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浩然的诗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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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1篇
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代表，他“未禄于代”，终身布衣，而史载其事也较少。后世的论者，对其思想的仕隐问题争论最剧。各家之说，异彩纷呈，互有轩轾，蔚为大观。笔者查阅了相关的论文，又检核《孟浩然集》中的诗篇，加以排比考证，以为前人之论虽不乏真知灼见，但也存在着各种问题，例如，对一些重要材料的分析，往往忽略了时间、空间及文人之间的关系；或是泛泛而论，止步于一鳞半爪的窥探；或是曲解诗意，以徇一家之言；而对孟浩然思想形成的原因，各家更是惜墨如金，涉笔绝少。笔者有感于此，乃撰本文，但求澄清一段史实，既以弥补前辈学者之缺憾，亦欲使贤者免受曲解唐突于将来而已。请从王维四首送别诗谈起——
（一）由王维诗略窥浩然的思想
《全唐诗》卷一二五载王维《送綦毋潜落第还乡》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既至君（一作金）门远，孰云吾道非？江淮度寒食，京洛（一作兆）缝春衣。置酒临长道（一作长安道，一作长亭送），同心与我违。行当浮桂棹，未几拂荆扉。远树带行客，孤村（一作城）当落晖。吾谋适不用，勿谓知音稀。”按陈铁民《王维年谱》以为潜开元十四年登进士第，维开元十年至十三年在济州，“故此诗当作于开元九年以前，姑系于开元九年”。(1)于是知此诗应早于《送孟六归襄阳》诗。
又《全唐诗》卷一二六载王维《送丘为落第归江东》诗云：“怜君不得意，况复柳条春。为客黄金尽，还家白发新。五湖三亩宅（一作地），万里一归人。知尔不能荐，羞称（一作为）献纳臣！”按《王维年谱》记天宝元年维在长安，转左补阙，即诗中所谓“献纳臣”。又查清徐松《登科记考》卷九载丘为天宝二年登第，故略系此诗于天宝元年。(2)
又《全唐诗》同卷同页载王维《送严秀才还蜀》诗曰：“宁亲为（一作真）令子，似舅即贤甥。别路经花县，还乡入锦城。山临青塞断，江向白云平。献赋何时至，明君忆长卿。”按，清赵殿成《王右丞集笺注》及陈铁民《王维年谱》皆未系其作成之年。因其作成之年暂不能具考，故略系之如上，所幸不伤大体。
又，《全唐诗》同卷一二七三页载《送孟六归襄阳》诗：“杜门不欲（一作复）出，久与世情疏。以此为良（一作长）策，劝君归旧庐。醉歌田舍酒，笑读古人书。好是一生事，无劳献《子虚》。”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并无争议。又，孟六即孟浩然，此据岑仲勉《唐人行第录》。
按前二首与第四首王维作无疑，第三首《全唐诗》又收入张子容诗卷，误，陈铁民《王维新论·王维年谱》有考。(3)由摩诘的两首送别诗可以得到以下的结论：王维对綦毋潜、丘为及严秀才实有黾勉策进心，对孟浩然则有规隐劝归意。即如前三首诗所言，隐于圣代，不是英才所应做的，东山采薇的隐者，也应当出为世用。綦毋潜、丘为与严秀才的京师之行，就是为了有用于圣朝，只可惜其对策暂时不合于当政者的口味，尽管如此，其谋略定有见用的时候，只是必须等待时机成熟而已。在这里，他对綦毋潜、丘为等的同情与内心的惭愧都是很浓郁的；遣词措句间，要么劝友人再举，要么劝友人献赋，策励之情溢于言表。第四首诗则称浩然有杜门疏世的志行，既然如此，不如索性归里隐居，进士举固然不当再参预，即使献赋的念头，也应该断绝。规劝之心袒露无遗。
摩诘固然是綦毋潜、丘为、严秀才等人的知音，难道不也是孟浩然的知音吗？若然，则其诗中所言必有深意，因为从《送綦毋潜落第还乡》《送丘为落第归江东》等诗即可看出，摩诘若不是出于必然的考虑，是不肯劝英才归隐的。那么，孟浩然的仕隐思想从摩诘诗中是否可以窥见一些端倪呢？请先论王孟二人的关系。
关于王孟的关系，《孟浩然集序》《诗林广记》《北梦琐言》《皮子文薮》《韵语阳秋》等书中皆有记载，二人的赠答诗中也有反映。笔者据以推知：“王孟之交甚深，而王对孟的诗文、品行显然也是十分嘉许和崇仰的。”顷见陈铁民先生关于此节之论述甚详，故略之，读者可参。又按《韵语阳秋》卷第十四《襄阳孟公马上吟诗图》记《留别王维》曰：“孟君当开元天宝之际，诗名籍甚，一游长安，右丞倾盖延誉。或云右丞见其胜己，不能荐于天子，因坎轲而终，故襄阳别右丞诗云''''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乃其事也。”果如其言，那么王维的气量也未免太狭小了些罢，这岂不是要见笑于当时的士林吗？
王孟既然不是泛泛之交，则当如前文所言，摩诘对浩然的规劝必有所指。
按《孟浩然集》中有《留别王维》诗：“寂寂竟何待？朝朝空自归。欲寻芳草去，惜与故人违。当路谁相假？知音世所稀。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以文意的连属揣度也当作于《送孟六归襄阳》之先，实临别赠答之作。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时间应在开元十六年（七二八），当时孟浩然考场失意正拟还乡。考察摩诘诗的立意，应该是针对着不无牢骚意味的“只应守寂寞，还掩故园扉”一联而发的。然而摩诘谓浩然“杜门不欲出，久与世情疏”，其中的缘由，又断不止于针对这一联。无奈其中情由又不可凭借确实的史料一一考知，暂举孟浩然《京还留别张维》诗（卷三）作一粗证。
《京还留别张维》诗曰：“拂衣去何处？高枕南山南。欲寻五斗禄，其如七不堪？早朝非宴起，束带异抽簪。因向智者说，游鱼思故潭。”据徐鹏《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六年。“五斗禄”，当是用陶潜事。“七不堪”，语出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约言康自表不宜为官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如“卧喜晚起”，行为放浪形骸，不喜揖拜上官，羞与俗人共事等。(4)浩然用这些典故，事实上已经隐隐道出自己的品性与行为是与世情不合的。因此，莫说不能中举，无人推荐，即使这等事情如愿以偿，浩然是否肯混迹于俗不可耐的宦海，受拘束于名缰利锁，甘为卑贱的州县府尉，也还是一个不容妄下断语的问题！
根据以上的分析，在这儿不妨姑且设下一个假说：王孟素日交游晏谈，必然涉及平生的抱负以及为人处世之道，其间，浩然或许不时流露出倾慕庞德公(5)鹿门归隐的心迹，而其言其行也必然多有不合于世情的地方，因而于腹心推置之处，晏谈举止之间，摩诘已经知道浩然空有鸿鹄之志，终非宜乎世用之人，又恰当其失意于场屋，本就脆薄的功名心更趋瓦解，摩诘因而有“以此为良策，劝君归旧庐”之语，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上设假说，固然不可考证，然而揆诸情理，并参以浩然落第后的诗篇，料无大谬，姑且置此，以待商榷。
由前证王孟的关系及王对孟的态度观之，在落第还乡前后孟浩然归隐的心思已然凌驾于功名仕进心之上，只是二者仍处于苦苦的纠缠之中。在此，笔者以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当是自来有之，只是陷于种种羁縻，尚不能决然归隐；而受挫于科场适足以激发和强化这种思想，从而绝意于仕途。兹将所见到的材料罗列于后，并试加浅析琐论，请读者明鉴。
（二）由“王序”及李白赠诗略考孟浩然思想
唐宜城王士源《〈孟浩然集〉序》云：“（浩然）救患释纷以立义表，灌蔬艺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脱倾盖，机警无匿。学不为儒，务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独妙。”
又云：“山南采访使本郡守昌黎韩朝宗，谓浩然间代清律，寘诸周行，必咏穆如之颂。因入秦，与偕行，先扬于朝。与期，约日引谒。及期，浩然会寮友文酒讲好甚适。或曰：''''子与韩公预约而怠之，无乃不可乎？''''浩然叱曰：''''仆已饮矣，身行乐耳，遑恤其他！''''遂毕席不赴，由是间罢。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乐忘名如此。”此事也见于《新唐书·文艺传》。
又云：“浩然文不为仕，伫兴而作，故或迟；行不为师，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名不系于选部，聚不盈于担石，虽屡空不给而自若也。”
考王士源的生平，新旧《唐书》及《唐才子传》皆无传。他在《〈孟浩然集〉序》中自述道：“士源幼好名山，践止恒岳……天宝四载徂夏……始知浩然物故。”又云：“士源他时尝笔赞之曰：''''导漾挺灵，是生楚英。浩然清发，亦其自名。''''”又韦绦《〈孟浩然集〉重序》记：“宜城王士源者，藻思清远，深鉴文理，常游山水，不在人间。”又《新唐书·艺文志》载：“《孟浩然集》三卷，弟洗然、宜城王士源所次。士源别为七卷。”由此略知士源与浩然同时而稍晚于浩然，也是隐逸的英俊之士，因而可以说是对浩然知之甚深的人。
士源的序文，对于浩然的评论固然难脱过誉之虞，然细思其言大致并非所谓的虚美之辞。如所云浩然“学不为儒”、“文不为仕”，以浩然刹羽于科场就可以得到一个旁证。而且，宋陈师道《后村诗话》也载有苏轼的评价：“浩然之诗，韵高而才短，如造内法酒手，而无材料耳。”又宋严羽《沧浪诗话》亦载：“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至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6)由是可见，士源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
至于韩朝宗引谒一事，更有史可考，考见《唐才子传校笺》卷二《孟浩然》条；浩然诗中也曾谈及，后文将论，此不赘述。如此仕进良机，浩然竟率尔以宴酣为由弃如敝屣，在别人看来尚且觉得可惜，在浩然自己却以为不值得后悔，那么学者关于孟浩然对功名仕进素怀殷殷热望的论述，难道不是恰好得到一个有力的驳证吗？由此就能够看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是十分浓重的。
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从其诗友酬赠的诗文中更可考见。前举王摩诘诗自是一端。而李太白《赠孟浩然》诗尤不可不举。
《赠孟浩然》诗云：“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李太白全集》卷之九《古近体诗共四十三首》载此诗。按，据詹锳《李白诗文系年》列此诗于开元二十七年己卯（七三九）条下曰：“赠孟浩然诗云：''''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是时当在浩然自京放还之后。”詹锳先生的系年虽未能确证此诗的作成年份，但大致不差。又按徐鹏《孟浩然诗系年》，开元二十七年浩然正卧疾在襄阳的家中，故李白此诗可谓盖棺之论
太白赠浩然诗今天所能见到的凡六首，列酬赠浩然之冠，而此诗最负盛名。诗中的孟浩然，已然完全超脱于物外。太白的行文固然有夸饰之风，然其对“高山安可仰”的忠厚长者怎敢敷衍虚美？又以其傲岸磊落的性格，又岂肯为此虚美之词？太白之所以愿意并且敢于如此盛赞浩然隐逸的高节，或许正是由于凭着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感而觉得浩然确实如此的缘故，因而其诗中言论的可信性远胜于时贤以个别诗句为依据的议论，这一点应是无疑的。况摩诘、士源等人均有相类似的议论，难道与浩然同时代的贤者所见、所闻、所感反而不如后世学者基于推理的见解更显得深鉴明察吗？
上文剖析孟浩然的诗歌并参证了有关其行藏事迹的旧考及其诗友的往来酬赠之作，意在论证孟浩然的隐逸思想事实上已经根深蒂固、牢不可破，并非所谓的“身在江湖，心怀魏阙”。下文即通过对浩然的诗篇的诠解及与这些诗篇有关的生平事迹的考订来更细致入微的分析孟浩然的仕隐思想。
（三）由孟诗及有关事迹的考订分析其仕隐思想
当今学者探讨孟浩然的急切于功名，因为他的文赋没有流传下来，他行藏的事迹史载也较为简略，故而多转取其诗为证。常见的，不外以下数首，如《洗然弟竹亭》（卷一）《田园作》（同上）《岁暮归南山》（卷三）《宿建得江》（卷四）《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卷二）《临洞庭》（卷三）《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荆门上张丞相》（卷二）《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卷一）《陪张丞相登当阳楼》（卷三）等等。
