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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下半叶以来,顺应了世界经济和国际经贸合作发展的要求,国际贸易自由化潮流在曲折中不断向前推进。尤其是从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日益高涨,世界贸易自由化趋势进一步全面加强,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大特征。纵观当代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它始终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直接推动是密切相联系的。
首先,多边贸易体系推动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谈判。从多边贸易体系建立以来,发动、组织和主持开展多边贸易谈判一直是其基本职能之一。关贸总协定通过组织和主持开展的8轮多边贸易谈判,推动了全球范围内各国关税水平的大幅度下降,取消和限制了一大批非关税措施,从而促进了世界商品贸易的自由化及发展。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中,服务贸易也开始正式列入谈判议题,最终达成了《服务贸易总协定》,从而使多边贸易体系得到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并促进了国际服务贸易从此开始了自由化的进程。
其次,多边贸易体系扩展了世界贸易自由化领域。为适应国际经贸发展的现实要求和趋势,多边贸易体系的谈判议题涉及面越来越广泛,谈判内容日益丰富,从而使全球贸易自由化的领域不断扩展,远远突破了传统国际贸易的领域和范围。从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许多协议来看,不仅涉及货物贸易,而且还涉及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投资措施等方面,近年来发达国家还热衷于推动竞争规则、环境保护和劳工福利等新议题的谈判。这一趋势既反映了21世纪的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合作发展的新趋向,同时也反映了当今世界经济体系的内在矛盾。
再次,多边贸易体系加速了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世界贸易组织在成立以来的几年中,一直继续努力推动贸易谈判,加快了全球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一方面,督促各成员加快落实乌拉圭回合各项协议的实施;另一方面,继续努力扩大贸易自由化成果。其中最为突出的成果是在1997年达成了几项意义十分重大的协议,即促进全球电讯自由化经营的《基础电讯协议》、对信息技术产品贸易实行零关税的《信息技术协议》和进一步承诺开放银行业及证券业新的《金融服务协议》。为了全面适应21世纪国际经贸发展的需要,WTO又于1999年底准备发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千年回合”。
1999年11月在美国西雅图召开的世贸组织第三届部长级会议,主要任务就是要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为新一轮贸易谈判确定基本原则和内容,并为全球贸易体制带来新的开端,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然而,此次会议最后并没有能够实现发动谈判这一目标,这是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以来遭受到的最大一次挫折。尽管从直接原因来看,是因为这次会议准备不足,各国在谈判议题和目标上存在的许多重大分歧难以消除,并遇到数千示威者的游行和破坏。但从更深层的原因来看,是反映了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与各国国家利益的冲突,反映了各国经济发展及其利益的不平衡而产生的矛盾和冲突的加剧。
2001年11月在卡塔尔多哈召开的世贸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主要任务之一仍是讨论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问题。会议召开之际,全球经济特别是美欧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经济普遍不景气。世贸组织成员希望,会议能通过决定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发出一个各方将共同努力振兴经济的强烈信号。同时,世贸组织也从西雅图会议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在筹备多哈会议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先期准备工作。因此,与西雅图会议相比,多哈会议有了较好的谈判基础。但是,许多发达成员和发展中成员之间在一些领域仍有相当大的分歧,各发达成员也均有自己的打算。所以直到会议开幕前,各成员虽然在不少问题上取得或基本取得共识,但在一些关键性的领域还存在严重分歧,许多矛盾需要反复磋商和协调,致使此次会议闭幕比原定时间推迟了一天。经过有关各方的艰苦磋商,会议于2001年11月14日最终通过了《部长宣言》等文件,与会的142个成员一致同意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
多哈会议《部长宣言》规划了谈判的议程,也为应对多边贸易体系面临的挑战作出了其他一些重要决定。会议还通过了《关于乌拉圭回合协议执行问题的决定》和《知识产权与公共健康宣言》等文件。根据这些文件,世贸组织成员将继续就服务贸易、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政府采购的透明度、反补贴和反倾销等议题举行谈判。世贸组织将建立一个特别的谈判机制,与世贸组织的相关机构一起负责乌拉圭回合协议执行的谈判工作。世贸组织成员同意将就农业问题进行全面谈判,在重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的情况下支持公众健康;并就现行世贸组织条款与多边环境协议中有关条款的关系举行谈判。各成员同意在下一届部长级会议上讨论是否在跨境投资、贸易便利化以及竞争性政策等领域发起谈判,在此之前作一些基础性的准备工作。上述协议文件的达成是各方妥协的结果。如面对来自农产品出口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压力,欧盟终于同意就开放农产品市场和取消出口补贴进行谈判,而发展中国家也以赞同将环境保护列入谈判议题作为交换;发展中国家虽同意对多边环境体系下的具体义务关系进行审议,但经过斗争将该审议局限于对现行多边环境协议适用性的审查;发展中国家虽同意对有关新议题进行讨论,但明确表明新一轮谈判要到2003年第五次部长级会议上各国进一步达成一致意见后才开始,并使会议声明注重对发展中国家在贸易和环境领域的技术支持。
根据多哈会议《部长宣言》,所有谈判应当在2005年1月1日前结束。2000年2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144个成员国经过为期一周的紧张磋商,就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原则和程序等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由多哈会议宣布成立的贸易谈判委员会同意成立7个谈判小组,分别是:农业、服务贸易、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规则、贸易与环境、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下的酒类产品的地理标识,以及争端解决规则谅解的改革,由此拉开了新的全球多边贸易谈判的帷幕。
二
多哈会议虽然宣布了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并阐明了谈判的主要内容,但是各方存在的分歧并没有消除,这些分歧从西雅图会议以来就一直存在。
(一)西雅图会议存在的主要分歧
导致西雅图会议失败的最主要因素是各方存在巨大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现有协议的实施问题。发展中国家成员普遍认为,发达国家没有很好地贯彻乌拉圭回合谈判达成的不少协议,发展中国家没有从中得到应有的好处,要求加强对现有协议实施情况的审议与监督。而发达国家也指责发展中国家没有很好地履行协议,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过渡期到期后全面履行有关协议,不能给所有国家延长过渡期。[1](p.58)二是关于“既定议程”问题,主要包括进一步改革农业体制和服务贸易体制这两大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农业方面的市场准入机会非但未能得到保证,反而有所减少,而发达国家也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农业问题上没有很好地履行协议。另外在农产品出口补贴问题上,美国、欧盟、“凯恩斯集团”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发达国家希望在服务贸易领域进一步推进各成员开放包括金融、电信、保险等市场,而发展中国家则希望对自然人流动及承包工程等问题进行谈判。[2](p.84)三是关于新议题问题。发达国家竭力要将贸易与投资、贸易与环境、贸易与竞争政策、贸易与劳工标准以及电子商务等新议题纳入新一轮谈判。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些新议题对其未来贸易发展将造成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对其中争论最为激烈的贸易与劳工标准和贸易与环境问题,发展中国家认为这是试图用贸易措施处理社会问题,用苛刻的环境标准限制其贸易发展。
