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法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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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经营范文第1篇

关键词：刑法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公司法 竞业禁止

一 、公司法上的规制概述及本罪罪名法源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行为在公司法上被称为"竞业禁止"，亦称"同业禁止"，是指董事不得将自己置于职责和个人利益相冲突的地位或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即不得为自己或为第三人经营与其办理的同类事业。。世界各国公司法，为防止公司的有关人员特别是高级管理人员非法利用本公司的营业情况损害本公司及股东的权益，均有竞业禁止之规定。关于竞争营业性质的限制，有两种立法主义：一是绝对限制主义，即无限责任公司的股东及有限责任的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在任何情形下，不得经营商业或本公司同类的营业；二是相对限制主义，即经股东大会或监事会许可，可以为自己或他人从事商业或本公司同类的营业。绝大多数国家采取相对限制主义。如《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第88条，《日本商法》第264条，《韩国商法》第397条之规定。我国公司法则绝对限制董事、经理从事本公司的同类营业。

我国公司法对"竞业禁止"作了明确的规定，如公司法第61条规定："董事、经理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或者从事损害本公司利益的活动。从事上述营业或者活动的，所得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第123条规定："董事、 经理应遵守公司章程，忠实履行职务，维护公司利益，不得利用在公司的地位和职权为自己谋取私利。本法第五十七条至第六十三条有关不得担任董事、经理的规定，适用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第215 条规定："董事、经理违反本法规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同类的营业的，除将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外，并可由公司给予处分。"可见，我国公司法严格禁止竞争竞业，其禁业的范围包括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经理，对于董事、经理有上述行为的，要承担交归所得、损害赔偿的法律责任并可由公司给予处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在一些国有公司、企业里，董事、经理作为公司、企业的决策者和实施经营者，却同时经营与公司相同的营业项目，严重损害了国有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破坏了公平竞争秩序，影响了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尤其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非法所得数额巨大的行为，已经超越了一般违法的界限，具备了犯罪的本质特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而，我国1979年刑法并没有规定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因此，对于公司董事、经理的此类非法竞业行为，就只能追究其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不能追究刑事责任，这就难以从根本上禁止非法竞业行为。我国立法者认识到这一问题，在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立法技术的情况下，我国现行刑法第165条对此行为作出了规定。该条即本罪的法源。它是根据公司法第215条增设的罪名。关于本罪的罪名，在刑法修订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没有权威的解释，出现了近十种表述，包括竞业经营罪，经营同类业务罪，非法图利罪，非法竞业罪，非法经营获利罪，非法兼营罪，违反竞业禁止义务罪等。后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将其规定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目前理论界大部分意见也认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称谓更符合本罪的本质特征，因此理论界也将其称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

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概念及犯罪构成要件之分析

我国刑法第165条规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据此可以知道我国刑法上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涵义，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的行为。这个概念揭示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具有如下构成特征：

（一）、客体特征

目前关于本罪侵犯的客体存在不同的认识。一是管理制度说，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即社会经济秩序”（1）；二是国家利益说，认为“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2）；三是管理制度和国家利益结合说，认为“本罪的客体，是国家对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制度和国家利益”（3）。上述观点从各种角度分析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所侵害的具体社会关系的内容，但依然失之片面。笔者认为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侵害的是复杂客体，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侵犯了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本罪发生在国有公司、企业中，不可能对非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产生侵害。但实际上，类似的行为在非国有公司、企业中也可能发生，只是刑法没有规定为犯罪，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其行为危害性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原则。

2．侵犯了国家的经济利益。这种侵害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造成国有公司、企业所经营的国有资产的损失；二是造成国家可得利益的损失。后一种侵害结果在我国的经济生活实践中更为常见。

3．侵犯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竞争秩序。参与市场活动的每一个合法主体都有权参与市场竞争，但是竞争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实际上是通过侵害国有公司、企业的经济利益来使行为人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公司在竞争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削弱了国有公司、企业的竞争能力，因而是侵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竞争秩序的行为。

（二）、客观要件

本罪的行为方式有以下特征：

1.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业务。从经济学的角度而言，经营是在一定目标支配下，运用价值规律进行的有组织的生产、购销、服务等活动。在本罪中，犯罪行为既可以是为自己经营，也可以是为他人经营，还可以是既为自己经营也为他人经营，具备上述行为之一的，即可构成本罪。需要指出的是，为自己或为他人经营业务的行为，在实践中有各种表现形式：一是显性的，如自己以私人名义另行注册公司经营，以亲人名义开办公司但自己担任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进行经营等；二是隐性的，如实际为自己所有，但在名义上是自己的亲属、朋友等开办的公司、合伙、个体工商户，自己只挂个顾问等"闲职"的，还有的是在他人经办的公司、企业中入股进行经营。无论采取何种方式，只要进行了经营、筹划、决策行为，或者具有核心、重要意义的管理活动，就符合经营的本质特征，就可确定为"经营业务行为"。例如，某国有服装厂厂长，在业余时间又为其妻经营的私人服装公司当顾问，但实际上整体、根本性的营业都是他具体筹划、负责、经营的，就是适例。

