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帝位于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白帝位于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白帝位于范文第1篇

一、给时间留白，让心灵自由驰骋

1.留点时间给学生潜心默读

语文阅读教学最重要的是用心体悟，去贴近、融合、揣摩文本，而默读恰恰是较为有效的体悟方式之一。《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指出，小学阅读教学的目标之一是学习默读，做到不出声、不指读。对高年级学生来说，默读更要做到有一定的速度。默读中的静谧是一种动态生成的过程，在不出声的阅读中，更能使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到文本中，让思维的火花更闪耀、更灵动。

在平时的语文课堂中，更重视“朗读”的作用，对“默读”的实践相对较少。在阅读的形式上，更多的是全班齐读、男女生赛读、指名读、开火车读等种种看似热闹的形式，但实际效果却不一定理想。如果教师能留点时间，放手让学生潜心默读，那么这种沉浸在文本中的静谧，一定动人心魄，甚至更为有效。

2.留点时间给学生思考领悟

每个人都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对于学生来说，更是如此，而这种可能性的达成需要教师巧妙地预留出时间。在教学过程中，有意识地设置悬念，稍作停顿，留下空白，引导学生思考，不仅可以提高学生的积极性，更能增加发散性思维的成分，使提问的价值达到最优化。也许只是短暂的几十秒时间，整个语文课堂看似处于静止的状态，而实质上，强烈的求知欲使学生的思维始终处于动态，恰似“于无声处听惊雷”。

3.留点时间给学生记忆内化

《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将小学语文的教学目标划分为三个维度，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这三维目标的整合，尤其是知识与技能这一维度目标的达成，离不开学生的记忆与内化，这就需要教师在课堂中预留充足的时间。

在过去的课堂中，“填鸭式” “ 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造成大部分学生“消化不良”，难以达成教学目标。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特别关注学生的反应，从他们的眼神、表情、动作以及回答的语言中，时刻准备调整教学进度。在任何一部分的教学结束后，都应留出足够的时间来让学生记忆内化，在遇到教学重难点时，更应停下来给予特别强调，让学生利用这段空白的时间在书上圈圈画画，做好记录，强化记忆，以顺应学生的记忆规律，达到最佳的教学效果。

二、给空间留白，让思维自由飞翔

语文课本中的每篇课文都有许多值得揣摩与推敲的空间，如文中对人物心理活动描绘的空白，对对话、动作、神态描写的空白，或者是对某个场景描写的空白，都为思维的自由飞翔提供了广阔的天空。

1.抓住细节，揣摩“空白”

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过：“有经验的教师往往只是微微打开一扇通向一望无际的知识原野的窗子。”所以对文中空白之处的揣摩并不是对那部分知识的舍弃，而是通过这一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去调动学生思维的主动性与积极性，通过自己的探索研究去获得空白处的内容，从而达到更好的课堂教学效果。

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像这样利用别人也许会忽视的细节，利用文中也许会被轻易忽略的留白之处，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兴趣，同时让学生练习写话，达到深刻理解文本的目的。

2.引发想象，捕捉“空白”

爱因斯坦说：“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有限的，而想象力概括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 ”如果把学生的思维禁锢在书本上，让学生就读书而读书，这样的课堂无疑是失败的，是无效的课堂。语言文字特别具有形象性、袭意性和灵活性，它本身就给师生留有广阔的想象空间和丰富的联想内容，教师应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和优势，循循善诱，从启发学生联想和想象入手，留出空白，引导学生在理解、领会文章内容特点的基础上，结合学生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进行课内课外、天上人间、古今中外超越时空的联想和想象，把文章的文字符号变为多姿多彩的立体画面，开拓思路，增强教学的高度和深度。

3.激感，感悟“空白”

白帝位于范文第2篇

Abstract: Based on Dubai Crisis and the current domestic architectural forms which is similar to Dubai Crisis, this paper proposes thinking about the waste on architecture economy, analyzes the reason for the existence of special shaped building with examples of domestic architecture, expounds non-rationality of its form and waste on economy and proposes concrete solutions accordingly.

