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征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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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征管法范文第1篇
［DOI］10.13939/ki.zgsc.2016.07.104
税收征管法是规定税收实体法中确定的权利义务履行程序的法律规范，也是税法的一部分，在保障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刑法作为我国关于犯罪及刑法的法律规章制度，是国家法律的一部分。二者之间既相互独立，又互相影响，加强对二者之间衔接问题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1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方面，共性角度。固然，《征管法》与《刑法》从不同角度约束和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但是二者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首先，调整对象方面，后者对于危害税收征管罪做出了具体的、明确的规定，而相关内容在前者内容中也有所体现，无论是界定还是法律责任上都有所明确。其次，针对税收犯罪的刑罚。虽然，就体系及内容层面而言，税法中有所涉及，而就解释与执行层面而言，更多的是根据后者实现对税收犯罪的刑罚。［1］最后，具有强制性。就某种程度而言，二者作为部门法，都具有一定的强制性，为法律执行提供充分的保证。另一方面，区别角度。首先，对象差别性，分属于不同的法律部门，前者主要是针对税收义务及权利的调整;后者是规定什么行为是犯罪及惩罚措施的法律制度;其次，性质差别性，前者具有义务性，而后者更多地倾向于禁止性、强制性方面，其主要目标是明确犯罪行为后，并对犯罪者进行惩罚;最后，负责形式差别性，前者承担的法律责任具有多重性，而后者仅追求犯罪者自由刑与财产刑。
2二者之间衔接存在的问题
2.1衔接方式存在不合理
现阶段，对我国立法形式研究能够发现，依附性的散在型方式为主，简而言之，将刑法条例置于行政法律当中，并依附于《刑法》，才是具备意义的一种立法形式。也就是说，《征管法》在列举税务行政管理相关规定后，会在其后赘述“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能够实现对《刑法》内容的有效补充，以此来缓解修改《刑法》的巨大压力。［2］事物两面性决定该种立法方式存在一定缺陷，如刑事责任划分不明确，导致“以罚代刑”的不良情况;加之经济发展的影响下，各类新型犯罪手段的出现，难以解决实质性问题，对此二者衔接方式并不合理。
2.2行政处罚与刑法之间的竞合问题
所谓竞合，是指一个行为产生后果触犯了不同的法律，与此同时，针对不同的法律会产生不同结果的一种现象。税收实施过程中，往往会出现竞合现象。同时违反两种法律，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二者衔接难度。［3］如在《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由本法第六十三条等规定行为涉嫌犯罪的应移交给司法机关，并追究其刑事责任”。该条款能够证明行为人已经犯罪，但是税务机关不能够以罚代刑，需要交由相关部门处理。但是税务机关是在处罚后移交，还是不处罚直接移交并未在法律法规中体现出来，难以为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2.3条款规定不一致
条款不一致体现在很多方面，如《刑法》“危害税收征管罪”中有九条规定了十二个罪名，但是《税收征管法》中仅有四条，在实践中，无法做具体判断。诸如此类案例还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3实现二者有效衔接的措施
经济快速发展，税收征管背后的问题也随之凸显，新问题及新要求的出现，迫切要求两种法律有机衔接，更好地应对各类问题。
3.1灵活调整立法形式，为二者衔接奠定基础
依附性散在型立法方式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原则性、援引性及比照性。第一种已经在上文提到;第二种是指直接援引刑法中的某条款;第三种是对行为比照刑法条款，以追求刑责。相比较来看，采取援引性方式更具有优势，但是在具体实施中会存在法律法规不明确等问题。对此笔者建议选择独立性的散在立法方式更好，也就是行政刑罚方式，能够为二者有机衔接奠定坚实的基础。行政刑罚主要是当事人违反法律时，由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做出相应判决，促使其履行相应的义务。作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立法形式，不但能够实现二者有机衔接，且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衔接过程中存在的障碍。