2.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营业与自己所任职的公司、企业的营业属于同一种类。所谓同类营业，是指生产或者销售同一品种或类似品种的营业（4）。实践中，应按照有关工商管理法律法规看是否属于同类或同种营业，并从公司、企业营业目的、范围、性质等方面来把握。否则，即使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了某项营业，但这项营业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营业不属同一类营业，亦不能构成本罪。这是为了防止损害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利益的不正当竞争的违法行为发生。如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人力、物力、资金、信息来源、客户渠道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抢占市场；或者垄断供货渠道；或者巧立名目，将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的正品、等内品产品的次品、等外品低价销售给为自己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或者高价收购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的滞销、残损的商品、次品、等外品等；或者套购所任职公司、企业的畅销、紧缺商品，转手倒卖等等。

3、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与自己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营业的过程中利用了职务便利。所谓利用职务便利，是指利用自己经营管理的职权或者职务的有关的便利条件。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职权是严格按法律程序赋予的，它的性质和范围受到有关法律的约束。如果没有利用职务之便，即使有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同类营业的行为，亦不能构成本罪。其表现包括利用自己直接掌管的经营材料、物质、市场、计划、销售等职权而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也包括利用自己职务及有关的便利条件如人事权力、地位等指挥、控制他人利用职权而为自己经营或为他人经营的公司、企业谋取非法利益。

4、为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了非法利益，并且达到了数额巨大，才构成犯罪。数额巨大的标准，有待司法解释予以规定.

（三）、犯罪主体

本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有的学者认为还应包括监事（5）。笔者认为， 这种理解有悖立法原意，扩大了本罪的主体。因为公司法对董事、经理的规定了特定的资格，职权和责任，而对监事则没有规定禁止竞业的义务。刑法上只是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严重违反公司法的行为作出制裁，而对于公司法没有视为违法的行为，刑法不宜就此作出扩大的解释，否则，就有悖于刑法规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国有企业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是指企业资产全部为国家所有或者由国家控股经营的企业；狭义仅指企业资产完全为国家所有的企业。我国刑法对于本罪的规制采狭义，即资产不完全为国家所有，就不是国有公司、企业。另外，本罪主体还包括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的国有企业中的厂长（经理）。厂长是国有企业的法定代表人，与国有企业的经理只是称谓不同而没有实质性的差别，应归于本罪的犯罪主体之中。

（四）、犯罪主观方面

犯罪主观方面为故意，过失不构成本罪。认识因素为认识到自己非法竞业的行为违背了竞业管理制度，明知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的业务是与所任职的国有公司、企业相同的营业，将损害国有公司、企业的利益，包括违法性认识和社会危害性认识。其意志因素为积极的追求希望态度，并具有获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主观上只有让他人获得经济利益的目的，没有为本人谋利的目的，甚至在客观上拒绝对方给予的经济利益的，不构成本罪。

三、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司法认定

（一）、罪与非罪的区分

认定是否构成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应当严格对照上述犯罪构成要件审查。实践中有以下一些具体问题需要注意：

1． 公司法上违背禁止竞业的行为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区别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不是一般的违背禁止竞业的行为，而是具有严重危害性的犯罪行为。二者区别在于：刑法规定构成本罪必须是利用了职务上的便利，而公司法没有这样的规定；刑法规定构成本罪必须是获得了数额巨大的非法利益，公司法没有这样的要求。即使一种行为按公司法规定属于违背禁止竞业的行为，并且行为人利用职务获得了一定的利益，也要具体地分析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如果行为固然有悖于社会道德，属于公司法禁止的行为，但并没有直接损害国有公司的经济利益或损害并不明显，社会危害性也比较小，对这样的行为就不宜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

