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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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管理范文第1篇
随着财政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预算外资金管理已逐步转变为非税收入的管理，但是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等方面，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本文就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谈一些粗浅的认识。
一、非税收入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
由于非税收入管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和公共财政框架的逐步构建，在预算外资金管理基础上形成、演变和发展起来的，还缺乏严格、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法。目前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对非税收入管理与监督的认识不到位
一些部门、单位甚至领导同志往往对政府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没有足够的认识，把预算外资金视为单位自有资金，似乎非税收入不是正规的财政收入，政府不必调控，财政无须管理，割裂了管理与监督的必然联系。从财政部门来说，重分配轻监督、重收入轻支出，忽视了对整个非税收入资金流程过程的监督，从而使得我国对非税收入财政监督体系的建设长期处于低水平，不能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管理要求。
（二）管理机制不健全、管理范围不到位
1.管理机制不健全。一是非税收入管理没有一个统一的管理机构。1996年以来，随着预算外资金管理形势的发展变化，县级财政部门都相继成立了预算外资金管理机构，对加强和规范预算外资金管理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目前这些机构大部分承担着非税收入的管理职能。但随着近年来地方机构改革的实施，原有的这些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就目前机构设置的情况看，有的继续保留了原有的预算外资金管理办公室，有的改为非税收入管理办公室，还有的撤消了原有机构，将其职能并入到国库支付中心或分解到其他有关机构，使得政府非税收入征管形成多头管理格局，分散了征管力量，造成管理脱节、收入流失、分配失控、监督失灵；同时，也大大增加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成本，降低了管理效率。二是尚未建立科学、规范、完善的非税收入收支管理运行机制。在非税收入征收政策制定、财务管理、预算编制与执行、会计核算、监督检查等方面，存在职责交叉不清，管理政策不明，没有形成一套合理的征收管理机制、科学的支出运行机制和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
2.管理范围不到位。从掌握的资料看，管理范围基本上还延续着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范围，仅局限于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以及罚没收入等方面。象国有资产经营收益，国有企业应上缴的税后利润，股份制企业、联营企业、合资合作企业、国有股权分红(分利、出售、转让)收入，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国有资产出租(出让、转让)收入，以及其他国有资产经营收益等没有明确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管理实际与形势发展要求不相适应。
（三）非税收入管理监督的法制建设滞后
目前，非税收入从立项、定标、征收、票据管理和资金使用各个管理环节尚没有一套统一规范的法律、法规。一方面财政部门缺乏对非税收入实施有效管理和监督的法律依据，造成政府非税收入的安全与完整受到威胁，甚至会流失；另一方面由于非税收入的所有权、使用权和管理权未能真正归位，目前仍由各个执收执罚单位分散征收，给政府非税收入监管工作带来困难，扩大了监管成本，监管检查的成果难于巩固，影响监管整体效能的发挥。
（四）收费行为不规范，监管分工不明确
目前，凡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部门和单位，一般都有收费项目或罚没收入，一些部门擅自提高收费标准、自立收费项目，有的甚至还搭车收费，而承担政府非税收入监管任务的部门则较多，包括审计监督、财政检查、纪检监察等。由于这些部门之间缺乏明确分工，日常监管与专项检查缺乏制度化的界定与配合，造成了监管上“缺位”与“越位”现象十分普遍。