关键词:迪拜危机;中国;建筑经济

Key words: Dubai crisis;China;construction industry

中图分类号:TU-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05-0132-02

0引言

2010年1月迪拜塔落成启用典礼,公布大楼高度为828米,同时大楼改名为“哈里发”。迪拜塔共有160层,内设有住宅、办公室和豪华酒店,预期能容纳1.2万人。总造价10亿美元。然而伴随着启用典礼的不仅仅是“世界最高摩天大楼”的光环,还有“迪拜世界的危机”,《北京商报》网1月21日电文:“中东地区投资银行19日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迪拜债务总额可能远高于早先预期,达到1700亿美元”。当然,危机的根源不会是一个迪拜塔的问题,可是迪拜何止一个迪拜塔,“舞蹈大厦”、“迪拜滨水城”、“Opus大楼”、“迪拜四塔”、“棕榈岛”、“达・芬奇塔”、“迪拜海底酒店”、“Anara大楼”以及扎哈・哈迪德的像“变形虫”一样的表演艺术中心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建成的和没有建成的奇异的建筑设计和超凡的规划曾经多么强烈的冲击我们的眼球,如果说迪拜想成为世界中心而进行的无短期效益的巨额固定资产投资促成了危机的形成,那么迪拜所进行的先锋派建筑设计造成的巨大的经济浪费更加深了危机的影响。2009年末在建筑界各级各类杂志及互联网站上最为抢眼的莫过于“世界最高摩天大楼”、“迪拜塔”、“迪拜疯狂的建筑”以及“迪拜危机”等字眼,而这些及其具有讽刺意味的强烈对比性词汇带给我们怎样的思考?我们在“耳闻”和“目睹”迪拜的“不幸”的同时,是否想到我们似乎在走着与迪拜相同或相似的道路,迪拜,带给我们的是怎样的启示――亦是不能助长我国“异形”建筑设计的“风尚”,坚决反对无节制的浪费现象。

早在2008年6月26日,中科院学部首届学术年会暨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学术报告会上,吴良镛院士在报告中指出:“畸形建筑结构动辄多花费十亿、十几亿、几十亿,请建筑史家和建筑经济学家来研究一下,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吴老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既是全球化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产物,也是建筑界思想混乱的产物,“是我们社会包括我们同行们‘造神运动’的产物”。吴老在此之前就曾警告说,由于中国建筑设计、城市设计“市场”兴旺,国际上一些建筑事务所纷纷来中国“抢滩”,甚至作为“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现在在北京及其他少数特大城市真正开始盖起来了。而对于“试验产品”也无非指向当今先锋的建筑派别“解构主义”等。到今天蔓延全国各地这种浪费趋向没有减弱反而越加猛烈,很多年轻的建筑师更痴迷于这种“试验产品”,更让很多在校的建筑学子成为解构主义先锋建筑师扎哈・哈迪德等的崇拜者,模仿他们的设计。建筑的“实用”、“经济”、“美观”三原则被很多业内人士弃之如敝屣,状况令人堪忧。扎哈・哈迪德的比“鸟巢”钢结构还要复杂的广州歌剧院”、如“面条围成的蜂窝”的北京朝阳门SOHO”、如石片垒成的“香港理工大学设计大楼”等依旧延续着她在迪拜式的解构主义建筑风格。解构主义的形式实质是对于结构主义形式建筑的破坏和分解,我们允许并理解这种风格的存在,然而在当前我们不能将之作为一种流行与时尚,因为这种风格同样会解构我们的社会经济。如果说诸如“异类”、“畸形”的建筑形式代表着世界建筑发展的潮流,能给人以美的感受,有其价值的体现,尚有待发展与探索,事实并非如此,以我们已经建成的国家大剧院、CCTV大楼为例。

1998年2月,由11位中外权威建筑师组成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国际设计竞赛评选委员会《中国国家大剧院建筑设计方案竞赛文件》及其附件确定了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原则:第一,应在建筑的体量、形式、色彩等方面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及东侧的人民大会堂相协调;第二,在建筑处理方面须突出自身的特色和文化氛围,使其成为首都北京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第三,建筑风格应体现时代精神和民族传统。经过国内外几十家设计单位几轮的竞赛,最终选定的安德鲁的这个“水蒸蛋”,被其本人奉为“湖上仙阁”,最终顺利竣工和投入使用,那么让我们重新审视国家大剧院美学与形式。首先,建成的国家大剧院违背了竞赛文件的设计原则,建筑的体量、色彩与形式无一与天安门广场的建筑群相协调,甚至其超凡的一体化体量将身处东侧的人民大会堂宏伟的柱廊对比成了“牙签”,没有体现对周边建筑的尊重,在建筑处理上更没有体现北京的地域性特征,没有场所性的建筑,甚至可以迁移到任何国家、任何地点进行建设,前提是,其一,如不考虑北京的地域性;建筑的风格更与“民族的”毫不沾边。其二,建成后的国家大剧院绝非效果图中的“半透明珍珠”,建筑物中唯一透明的就是北门入口出的玻璃,非透明的钛镀不可能变为半透明。其三,安德鲁的理由是创新型设计在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会反对,而大剧院的形式意义与他所列举的埃菲尔铁塔、卢浮宫扩建、悉尼歌剧院等无法比拟。埃菲尔铁塔代表了建筑材料及体系的革命,国家大剧院都是已用了几十年的老材料;悉尼歌剧院是在海边,周边没有历史文化古迹,适合做一个大型雕塑式建筑;卢浮宫的玻璃金字塔只是一个透明的低矮的地下入口,对周边古建筑做到了充分的尊重,与国家大剧院的庞然体量完全不同。从经济角度看,首先,其造价达到了30.67亿人民币,5473个座位,平均每个座位造价接近50万人民币。其二,单纯为造型而设计的两层维护结构,是否多此一举?且围合而成的巨大多余的容积,完全违背了节能设计的原则,增加了日常维护的费用。