2．关于非法利益的认定

刑法第165条的非法利益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个人非法所得，不应包括其他人获得的非法利益。刑法对本罪规定的非法利益，不仅包括金钱和其他财物，还包括其他经济性利益。如果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免除自己经营公司的债务或赠与自己一定所任职公司的股权，这里的债务免除和股权取得，就是一种经济性利益。当然，也有一些经济利益难以精确计算数额，实践中应采用就低不就高的原则，不能确定的就不计算在内；无法计算数额的，应本着疑罪从无的原则处理。非财产性利益，如解决子女就业，提供出国旅游机会等，谈不上金钱的价值，因此应当排除在外。

（二）、此罪与彼罪的界限

1.本罪与为亲友非法牟利罪的区别。第一，主体不同。本罪的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后罪的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第二，主观要件不同。本罪一般是为自己谋取非法利益，后罪是为自己的亲友谋取非法利益；第三，行为方式不同。本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任职国有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后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实施为亲友牟取商业利益的行为，如将本单位的盈利业务交由自己的亲友进行经营的，明显的高价购买亲友经营的商品，向亲友购买不合格商品；第四，定罪情节不同。本罪以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为定罪标准，后罪以危害行为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为定罪标准。转贴于

2.本罪与商业受贿罪的区别。第一，客体不同。本罪的客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管理秩序，国家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常竞争秩序，后罪的客体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职责的廉洁性和不可被收买性；第二，主体的范围不同。本罪的主体为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后罪的主体为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第三，主观目的不同。本罪的目的是为自己获取非法利益，后罪的主体是为他人谋取利益；第三，行为方式不同，本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的非法竞业行为，后罪是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第四，犯罪数额的规定不同。本罪以数额巨大为定罪情节，后罪以数额较大为定罪情节，以数额巨大为加重情节。

（三）、犯罪形态问题

本罪为结果犯，如未获取数额巨大的非法利益则不构成犯罪，因此只存在既遂，不发生未遂等未完成 形态。

四、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刑罚适用

（一）、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的法定刑

犯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二）、应注意的相关问题

1．非法利益的数额大小是决定罪与非罪的重要标准。“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的标准，刑法没有规定，有待司法解释作出明确的规定。

2. 对被告人获取的非法收入应予收缴，然后返还给被告人所任职的国有公司、企业。因为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董事、经理违反规定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公司同类的营业，其所得收入归公司所有。但归入权的请求一般应由国有公司、企业向司法机关提出。至于如何在刑事诉讼程序中实现归入权，限于篇幅的原因，笔者不想再作深入探讨。

注释:

（1） 高西江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中国方正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441页。

（2） 周道鸾主编：《刑法的修改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368页。

（3） 马克昌主编：《经济犯罪新论》，武汉大学出版社1998年10版，第200—201页。

（4） 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49页。

非法经营范文第2篇

一、非法经营罪以主观上具有非法谋利目的而与主观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诈骗类犯罪相区别，实践中应注意运用司法推定这一证据规则判断行为人的主观目的。

非法经营罪是由修订前刑法的投机倒把罪分解而来的一个新罪名。关于投机倒把罪的相关法律规定，对把握非法经营罪的主观目的具有重要的参考作用。根据修订前刑法第117条的规定,投机倒把罪的罪状需依据有关的金融、外汇、金银、工商管理法规来补充完全。国务院于1987年9月17日的《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就是这样的重要行政法规。《暂行条例》规定，投机倒把是指以谋取非法利润为目的，违反国家法规和政策，扰乱经济秩序的经营行为。作为日常用语，经营就是指营利行为；投机倒把罪的部分犯罪对象，如国家禁止和限制买卖的物资、物品及许可证、执照等，均是非法经营的犯罪对象；两高于1985年7月8日公布的《关于当前办理经济犯罪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试行)》将非法经营用作投机倒把的同义语；非法经营罪与投机倒把罪有承继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谋取非法利润是非法经营罪的主观目的。

生活中经营行为多种多样,其方式不时翻新,尤其是一些带有欺骗成分的非法经营行为,如销售伪劣产品、传销和变相传销,行为人在占有相对人钱财时,已支付“对价”(即销售的、传销的商品)，再加上行为人往往对其行为意图百般回避，因此,行为人的主观心态很难准确把握。这就需要我们以非法经营行为人的客观行为为中心，结合事例中的其他情况，运用推定的方法判断行为人在经营中的欺骗行为，究竟是为了骗得他人来购买或加入传销而使非法经营行为人通过销售商品实现牟利目的，还是为了直接非法占有他人钱财。如是前者，则可能构成销售伪劣产品罪或因传销、变相传销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如是后者，则可能构成诈骗罪。试举一例:1999年3月,李某与福建省益生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下称“福建公司”)签订由李某在浙江省某县销售“益生藻”合同，规定李某每销售一份298元的“益生藻”,可获得50元提成。同年5月,李某在我省某县成立“益生藻生物工程有限公司某县点”，向客户许诺：凡以298元购买保健品“益生藻”一份的，从购买之日起到第20天时返还50元，到第40天时再返还230元，到第60天时再返还218元，共计返还498元。也就是说,根据许诺,客户购买一份“益生藻”,60天后可净赚200元。李某从5月4日到6月10日期间，共卖出3015份(其中以货未到为由,未交付“益生藻”给购买者的有1000份)，收取的货款共计898470元,付给福建公司600470元，获得福建公司返还的提成100750元，李某共支付客户返还款49000元。1999年6月10日晚，李某携款出逃。几百名消费者以被骗为由报了案,并从6月13日起，经常聚集到当地政府上访，严重妨害了社会秩序。11月27日，李某被抓获归案。