（五）收支管理约束“软”
政府非税收入征收实行“票款分离”的管理方式未能得到很好的执行，违法乱纪行为时有发生，管理效果不理想。由于一些部门、单位推行部门预算不彻底，使得政府非税收入征管和支出安排存在较大的随意性，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财政部门在非税收入管理上，处于被动状态，缺少强有力的法规约束。如在非税收入征收环节上，先由资金使用单位征收后再缴入财政专户，在这种征管模式下，财政无法对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过程进行有效监督，为随意减免、巧立项目、坐收坐支以及私设小金库等行为提供了条件；在使用上，“谁收谁支”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综合预算、部门预算没有彻底落实，即使纳入预算，也不完整，从而导致各部门存在“多收多用、多罚多返”的现象，加之支出安排没有真正落实到项目，使预算约束和监管流于形式。二、加强非税收入的管理与监督的对策
（一）统一思想，提高认识
增强监管意识，加强监督管理。这是财政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财政监督管理创新与改革的需要，确切地讲，是维护财政秩序，优化经济环境，确保财政经济正常运转的迫切要求。非税收入的监管，是解决非税收入活动的合理性、合规性，实现财政收入有效配置的需要，也是解决非税收入按时征收、资金合理使用，及时防止浪费和不良现象发生的有效途径。按照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逐步建立起非税收入管理的新理念，把思想真正统一到非税收入“所有权属国家、使用权归政府、管理权在财政”的共识上来。进一步明确非税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是部门和单位的自有收入，必须由政府财政部门统一归口管理。
（二）建立健全法制监督机制
建立完善系统的法律规章制度，是建立—个有效的非税收入监督体系的基础。在完善非税收入管理制度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一套专门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形成一个管理有机构、有人员、有职责的新局面，形成一个以政府财政为主体，执收单位和物价部门相互配合的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模式。进一步完善对违法违纪责任人的追究制度，坚持把处理事与处理人结合起来，财政部门要与其他监督部门、执法部门密切配合，综合运用经济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达到标本兼治的目的。同时，要比照税收征管办法，进一步完善各项非税收入“征、管、查”制度，实行非税收入征、管、查相分离，确保非税收入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严格征管，规范运作。
（三）进一步明确监管部门的职责及相互关系
由于非税收入的监管各部门组成的运行机制各有不同，因而各自相对独立地发挥着非税收入监管作用。非税收入是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其属性来看，非税收入的征管主体只能是财政部门。非税收入的监督部门主要有：立法机关、财政稽查与监督、审计机关、社会中介机构、司法监督等。各监督部门的主要作用是：立法机关主要对非税收入活动进行监督，应以收入立项审查批准为主要内容；财政稽查主要负责对非税收入征收与使用的监督；审计机关主要是对政府非税收入活动的监督，是独立的专门监督机构；社会中介机构则受托参与对非税收入缴纳和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司法监督主要是对严重违法违规的行为处罚；社会团体和新闻监督主要是对非税收入活动中违规行为进行道德监督，为其他监督机构履行其职责营造出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
（四）纳入预算管理，规范收支行为
将政府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体系，这是健全非税收入监督系统的核心。非税收入的规模越来越大，只有将其纳入预算管理，才能增强预算编制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完整性，使监督工作与财政资金运行同步化、程序化；才能增强政府预算的刚性。同时要完善预算管理与监督相结合的预算运行机制，从制度上保证财政内部监督的经常化、规范化；并对各用款单位的资金支出和使用过程实施控制，强化监督力度，确保有限的资金用在刀刃上。
（五）完善“综合预算”，变“收支挂钩”为“统筹安排”