再看2002年12月尘埃落定的中央电视台(CCTV)建筑设计方案,也同样给了国人强烈的视觉冲击,空中的双塔通过悬挑而出的“空中拐角”连接,且两座主塔双向内倾斜6度,这种够“酷”的形式同大剧院有着相同的设计理念,同样是工业革命以来“高生产”、“高消费”、“高污染”的代表,是无节制消耗资源模式的产物,与可持续发展模式背道而驰,对于造价,可以确定的是远远超出50亿元人民币,具体的数字至今未公布,应该是有“心虚”之嫌疑,本来的预算就已经是天文数字,曾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北京大学教授俞孔坚对央视这种“挥霍钱”的行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用1/10的钱就可以建造于之同样功能的建筑。由此可见奢侈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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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于我的理解,以上这些建筑形式无非为现代主义建筑之后的后现代建筑流派中的一个另类的分支,所谓“另类”,基于这种形式与风格“难成大气”,不会成为普遍存在的形式,至少在当前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前提――经济成本,而恰恰这种前提有可能在我们的体制下化为乌有。以国家大剧院为例,1998年8月的第二轮竞赛仍然如同第一轮,没有选出合格的作品,但选出5件设计作品,评委会专家组认为“这些方案均不够完美,或多或少存在问题,有的存有比较严重的缺陷,提请领导小组和决策人慎重考虑”,其中,对安德鲁作品的评价是,“从整体上看建筑独立性过强,难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建筑形象缺乏剧院建筑特色。”然而,代表国家行使业利的业主委员会在1999年5月采纳了安德鲁的设计方案,并报批中央同意。从这一过程上看,我们的专家评委并没有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是由建筑行业不相关的业主委员会所掌控,虽有两院院士、著名科学家、甚至国家大剧院评委会专家的上书亦未能改变结果,这其中的过程是否暴露我们的评标体系不健全的问题,而这种问题如果是普遍存在的,我们所要经历的将不会是一个国家大剧院的问题,而是成百,上千个国家大剧院的经济问题,届时不仅是巨额预算,巨额超预算的问题,而是危及国家经济的问题。

由此,我们不得不对当前建筑设计理念与各个环节的发展状态提出异议,一方面我国尚且处在发展经济的重要时期,国民尚不富裕,不能以浪费为前提进行“异形”建筑的建设。另一方面,节能是当前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根本,建筑领域占用的能源占全社会总能耗的46.7%,足以见得影响之大。类似以上提到的异形设计,如果得以普遍发展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迪拜给予我们的不应是警告,更重要的是如何去修正我们自己的建筑形式与理念并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适应。为此我们急需做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第一,发展民族的、传统的与现代建筑相结合的建筑形式与理念,使之具有场所精神、地域特征,只有我们自己的设计理念强大了,才不会受到“异流”的侵扰。从1958年提出大剧院的建设,我们等了半个世纪,却等来了有史以来建筑思想最为混乱与薄弱的时期,如果再等几年、十几年,相信状况将会完全不同,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希望,比如崔凯大师设计的北京德胜尚城,运用北京文化符号与现代设计手法成功打造的“新合院”、“新胡同”,设计了德胜门边不可复制的新地标,建筑与周边环境、与历史文化、与传统地域共同构成的高度低调,彼此呼应的整体。程泰宁大师设计的浙江美术馆,以水墨画般的建筑形成了与杭州西湖的对话,硬笔触的钢质轮廓与玻璃、石材形成对比,体块穿插错落有致,完全融入周边的西湖山水中,而建筑的构造形式相对简洁。还有王澍的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等等,代表了中国当前建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前沿性设计,相信在国人建筑师的不懈探索与努力,主流的形式也将会回归于有根基、有自身特色的建筑设计理念中来。

第二,提升专业人士在建筑行业中的影响,科学组织并规范评审评标体系,加大专业人士在评审评标中的比例与权利,并将这一规程透明化、法制话,同时真正让公众参与进来,我们可以学习我们的近邻日本,他们通过东京第二国立剧场的建设,形成了一套细致完备的举办大型国际竞赛的动作体制,同时修订健全了剧场建筑的相关设计规范,而据初步的了解,我国的相关细则基本不完善,或有缺陷、或不透明、或多受行政权利的影响。因此相关的科学化评审评标体系亟待完善。