对李某的行为如何定性，有观点认为李某已明确告诉购买者支付298元购买一份“益生藻”,在60天内除收回本金外还能赢利200元。这说明购买者付出的本金已购买了“益生藻”,用于了个人消费(未给货的1000份，是李某对购买者的违约)。这种买卖关系成立的事实,否定了购买者被诈骗的结论。所谓购买者被欺诈，是因为他们自身参与传销经营所期待的利益未实现，而并非原始的财物被别人无偿占有。因此，李某的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不构成诈骗罪。事实上，李某违反1998年的《国务院关于禁止传销活动的通知》的规定，利用“还本销售”的变相传销手段，谋取非法利润，经营额近90万元，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已构成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笔者认为,本案的定性并不象上面这种观点分析的这么简单。李某的整体行为如只以非法经营罪定性的话，显然是认定李某主观上只具有谋取非法利润的目的。但是,根据本案中李某与购买者的协议,购买一份“益生藻”，李某最终需支付498元给购买者,扣除从购买者处收到的298元和从福建公司返还的提成50元，李某每卖出一份“益生藻”就要亏损150元。显然，李某想要通过代销行为最终赢利,在客观上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个简单的事实表明，认定李某的行为仅构成非法经营罪，可能只是看到了李某行为的部分特征，而没有把握其行为的全部特征。当然，要从整体上认定李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有两个障碍无法克服：一是李某给付了2015份“益生藻”，支付了一定对价；二是李某将2015份“益生藻”的贷款60余万元支付给福建公司。

笔者认为，(1)虽然一份“益生藻”加上60天时返还498元的期待权才卖298元，似乎可推定其实际价值几近于无。但是,由于李某的虚假许诺是引诱他人购买而使自己通过获得提成的方式赢利的经营手段，还是直接骗取他人购货款的诈骗方法，至此尚不能完全确定，故没有充分条件推定“益生藻”价值几近于无，不构成交易对价。从证据上说，还是应该认定李某交付2015份“益生藻”构成了其收取2015x298=600470元的对价。也就是说,不能认为李某诈骗他人600470元；(2)李某将2015份“益生藻”的贷款交给福建公司，获得福建公司的提成2015x50=100750元，李某还支付了购买者购买20天时的返还款49000元。从这些客观行为推断，李某这时主观上是有通过获得提成而赢利的目的。但是，如果李某真按自己的许诺兑付返还款的话，其必亏无疑。因此，李某收取1000份货款后，就以货没到为由，欠付购买者1000份“益生藻”，其后也没有将购买者购买1000份“益生藻”的298000元货款交给福建公司。因为这时其没有事先从福建公司拿来“益生藻”，不需支付货款，其也不打算支付1000份“益生藻”给已付货款的购买者，故其亦不必再从福建公司购买。最后，在须支付40天的返还款的日子到来前，李某就逃之天天了。从李某上述的后续事实可以推断，李某的主观意图并非始终如一，而是有了变化，已从当初赢利的目的转变为非法占有的目的，李某的虚假许诺也已从盈利的手段转变为直接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诈骗手段，其非法占有1000份“益生藻”货款的行为应定为诈骗犯罪。笔者认为，李某的行为应以非法经营罪与诈骗罪并罚，非法经营额为600470元，诈骗的数额为298000元。从这个案例看，行为人行为可受多重故意和目的的支配，多重故意、目的可交织在一起，即俗话说的“一石两鸟”、“一石三鸟”。此外，故意、目的也会发生转变，并非一成不变。

二、非法经营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构成了非法经营罪,要以行为违反的国家规定为平衡点。