3.2有效解决竞合问题，为二者衔接提供保障
针对二者之间的竞合问题，笔者建议应该坚持“选择适用且刑罚优先”原则，简而言之，税务机关在具体实践中，如果发现了涉税犯罪行为，可以先移交给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制裁，然后结合具体情况确定是否交给税务机关进行行政处罚。采取这种形式，行政机关不会对行为人做出重复处罚。［4］通过这种方式，不仅能够提高处罚效率，且能够有效避免二者之间衔接的竞合问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还有可能遇到已经执行了行政惩罚的现象。对此可以采取两种手段加以调整:一方面以人身罚折抵相应的刑期;另一方面，以罚款折抵相应的罚金。而就理论角度而言，如果法院判处的罚金远高于行政罚款金额，行为人需要补充相应的罚金。反之，要将多出的罚金还给行为人。在两个部门相互沟通及合作影响下，能够明确各部门职责，且避免竞合问题产生的混乱问题，为二者有机衔接提供足够的保障，进而更好地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3.3统一条款表述形式，为二者衔接提供依据
对于二者相关条款规定不一致问题，笔者认为要统一二者的具体表述形式，如对于相关发票的条款，可以借鉴《刑法》中的制造和虚开发票的条款，适当增加涉税条款，并将其添加到第六十七条之后，为税务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依据。或者利用逃避税替代偷税。通常情况下，“偷”是将别人的东西变为自己的东西，而就本质而言，税收是国家无偿使用的，用“偷”并不恰当。对此可以利用“逃避”代替“偷”，更具规范性，与此同时，还应加强与《刑法》中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衔接在一起。［5］除此之外，对表述方式的统一而言，还可以结合罪刑法定原则进行相应调整和优化，如对于《征管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行为人，只要没有造成欠税结果，将不会构成逃避追缴欠税罪”。事实上，只要行为人将财产转移，税务机关将难以做出判决。对此可以坚持刑法相应原则，修改《刑法》第二百零三条，将致使改成妨碍。
4结论
根据上文所述，《征管法》与《刑法》作为部门法，二者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依存。因此对于二者衔接问题，我们应加强对二者之间关系的分析和研究，并明确二者衔接存在的阻碍，采取针对性措施，统一表述方式等，实现二者有机衔接，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及发展提供支持。
参考文献:
［1］翟志钢.新一轮《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几个重点立法问题探析［J］．法制博览(中旬刊)，2014(1):249.
［2］刘剑文.税收征管制度的一般经验与中国问题———兼论《税收征收管理法》的修改［J］．行政法学研究，2014(1):31－41.
［3］黄显福.《税收征管法》再修订需重点关注的问题［J］．税收经济研究，2014(4):1－4.
［4］施正文.论《税收征管法》修订需要重点解决的立法问题［J］．税务研究，2012(10):57－62.
税收征管法范文第2篇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制制度 问题 修订 对策
现行《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自2001年和2002年修订并实施以后，在实际工作中已暴露出一些具体问题，有部分法律法规条文的具体设置问题，也有实际工作中的具体操作问题。
一、现行税款征收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款征收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欠税管理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目前，有些纳税人为了逃避追缴欠税，或在欠税清缴之前就已经在其他有关部门注销登记，或采取减资的行为，使得原有企业成为空壳企业，导致国家税款流失。《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欠税如何处理只有责令限期缴纳税款、加收滞纳金和强制执行的规定，但税务机关应当在什么时间内采取这些措施却没有具体规定。虽然关于逃避追缴欠税已经明确了法律责任，但前提是“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财产的手段，妨碍税务机关追缴欠缴的税款的”。换言之，如果纳税人不妨碍税务机关追缴税款但也不缴纳税款，税务机关又不“忍心”对其财产进行执行的情况下，纳税人就可能“千年不赖，万年不还”，而又不承担法律责任。