各级财政部门要彻底改变对非税收入按一定比例返还、收支挂钩的管理模式。除有特定用途的非税收入或个别非税收入需补偿征收成本支出外，非税收入原则上由政府统一安排使用，不与有关部门的支出挂钩，不再实行结转部门下年使用的办法。对非税收入按资金性质实行分类管理：一是对各种具有专项用途的专项收费和政府性基金等，实行预算编制与统筹调剂相结合的办法。二是用于执收单位人员支出和公共支出的收费，实行收支脱钩。三是社会公共资源有偿使用招标、拍卖等所取得的收入，除安排必要的成本性支出外，其余由政府统筹安排，体现非税收入是政府性财政资金的属性。从根本上解决行政事业性收费经费化的问题和部门之间在收入再分配中苦乐不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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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管理范文第2篇
1.1问题提出
中国在由二元经济社会跨入现代经济社会的过程中，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和城市化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必然的趋势。改革开放20多年来，已有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成为城市中“事实上的迁移人口”，在中国城市中已出现诸如“浙江村”之类的移民自发安置形式[1,2]，无论是数量巨大的流动人口还是采取自发安置的“移民”，都已经给中国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进入90年代，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从“离土不离乡”[3]的就地转移进入全分离的异地转移阶段，并主要以流入城市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城镇为主流[4-8]。目前和今后，在中国城市中将面临严重的移民安置问题。
数量巨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去何处？在城市中如何吸收安置移民并让他们能够融入城市社会？其次还有文化的适应和社会的稳定发展问题。但目前国内的研究集中于劳动力转移的原因机制和影响分析，对城市外来移民的吸收安置研究薄弱。
1.2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
本文界定研究对象为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主要是指从农村来的、在城市中生活了较长时间、户籍没有迁移的、素质和收入水平较低但存在预期收益的、待迁移和有长期定居意向的“准移民”。“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安置”是从“人类安置”的主要含义出发，主要是期望从解决移民最基本的住房问题角度，来达到在城市安置移民的目的。
1.3城市外来低收入移民的调查特征
本文采取观察访谈和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对广州市和东莞市的一般抽样调查和50个镇村的重点调查，获得合格问卷459份，（占95.8%）。调查发现：近10～20年来，城市外来人口增长速度很快，已接近并超出当地常住人口。在被调查的外来人口当中，男性多于女性，71.1%的人在30岁以下、年龄结构（特别是女性）偏向年轻，70.4%的外来人口接受初中或高中教育，56.8%的外来人口来自农村地区，66.1%的外来人口在城市滞留超过1年以上并且有延长的趋势，主要就业于第三和第二产业的非正式部门，目前仍属城市中收入不稳定的中低收入阶层。
2城市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分析
2.1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类型
调查表明，目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居住类型主要有如下8种（表1），其中住出租屋、住单位集体宿舍、擅自占住和寄（借）住4种主要类型分别占49.45%、25.27%、15.60%和4.84%，合计占95.16%。
表1外来人口的现状居住类型
Table1Actualoccupancytypeofnon-nativebornlow-incomemigrants
居住类型人数（人）比例(%)
A寄（借）住224.84
B擅自占住7115.60
b1露宿34.23
b2废弃房屋57.04
Bb3水上船只11.41
b4建筑工棚4563.38
b5自建窝棚1115.49
b6其它68.45
C住旅馆招待所20.44
D住出租屋22549.45
d1租公房94.00
d2租私房15167.11
Dd3经营用房125.33
d4租临时房屋10.44
d5集体出租屋167.11
d6其它3616.00
E住单位集体宿舍11525.27
F住自己购买房屋91.98
G住自建房屋71.54
H其它40.88
*24人没有回答。
A、寄（借）住。外来人口寄（借）住在亲戚、朋友、熟人和主人家，其居住条件相对较好，但易激发寄住家庭的矛盾，居住既不长久也不安稳。
B、擅自占住。外来人口在城市中露宿、占住废弃的房屋、居住水上船只、在建筑工地搭建工棚、自建窝棚等。擅自占住实质是对土地的“非法入侵”，易受到政府的整治，是一种临时暂时的居住方式。