要严格把握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尽量避免本罪作为新的"口袋罪”所带来的弊端。依照刑法第225条和1999年12月25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8条的规定，非法经营罪是指违反国家规定，未经许可经营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或者买卖进出口许可证、进出口原产地证明以及其他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经营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或者未经国家有关主管部门批准,非法经营证券、期货或者保险业务,或者进行其他非法经营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行为。可以看出，非法经营罪是通过对违反国家规定且情节严重的非法经营行为的惩处，维护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从而维护市场秩序的。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是非法经营罪的保护客体。除了个别的司法解释，有关非法经营罪的补充立法和司法解释均准确体现了非法经营罪保护特定的许可证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的特点。判断具体的非法经营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非法经营犯罪行为，要严格依照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来衡量。先判断行为是违反部门规章、地方法规或地方部门规定，还是违反国家规定；如果是违反国家规定，再判断行为是否违反国家规定中的有关许可证制度或市场准入制度的规定；如是，接下去判断行为有无达到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程度。如再是，则该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否则，行为仅是一般违法经营行为。这种层层剥笋式的判断方法，运用得当，可避免随意人罪。

例如，某县个体商户吴某某持有所在县工商行政管理机关颁发的工商营业执照和烟草专卖管理机关颁发的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吴某某利用所在县与相邻的外省某市之间某些品牌卷烟之间的差价，于2001年9月至同年11月之间,购买外省无证经营者王某运至某县倒卖的价值340395元的各种品牌卷烟2900余条，并分两次销售给王某价值47355元的卷烟297条。

某县检察院指控吴某某违反《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的行为构成非法经售罪。我们认为，吴某某从所在县烟草批发企业以外进货的行为，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不构成非法经崔罪,理由如下：《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26条规定：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视为无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第25条规定：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应当在当地的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进货，并接受烟草专卖许可证发证机关监督管理。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比较这两条规定可知，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企业和个人从当地烟草批发企业以外进货的行为，《条例》是将其与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单位和个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行为，区别对待的，即前者不视为无证经营，后者视为无证经营。《条例》为什么这样规定?我们理解,经营行为总是以营利为目的的。就经营卷烟行为来看，买人卷烟是手段行为，销售行为才是直接实现营利目的的目的行为。对同一经营行为人来说，买人卷烟和销售卷烟的行为对烟草市场秩序产生影响的方式有直接间接的区别，程度有轻重的不同。而且，有购买行为必然有对应的销售行为，对向违规购人卷烟的行为人销售卷烟的一方的销售行为来说，有《条例)第26条予以规范,违反者视为无证经营,情节严重的,可以非法经营罪论处;对购入方来说,其销售行为一样要受《条例》第26条的规范。因此，《条例》有选择地重点规范销售阶段，抓两头、放中间，是经过考虑的。再从烟草制品的许可证制度的构成看，该制度划分为两块，即烟草专卖零售许可和批发许可。

本案中，吴某某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意味着其获得了烟草零售市场的准入证，其从当地烟草制品以外进烟的行为，并没有破坏零售市场的准入制度。因此，其该行为不是无证经营的行为，也就不构成非法经营罪。然而，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只是获得了烟草零售市场的准入许可，并不能同时获得烟草批发市场的准入许可。烟草零售和批发在数量上的区别，《条例》规定为一次销售卷烟、雪茄烟50条以上的为批发行为。本案中，吴某某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其无权从事烟草制品批发业务,但其两次一次性向他人销售50条以上卷烟,从事了卷烟批发行为,破坏了烟草批发市场的准入制度，根据《条例》第26条的规定，该行为属于无证经营行为。然而，吴某某无证经营的数额为47355元，其余情节一般，故其非法经营尚未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故其该行为未达到犯罪的程度，不构成非法经营罪，不需动用刑罚，只予以行政处罚就够了。

如上所述,我们在判断非法经营行为是一般违法行为还是构成了非法经营罪,要以行为时违反的国家规定为平衡点,看其有无侵犯国家规定具体确立的并由刑法第225条予以刑法保护的市场准入制度和许可证制度，是否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

三、行政法规禁止某种经营行为，也对此设置了行政处罚措施，但没有相应的“构成犯罪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对该种经营行为,依照刑法第225条判断符合非法经营罪的犯罪构成的话，可以以非法经营罪论处。

有人认为，刑法第225条非法经营罪的罪状中的“国家规定”中的行政法规、行政措施、决定、命令，应有对其禁止和限制的非法经营行为有“构成犯罪的予以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否则，追究该种非法经营行为的刑事责任就缺乏法律依据。