上列诸诗，诗意不难索解。从中固然可以寻绎到孟浩然不遇的忧愤，既遇的欣喜，羁旅的郁闷，乡关不见的愁绪，然而似乎未宜以此遽言浩然急切于功名。如《临洞庭》中的“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中的“犹怜未调者，白首未登科”，《岁暮归南山》中的“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都是如有怀才不遇的怨悱，却也不妨视为“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闲言。这几句诗或者另有难言的苦衷在里面，后文将有关涉，暂置不论。
考其系年，知《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约作于开元二十四年（七三六），浩然时年四十八岁，《岁暮归南山》诗则作于开元十六年（七二八），浩然当时四十岁，在长安或者刚由长安返回南园。(7)又考韩朝宗举荐浩然当在开元二十二年（七三四），浩然时年四十六岁(8)；有必要补证的是：《孟浩然集》中有赠韩朝宗诗三首：《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二年），《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四年），《和于判官万山亭因赠洪府都督韩公》（卷二，当作于开元二十五年）。《韩大使东斋会岳上人诸学士》云：“郡守虚陈榻，林间召楚材。山川祈雨毕，云物喜晴开。抗礼准缝掖，临流揖渡杯。徒攀朱仲李，谁荐和羹梅？翰墨缘情制，高深以意裁。沧洲趣不远，何必问蓬莱！”按，“沧洲”，谢脁《之宣城郡出林浦向板桥》诗云：“既欢怀禄情，复谐沧洲趣。”吕延济注：“沧洲，洲名，隐者所居。”(9)由诗意推演，大约是朝宗欲荐浩然，而浩然却婉言相拒，朝宗不顾其婉拒而一意力荐浩然于朝廷。果真如此吗？因暂无其它材料佐证，更无反证可以用来它，故姑置此论。无论这种猜测与事实是否有所出入，浩然未接受朝宗的荐举终归是铁定的事实。那么，浩然的不接受援引，其原因究竟何在呢？浩然诗中曾有“投刺匪求蒙”之句，即不把拜帖投向不了解自己的人，也就是须知音援引方才满意的意思。那么，浩然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以为韩朝宗不是知己之人吗？考《送韩使君除洪府都督》末云：“无才惭孺子，千里愧同声。”又考《和于判官登万山亭因寄洪府都督韩公》末云：“因声寄流水，善听在知音。”两诗中“韩使君”与“洪府都督韩公”皆指韩朝宗而言。由此可证浩然与朝宗一直交好，并推为知音。即使在浩然未守约定之后，二人关系仍很融洽。既然是这样，那么浩然不肯让知己援引，究竟又是因为什么呢？在此，最有说服力的解释恐怕就是浩然已经放弃了入世的理想。
按上引《岁暮归南山》诗显然是在抒发一种怀才不遇的郁愤，很明显据此并不能说明浩然仍眷恋着仕途，故对此诗不拟多论。《临洞庭》《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二诗论者以为有渴求援引的意思，笔者以为不然。昔日朝宗欲举荐浩然，浩然并未与他同去长安(10)。孟浩然的这一行为又怎是仅以“好乐忘名”四字便能解释得清的呢？可能的情况大约是这样的：浩然自落第还乡之后，功名仕进之心益淡，虽然朝宗也是浩然的知音，而浩然也并非不感怀于朝宗的知遇之恩，故而当朝宗欲荐浩然于朝廷时，浩然固然已寄意于闲居而无心于仕途，然而长者的美意怎么可以断拒呢？而朝廷的征召又怎么敢不赴呢（观李密《陈情表》即知此事关系甚大）？百计难施之际，被迫出此下策：以饮乐婉辞朝宗的举荐。这样一来，开罪朝宗自然是在所难免的，浩然怎么会不深知呢？而朝宗终于没有深责浩然，依然与他交好如故（见前举诗即可知），这里面难道没有更深层的原因吗？细细推来，恐怕就应当是浩然已屏弃了仕进之心。
至开元二十四年春，浩然为《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其中有“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之语，则应当是略略有憾于昔年的不第，哪里是所谓的犹未摒弃仕进之志呢？又不妨考《陪卢明府泛舟回岘山作》的全貌：“万里行春返，清流逸兴多。鹢舟随雁泊，江水共星罗。已救田家旱，仍怜俗化讹。文章推后辈，风雅激颓波。高举迷陵谷，新声满棹歌。犹怜不调者，白首未登科。”全诗之眼，端在“逸兴”二字，格调于此已定。“不调”，语见东方朔《七谏·哀命》：”不论世而高举兮，恐操行之不调。“”王逸注曰：”调，和也。言人不论世之贪浊而高举清白之行，恐不和于俗而见憎于众也。“(11)可见浩然正欲用这个典故鸣其孤芳自赏、”不和于俗“的志趣，也是”逸兴“生发的由头，与全诗基调不悖。
同年秋，浩然为《临洞庭》诗，无非是为了求得知己的叹赏而并无其它意思，哪里是所谓希求援引云云？在此援引《临洞庭》诗对这一点加以翔论。诗曰：“八月湖水平，涵虚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此诗《文苑英华》又题作《望洞庭湖上张丞相》(12)。时九龄在京为中书令，故浩然此诗有叙旧谈今之意。诗的前二联大约言兴感的缘由，见湖水煊赫之势而缘景入情。颈联窃以为当是感怀往日的不济，时至今日仍然感觉到困顿于科场的耻辱。尾联应为谈论当下的心境，即”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至于”退而结网“，早已如同隔日黄花过眼烟云，不复为虑了！退而言之，《临洞庭》诗倘若果然像论者所说的那样为求援引而作，则浩然于开元二十二年即已尽销是虑，又何苦迁延至眼下呢？
又开元二十五年四月，张九龄以引非其人受谗左迁荆州大都督府长史，辟浩然入其幕府。浩然为诗多首与九龄相酬唱，其中有《荆门上张丞相》诗有云：“坐登徐孺榻，频接李膺杯。”诗用“徐孺榻”、“李膺杯”二典，隐言浩然并非一般幕僚，而是九龄客座上的嘉宾，性情中的知己，与从政与否似乎无甚牵涉。
考《后汉书》卷五十三《徐穉传》：“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恭俭义让，所居服其德。屡辟公府，不起。时陈蕃为太守，在郡不接宾客，唯穉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又考《后汉书》卷六十七《李膺传》载：“李膺字元礼，颍川襄城人。……性简亢，无所交结。……是时朝廷日乱，纲纪颓弛，膺独持风裁，以声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为登龙门。”这里正是用陈蕃、李膺暗喻九龄，用徐穉暗喻自己，由此可知浩然在九龄幕府的地位并不是等闲的僚属可比的，而浩然又恰可乘此机会与其知己好友九龄宴饮游乐以驰骋平生的志趣，其快慰之情溢于言表，自然也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因此此诗不但不足以论证浩然入仕之心的浓重，反而正足以证明浩然轻忽仕宦而崇慕知己间雅会逸兴的挥抒。
又，《从张丞相游纪南城猎戏赠裴迪张参军》诗云：“从禽非吾乐，不好云梦畋。……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从公”典出《诗经·秦风·驷铁》：“公之媚子，从公于狩。”郑玄笺曰：“媚于上下，谓使君臣合和也。此人从公往狩，言襄公亲贤也。”(13)此诗表明浩然并非乐于居九龄幕府而随从他田猎，而是感怀九龄好贤重义的深情厚谊，遂云“何意狂歌客，从公亦在旃”，既讲明了自己是“狂歌”之人，又隐约透露出其入九龄幕府的真正缘由。至于欢快自豪之情，则似乎与诗文不甚相符，抑或是论者的傅会罢？又，《和宋大使北楼新亭作》（卷二）末云：“愿随江燕贺，羞逐府僚趋。欲识狂歌者，秋园一竖儒。”按此诗当作于开元二十六年，当时浩然在九龄幕中(14)。所引诗句更明言其羞与府僚之属为伍，难道竟因为九龄的缘故而忽然改变了自己素来的志趣吗？
若“客中遇知己，无复越乡忧”(15)，也可证明浩然遭际知己的欢畅，而并不能证明浩然入仕途的快乐。读者或者以为“遇知己”则可以入仕途，因而浩然也就不再有“越乡忧”了。果真如此吗？今考何所谓“越乡忧”即可知道，事实并没有如此简单。
考浩然入越之行当在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时落第离京至家不久，即取道洛阳去往吴越。至开元十八年（七三O）秋，浩然才得以游历吴越；迄开元二十一年绕经湘水凭吊屈子，同年仲夏始归家。(16)陈铁民先生则以为浩然入越之行当在久滞洛阳后、开元十六年进京赴举前，“估计当在开元十四年夏、秋之际”。(17)然由《自洛之越》诗可略证此说恐不确切。诗云：“遑遑三十载，书剑两无成。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扁舟泛湖海，长揖谢公卿。且乐杯中酒，谁论世上名！”披寻诗旨，知浩然此时对功名利禄应早已心如止水，所以此诗似应作于历尽求谒、科考及献赋皆不遇之后；而且，浩然在吴越所作诸诗，也已明言其已无心于仕路，后文将备论，此不具陈。据此，既然浩然在自洛之越及其后的行旅中对功名利禄已然心灰意冷，那么为何在吴越行后却反而又入长安应进士举呢？对此最贴切的解释恐怕就应是：浩然游历吴越当在其入长安应举之后，即在开元十七年前后。
依据前论，浩然淹滞越中凡三载，其间作诗甚多，如《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卷四）《宿天台桐柏观》（卷一）《经七里滩》（卷一）《宿建得江》（卷四）《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卷四）《久滞越中赠谢南池回稽贺少府》（卷二）《泛舟经湖海》（卷一）诸诗，皆折射出浩然在吴越时的情感。若《经七里滩》《初下浙江舟中口号》《宿天台桐柏观》三首，均表现浩然超脱俗情的快意，无所谓“越乡忧”。及《宿建得江》，也不过是一般游子触景生情的乡思的流露罢了，不关仕隐。如《浙江西上留别裴刘二少府》，也只于末句“谁怜问津者，岁晏此中迷”，约略流露出一缕孤旅的凄清之感而已。只有后二首稍有疑问，试析如下：
《久滞越中赠谢南池会稽贺少府》诗曰：“陈平无产业，尼父倦东西。负郭昔云翳，问津今已迷。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两见夏云起，再闻春鸟啼。怀仙梅福市，访旧若耶溪。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考浩然入越时间略知此诗约作于开元十九年，大致是叙述倦旅怀乡、访旧惜才之意，所应注意的是“未能忘魏阙，空此滞秦稽”与“圣主贤为宝，卿何隐遁栖”二联。根据诗意，谢南池、贺少府二君当时正隐居于若耶溪一带，而其人素为圣主所宝重，非若浩然之“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又前者隐退而后者淹滞于秦稽，个中滋味自然大不相同，是以浩然言“未能忘魏阙”的原因，实际上是有感于前事的不谐，遗憾没有知音的赏识，而并非冀望于来日的荣显，也无非是寻个兴叹之由罢了。至于所谓“越乡忧”，多半也是乡旅之愁、思念知己旧游之愁、感念前事之愁，并不像时贤所说的那样，是汲汲于功名利禄之愁。且浩然更有《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可为补证。
《初下浙江舟中口号》诗曰：“八月观潮罢，三江越海寻。回瞻魏阙路，无复子牟心。”按，“魏阙”，典出《庄子·杂篇·让王》：“中山公子牟谓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未能自胜也。''''”陈鼓应先生注曰：“魏阙，宫殿之门，荣华富贵的象征。”引文大致是说魏牟虽有岩穴之志，但又抛舍不开眼前的富贵荣华。浩然用此典，言“无复子牟心”，其中含义，恐不必笔者费墨，即已十分明了了罢。又，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当作于开元十八年，与前诗作成之日相去不远，故由此诗可略证前诗的本意。又，开元二十年浩然有《岁暮海上作》诗，也可为证。
《岁暮海上作》诗云：“仲尼既已没，余亦浮于海。昏见斗柄回，方知岁星改。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为问乘槎人，沧州复何在？”别的诗句且不说，只“虚舟任所适，垂钓非有待”一联即已足够表明己志不在于借隐逸邀名以达荣显之途。由这首诗也能够看出，用“身在江湖，心怀魏阙”来理解和形容孟浩然，是永远做不了浩然的知音的！
又，开元十九年浩然有《游云门寄越府包户曹徐起居》，其末曰：“故园眇天末，良朋在朝端。迟尔同携手，何时方挂冠？”这几句诗大体是说：“望也望不见，故园渺茫在遥远的天边；想也想不着，良朋依然在朝廷做官。朋友呀，我苦等着与你们携手，同游在这壮美的山水间；你们何时才挂冠归隐于林泉？”在这首诗里，浩然竟希望自己的好友也挂冠归隐，以便与他同游山水，若浩然此时仍然“未能忘魏阙”怀揣荣贵之念，则其人品也未免太低下些了罢！由此可知，对浩然在吴越所作的诗篇里所用的“魏阙”二字，断不可莽撞处之。
《泛舟经湖海》诗云：“大江分九派，淼漫成水乡。舟子乘利涉，往来逗浔阳。因之泛五湖，流浪经三湘。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遥怜上林雁，冰泮已回翔。”此诗也有思归的意味。尤其重要的是“观涛壮枚发，吊屈痛沉湘”与“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两联。“魏阙心常在，金门诏不忘”，由“观涛”句推度，当指枚屈而言，而不是浩然的自比，这是显而易见的。说者用此句论证浩然的功名心依然未泯，对诗意恐怕不免有点歧解罢？