(二)多哈会议存在的主要分歧
在多哈会议上,各方在一些关键性领域的分歧仍未消除。主要集中在农业补贴、知识产权、乌拉圭回合协定的实施、环境与贸易、投资规则、竞争政策和反倾销等问题上。如在农业补贴方面,美国和凯恩斯集团成员国主张新一轮谈判应致力于取消农产品出口补贴,而欧盟虽然表示可以谈判减少补贴,但不同意彻底取消。在知识产权方面,许多发展中国家要求明确有关知识产权的规则不能妨碍各成员为保障公共健康而采取某种特殊措施,而发达国家则认为它会为执行世贸组织知识产权协议造成法律漏洞。关于原有协定实施和新议题加入问题,发展中成员强烈要求发达国家完全履行已经作出的市场准入承诺,特别是在纺织品贸易方面。而欧盟等发达国家则要求新一轮谈判涉及一些新领域,主要是竞争政策、投资规则以及环境与贸易问题。广大发展中成员则认为在原有协定实施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同意发起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不愿涉及它们不熟悉的新谈判议题。
(三)新多边贸易谈判的主要难题
从西雅图会议到多哈会议存在的种种分歧来看,各方要在今后的谈判中消除分歧和达成一致意见最为困难的问题有:
1.原有协定的执行问题。主要包括执行反倾销协定、纺织品贸易协定及进一步落实有关关税减让协定等。其中难度最大的是反倾销问题。在乌拉圭回合中有关各方虽然已签署了反倾销协定,但由于一些规定过于宽松,使得某些发达国家加以滥用,连一些发展中国家近年来也频繁动用反倾销手段。深受其害的有关国家要求重新审查该协定,对其有关规定要更加严格,以防被滥用。目前最突出的是美国采取反倾销措施打压外国钢材来保护自己的产业,最近一次是在2002年3月6日布什政府宣布对其进口的一些主要钢材品种实施为期3年的关税配额限制或高达30%的关税,这一做法遭到许多受害国的强烈指责,并向WTO提起诉讼。美国迫于国内相关产业的院外活动集团施加的巨大政治压力,不会轻易放弃其限制措施,这对谈判形成了很大的障碍。
2.农业贸易问题。这是从乌拉圭回合谈判以来美欧之间分歧最大的一个问题,也是多边贸易谈判中矛盾最突出的一个领域。其中最大的难题又是减少农产品的出口补贴问题。欧盟是目前世界贸易组织中实行农产品出口补贴最多和最主要的成员,其举措遭到另一农产品出口大国美国、其他大量依赖农产品出口的国家如“凯恩斯集团”成员以及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迫于压力,欧盟在多哈会议上虽然作出了让步,同意就农业贸易问题进行全面谈判,并把分阶段取消农产品补贴作为长远目标。但欧盟各国政府也面临本国农场主集团的强大压力,不能不竭力维护自身的农业利益,今后的谈判会相当艰难。[3](p.60)
3.贸易与环境问题。把环境保护与贸易相联系,成为近年来国际贸易谈判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鉴于世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强调在发展国际经贸活动中加强环境保护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竭力提高环境标准的准入条件,以苛刻的环境标准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品形成种种限制措施,使环境保护的要求又成为新的非关税壁垒的重要内容。[4](p.5)目前发达国家在贸易谈判中进一步强化了对贸易活动中环境保护的要求,对进口商品提出了一些过高的环境标准和环保要求,并要求实行更为严格的卫生检查等,这些要求超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水平,使之难以接受。
4.服务贸易问题。《服务贸易总协定》将一般义务和具体承诺区分开来,有利于各方根据自身实际发展水平逐步开放服务市场。发达国家希望开展全面的服务贸易谈判,取消规则不适用的例外情况,迫使其他成员减少对市场准入的限制和对国内服务业的保护,实现更高水平的服务贸易自由化。它们的谈判兴趣集中在目前承诺水平较低的如海运、空运等部门和服务贸易的政府采购问题,以及其它它们具有竞争优势的行业;发展中国家在不反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前提下,强调这一进程必须考虑成员的整体和部门的实际水平,遵循逐步自由化的原则,对谈判内容更加关注减少对自然人流动的限制等问题。
5.劳工标准问题。尽管多哈会议对是否谈判这一问题未予明确,但发达国家近三年来一直在对发展中国家施加压力,因此这一问题在今后的谈判中是难以避开的。美国和欧盟想在贸易中通过引入劳工标准,从表面上看是保护劳工利益,而实际上会使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产品价格上扬,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相对优势,以达到保护发达国家工人和产业利益的目的。[5](p.18)多数发展中国家认为,如果在短期内强制实行劳工标准,无疑会严重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发展,这一主张是难以接受的。
6.若干“新议题”问题。虽然各方在多哈会议上最终妥协,同意在下一届部长会议上再讨论是否将贸易与投资、贸易便利化、贸易与竞争政策的关系和政府采购的透明度等问题发起谈判,但即使这些新议题最终被纳入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各方分歧也难以消除。发达国家要求各成员对外国投资者必须实行国民待遇,对外投资企业有权获取全部股权;要求各成员政府采购时必须公平对待外国产品,各成员政府的支出政策规定都要纳入世贸组织的控制下;要求各成员简化海关手续,否则可向世贸组织进行起诉;要求各成员必须建立平等竞争的政策规定,要有法可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虽然不完全反对讨论这些问题,但其发展水平决定了它们不可能立即实施上述有关措施,在这些方面很难达成全面的多边协议。[6](p.15)
三
上述新的多边贸易谈判所面临的种种难题,暴露了当今多边贸易体系内部存在的一系列矛盾,这些矛盾深刻地反映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现存世界经济政治体系的内在矛盾。
矛盾之一:经济全球化与国家民族利益的矛盾。
20世纪末叶,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正在超越原有的国家主权,客观上对传统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提出强有力的挑战,与各个民族国家利益产生各种矛盾和冲突。而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国家以及彼此分明的界限,就不可能淡化和消除各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独立性。经济全球化固然促进了世界各国经济生活密切渗透和日益融合,优化了全球的资源配置,但它也加剧了国际竞争,加剧了各国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加深了许多国家经济的波动和震荡。对此,各国既纷纷实施更加开放的战略和政策,积极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分工体系,又更加重视努力维护和保障自身利益,由此形成了各国既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又更注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矛盾。这一矛盾反映到多边贸易体系内部中来,表现为目前各方一方面愿意加强谈判、磋商和协调来推进贸易自由化,实现国家经济主权一定程度的让渡,另一方面又竭力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力争使贸易自由化进程符合自身经贸发展的要求。
矛盾之二:多边贸易体系与区域经贸集团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促进了全球经济整体性和统一性进一步加强,但这一趋势不仅没有弱化经济民族化,而且还刺激了区域经济集团化趋势的增强。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各种区域经贸集团大量涌现,至今已几乎遍及全球各个地区和每一个角落,并正在向大洲域及跨洲域化方向发展。这是全球经济最终实现一体化进程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因此它与经济全球化潮流是相适应的。当今世界上多数区域经济经贸集团都致力于推进其内部各成员的贸易、投资自由化及各种经济技术合作,在发展方向上与多边贸易体系的目标是一致的,并对强化全球经贸合作机制还具有重要的补充功能。但同时许多区域集团毕竟各自代表了一定国家的利益,因而又总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对外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绝对或相对歧视,这是与多边贸易体系的无差别无歧视的基本原则相矛盾的,而至今多边贸易体系并没有完全有效地解决好这一矛盾,从而多边贸易谈判难以避免出现集团与国家之间及集团相互之间的各种矛盾和斗争。
矛盾之三: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