第二，“提前征收”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于税务机关提前征收的规定只局限于“税务机关有根据认为纳税人有逃避纳税义务行为”的情况，这一条件本身就很难把握，因为纳税人申报期未到，很难有证据证明将来可能会发生什么行为。等到税务机关对其采取保全行为时，纳税人的财产已经转移一空。也有纳税人可能因为种种原因需要提前缴纳的，但又无法律依据。
第三，“延期纳税”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税收征管法》对延期缴纳税款规定的期限只有3个月，这对遭受重大财产损失无法按期缴纳税款的纳税人可能起不到实际作用。现行法律规定延期缴纳税款需经省级税务机关审批，这一规定存在审批时间长、周转环节多、省级税务机关不了解纳税人具体情况等问题。
2．现行税款征收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加强欠税管理，建议在新法中明确规定欠缴税款的纳税人不得减资及减资的处罚措施；注销税务登记是其他部门注销登记的前提；有关部门不能为欠缴税款的纳税人转移或设定他项权利；有关部门未按规定执行的法律责任；在纳税人欠税一定时间后税务机关必须进行强制执行，这个时间可以是1个月或2个月。
第二，为使“提前征收”成为切实可行之条款，建议将“提前征收”的前提条件改为“发现纳税人有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这一条件可以根据一定的线索判断，比较容易操作。建议扩大提前征收的范围，如纳税义务人于法定征收日期前申请离境者，纳税人自愿的，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因其他特殊原因，经纳税义务人申请后税务机关也可以提前征收。
第三，建议适当延长延期缴纳税款的期限，一年甚至于两年或三年，具体执行时间由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把握。因为纳税义务人需要有足够的时间通过经营自救解决实际存在的经营困难，时间较短不足以解决纳税人的实际困难，起不到保护纳税义务人生产经营的作用。由于延期纳税时间延长可能会影响税款均衡入库，所以在征管法修订时也可以规定分期缴纳税款，既可缓解纳税义务人的实际困难，也可以保证税款均衡入库。笔者还建议延期纳税的审批权限应由熟悉纳税人情况的县级税务机关审批为宜。
二、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问题研究
1．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检查搜查权的问题。《税收征管法》没有赋予税务人员搜查账簿、凭证等证物的权力，也没有规定税务执法人员取证无能时的解决办法。而税务行政案件如果没有证据证明属于治安问题或刑事案件又不能移送公安机关处理。实际工作中税务检查取证已经成为税务检查工作的瓶颈，其结果可能是：一是纳税人隐匿、销毁证据，使税务检查工作无法顺利进行，造成国家税款流失。二是税务执法人员在明知不可为的情况下违法行政。
第二，关于税务案件退税或补税的问题。如果税务案件发生时间长，加之税务检查的时间也长，那么对纳税人加收的滞纳金就有可能比罚款还多，也可能比应补的税款多。在对税务案件处罚的同时加收滞纳金，就有了双重处罚之嫌。如果因为对税法条文规定的理解不同，纳税人与税务机关发生争议而引起复议或行政诉讼，因此而滞纳的税款，也按规定加收滞纳金显失公允。税法对纳税人多缴税款的退税还区分不同情况，有的退有的不退，退税时有的支
付利息，有的还不支付利息。
第三，关于税务检查相关概念和税务检查过程中强制执行的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规定，税务机关在进行税务检查时可以采取强制执行措施。如果说税务稽查是税务检查的一部分，税务稽查结果的执行是税务稽查的第四个环节，那么税务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法律依据应当是《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根据此条规定，如果纳税人不存在“明显的转移、隐匿其应纳税的商品、货物以及其他财产或者应纳税的收入的迹象的”，税务稽查局就无法对被查对象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被查对象也就可以“千年不赖，万年不还”。但又有人根据《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规定理解：税务检查只是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所以《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五条的规定不适用于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税务稽查结果的强制执行应当适用《税收征管法》第四十条的规定。但这种理解又存在征收管理的条款能否在税务检查环节适用的疑义。
2．现行税务检查法律制度修订建议
第一，为解决税务检查取证难的实际困难，建议《税收征管法》适当增加税务检查工作中的搜查权力，但为了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对税务机关的搜查权力严格控制，设定必要的限制条件。例如搜查权一般只适用于生产经营场所，如要对生活场所搜查，必须取得司法许可，并在司法人员的监督下进行等。