由上列诸证可见，“越乡忧”并不是由于仕显之志难以实现而发，而是由于久客他乡，故人相违，旧思乡愁时至而兴。而“越乡忧”作如是解，又恰恰切合于浩然登临当阳楼时的心情。“越乡忧”既作如是解，则不但“遇知己“即可通仕途之说不能成立，而且，孟浩然在吴越期间即已完全摒除了仕进的念头也可得到一个有力的证据。笔者之所以不吝墨于“越乡忧”，并不仅仅是为了详尽地证明一首诗所表达的思想，更是因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在吴越之行期间表露出来的尤其的多；而且，当时浩然的思想正处于转变的末期，故而此时的诗篇是考辨其仕隐思想者断断不可轻忽而尤其应当加以注意的！
孟浩然的诗歌流传到今天的，凡二百六十余首(18)，多记隐逸宴游，也有一部分述及应举求仕等事情。上文所举论的，大多是学者素有讼议的篇什，至于显言隐逸的诗歌，《孟浩然集》中比比皆是，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是不必饶墨即可明鉴的，不论。前面的论述，似乎有“只驳不立”的嫌疑，但笔者的初衷，断不在于“驳，而恰在于“立”，只是为了议论得更精审并且俭省无谓的笔墨，从而选择了那些素有歧解、不经细致地思辨确实难以窥见其庐山真面的诗歌加以论证探讨。
前文所论孟浩然的隐逸思想，所论起自浩然赴京应试不第之后。考浩然思想的转变，在《京还留别新丰诸友》诗中表达得最为清楚。诗云：“吾道昧所适，驱车还向东。主人开旧馆，留客醉新丰。树远温泉绿，尘遮晚日红。拂衣从此去，高步蹑华嵩。”据《孟浩然诗系年》，此诗作于开元十六年，是时浩然在长安应举落榜。前文所引作于同年的《留别王维》和《京还赠张维》等诗，也表达了类似的意思。揣摩诗意，则易知落第还乡事当为孟浩然仕隐思想转变的一重要分水岭。其前，浩然固有隐逸之思，然而犹未尽弃仕进之志；其后，浩然方才逐渐悉摈功名心，唯以隐逸游乐宴饮为趣。后者前文已备述，而关于其前期的论述，笔者以为“前人之述备矣”，故不赘论。笔者认为，赴京应举以前的孟浩然，既有鸿鹄之志，又多林泉之心，实处于入世与出世的矛盾之中。
上文所论孟浩然的仕隐思想，固然不是时贤囿于对某些成见的机械固守所能理解的，然而考证于《孟浩然集》和与其相关的言行事迹以及时人的诗文酬酢，确乎是无可怀疑的。既然如此，那么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难道没有因由吗？请略述之。
（四）思想形成的原因
孟浩然这种仕隐思想的形成，固然有其主观的原因，然而笔者以为盛唐士子多喜隐逸于山泽的时代背景的影响尤不可轻忽。考诸各类记载，士子隐逸林泉的风气，以后汉、东晋、南朝及唐为最盛。如后汉，因为豪强地主势力倾盖一时，又兼宦官、外戚专权跋扈，党锢之祸兴起，故而世间洁身自好的贤士，常避处渊薮；至东晋、南朝则官贪，且征伐更替不绝如缕，恰佛教又兴盛，于是重节操、持傲骨的士人便托词藏山匿野。然而时至李唐，尤其是正当盛唐之际，百弊尽扫，风气日开，大有海晏河清的气象，时号“圣代”，为什么隐逸之风却又复兴如斯呢？笔者以为其原因当在于科举之崇（其中又牵扯世庶之争的形势）及佛道之兴，也不可抹杀后汉、魏晋南朝的影响，这三者又不可“条分缕析”，因为其枝条芜蔓缠绕并不能遽尔扯断，姑且综论之如下。
唐承隋制而以科举取士。开元之世，科举尤其成为庶族跻身朝堂、提高地位声望的重要门径，由是士子读书之风大兴。考《唐摭言》卷三《慈恩寺题名杂记》条云：“文皇帝拨乱反正，特盛科名，志在牢笼英彦。迩来林栖谷隐，栉比鳞差。”傅璇琮先生论之曰：“盖唐代士子，为应科试，多读书于山林寺观，以习举业，此乃一代风气。”(19)长此熏陶渐染，士子的隐逸思想不自觉间即已成为定势。笔者览《唐才子传》《新唐书·隐逸传》和唐人的诗文及宋人有关笔记，屡见唐代非僧非道的才子，常有山泽之思，其尤甚者，若阎防、王维，虽然中了进士举，这种隐逸之心还是没有泯灭，如《新唐书·隐逸传》《唐才子传》等籍均载贺知章年八十六而“道心益固，时人方之赤松子”(20)，于是乞骸骨为道士。又近人高步瀛选注《唐宋诗举要》载杜少陵《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有“非无江海志，潇洒送日月。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的句子，可见忧国忧民如老杜者，也难尽弃归隐山林之念。为省笔墨，别的事例就暂且不再列举。由此可见，盛唐之世，隐逸风行，确实是有明证的，而时人也大多以此相标榜，这从唐代的诗文中是可以窥见的。考孟浩然的诗歌及生平，知其早年也曾隐居读书，且多与僧道之流交游，浩然诗中有“幼闻无生理，常欲观此身”之句。按“无生理”即佛理。则浩然所受隐逸思想影响之深是可以想见的。
又，唐代进士阶层渐成气候，对于世族豪门已经产生较为显著的威胁，二者遂成为李唐统治集团中对立的阶层，“清流”、“浊流”泾渭分明。当玄宗朝，此二阶层地位的升降似乎并不像陈寅恪先生所论述的那样，进士阶层已稳操左券；似乎更接近于岑仲勉先生所议，世族豪门仍居主导。(21)故当盛唐之世，进士阶层虽享清誉，在仕途则多压抑迁徙、昂藏沦落之人，如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玄宗赐九龄白羽扇”条载张九龄见忌于李林甫事：张九龄在相位，屡有诤谏，林甫疾之，每进谗言相污，玄宗也就更不喜见九龄；一次，正当秋寒时节，“帝命高力士持白羽扇以赐，将寄意焉。九龄惶恐，因作赋以献，又为《归燕》诗以贻林甫。其诗曰：''''海燕何微渺，乘春亦蹇来。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绣户时双入，华轩日几回。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林甫览之，知其必退，恚怒稍解“”。按《全唐诗》卷四十八也载有九龄《咏燕》诗，只是”蹇”字作”暂”，无其它区别。由九龄诗知其自言出身微贱，不能与大族出身的李林甫一较高下；声名之盛、地位之高如九龄者尚且如此，遑论其余庶子。这难道不是世族豪门仍居主导而进士阶层犹未得舒展的明证吗？刘开扬《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卷一载《古歌行》有”高皇旧臣多富贵”、”洛阳少年莫论事”等句；同卷又载《别韦参军》诗，其中也有”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的句子。按《高适诗集编年笺注》，二诗皆作于开元十一年前后。这两首诗曲讽直陈了开元年间世庶地位的不平等，可证前论非虚。又考新旧《唐书》《唐才子传》诸书，更可明确地知道这不是无稽的妄说。故此士子常生远世以避祸或归隐林泉以免受作微官末吏”为五斗米折腰”之辱的念头。
又，李唐的时代与后汉、魏晋、南北朝相距不远，士子学为诗文常取法乎彼，无庸多论。在学诗摹文的同时，他们也在不自觉间仰慕古人处世行藏的态度，仔细想来，也并非无稽的悬揣。且后汉、魏晋、南北朝重名节、轻仕进的风气流播之广、影响之深，又不止于诗文一端，若其雅言逸事、故处遗踪等，则不是本文所欲论证的。古人论浩然诗，以为其诗祖建安而法渊明，浩然诗中也有”余读高士传，最嘉陶征君”的句子，这大概可以勉强作为唐代诗人受后汉魏晋南朝影响很深的一个例证罢。
愚观《孟浩然集》，考其用典，喜采《后汉书》《晋书》《高士传》（晋皇甫谧撰）《世说新语》等籍，于是知其志趣所在，好雅行而厌俗务，不重于入世干禄，而乐于养德修身。这难道不是当时士子较为平常的心态吗？莫非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竟为李唐一代士子仕隐思想的典型化的缩影？由于笔者对此仅有一个较感性的认识，所见到的材料也还远未能成为一个体系，所以对此问题还不能作出系统的、理性的分析，姑录存之。
至此，孟浩然仕隐思想形成的背景及盛唐士子思想的梗概，可以略略见到。而孟浩然仕隐思想的形成也与其读书交游及京洛求仕的失意等均有紧密的关联，这在前文已经涉论，细读即能发现，不赘。
本文的主旨，就在于阐明孟浩然虽然生活在一个较为开明的时代，但其思想却一直偏重于归隐林泉，赴京应举前尚有经邦济世的志向，其后则逐渐完完全全地放弃了这种出世的理想。对于孟浩然的仕隐思想，笔者论且及此。然而其中悬而未决的疑问，显然还有很多，请待他日再论。
附注:
(1)见《王维年谱》,载陈铁民《王维新论》。
(2)参《王维年谱》及《从王维的交游看他的志趣和政治态度》,皆载于陈铁民《王维新论》。
(3)参《王维年谱》的有关考订，载陈铁民《王维新论》，也可以参见李嘉言《古诗初探·全唐诗校读法》。
(4）(11)（13）转引自《孟浩然集校注》。
(5)曾隐鹿门山，事见《后汉书》卷八十三《庞德传》。
(6)以上诗话皆转引自孙映逵《唐才子传校注》。
(7)考见徐鹏《〈孟浩然集〉校注》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8)说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陈铁民先生关于此事之考订。
(9)转引自徐鹏《〈孟浩然集〉校注》。
(10)有的论者认为浩然与朝宗确曾同赴秦中，在秦中宴乐，因其实质无甚差别，故不考辩。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2)参见《唐才子传校笺》。
(14)此据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二本诗”宋大使”注条及其附录《孟浩然诗系年》。
(15)《陪张丞相登嵩阳楼》，徐鹏《孟浩然集校注》卷三。
(16)此据徐鹏《孟浩然诗纪年》。关于孟浩然诗作和生平的纪年，因史料的关系，各家均不能有确切的定说，因而争议很大，笔者暂取徐鹏先生之说，间以自己的简略考订，读者可参王辉斌先生的《孟浩然年谱》，载《荆门大学学报》198第期至第期；又可参阅王辉斌的《一种非大于是的孟浩然年谱--徐鹏〈孟浩然作品系年〉辩误》，载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03期。
(17)《关于孟浩然生平事迹的几个问题》,载陈铁民《王维新论》附录。
(18)各版本所载首数悬殊，今不具论。
(19)此据《〈唐才子传〉校笺》卷二《阎防》条。
(20)此句转录自《〈唐才子传〉校笺》，语本《全唐文》。
(21)参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岑仲勉《隋唐史》。关于这个复杂的问题，不是三言两语所能阐明的，当以专文论之，今不具陈。
援引或参阅借鉴书目：
《〈孟浩然集〉校注》（唐）孟浩然著徐鹏校注人民文学版
《〈唐才子传〉校笺》（元）辛文房撰傅璇琮主编中华书局版
《唐人行第录》岑仲勉著上海古籍版
《北梦琐言》（宋）孙光宪撰中华书局版
《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撰中华书局版
《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撰中华书局版
《李太白全集》（唐）李白著（清）王琦注中华书局版
《李白诗文系年》詹锳著人民文学版
《唐摭言》（五代）王定宝撰上海古籍版
《韵语阳秋》（南宋）葛立方撰上海古籍影印本
《〈唐才子传〉校注》（元）辛文房撰孙映逵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撰上海古籍版
《隋唐史》岑仲勉撰中华书局版
《后汉书》（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中华书局版
《王维新论》陈铁民著北师大出版社版
《全唐诗》中华书局版
《中国史纲要》主编人民出版社版
《诗国与盛唐文化》葛晓音著北大出版社版
《〈孟浩然诗集〉校注》（唐）孟浩然著李景白校注巴蜀出版社版
《〈王右丞集〉笺注》（唐）王维著（清）赵殿成笺注中华书局版
《〈庄子〉今注今译》（战国）庄周撰陈鼓应注译中华书局版
《明皇杂录》（唐）郑处诲撰中华书局版
《高适诗编年笺注》（唐）高适著刘开扬笺注中华书局版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2篇
古代的诗歌中关于“黄昏”的诗句有很多，“黄昏”在古诗词中有许多不同的称谓。例如，“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中的“日暮”，这一时间指示词，为刘长卿这首诗描摹了一副朦胧的情感背景，类似的句子还有“日暮乡关何处是”。夕阳还被有的诗人称为“暝色”，李白著名的《菩萨蛮》即有诗云：“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2]，李白笔下的黄昏，仿佛是拥有了充沛的生命力，能够感应到登楼人的内心情愁。黄昏在古典诗词中还被称为“落日”，贾岛以用词精准著称，他有诗句写到黄昏，“怪禽啼狂野，落日恐人行”[3]，贾岛以一个“恐”字表露了他对于夕阳西下的独特感伤体验。有的诗人直接称呼“黄昏”，李商隐曾借夕阳表达他那捉摸不定的感受，“楼上黄昏欲望休，玉梯横绝月中勾”中，“黄昏”是他愁苦无依的情感外化之物。
