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自有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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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国自有疆范文第1篇
公家有程期，亡命婴祸罗。
君已富土境，开边一何多。
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
出门日已远，不受徒旅欺。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走马脱辔头，手中挑青丝。
捷下万仞冈，俯身试搴旗。
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
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
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
功名图骐驎，战骨当速朽。
送徒既有长，远戍亦有身。
生死向前去，不劳吏怒嗔。
路逢相识人，附书与六亲。
哀哉两决绝，不复同苦辛。
迢迢万馀里，领我赴三军。
军中异苦乐，主将宁尽闻。
隔河见胡骑，倏忽数百群。
我始为奴仆，几时树功勋。
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驱马天雨雪，军行入高山。
径危抱寒石，指落曾冰间。
已去汉月远，何时筑城还。
浮云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单于寇我垒，百里风尘昏。
雄剑四五动，彼军为我奔。
虏其名王归，系颈授辕门。
潜身备行列，一胜何足论。
从军十年馀，能无分寸功。
众人贵苟得，欲语羞雷同。
列国自有疆范文第2篇
生活中的易中天，比电视上少一分“文气”，而要多好几分的邪气、匪气和霸气。这个湖南人，会一边听你的问题一边贼贼地笑，然后冷不丁问你一句：“可以骂教育部么？”整个访谈过程，他几乎没有什么回答是“一本正经”的。
易中天这样说自己我就是一个流寇！
学术要讨论“真问题”
凤凰周刊：我知道，您的人生经历很复杂，出生在湖南，在新疆当过知青，在武汉大学呆了很多年，后来又到厦门，现在常住上海。这是不是您自称“流寇”的原因？
易中天：这只是一部分。我做学问也是出了名的“流寇”。比方说，我在《百家讲坛》讲三国、讲诸子就有人跳起来说，你一个学中文的，怎么可以讲历史、讲哲学？这不是“走穴”吗？然后马上扣一顶大帽子：腐败！他们不知道，我这个“腐败”从读研的时候就开始了！我硕士论的是《论（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答辩的时候，我们系专门找了个哲学系的教授。从那时起，我做的始终是跨学科研究。
凤凰周刊：您的学术兴趣很广博，但您总有个理论的基石吧？究竟是哪种世界观，哪种方法论给您的学术研究乃至日常生活打底？
易中天：主要有三方面。一是马恩，一是鲁迅，一是。对不起，都很不时尚哦！马克思、恩格斯对我的影响主要在方法论上。要知道，我可是一个者！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曾经把《1844年手稿》从头到尾抄了一遍！而鲁迅先生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上。我对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真是到了深恶痛绝的地步细心人应该可以从我的《品三国》中读出来。至于，我非常欣赏他对于理想与现实关系的处理，这话只能说到这儿了。
凤凰周刊：看来无论是世界观还是学术观，您都挺“杂”的。您是不是觉得“杂”的视野有利于做学问？
