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子的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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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1篇

[关键词]孔子学院 非洲 汉语教学

[作者简介]李红秀(1969- ),男,重庆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汉语教学管理研究。 (重庆 400074)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0-0027-03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中国与世界各国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各领域的交流合作越来越深入,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兴起了“汉语热”。为了帮助各国人民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文化,2004年底开始,中国政府借鉴英、法、西、德等国家语言推广机构的经验,创办了孔子学院。2006年6月,总书记作出批示:“汉语国际推广工作势头很好。不少国家纷纷要求建立孔子学院。我国宜加大对此项合作的支持力度。关键是培养合格的师资。望统筹规划,扎实推进,力求开办一所,就确保办好一所。”①截止到2011年,全球共有105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358所孔子学院和500个中小学孔子课堂,专兼职教职工达1万多人,注册学员达50多万人。同样,非洲汉语教学是在孔子学院的框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孔子学院作为非营利性教育机构,增进了非洲人民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了解,发展了中国与非洲的友好关系,推进了中非之间的和平共处与平等对话,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力量。

一、孔子学院在非洲汉语教学的现状

2005年12月4日,非洲第一所孔子学院——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孔子学院成立,由天津师范大学与之合作创办。截止到2011年,非洲已有17个国家设立了22所孔子学院和4个孔子课堂。这些孔子学院都是非洲各国高校与中国著名高校共同参与建设的,双方高校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推动了双方的学科建设和学术交流。

1.开设多层次的汉语课程。根据《孔子学院章程》规定,孔子学院主要有五项任务:开展汉语教学;培训汉语教师,提供汉语教学资源;开展汉语考试和汉语教师资格认证;提供中国教育、文化等信息咨询;开展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活动。由此可见,汉语教学是孔子学院最主要的工作任务之一。近几年,非洲许多国家都掀起了“汉语热”,学习汉语的人越来越多,需求样式也越来越多元化。目前,非洲汉语课程主要有汉语专业课程、学分课程、成人语言课程、中小学汉语课程。汉语课程的开设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各个孔子学院并没有统一的模式。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津巴布韦大学和利比里亚大学等孔子学院,与所在大学联合为学生开设了汉语专业学位教育,填补了这些国家汉语专业教育的空白。非洲其他十多所孔子学院的汉语课程被纳入所在学校学分教育体系。同时,非洲许多孔子学院都开设了成人语言课程。埃及开罗大学、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顺应当地汉语导游缺乏的状况,开设了汉语导游班;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孔子学院、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等为所在国外交部、公安部、海关等部门公务人员专门开设汉语实用班。此外,内罗毕广播孔子课堂、利比里亚大学和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还开办了广播汉语俱乐部,通过广播教授汉语。

2.“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非洲由于孔子学院少,而需求量大,许多孔子学院采用“一院多点”的办学模式。所谓“一院多点”,是指一所孔子学院在校内外开办多个教学点,以满足当地不同层次的汉语学习需求。喀麦隆雅温得第二大学孔子学院帮助当地6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本科学位课程或选修课程。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孔子学院帮助当地5所大学开设了汉语专业。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开办了4个教学点,除了在大学里开设汉语学分制选修课,还在社区与贝宁中国文化中心合作,开办了成人汉语教学点。博茨瓦纳大学、基加利教育学院、津巴布韦大学、罗德斯大学和拉各斯大学孔子学院及马里阿斯基亚中学孔子课堂等均在周边大中小学设立了汉语教学点。“一院多点”办学模式扩大了汉语教学对象覆盖面,为在非洲的大学与孔子学院的汉语教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3.课程教学与文化活动并重。孔子学院除了汉语教学外,文化宣传活动也是重要的任务之一。非洲人民具有能歌善舞的天赋。针对非洲人民的特点,各孔子学院结合中国春节、元宵、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以举行晚会、讲座、中华饮食节、电影节等方式,为非洲各国民众了解中国打开了一扇窗口。津巴布韦大学、利比里亚大学等10所孔子学院成立了中文合唱团。南非斯坦陵布什大学和博茨瓦纳大学等12所孔子学院举办了图书展。马达加斯加塔那那利佛大学、基加利教育学院等孔子学院举办中国教育展。斯坦陵布什大学举办中国丝绸与绘画展。笔者所在的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学院开办了太极拳班和剪纸班,成立了学生汉语俱乐部,每年举行春节、清明节、端午节和