第三,严加控制建筑的经济成本,严加控制超预算成本的幅度,不能形成严重超预算投资的风气,特别是对于国家投资,监管与执行不善会导致巨额的财产损失,而类似以上所列举的“异形”设计,多为大型的公共与公益性建筑,投资所用钱财基本源于国家财政,也有不少完全出资的机构,完全出于一种“暴发户”的心态,仍需要国家的监管,否则一时的“冲动”将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我们在首肯社会繁荣发展的今天,还必须承认我们依旧是发展中国家,当前的任务依旧是发展经济,早在1955年3月、4月、5月,《人民日报》曾连续发文《反对建筑中的浪费现象》、《从节约观点看“四部一会”办公大楼》、《华而不实的西郊招待所》等,我们今天依旧需要这种反对浪费的社会风气,当然我们的建筑师也需要提高自身素质与设计水平,更需要有节约的精神,“设计一条线,落笔千万金”,建筑师责任重大,看一看我们的希望工程用了20多年,仅仅募集资金54亿元人民币,却援建了15400多所希望小学,资助了300多万名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再看一看汶川地震倒塌的学校,我们需要多少资金就可以修复和改建新建能够安心读书的校舍,预计也将远远小于我们浪费掉的和正在浪费掉的,建筑形式与经济孰轻孰重,我们需要一个科学的平衡与定位,迪拜的体制与经济发展远不同于我国,但基于建筑形式的模式,非我们能够效仿的对象,更何况前车之鉴,乃后事之师。

参考文献:

[1]李沉,金磊. 建筑中国60年・评论卷[M]. 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9,32~40.

[2]省略/nbbtnews/zbxw/channel/zbxw84838.shtm

[3]opinion.省略/GB/40570/3434383.htm

白帝位于范文第3篇

过去30多年来，中国年出生人口整体大幅萎缩。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00后”的人口分别是2.19亿、1.88亿、1.47亿。从“80后”到“00后”不到一代人时间，出生人口就萎缩了32%。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中国2010到2015年的平均生育率不到1.2。即便这一数据对这几年的生育率低估了15%，实际生育率也不到1.4，这也是极低的水平。

如果生育率一直定在1.4的水平，那么总人口将以每50年减少一半的速度萎缩。退一万步说，即使1.6的生育率也是极低的水平。如果生育率一直维持在1.6，那么未来经过两代人（大约55年），总人口就将减少48%。现在人口还没有萎缩，只是因为过去的生育率高于更替水平。但长期的低生育率，已经决定了未来几十乃至上百年人口会急剧衰减。这种人口趋势对中国的发展将是雪上加霜。

全面二孩政策自2016年元旦开始实施，由于长期被抑制的生育意愿得到释放，2016年的新生儿应显著多于2015年。而生育高峰可能出现在2017年，当年新生儿数量可能在1800万到2000万之间。这可能是本世纪以来乃至未来百年之内中国新生儿最多的一年。但纵向看，2017年的生育高峰，远低于196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期和1980年代末期的三次高峰，甚至低于1962到1991年平均出生人口数。

尽管全面二孩政策会带来出生人口短暂而有限的堆积反弹，但在此之后，由于处于22至30岁生育高峰年龄的女性在未来10年将萎缩40%以上，即便全面放开甚至大力鼓励生育，也难以避免出生人口的断崖式坠落。

长期看，就算自然生育率能长期维持在比2000～2015年生育率平均值高出25%的水平，出生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萎缩到约800万，而届时年死亡人数将达约2300万。两相比较，中国每年将减少约1500万人。除非将生育率提升到2.2的更替水平附近，人口的快速萎缩将一直持续下去。中国面临空前的人口坍塌。

这种变化从世界视角来看，更是触目惊心。我国人口占世界比例在1820年、1900年、1950年、1980年分别为36.6%、25.6%、21.8%、22.1%，总体上在大幅下降，虽然目前还有18.7%，但每年新生儿却不到世界的12%。如果中国在2050年前后每年仅出生约800万人，就只相当于届时世界的5%。我国要将生育率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可能再需要两三代人的时间，等到最终稳定下来，我国每年新生儿占世界比例可能跌破3%。

生育率低迷的根本原因是人们的生育意愿普遍较低。比如，基于1980～2011年间开展的227项生育意愿的调查研究发现，1980年以来中国家庭生育意愿在减少，心目中的理想子女数平均在1.6至1.8之间，远低于2.2的更替水平，而且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生育意愿。即便是在生育意愿较高的农村，生育意愿也不到1.9，比陷于低生育率陷阱的日本、韩国还低。

