入”田野。这种有“特殊关系”的社区，对研究者往往有重要的帮助。先生的江村调查就是该方面的一个典范。“回访”，即跟踪调查前人研究过的著名社区，是研究地点“生”与“熟”相结合的一个实例：调查地点对于第一个来访者来说，是“生”的，对后继的研究者来说，就是既“生”又“熟”了。目前，“回访”已经成为人类学界“时髦”的田野调查方式。

笔者曾回家乡做过一个时段的田野调查，总感觉缺乏一种做深入研究所必需的“紧张”的感觉，与调查对象之间缺乏一种自然的张力。这除了笔者田野调查经验有限之外，也说明在“熟悉”的地方做田野调查，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并不好处理，往往是有多年异地田野调查经验、有敏锐的田野调查感觉的“老手”才能把握。以“生”地为调查点更利于初涉田野者从事调查，培养其跨文化异文化研究的视角，利于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矛盾张力状态，便于揭示当地社区深层次的文化运行规则。

研究地点的“生”与“熟”，实际上是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关系紧张程度在空间方面的集中体现；一个好的调查点，应该利于研究者和调查对象之间保持一种自然的既“生”又“熟”的矛盾张力状态。

(三)观察的“入”与“出”

有学者认为，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主要有四种程度不同的观察：局外的观察(complete obser-vahon)，这是比较客观的，其分离度也高，但卷入田野的程度最低；观察者的参与(observer-as-par-tictpam)，参与到田野中，但参与其中的程度适中，仅是以观察者的身份参与，同时保持了客观的立场，这种参与观察最难做到；参与者的观察(panlcipam-as-pbserver)，已经深深地参与进去了，但还能够有一些观察，有一点客观；完全参与者(complete panicipant)，很多的是完全的主观参与，只能形成主观价值判断。在调查过程中，能否参与、参与到什么程度、观察到什么程度都是参与观察中所要关注的重要问题。

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哈登曾对询问如何做田野调查的普里查德说，调查者的举动应像绅士一样，这话虽然有些“言重”，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人认为，到调查点后，要完全与当地人打成一片。不分彼此。这种方式很难做到。因为无论如何熟悉，在当地人眼中，田野调查者依然难以成为真正的“局内人”。在田野调查中，要做到真正的参与式观察(observer-as-participant)并不容易。一方面要求能参与进去，能被“田野”接受，另一方面又要客观地去观察，要扮演一种介于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中间人角色。

总之，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研究者既是观察者，又是“土著”的一部分，只有进入到被研究者的立场，又能从研究者立场考虑，努力把握参与观察的参与程度，保持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张力状态，才有可能真正理解所研究文化的内在逻辑和运行规则。

(四)预设的“悬置”与“利用”

有学者认为，田野调查的基本逻辑结构，是研究者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问题或现象后，不带任何假设进入到现场或对象所生活的背景中，通过参与观察，收集各种定性资料，在对资料进行初步的分析和归纳后，又开始进一步观察和进一步归纳，通过多次循环，逐步达到对现象和过程的理论概括、归纳和解释。但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学观察的前设性条件是观察的形式和结构问题，而问题的提出，往往是从理论预设开始的。研究预设的“悬置”与“利用”是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另一对重要的矛盾关系。实际上，在进入田野之前，无论是首先排除研究者个人的主观理论预设，还是将个人的理论预设视为田野调查之始端，其目的都是为了更好地接近调查对象，只是采用了不同的方式。究竟是 “悬置”预设有利于处理研究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还是“利用”预设有利于处理研究者与调查对象的关系，有待进一步地理论和实践探讨。仅依笔者个人以往田野调查的经验来看，“利用”预设更利于保持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张力状态，更便于研究的开展与深入。