中秋节中国四大传统节日庆祝活动,每周末给全校学生免费放映中国电影。这些文化活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参加,同时也促使更多的学生报名参加汉语课程学习。据统计,2010年,非洲孔子学院和课堂共举办各类文化活动287场,参加人数达53000人。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2篇

1、《买椟还珠》出自《韩非子》，原意是买来珠宝而只留下漂亮的盒子不要里面真正价值高的珠宝，经常用来比喻没有眼光取舍不当；

2、《郑人买履》，遇事要实事求是，要会灵活变通，不要死守教条；

3、《滥竽充数》出自《韩非子·内储说上》，不学无术只能蒙混一时，迟早都会被淘汰出局，任何时候都要真才实学才行；

4、《画蛇添足》出自《战国策齐策二》，比喻做了多余的事，非但无益，反而不合适。也比喻虚构事实，无中生有；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3篇

1、这是一则脍炙人口的寓言故事，兔子自己撞死在树墩子上，这是生活中的偶然现象。宋国那个农夫却把它误认为是经常发生的必然现象，最后落得个田园荒芜，一无所获。不靠自己勤勤恳恳的劳动，而想靠碰好运过日子，是不会有好结果的，我们一定不要做“守株待兔”式的蠢人。

2、守株待兔原文

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韩非子》

（来源：文章屋网 ）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4篇

摘要 汉魏六朝谐谑小说开后世幽默讽刺小说之先河，考察其文学起源，当是在先秦戏谑嘲讽诗、诸子寓言、史籍谐谑故事等文学的共同滋养下得以产生，而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使谐谑小说最终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价值的文体。

关键词：汉魏六朝 谐谑小说 文学起源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谐谑小说，发轫于先秦，独立于汉魏六朝，曹魏邯郸淳《笑林》的结集，首开“谐谑小说”一体，此后继作如《世说新语・排调》、《笑苑》、《解颐》、《启颜录》等。《文心雕龙》“谐 ”篇对谐谑小说进行了理论阐释，并追溯了其产生之源。就文章的体制和写法而言，许多文体都可从先秦找到源头，考察谐谑小说之文学起源，也不能不追溯至先秦。

一 先秦戏谑嘲讽诗：善戏谑兮，不为虐兮

作为最初产生的文学样式，诗歌从诞生之日起，便承载着人们的喜怒哀乐。“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其中的戏谑嘲讽诗不仅是代表之作，更成为中国谐谑文学的发端。先秦戏谑嘲讽诗主要保存在《诗经》中，还有一些散见于《周易》及其它典籍。对于这些作品，众多学者已有详细论述，在此不作赘言，仅就其与谐谑小说一体之关系作简要考察。

首先，其语言诙谐性与内容讽刺性的统一，确立了谐谑文学寓庄于谐的创作风格。《诗经》言：“善戏谑兮，不为虐兮。”《笺》曰：“君子之德，有张有弛，故不常矜庄，而时戏谑。”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认为：“‘善戏谑兮，不为虐兮’，此谓言语之闻耳。后人因此演而为诗，故有俳谐体……虽含讽谕，实则诙谐。”《诗经》中不乏诙谐幽默之作，然其创作精神却是“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诗经》中的优秀之作正是具有这样一种含蓄委婉不直露的特点，于嬉笑怒骂中显示着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成为喜剧文学的起点。