经济也会患上“老年病”

长期低生育率会带来一系列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工作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自2013年前后开始萎缩，并持续到本世纪中后叶。在这个阶段，孩子比例下降，老年人比例上升，总人口先缓慢增减再急剧萎缩。日本在1990年代初进入这一过程，当时如日中天的日本经济也开始陷入长期萎靡。日本人均GDP在1991年比美国高20%，到2015年已经比美国低42%，尽管这一期间日本人口相对美国在不断萎缩。中国的生育率下降比日本要晚近30年，但远比日本迅猛。由于劳动力供给受人口结构变化直接影响，短期内劳动力可能趋于短缺，工作收入提高较快。尤其是需要年轻人的行业可能出现招工难，但中年人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就业难。

长期低生育率会使人口迅速老龄化，劳动力数量相对于需要抚养的老人数量迅速减少，将导致整个社会的养老成本上升和税收增加。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未来20年内将成为老龄化程度和养老负担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且情况会不断恶化，这将严重拖累国家财政和经济活力。低生育率带来的老龄化危机最直接的体现是养老金体系入不敷出。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工作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来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一方面，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工作者减少，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人福利，或者提高工作者的保费。延迟退休年龄的提议在中国遭遇普遍反对，但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需要延迟退休的根本原因是长期低生育率。更严重的是，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5%，未来几十年会一路上升到40%左右。如果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

低生育率会削弱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改革开放后，中国依靠全球第一的人力资源和庞大人口的市场规模，在几十年内迅速崛起，成为新兴制造业大国，将来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但按现在的趋势，两代人之后，中国每年出生的人口将少于美国，而这些未来比美国更少的年轻人将负担着远比美国更多的老年人口，中国将彻底失去人口优势。如果人口颓势无法挽回，在扣除技术进步的因素后，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不断萎缩，规模效应持续弱化；到本世纪末，中国的经济规模可能被印度超过并又被美国反超，最终丧失综合性的产业优势，国力全面衰退，而人均GDP也会受到负面影响。

随着人口老化和萎缩，在扣除城市化和技术进步的影响后，消费和生产将同步缩减。经济产出中可用于抚养之外的支出将减少，除了医疗、养老、殡葬等，其它行业都将步入相对衰微，国内投资动力将严重不足。因为老年人的消费意愿低于中年人和年轻人，消费萎缩可能快于收入萎缩，引发通货紧缩。由于整体经济规模相对萎缩，家庭累积的名义财富将泡沫化，可能表现为投资收益低下和房地产市场长期低迷。而随着社会规模减小，基础设施更新步伐放缓甚至停滞，已有的基础设施将面临老化，规模效应下降。

科技创新和创业是中国经济提升的希望，但低生育率会削弱未来创新和创业的活力。由于人的创新和创业活力在30岁左右达到高峰后快速下降，人口越年轻的国家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就越旺盛。根据我们的分析，长期低生育率不仅减少年轻人的比例，也减少他们的创新动力，让整个经济患上“老年病”，特征是知识更新缓慢、创新精神缺乏、创业活动减少、技术进步相对迟缓。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工资上涨压力增加，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变化的动力加强，自动化与信息化技术会得到更广泛的应用。

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最为低迷的是东北地区。辽宁、黑龙江、吉林的GDP增速在2015年分别为全国倒数第1、第3、第4位，而2016年上半年，辽宁GDP出现负增长。虽然造成这一现象有很多原因，但最为根本的应该是东北严峻的人口形势。东北的生育率在全国垫底，长期处于1.0左右的水平。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一个如此大的区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处于如此低的生育水平。而且，伴随着空前严重少子化的是雪上加霜的人口外流。

实际上，东北的人口危机只是刚刚开始，未来会越来越严重。在如此严峻的人口趋势下，对东北的进一步投资很多将效益成疑。早年振兴东北的投资只是延缓了东北衰败的过程。虽然东北的经济还会起伏，但经济长期萎靡乃至萎缩可能性较大。全国的低生育状态大概比东北要滞后若干年，除非生育水平能大幅提升，否则东北的今天可能是全国的明天。

中国未来的养老困境

养老方式主要有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三种。家庭养老是指由子女来承担养老责任，是我国传统的养老方式，现时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方式。虽然如此，然而我国自1970年代后施行计划生育，家庭的平均规模逐渐下降，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逐渐变弱。到2020年，我国的失能老年人将达到4200万，80岁以上高龄老年人将达到2900万。失能老人的照料护理已成为非常急迫的问题，现在失能老人护理大部分还是靠家庭解决，而随着独生子女的父母进入老年“空巢”，靠独生子女解决失能老人护理问题越来越难。