易中天：哪里！这纯属流寇的特点。我只希望人们有足够的宽容，不要动不动喊我“腐败”就行略。话说回来，如果做学问的人都不能搞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哪来的学术繁荣？不过，现在的学术界似乎更喜欢“自娱自乐”。自说自话，没有风险，没有麻烦（至少不怕得罪人），还职称照评、学官照当，何乐不为？学术繁荣嘛，管他呢！
凤凰周刊：在您看来，中国历史上学术最繁荣的时代是哪一段？
易中天：那当然是春秋战国、诸子百家时期了。我还认真地思考过原因，发现学术繁荣至少要满足三个条件：自由的空间、宽容的精神和真诚的愿望。
春秋战国时期为什么会出现百家争鸣7因为当时的士人很自由，当局也很宽容。士人，也可以说是知识分子吧，周游列国，朝秦暮楚，今天跑到这个国家，明天跑到那个国家，反正“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各国的君主、诸侯、大夫，也很大度。没有谁搞“思想言论罪”，更没有谁一言不合，就拎起刀来杀人。他们顶多也就是不听你的，然后客客气气把你打发走，打发得不客气、不体面，还要挨骂。这才出现了百家争鸣，才涌现了那么多伟大的思想家，春秋战国也才成为我们民族思想史上的黄金时代。
因此，我非常希望知识界，也包括广大民众，当你听到不同观点的时候，第一不要骂人；第二不要在对方的动机上做道德文章；第三换位思维，想一想对方有没有对方的道理。
另外，我们还要有真诚的愿望。我们讨论的，应该是“真问题”，不是“伪问题”。争论“伪问题”，那不叫“争鸣”，叫“扯淡”。即便扯得人模狗样，引文、注释、关键词一应俱全，也是“认真的扯淡”。现在我们的学术界，诸如此类的玩意很是不少有的还能申请“国家级课题”，真让我这样“不想当将军”的“厨子”望洋兴叹，自愧不如。
莫让高校成养鸡场
凤凰周刊：听起来，您对现在国内学术圈的气氛很不满啊！
易中天：太差了！我就举一个例子。现在学术界有一种很不好的风气，学者之间由于学术观点不同，发展为人身攻击，发展为两边的学生分成两个阵营，然后互相整对方的学生，比如说你的学生来我这里答辩，我就不让你过。
因为看不下去这种现象，我和厦门大学的杨春时教授曾经搞过一个教学实验，就是在课堂上，我们两个人针对实践性美学这个问题进行辩论，争得很厉害，让研究生们在一旁听。我们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学生们明白，我们俩虽然学术观点不同，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成为好朋友。
凤凰周刊：这个教学实验的效果如何？
易中天：没坚持多久，哈哈，主要是因为我们发现学生们听不懂我们在吵什么。
凤凰周刊：好像您对现在的学生也不太满意。
易中天：他们确实不行嘛！现在一些小愤青成天说我学术功底不行，我看他们才不行。不过话说回来，错不在他们，而在于现在的高校教育。在我看来，自从教育部对高校进行所谓的教学改革，也就是采取量化管理之后，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和教学质量就不断下滑。陈丹青先生在谈起这个问题时用的是工具理性批判的思路，而我更同意李零先生的看法，那就是量化管理把高校变成了养鸡场。在这个鸡场里，老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做学问，好好带学生，光忙着生蛋了。
凤凰周刊：养鸡场？
易中天：对啊。就是规定从讲师变成副教授，你要生多少个蛋：从副教授升成教授，又要生多少个蛋。还规定这几个蛋要生在什么地方，比如权威刊物、核心刊物什么的。天天都在那儿数蛋，就在最近，又突然对你说哎，你得生些“创新型”的蛋！我的回答是，滚蛋！
凤凰周刊：哈哈，那在您看来该怎么样呢？
易中天：有蛋则生，无蛋则养。孟尝君还养士三千呢。
凤凰周刊：但问题是，从助教、讲师，到副教授、教授，总是需要一个评定、审核的机制，不用量化，用什么？校长一声令下么？那也会有腐败问题呀。
易中天：这个问题，我还真的好好想过。要想评出真教授，而不是“真的假教授”，首先要相信评审人的学术良心和学术眼光；其次，评审人与申请人应有一定距离；第三，就是要有一整套科学合理且具有可操作性的方案。简单地说，是“一本书主义”。