(五)访谈的可信性与有效性

人类学田野调查除了参与观察以外，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深度访谈。有一些问题是难以直接观察出来的，而只有通过深层次访谈才能把这些问题“聊”出来。毋庸置疑，这种深度访问方法在效度上是很高的，即针对所问问题得到了我们真正需要的满意程度很高的材料。但是，其信度却不一定高，即每次所问的结果未必相同、不一定能重复。信度在科学意义上要求很高。与人类学深度访谈相比照的是社会学意义上的问卷调查，每一个题目都一样，怎样发问，怎样解释都是标准的。无论谁去问，结果大概都一样。问卷调查的信度很高，具有可重复性，只是其最大困境就是有时效度很可疑，即得到的结果不一定令人满意。

信度与效度在人类学访谈中的确是一个两难问题，是一对对立的矛盾。一项好的人类学访谈，其有效性和可信度都应兼而有之。这就又涉及到如何适度把握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使人类学访谈材料有效，同时信度高?人类学调查如何面对超越村落的人数众多的市镇?一般的做法是在一两个或三四个有代表性的村落里做深入的调查、深入的访谈，然后将正确应问的问题纳入问卷材料，做成合理的问卷，训练访问者去做调查，看大城市、大区域有无这种情形，用这种方法来弥补材料和方法论上的不足。

(六)目标的科学性与人文性

一般而言，科学追求通则，人文追求个例。首先，人类学是研究文化通则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学是一门科学。但是，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对象是人，研究者也是人。研究对象有种种的感情因素，另外在对文化的解释上也会因研究者而异。因此，除了追求文化通则即追求科学性之外，人类学田野调查也从个体的立场出发来理解具有丰富感情的研究对象即强调人文性。早期的人类学，是以科学性为目的的。当时人类学的领军人物，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还是布朗，都把科学性作为人类学的追求目标。这与他们个人的自然科学出身的学术背景以及他们所生活的时代息息相关。但是，自马林诺夫斯基的田野日志公开以后，特别是当弗里曼全面批驳了美国女人类学家米德在萨摩亚所做的田野调查后，以及当刘易斯质疑了雷德菲尔德在特波兹特兰村所做的田野调查后，人们开始对田野调查的科学性表示了怀疑。以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为代表的意在追求人文性的阐释人类学应运而生。总之，为了妥善处理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微妙关系，人类学田野调查的研究目标一直在科学性与人文性之间摆动，一直在试图寻找二者之间的平衡点。

二、人类学田野调查中的“主―客位”研究

人类学田野调查，就像钟摆一样，总是摇摆于上述诸对矛盾关系之间(前面列举的只是其中的主要部分)。但就实质而言，是要妥善处理一个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关系，可以说是上述诸对矛盾关系的集中体现。

“主客位”研究之划分，为试图解决研究者与调查对象之间的矛盾提供了一个具体的视角。这主要归功于美国人类学家哈里斯。主位(emic)与客位(etic)的概念最初是肯尼思・派克(Kenneth Pike)在1954年从语言学的术语――“音位的”(phonermc)和“音素的”(phonetic)中推出来的，后来经认知人类学引申到人类学田野调查中。音素的分析是指从声学的角度，对人类发出的声音所进行的客观的、准确的记录和分析；音位的分析是指从发音人的角度，对某一具体语言的具有区别性特征的音素进行的归纳与分析。与此相类似，田野调查中的主位研究(emic approach)，如同音位的分析，是指研究者能从当地人的视角去理解文化，要像本地人那样去思考和行动，即从内部看文化；客位研究(etic approach)，如同音素的分析，是研究者以文化外来观察者的角度来理解文化，以科学家的标准对其行为的原因和结果进行解释，即从外部看文化。以人们对颜色范畴的认知为例。颜色范畴能以对应的折射光谱来检测。但是，当我们假设唯一能反“红色”参考频率是与文化无关的光谱，我们就会引起混淆――英语中的“红色”、法国人的“胭脂红”以及波斯人的“索克”表示的并不是同样的意思。祖尼族某个部落的语言中，没有橙色和黄色这两个词的区别，他们是用同一个词表示这两种颜色。再以人们对雪的描绘为例。爱斯基摩人关于雪的词汇有十几个，分别表示“地上的雪”、“正在落的雪”、“正在堆积的雪”、“半融化的雪”以及各种白颜色的雪。而无论在汉语中还是在英语中，都没有这么多的词汇来对雪进行形容。这说明纯而又纯的完全置身于文化语境之外的客位概念难于适用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研究。