实际上，无论哪种养老方式，本质上都是工作人口养活老年人口。也许有人会说，很多老人可以靠自己的积蓄，如房屋和投资，而不是政府来养老，所以不会造成社会负担。这种观点在宏观上是完全错误的。这是因为老年人的积蓄，来自他们在工作年龄时创造的价值，这些价值所对应的商品和服务，在创造之后不久一般都已经消耗掉了。所以，养老积蓄并不是老年人把当年创造的商品或服务储存下来供以后使用，而是变换成为存款、证券或房产等投资凭证，等到养老需要时，才用这些凭证来兑现后面工作人口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因此，养老积蓄作为名义财富，在兑现时的价值取决于这些积蓄所对应的的未来财富的价值。

在劳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工作人口减少，未来的经济规模也跟着缩减，也就是届时所有的商品和服务的整体价值相对缩减。这些商品和服务，是供老年人的积蓄来兑现，和工作人口实际花费的。这些商品和服务减少越多，那么养老积蓄所代表的名义财富的虚幻性就越强，具体可能表现为养老投资的普遍亏损和房地产市场崩盘。由于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和工作人口的收入，都是在追逐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所以，与很多人的理解相反，老年人手中占有的名义财富越多，年轻人整体压力反而越大。这是因为养老积蓄在支付时，老年人兑现能力越大，工作人口在自己创造的价值中能留给自己享用的份额就越少，只是养老积蓄和支付方式的社会化在微观上模糊了这种关系。假设在未来的某年里，工作人口创造的商品和服务按届时的价格总值100万亿元，再假设老年人的养老积蓄在这一年的兑现价值是45万亿，那就@意味着届时的工作人口创造的财富中有45%将被老年人分去，而工作人口整体只能享用其中的55%。

低生育率带来的养老困境除了表现在财富代际转移带给年轻辈的经济压力外，更表现为实际养老需求对家庭的现实压力。现在中国城市一对夫妻赡养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的家庭格局已很普遍，在这种家庭模式下完全依靠家庭养老，独生子女的养老负担势必非常沉重。因此，寻求社会资源的支持已成为趋势。然而，一方面是传统养老模式的不断弱化，另一方面是现代化养老服务业发展的相对滞后，让中国养老体系发展整体滞后于老龄化的速度。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农村面临着比城市严重得多的养老困境。农村老人一生辛劳，面朝黄土背朝天，劳动能力是经济来源的根本支柱，大多数都要“干到干不动”为止。而一旦老人丧失了劳动能力，就没有了收入来源，只能靠子女抚养。2009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开始在全国试点，基础养老金定为每人每月55元。几年过去了，尽管新农保的覆盖面不断扩大，但养老金的标准却没有大幅度地提高，对很多失去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而言，每月几十元养老金是他们仅有的收入。

如东县是未来的缩影

早年的“计划生育红旗县”江苏省如东县，在1960年代初就开始控制生育，比全国提前10年实行计划生育，也提前2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无论是从出生率、少儿比例还是老年人口比例看，如东县的低生育率程度都比全世界低生育率危机最严重的国家和地区还要严重得多。在1956年，该县出生了43259人，到2010年仅为5755人，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减少了86.6%。2015年，如东县的少儿（0～17岁）、年轻人（18～35岁）、中年人（36～59岁）和老年人（60岁及以上）占人口的比例分别为9.3%、18.6%、43.2%、28.9%。到2030年，如东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57%。但在这种情况下，如东县人口和计生委主任依然在2010年10月25日的《如东日报》上发表文章，强调要巩固如东县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如东县人口和计生委2013年还列出了对县级机关计生工作的考核细则，这显示了当地计生部门是如何“尽职尽责”地来恶化低生育率形势的。

与当年愿望相反的是，长期低生育率导致的严重的少子化和老龄化，给如东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在地级市南通下属的市区以外的5个县市中，如东的人均GDP在1990年位居第一，但现在已经降为倒数第二。如今，生源锐减、年轻人出走、城镇萧条等问题日趋严重。

如东目前有超过20家养老院，大部分为公办。在掘港镇宾山老年公寓，有的护工也是60岁左右的老人，镇上戏谑他们是“老头老太照顾老头老太”。

白帝位于范文第4篇

主要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成本。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摩拜的单车成本大约3 000元/辆，而ofo的单车成本含维护大约270元/辆。

在客单价上，摩拜的收费为1元/30分钟。如果作为城市公共交通末梢和微循环的自行车出行场景，即500米到3千米的骑行距离，客单价在2元以内。ofo校内0.01元/分钟，0.04元/千米，校内客单价大约在0.1元以内。在校外，ofo双号牌的车，收费是0.04元/分钟，0.16元/公里，客单价大约在0.5元。