凤凰周刊：听您的意思，这方案您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愿闻其详。
易中天：首先，要评选教授的人得提交自己的代表作。代表作最好规定为一件至多三件。现在学风之所以糜烂，就因为太讲数量。别人的成果车载斗量，自己的材料薄如蝉翼，就觉得脸上无光，也有风险，只好利用电脑拷贝拼贴，滥竽充数。这是学术界“非典型腐败”病源之一。如果规定代表作之外的成果均不算数，此风立刹。
到具体评定那天，申请人作一次学术演讲，内容规定为代表作中最有创见的精华部分。演讲之后进行答辩。答辩委员会由听过演讲的本系或本专业全体教授、外校同行和本校非同行若干人组成。在答辩之后，即行投票，投票结果即为终审。校职称评审委员会不再投票，只受理举报和申诉，也只有在发现上述过程中有不正之风和程序错误时才能行使否决权。
这一方案有四大特点。第一，“以代表作代硬指标”，将促使所有教师在学术质量上下工夫。第二，“以答辩代武断”，给了申请人申辩的机会，职称的晋升也不再操纵在少数人手里。第三，“以学术代行政”，答辩委员会主席权力最小（不能提问）风险最大（唯一公开投票者），玩弄权术者无用武之地。第四，“以公开代暗箱”，几乎全过程都在众目睽睽之中公开进行，因为谁都知道，越神秘，越腐败；越公开越公正。
凤凰周刊：您有没有向教育部提交这一方案？
易中天：为什么要向教育部提交？在我看来，教育部最好什么都别管，学学“无为而治”，好好领会‘不折腾”的精神。大学的事情就该让校长管。像武汉大学的刘道玉、南京大学的曲钦岳，都是我最欣赏的、深深敬佩的校长。
没必要“整体性地”走出书斋
凤凰周刊：话说回来，您现在已经不用受“养鸡场”那份气了。大众媒体让您成了文化名人，并且――我猜想――改变了您的人生。对于当代的中国学者来说，没有什么媒介比电视更能帮助他们学术思想理论的传播了。
易中天：你说得一点不错。所谓“媒体”，也就是媒介、载体的意思，相当于交通工具。对待交通工具应该是什么态度呢？也就是“利用”吧！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自己走，但肯定快不了，也远不了。要想又快又远，就得坐飞机，不过坐飞机可能会失事，肯定比自己走路风险大。可惜，我还很少听说为了保险，不坐火车或者飞机，自己从厦门走到北京的。电视，就是媒体当中的飞机。它的好处，是传播迅速，面也广坏处是会放大你的缺点。问题是，你既然选择了这种传播方式、传播手段和传播媒介，你就得连同它的坏处一并接受过来，不能得了便宜还卖乖。
列国自有疆范文第3篇
在中国的文化体系里，没有创造出宗教。直到魏、晋、南北朝以后，开始有印度佛教传入。隋、唐时代，乃有伊斯兰教、耶教等相继东来。中国社会并不排拒外来宗教，而佛教在中国社会上，尤拥有广大信徒。亦可说，佛教虽创始于印度，但其终极完成则在中国。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佛教仍不占重要地位。最占重要地位者，仍为孔子之儒教。
孔子儒教，不成为一项宗教，而实赋有极深厚的宗教情感与宗教精神。如耶教、佛教等，其教义都不牵涉到实际政治，但孔子儒教，则以治国平天下为其终极理想，故儒教鼓励人从政。又如耶教、佛教等，其信徒都超然在一般社会之上来从事其传教工作。但孔子儒家，其信徒都没入在一般社会中，在下则弘扬师道，在上则服务政治。只求淑世，不求出世。故儒教信徒，并不如一般宗教之另有团体，另成组织。
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教育即负起了其他民族所有宗教的责任。儒家教义，主要在教人如何为人。亦可说儒教乃是一种人道教，或说是一种人文教，只要是一人，都该受此教。不论男女老幼，不能自外。不论任何知识、任何职业，都该奉此教义为中心，向此教义为归宿。在其教义中，如孝、弟、忠、恕，如仁、义、礼、智，都是为人条件，应为人人所服膺而遵守。
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教育，既可代替宗教功能，但亦并不反对外来宗教之传入。因在中国人观念里，我既能服膺遵守一套人生正道，在我身后，若果有上帝诸神，主张正道，则我亦自有上天堂进极乐国的资格。别人信奉宗教，只要其在现实社会中不为非作歹，我以与人为善之心，自也不必加以争辩与反对。因此，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虽不创兴宗教，却可涵容外来宗教，兼收并包，不起冲突。