长期以来,世界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两极分化与南北经济差距的扩大,虽与全球经济竞争有关,但在根源上是由国际经济旧秩序所造成的。经济全球化从本质上看既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又是资本主义的全球化,因此它不能从根本上涤荡国际经济旧秩序,并导致国际市场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加剧了世界经济力量的不对称性,南北经济的发展“鸿沟”正在加深。从近十多年的情况来看,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已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大赢家。发达国家凭借其掌握的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先进生产要素,客观上成为了推动和影响全球化进程的主导力量,经济全球化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意志和模式。这一现实反映到多边贸易体系内部中来,就形成了发达国家一直力图控制和操纵多边贸易体系,对多边贸易谈判规定自己的目标,并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对其不利的条件等等。这种状况必然导致在多边贸易体系中,发展中国家既希望通过谈判使自身经贸发展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又对发达国家推进贸易自由化意图深切怀疑,对开放市场会对本国经济产生的冲击十分担忧,对许多方面的谈判具有抵触情绪。
矛盾之四: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对国家利益的冲击和所导致的各国经济不平衡的加剧,不仅激化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而且也激化了发达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从冷战结束以后,各国竞争的主战场已转向经济竞争和国力较量。经济全球化促使国际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作为当今世界经济主要力量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竞争更是达到白热化的程度。在经济全球化的作用下,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经济在20世纪90年代中发展的不平衡性发生重大变化,最近这三大经济体又刚经历了新的经济衰退。这种新的发展不平衡和新出现的衰退,必然增大这些国家国内各界对政府的压力,迫切要求其政府保护本国产业和拓展国外市场,从而引发其相互间矛盾的加深。在多边贸易谈判中,发达国家经常相互指责对方保护本国市场,损害他国利益,要求对方作出实质性让步。而在各国目前都不同程度存在着市场低迷、失业增加和消费不振等各种困难的情况下,这种让步的空间和余地是非常狭小的。
四
无论目前多边贸易体系各方还存在多少分歧,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帷幕已经拉开。展望今后几年谈判的前景,目前还很难确定它将取得哪些具体成果。但根据整个世界经济贸易发展的趋势,以及多边贸易体系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并从历届多边贸易谈判的特点来看,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将会出现几个方面总的走向和特征:
一是谈判内容的广泛性。为适应世界经济活动和国际经贸合作领域的不断延伸和密切交织的要求,近年来多边贸易体系框架日益扩展,几乎已经涉及当今世界经贸所有领域。同时,对谈判起主导作用的发达国家为保持其在国际经贸中更大的优势,一直竭力推动新领域的贸易谈判。因此,在这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必然涉及一些更新的领域,谈判内容将不断丰富。尽管多哈会议只决定启动新的谈判,但随着其内容的不断扩展将不可避免启动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实际上是否称为“新一轮”谈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或名称问题。
二是谈判进程的曲折性。尽管目前各方对启动新的贸易谈判及达成新的成果都有一定的诚意,但这场新的谈判进展不可能是很顺利的。其原因十分清楚:首先,各方在许多谈判议题上的目标和意图差距甚大,要逐步缩小相互间存在的差距,需要反复沟通和磋商,并需要各方作出让步和获得补偿。其次,各方在谈判中的矛盾错综复杂,即使经济发展水平和贸易利益相近的国家,在涉及许多具体领域的意见也不尽一致甚至对立。有些贸易方可能在谈判某些问题上形成同盟,但在另一些问题上又是对手,各方的立场和矛盾需要不断加以协调。再次,由于谈判内容的广泛性,使谈判既要处理原来遗留的各种问题,又要解决许多新的经济贸易问题,既要着眼于原有各种协议落到实处,又要努力达成新的协议并推动其实施。
三是谈判成果的有限性。鉴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各国利益要求的多样性,全球贸易自由化只能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特别是在现有的国际经济秩序下,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制定全球贸易规则的主导权问题,不可能真正实现贸易谈判中的公平和公正性问题。长期以来,从关贸总协定到世界贸易组织,发达国家一直主导着贸易规则的制定。在世界贸易组织的142个成员中,发展中国家成员虽然占了3/4以上,但它们并不能平等地参加世界贸易决策,它们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常常因谈判能力低下而被忽视。因此,在未能确保所有的世贸组织成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参与讨论和得到实惠,并能实现各成员国的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情况下,在各有关谈判领域和议题所取得的自由化成果只能是有限的,难以达成全面一致并可持久的协议。[7](pp.6-14)
四是谈判意义的深远性。无论这场新的多边贸易谈判能够取得多大的成果,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它对进一步加强多边贸易体系的作用,推进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以及促进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重大。通过谈判可以加快落实已有协议,并在有关领域进一步扩大贸易自由化的成果。尽管在现有的格局下发达国家将是谈判成果的最大得益者,但相当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也能受益。世界银行已作出估计,通过新一轮全球贸易谈判,连同相关的市场改革,将在2015年之前使全球收入增加2.8兆美元。其中,1.5兆美元的增加属于发展中国家,将能额外帮助3.2亿人摆脱贫困。OECD的贸易主管也表示,新的贸易谈判将使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及纺织品更容易打进富有国家的市场。此外,谈判所涉及的许多新议题,将关系到今后国际经贸能否适应未来经济全球化、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发展的要求,世界各国应该从21世纪全球发展的高度来认识新一轮贸易谈判的意义。
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启动之际,我国已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入世不仅将推动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也使我国更进一步直接参与多边贸易谈判,在谈判中更充分表达自己的立场观点和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以切实维护自身及整个发展中国家的权益。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结果如何,既关系到未来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发展的前途,也与我国入世后社会经济发展和开放的环境和条件息息相关。中国外经贸部副部长龙永图在代表中国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出席的世界贸易组织总理事会会议上,已全面阐述了中国政府对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的立场。中国一向支持在充分考虑发展中国家利益和合理要求的基础上,启动新的多边贸易谈判。中国主张新的多边贸易谈判的目标为:第一,有利于建立公平、公正和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第二,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贸易投资便利化;第三,有利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平衡,特别是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一、多边贸易体制是各国国际贸易政策协调制度化的产物
国际贸易协调是指在国际贸易活动中,在有关各方的努力下,通过一定的协调组织形势,制定和执行统一的协调规则,从而兼顾各方的贸易利益,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国际贸易关系的实质是专业化国际分工的利益在贸易国之间的分配问题。各国政府在制定本国贸易政策的时候总是站在本国利益的立场上,而很少会考虑到他国的利益。由于贸易利益的差异,各国经济目标不同,各国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的贸易政策必然产生国与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和政策的不协调,从而影响国际贸易的正常发展,导致贸易摩擦。为了有效地协调和规范各国政府制定经济贸易政策的行为,平衡各国的贸易利益,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有一个超国家的国际组织来担当这一重任。