“黄昏”，也算是中国最古老、最经常引起诗人情思的意象了，往往引起怀人之悲，它以其朦胧晦暗的色泽，夺得诗人的青睐。中国诗歌的源头《诗经》有诗《君子于役》篇：“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4]暮色黄昏已经不仅仅是作为独立于诗人情感之外的景物存在，这里面的“黄昏”是浸染了思妇的愁思。“黄昏”，作为一天当中最祥和、最宁静、最充满家的味道的时刻，在炊烟袅袅中，家中的妇人本该盼归自己的夫君。而“黄昏”为一天中渐趋归家的时刻，在外劳作的人纷纷归来，大自然中的小动物也纷纷回到了自己的巢穴，独有征夫在诗中是空缺的，在万物归于宁静祥和的安顿时刻，他去干什么了？他为什么在归家的时刻没有出现？思妇的这份愁绪感染着我们。思妇的愁思，在夕阳西下的意境浸染下，便成为整个大地生命的一种呼唤。唐人刘长卿的《逢雪宿芙蓉山主人》同样是一副黄昏后向往安宁的图画，“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5]苍茫的远山，无尽的白雪覆盖的世界，万籁俱寂，在暮色苍茫夕晖斜照的时刻，那一声充满了居家气息的犬吠，引起了多少苍凉但却无限温馨的回忆。在外的征人又何尝不想投入这样一幅画面中去。游子的疲惫与困乏，在那一豆烛光、一声犬吠之中，生命得以安慰，这个晚归的背影让人充满了无限的、生命满足的幸福感。日暮时刻，在农耕时代的古老中国，引起了多少思妇、思夫的愁肠，又有谁不渴望在生命渐趋宁静的黄昏时刻与家人团聚？
“黄昏”引起了思妇、征夫的百般愁肠，同样也引起了远在他乡的游子无限的怀乡柔情。李白的《菩萨蛮》以唯美浪漫的情感体验提升了他对黄昏的体验，“平林漠漠烟如织，寒山一带伤心碧。暝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玉街空伫立，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6]他这首关于黄昏意象的千古绝唱，“暝色入高楼”一句，几乎把黄昏写活，以至于诸多世人频频推敲李白这句诗的出处，有人说来自孟浩然的“愁因薄暮起”，或者是“向夕千愁起”，有人说是皇甫冉的“暝色赴高楼”等等。诸多的诗人都有过对黄昏深刻的生命体验，黄昏成了许多诗人心中一种共有的意境。李白的黄昏景色凄凉、黯然，远离故乡的游子登楼伫望，归家的路漫长无比，夕阳西下的风景，牵动了多少游子思归的离愁别绪。而中国的诗人在漂泊的征程中，无不是在寻找一个心灵的栖息地，一副可以让灵魂停止漂泊的淡抹的黄昏归家图，勾起了多少在外游人内心最柔软的乡思之情。李白《忆秦娥》中的黄昏景象也写的很传神，“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霸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音尘绝。音尘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7]诗句末尾“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八个字，将个人的悲欢离合推入到浩渺的时空之中，一己之悲欢与历史休戚相关，这里生命的不自由与灵魂的漂泊困顿，道出了无数读书人的心声。崔颢的“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同样拨动了多少游子的心弦，里面日暮之下的故乡，已经远远不是地理位置上的故乡，而是精神家园的意味。
综上所述，“黄昏”意象无不浸染着诗人的某种特定情感。但是，这些意象个体又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根据诗人传情达意的需要形成的，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深化了“黄昏”原型的审美内涵，显示出中国古典诗词“黄昏”意象独特的艺术情趣和无穷魅力。
参考文献：
[1]任海天.论韦庄诗中的“夕阳情绪”[J].北方论丛，1996，（02）.
[2][6][7]李白.李白诗歌全集[M].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7.
[3]黄鹏.贾岛诗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2.
[4]周振甫.诗经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2.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3篇
关键词：李白传统写法创新艺术魅力
古有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中对李白“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的高度颂扬，今有《白话文学史》“乐府到了李白，可算是集大成了”的由衷赞叹。的确，李白引领唐代诗文走向了文学艺术的巅峰。正所谓“没有李白，我们今天对于盛唐的认识就要降低；没有李白，盛唐的就要为之减色”。中国编辑。
李白用他飘逸的美在盛唐文学中腾云驾雾，以他独特的思维和风格来挑战传统诗文的束缚。罗丹说过，生活中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古诗之美在唐，唐诗之美在盛唐，盛唐之美在李白。余光中《寻李白》赞云：“酒放豪肠，七分酿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啸成剑气，绣口一吐就半个盛唐。”李白的诗文等天地，齐日月，吞吐万象，大气磅礴，呈现出一种令人震撼、敬仰的壮观之美。
一、形飘意渺显奇思
相比杜甫的沉郁顿挫，白居易的朴素直陈，柳永的婉转缠绵，苏轼的大气豪放，陆游的爱国忧民来说，李白诗文显示出独有的形式和意象之奇美。
1.从雄奇的超常意象到生活化的普通意象应有尽有
李白在创作中偏好硕大的意象，在诗中表现为对雄奇阔大、奇伟壮观的意象的追求。他笔下的山峰高危壮险，崎岖挺拔：“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蜀道难》）他笔下的江河奔腾咆哮，雄浑壮阔：“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这些巨大的意象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视觉所能观赏的程度，让人眼前为之一亮。
同时，生活中的普通意象在李白诗文里随处可见，如酒、剑和月。李白是诗仙，更是酒仙。他的酒可以“与尔同销万古愁”，也可以“且饮美酒登高楼”。在李白的笔下，剑象征着侠义，又代表济苍生、安黎元的牺牲精神。他“愿解腰下剑，直为斩楼兰”，他也“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而月则表现出他的空灵与隽永，月光的清辉笼罩着大地。酒之狂放与剑之桀骜，在月下皆回归于心灵的安宁与静穆：“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2.在夸张变形的手法中信手拈来数字思维的转换
李白诗中的事物与现实的事物不同，他擅长夸张变形手法，通过改变事物的大小、多少甚至形体规模，来获取震撼的视觉艺术效果。例如：使数目变小为大，变少为多：“白发三千丈”（《秋浦歌》其十五），“桃花潭水深千尺”（《赠汪伦》），“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五绝·夜宿山寺》），“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望庐山瀑布》），这些形象超越现实而存在，人为地扭转事物的本貌而铸就壮美的效果。
3.强烈明丽的玄幻色彩呼之欲出
李白是诗文中大量出现鲜艳色彩词汇的诗人，如“绿水净素月，月明白鹭飞”（《秋浦歌》其十三）。在李白诗里，用得最多的色彩字是“白”，其次是金、青、黄、绿、紫等。[1]这跟李白开朗的性格是不无关系的。正是这些明丽的色调和不加修饰的词语，反映了李白不屈的高洁人格。
4.清新单纯的语言使人眼前一亮
李白的诗歌追求简洁美与纯净美，用笔简洁凝练，欲写小处而从大处落笔，简笔勾勒刻画细节，展现具有强烈艺术效果的图画。每一个意象总是力求鲜明，耐人寻味。例如：“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独坐敬亭山》），“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他的语言如清水芙蓉，不饰雕琢，脱口而出，《静夜思》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极佳例子。
5.节奏韵律的骈散交相辉映
李白对散文把握自如，骨气刚健，内容充实，情感充沛。他摒弃了六朝骈文过分追求形式，语言浮艳，内容空洞的特点，创出自己的文风。他在《上安州李长史书》中写道：“退思狂愆，五情冰炭，罔知所措，昼愧于影，夜愧于魄，启处不遑，战局无地。”语势加强，更能体现李白因误闯长史仪仗诚惶诚恐的心情。
二、性直言白吐真情
李白的天性爽直畅快，行诗成文并无多虑，习惯把第一直觉抒发出来。他的气质洒脱不羁、傲世独立，感情易于触动而又爆发强烈，奔涌而出宛若喷溢的火山。但同时，他的思想又十分复杂，因为他受到了诸子百家的深刻影响。他心理素质中的精华部分是人格独立，对自由的热爱和追求是最光辉的亮点。可以说，李白是一个个性十足的自由主义者，从思想到行为再到成作，无不体现出他飘逸奔放的气质。
李白自由思想的内容具体明确，以自我为中心，特立独行，不受限制。他有崇高的理想，向往自由的生活，而这种生活在当时是超前又不可想象的。当他自信十足时，则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当他应诏入京求官，则宣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当他政治失意，则大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虽然后者写于他被贬后，有点“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的味道，但同时也反映了他随遇而安、心胸豁达、不恋功名的一面。
三、寻根溯源探成因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成了李白诗文这种独树一帜的独到美呢？我们在古籍中是可以发现一些线索的。
首先，李白的族叔李阳冰在《草堂集序》中记载了李白神话般的出生情形：“惊姜之夕，长庚入梦，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且不论真实与否，但它确实为李白的出身蒙上了一层神秘和浪漫色彩，也暗示了他与凡人的与众不同。
其次，李白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写道，“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2]；在《赠张相镐其二》中也写出“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3]。由此可以看出，李白天资聪颖，触类旁通，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儒佛道等诸家之学都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涉猎，有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积淀，足见其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与深度。这样的教育、熏染，使他从小就兼收并蓄，使其思想无所不包，而又摆脱了任何一家思想的束缚，从而造就了狂放的胸怀、雄伟的魄力和旷达的性格。
综上所述，李白是盛唐文化孕育出来的天才诗人，其非凡的自负与自信，狂傲不羁的独立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和自由创造的浪漫情怀，为诗成文，都站在盛唐诗人的前列。所有的这一切，都在李白的诗文和思想人格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诗文不拘泥于“传统写法”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注释：
[1]在李白诗中，这些字出现的频率为：“白”463次，“金”333次，“青”291次，“黄”183次，“绿”128次，“紫”128次。参见（日）中岛敏夫《对李白诗中色彩字使用的若干考察》，《中日李白研究论文集》，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
[2]“观百家”，即指习读诸子百家之学。
[3]“观奇书”，则指诵读正统儒学之外的诸子典籍，多为佛、道、黄老、纵横之学的书籍。
参考文献：
[1]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
[2]王琦注.李太白全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沈松勤等.唐诗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4篇
关键词：初等教育；诗词鉴赏；意象；想象