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对主位研究(emic)与客位研究(etic)进行划分，对主位研究(emit)日益强调，其意义正在于对上述困境的超越：研究者要努力成为“被研究者”，从研究对象的观点出发来建构当地文化；惟有如此，才能真正理解当地文化。

究竟何为好的人类学田野调查?有关田野调查和民族志写作的原则有很多论述，但总的来说，人类学家一直受到实证主义的影响，缺乏从知识论的角度做进一步思考。若从知识论的角度来看，一般也只有两条对立的线索，即上面提到的主位研究与客位研究，或者说是从当事人的观点出发，还是从研究者的观点出发。一般认为，做深入的长时间的田野调查，就是为了能够达到从当事人的观点看当地文化的境界。这种由马林诺夫斯基所开创的“移情”式主位研究似乎成了人类学田野调查中不言而喻的最高原则。

三、“主位”研究的理论困境及学界的新探索

在人类学田野调查中，所谓客位研究(etic)的观点，如前所述，由于只是从研究者的立场出发，完全置身于当地文化语境之外，有难于超越的理论困难，因此日渐受到人们的批判。而与之相对的马林诺夫斯基“移情式”主位研究(emic)则随之成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主流，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可和推崇。主位研究认为，理想的田野调查应该是研究者由局外人变为局内人，能按照被研究者的思维去思维。

论人言可畏范文第3篇

关键词：科技型小微企业 人力资源管理 内部伦理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企业对于高素质人才的需求日渐增加。而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高素质的高科技性人才是企业生存的基本组成要素。所以，面对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科技型小微企业只有做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才能提高企业的人才竞争力。随着人力资源管理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实践表明，内部伦理管理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因此，了解企业人力资源特点，适当引进内部伦理管理文化，是解决我国众多科技型小微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困难的新的途径。

1.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特点分析

科技型小微企业指的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的微型企业，主要从事的是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等技术产业的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及应用。所以，一般的科技型小微企业主要是由科技人才所组成的，其人力资源有着显著的特点。首先，企业的人员普遍具有高素质和高学历的特点，而人力资源则成为了企业科学技术开发和应用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人员手中将掌握着企业的核心技术，而人员一旦离职或将技术外泄，就会给企业带来不小的损失。其次，对于这些企业来说，这些科技人才掌握的知识就是企业最重要的资本，也是企业发展的重要动力。随着人员经验和知识能力的积累，企业的资本也将得到进一步的累积。所以，人力资源是这些企业的活的资本。再者，这些企业需要的不仅是高素质的科技型人才，更需要的是有强烈自我实现欲望的员工。因为对于这些小微企业来说，员工能力得到充分发挥，才能加速企业的成长，并为企业获得更多的利益。另外，在这些企业中，人力资源存在着流动性大的特点。这是因为人员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后，微小企业能为人员提供的培训和发展空间就变得有限。所以，在欲望无法满足的情况下，人才就会选择“另谋高就”。最后，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人员都需要负责相应的项目工作，所以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存在着不愿意接受管理的现象。

2.内部伦理与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的生产、制造、销售与管理等多种活动的进行，都离不开人。而人们在开展任何活动的过程中，都会遵照一定的伦理观念。所以，管理活动的本身，将受到伦理道德规范的影响。而人力资源管理工作的核心内容是进行人的管理，所有活动的展开都是围绕着人进行的，因此受到的伦理道德影响就更大。而使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活动在特定的伦理道德影响下来进行，可以使人力资源活动的开展更为规范，进而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但是，由于每个企业的管理团队的伦理道德规范都不尽相同，所以在企业内部形成的伦理道德规范就属于企业的内部伦理文化。因此，从这些关系可以看出，内部伦理与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客观存在于企业的管理活动中的。所以，从内部伦理的角度，进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效率，进而促进企业的发展。