适应这一要求,1947年10月在哈瓦那举行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就业会议上,与会各国达成了《国际贸易组织》,但由于美国等一些国家的立法机构没有批准,结果使国际贸易组织流产,而《国际贸易组织》中有关贸易政策的内容经谈判修改后成为《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经23个缔约方签字后于1948年1月正式生效,后来逐步演变为事实上的国际贸易组织。作为乌拉圭回合的意外成果,与会各国于1994年4月15日在马拉喀什部长会议上通过了《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根据该协定,1995年1月1日,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立。
二、世界贸易组织对多边贸易体制的发展
世界贸易组织的成立是对多边贸易体制的重大发展。它是对关贸总协定所确立的多边贸易体制的继承和发展。
1、从WTO和GATT的宗旨考察,WTO的宗旨在继承GATT的宗旨基础上,根据世界经济的发展情况,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世界贸易组织的宗旨至少在下列三个方面发展了GATT的宗旨:
WTO宗旨中考虑到了服务贸易。
WTO宗旨中考虑到了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需要:促进持续发展的需要和以适合其经济发展不同水平的方式保护和维护环境。
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积极、努力保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他们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份额。
2、从法律地位方面考察,世界贸易组织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基础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WTO作为正式的国际组织,是国际法的主体,享有外交权和豁免权,其地位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位相同。而GATT未经各国立法机构批准,只是经由各国行政当局订立议定书后付诸实施,一直是一个“临时适用”的行政性协定,不具有国际法的主体地位。
3、从职能和管辖的范围考察,世界贸易组织使多边贸易体制的职能和管辖范围向纵深发展。首先,GATT对其职能没有明确的规定,而WTO对其职能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次,WTO的建立使多边贸易体制管辖的内容更加广泛。WTO作为GATT的继承和发展,不仅使贸易自由化延伸到长期游离在GATT之外的农产品和纺织服装等商品,而且超越纯货物贸易范围,扩大到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与货物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领域,使多边贸易体制的内容更加丰富。
4、从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考察,世界贸易组织明确提出了加强和发展多边贸易体制的目标。在《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序言中写到“决心形成一种完整的、更有活力的和持久的多边贸易体制,包括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过去贸易自由化努力的各种结果以及本次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谈判的所有结果”,而GATT没有提出明确的发展目标。
5、从贸易争端解决机制方面考察,世界贸易组织加强和完善了多边贸易体制处理贸易争端的规则和程序。GATT在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处理国际贸易争端的机制,这种机制在实践中面临着许多问题,诸如,解决争端的时间过长,实体法规的混乱,实行程序不够详尽和有力,不能有效的防止错案,对单边报复的限制不够等。WTO依据《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确立了自己处理国与国之间贸易争端的解决机制,在争议的管辖权,上诉机构的设置,对争端解决各环节规定了时间限制,专家小组的组成方面,保密性和裁决的执行等方面进行了完善。
6、从协议的效力方面考察,世界贸易组织对成员的约束力增大。其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规定世界贸易组织各成员方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定必须“一揽子”接受,不同于关贸总协定的许多协定可以由成员方选择性的参加或提出保留。这就增加了对成员方的约束力。其二,世界贸易组织与GATT相比增加了贸易政策审议机制。对成员国的贸易政策进行定期审查。这种审查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审查的目的在于找出各国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多边协定的纪律和遵守在多边协定下做出的承诺。通过定期实行这种审议,WTO作为一个监察人,保证其规则能得以执行,并有助于防止摩擦。另一方面这种审议提高了各国贸易政策的透明度和对各成员贸易政策和惯例的了解。
三、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现实问题和挑战
1、WTO管理的多边贸易体制大量充斥的例外规定和免责条款,严重影响了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转,给WTO规则的执行留下了隐患。部分规则过于宽松,使得某些发达国家加以滥用,发展中国家也跟着效仿,大大削弱了WTO的作用。
2、WTO虽然在其序言中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要“保证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他们中的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经济贸易增长中,获得与其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份额”,但在具体协议的规定上往往口惠而不实。
3、WTO的决策程序民主化有待提高。WTO在制定规则的时候往往受大国的操纵,存在暗箱操作。
4、区域经济一体化对多边贸易体制构成严重挑战。从1948年关贸总协定生效至今,关贸总协定和世贸组织得到通知的优惠地区协议有163个。虽然这些优惠性的区域安排是世界多边贸易体制所允许的,但它们毕竟有悖于多边贸易体制的非歧视性贸易的基本原则,对世界多边贸易的发展构成了威胁。
四、多边贸易体制展望
首先,WTO将会长久存在,并担负其协调各国贸易关系、促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任。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客观上要求有一个组织来协调各国的贸易政策,平衡各国在国际贸易关系中的利益,避免贸易摩擦。主观上,各国也认识到,一国经济的发展和福利的提高,不能脱离世界经济的发展。世界经济的发展立不开WTO的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内容摘要:贸易模式变迁、专业化分工深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交互关系对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模式也相应地不断发生变化。与此同时,贸易模式的变迁又反过来促进了专业化分工的进一步深化,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在过去的近两千年中,尤其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以后,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专业化分工逐步拓展与深化,贸易规模稳步扩大,贸易模式也不断发生变化。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
贸易模式的变迁既包括贸易方式的变迁,又包括贸易主体范围与贸易客体结构的变迁。当然,贸易模式的变迁并不是指由新的贸易模式完全取代原有的贸易模式,而主要是指新的贸易模式的不断产生与发展。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历程,贸易模式的变迁路径主要表现为以下特征:
(一)在贸易的广度上,贸易主体范围的不断扩展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自贸易(交换)产生以来,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呈现出不断拓展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大体上表现为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区域)间贸易再到国家间(国际)贸易的变迁路径。
早期部落社会,由于受生产力水平的限制,人们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贸易行为只是偶发现象。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剩余产品不断增加,贸易活动变得逐渐频繁。贸易活动的增加与市场容量的扩大,为那些具有一定技艺的工匠专门从事手工劳动提供了可能。随着手工业者从村落中的分离、商人的出现以及他们在空间上的集聚,最终形成了城市。此时,城乡之间的贸易是贸易的主要形式。但由于受运输等交易成本的限制,贸易半径有限。