第二，建议将税务机关发现的纳税人多缴税款与纳税人发现的多缴税款同等看待，在相同的时间内发现的多缴税款纳税人都可以要求税务机关支付相应的利息。对于3年的时间规定，笔者认为可以延长至5年为宜，更有利于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建议对税务案件中纳税人不缴、少缴或扣缴义务人已扣而未缴的税款，按银行的同期利率加收利息，避免滞纳金的处罚嫌疑。
第三，建议《税收征管法》明确在稽查执行阶段可以直接依据税款征收强制执行的条款行使强制执行的权力。修订《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的内容，将税务稽查的第二个环节由“检查”改为“实施”，或者不明确税务稽查的内部分工，只是原则性地规定税务稽查要实行内部分工制约。另外，还建议明确稽查结果强制执行的抵税财物的范围是否包括“其他财产”。
三、现行税收法律责任问题研究
1．现行税收法律责任存在的几个问题
第一，关于税务行政处罚幅度的问题。现行《税收征管法》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一般只规定处罚的幅度，税务行政机关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实际工作中各地税务行政机关具体操作不统一，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对纳税人税收违法行为的处罚比较轻，一般都是按照50％的下限进行税务行政处罚。这就使得税务行政处罚的最高标准形同虚设，纳税人的税收违法成本很低，不利于遏制不法纳税人的税收违法行为。国家税务总局稽查局曾经下文对偷税行为的处罚做了统一，在该文件中将偷税行为细化为若干种具体情节，并对各具体情节规定了具体的税务行政处罚标准。但在实际工作中，却很少执行这个文件。
第二，关于在实体法中明确违法行为法律责任的问题。现行税务行政处罚规定基本上是在《税收征管法》中明确的，实体法中很少有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税务行政处罚规定，这使得税务执法人员在实际工作中难以根据各税种的具体情况履行税法规定的行政处罚权力。
第三，关于“一事不二罚款”的问题。现行《行政处罚法》有“一事不二罚款”的规定，但什么是“一事”却很难理解。由此也就增加了税务行政执法的风险，有税务机关曾因此而败诉，对纳税人的一些税务违法行为无法进行有效的遏制。例如，2009年全国税务稽查考试教材《税务稽查管理》就有这样的表述：“纳税人对逾期不改正的税收违法行为，如果税务机关先前已对该税收违法行为进行了罚款，对该逾期不改正行为不得再予罚款”。在实际工作中如此理解的结果就是该“逾期不改正行为”将持续进行下去，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没有按照规定设置或保管账簿的，只要税务机关对其进行过税务行政处罚，那么违法行为人就可以手持罚款数额为数不多的罚单永远不再设置或保管账簿了。很明显，这种理解不符合《税收征管法》的立法精神，也不是对“一事不二罚款”原则的正确理解。
2．税收法律责任修订建议．
第一，建议在《税收征管法实施细则》中由国务院授权财政部或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税务行政处罚的具体执行标准。该执行标准应当细化各种税收违法行为的具体情节，对不同的具体违法行为情节设定处罚标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按照相应标准对号入座，实施税务行政处罚。这既方便了基层税务行政执法人员的实际操作，也使严重违法行为得到严肃处理，轻者轻罚、重者重罚，充分发挥税收法律制度对税收违法行为的震慑作用。
第二，在实体法中根据各税种可能出现的各种具体税收违法行为分别设定详细的行政处罚。这种做法能让税务执法人员根据各税种的实际情况行使税务
行政处罚权限，操作容易并切合实际，从而规避不必要的争议和执法风险。
税收征管法范文第3篇
（一）研究背景
我国现行的《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对税款追征期并未给出准确的概念和范围，仅在五十二条规定了在税务机关责任、纳税人失误、偷税抗税骗税等情形下税务机关追征税款的时限分别为三年、五年和无限期。2015年1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税收征管法》的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对税收征管时效和追征责任认定进行了修改。本文将围绕这些修改对我国税收追征制度进行研究。
（二）税收追征期概念
因我国法律未对?收追征期的概念进行准确界定，不同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理解，但大多从以下五方面进行阐发，即适用条件、追征起算时点、时效期限、追征范围和时效届满效力。李丽风（2006）认为，税款追征期是指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者少缴税款可以征缴入库的期限。笔者认为该定义相对笼统，用词也不规范；在综合了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后，笔者认为税收追征期是指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未缴或少缴依法应缴纳的税款，税务机关有权向纳税人等追征该欠缴税款的期限。