在中国儒家教义中，有一种人品观，把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作评判标准，来把人分作几种品类。即如自然物乃至人造物，亦同样为他们品第高下。无生物中如石与玉，一则品价高，一则品价低。有生物中，如飞禽中之凤凰，走兽中之麒麟。水生动物中，如龙与龟，树木中如松、柏，如梅、兰、竹、菊。人造物中，如远古传下的钟、鼎、彝器，以及一应精美高贵的艺术品，在中国人心目中，皆有甚高评价。物如此，人亦然。故中国人常连称人物，亦称人品。物有品，人亦有品。天地生物，应该是一视同仁的。但人自该有人道作标准来赞助天道，故曰：“赞天地之化育。”中国人贵能天人合德，以人来合天。不主以人蔑天，亦不主以天蔑人。在中国传统教育中，有其天道观，亦有其人道观。有其自然观，亦有其人文观。两者贵能相得而益彰，不贵专走一偏。
中国人的人品观中，主要有君子与小人之别。君者，群也。人须在大群中做人，不专顾一己之私，并兼顾大群之公，此等人乃曰“君子”。若其人，心胸小，眼光狭，专为小己个人之私图谋，不计及大群公众利益，此等人则曰“小人”。在班固《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把从来历史人物分成九等。先分上、中、下三等，又在每等中各分上、中、下，于是有上上至下下共九等。历史上做皇帝，大富大贵，而列人下等中，乃至列入下下等的尽不少。上上等是圣人，上中等是仁人，上下等是智人。中国古人以仁智兼尽为圣人，故此三等，实是一等。最下下下等是愚人。可见中国人观念，人品分别，乃由其智愚来。若使其知识开明，能知人道所贵，自能做成一上品人。因其知识闭塞，不知人道所贵，专为己私，乃成一下品人。故曰：“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此则须待有教育。苟能受教育，实践人道所贵，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类的理想，乃使人人同为上等人，人人同为圣人，此是中国人的平等观。
中国人言人品，又常言品性品德。人之分品，乃从其人之德性分。天命之谓性，人性本由天赋，但要人能受教育，能知修养，能把此天赋之性，实践自得，确有之己，始谓之德。德只从天性来。天性相同，人人具有。人之与人，同类则皆相似，故人人皆能为尧舜。而且尧舜尚在上古时代，那时教育不发达，尧舜能成为第一等人，我们生在教育发达之后世，只要教育得其道，岂不使人人皆可为尧舜。若使全世界人类，同受此等教育熏陶，人人同得为第一等之圣人。到那时，便是中国人理想中所谓大同太平之境。到此则尘世即是天堂。人死后的天堂且不论，而现实的人世，也可以是天堂了。故说中国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是有他一番极深厚的宗教情趣与的。
中国人传统教育的理想与精神，既然注重在人之德性上，要从先天自然天赋之性，来达成其后天人道文化之德，因此中国人的思想，尤其是儒家，便特别注意到人性问题上来。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知其性，则知天矣。”性由天赋，人若能知得自己的性，便可由此知得天。但人要知得自己的性，该能把自己的那一颗心，从其各方面获得尽量完满的发挥，那才能知得自己的性。人心皆知饮食男女，饮食男女亦是人之性，但人的心不该全在饮食男女上，人的性亦不只仅是饮食男女。人若专在饮食男女上留意用心，此即孟子所谓养其小体为小人。
人的生命，有小体，有大体。推极而言，古今将来，全世界人类生命，乃是此生命之大全体。每一人之短暂生命，乃是此生命之最小体。但人类生命大全体，亦由每一人之生命小体会通积累而来。不应由大体抹杀了小体，亦不应由小体忽忘了大体。