技术的进步、运输工具的发展和交通条件的改善,降低了自然贸易壁垒,使得贸易半径不断扩大。然而,封建割据成为贸易范围进一步扩大的障碍,城邦(或诸侯国)为贸易活动设置了许多人为的壁垒—捐税、过境税、限额等,这就使得贸易活动很难超出城邦(或诸侯国)的领地范围。当然,随着自然交易成本的进一步降低,城邦与城邦之间的贸易也有所发展。
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建立,打破了封建割据的束缚,贸易活动在国家内部变得活跃起来,贸易半径空前扩大。而国家之间的人为贸易壁垒,成为当时贸易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障碍。为了打入国外市场,获取贸易收益,很多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包括军事手段)降低甚至消除他国设置的贸易壁垒,贸易活动变得更具全球性。
(二)在贸易的深度上,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
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细化,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的层次上呈现出不断深化的趋势,贸易模式的变迁主要表现为从产业间贸易到产业内贸易再到产品内贸易的变迁路径。
16世纪到18世纪60年代的殖民地开拓,建立了宗主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制成品生产与原材料生产的分工体系;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60年代,在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英国等少数国家垄断了先进工业,并把落后的农业生产转移到亚非拉落后国家,逐渐形成了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分工体系;19世纪70年代到二战前,在科技革命的影响下,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并将夕阳产业转移到亚非拉国家,形成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体系。二战前的国际分工主要是以产业为界限的,与之相对应的是产业间贸易模式,即不同产业间产品在不同类型国家间的单向流动。
二战后至20世纪80年代,国际分工由垂直型向水平型转变,分工领域由产业间深入到产业内部产品间,逐渐形成了以产品为界限的国际分工,即产业内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维护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传统垂直型国际分工的同时,扩大和发展了与其他发达国家之间的水平型国际分工。在国际贸易方面,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逐渐超过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贸易,成为国际贸易的主体。在贸易模式上,则表现为产业内贸易(即同一产业的替代性产品在国家间的双向流动)模式的迅速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促成了全球一体化市场的形成和交易费用的进一步下降,给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空间;而更加激烈的全球竞争也为分工的深化提供了现实的推动力,跨国公司纷纷将非核心业务分离出去,集中精力于核心业务,以培育和强化核心竞争力,维持竞争优势。国际分工逐渐从产业内深入到产品内部不同价值链环节之间,出现了全球性的生产协作,原来在一个国家完成的生产现在分散到了不同国家。这种非一体化生产模式也促进了产品内贸易模式的形成与发展。
(三)在贸易方式上,由一般贸易方式向要素流动、加工贸易和外包方式的转变
随着生产国际化与投资自由化的发展,为了利用当地相对廉价的丰裕资源、降低生产成本,或者出于绕过他国贸易壁垒、降低交易成本等目的,跨国公司纷纷采取对外直接投资的方式。贸易方式上,表现为产品跨国流动向资本、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跨国流动的转变。为了充分利用国际市场资源,降低经营成本,经过对自己生产的成本与从外部购买的成本的比较权衡,越来越多的企业纷纷将非核心业务环节分离出去,由市场来承担。这在国际贸易方式上也表现为一般贸易方式向加工贸易方式转变。另外,受益于全球贸易自由化进程与生产者服务业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企业采用外包方式实施其全球化生产战略,对产品生产工序进行垂直专业化分工,把各工序分别外包给最具优势的企业,充分利用全球资源,以实现企业利润的最大化。这就促进了外包业务的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垂直专业化分工和跨国外包的新型生产分工与贸易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的原动力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决定交换方式。贸易模式的变迁是分工模式演化的体现,而分工模式的演化又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微观经济主体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求,通过将外部交易成本与专业化收益的比较,决定通过何种方式获得所需,并决定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专业化。专业化程度的加深与贸易模式的变迁,也正是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提高的必然结果,而外部交易成本降低与专业化收益的提高又源于科技的进步以及基础设施与制度的完善。
(一)科技进步与基础设施完善降低了自然交易成本
造船技术和航海远洋技术的进步、新的交通工具的发明与改进以及交通网络体系的完善,逐步提高了交通运输的速度和效率,降低了贸易中的运输成本负担;通讯技术的研发与进步,如电话、传真、广播、电视的发明与普及以及计算机、互联网、电子邮件、可视会议等全新通讯方式的出现和改进,大大降低了信息传递与交流成本,使得企业能够以较低的通讯成本交换信息,有效降低了业务拓展中的贸易洽谈成本和业务协作中的组织协调成本。
(二)体制的完善降低了人为交易成本
除了自然交易成本外,约束贸易开展的交易成本中还包括各经济主体设置的各种贸易壁垒带来的人为交易成本。中央集权国家的建立统一了国内市场,有效消除了地方割据所制造的各种贸易负担,促进了一国内部贸易的开展。随着贸易自由化进程和多边贸易体制的建立,国家(或地区)之间达成了各种形式的优惠贸易安排与协定,有效降低了国家之间设置的人为贸易壁垒。另外,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或地区)不断加入到世界贸易体系,这些新兴国家(或地区)在融入世界的同时,其丰富的资源也为世界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
交易成本的降低使得专业化分工可以在更加广阔的范围内进行,一方面,可以在更大范围内实现比较优势效应,实现更加有效的资源配置;另一方面,也扩大了经营的规模并带来规模经济效应。同时,经营规模的扩大带来累计产出数量的增加,这就产生了学习效应,即通过积累经验、提升技能而带来的成本降低和效率提高的利益。比较优势效应、规模经济效应与学习效应都带来了交易收益的提高。此外,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使得企业对降低成本的要求更加迫切,促使企业寻求更加节约成本和提高效率的生产经营模式。
贸易模式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的机制
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决定了贸易模式的变迁,贸易模式变迁是专业化分工深化的体现;另一方面,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又反过来扩大了市场规模、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
(一)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
贸易活动在空间跨度上的不断拓展,通过扩大市场交易主体的规模增加了总的市场容量。在贸易模式从城乡间贸易到城邦间贸易再到国家间贸易的变迁过程中,经营者所面对的市场首先从一城一乡市场扩大到整个城邦,然后又扩大到整个国家,最后扩大到整个世界,市场总容量不断扩大,这就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可能。贸易活动在贸易客体层次上的不断深化,提高了企业在其所专门经营的产品或工序上所面对的市场规模。