其次，其形式上的故事性孕育了谐谑小说产生的因子。董乃斌先生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说：“小说是一种具有虚构情节的叙事性散文，‘事’是构成小说内容的根本和基础；小说文体便是人与‘事’的关系发展到一定阶段，人对‘事’的认识、把握、记忆、表现（反映）能力进步到某种程度时才开始孕育，由萌芽而至于诞生的；诸种先于小说成熟的文体中实际上均不同程度地含有小说因素。而诗歌自其一出现便与‘事’有着密切联系，‘感于哀乐，缘事而发’。”《诗经》中呈现出浓郁的感事色彩，如《齐风・鸡鸣》，“鸡既鸣矣，朝既盈矣。匪鸡则鸣，苍蝇之声。东方明矣，朝既昌矣。匪东方则明，月出之光。虫飞薨薨，甘与子同梦。会且归矣，无庶予子憎”，男女对答之语充满谐趣，以散文之笔写出，可作谐谑小说读。又如《唐风・山有枢》：“山有枢，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娄。子有车马，弗驰弗驱。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山有栲，隰有 。子有廷内，弗洒弗扫。子有钟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乐，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有华服骏马、豪宅美馔却不知享用的守财奴，成为后世此类形象的原型。

再次，《诗经》中戏谑嘲讽之作开俳谐一体，而俳谐诗于谐谑小说中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谐谑小说的可读性。如《启颜录》中云：“唐宋国公萧 不解射，九月九日赐射，箭箭俱不著垛，一无所获。欧阳询咏之曰：‘急风吹缓箭，弱手驭强弓。欲高翻复下，应西还更东。十回俱著地，两手并擎空。借问谁为此，乃应是宋公。’”这里俳谐诗成为谐谑小说的创作手法之一，以诗作调笑时见于汉魏六朝谐谑小说之中。

《文心雕龙・谐 》中探寻谐谑文学源头时，也追溯至先秦民间戏谑嘲讽之作，认为“夫心险如山，口壅若川，怨怒之情不一，欢谑之言无方”。谐谑小说即源于民众之“戏谑之言”。“谐 ”篇中揭示到：“昔华元弃甲，城者发 目之讴；臧纥丧师，国人造侏儒之歌；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据《左传・宣公二年》载，宋郑两国交战，将领华元丢盔弃甲，筑城民工嘲讽之，“ 其目，皤其腹，弃甲而复，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讥其瞪眼挺肚、趾高气扬，却不知羞耻的丑态。《左传・襄公四年》又记，鲁国大夫臧纥丧师辱国，百姓诮之，“侏儒侏儒，丧我于邾”。这些戏谑之歌单独看来，并无可笑之处，然置之于事件中，却感受到下层民众对统治者的强烈不满和怨恨之情。不敢明谤，寄之隐语，于调笑中见尖锐讽刺，可作谐谑小说观。

二 诸子寓言：谐谑中蕴含哲理，哲理中闪动谐谑

诸子散文对后世小说产生影响的有两个部分：一是散文中的叙事成分，二是散文中的寓言成分。而后者以其强烈的文学性为小说的萌发提供了重要契机。诸子寓言数量巨大，仅《韩非子》一书就有三百余篇，考其总数当在千篇以上。其中许多故事妙趣横生，谐谑中蕴涵着哲理，哲理中闪动着谐谑，成为谐谑小说的又一文学源头。鉴于前贤对诸子寓言喜剧性成因、特征等多有论述，重复部分兹不赘述，这里主要考察其对谐谑小说一体的影响。

其一，诸子寓言就其题材而言是讥讽的，手法却是俳谐的，寓庄于谐，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先导。寓言继承了《诗经》的讽刺传统，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人情世态、迂腐观念及思维方式予以辛辣的嘲讽，其借古讽今、含沙射影、反语相讥、谈笑讽谏、旁敲侧击、借外讽内、自嘲自讽等讽刺技巧，为后世讽刺喜剧艺术和民族语言表达技巧的发展提供了珍贵的借鉴。其以风趣、隽永、讥诮的语言，达到寓教于乐的目的，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宗旨。