3.基于内部伦理的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分析

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人力资源管理活动主要由人员招聘、绩效考评、员工激励和员工培训而组成。在这些环节中，内部伦理文化意识与人力资源管理问题的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3.1 人员招聘

相较于大中型企业来说，科技型小微企业在资金和管理制度方面都存在着不成熟的现象。所以，在人员招聘方面，这些企业既没有较为完善的机制来进行人员的选拔，也没有在较大的范围进行人员的招聘。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在人员招聘方面主要以人员的技术能力和学历为依据，缺乏了对人员伦理道德观念的考察。但是企业内部伦理道德文化与人才本身的伦理道德意识是否相符合，关系着人才的工作积极性和忠诚度。而这些重要的品质，则关系着企业人力资源是否具有较高的价值和较为稳定的状态。因此，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人员流动性大和员工工作积极性不高的问题，都与人员招聘中缺乏对人员伦理道德考察有着重要的联系。

3.2 绩效考评

就现阶段而言，大多数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人员绩效考评采用的都是对固定工作量考评的方式。而这样的考评方式，会使得员工失去实现自身价值的需求。长期处于完成工作任务的状态的下，人才很容易丧失对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对工作现状产生不满情绪。而最显著的问题是，员工之所以感到不满，是因为这种考评制度下的工作完全成为了员工的负担，从而使员工失去了为企业做贡献的伦理道德意识。另外，绩效考评的不透明，使得员工的伦理道德意识进一步的减弱。因此，该种绩效考评方式，使得科技型微小企业内部伦理文化产生了弱化，从而无法起到督促员工努力工作的作用。

3.3 员工激励

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由于企业本身不具有较强的资金基础，所以很难满足员工的物质需求。而在物质需求难以满足的情况下，人力资源管理利用薪酬制度来进行员工的激励就显得更加无力。对于科技型人才来说，他们的物质需求和精神需求都很高。在物质需求方面，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只利用金额较少的激励手段来进行员工的管理，不仅不能使员工产生感激之情，还会使员工产生一定的不满。而在精神需求方面，这些企业往往也没有自身的内部伦理文化，从而无法为企业员工提供良好的精神环境。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对员工精神需求的忽视，会使一些员工对企业产生怀疑，从而降低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3.4 员工培训

由于资金有限，科技型小微企业在员工培训方面往往有所欠缺。在有限的培训时间里，这些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往往只对人员进行技术上的培训，却忽视了对员工伦理道德意识的培训。在这种情况下，员工在企业内部伦理上往往缺乏一定的认识，从而导致员工难以对企业忠诚。另外，缺乏内部伦理文化的员工培训，使得员工没有意识到培训的意义和重要性，从而在学习和工作上缺乏了一定的积极性，进而难以达成培训的效果。

4.基于内部伦理的科技型小微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对策

4.1 以德聘人

人员招聘环节可以为企业提供储备性人才，从而保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在进行人才招聘时，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在选拔科技性人才的基础之上，还要进行人才伦理道德的考察。一方面，科技型小微企业可以通过网络招聘扩大招聘范围，并明确指出对员工的思想道德要求。另一方面，在员工聘用的过程中，人力资源部门要对人员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并制定相应的策略考察员工是否具有忠诚和真诚等伦理道德意识。再者，企业要为员工提供公平和公正的晋升途径，在企业内部进行一些职位的招聘工作，并将员工是否遵守企业行为道德规范的情况当做是重点参考内容，从而塑造员工的内部伦理意识。

4.2 构建综合性的绩效考评机制

为了使企业的绩效考评发挥应有的效果，科技型小微企业应该全面的进行员工工作情况的考察。所以，构建综合性的绩效考评机制，对员工的德行、能力、勤奋度和成绩进行综合考量，才能全面的对员工进行评价。在德行方面的考评，可以使员工更加重视企业的内部伦理文化；在能力方面的考评，可以使员工更加注重自我能力的培养；在勤奋方面的考评，可以使员工有效的进行工作效率的提升；而在绩效方面的考评，可以使员工更加重视自己的工作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员工会从多方面进行自我的提升，企业的内部伦理文化则会自然而然的形成，并对人力资源管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另外，要使员工的绩效考评情况透明化，从而督促员工进行自我的提升。