二、税收追征期的法律性质
税收追征期法律性质研究的争议焦点在于，它是核定期间还是征收期间？其期限适用消灭时效制度还是除斥期间？笔者分析如下：
（一）核定期间vs征收期间
熊伟（2007）和陈戈云（2010）两位学者对此问题给出了相对清晰的解答，二者均认为税收追征需要先核定欠缴追款才能进行追征，而我国税法只规定了统一的追征期是不合理的，他们通过列举境外税收追征制度的规定来证明其观点。笔者认为，两位学者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仍有失偏颇，原因在于，我国现行规定基于便于征管的考量采取了相对折中的态度进行性质认定，虽未明确规定但对税收核定和税收征收也有相对清晰的划分；草案出台后，明显可以看到核定期间被包含在了税额确认制度中，追征期则明确界定为追征期间。因此，笔者认为我国现行规定和修订意见均认定追征期的性质是征收期间而非核定期间，学者得出此结论更多的是由于对现行五十二条第三款“无限追征”问题的藏否罢了，更何况核定税款是税务机关的内部事务，严格意义上也不属于税收追征的范畴。虽然两位学者的观点有失偏颇，但其给出的方案也体现了对制度不合理之处的反思；在此前提下，将税收追征的两个环节分离，并分别确立税额确认制度和税收追征制度，是对我国税收征管制度的完善。
（二）消灭时效vs除斥期间
学界普遍认为，若将税收追征期认定为征收期间则其毫无疑问是消灭时效，但由于我国规定的相对模糊，对此问题仍需讨论一二。笔者认为除斥期间更多的适用于形成权等私权利，而税务机关依法征税属于履行法定职权，不能适用除斥期间；当前对追征期是消灭时效还是除斥期间的争议和讨论，归根结底在争论追征时效届满后税务机关的追征权是归于消灭还是仅仅丧失司法救济请求权（或相对人获得时效抗辩权）？而在追征期是征收期间的前提下，草案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期限应为消灭时效，这样规定也是为了更好的督促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及时履职。
三、草案对现行规定的修改及评价
草案对前述三种不同责任情形对应的追征期进行了更为细化的规定，新增税额确认制度、滞纳金追征的中止和免收制度，设置了更为合理的追征期限（包括删除无限追征条款），避免了责任竞合。修订主要集中在《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二条和原实施细则的第八十条至八十三条。笔者认为，草案的修订有以下三大亮点：
（一）明确了税收核定制度，规范了税收征管时效
修订后的草案明确规定了经确认的应纳税额与申报税额不一致或未申报的，税务机关应当向纳税人出具税额确认通知书即税额确认制度；五十三条由规定，纳税人申报的应纳税额，税务机关未确认或超出确认时效的，申报税额视为税额确认通知书所确定的应纳税额。由此可以推断，如果税务机关怠于行使核定职权，那么即便纳税人申报的数额低于实际应确认核定的数额，也只能认定为申报数额，这既明确了税务机关的核定职责，又将核定期间与追征期间进行了分离，使草案五十六条和八十六条规定的时效有了适用依据；同时，八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了追征期的上限为二十年，体现了草案既提高税务机关权限，又敦促工作人员积极履职的修订精神。
（二）新增税收利息（原滞纳金）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
草案第六十条对税收利息（原滞纳金）的计算规定了中止情形和免收情形，对征收期间增加时效中止和中断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有利于税收征收管理工作更加科学化、规范化和法制化。
（三）明确追征期限，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弊端
草案删除了三年追征期的规定，统一规定为因纳税人、扣缴义务人过失造成少报、少缴税款的，税务机关在五年内可以要求补缴，即明确了过失欠税的追征期；同时将未办理纳税申报以及逃避缴纳税款、抗税骗税的期间由不受期限限制变为十五年，并新增上限条款，限制追征期限为二十年，体现了我国税收征收管理体制的改革进步，避免无限期追征带来的公权力滥用和公权力怠于行使问题。
税收征管法范文第4篇
一、当前税务部门对集团性企业税收征管的现状
当前税务部门对集团性企业税收征管的现状和征管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日常税收巡查工作的浅表性。目前基层分局责任区管理员对集团企业的日常巡查工作主要是对企业的一些案头静态资料，相关动态经营表面变化情况的口头性询问、了解，即使是实地检查、巡查，也是粗略性的了解与查看，对集团企业财务核算与企业实际经营运作之间实质性的差异与联系,了解甚少或无法了解，其收到的效果不是很大。