儒家教义，乃从每一人与生俱来各自固有之良知良能，亦可说是其本能，此即自然先天之性。由此为本，根据人类生命大全体之终极理想，来尽量发展此自然先天性，使达于其最高可能，此即人文后天之性。使自然先天，化后天。使人文后天，完成自然先天。乃始是尽性知天。若把自然先天单称性，则人文后天应称德。性须成德，德须承性。性属天，人人所同。德属人，可以人人有异。甚则有大人小人之别。有各色人品，有各类文化。
世界诸大宗教，都不免有尊天抑人之嫌。唯有中国儒家教义，主张由人合天。而在人群中，看重每一小己个人。由每一小己个人来尽性成德，由此人道来上合于天道。没有人道，则天道不完成。没有每一小己个人之道，则人道亦不完成。近代人喜言个人自由，实则中国儒家教义，主张尽性成德，乃是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由此每一人之最高最大的自由，来达成全人类最高最大的平等，即是人人皆为上上第一等人，人皆可以为尧舜。儒家教义由此理想来教导人类，此为对人类最高最大之博爱，此即孔子之所谓仁。
中国儒家此一种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既不全注重在知识传授与职业训练上，更不注重在服从法令与追随风气上，其所重者，乃在担任教育工作之师道上，乃在堪任师道之人品人格上。故说：“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若要一人来传授一部经书，其人易得。若要一人来指导人为人之道，其人难求。因其人必先自己懂得实践了为人之道，乃能来指导人。必先自己能尽性成德，乃能教人尽性成德，《中庸》上说：“尽己之性，乃能尽人之性。”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因其人品人格最高，乃能胜任为人师之道，教人亦能各自尽性成德，提高其各自之人品人格。
韩愈《师说》谓：“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此三事只是一事。人各有业，但不能离道以为业。如为人君，尽君道。为人臣，尽臣道。政治家有政治家之道。中国人常说信义通商，商业家亦有商业家之道。社会各业，必专而分，但人生大道，则必通而合。然人事复杂，利害分歧，每一专门分业，要来共通合成一人生大道，其间必遇许多问题，使人迷惑难解，则贵有人来解其惑。所以传道者必当授之业而解其惑。而授业解惑，亦即是传道。
孔子门下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言语如今言外交，外交政事属政治科。文学则如今人在书本上传授知识。但孔门所授，乃有最高的人生大道德行一科。子夏列文学科，孔子教之曰：“汝为君子儒，毋为小人儒。”则治文学科者，仍必上通于德行。子路长治军，冉有擅理财，公西华熟娴外交礼节，各就其才性所近，可以各专一业。但冉有为季孙氏家宰，为之理财，使季孙氏富于周公，此已违背了政治大道。孔子告其门人曰：“冉有非吾徒，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季孙氏也只能用冉有代他理财，若要用冉有来帮他弑君，冉有也不为。所以冉有还得算是孔门之徒，还得列于政事科。至于德行一科，尤其是孔门之最高科。如颜渊，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学了满身本领，若使违离于道，宁肯藏而不用。可见在孔门教义中，道义远重于职业。
宋代大教育家胡瑗，他教人分经义、治事两斋。经义讲求人生大道，治事则各就才性所近，各治一事，又兼治一事。如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从来中国学校，亦重专业教育，如天文、历法、刑律、医药等。近代教育上，有专家与通才之争。其实成才则就其性之所近，宜于专而分。中国传统教育，也不提倡通才，所提倡者，乃是通德通识。故曰：“士先器识，而后文艺。”有了通德通识，乃为通儒通人。人必然是一人。各业皆由人担任。如政治、如商业，皆须由人担任。其人则必具通德，此指人人共通当有的，亦称达德。担任这一业，也须懂得这一业在人生大道共同立场上的地位和意义，此谓之通识。通德属于仁，通识属于智。其人具有通德通识，乃为上品人，称大器，能成大业，斯为大人。若其人不具通德通识，只是小器，营小事，为下品人。