4.3 注重员工的精神激励

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想要做好员工的激励工作，可以从精神激励方面入手。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可以对员工的伦理需求进行调查，从而制定相应的精神目标。一方面，人力资源部门可以制定管理目标，并鼓励员工参与到企业管理活动中，从而使员工获得相应的成就感。另一方面，管理人员可以对员工的诚信度进行考察。在员工按照承诺完成相应的工作内容时，人力资源就可以给予相应的奖励和宣传，从而增加员工的存在感和信赖感。再者，为了调动员工的积极性，要使员工的管理更加民主化。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员工的独立意识较强，所以使员工按照自己的风格展开工作，可以使员工更好的完成工作。

4.4 展开企业内部伦理文化培训

展开企业内部伦理文化的培训，也是科技型微小企业需要重视的员工培训内容。为了使员工能够进一步融入到企业内部伦理文化中，人力资源部门应该展开员工思想道德教育的培训。一方面，对于科技型小微企业来说，用于员工培训的资金有限。所以，在企业内部伦理文化培训方面，人力资源部门可以承担相应的培训工作，从而保证内部伦理文化培训工作的持续开展。另一方面，企业应该实现文化知识的共享，从而使企业内部伦理文化得到广泛的传播。

论人言可畏范文第4篇

关键词：仁义 大戒 说 道

直到有一天，当一个人作出表示说，他已经发现书中存在着什么问题的时候，那么他的自我才开始苏醒并脱颖而出了——题记。

引 子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1]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书籍是语言（language）的载体，但它同时却又客观地存在着一定的边界，不可能把所有的话语（speech）都承载下来；虽然语言是用来表达思想的，而且同样道理，它也不可能把所有的思想都表达出来。这倒让人马上联想起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这样一句话，“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思想的界限”；换言之，实际上我们可以运用语言来表达思想的空间是极为有限的。而且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才要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2]吧？但其中的问题却是，“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3]既如此，那么书籍何为？而且我们经典/原著（canon），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遗憾的却是，无论是孔子还是维氏，他们的话无疑是对的；也就是说，在用来表达思想方面，语言的确存在着某些致命的边界，而且有时甚至是无能的；否则，人就不会有“无法形容”、“难以言表”、“有口难言”等等的无助与无奈了。此外，即使在语言的内部，在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之间——在其语言与话语、言与说以及对话与独白之间亦存在着太多的分别，而且这种分别又并非仅仅只是一种语言学现象。但这显然并非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边界问题，而是古典哲人为稳妥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预设的话语边界。毋庸讳言，人类语言的能力的确是十分有限的，但语言本身却永远只是人用以表达其思想的工具而不是或不可能相反——而且这一点在古典/前哲人那里，即使在人与禽兽之间并没有分别，因而也不应当成为人之成为人、成为其所是的一条基本边界；而只有当古典哲人面对非哲学的大多数（the unphilosophical many），面对自己到底该说什么、说多少以及怎么说时，它才不幸或有幸地最终成为了一条边界；换句话说，这条边界既是十分多余的，更是极为必要的——无论是对哲人及其哲学还是对非哲学的民众及其人伦日用。而为其所预期和企盼达至的应当说就是《易系辞上》中在谈到“一阴一阳之谓道”之余所具体指陈过的这样四种结果：“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以及“百姓日用而不知”。当然，这同时也便带来了另一种更不幸的结果：“君子之道鲜矣”。但这种不幸，显然早已为哲人所料定；毋宁说此正是其初衷之所在——因为哲学、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毕竟是极少数人、极少数“继之者”尤其是更少的“成之者”的事情。对此，多数人只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绝大多数的人则是“日用而不知”——既不知其然也不知其所以然；也就是说，至此哲人们的目的无疑已经完全达到了，因而他们不可能为此而感到过于失望。