非法经营范文第3篇

二、分歧意见

对汪某上述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不存在争议，但在认定非法经营的数额时产生分歧意见。一种意见认为：非法经营数额应为84，000元。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个人非法经营数额在五万元以上的应予追诉。这里的经营数额没有具体司法解释，从字面上理解应当是交易数额，即84，000元。一种意见认为非法经营数额应为224，400元。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三、评析意见

本案中，汪某购进“红云”牌香烟后，还没有销售就被查获，没有实际销售价格，存在如何计算非法经营额的问题，并且此类案件的非法经营数额刑法没有做出明确规定，目前也没有相应的司法解释，因而对经营数额应当如何认定会有不同的认识和理解。

笔者认为，本案汪某购买的“红云牌”香烟经鉴定为假冒商品，实际上属于伪劣产品；即使汪某不明知其所购买的卷烟是伪劣产品，其行为与购买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行为在社会危害性上性质相同，对于性质相同的案件应当按照同一的处理原则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以涉案商品的货值金额定罪处罚。货值金额以违法生产、销售的伪劣产品的标价计算；没有标价的，按照同类合格产品的市场中间价格计算。货值金额难以确定的，按照国家计划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1997年4月22日联合的《扣押追缴、没收物品估价管理办法》的规定，委托指定的估价机构确定。该司法解释规定的货值金额的计算方法同样适用于非法经营商品的“货值金额”的计算。再者，虽然汪某供述以84，000元的价格购进卷烟，但汪某在刑事诉讼中的地位决定了其供述带有两种可能性：既可能是真实的，也可能是虚假的，并且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他的供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同时，从汪某购进卷烟的目的看，要实现销售营利就不可能以购进价格进行销售。

非法经营范文第4篇

论文关键词 非法经营 食盐 食盐安全

食盐是人民群众的生活必需品，正所谓“饭可不食，唯盐不可缺”。然而，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为节约成本，将大量工业用盐冒充食用加碘盐予以销售，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通过调研有关数据，笔者发现近五年来非法经营食盐案件数量逐年提升，严重危害社会稳定，扰乱市场经济秩序，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一、非法经营食盐案件的特点

（一）技术门槛低，违法受益高

非法经营食盐类犯罪具有技术门槛低，违法收益高的特点。犯罪分子只需购买一台灌装机、一台封口机和食盐包装袋，即可直接把工业盐灌装成精致加碘盐予以销售，从中赚取3倍以上差价。例如在王某某非法经营案中，崔某某以一万元的成本，购买机器，以每吨500元的价钱购置工业盐，简单分装后，其以每吨1500元的价格出售假冒食盐，从中赚取巨额利润。

（二）犯罪分子知法犯法，屡罚屡犯

犯罪分子熟知法律，为规避法律的惩治，犯罪手段不断变化，屡罚屡犯，不思悔改。例如犯罪嫌疑人李某某等4人非法经营案中，李某某熟知非法经营食盐数量20吨以上，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曾非法经营食盐行为受过2次以上行政处罚又非法经营食盐，数量10吨以上，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于是，李某某把其非法经营食盐的数量控制在20吨以下，其因非法经营食盐被行政处罚2次后又将其非法经营食盐的量控制在10吨以下，继而多次非法经营食盐。李某某非法经营食盐的总量高达100吨，现有法律却无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三）取证困难，查处力度不足

非法经营食盐的经营者，往往将作案地点选取在村民出租的平房内，采取不挂牌、晚上经营的方式，这就加大了监管难度。此外，一些非法经营者采用将工业盐存放地与食盐加工点相分离的方式，躲避法律规制，增加侦查取证的困难。再者，这些非法经营者，对其进货、出货不作记录，且市场交易常使用假名，很多情况下，查处此类犯罪只能依据现场扣押的假盐，但又往往达不到定罪的法定数额、数量标准，容易导致定性困难，无法对该类犯罪行为给予有力打击。

（四）判处刑罚较轻，处罚不力

从处罚结果来看，自2010年以来，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判处刑罚的占案件数的80%，其中判处实刑的仅占案件数的32%，且均为一年以下有期徒刑。可见，对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处罚不力，客观上怂恿了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五）危害后果严重，社会危害性大

工业盐是化工原料，含有大量杂质且重金属超标，轻则引起肠胃功能紊乱，出现腹泻腹痛情况，重则引起神经系统损害，出现四肢麻木;工业盐中含有的亚硝酸盐，食用后可能会引起中毒，危及生命。犯罪分子将大量的工业盐直接分装成精致加碘盐，向批发市场、农贸市场、饭店甚至是学校食堂予以销售，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二、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分析，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危害性极大，对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食盐市场秩序经济的冲击不容小视。而造成非法经营犯罪多发的原因是深层次和多方面的，具体分析有如下原因：