中国人辨别人品，又有雅俗之分。俗有两种，一是空间之俗，一是时间之俗。限于地域，在某一区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别一区，便不能相通，限于时代，在某一期的风气习俗之内，转换到另一期，又复不能相通。此谓小人俗人。大雅君子，不为时限，不为地限，到处相通。中国在西周初期，列国分疆，即提倡雅言雅乐，遂造成了中国民族更进一步之大统一。此后中国的文学艺术，无不力求雅化。应不为地域所限，并亦不为时代所限。文学艺术如此其他人文大道皆然。故《中庸》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此项大道，其实只在一个小己个人的身上，此一人便成为君子。但君子之道，并不要异于人，乃要通于人。抑且要通一大群一般人。故曰征诸庶民，要能在庶民身上求证。考诸三世，是求证于历史。建诸天地，是求证于大自然。质诸鬼神，是求证于精神界。此项大道，惟遇圣人，可获其首肯与心印。圣人不易遇，故将百世以俟。但此一君子，其实亦可谓只是一雅人。雅即通，要能旁通四海，上下通千古，乃为大雅之极。故既是君子，则必是一雅人。既是雅人，亦必是一君子。但没有俗的君子，亦没有雅的小人。只中国人称君子，都指其日常人生一切实务言。而中国人称雅人，则每指有关文学艺术的生活方面而言。故君子小人之分，尤重于雅俗之分。
中国传统教育，亦可谓只要教人为君子不为小人，教人为雅人不为俗人。说来平易近人，但其中寓有最高真理，非具最高信仰，则不易到达其最高境界。中国传统教育，极富宗教精神，而复与宗教不相同，其要端即在此。
中国传统教育，因寓有上述精神，故中国人重视教育，往往不重在学校与其所开设之课程，而更重在师资人选。在中国历史上，自汉以下，历代皆有国立太学。每一地方行政单位，亦各设有学校。乡村亦到处有私塾小学。但一般最重视者，乃在私家讲学。战国先秦时代，诸子百家竞起，此姑不论。在两汉时代，在野有一名师，学徒不远千里，四面凑集，各立精庐，登门求教，前后可得数千人。亦有人遍历中国，到处访问各地名师。下至宋、元、明三代，书院讲学，更是如此。所以在中国传统教育上。更主要者，乃是一种私门教育、自由教育。其对象，则为一种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孔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曲阜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朱子死后，不闻有人在武夷、五曲，在建阳、考亭兴建一学校继续讲学。更如王阳明，只在他随处的衙门内讲学，连书院也没有。中国传统教育之主要精神，尤重在人与人间之传道。既没有如各大宗教之有教会组织，又不凭借固定的学校场所。只一名师平地拔起，四方云集。不拘形式地进行其教育事业，此却是中国传统教育一特色。
唐代佛教中禅宗崛起，他们自建禅寺，与一般佛寺不同。可以没有佛殿，可以不开讲一部佛门经典。但有了一祖师，四方僧徒，云集而至。一所大丛林，可以有数千行脚僧，此来彼往，质疑问难。一旦自成祖师，却又另自开山，传授僧徒。禅宗乃是佛教中之最为中国化者，其传教精神，亦复是中国化。
近代的世界，宗教势力，逐步衰退。西方现代教育，最先本亦由教会发动，此刻教会势力亦退出了学校。教育全成为传播知识与训练职业。只有中小学，还有一些教导人成为一国公民的教育意义外，全与教导人为人之道的这一大宗旨，脱了节。整个世界，只见分裂，不见调和。各大宗教，已是一大分裂。在同一宗教下，又有宗派分裂。民族与国家，各自分裂。人的本身，亦为职业观念所分裂。如宗教家、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法律家、财政经济家、企业资本家等，每一职业，在其知识与技能方面，有杰出表现杰出成就者，均目为一家。此外芸芸大众，则成无产阶级与雇用人员。好像不为由人生大道而有职业，乃是为职业而始有人生。全人生只成为功利的、唯物的。庄子说：“道术将为天下裂。”今天世界的道术，则全为人人各自营生与牟利，于是职业分裂。