结合单车成本和客单价，排除天气等原因，假设实际出行为300天，每辆摩拜单车的使用频率1天5次，大约1年可以收回成本。由于学生单车出行的习惯比较普遍，假设ofo每天使用频率大约10次，那一辆ofo大约270天就能收回成本。

第二，覆盖密度。这是ofo真正凸显成本优势的地方。如果寻车的距离在500米以上，寻车时间超过6分钟，人们对骑车接驳公共交通的需求将大幅下降。为了确保500米范围内有车，则需要对城市运营区域内500米半径对应的每0.79平方千米的面积进行覆盖。按广州市环城高速内人口密度20 000人/平方千米计算，假设每100人中1人选择骑车，在广州环城高速210.13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则需运营42 025辆自行车。假设通过数据分析优化调度能够实现20%的自行车满足80%的需求，那么广州环城高速内合适的投放量是16 810辆。要实现这个投放量，摩拜的成本是5 043万元，ofo的成本是453.87万元。

白帝位于范文第5篇

单从产品的生产量来看，无论白电还是黑电，诸如彩电、洗衣机、电冰箱、空调、微波炉等。其产量都已经位居世界第一的位置，有些甚至占到了世界市场的50%以上，格兰仕的微波炉一度达到世界市场80%的占有率，这些业绩无疑是非常辉煌的。可反过来当我们去看看中国这些名牌家电制造业的营利情况时，却是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因为家电产业早已是个成熟的产业，其利润的日趋减少也是大势所趋。这种整体趋势与国内的情况是相同的。所不同的是发达国家的家电制造业正在通过开发新的技术以及占据微笑曲线高端的位置（甚至在一些主要的家电零部件方面占据垄断的优势地位），从而获得很高的利润。诸如LCD和PDP的面板、冰箱的压缩机以及空调的散热管等。而国内的家电企业虽然在组装技术和销售环节内控制很好，但由于产品本身的利润空间微薄，仍然是靠薄利生存。

“微笑曲线（Smile Curve）”的原版大约是在1980年代由当时以OEM著称的台湾制造业的领头羊台积电的掌门人提出来的，其后逐渐应用到很多产业当中，因其曲线图如一张微笑的脸而得名。其曲线图如下：

从上面的微笑曲线图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绝大多数的家电制造企业都处于微笑曲线的中端，无论是产品整体的研发还是主要零部件的研发，由于不具备自己的核心技术，仍然都属于组装制造企业，也就是处在价值链末端的尴尬境地。拿液晶电视的生产来看，据数据调查公司DisplaySearch的调查数据来看，中国市场2008年的LCD市场总量在1200万台左右，这其中绝大部分可以说是中国家电企业生产的。虽然生产总量可观，但由于价格的不断下降，其利润空间也在日趋微缩。而在LCD生产中成本占到总成本约60-70%的LCD面板的生产基本都控制在韩国、台湾和日本企业的手中。中国国内的京东方、龙腾光电等面板生产企业仅能生产第5-6代的产品，而国际上的大多数厂家已经在生产第8代的产品。因此这种垄断性的利润也只能由国外企业，即处于上图中川上部分的企业占据。即便是产品组装完成，要推向市场，由于大多数制造厂家没有销售渠道，即使有也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不得不把产品交给那些具有垄断力的家电连锁企业去销售，如国美电器、苏宁电器等（即上图中的川下部分）。这些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巨大影响力的销售巨头又会要求家电企业降低他们的出厂价格（因为众多家电企业的竞争），从而提高他们的利润。在这样两头被挤压的情况下，中国家电制造业的路程便日趋艰难。去掉上游和下游的利润，中国的家电制造业只能从总利润里面抽取大约10%左右的利润，而这些还必须抛掉自己所有的生产和销售成本，那么其利润空间就可想象的到了。

那么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家电制造企业如何才能摆脱这种困境呢？

首先，我们先来讨论一下中国家电企业是否也能像日本家电企业一样，通过把主要零部件的内制化来获取高额利润，即我们所说的全套化经营（Full Set）。日本的大多数家电企业都是这种经营模式，主要零部件的研发和生产，成品的研发和组装生产、甚至一部分销售都由自己来做。这样从技术方面不会像现在的中国家电业一样当主要零部件的供应商提高价格时，自己便不得不降低产量，从而受制于人。像松下电器自己的彩电业，其彩电的主要零部件-显像管几乎全部是由自己旗下的工厂来生产的；以生产液晶电视著称的夏普，其液晶屏也全部是由自己的工厂来生产。但这种全套式经营模式的缺点是成本太高，对技术研发的投入尤其要大。特别是随着近些年由于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产品的结构也在日趋简化，即由统合型结构逐渐转变为模块式结构（从电脑的组装可以明显地看出来），其目的当然是为了降低成本。对于没有很好技术积累和巨大资本积累的中国制造企业来说，无疑这种模块式结构的生产方式是非常合适的。因此如上述日本企业的全套式经营模式对于目前的中国家电企业来说并非一个很好的选择。