现代教育在理念上已经从“重事”教育转变为“重人”教育。所谓“重事”教育即在教育过程中注重对具体知识的传授和记忆；“重人”教育是在尊重被教育者个体独特性的基础上重视对人的能力、品质、心理等素质的培养。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学生能力的培养被提高到十分显著的位置。在正确传授知识的基础上，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的心智、能力上，这应该是教育向其本质特点回归的一个标志，也是对过去在“重事”教育环境下所形成的“高分低能”现象的反拨。作为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大学初等教育专业，在整个教育领域的改革过程中肩负着十分重要的责任。小学阶段是一个人思维、品性以及各种能力形成的关键时期，小学教师素质的高低、能力的强弱直接影响到受教育者素质和能力的形成。因此，培养有能力的、素质高的小学教师是初等教育最主要的目的。
作为初等教育文科方向专业必修课程的古典文学课，其主要教学目的也应该是以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学的学习能力为主，而在众多的学习能力之中，应该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鉴赏能力作为首要任务。理解鉴赏力包括对作品形象的感悟力以及对作品意蕴的表述力。之所以把培养学生对文学作品的理解鉴赏力作为首要任务，一是因为目前学生在阅读和欣赏古典文学作品时还存在着一定的困难，是学习上的一个薄弱环节，因此要加强这方面能力的培养。其次，小学语文课的教学内容和教学特点，也决定着我们应该把上述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地位。在小学语文课本中，古诗文尤其是古诗占有相当的比例。这些作品意境优美，形象鲜明，感情丰富，是我国古典文化艺术遗产中的精华。小学生学习这些作品的目的，第一是要了解我们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知识；第二，也是更为重要的目的，就是陶冶情操，培养性情，这也是“素质教育”的目的所在。而后一目的的实现仅靠单纯的知识记忆是不行的，主要靠对作品的感受理解、欣赏和品味。但是由于时代的久远，语言的变迁以及诗歌体裁所具有的含蓄、凝练、婉曲的特殊性，今天的小学生不能够一下子读懂它们，更不容易欣赏它们。如何让小学生对这些古代的作品产生学习的兴趣？如何让小学生感觉到它们的美，并且在学习时能够产生一种愉悦感、一种情感上的共鸣？这是在给小学生讲授古诗文时不可回避的问题。那么，教师在讲解时是否只是解释一下字句的意思，将文言翻译成白话，把韵文变成散文就行了？如果那样讲，不仅远远没有把古典文学作品的价值和魅力反映出来，而且实现不了激感心灵、陶冶情操的教学目的。因此，作为一名小学语文教师，首先应该具有一定的理解和鉴赏能力，自己首先能够被作品中蕴含的情意所感动。同时，小学生的思维以形象思维为主，这就决定了他们对于事物的理解主要是建立在对于事物直观的印象、感觉、联想、想象等感性认识的基础上。因此，作为小学语文教师不仅应该具有对作品形象的感受能力，而且应该具有对作品意蕴的描述能力，（一种生动、具体、形象的描述能力，而不是理性的分析、归纳、推理能力）以启发小学生的想象力、联想力，使他们进入作品的意境，受到作品的感染。所以，与小学教学的特点以及“重人”教育的要求相适应，初等教育专业的古典文学课应该将培养学生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感悟力、对作品意蕴的形象化描述能力即理解鉴赏力作为教学的重点。
由于小学语文所选古典文学作品以诗词为主，所以，本文将着重谈谈对古典诗词教学的一些体会 。为了改变学生对古典诗词学习能力薄弱的状况，一方面要加大学生的阅读量，增强他们的感性认识；另一方面就是教师在授课时应采取适当的方法，变传统的以教师为主体的讲授方式为教师与学生结合，教学互动的教学方式，以此来发挥学生的主动性，从而使他们形成一种能力。
我国古典诗歌以抒写情志为主，《毛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1]情志之来源有二，一为自然界之景物，二为人事界之事物。诗歌是诗人之心与外在之物交相感应而发自性情的产物，所谓“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2]我国古典诗歌表情达意的方式主要有三：“一为直接叙写（即物即心），二为借物为喻（心在物先），三为因物起兴（物在心先）。”[3]即赋、比、兴三种手法。古人使用这三种艺术手法来抒发表达自己内心对于事物的感动。在这三种艺术手法中除了赋是直接叙说情感之外，比和兴都是借助于外在的形象（主要是自然景物的描绘）表达诗人的感情。而这些形象是熔铸着作者情感的形象，即心物交感所产生的意象。故前人对诗歌又有“作诗不过情、景二端”[4]“一切景语皆情语”[5]等评说。我国古典诗歌历史悠久，在艺术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境界，尤其是在以兴的创作手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描写景物为主的诗歌，则更将景物的描绘与诗人情感的表达发展到了一个情景交融、妙合无垠的艺术极致，如盛唐诗人的优秀作品。在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词这种体裁，继承并发展了诗歌的表现手法，只是在情意的表达上更为婉曲幽微，词人的情感在借助物象表达时更为细腻含蓄。所以，教师在讲授古典诗词作品时的关键是要引领学生从作品所呈现的外部意象，体会作品中作者之情与所写之景所形成的心物交融的微妙关系，并由此进入作者的情感世界，领悟作品的整体意境。尤其是对那些情融于景，诗人情感不太显露的作品，就更要注意引领学生仔细地品味其中的奥妙。对作品内在情感的发掘是讲好每一首古典诗词的关键，也是使学生学会欣赏诗词的重要一步。
诗词的欣赏过程是一个读者之情与作品中诗人之情相会的过程，这一过程的产生首先在于如何调动起读者的情绪，从而诱发读者的兴会，使他们一步步进入作品的情境。在这里，教师的作用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和文化，更在于如何引导学生，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兴趣，使他们开动自己的脑筋成为学习的主动者，而不是被动的记笔记和背笔记的机器。笔者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逐渐总结出一些较为有效的方法，步骤如下。
一、引领学生进入阅读欣赏诗歌的心理状态
（一）科学导引
在一节课的开始，先播放或展示一些与作品内容相关的音像、图片资料以营造一定的课堂气氛，用于调整和调动学生的心理情绪。例如，在讲授初唐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一开始可以先让学生听一听古曲“春江花月夜”。在讲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时，可以展示一些富于意蕴的古代山水田园画。如果没有直接反映所讲内容的音像资料，也可以播放或展示一些在风格上与所讲作品接近的音像、图片资料。这种在听觉和视觉上给学生提供的形象，直接而鲜明，很快便能调动起学生的情绪，使他们进入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在进行下一环节的学习时就会较为自然顺畅。
（二）作者介绍
对作者的了解是欣赏古典诗词时必不可少的一环。在介绍作者时，不是流水账似地叙述一遍他的生平经历，而是要通过介绍他的生平展现出他的精神世界，包括思想感情和个性气质。目的是带领学生进入作者的精神状态，以作家独特的心理品质吸引和打动学生，使他们与作家产生心灵上的共鸣，这对理解和欣赏作品无疑能起到一个必要的心理铺垫作用。在讲述时，教师不仅应该用分析的语言，理性冷静地剖析作家的个性气质，更应该用生动形象的语言充满感情地展现作家的独特人格魅力。教师在备课时应该全身心地去理解揣摩作家的精神与个性，自己首先应该被吸引和感动，然后在课堂上通过充满情感的语气、声调、眼神、手势等外在表现形式，将自己对作家的朴素理解（而不是书本上他人的理解）阐述出来。在讲授、分析时还要注意两点：第一，应该客观准确地介绍每位作家，既不能肆意贬低他，也不能任意抬高他。凡是能在文学史上世代流传的作品，都是每位作家心理品质的真诚流露，都表现了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真切体会，如此，诗作才具有打动人心的激感力量。正是因为这份真诚的情感，我们便应尊重它的作者。在讲作家时，尤其是在讲那些大家巨擘时，应该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和讲述他们，把他们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讲，这样就拉近了古人与今人、古典与现代的距离，只有这样才能吸引和打动学生，使他们对作家的作品作出较为正确的理解和欣赏。第二，注意引用最能反映作家精神气质的材料。比如在介绍孟浩然时，为了使学生更好地了解他作为一名隐逸诗人的风神气度，可以用王维为他画的一幅肖像来作为介绍的材料。此画已失传，据当日见之者说，画中“襄阳（浩然字襄阳）之状，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一童总角，提书笈、负琴而从，风仪落落，凛然如生”。[6]其中“颀而长，峭而瘦，衣白袍，靴帽重戴，乘款段马”，这些形象特征非常生动地反映出了孟浩然清高脱俗的气质，这一材料的引用不仅增加了讲课的生动性、形象性，而且使学生对作家精神气质的感受十分直观而具体。为阅读欣赏孟浩然的作品做了必要的知识储备和心理准备。
（三）教师有感情地吟诵作品
在学生对作家以及与作品有关的资料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教师要感情饱满地诵读作品。教师在诵读作品时声调的处理，字句的顿挫以及情感的投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对作品做出了诠释，这将会对学生已经被激发起来的欣赏兴趣起到一个导向的作用，将学生引向对作品内在意蕴的理解。
以上这几步都是针对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调整学生的欣赏心理而做的前期工作。
二、对作品的文本赏析
欣赏一首诗词作品，首先要弄懂它的文字意思。对于字词句的理解并不是学生在阅读欣赏时的难题，所以，教师可以把这项工作先布置给他们作为预习的内容。另外，关于作品的创作背景，亦可由教师提供相应的材料由学生自行了解。那么，课堂教学的重点则应放在对作品情境及内在意蕴的把握上。诗词的欣赏过程是一个读者之情与作者之情相会的过程，而诗人之情的表现主要借助于物象的描绘表达出来，于是，欣赏过程也就是读者根据诗歌的外在之象还原为诗人的内在之意的过程。因此对诗歌意象的领悟是欣赏诗歌的关键，对意象领悟的途径是联想和想象，读者通过联想和想象复活和还原作品所呈现的景象，并从中揣摩作者的情感。同时由于诗词形式上的特点决定了它对生活的反映只能是截面的、片断的，在简约的形式中隐藏作者浓郁的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在欣赏时通过想象来补充作品简省的内容，使作者的情感清晰、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在做好上述前期工作之后，教师便应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以及知识储备对诗词的内容作初步的想象。想象是一种主观色彩十分强烈的活动，因此，想象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只是一个引导者和点拨者。
（一）根据自己的生活体验对诗中所描绘的情景进行还原想象和补充想象
学生默读作品并对作品所呈现的景象进行独立的联想和想象。然后教师进行提问，让学生说出自己的感觉与想象。在学生叙述自己的感受时，要求他们尽量用形象化的语言进行具体描述，描述出一个具体的场景，将自己心里的感觉描述成一个画面，或是用形象化的比喻说出自己的感觉，而不是泛泛地抽象地概括。以此培养学生对形象的描述力。