（一）制假者违法成本低、犯罪利润可观

由于制作和销售假盐的成本很小，而获得的非法利润却很大，在巨额利润的诱惑下，一些不法分子往往铤而走险、以身试法。司法实践中，相较其它暴力型、经济型犯罪，制售假盐类犯罪的刑罚较轻，这和制假犯罪所带来的巨额利益相比，犯罪成本就很低，使得制假者敢于冒险。

（二）监管机制不畅通，监督检查难度较大

一是执法权受限，打击不力。制假窝点藏匿于民宅内，而工商执法人员不具备对民宅实施入室检查的主体资格，造成监管真空。实践中，制售假盐犯罪的案件来源依赖于群众的举报，监管部门职权行使不力。二是缺乏根治问题的长效机制。制假者善于与执法部门“打游击”，一检查就偃旗息鼓，不检查马上死灰复燃，彻底清除制售假盐的违法行为难度大。

（三）法律法规不完善，致不法分子有机可乘

现有法律虽然对非法经营食盐的数量有明确规定，但是此规定并不完善，对于司法实践中，不法分子屡屡销售10吨以下假盐的行为没有规范，放任了大量假盐不法分子。现行部分法律规范已颇显滞后，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

（四）消费者防范意识差，维权意识不高

一些消费者无识别真假食盐的能力，保护自己的意识不强，认识不到使用工业盐给自己身体带来的危害;一些消费者因这类假盐，销售价格低于一般食用盐价格，贪图便宜而购买;还有一些消费者购买后发现是假盐，但因损失较小，不愿花费时间和精力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惩治和预防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对策

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危害极大，必须严格惩治和预防，从源头上遏制非法经营食盐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权。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入手，治理非法经营食盐犯罪。

（一）充分发挥相关行政监管部门职能，加强市场监管，守好预防犯罪的第一道关口

工商、质监、食品卫生等都是具有行政执法权的行政监管部门，这些部门数量多、职能多，要充分发挥其市场监管职能，加大对市场食盐销售的监管力度，把好关口，禁止假盐市场流通，进而消灭假盐市场。同时，盐业部门一方面要加强对各食盐销售部门的统一管理，提高对非法买卖工业盐的查处力度;另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充分电视、报刊、互联网等媒体，告知广大人民群众假盐的鉴别方法，深度宣传假盐的危害，营造全民防假、打假的氛围。

（二）加强协调配合，形成打击非法经营食盐犯罪合力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工商、质监、食品卫生、公安机关的相互配合，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加强信息共享和沟通协作，建立规范化的情况通报、个案协调、介入引导等渠道，使信息共享、立案、案件移送成为常态性工作，形成打击非法经营食盐犯罪的严密体系。同时，加大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非法经营食盐案件的监督力度，切实杜绝降格处理、“以罚代刑”等情况的出现，严格依法办事。

（三）加强法制宣传，发挥检察职能

一是强化法律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识。检察机关要做好法律宣传，特别是对涉及非法经营犯罪、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类犯罪等相关法律宣传，避免人民群众为“致富”而误入犯罪歧途。同时，引导并鼓励人民群众在权益受损时，学会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并提供相关线索，形成全社会参与打击制假售假活动的良好氛围。二是充分发挥“检察建议”的实质作用。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问题，及时向相关行政监管部门、公安机关等单位发放检察建议，督促其认真履行职责。同时，在发出检察建议后及时与被建议单位协调沟通，当面释法说理、共同研究对策，切实发挥“检察建议”的实质作用。

（四）完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监管长效机制

一是加强对制售假盐类犯罪的调查研究，及时总结经验，有针对性地提出立法建议，弥补法律漏洞，避免不法分子钻法律漏洞继续实施非法经营犯罪。二是加大处罚力度，形成高压震慑，严厉打击犯罪分子，发挥刑罚震慑犯罪的作用，避免不法分子铤而走险，制售假盐危害人民群众利益。

非法经营范文第5篇

一、总体要求

打击非煤矿山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以下简称“打非”），坚持“依法打击、规范治理、重在提高”的工作原则，通过重点打击非法采矿、非法建设、非法探矿及治理违章开采，进一步规范矿业秩序，提升矿山本质安全水平，有效防范矿山事故的发生。

二、相关部门“打非”工作职责

（一）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

1．在专项行动期间，负责“打非”宣传发动、信息统计及相关工作协调；

2．在专项行动期间，涉及“打非”联合执法的，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确定牵头部门；