例如:假设整个世界共有A、B、C三个国家;A国为劳动丰裕国家;B、C两国完全相同,均为资本丰裕国家;三国市场需求均为每年2000辆卡车、2000辆轿车和2000套服装;并假设A、B、C三国分别有两家完全相同的企业供应市场。在不存在国际贸易的阶段,每家企业每年都要生产1000辆卡车、1000辆轿车和1000套服装。在产业间贸易阶段,劳动丰裕国家A国的两家企业分别生产三个国家所需的共6000套服装(劳动密集型产品)中的3000套;资本丰裕国家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分别生产1500辆卡车和1500辆轿车,其中三分之二供应本国市场,其余产品供应A国市场。在产业内贸易阶段,A国的两家企业还是分别生产3000套服装;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会专门生产3000辆卡车或者3000辆轿车,企业在特定产品(卡车或轿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间贸易阶段时的1500辆扩大了一倍。在产品内贸易阶段,则可能出现B、C两国的每家企业每年专门生产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零部件或者装配6000辆卡车(或轿车)的情形,企业在特定工序(生产零部件或者装配整车)上面对的市场规模比产业内贸易阶段时的3000辆又扩大了一倍。
(二)市场规模的扩大有利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增长集约型经济增长源于生产效率的提高,生产效率的提高根源于专业化分工的深化。贸易模式的升级变迁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推动了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和集约型经济的增长。
专业化分工程度受到市场规模的限制。市场规模越大,专业化分工深化的可能性就越大、分工程度越深。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形成与积累,进而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随着分工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企业可以将资金和精力集中在越来越细化的特定领域,促进了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实现技术突破。另外,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发展有利于带动相关产业部门,促进整个经济的增长。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对上下游产业产生了技术溢出效应;另一方面,专业化分工的深化带动了相关生产者服务业(如仓储、物流、咨询等)的发展。通过对相关产业的带动作用,实现了在更大范围内提高生产效率,从而实现整个经济的增长。
市场规模的扩大,使得资源配置可以在更大广度和更深程度上得以优化,从而推动生产效率和产出总量的提高,最终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企业由多产品的全过程经营逐步转向某一产品、某一工序的专业化经营,可以提高经营的集中度并降低经营成本,有利于实现企业经营规模的扩大。企业面对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有利于实现规模经济效应,使得特定资源能够得到更加充分的利用,资源得到更加有效的配置,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节约资源,相对增加了资源供应数量,进而增加了社会产出总量。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带来了更大范围内的市场竞争。一方面,这有利于打破了相对较小市场上的垄断格局,会使得无规模的低效率企业退出市场,从而提高了全行业生产效率,实现集约型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增加了对更加专业性的人才的需求,促进了人才专业技能的提高,使得专门化的企业家和研发人才不断涌现,进而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另外,吸收外资、技术引进、加工贸易、承接外包业务等贸易方式的开展,产生了技术外溢效应,直接促进了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
贸易模式变迁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启示
贸易模式变迁的路径,反映了经济的历史、预示着经济的未来,也启迪着经济的今天。在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经济低弥的新环境下,为了继续保持我国经济良好的增长势头,我国必须顺应经济历史潮流,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收益,推动我国的贸易向更广、更深的方向发展,以充分享受贸易利益,实现经济快速增长。为此,我国需要具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推动科技进步、完善基础设施
贸易活动的开展受到交易成本的限制,交易成本既包括自然原因所造成的交易成本,又包括社会原因所造成的人为交易成本。基础设施的完善与科技的进步,特别是交通运输技术、信息交换技术的进步,有利于降低贸易中的运输、商务洽谈、组织协调等自然交易成本。为了降低自然交易成本,我国要在积极做好立体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对交通运输技术、新能源技术、通讯技术的研发投入力度。
(二)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
搞活国内市场、开发国际市场,有利于降低人为交易壁垒,并扩大市场规模,提高专业化分工的收益,使我国企业能够在一个良好的竞争环境下参与专业化分工,并实现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经济增长。国内市场分裂的弊端可以从19世纪初的德国略见一斑。当时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尚未建立,各邦国使用各自的货币,对货物流动分别办理过境手续并征收关税。这就为邦国之间的贸易带来了沉重的贸易壁垒负担,严重阻碍了德国内部贸易的开展。为了搞活国内市场,我国首先要消除内部壁垒,建立一个统一而完善的市场体系。为此,政府应该采用积极措施实现国内经济的合理分工布局,避免各地区的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同时,要加快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切实实现政企分离,根除地方保护主义。另外,我国还要在巩固传统出口市场的基础上,积极拓展新兴市场。通过贸易谈判方式,达成双边或多边的优惠贸易安排或协定,建立多种形式的贸易组织,以降低贸易壁垒,活跃与这些市场的经贸往来活动,使我国企业能够面对更加广阔的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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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的今天,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于贸易便利化的重视程度都在不断的提升,贸易便利化已经成为了当中国际贸易开展当中的重要支撑,对于发展国际市场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而我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融入国际市场的过程中往往存在一定的阻碍,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贸易便利化的推动,能够更好的将我国市场与国际市场相结合,推动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进而为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提供便利的条件。所以说,必须要加强贸易便利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从而更好的发挥出其在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贸易便利化发展背景
在开展国家贸易的过程中,贸易便利化一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国家之间贸易的发展。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当中,贸易便利化问题就已经出现在了国际联盟当中,这一问题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际联盟的发展。在1950年左右,由于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当时并没有形成经济全球化,这就使得贸易便利化工作的开展仅仅停留在表面层次,即各国之间形成一定的贸易双向体系,许多更为便利的政策并没有出台。在此之外,各大世界组织包括海关组织、联合国以及世界银行等等都在进行贸易便利化问题的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随着世界贸易的不断增加,各国在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当中所面临的竞争压力在不断的提升,这就使得贸易便利化的问题更加的突出,各国在促使贸易便利化的过程中也出台了诸多的措施。特别是在计算机技术以及全球贸易技术得到飞速发展之后,贸易便利化的实施难度得到了很大的降低,各国为了促进自身国际贸易的发展,纷纷出台诸多贸易便利化的措施,更好的促进自身经济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
三、中国与其他国家通过时间分析