诗人的情感隐藏在诗歌表面的意象中，这些意象有的是自然界的景象，有的是人世间的事象。对于以描写自然界景象为主的诗歌，在欣赏时就要紧扣诗中所描绘景物的特点，进行准确的还原。比如，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描绘了一幅春天的美丽图画。对于春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印象和感受，但如何把自己对春天的联想和杜甫诗中所描绘的景象统一起来呢？（如果不统一，便不能恰当地体会诗人在诗中所表达的情感。）也许一开始学生头脑中对春天泛起的初步联想并不能和诗中所绘景物完全相符。这时，教师应该要求学生针对作品中景物的特征作更加具体细致的想象，提醒他们要注意诗中的一些关键字词，比如这首诗中的“黄”“翠”“白”“青”等形容词，注意它们赋予了景物什么色彩特征。此外还应注意诗中“鸣”“上”“含”“泊”等动词。这些动词又赋予了景物什么样的行为特征。仔细体会这些景物所具有的特点在阅读时所产生的心理感觉。这样，一步步使学生的联想逐渐与诗中所呈现出来的具有明丽色彩、盎然生机、安详和睦的春天景象接近起来。一点点体会作品所呈现之景象与诗人内心之情感相交融的密切关系。在这一过程中不仅要准确捕捉诗中的关键词语所赋予景物的种种特征，而且要由景物所具有的种种特征触发联想并仔细品味它们在人的心里所唤起的种种感觉以及感觉的强与弱，然后再由自己的感觉去遇合诗人的感觉。在这一遇合过程中，当然要结合自己对作者的生平经历个性气质以及作品创作的背景的了解。
同样，对于那些以事象为描写对象的作品也应该抓住其特征进行还原想象。如温庭筠的词《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小山重叠金明灭，鬓云欲度香腮雪。懒起画蛾眉，弄妆梳洗迟。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新帖绣罗襦，双双金鹧鸪。”描写了一位女子早晨起来梳妆的情景，其中人物的情感表达得很隐晦。在学生进行情景的还原想象时，同样应该提醒他们注意词中某些关键的字眼，如：“懒”“迟”“双双”等，注意这些字眼所赋予人物形象的特征，正是这些特征透露了人物内心情感的蛛丝马迹。这些关键的字词又恰如作品的眼睛，透露了作品的神府，它们也就是所谓的“诗眼”。当然，诗眼有句中之眼、篇中之眼之分。前者往往是一句话中的关键字、词，后者往往是全篇最为传神、最集中地表达了诗人情感的诗句（有时亦为字、词）。如柳永的词《雨霖铃·寒蝉凄切》的最后一句“多情自古伤离别”就是全词之眼，因为它集中表达了整首词所抒发的离愁别绪。对于诗眼的寻觅和咀嚼是赏析古典诗词的一条有效途径。但是诗眼的情况较为复杂，并不是所有的作品都能采用这种方法，尤其对于那种意境自然浑成的作品，就更不能牵强臆断，斤斤于诗眼的寻求。
有些诗词在表达时作了内容上的简省，形成了“辞断而意属”的特点。这些诗歌在意象的组合上往往具有跳跃的特点，诗人的思绪犹如一条蜿蜒曲折又云雾缭绕的河流。我们在欣赏这样的作品时，就应该以想象来连接和补充作品在表面上所形成的空白，使作者感情的线索清晰地呈现出来。如李清照的《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这首词在每句之间都形成了意义的跳跃，这就是因为词人在展现情境时进行了省略。那么，在要求学生进行想象时，应该提醒他们要把注意力放在句与句之间的逻辑联系上，以想象来补充其间省略的逻辑线索。这样才能发现，原来这首词说的是词人在一夜风雨、沉醉之后的清晨醒来，尽管残酒未醒，但立即急切地询问侍女海棠花怎么样了。对方回答说：“海棠花还跟原来一样。”作者立即纠正道：“知道吗？知道吗？应该是绿的多红的少了。”通过这样的一番补充想象，我们可以发现在词中表达的是词人对海棠花事的关怀之情，这种关怀之情在风雨后的早晨得到了非常集中的反映。正因如此，词人才在风雨之夕借酒以浇春愁。通过补充想象，我们体会出的是词人那一番浓重的惜春之情。
（二）通过讨论启发想象
清代学者王夫之说：“无论诗歌与长行文字，俱以意为主。意犹帅也。”[7]所以，在阅读欣赏诗歌时，探求作者的原意是第一要义。但探求的结果却并不一定是统一的。诗歌既有它立意的确定性，又有它含义的丰富性。这主要是因为欣赏者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不同的欣赏者，因为阅历、学识、观点、兴趣等方面的不同，欣赏时心境、处境以及对诗歌欣赏的角度的不同，都会产生感受上的种种差异。正如人们常说的一千个观众的心中就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学生在阅读同一首作品时的感受都可能不一样。另外，从诗歌的艺术特点出发来看，诗歌的意象是诗人对客观事物的一种反映，这种反映是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瞬间统一，是诗人内在情感和外在物象的天然融合。它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同时又以直观的形象呈现在读者眼前。由于诗歌意象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给读者提供了较大的思维空间，因此在阅读欣赏时往往会出现意象的多义，因此也促成了对同一首作品的不同理解。尤其是那些情景妙合无垠、意境浑融的作品，欣赏的空间就更为宽广。如王维的《鹿砦》：“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这首诗描写了傍晚落日时分山林的幽静。诗人摄取的是大自然刹那间的一个特写镜头：一缕返照的夕阳照射在山林中的青苔上，用以客观真实地再现山林的空静。那么在这首诗中诗人要表达的“意”是什么？是一种感觉、一种心境，是诗人当时与环境猝然而合的空静的心境，这种心境的表达完全是直观的、形象化的。由于诗人没有以理性的思索将这种感觉明确化，所以也就没有为人们欣赏的思路指明一定的方向。人们在阅读这样的作品时，自然会形成各自不同的、丰富的、或者是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受。当然，感受虽然不尽相同，但是却不能完全脱离作品的整体意境，这是由作品的内在意蕴所决定的。正是立意的确定性和欣赏的不确定性，使得作品在欣赏时产生了令人咀嚼不尽的悠长韵味。
鉴于古典诗词的上述特点，为了使学生能够较为深入和全面地理解和欣赏一首作品，在课堂教学时可采取自由讨论的方式，让学生各抒己见，互相启发，打开思路，进行多方面的联想和想象。教师也可以参与讨论，与学生共同探讨诗歌作品中丰富的含义。而且，教师在讲解作品时还可以采用“引譬连类”的方法，将作品所蕴含的情意（往往具有非概念所能叙说的特点）以形象的譬喻表述出来，以启发学生自由的联想。实际上，这种方法早在两千多年前已为我国伟大的教育家孔子所运用。如《论语·八佾》说：“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启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8]这段文字是说孔子用一个绘画（绘事必以粉素为先）的比喻说明了自己对这首诗的理解。孔子的这一做法使子夏对诗歌的内涵作出了进一步的联想，而子夏的联想又启发了孔子的思路。这正是一种互相启发、互相探讨的教学方式调动起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对发展学生的想象力、鉴赏力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同时，教师在讲解一首作品时，不应该只局限于一种观点，在对作品的立意进行了一定的阐述后，还应将不同的观点介绍出来，以供参考。这样，既使学生能够获得多方面的认识，又能够引发他们进行多方面的思考，使他们的思维不被固定的框架所局限。
（三）对典型意象的解释
由于历史文化的积淀，诗词中的一些意象具有了某种特殊的、较为固定的含义。对这些意象就不能只按照字面意思进行想象和理解，而应融进历史文化的因素。比如，通常诗歌中出现的“柳”这一意象，就不仅仅是指一棵柳树，而含有“送别”之意。这是因为从汉代开始民间就有折柳送别的习俗，影响到诗文创作，就使得“柳”这一名词产生了一种物质属性之外的文化意味。例如，相传为李白所作《忆秦娥·箫声咽》词中有“箫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之语，以年年如故的灞陵柳色概括了人生代代无穷已的离别感伤之情。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再比如“蛾眉”一词，本指女子弯弯的眉毛，但因为屈原的《离骚》（“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把它引申比喻为一个人才德志意的美好，开创了香草美人的诗歌传统，于是这个词也就逐渐演变成了一个代表人美好品德的符号。读者如果没有较为丰富的文学、文化知识积累，是不能明了这些意象中所蕴含的历史内涵和文化意味的，当然也就影响到对诗歌情意的深刻理解。这样，教师就应该从一个引导者变为授课的主体，对这些独特的符号进行意义的解释。在讲解了这些特殊意象的含义之后，让学生再一次对作品进行欣赏，就会有新的、更深层次的理解。
4.反复吟诵，品赏韵味。吟诵对于诗歌的欣赏具有很大的作用。我国古典诗歌在形式上具有声律顿挫的特点，是声情并茂的产物。诗人在进行创作时，随着情感的兴会，神思的涌起，“言泉流于唇齿”[9]，“吐纳珠玉之声”[10](246)，诗人内心的情感伴随着声吻吟诵自然涌出，所以刘勰在其《声律》篇中说：“故言语者文章，神明枢机，吐纳律吕，唇吻而已。”[10](299)“是以声画妍蚩，寄在吟咏，吟咏滋味，流于字句。”[10](300)所以古人作诗又称吟诗。他们不仅伴随着吟咏来作诗，而且也伴随着吟咏来改诗，杜甫有诗说：“陶冶性灵存底物，新诗改罢自长吟。”（《解闷十二首·其七》）[11]吟咏随诗人的感情而出，吟咏同时又生发着诗人的感情，声情相随，声情相生，而最后的作品则是诗人声与情的文字记录。那么，读者在阅读时则可通过吟诵揣摩诗人的声气口吻，通过声音达到自己的心灵与作者的心灵相互交流的境界。因此，吟咏是阅读欣赏诗歌的有效方法之一。古人早已注意到吟咏在学习古典诗文时的妙用，如清代的在指导儿子学习古典诗文时就强调了朗诵和吟咏的重要性：“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左传》《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伟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12]“高声朗诵”可以体现作品所蕴含的气势，引发读者的意兴。“密咏恬吟”可以引起读者的思索，仔细品味作品的意韵。总之，吟诵是一种能够触发读者的情绪，进入并体会诗歌情境的方法。因此，在讲授诗歌时，应重视对作品的吟诵。
吟诵诗歌可以自己吟诵亦可听别人吟诵，两种方法都可以起到感绪的作用。我们说在欣赏一首作品一开始时可由教师有感情地诵读作品，以作为对学生情绪的引导（其实这一步亦可由播放一些著名的艺术家诵读诗作的声音资料代替），这已经是吟诵法的运用。在对一首诗歌的内涵有了一定的了解后，可由学生结合自己对作品的理解有感情地诵读作品。在学生诵读时教师要指点他们注意诗歌的节奏顿挫以及平仄押韵所形成的律动。一句中应该在什么地方加以停顿，什么地方字音加以拖长，在读时怎样注意诗歌的平仄韵律等，这些都因诗歌体式的不同而不同，它们属于吟诵诗歌时的一些基本常识，教师应该在课堂上加以简要介绍和指点。当然这些基本的常识并不是一些死板的公式，它们在具体运用时会因读者的不同和诗歌内容的不同而有无穷的变化。关键是吟诵时应该以自己对诗歌的理解去读，以抑扬起伏、顿挫有致的声音传达出诗歌在表情达意时所独有的叹咏意味。由此才能进一步体会诗中所包含的感人力量和独特艺术魅力。
吟诵通过声音来感受和欣赏诗歌，吟诵训练是一种感性的直觉教育。它可以培养人们心中对诗歌的直觉感悟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反复实践才能形成。因此，对学生在这方面的训练应该是经常的不断的，应该在每次上课时都安排一定的时间进行吟诵活动，通过自己吟诵或聆听他人吟诵来加深对作品的理解。而对我们以培养小学师资为目的的初等教育专业来说，加强这方面的训练尤为重要。因为，小学时期不仅是一个人记忆力最好的时期，也是一个人直觉感受力最强的时期。从“重人”的教育目的出发，小学生学习古诗的目的不仅是对古诗知识的学习和对诗句的单纯记忆，更重要的是要培养他们对古诗的直接感受能力，培养他们对古诗的审美感受，并从中得到一种心灵的愉悦。那么，吟诵作为一种感性的直觉教育方式，正是培养孩子们对古诗直接感受能力的有效方法。对这一方法的掌握，也就是每位小学语文教师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因此，在初等教育专业古典文学课的诗歌教学中进行吟诵训练，是应该十分重视和提倡的。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以上只是本人在长期的教学过程中，对初等教育古典文学课如何培养学生古典诗词鉴赏能力所作的初步探索。而诗歌欣赏则是一个十分复杂、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本文所涉及的也只是如何进行诗歌欣赏教学的几个最为基本的方面，即对于诗歌情意的探索，还有许多重要方面和教学环节非本文所能尽述。同时，诗歌欣赏又是一个需要欣赏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工作，故其欣赏的步骤并不是刻板不变的。而且每一首诗歌所运用的艺术技巧不同，所蕴含的情感不同，因此也不能采用固定的程式去赏析，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参考文献
［1］陈奂.诗毛氏传疏［M］.北京：中国书店，1984.1.