2、日常税收征管工作的畏难性。调研中，发现目前责任区管理员对集团性企业征管工作的畏难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上畏难。集团性企业基本上都是分局、区局乃至区、市政府的重点税源企业和龙头性企业，管理员心理压力较大，工作上怕出错，不敢轻易采取一些强硬的征管手段和征管措施，怕遇到阻力，也怕得罪人；（二）是业务上畏难。日常税收征管工作中，集团性企业大多数所涉税种较宽，有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更有营业税、房地产税、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出口退税、个人所得税、预提所得税等税种，这对责任区管理员就提出了高要求、高标准。要求责任区管理员在掌握的税收政策、会计业务核算上要做到“全、广、精、深”，其难度系数高了许多；（三）是实践上畏难。在基层税收征管实践中，尤其是对集团性企业进行解剖或调研时，责任区管理员往往是怕走进去出不来。有些集团企业跨省、市、区（县）甚至跨国经营，集团内有内资企业、外资企业以及境外公司等，涉及到的主管税务机关可能属于不同的省、市、县以及区（县）内的不同管理分局和管理机构。故而有时对集团性企业开展的服务性调研或项目解剖工作深度不够，调查流于表面文章。
3、日常税收检查的单一性。责任区管理员对决策监控系统、票表比对系统产生与形成的相关集团企业异常信息的检查，如红字发票的检查、运费发票的协查、税负偏低情况的核查，往往就事论事，不深究、不去挖掘集团企业间深层次的原因，仅停留于查出一般性问题即可。
4、纳税评估工作的局限性。通常情况下，基层纳税评估人员仅对集团内某一企业当期（一般当季或所属月份）或当年（一般为当年1月至当年评估期）情况进行评估，评估时间较为紧凑，评估工作量又大，以前年度往往成了纳税评估的“免扰区”。同时，在评估工作中，评估人员对纳税人涉嫌非法避税事项进行合理调整时，却又很难把握“合理”这个尺度，区域内同行业合理性参照指标欠缺，税务人员易产生较高的执法风险。因此集团关联企业业务的调查有时也满足于“浅尝即止”。
5、税务稽查工作的约束性。目前,基层分局a级诚信纳税人的评定，虽说不分经济性质，不分规模大小，只要具备并符合诚信纳税人条件都可参评,但必竟a级诚信纳税人的评定名额有限。故基层分局对a级诚信纳税人的评定主要还是以规模性企业、重点税源企业、集团性企业中的主要企业为主。根据国税发〔20*〕92号文关于《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第三章第十一条的规定：对评定为a级的纳税人，主管税务机关可依法给予除专项、专案检查以及金税协查等检查外，两年内免除税务检查的鼓励。如果集团中成员企业连续两、三次被评为a级诚信纳税人，那么该企业连续五、六年甚至更长时间都与日常性税务稽查“无缘”。
6、税企沟通方面存在偏颇性。在对集团企业的税企沟通方面，基层管理分局往往片面强调税源、税负的管理，而对纳税风险点的服务、在税法解读的系统性、全面性方面还做得不够或欠缺。对集团企业在会计制度执行中存在的税法与会计制度的差异、主要会计科目会计核算的明细程度、产品生产经营的运作机制等方面相互沟通的力度、深度不够。
二、集团性企业税收征管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筛选，我们对近10户集团性企业进行了为期几个月的调研工作，发现目前集团性企业在税收征管中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1、存在不及时申报应税收入的情形。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集团性企业不及时申报应税收入的情形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直接通过“发出商品”科目进行核算，并长挂“发出商品”科目，直到客户来款后方才开票实现销售。而在责任区管理员日常巡查、检查工作中，纳税人则将之解释为向分支机构、外地办事处发出的“样品”等事项来处理；二是生产工期12个月内的短线产品长挂“应收账款”或“预收账款”科目进行混淆核算。一旦遇税务人员询问，则解释为对方单位的预付款项，从而达到将应税产品推迟开票、推迟申报的目的；三是根据销售部门的“传递单”开票申报。调研中发现集团企业的销售部门与财务部门往往各负其责，互不干预，应税产品的销售完全不按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确认收入；四是有些集团企业存在对外产品建设工程业务，如销售给房地产公司的门窗等产品，为上市公司或规模性企业生产的成套设备等，“单设”工程处进行核算。工期短的，未依法及时确认收入，工程超过12个月未完工的，增值税方面，未依法在收到预收款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收款日期的当天确认收入，所得税方面，未在纳税年度按工程进度或完成的工作量分批或分次确认收入，直到工程竣工决算后，方才一次性确认应税收入或甚至在对方款项全部收到后方才确认收入。企业长期处于低税负、无税负状态或经营常年处于亏损状态。