在开展国际贸易的过程中,通关时间的长短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贸易的完成速度与效率,对于贸易便利化产生着直接的影响。就我国的通关时间与其他国家相比,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这种差距的存在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在我国目前的海关管理当中,进口通关时间大约为9天左右,出口通关时间为7天作用,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的差距十分巨大,仅仅短于印度以及东盟国家,这就使得我国在贸易便利化推行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阻碍。但是应该看到的是,就内陆以及港口两部分的通关时间来看,尽管我国落后于美国以及新西兰等国家,但是与欧盟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由此可见,在我国目前的通关制约因素当中,主要指的是海关部分,由于进口海关这一环节当中我国需要4天左右的时间才能完成,而发达国家在2天左右就能够顺利完成,这一差距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国国际贸易的发展。因此,在推行贸易便利化的过程中,通过缩短通关时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我国进出口贸易效率的提升,为国民经济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提供可靠的保障。
四、贸易便利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的便利
(一)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当中,首先应该研究其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实行贸易便利化方案当中,我国的GDP总额将实现一定的增长,而随着GDP总额的提升,经济增长速度以及社会总福利都会得到一定的提升。由此可见,在实现贸易便利化之后,我国的总体经济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促进,经济总量以及发展速度都会实现一定的提升。特别是在推行贸易便利化之后,国际贸易在开展的过程中,进口时间会大大缩减,这就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经济增长以及经济福利的提升。特别是对于一些交通运输、钢铁产品以及电子产品等等时间成本较高的产品来说,通过实行贸易便利化,能够在节约进口时间的同时,降低这类产品的时间成本,更好的促进整体社会经济的发展。
(二)促进中国传统产品贸易发展。在实行贸易便利化之后,由于不同产品自身的属性以及其他因素方面的限制,贸易便利化所产生的影响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对于一些时间成本较高的产业来说,比如水果、蔬菜以及园艺产品等等,降低进口时间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升其市场竞争力,进口贸易总额也就会随之得到提升。而对于一些时间成本较低的产业来说,比如小麦、玉米以及大米等等,贸易便利化在降低进口成本之后,其自身的时间成本并没有得到很大的降低,其受到的影响也就相对较小。对于我国的传统产品贸易发展而言,尽管存在一些时间成本较低的行业,但是从总体上来看,贸易便利化在实施以后,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为整体经济的增长提供可靠的保障。
(三)对不同产业产出的影响。由于不同产业在发展的过程中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使得贸易便利化在推行之后,对于不同产业的产出往往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在一些产业产出影响机制较为复杂的情况下,贸易便利化所带来的产出变化以及国际贸易的发展也就受到了一定的影响。首先来看,对于那些时间成本较高且需要依赖于进口的产品来说,在实行贸易便利化之后,这类产业的发展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许多国内需求都会转移到进口方面,这就会对这些行业的发展产生不利的影响。其次,对于一些时间成本较高但是主要需求靠国内满足的产品来说,相应行业的发展所受到的影响较小,产出在一定程度上会得到增加。最后,对于一些时间成本较低,但是需求弹性较大的产品来说,由于其通关时间缩短,产品的供应就会得到一定程度上的释放,相应的需求也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其产出将会显著提升。由此可见,在实行贸易便利化之后,由于不同行业自身的特点,其所受到的影响也会产生一定的变化。
五、结语
关于“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发展,国内外的学者也做了相关的研究,具体有以下几种说法:
(1)以共生理论指导构建国际关系体系。金应忠研究员在《国际社会的共生论和平发展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一文中强调,“‘共生’不仅是国际社会的一种客观存在,而且是国际社会发展的基本途径”。夏立平教授在共生思想的启发下又提出以共生系统理论来指导“一带一路”建设,在《论共生系统理论视阈下的“一带一路”建设》一文中,他认为要将“一带一路”建设作为一个共生整体系统,并运用系统工程理论来推进。
(2)从中美博弈的角度分析,一些美国的智囊团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是为了反制美国重返亚太。他们强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其本质是为了与美国寻求海上及陆上战略空间的权力分享,甚至是势力划分;还指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直接目的就是中国为了将东盟海洋空间划归到自己的太平洋水域势力范围;强调中国要在东亚地区之外打造以自身为中心的经济圈,是为了应对美国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对中国造成的挤压,进而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对中国进行的围堵和遏制形成有效的反制。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升,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一举一动也会越来越受到关注。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战略持有不同的观点和态度。本人从中国、美国、中东的三角贸易为着眼点分析“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变化发展。
1 中国、美国、中东的三角贸易现状
1.1 中国与美国的贸易现状
美国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代表,主导着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制定。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作为亚洲迅猛发展的新兴工业主体,并以“中国制造”著称,其发展已经引起了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高度重视。事实证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为了自己本国利益也正在试图改变国际贸易的规则。然而中美贸易发展仍在如火如荼进行。2014年,中国成为美国的第一大进口来源地、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三大出口市场。得益于国际油价的下跌,2015年中国首次超过加拿大成为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从表中可以看出,从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增速缓慢,但一直呈增长态势。中国始终在美国进口国中稳居第一,体现了“中国制造”的特点和优势。从表中也可看出,美国在中美的贸易中一直处在逆差地位。为什么美国还一直能处于经济协调状态?是因为美国长期在资本项目上保持顺差,资本项目的顺差大大弥补了经常项目的逆差。
1.2 中国与中东的贸易现状
中东地区资源、能源丰富,尤其是原油、石油产量堪称世界之最。随着中国的发展,在向世界大量输出工业制成品的同时,其自身对于资源、能源以及粮食等大宗商品的需求也日益依赖国际市场。与“中国制造”和中东石油的交换相伴随的,是中国与中东间日益兴起的资金、人员流动,二十一世纪以来,正式基于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商品、石油、人员、资金流动,中国与中东地区沉寂数百年的“丝绸之路”才会再次兴起。
据历史记载,在古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时代,中国的丝绸、瓷器与中东的香料、珠宝、犀象的双向流动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在当代,中国与中东现代丝绸之路的国际贸易,是以“中国制造”和中东石油的双向流动而展开的。古今对比可以发现,古今丝绸之路中国与中东地区在国际贸易中的商品结构保持着高度的稳定性,即中东地区出口的始终是资源性商品,而中国输出的始终是生产性商品。而且,如果说古代中东地区对丝绸、瓷器的依赖超过中国对香料珠宝的需求,那么在当代中国对石油的依赖远远超过中东国家对“中国制造”的需求。
1.3 美国与中东贸易的现状
中东丰富的资源、能源,以及优越的陆上地理位置也吸引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垂涎。尽管美国已经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撤军,但是美国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对于中东地区的争夺。TPP协议的制定便是美国为了重返亚太地区而发起的。