C住旅馆招待所。在被调查的人中所占比例最小。
D住出租屋。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租住单位公房、城镇和农民私房、临时房屋以及集体出租屋，这已成为外来人口的主要居住方式。由于外来人口的急剧增加，在需求刺激下城市中非正式的租赁市场已经形成。住出租屋已经使外来人口的居住条件略有改善，但常常是尽可能多的人挤住在一间房子里，居住条件仍非常艰苦。
E住单位集体宿舍。比例上仅次于住出租屋的方式。一般工厂均为工人提供集体宿舍，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企业，在一些私人企业则可能是在工场旁边随意搭建一些临时窝棚供工人居住。集体宿舍一般只允许个人居住，当家属随来时只好外出寻找出租屋居住。
F自己购买住房和G自建住房。这两种方式目前所占比例较小。
2.2外来人口现状居住特征
2.2.1居住行为特征
目前外来人口短期安置行为趋向明显。虽居住条件较差，但都表现出极强的忍耐性。实质上多数外来人口在对待住房上只是无可奈何的采取一种暂时的、对付式的办法来解决。
2.2.2居住状况
①74.4%的人采取同住方式以分担租金。②69.7%的外来人口人均实际居住面积低于8m[,2]／人。③多数缺乏基本的设施条件。79.5%的人住房缺乏成套设施，40.4%的人其住房有最基本的独立厨厕，其他为根本没有任何设施的工棚、窝棚和水上船只。
2.2.3居住空间分布与景观特征
外来人口在城市中可分为聚居式和散居式两种类型，具体又可分为“村庄”聚居型、单位聚居型和遍在散居型。在珠江三角洲的三资和外资企业，单位宿舍的提供只是保证再生产连续进行的一个中间管理环节，居住行为被作为生产行为的一个部分得到集中管理，就象一只只“口袋”将外来人口装了起来；而在外来人口聚居的“都市村庄”，建筑密度一般在70%以上，“接吻楼”、“握手楼”随处可见、布局杂乱；村庄基础设施不完善，通风不畅、采光不足，而由擅自占住和租住形成的窝棚区，垃圾遍地，污水横流。
外来人口不仅本身居住条件恶化，而且刺激城市非正式的住房租赁市场形成，促使“都市村庄”满目扩建；而暂时性短期安置则使城市出现二元结构、形成社区分割，已给社会和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影响。外来人口在城市中的短期安置行为，应源于中国传统户籍管理制度所带来的移民在身份认同上的障碍；安置问题所以产生在于现有住房制度中，面向中低收入阶层的社会住房资源配置不足，或根本没有意识到外来人口巨大的住房需求。
3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自助安置
3.1自助安置的内涵与理论应用
自助(Self-help)安置起源于20世纪初，作为一种理论形式则起源于60年代，后由于世界银行的肯定和参与，使其成为一种解决低收入阶层住房问题的世界性计划[9,10]。
自助是一种与其它建设系统不同的建设方式。住在这种自助式住房中的个人和家庭必须通过自财政、自劳动和自管理等等参与住房建设过程，这可能是完全自发的、也可以由机构组织发起的。自助安置理论其核心是期望通过解决城市低收入移民阶层最基本住房问题来达到在城市安置他们的目的[11～19]。在发展中的拉丁美洲等地区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盲目流向城市，移民首先面对的是最基本的居住问题；其次由于受教育程度低、难于就业而普遍收入低，更进一步加重了移民安置问题。完全自发的城市“擅自占住”因而成为必然，并严重影响城市发展。有组织的自助安置期望通过移民和机构的努力，在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同时，通过提高文化和社会意识，最终在城市安置[10]。
在中国，目前对城市化过程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流动人口安置，理论上主要有两种解决问题的方式：一是“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建立国家和地方的宏观调控体系，使流动人口“合理有序”的流动[20,21]。这是一个调控过程没有到达安置的层次；一是“自下而上”的方式。80年代以后，中小城镇的发展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发挥了重要的“截流”作用[22]，改革开放15年以来小城镇累计吸收了3000多万的劳动力就业[23]。这是宏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McGee的Desakota模式描述了在较发达的核心区域以自下而上为主的城市化过程[24]。由于非农经济的迅速发展，这些区域不仅吸收了本地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内地民工[25～28]。这是中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问题解决方式；在这里，试图构建一种微观层面上自下而上的方式，主要以外来低收入移民自我依赖为主的安置方式。
3.2交叉分析
对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与现状居住类型作交叉分析，结果表明：