［2］吕德申.钟嵘诗品校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35.
［3］叶嘉莹.迦陵论诗丛稿［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26.
［4］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3.
［5］王国维.人间词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225.
［6］何文焕.历代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594.
［7］王夫之.姜斋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46.
［8］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25.
［9］张怀瑾.文赋译注［M］.北京：北京出版社，1984.46.
［10］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M］.北京：中华书局，1986.
孟浩然的诗全集范文第5篇
关键词：宋代诗学批评；本色；本然；才气；情性
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6—0149—05
作者简介：刘飞，男，安徽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合肥230009）。
“本色”一词最早出现于何时，还有待考察。六朝时期，刘勰对此有所运用。如《文心雕龙·通变》云：“夫青生于蓝，绛生于蒨，虽逾本色，不能复化。”在唐代，对该词的运用已较为频繁。如《唐律疏议》、《通典》、《唐六典》、《旧唐书》及佛学著述《大毗庐遮那成佛经疏》等，但鲜有涉及文学批评者。直到宋代，“本色”一语才被广泛运用于文学批评。郭绍虞先生认为：“本色之说，始见于陈师道《后山诗话》。”①“本色”作为文学批评的专门术语而被使用，陈师道盖为始作俑者。②《后山诗话》云：“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今代词手唯秦七黄九尔，唐诸人不迨也。”③宋末元初，“本色”往往成为诗论家如严羽、刘克庄、方回等人的常用术语。关于“本色”之含义，郭绍虞先生曾有论及：“本色，指本然之色，当行，犹言内行。故陶明濬《诗说杂记》卷七谓：‘本色者，所以保全天趣者也。故夷光之姿必不肯污以脂粉；蓝田之玉，又何须饰以丹漆，此本色之所以可贵也。当行者，谓凡作一诗，所用之典，所使之字，无不恰如其分。未有支离灭裂，操末续颠，而可以为诗者也。’”④郭先生此论断是就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中“须是本色，须是当行”这句话所作的解说。如进一步考察，对宋代诗学批评中“本色”一语之含义，则又可以细分为如下几方面：其一，就艺术审美来看，意在强调诗歌风格的自然得体，不露雕琢之迹。其二，以创作主体而论，指诗歌创作中当以才而不以学，肯定才气对于诗歌创作的意义。其三，从诗歌的本质来看，本色也反映出诗论家对诗歌吟咏情性之本质的重视。另外，本色也关乎诗论家对诗歌之文统的认识。
在宋代尤其是宋末元初有关诗论家的论述中，本色一语往往因使用的语境不同而显得内涵各异。另外，有关论家并没有直接使用本色一语，但所言说的诗学观念往往也与上述几方面的内涵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因此，本文拟结合有关论述，从上述几个方面分别做出考察。
一、本色即本然此又可分别从文体和语言两方面来看。从文体上来说，本色是指所作诗歌最能符合其作为该文体的风格特点。前引陈师道《后山诗话》以本色为标准评韩愈之诗和苏轼之词，即是立足于这种意义上的评价。关于诗歌体貌之本色的批评，韩愈是受到议论较多的诗人之一。在对韩愈诗歌的品评上，陈师道的看法对后代较有影响。除上述所引外，又如《后山诗话》云：“学诗当以子美为师，有规矩，故可学。退之于诗，本无解处，以才髙而好尔。”陈师道于《后山诗话》中引黄庭坚语云：“黄鲁直云：‘杜之诗法，韩之文法也。诗文各有体，韩以文为诗，杜以诗为文，故不工尔。’”上引两文出处虽是引用黄庭坚语，亦可作为陈师道本人的看法。宋末元初，有关对韩愈的品评多承袭陈师道的看法，或指出其诗歌之另类风格。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五言绝句，众唐人是一样，少陵是一样，韩退之是一样，王荆公是一样，本朝诸公是一样。”清代叶燮《原诗》云：“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这里指出韩愈在诗歌创作上能突破固有窠臼，务去陈言，力求创新。而以文为诗，正是其典型的创作风格。严羽评价韩愈五言绝句有别于众唐人而能别开生面者，也多因为韩愈以文为诗之故。刘克庄《后村诗话》卷二：“坡诗略如昌黎，有汗漫者，有典严者，有丽缛者，有简淡者，翕张开阖，千变万态，盖自以其气魄力量为之，然非本色也。它人无许大气魄力量恐不可学。”此处的本色之评，也是指出了苏轼以文为诗的诗歌创作特点。
又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邪？诗道本正大，孟郊自为之艰阻耳。”韩愈《送孟东野序》评孟郊诗云：“孟郊东野，始以其诗鸣，其髙出魏晋，不懈而及于古，其它浸乎汉氏矣。”韩愈在该文中主要表达了作家创作多因不平而鸣的观点，并认为孟郊即是其中的一位典型。其实，韩愈对孟郊如此欣赏，也是因为二人在诗歌创作的艺术趣味上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严羽《沧浪诗话·诗评》云：“韩退之《琴操》极髙古，正是本色，非唐贤所及。”严羽此评盖来自于北宋唐庚，唐庚《文录》：“《琴操》非古诗，非骚词，惟韩退之为得体。退之《琴操》，柳子厚不能作；子厚《皇雅》，退之亦不能作。”⑤严羽之重本色，还体现于其《评点李太白诗集》，如卷六评《僧伽歌》“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云：“本色语，清超之极。”卷十七评《同族侄评事黯游昌禅师山池二首》“花将色不染，水与心俱闲”云：“不本色不佳，太本色亦厌，如此乃免二病。”
那么，宋人所谓诗歌这一文体的本色特征应该是怎样呢？此以严羽为例略作考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云：
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
严羽在此处以“悟”来解说诗歌之本色。妙悟，为修禅之方法，严羽在此以禅喻诗，认为诗歌创作亦须通过妙悟为之。作为诗道的悟，就是要达到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艺术效果。这种效果可用“兴趣”来概括。严羽所谓的兴趣，如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中所说，是“指诗的兴象与情致结合所产生的情趣和韵味”⑥，“实际就是力图表现诗歌的抒情特征及其艺术感染力量”⑦。妙悟和兴趣二者之间具有一致性。妙悟为诗歌创作之手段，而兴趣则是凭藉这种手段所达到的审美效果。以妙悟和兴趣为标准论诗，严羽最推崇唐诗，尤其是盛唐诗作。《沧浪诗话·诗辨》云：
悟有浅深，有分限。有透彻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汉魏尚矣，不假悟也。谢灵运至盛唐诸公，透彻之悟也。
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
严羽的妙悟和兴趣，可以说正是对诗歌本色特征的认识。在严羽看来，本色的诗作，最起码应该包含有情感、形象和韵味等重要元素。而严羽之所以如此强调，自然也带有反拨当时江西诗派所造成的诗坛之弊的意图。顾易生等认为，严羽的兴趣理论“实际上无非力图描述出诗歌中的形象应该空灵蕴藉，深婉不迫，令人神往不要太落实。这种艺术要求，对于宋诗中某些过于散文化的偏弊，如抽象说理、一泻无余、堆砌典故、补缀奇字等埋没情性、损害形象与意境之美等，不失为有益的针砭”⑧。
在文体特征上，严羽、刘克庄等强调诗歌的本色，意在维护诗歌的体制特征。刘勰《文心雕龙·通变》云：“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作为一种文体，它所具有的基本的体制风貌应有一定的稳定性，这是文章在历代能得以继承发展的一个前提，而作为该文体的具体写作方法，则可以做到创新求变。作为诗学批评，对一首诗是否本色的评判应是批评展开的基本立足点。在严羽等人看来，作为诗歌的“有常之体”，当要包括情感、形象和韵味等基本的因素，这也是诗歌的本色因素。以此而论，宋代的诗歌创作在对诗歌的本色要求上正恰恰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偏离。宋末元初的诗学批评中对本色的强调，也正反映出有关论家对诗歌文统的维护与回归意识。汪涌豪教授认为，宋人对本色的重视，反映了宋代在诸体文章创作和理论大大丰富情况下批评家的尊体呼声。尊体，就是要求恪守文体固有的制约。宋人运用本色这一范畴，就是要表达对尊体之人及其作品的推崇。⑨在此需要提出的是，作为江西诗派骨干的陈师道，在宋代竟能最早地以本色论诗，既是出于对江西诗法之弊的批评，同时，也反映出他对诗歌本色特征的思考。其本色之论对后代诗学批评如关于辨体理论等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
从语言上来看，即要求诗歌的语言自然清新，不露雕琢痕迹。例如刘克庄对梅尧臣诗歌的评点：
本朝诗惟宛陵为开山祖师。宛陵出，然后桑濮之哇稍熄，风雅之气脉复续，其功不在欧、尹下。世之学梅诗者，率以为淡。集中如“葑上春田阔，芦中走吏参”。“海货通闾市，渔歌入县楼”。“白水照茅屋。清风生稻花”。“霜落熊升树，林空鹿饮溪”。“河汉微分练，星辰淡布萤”。“每令夫结友，不为子求官”。“山形无地接，寺界与波分”。“山风来虎啸，江雨过龙腥”之类，殊不草草。盖逐字逐句，铢铢而较者，决不足为大家数，而前辈号大家数者，亦未尝不留意于句律也。⑩
梅尧臣曾云：“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他自己也正是这种诗歌审美境界的实践者，刘克庄以梅尧臣为典范，道出了诗歌创作时在艺术技巧运用上的辩证法。此也正是康德所谓：
在一个美的艺术作品上我们必须意识到，它是艺术而不是自然；但在它的形式中的合目的性却必须看起来像是摆脱了有意规则的一切强制，以至于它好像只是自然的一个产物。”
显然，在自然清新和刻意雕琢之间，诗论家无疑多倾向前者。而本色往往也被用来形容或强调诗歌风格之自然的专用术语。重视诗歌的本色语言，宋末元初，包恢、刘克庄、方回等对此皆有所论及。例如：包恢《书侯体仁存拙稿后》云：“文字觑天巧，未闻取于拙。”刘克庄《晚意》云：“末年慕川寒山子，不是行家本色诗。”方回《瀛奎律髓》卷十一评赵昌父《顷与公择读东坡雪后北台二诗叹其韵险而无窘歩尝约追和以见诗之难穷去冬适无雪正月二十日大雪因用前韵呈公择》云：“昌父当行本色诗人，押此诗亦且如此，殆不当和而和也，存此以见‘花’‘义’‘盐’‘尖’之难和。荆公、澹庵、章泉俱难之、况他人乎？”又《瀛奎律髓》四十七评崔涂《长安逢江南僧》云：“本色当行诗。”
由于受江西诗派的影响，宋代诗歌创作以学问为诗的风气倾向突出，故宋代诗论自然要涉及诗法方面的探讨。也有学者认为，宋人之尚法与宋学及宋人之尚意相关。如萧华荣教授就指出：