2、集团内关联企业在关联业务定价上存在随意性。目前，集团性企业产品都采用集团统一的“品牌”对外销售，因此其成员企业往往通过先开票给集团公司，再由集团公司开票给客户最终实现销售的。而由于成员企业在产品合同的签订、销售的履行、款项的收付、销售人员工资的支付等方面无须支付费用，故成员企业往往按照扣除上述销售费用的一定比例（通常称为扣点）开票申报纳税，由于其费用列支不可分割，在税收征管实践中可确认为合理。但有些集团公司或成员企业往往存在着享受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如享受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三免二减半”税收优惠、符合条件的社会福利企业限额内“先征后退”税收优惠以及享受《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企业所得税优惠目录》所列专用设备投资应纳税额抵免的税收优惠等，故而其在开票扣除销售费用比例时或高比例扣除如18%-20%，或低比例扣除如2%-3%，企业何时优惠期结束或发生变化，何年重新定价，表面上看似乎企业定价原则长期不变，实则是规避了国家税收、转移了企业税负，最终达到了少缴税的目的，通过不合法的税收筹划，自我实现了集团企业利润的最优化目标。
3、关联企业通过相互占用资金转移费用。调研中发现集团性企业通常都以集团公司的名义对外筹资、融资，融资款项各成员企业可共同享用，而利息费用的支出则有意向实现利润较多的企业或不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倾斜，享受税收优惠的企业在经营资金的收取与支付上,则往往通过互转往来的方式由其它企业代付代收，从而规避了长、短期借款问题，并通过“往来链条”在成员企业间实现购销经营资金的循环。
4、利用特殊混合销售行为在应税税种间进行避税。调研、评估中，发现部分集团企业对销售自产货物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的混合销售行为，存在主体税种跨征管机构征收与管理的情形，如纳税人销售自产金属结构件、铝合金门窗、大型机器设备等并同时提供建筑业劳务（见于新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六条规定）。其增值税与营业税分别隶属于国税与地税部门征管时：一是通过“平价”或“低价”开票销售在集团企业或非独立核算分支机构间转移货物实现避税；二是通过加大安装费用等的不合理比例利用“税率差”进行非法避税。
5、集团企业间存在随意调节人工成本核算的情形。调研中发现，集团成员有符合条件的社会福利企业或免征、减征所得税优惠的企业，其用工人数与工资支出在成员企业间的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合理性，具有随意分配、调节成员企业利润之嫌。
6、存在非法提取永久性差异支出增加费用、减少利润的情形。特别是存在于集团企业长期处于日常纳税评估、税务稽查的“免扰区”状态下。如调研中发现部分集团成员企业提支了应据实进行扣除的基金、费用和巧立明目提取而无需支付的基金、费用，利用税务检查的“时间差”打“插边球”，缩减应纳税所得，少缴所得税。
7、企业存货的会计核算不够规范。尤其表现在对库存商品的核算上，有些集团企业其库存商品的收、发、存与其销售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联性关系时，如通过核实库存商品在各环节的流转数量能够测算、核算出其应税销售数量时，企业往往在账上有意不核算数量，仅按批次、金额进行粗放性、规避性的核算，从而给税务人员日常巡查、评估、检查等工作增加难度，设置障碍，请其绕道而行，使其无功而返。
三、对加强集团性企业税收征管的建议
1、加强责任区管理员日常巡查工作的深度。巡查工作开始前，要充分收集政府、工商、地税、外贸、海关等有关部门的外部信息资料，加强信息的交换、更新、反馈，同时充分利用内部一户式管理系统和决策监控软件系统等征管信息平台，调阅集团企业的各类、各项静态数据资料，分析、排查异常数据信息资料，列出主要疑点和巡查的主要环节、主要方面，有目的地进入集团企业，运用趋势分析法、历史分析法、同行业比较分析法等进行深层次的巡查、核查工作。
2、加强税收、会计业务的全面、深入的系统学习。集团性企业的税收征管不仅要求责任区管理员须掌握较全面的税收政策，具备较高的会计业务和会计核算知识，而且要求其具有一定的经济管理、市场营销、计算机网络等方面的知识。因此，加强学习，只有水平过硬了，才有充分的发言权利和动手能力，才能走的进、出的来。
3、建议试行集团性企业集中管理制度。建议基层所辖集团性企业较多的分局，可以实行集团性企业选派一至二名税收、会计业务水平较高的管理员专人统一管理的办法，从而提升集团企业税收征管的质效，积累集团企业专业管理的经验，探索集团性企业重点、专业性管理的有效途径。
4、建议国家税务总局在适当的时候取消a级诚信纳税人两年免查（除专项、专案检查和金税协查外）的优惠鼓励政策税务部门依率计征，纳税人依法纳税，应是征纳双方税收合作信赖主义原则的基础，税务部门不宜发“免检牌”给纳税人作“筹码”。对未来事项形成的不公平税收待遇，一定程度上破坏了正常、和谐的征税关系，一段时期税务稽查监控的职能，对具有免检资格的纳税人而言出现了“真空”。
5、开展经常性、深层次的检查与调研工作。建议由省、市、区（县）统一组织开展行业性集团企业、规模型集团企业、重点税源类集团企业、风险性集团企业等类型的服务性调研、日常性税务稽查工作。从而逐步增强对集团性企业的纳税服务、会计核算的规范与管理等方面的工作。