其二，诸子寓言虚构、夸张的叙事描写技巧，对谐谑小说一体的形成起着哺育滋养的作用。先秦诸子在宣扬学说、游说进谏之时，为增强论辩的效果，向民间学习，大量引用民间故事和史实加以改造或独立创作，这些为说理论道服务的寓言“开创了虚构故事情节的艺术手法”。虚构的故事不一定具有喜剧性，而辅以夸张的创作方式，则更具喜剧的特质，如“守株待兔”、“邯郸学步”、“揠苗助长”等故事，既营造出诙谐幽默的氛围，又达到了讽刺的效果。宋代黄震认为，“庄子以不羁之材，肆跌宕之说，创为不必有之人，设为不必有之物，造为天下所必无之事，用以眇末宇宙，戏薄圣贤，走弄百出，茫无定踪，固千万世诙谐小说之祖也。”这里正是着眼于虚构、夸张手法于其中的运用。诸子寓言成为后世谐谑小说创作的不祧之祖。

其三，诸子寓言中愚人类型的出现开谐谑小说嘲愚之先声。中国自古就有尚智的传统，提倡通融变通，反对呆板守旧，对于愚人给予辛辣的嘲讽。先秦典籍中更是保存了大量讽刺故事，并塑造了一些箭垛式的愚人形象。依据他们各自不同的表现，有迂腐机械者、幼稚无知者、自以为是者、冒失蛮干者，其中宋国愚人形象成为典型。如《孟子》中的“揠苗助长”，《庄子》中的“适越卖冠”、“鬻技封侯”，《韩非子》中的“智子疑邻”、“守株待兔”，等等，不胜枚举。王利器先生曾说：“如果说笑话这种文艺形式的作品，在东汉末年的《笑林》才见于著录，那么，在战国以来诸子中有关宋人的讽刺小品，就是这种文艺形式的滥觞了。”而《笑林》中“齐人学瑟”、“担山鸡者”故事则直接来源于《尹文子》一书。大量讥讽愚人之作反映了民族群体意识对智慧的认同，而此观念又积淀为群体意识，反映于各种典籍之中，对愚的贬斥，千载不绝。嘲愚也由最初的寄生于诸子著作中的说理论辩的例证，发展为一种独特的文学题材。

其四，诸子散文中寓言的大量集中出现，如《韩非子》中《说林》、《储说》就可看作寓言作品的专集，影响着后世谐谑小说专集的产生与发展。“《笑林》、《艾子杂说》、《笑府》、《广笑府》、《笑得好》、《俏皮话》，等等，这众多的一脉相承、延绵两千余年寓言文学的巨著中，都可看到韩非《说林》和《储说》首创之功的光辉。”而作为谐谑小说集的开山之作――《笑林》，其名称也本自《说林》。《史记・韩非传》、司马贞《索引》说：“《说林》者，广说诸事，其多若林，故曰《说林》也。”渊源关系可见一斑。

此外，诸子寓言中的许多谐谑之作如独立出来，可视为谐谑小说的题材。有的作品被收入谐谑小说集中，如上文所提到的“齐人学瑟”、“担山鸡者”故事；有的成为谐谑小说中某类故事的原型，如宋国愚人故事；有的被改编成为谐谑小说的佳作，如明代孙仲龄就将《孟子》中的“齐人有一妻一妾”故事扩充改写为《东郭记》。尽管二者有许多共通之处，许多寓言中涵盖着谐谑小说之作，而许多谐谑集中也不排斥诸子寓言的谐谑故事，仍不能在二者间划上等号。因为诸子散文中的寓言故事不具有独立性，它只是诸子散文的结构单位，孕育和滋养着谐谑小说一体。

三 史籍谐谑故事：历史中的诙谐一幕

明绿天馆主人在《古今小说序》中说：“史统散而小说兴。”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认为，史传所包含的小说文体因素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点：第一是结构方式，第二是叙事方式，第三是修辞方式。史籍与小说有着难以割舍的血缘关系，而史籍中的谐谑故事更是谐谑小说之先声。如果说先秦时期即已产生了萌芽状态的“准小说”，那么其中的谐谑之作则不妨视之为“准谐谑小说”。