宋人好言“文以理为主”，又好言“文以意为主”，二者大致一样，“意”便是意中之理。由于尚意，宋人作诗往往“先立意”、“先命题”。为了表达题意，便必然讲求“血脉”、“势向”、“曲折”、“布置”、“立格”、“炼字”、“炼句”等方法，这类论述在宋诗话、诗论中比比皆是。
宋人诗法之探讨，语言的运用自然是其重要的内容。南宋后期，诗学批评在语言上亦有所反思。因此，涉及自然与法度之辨。朱熹论文，既重视自然，又强调要学习古人之法度，就表现出在对自然与法度二者关系的初步思考。严羽《沧浪诗话·诗法》云：“须是本色，须是当行。”更是对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表达了自己的精到之见。严羽此处所谓的本色，即是指诗歌的自然天成。当行，是指诗法的运用。如果一首诗做到了艺术技巧的精到和艺术审美的自然天成，那么，就无疑是优秀的创作。
二、本色与才气
此是关于诗歌创作中对主体要求的问题。作诗当以才还是以学，此问题多为宋末元初的诗论家所重视。故而有所谓才学辩。如费衮云：
作诗当以学，不当以才。诗非文比，若不曾学，则终不近诗。古人或以文名一世，而诗不工者，皆以才为诗故也。退之一出“余事作诗人”之语，后人至谓其诗为押韵之文。后山谓曾子固不能诗，秦少游诗如词者，亦皆以其才为之也。故虽有华言巧语，要非本色。大凡作诗以才而不以学者，正如扬雄求合六经，费尽工夫，造尽言语毕竟不似。
费衮，字补之，江苏无锡人。费衮此论，此实为江西诗派以学问为诗张目。又其《梁溪漫志》卷七《诗作豪语》：“诗作豪语，当视其所养，非执笔经营者可能。”李昴英《题郑宅仁诗稿》云：“诗词虽寄兴写物，必有学为之骨，有识为之眼，庶几鸣当世，落后世。不然，是土其形，绘其容，望之宛然若人也，置雨中败矣。”亦肯定学的重要性。
而严羽则表达了与费衮、李昴英等针锋相对的看法，其《沧浪诗话·诗辨》所谓“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之论，似更看重诗作创作中的才气因素。如果以学问为诗，则会失去诗歌的本色。《沧浪诗话·诗辨》云：
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严羽虽然不否定诗歌创作中的学问功夫，但显然他更把作者的才气放在了主要地位。而才气又与妙悟相关联。作者有才气，才能妙悟为诗。而凭妙悟创作的诗歌，才是所谓的当行本色。以此为标准，严羽对宋代诗歌提出批评：
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盖于一唱三叹之音有所歉焉。（《沧浪诗话·诗辨》）
在对唐诗的评价中，严羽也是以此为标准，对孟浩然、李白、杜甫等人给予高评：
孟襄阳学力下韩退之远甚，而其诗独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沧浪诗话·诗辨》）
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诗而入神。至矣，尽矣，蔑以加矣。惟李、杜得之，他人得之盖寡也。（《沧浪诗话·诗辨》）
观太白诗者，要识真太白处，太白天才豪逸，语多率然而成者。学者于每篇中，要识其安身立命处可也。（《沧浪诗话·诗评》）
严羽专做李白诗评，显然，也正是出于对李白的天才诗作的爱好。例如：评《春日游罗敷潭》“云从石上起，客到花间迷”云：“自然如此，拈出却生动。”评《僧伽歌》“戒得长天秋月明，心如世上青莲色”云：“本色语，清超之极。”
李杜优劣的讨论是宋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话题，二人孰高孰低，关乎批评家诗学思想的建构。北宋时期，尽管有欧阳修对李白诗歌给予了称赏，但总体来说，对李白的重视与评价比杜甫较低。如王安石编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四人诗为《四家诗选》，在四人的排序上以李白为最后。之所以如此，与王安石论文重道的文学观念有关，认为李白才高识卑，多言妇人与酒。甚至认为，李白诗风飘逸，但缺少变化。王安石之论显然是拘于一偏之见。又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六：“李太白当王室多难，海宇横溃之日，作为歌诗，不过豪侠使气，狂醉于花月之间耳。”责难之意溢于言表。尽管诸多抑李扬杜之评各有不同的诗学立场，但批评家并不否认李白诗歌创作中的才气因素以及其诗歌的本色特征。
南宋后期，一些诗论家对李杜的评价较为客观辩证，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李杜二公，正不当优劣。太白有一二妙处，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处，太白不能作。”即使是作为江西诗派的后期代表，奉杜甫为江西诗派之祖的方回，也并没有表现出抑李扬杜的态度。方回《瀛奎律髓》共选录杜诗五言154首，七言67首，并在《瀛奎律髓》等著述的有关品评中对杜诗技法进行了一番总结。而相对来说，《瀛奎律髓》选录李白诗歌共有五言10首，七言2首，数量则远低于杜甫。但尽管如此，方回对李白诗歌却多有高评，而且，其点评往往以杜诗相参照。如评李白《瀛奎律髓》卷二十四评李白《送友人入蜀》：“太白此诗，虽陈、杜、沈、宋不能加。”卷四十二评李白《赠升州王使君忠臣》：“盛唐人诗，气魄广大。晚唐人诗，工夫纤细。善学者能两用之，一出一入，则不可及矣。此诗比老杜律虽宽，而意不迫。”方回之肯定李白，多侧重于欣赏李白的诗才和其诗作的自然天成。方回此评，亦与其诗学思想相一致。方回《诗思十首》其四云：“满眼诗无数，斯须忽失之。精深元要熟，玄妙不因思。默契如神助，冥搜有鬼知。平生天相我，得句匪人为。”方回一向被认为江西诗派后期的一支中坚，但综观其诗论，并不囿于江西宗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对江西诗法的反拨。故方回推崇李白之诗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建构其诗学思想的用意。
就宋代诗人的评价上，也有一例值得关注。刘克庄《后村诗话》云：“放翁学力也，似杜甫；诚斋天分也，似李白。”此为刘克庄对陆游、杨万里的诗歌创作特点作比较评价。就杨万里来说，刘克庄着重指出了其诗歌中的天分因素。而凭借天分创作，诗作多具有自然天成的风格。在这方面，李白的诗歌创作无疑是其中的典型，同样，杨万里的诗歌创作也有此特点。如姜夔《送朝天集归杨诚斋》评杨万里：“箭在的中非尔及，风行水面偶成文。先生只可三千首，回施江东日暮云。”诗中“风行水面”之谓，即是指杨万里诗歌的自然天成。而之所以如此，显与作者所具“箭在的中”的才气密切相关。而被刘克庄视为以学力为诗的陆游，其诗论中实际上却表现出对才、气的看重。陆游论诗，涉及才、气、学等创作因素关系的思考。其《方德亨诗集序》云：“诗岂易言哉，才得之天，而气者我之所自养，有才矣。气不足以御之，于富贵，移于贫贱，得不偿失。”又其《颐庵居士集序》云：“文章之妙，在有自得处。而诗其尤者也。舍此一法，虽穷工极思，直可欺不知者。有识者一观，百败并出矣。”陆游所谓的“自得”，当指诗歌审美效果的自然之妙，而此境界的获得，在他看来，显然是离不开作者的才气因素。
三、本色与情性
宋末元初，在诗歌本质的认识上，如严羽、刘克庄、戴表元等皆有重性情之论，此以刘克庄的诗学观点为例略作考察。刘克庄曾批评了宋代两种诗歌倾向，《后村诗话》卷二云：
元祐后，诗人迭起，一种则波澜富而句律疏，一种则锻炼精而性情远，要之不出苏、黄二体而已。
“波澜富而句律疏”，是指苏轼等受韩愈影响以文为诗。此种诗作，虽显才学与创新，但在刘克庄看来，不是本色之诗。此点前面已有所分析。“锻炼精而性情远”，则是针对黄庭坚开创的江西诗派抛却性情为艺术而艺术的做法提出批评。诗歌的本质是表达情性，缺乏性情之作更不能视作本色之诗。又刘克庄《竹溪诗序》云：
唐文人皆能诗，柳尤高，韩尚非本色。迨本朝则文人多，诗人少。三百年间，虽人各有集，集各有诗，诗各自为体，或尚理致，或负材力，或逞辨博，少者千篇，多者万首，要皆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
刘克庄此论涉及两方面内容：其一，评韩愈诗，失却本色。韩愈诗歌创作以文为诗，在当时已是较为普遍的认识，刘克庄此论，当是承续陈师道所谓韩愈“以文为诗”的看法。其二，评宋诗之特征，或说理，或以学问为诗，或以诗为政事言说之手段，然皆失却诗歌之诗性特征。
在关于诗歌的本色与性情方面，刘克庄关于风人之诗的论断亦可作为佐证。
余尝谓以情性礼仪为本，以鸟兽草木为料，风人之诗也。以书为本，以事为料，文人之诗也。世有幽人羁士，饥饿而鸣，语出妙一世。亦有硕师鸿儒，宗主斯文，而与诗无分者。信此事之不可勉强欤。……夫自《国风》、《骚》、《选》、《玉台》、胡部，至于唐宋，其变多矣，然变者诗之体制也；历千年万世而不变者，人之情性也。
余窃惑焉。惑古诗出于情性，发必善；今诗出于记闻，博而已。
以本色而论，显然，刘克庄在一些著述中不断地把风人之诗与其他诗风相比较并肯定风人之诗，其中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强调诗歌要抒情言志。另外，结合其关于诗歌价值的有关论述来看，刘克庄所谓的情性，当有更为宽广的内涵，而不是仅仅局限于一己之私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克庄所论不仅意在匡正江西诗派，而且对“四灵”、晚唐诗风的小境界、小结裹的创作也同样表达了批评意见。如顾易生等《宋金元文学批评史》所论：
（刘克庄）极力提倡合乎“本色”的“风人之诗”，也即诗人之诗，它以抒情言志为本……诗之“本色”，特征在于通过艺术来抒情言志，形象地描绘社会人生。“本色”之鲜明，应更有利于世态人生的描绘。所以，他从诗的本色出发，深入一层地揭示诗非小技，应有益世教。
刘克庄还就诗歌的性情和艺术形式二者孰轻孰重的问题上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后村诗话》卷四云：
前人谓杜诗冠古今，而无韵者不可读，又谓太白律诗殊少。此论施之小家数可也。……韩退之尝云：“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则物之浮者小大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此论最亲切，李、杜是甚气魄，岂但工于有韵者及古体乎。
文中以韩愈的气盛言宜之论，来反拨有关对李、杜诗评的偏颇。韩愈所谓的气，是指作者的精神个性因素。刘克庄认为，不论文章的短长与声韵如何，都应该对“气”婉转附之。也就是说，诗歌中作者的精神个性体现得如何才是最为重要的方面，如此，才是本色之作。在这方面，李、杜堪为典范。另如其《自警》诗云：“笔枯砚燥自伤悲，文体全关气盛衰。倚马纵难挥万字，骑驴尚足课千诗。”亦可视作其对精神情性的看重。
综上所述，宋末元初的诗论家从不同角度以本色论诗，当有着如下几方面的意义：其一，从文统上来看，强调诗歌吟咏情性的本质特征，一定程度上显示出回归唐诗的倾向。其二，从价值功能看，刘克庄等人看重风人之诗，认为诗非小技，反映出有关论家在当时社会转型时期对诗歌价值的重视与思考。其三，从艺术技巧上看，反对过于雕琢及以文为诗，强调自然，既反拨当时宋诗中为艺术而艺术及以文为诗等不良倾向，同时，也反映出严羽、方回等有关论家对诗歌艺术至境的追求。其四，从创作主体来看，批评家因重视本色进而重视作家的才气，诗歌创作当以才而不以学，这既能引发诗坛对诗歌这一文体特征的审视，同时又对创作主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而言之，宋末元初诗学批评中以“本色”论诗，是在宋代诗歌实践愈显丰富与多样化的基础上，在宋末元初这一独特的时代背景之下，诗论家们对诗歌特征所作出的重新认识和诗学审美建构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