德性一观念，似乎极少人注意。职业为上，德性为下，德性亦随职业而分裂。从事教育工作者，亦被视为一职业。为人师者，亦以知识技能分高下，非犯法，德性在所不论。科学被视为各项知识技能中之最高者。《中庸》说：“尽人之性而后可以尽物之性。”《大学》说“格物”，其最后目标乃为国治而天下平。朱子说：“格物穷理”，其所穷之理，乃是吾心之全体大用，与夫国治天下平之人生大道。近代科学，只穷物理，却忽略了人道，即人生之理。原子弹、核武器，并不能治国平天下。送人上月球，也非当前治国平天下所需，科学教育只重智，不重仁。在《汉书》的《古今人表》里，最高只当列第三等，上面还有上上、上中两等，近代人全不理会。中国传统教育之特殊理想与特殊精神，在现实世界之情势下，实有再为提倡之必要。
而且中国传统教育理想，最重师道。但师道也有另一解法。孔子说：“三人行，必有吾师。”子贡亦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可见人人可以为人师，而且亦可为圣人师。中国人之重师道，其实同时即是重人道。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伯夷、柳下惠并不从事教育工作，但百世之下闻其风而兴起，故说为百世师。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所以儒家教义论教育，脱略了形式化。只要是一君子，同时即是一师。社会上只要有一君子，他人即望风而起。又说：“君子之教，如时雨化之。”只要一阵雨，万物皆以生以化。人同样是一人，人之德性相同，人皆有向上心。只要一人向上，他人皆跟着向上。中国古人因对人性具此信仰，因此遂发展出像上述的那一套传统的教育理想和教育精神。
不要怕违逆了时代，不要怕少数，不要怕无凭藉，不要计及权势与力量。单凭小己个人，只要道在我身，可以默默地主宰着人类命运。否世可以转泰，剥运可以转复。其主要的枢纽，即在那一种无形的教育理想与教育精神上。此可以把中国全部历史为证。远从周公以来三千年，远从孔子以来两千五百年，其间历经不少衰世乱世，中国民族屡仆屡起，只是这一个传统直到于今，还将赖这一个传统复兴于后。这是人类全体生命命脉之所在。中国人称之曰：“道”。“教统”即在此“道统”上，“政统”亦应在此“道统”上。全世界各时代、各民族、各大宗教、各大思想体系、各大教育组织，亦莫不合于此者盛而兴，离于此者衰而亡。而其主要动机，则掌握在每一小已个人身上。明末遗民顾亭林曾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内涵意义亦在此。
由于中国传统而发展成为东方各民族的文化体系，韩国人的历史，至少亦该远溯到三千年以上。即根据韩国史，我想亦可证成我上面之所述。我中、韩两民族，尤其是知识分子，身负教育责任的，应该大家奋起，振作此传统精神，发扬此传统理想。从教育岗位上，来为两民族前途，为全世界人类前途，尽其最高可能之贡献。
我要特别说明，我很喜欢这“传统”二字，因这传统二字，特别重要。但要认识传统，其事不易。好像有些时候，我们要认识别人反而易，要认识自己反而难。而且要认识我们东方人的传统，要比认识西方人的传统其事难。如中国有四千年、五千年以上的传统，韩国有三千年以上的传统，日本有二千年以上的传统。西方如法国、英国，只有一千年传统，美国只有两百到四百年传统，苏维埃没有一百年传统。
教育的第一任务，便是要这一国家这一民族里面的每一分子，都能来认识他们自己的传统。正像教一个人都要能认识他自己。连自己都不认识，其他便都不必说了。
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在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该有自己的一套。如韩国人的教育，必该教大家如何做一韩国人，来建立起韩国自己的新国家，发扬韩国自己的新文化，创造出韩国此下的新历史。这一个莫大的新任务，便该由韩国人自己的教育来负担。要负担起此一任务，首先要韩国人各自认识自己，尊重自己，一切以自己为中心，一切以自己为归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