尽管这种全套式企业的经营模式对于中国的家电企业来讲，把微笑曲线的上端部分完全纳入到自己的生产和销售体系中是不太可能的，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做到。可以仅仅加大企业对主要零部件的研发，而把生产交给供应商去做。当然如果企业自身的生产能力达的到的话，自身解决应该是最节省成本的（如果在现有完成品生产线上能够生产的话，因为这样可以减少开模费以及与供应商的交易成本）。比如海信于2005年开发出来的彩电用的数字视频芯片，就结束了该种零部件完全从国外进口的局面。随着学习经验的累积和生产量的加大，即学习效应和规模效应就会逐渐显现，不仅可以实现供给自己企业内部所需的部分，而且还可以通过卖给其他家电企业而获得不菲的利润。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要有长时间对研发投入的资本和耐心。这虽然也是一条出路，但对于大部分中国家电制造企业是很难实现的。

那么除了上述方式外，我们来看一下能否从微笑曲线的中游来解决中国家电企业目前的困境。

在微笑曲线的中游，基本都是产品的组装和生产。在这一部分，中国的家电企业如何增加自己的价值呢？如上所述，近些年产品的结构正在转向模块式结构，这种结构即简化了产品的结构，降低了产品研发的难度，也减少了企业进行产品创新时的成本。而且，目前中国的家电企业正好处在一个由原来的技术引进逐渐走向自我创新的过程。因此，中国家电企业完全可以通过对家电产品的结构更新改变其生产结构，即把原来统合型（需要团队研发的结构，包括主要零部件在内）改变成一种容易进行模块式生产的结构方式，从而不再使主要零部件受制于人，即易于组装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当然这也需要整体结构革新的大笔研发投资和改变生产线流程的投资，但这应该可以说是唯一在微笑曲线中游增加自己的价值，而且能够使自己完全不再处于落后，反而会领先于其他厂家的一种策略。其实日本的很多家电企业在1970-80年代除了上述的全套式经营模式外，也是通过改变产品的结构而领先于世界潮流的，只是当时他们是把产品的结构改向了一种统合型结构（需要团队研发的集成结构），比如索尼把原来大型、笨重的电子产品通过改变其产品的结构设计，生产出了轻、薄、短、小型的风靡世界的产品。这种彻底改变产品结构的做法听起来相当困难，但从克里斯滕森的《破坏性创新》中对世界上许多创新性企业的研究来看，对于有一定积累的企业来说，并不需要你去进行彻底地创新或者完全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技术出来，通过对整体设计结构的改变和整合，以完全不新的技术同样可以达到破坏性创新的目的，从而使后发企业站到行业领先的位置上。

除了从微笑曲线的中游来解决问题之外，我们再来讨论一下通过与微笑曲线的下游合作，能否改变中国家电企业目前的窘境。

目前的中国家电企业，拥有自己的销售渠道的也不在少数，但大多数渠道并不能完全独立销售他们自己的产品，大部分情况下不得不把自己的产品交给在全国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苏宁电器、国美电器和其他大型家电零售企业。因此家电制造企业要想在川下部分与零售企业分享一杯羹是非常困难的。除非那些较有实力的家电企业，通过与大型家电零售企业的合作，比如零售企业购入家电企业的股份，结成利益共同体，从而可以形成联合定价的优势地位。但以目前的家电市场存在众多制造企业和众多零售企业的情况下，从博弈论中的卡特尔困境来看，这种合作是极难实现的。而且从零售企业的世界发展趋势（沃尔玛的发展）来看，其统合之势还会不断被强化，在国内肯定也是这种发展趋势，因此超大型家电零售企业对于家电制造商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就算一开始家电制造企业能够从对零售企业的产品技术售后服务方面获得一部分利润，但随着零售企业实力的不断增强，他们可以自己招聘技术人员，从而完全垄断川下部分的利润。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家电企业要想有所作为是非常困难的。在这一部分，目前能做的也许是如戴尔一样，采用直销模式，即不用加大研发的投入力度，也能从省掉零售企业的利润盘剥中获得较高利润。当然这种彻底颠覆目前家电流通流通领域的做法几乎不太可能，但从戴尔经营模式不断应用到其他领域的先例来看，也许有一天在家电领域会成为一种可能。

从上述对整个微笑曲线的分析来看，中国的家电制造企业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彻底改变永远处于微笑曲线中端（即价值链末端）的困境。

1． 如海信电器一样加大对主要零部件的研发力度，实现全套式经营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