3．负责打击非煤矿山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二）国土资源部门

负责打击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的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

（三）公安部门

负责打击非煤矿山违反民爆物品安全管理规定，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使用爆炸物品行为和违规实施爆破作业行为。

三、“打非”重点对象

（一）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面

1．取得采矿（选矿）许可证的矿山、尾矿库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而进行非法生产、非法排放的；

2．矿山、尾矿库建设项目没有按照有关规定通过安全设施设计审查，而进行非法建设的；

3．取得探矿权的地质勘探巷探工程，没有通过安全审查审批，而进行巷探的；

4．通过转让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的（主要是矿山开采主体发生变化后，没有重新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而借用原来主体取得的安全生产许可证进行生产的）；

5．矿山采矿方法违反《金属非金属矿山安全规程》及开采设计（或开采方案）的；

6．矿山周边条件复杂或主要生产系统不完善，形成重大事故隐患的；

7．矿山、尾矿库存在重大危险源，没有按照规定申报的；

8．矿山、尾矿库没有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安全生产许可证变更的。

（二）违反矿产资源管理法律法规方面

1．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进行采矿的盗采行为；

2．超越采矿许可范围的越层、越界开采行为；

3．无勘查许可证从事矿产资源地质勘探活动，及以勘探名义从事采矿活动的。

（三）民用爆炸物品购买、爆破作业方面

1．向未经许可使用民用爆炸物品的单位、个人提供民用爆炸物品的；

2．非法制造、买卖、储存、运输、使用爆炸物品的；

3．违反《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和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实施爆破作业的。

（四）其它

整合矿山在整合区内原有的矿山没有执行“先关闭，后整合”要求，边生产边整合或进行假整合逃避关闭的。

四、“打非”工作步骤

非煤矿山“打非”分三个阶段进行。

（一）部署发动与企业自查自纠阶段（月中旬—月下旬）。

各级有关部门按照国家及本方案的要求，通过文件、会议等形式，迅速将“打非”专项行动工作精神和要求传达到每家矿山企业及有关乡镇，并督促企业进行自查自纠。企业对照有关要求，及时停止违法行为，或认真落实整改。

（二）集中打击阶段（月下旬—月下旬）。

各级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对直接监管的矿山和辖区是否存在上述“打非”重点对象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并根据平时掌握的情况，对其它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进行重点排查。对查出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凡属于非法盗采、以勘探名义从事采矿活动的以及违法行为经责令整改后仍不进行整改的，必须依法从严予以惩处，并予以公开暴光。对企业自查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企业能积极整改、及时主动停止违法行为，并主动报告相关部门的，可依法从轻予以处理。在检查中发行涉及由其它部门执法的违法行为，要将情况及时通报相关部门，并报告同级政府。

（三）复查巩固与总结提高阶段（月上旬到中旬）。

各级有关部门对集中打击阶段已关闭和停产整顿的矿山、勘探工程、尾矿库进行一次复查，对其它需要重点督促整改的单位进行“回头看”，对专项行动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7月中旬，各市安监部门对本市非煤矿山“打非”专项行动开展情况进行汇总，并将总结及有关统计表（见附件）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

五、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提高认识，强化工作责任。目前，我省非煤矿山非法违法生产经营建设行为虽然不是普遍现象，但矿山违章开采现象仍然较多，非法采矿、非法建设、非法探矿以及采矿活动引发的群体上访等情况也时有发生，由此也引发了一些安全生产事故，通过集中一段时间开展非煤矿山“打非”专项行动，对推动我省采矿秩序的进一步好转，提高矿山安全水平，减少矿山事故发生，具有重要意义。为此，各级安监、国土资源、公安等部门要切实履行法定的监管职责，积极主动做好相关工作。

（二）加强工作协调，切实做好联合执法。非煤矿山“打非”专项行动中，相关部门应根据各自职责，依法开展打击行动，发现涉及其它部门执法的违法行为，要及时向相关部门通报或移送，有关工作信息应及时向同级安委办通报。对重点企业、难点问题要开展联合检查，凡涉及违反多个法律法规的行为，需要多部门联合执法的，由违法行为主要涉及的部门牵头，牵头部门难以确定的，由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牵头。联合执法实施行政处罚时，由各部门依据法律法规的规定，作出具体的处罚行为。

（三）把握重点，依法严厉打击。各市、县（市、区）要参照本方案所列“打非”重点，结合当地实际，确定本地区打击的重点区域、重点对象及重点问题，要采取集中查处与重大案件立案查处相结合的办法，提高打击效果。对触犯刑法的重大案件，要及时移送司法机关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