(1)在现状三种主要的居住类型中，住出租屋的和住单位集体宿舍的文化程度略高、滞留时间略长，一般主要从事第三产业但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从事第二产业；擅自占住者以来自湖南和四川的为多，住出租屋的主要来自湖南、广东、江西和四川，其他来源分散；虽然多数来源于农村地区，但住出租屋和住集体宿舍的有更多来自城镇甚至城市地区。
(2)在外来人口中，文化程度越低的现状主要采取方式B和A，初高中及大专以上主要采取E、F和G；滞留时间越短的（1年以下）主要采取B和A，滞留时间较长的（1～3年）主要采取F，滞留时间更长的主要采取E和G；从事第一产业的主要采取G，从事第二产业的以E比例最高，而从事第三产业的则以F和G比例较高；目前储蓄水平越低的（1万元以下）主要只能A寄（借）住，储蓄水平相对较高的主要采取G、F和E；来自湖南、广西和贵州等省的以B和A比例最高，来自距离较远的四川、湖北、江西和河南等省的则以E、F和G比例最高，而来自距离更近的广东其他地区的主要是F和G、或者可能是依靠近亲采取A寄（借）住。
显然，A寄（借）住、B擅自占住和C住旅馆招待所更接近暂时性短期安置行为，而D住出租屋和E住单位集体宿舍属过渡性安置行为，F自己购买房屋和G自建房屋则表达较长期的迁移安置倾向。
3.3解决移民安置问题的一个基本框架
目前采取D住出租屋、E住单位集体宿舍、F住自己购买的房屋和G住自建房屋等居住类型的外来人口可能导向自助安置，以下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框架：
(1)首先要开展自助安置试验。有两种结果：其一是导向移民永久城市安置，其二可能因为移民收入积累、家庭牵制和城市适应等问题失败返回来源地城镇安置或农村；(2)自助试验主要有个人和机构两种启动方式。由于外来移民收入两极分化，一些可在一定政策条件下购房安置，一些开展个人自助建房安置；机构自助的发动者可以是企业、地方和社会组织，国内的或国外的；机构自助是解决问题的主体。(3)在空间层面上，合适的自助安置试验应从发达地区的城市（镇）和大城市的中间及圈层开始。在试验过程中，无论是储蓄收入、文化素质还是城市适应性，移民通过自身积累都会得到提高，其结果：一部分外来移民融入当地城市（镇），一部分可能由于收入提高以购房安置形式进入大城市，一部分可能由于适应问题回返来源地城镇安置，当然仍有部分返回农村。
适合自助安置的城市外来人口基本特征如下：年龄在19～29岁或以上，有一定的文化程度（至少具有初高中或大专以上），目前在该地区已滞留一个较长的时间如1～3年或以上，有一定的储蓄水平（或者接受家庭援助的可能性）如有1～3万元以上，来自距离最近的地区和反而来自距离相对较远的省份的外来人口。
3.4住房发展与自助教育
在中国社会经济条件下，如果政府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自助住房生产计划将是可行的。但同时要使自助超出单纯的自助住房生产，关键是在自助住房发展计划中开展自助教育。
通过教育和培训，不仅希望为成员提供住房和服务设施，而且在于促进一个民主的自管理的整合的城市社会的形成。一般自助教育和自助住房建设如影相随同时进行（表2）：
表2一般的自助教育－住房发展时间表
附图
a-A介绍自助合作的规则、组织和功能，介绍机构和自助组织法，讨论成员地位和职责；b-B了解住房规划设计、财政和资助、建设和建筑、组织和管理，讨论并参与规划设计；c-C小规模住房建设的方法、设备和工具使用、建筑技术和合作技巧的理论与实践培训；d-D住房扩张、环境和住房维护、住房资源利用的技术培训，参与成员管理会议；e-贷款偿还、会计知识培训，沟通技巧和职业培训，社会责任教育等等。
通过自助和自助教育，首先可以解决最基本的住房问题，其次学习与建筑相关的技术知识，提高资金运用和相关的组织管理能力；表达自己的动机期望，认识个人权利和社会责任，形成一定的社会意识并激发个人潜能；增加与社会的联系，提高移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能力。自助住房建设的过程因此成为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过程，自助住房生产模式是自下而上的外来移民安置模式。
4外来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4.1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内涵
自下而上的城市化，是指发生在农村地域，由基层社区政府发动和农民自主推动的、以农村人口在农村内就地转移，建立小城镇为中心的城市化过程[6]。
如果在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另一种形式的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将会出现，与以上对自下而上的城市化的理解不同的是：在地域上，城市化发生发展的地域在城市而非农村；城市化人口来源非来自农村的就地转移而是异地转移。但理解大致相同的是：城市化发动的主体来自“下”，即城市化发展投资主体主要来自地方社区和农民群体及个人，以自有和自筹资金为主。
4.2外来移民安置对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影响
4.2.1外来移民安置与城乡经济发展