就目前来看,欧美国家能源的“非中东化”格局已经基本形成。就美洲而言,美国与其他美洲国家互为最大的石油进出口伙伴,2013年,美国石油进口(原油+石油产品)的第一大来源地区是美洲,占比58.7%,其中墨西哥和加拿大占比41.4%,中南美洲占173%,而中东地区则下降为第二大来源,占20.7%左右,北非和西非共占8.4%。可见,美国的石油进口已经形成以美洲为核心,中东和非洲为补充的格局。而且,随着美国的页岩油、加拿大的油砂和巴西的深海石油的开采,美洲正在逐渐成为能源供应版图的“新中东”,并有可能在未来几十年中改变全球的能源分配版图。
中国、美国、中东是典型的生产国、消费国、资源国。作为生产国的中国向美国和中东大量输入中国制造的商品,同时从资源国的中东进口石油,从消费国的美国引进资本、人才和科技。美国从中东进口部分石油,而向中东输入资本、人才和科技。这种三角贸易的结构特点是:一方面,美国在经常项目表现为逆差,在资本项目上表现为顺差,并且这种顺差弥补了逆差,使得美国对资源国和生产国的剥削更为隐秘。由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直接交换,逐渐被中国对原材料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所取代,消费国与资源国的贸易联系也变得相对间接,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中国队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极度渴求,以及不得不为此而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和道德代价。美国、中国、中东是世界和国际贸易中典型的消费国、生产国、资源国。研究他们之间的贸易往来和贸易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2 中国、美国、中东的三角贸易存在的问题
2.1 中国与中东的“现代丝绸之路”是在美国主导的贸易规则的格局下进行,这种三角贸易结构不合理
首先,在当代的国际贸易中,是由西方国家主要是美国掌握着国际大宗商品交易的定价权,大宗商品的定价方、购买方、供应方三者是分离的。其次,美元是国际经济、贸易、金融体系的主导性货币,承担着全球交易媒介、价值储藏和计价单位三大职能。第三,近代以来由西方主导的海洋贸易仍然是当今国际贸易的基本形式,海上运输是贸易往来的主要形式。由于美国在以上三方面中占据绝对优势,主导着当今国际贸易的主要规则,因此中国与中东的“现代丝绸之路”已经不是古代丝绸之路中各经济体处于一种大致平等的交换关系。
2.2 美元、石油和“中国制造”的三角关系不对等,三者之间的流动极不均衡
美元在国际贸易具有定价权和或货币结算功能,因此,美国、中国、中东的三角贸易集中表现为石油、美元和中国制造的贸易。美元换石油,美元换中国制造,石油美元换中国制造美元,最终的结果是,中国储备了大量的中国制造美元,中东拥有大量的石油美元,当拥有较多美元的中国和中东在本国无法消化大量的美元时,最终美元又会以资金、购买等各种形式流向美国,成为美国的银行存款、股票、国债等金融资产,从而使美国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项目顺差的平衡。简言之,美国在经常项目上用美元交换外国的实物商品,资本项目上又用虚拟的金融资产凭证换取外国美元,从而实现了美国的金融产品与外国的实物商品之间的循环流动,从某种程度上说,正式货币化的中国制造和中东石油支撑着美国的经济运转,且进一步巩固着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
2.3 中国的外贸形势持续低迷
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2015年以来,全球经济增速放缓、有效需求不足,各经济体依然面临较多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各国的外贸需求下降,全球贸易量出现萎缩。在全球需求疲软、结构失衡的条件下,我国对外贸易也出现下滑,现阶段进口和出口均出现负增长。另一方,由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工业制成品与原材料的直接交换,逐渐被中国对原材料的进口和制成品的出口所取代,消费国与资源国的贸易联系也变得相对间接,由此导致的直接后果则是中国队原材料等大宗商品的极度渴求,以及不得不为此而付出高昂的政治、经济和道德代价。
3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贸易结构的转型
3.1 一带一路为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提供了出路
在能源进口急剧攀升的同时,当前中国也面临着产能和资本双重过剩的压力。“一带一路”的建设,首先有利于中国向沿线国家出口中国制造的商品,消化国内的过剩产能。其次,有利于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档次。第三,除了产能严重过剩之外,作为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的国家,中国也日益面临着产能过剩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寻求多元化的资本流通和增值渠道,就显得十分重要,“一带一路”的建设,有利于扩大中国直接对外投资的规模,有利于中国在沿线国家推行人民币的国家化。
3.2 有利于实现中国的进口多元化和能源安全
一带一路战略意义在于区域协调和海陆全面开放,一带一路既是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路线,同时也是海路和陆路分别将东西部地区与沿线国家相联系起来的新图景。具体而言,沿着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北中南三线,西部地区可以与整个欧亚大陆相结合,一路通向东南亚、南亚、中亚、蒙古、俄罗斯、西亚、南欧、中东欧和西欧等沿线地区。沿着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东部沿海地区则可以与太平洋、印度洋相结合,一路通往南海、马六甲海峡、孟加拉湾、阿拉伯海、波斯湾、亚丁湾乃至地中海国家。在于沿线各国打通的情况下,首先,在不改变中东是中国石油进口重要来源的背景下,可以积极拓展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油气合作,有利于实现能源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其次,在海上运输仍将长时期内发挥主要作用的背景下,通过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合作修建陆上油气管道的方式,绕过马六甲海峡,实现能源进口方式的多元化。第三,在美元仍将是国际大宗商品和能源交易主要计价和结算货币的背景下,以能源合作为突破口,有利于推进与新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贸易的本币化或人民币结算,实现能源进口定价权和结算货币的多元化。
3.3 带动了沿线国家经济的发展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对中国意义重大,对于沿线国家更是一种机遇。首先,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资源、能源等大宗商品的消费国,且具有长期、持续、不断攀升的进口需求。然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丰富,原材料等初级产品是其主要的出口商品,因此,中国与沿线国家在资源领域的供需方面存在高度的互补性。其次,中国是目前在世界上拥有最多资金储备的国家,除了极少数富有的中东产油国之外,大多数“一带一路”的沿线国家是发展中国家,都存在着资金短缺和融资困难问题,因此,双方在资金方面的供需存在高度的互补性。第三,中国目前在高铁、通讯、船舶、核电等技术和装备制造业领域都达到了世界了领先水平,并积累了丰富的劳务合作和工程承包经验。相应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能源、资源、交通、电力、通信、港口、民生等领域,普遍存在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因此,双方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供需方面存在高度的互补性。
3.4 有利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朝着良性发展
首先在经济方面:目前的世界格局是由近代以来西方强势塑造形成的西方——非西方的“中心——边缘”的二元结构。反映在国际贸易中,即是不同的国家在经济贸易中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关系,国际贸易关系呈现出结构性和从属性。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使得中国与沿线国家重新强化了彼此之间受近代西方日益冲击而走向没落的经济联系,重新建立起于沿线发展中国家的新兴合作关系,使得国际贸易结构朝着扁平化、多元化、平等化发展,使得无论大国小国、强国弱国在都可以经济贸易中享受公平的待遇。
其次在政治方面,在经济贸易背后隐藏地其实是深深地政治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主导当今世界的经济贸易秩序,其实是其强大的政治地位和秩序在其保护作用。按照马克思的社会关系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各国之间只有逐渐改变经济格局,才能逐渐重塑世界的政治格局。而一带一路所带来的经济改变,能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现有的政治秩序,有利于世界政治格局朝着多极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