春秋战国之际，诸侯各国互相征伐，兼并剧烈，作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士，或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或为稻粱谋，奔走列国，献计献策。其语浅近通俗，特别讲究论辩技巧。对此，郑凯先生在《先秦幽默文学论》中有详细的分析：这些游说之辞、外交之语诙谐幽默，又暗含锋芒，丰富了言语技巧，魏晋南北朝时期清谈的言语智慧以及对智语的推崇，无疑是对此的继承与发展。明代李维桢《广滑稽序》言：“春秋战国时聘问之使，游说之徒，酬往数言，肆而隐，曲而中，使人惊心动魄，解颐捧腹。”当然，这些记录机敏文人游士言行的篇章，其本身就是富于谐趣的佳作，为谐谑小说创作提供了素材。

先秦史籍中，不乏具有喜剧色彩的著作，如《左传》、《战国策》等，其中或有诙谐的民间故事，如《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或有统治者愚蠢举动的实录，如《左传》中所记宋襄公的蠢事，“无疑是今天我们所见的最早的真人真事的笑话”。这些故事风趣隽永，对六朝谐谑小说之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仅曹林娣、李泉辑录的《启颜录》一书就有15则故事本自史书。而《晏子春秋》一书则以其活泼生动的语言、滑稽幽默的故事，成为谐谑小说创作的先驱。该书围绕晏子的生平活动，塑造了一位娴于辞令、机敏干练的贤臣智者形象，而晏子也成为谐谑故事中的箭垛式人物，与愚人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体现了中国文化中“尚智”的传统。鉴于众多学者对该书有大量深入研究，在此笔者不再具体举例论述。需要指出的是，此书作为喜剧人物之专集，其滑稽谐谑故事的集中出现具有重大意义。如果说《史记・滑稽列传》是自觉地对谐谑之人、谐谑之事加以归类，是谐谑故事结集的先声，那么，《晏子春秋》就是非自觉状态下谐谑故事的独立专集，具有开创意义，不妨称之为“准谐谑小说集”。

综上，正是在先秦戏谑嘲讽诗、诸子寓言、史籍谐谑故事的文学滋养下，谐谑一体得以产生并成形。而对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展，使谐谑小说最终成为具有独立品格和价值的文体。

参考文献：

[1] 孟稚：《文心雕龙・谐 ――谐谑小说的理论阐释》，《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

[2] 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六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 何宗美：《论先秦寓言的喜剧美特征》，《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 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小说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5] （宋）黄震：《黄氏日抄》《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86版。

[6] 汤利伟：《先秦寓言中愚人形象分类及宋人居多的原因》，《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

[7] 王利器、王贞珉：《中国古代笑话选注》，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

韩非子的寓言范文第5篇

“守株待兔”出自《韩非子q五蠹》：“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冀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

这则寓言的寓意，向来被概括为讽刺妄想不经过努力而得到成功的侥幸心理。但我却以为，这样概括似嫌稍浅。

这则寓言实际上涉及到概率的问题。依相关解释：概率，是对随机事件发生的可能性的度量。不可能再发生的事称之为“偶然”；可能再发生的事称之为“或然”，可能再发生的事发生的次数有多有少，可能性也就有大有小；完全可能再发生的事称之为“必然”。把偶然发生的事当作必然，或者把必然发生的事当作偶然，都会产生悲剧。农夫捡到一只因奔跑撞到树上而死的兔子，是偶然的，不可能再发生的，“兔不可复得”。农夫的悲剧就在于把偶然当成了必然，以为兔子会接连不断的撞上来给他拾取，所以“身为宋国笑”。

由此就想到当下的教育。

为什么要让孩子受教育？按宏大叙事，是要把孩子培养成合乎社会规范的人，社会需要的人，亦即人才；按私人叙事，是让孩子生活得好――考个好学校，找个好工作，组成个好家庭，养育个好儿女，一生都幸福。而这一切的起点，是要有个好成绩。所以，学生成绩不好，特别是因为不努力而成绩不好， （下转59页）（上接49页）往往要受到老师家长的批评甚至逼迫。

这往往引起学生的不满：怎么着还不活一辈子？非得读书、非得考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