6、切实加强税企沟通。为集团公司全方位地解读税收政策法规，加强税收与会计在销售实现、费用列支方面差异性的辅导与解读工作，建立集团性企业每年1-2次系统性税法解读制度，进一步提升集团企业的纳税遵从度。
7、有效规范集团企业转让定价与转移税负行为。一是建议省、市局定期（半年或一年）或参照上年区域内行业产品转让定价的预警区间指标，以及符合条件征收营业税的特殊混合销售行为行业性应税建筑业劳务的预警区间指标。从而提供给基层一线征管人员在征管实践中参照适用；二是依照《征管法》、新《所得税法》以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关联企业《特别纳税调整实施办法（试行）》的规定，采取非受控价格法、再销售价格法、成本加成法、交易净利法、利润分割法等方法，对集团企业的关联业务，合理进行关联交易的转让定价调整。
税收征管法范文第5篇
一、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
二、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对金融机构农户小额贷款的利息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计入收入总额。
三、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对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法人机构所在地在县（含县级市、区、旗）及县以下地区的农村合作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的金融保险业收入减按%的税率征收营业税。
四、自年月日至年月日，对保险公司为种植业、养殖业提供保险业务取得的保费收入，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按90%比例减计收入。
五、本通知所称农户，是指长期（一年以上）居住在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的住户，还包括长期居住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住户和户口不在本地而在本地居住一年以上的住户，国有农场的职工和农村个体工商户。位于乡镇（不包括城关镇）行政管理区域内和在城关镇所辖行政村范围内的国有经济的机关、团体、学校、企事业单位的集体户；有本地户口，但举家外出谋生一年以上的住户，无论是否保留承包耕地均不属于农户。农户以户为统计单位，既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也可以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农户贷款的判定应以贷款发放时的承贷主体是否属于农户为准。
本通知所称小额贷款，是指单笔且该户贷款余额总额在万元以下（含万元）的贷款。
本通知所称村镇银行，是指经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外金融机构、境内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境内自然人出资，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主要为当地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
本通知所称农村资金互助社，是指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由乡（镇）、行政村民和农村小企业自愿入股组成，为社员提供存款、贷款、结算等业务的社区互银行业金融机构。
本通知所称由银行业机构全资发起设立的贷款公司，是指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批准，由境内商业银行或农村合作银行在农村地区设立的专门为县域农民、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提供贷款服务的非银行业金融机构。
本通知所称县（县级市、区、旗），不包括市（含直辖市、地级市）所辖城区。
本通知所称保费收入，是指原保险保费收入加上分保费收入减去分出保费后的余额。
六、金融机构应对符合条件的农户小额贷款利息收入进行单独核算，不能单独核算的不得适用本通知第一条、第二条规定的优惠政策。
七、适用暂免或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至年底的农村信用社执行现有政策到期后，再执行本通知第二条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八、适用本通知第一条、第三条规定的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金融机构，自年月日至发文之日应予免征或者减征的营业税税款，在以后的应纳营业税税额中抵减或者予以退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