在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作用下，试图建立一种促进农村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机制：在国家鼓励自助安置的政策和减少农村土地对外来人口的牵制作用下，通过自助提高外来人口的城市适应能力，实现劳动力的空间异地转化，农村规模经营和规模经济发展。外来人口在城市就业将大大促进城市非正式经济发展。由于开发性移民安置中自助教育的作用，外来移民的文化和社会意识及移民素质等都会得到提高，移民在就业中逐步从就业于非正式经济部门转向就业于正式经济部门的可能性，显然要大于没有实施开发性移民安置模式以前，从这个角度看则长期有利于城市正式经济的发展。
4.2.2外来移民安置与城市空间的有序评价
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是在同一地点同时发生的，这将意味着实质性的城市空间扩张。如果空间位置选择得当、组织合理、整个开发过程在非完全商业化的前提下来进行，将实现城市空间的有序发展。由于在自助过程中鼓励自助组内密切的家庭联系和住房合作建设的开展，通过自助教育提高移民的质素加强移民与社会的联系，等等，将使所形成的安置“空间连接度”[29]提高，如果通过诸如自助教育、自助规划和计划、政府和操作者的作用等组织过程，对内部连接度已较高的住房活动［D=D（资金、土地、设施等）］、产业活动［I=I（非正式的、正式的）］和衍生活动［S=S（教育文化、社会意识等）等按不同的功能属性和类型结构进行组织，将实现空间的有序发展，形成等级的移民安置空间（图1）。
附图
图1对自助安置模式空间有序发展的认识
Fig.1Knowledgefororderlyspacedevelopmentofself-helpsettlement
4.2.3移民安置与城市社会空间整合
由于在开发性移民自助安置中，鼓励团结的自助来进行住房建设和相应的活动，可以预见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将再次成为移民在自助中的联系纽带，移民文化将在异地得到发展。自助安置必须充分考虑与移民文化相关的问题，另一方面如果引导不当，在自助中发展的移民文化现象将对城市社会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在自助教育下发展的移民文化与在自发的地缘、血缘、人缘和业缘关系基础上发展的移民文化相比，将可能发生一些质的变化：自助教育使移民无论在与职业、收入相关的经济层面上，还是在观念、城市文化认同和心理的归属感等文化层面上，其城市适应性将得到大大增强。结果将首先使外来移民在“精神”上实现城市化，其次，移民在文化和社会意识上的质的变化，将最终促进移民与城市的整合，由社会隔膜和社会分割所引起的社会冲突和相应的社会问题将大大缓和。
4.3移民安置与城市化发展
在国家相关政策作用下，经过内外力的交互作用，城市外来移民为发动的主体。资金来源于国际援助、国家长期贷款，并以自助机构获得的信用贷款和自财政为主要的资金来源。在自助住房建设中同时必须开展自助教育和培训，从而使自助模式超出一般的住房建设成为一种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三种有利于城市化发展的结果出现（图2）：
附图
图2自下而上的开发性移民安置与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Fig.2Below-updevelopingmigrantssettlementandbelow-upurbanization
其一，在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使用制度改革配合下，农村剩余劳动力将通过自助住房建设脱离农村、居住城市，在发达地区的村镇、城镇和城市三个层面实现劳动力空间转化；其二，城乡社会经济发展互动反馈。城市非正式经济的发展，一方面在城市地域通过人口集中和产业集聚使城市空间扩张，另一方面城市正式和非正式经济的发展将改变城市的经济结构；其三，在自助教育过程中，移民城市适应性增强、观众转变、文化和社会意识提高，在“精神”上成为城市化的人。城市空间扩张、经济结构转化和移民精神城市化构成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发展。
收稿日期：2001-04-28；修订日期：2001-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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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管理范文第3篇
处理方法正在逐步向国际惯例靠拢。同时，这些商业银行内部也加强了对银行业务的财务分析和相应的会计监控，在对银行贷款质量的分析和呆账准备金的计提等方面都有了很好的完善。但笔者发现有较多的国内商业银行在对银行收入的处理和监控中较侧重与利息收入有关的方面，而不太重视银行手续费收入的分析和会计监控。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几个：
从相对角度来看，一般国内商业银行的手续费收入占到银行整个收入的比例不高，容易被忽视；