从哲学的角度上说，业已逝去的20世纪显然是一个“语言哲学”的世纪。在此期间，西方哲学中出现的“语言学转向”是明显的；而在中国，哲学的反思却很少能触及到语言的问题甚至往往要陷入到语言表达上的种种困惑之中。然而，只有从发生学的角度、从的源头处直面并自觉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哲学思考才能由此而全面跟进。众所周知，中国的哲学“开端于春秋末年的孔子和老子”[4]。因而本文之作即在于以《老子》和《论语》为文本，尝试性地对此问题加以和探讨，在于从语言学的角度通过对老子和孔子等古典哲人及其话语边界的语义学与语用学双重考察明确提出，中国的哲学，在其源头或者开端之处，其语言的问题便既是语义学的又是语用学的，既从语词、句子和文本的含义入手探讨问题又从语言使用的角度出发切入问题，既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但在更多的情况下又用言语/话语来掩饰自己的思想。并且提出，这并非语言本身所固有的客观边界问题，而是古典哲人为稳妥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有意预设的话语边界——若一言以蔽之，或可称之为“语言学转向”之“转向”。

一、“人”的界定及其语言的基本边界

一个人只有将其放在之中并将其作为自然的一部分，才可能得到很好的理解；反之，“一个人如果没有被放在他作为一部分的自然的背景中去看，（那么他）就不可能懂得（什么是）人；上天也不可能被不理解上天的观察者的人所懂得。（而且）并不存在从不同的前提出发、采用不同的、到达不同的‘真理’的两个世界。”[5]而从自然的角度上说，从人“作为一部分的自然的背景上”看，其存在显然是相对的，显然是相对于宇宙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的存在而存在的；换言之，人不是孤立、片面、静止的，它总是与人世间的其他生物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尤其和那些与自己既有似而又无似的禽兽。因而古往今来、古今中外的哲人们在探讨人事和人尤其在对人本身尝试着加以界定之时，才总是要将人与禽兽平列起来予以比较，总是以语禽兽而论人事和人；甚至在比较之余，还十分悲观地要得出这样一个惊世骇俗的结论：“人之所以异于禽于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6]——并且不以此为对他自己乃至于对人本身的大不敬。

然而“几希”并不等于没有区别，而只意味着这种区别很小、很细微而已。但问题是这种很小、很细微的区别又是什么？于是乎，“人与禽兽之别”或者说“人禽之辨”遂成为中外古典哲人一度曾共同关注过的一个最核心的话题。

为此，亚里士多德曾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地对“人”下过这样一个在他看来也是十分蹩脚的定义或命题：“人是两足的（无羽的）动物，人是理性的动物”。然而这个定义或命题中的谓词，则只能说明人与其他动物间相区别的固有属性，还不能完全说明人的本质与核心。于是在作过若干次理性尝试后，最后在他看来，只有“人是政治的动物”，才可以称之为对人的最本质的定义[7]；并且在他看来，“人如果不生存在中，就不算是真正的人”[8]——对此马克思曾给予过很高的评价，“人即使不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那样，天生是政治动物，无论如何也是天生的社会动物”，因为社会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就等于是政治关系，所以“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所下的定义是：人天生是城市的市民。这个定义标志着古典古代的特征，正如富兰克林所说的人天生是制造工具的动物这一定义标志着美国社会的特征一样”[9]——人的确可以说是“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因为他不可能离群索居，不可能全然脱离开其群体而独立生存和发展；与此同时，也许正惟如此，孔子才用这样一个字来概括和表述这一关系曰：“仁”而非仅仅只是一个单纯的“人”字。并且当弟子樊迟问“仁”之时，孔子曾一言以蔽之曰：“爱人”[10]——而“爱”，即使时至今日，依然是为这个“社会的动物”/“政治的动物”们所始终不渝地追慕着的一个最持久而永恒的人类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