由于手续费业务单笔的收入金额相对较小而同时又是经常发生的常规业务，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往往会认为其营运风险和控制风险度较低；
手续费收入的来源往往是从客户的存款账户中直接扣除或者通过现金的方式直接取得，会计处理较简单，许多人会因而觉得其出差错的可能性较小。
对此，笔者有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国内商业银行在加强利息收入的会计管理程序的同时绝对不能忽视对手续费收入的管理。其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
从绝对值的角度来看，国内商业银行每年的手续费收入仍然十分可观。尤其是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和国内金融业务产品的不断拓展，很多国内商业银行近年来的手续费收入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不适当的会计处理及不严密的管理监控依旧会对商业银行的业绩产生不利的影响。
手续费收入中来源于个人客户的比例日益增加。随着个人信用卡业务的迅速发展，各个银行之间的跨行ATM手续费有迅猛的上升。同时，与个人储蓄业务相关的手续费业务也有大幅度的扩展。手续费收入计算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在广大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形象。
对于中间业务来讲，手续费收入往往会和其他业务有着紧密的关系，如贸易融资，国债发行等。通过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可以对这些相关业务的财务分析以及银行的战略规划起到十分重要的补充作用。而加强对手续费收入业务的监控也可以用来复核相关业务处理的适当性。
以笔者从事会计师审计业务的角度来看，目前一些国内商业银行在手续费收入的管理上主要有以下一些问题：
一、会计科目设置不科学
国内商业银行的手续费收入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国内外的结算业务，如信用证的开证、通知，票据托收等；个人银行业务，如跨行ATM取款手续费，异地汇款，信用卡消费所带来的商户佣金等；其他业务，如代中央银行承销国债发行的手续费等。
目前国内商业银行对手续费收入科目中子科目的设置较为随意且不够细分。对于一些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新业务没有单独设置子科目来反映，造成内部管理层在进行相应财务分析时的针对性有所下降。各个下属机构对于同一种业务产生的手续费究竟记录在哪一个子科目没有统一的理解，从而使得汇总数字反映的情况与实际有所背离。
二、会计处理不当
一般而言，手续费收入的入账较为简单。多数情况下银行会直接从所服务的客户在本行的存款账户中扣除相关的手续费，如果该客户在该行未有账户，则会以收取现金的方式来确认收入。但在某些业务的处理上这样的会计处理却存在一些问题。如国内商业银行在开具备用信用证时，对于收取的手续费通常是一次确认为手续费收入。但由于备用信用证就本质而言是一种保函，其开立生效的时间往往较长，经常会跨越一个会计年度。在这种情况下，较好的会计处理方法是分期确立收入，即将收到的一部分非当期收入记入递延收入。而目前这些商业银行的做法会造成在本年度多确认收入，从而承担额外的税项负担。
三、缺乏业务监控的必要程序
由于手续费收入较琐碎，且发生次数频繁，对于这些业务的控制其实是十分重要的。一般而言，国内商业银行都会建立自己的会计处理手册和内部营运监控手册。银行在处理这些业务时会参照这些手册来进行。但在实际操作时往往会和这些手册规定的程序有一定的差异。具体表现为一些商业银行由于受到业务数量、人员配备等因素的影响，会大量简化其操作流程中必要的监控程序，如缺少必要的复核、检查，没有做好一定的权责分工，使得有些业务从产生、制做凭证、到入账往往会由一个人完成。这样就大大增加了业务处理出错的可能性和不规范性。另外，就这些银行自身的会计处理手段而言，也存在一定的不完善之处，尤其在目前银行的手续费收入的来源面日益扩大。由于国内商业银行在对手续费收入入账时所做的会计分录一般均为单独的一笔记录，并不会和产生手续费收入所对应的该笔业务和汇出汇款、票据托收等在同一笔会计记录中反映。从而加大漏记手续费收入而未被发觉的可能性。
四、事后监督的力度不够
尽管国内商业银行大部分都有专门的业务监督机构和内部稽核部门，但这些机构和部门在对手续费收入的事后监督时存在主观和客观上的限制。对于事后监督部门的设置，国内商业银行的做法往往是在各个支行设立附属于支行的事后监督中心，用于对支行前些日发生的业务的会计处理进行检查，并采取相应的跟进措施。但由于事后监督中心的成员是隶属于支行的职工，其独立性受到一定的影响。在其执行监督工作的时候，会在某些情况下受到银行其他部门的限制。事后监督人员往往会对一些看似不太有风险的业务处理放松要求。首先，因为手续收入作为一种常规业务，因而会被事后监督人员忽视。从而可能使一些原本可以通过对手续费收入的监督而发现的一些非正常业务被掩盖。其次，因为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事后监督中心，各个支行在对具体业务处理的判断上缺乏统一的标准，往往各个事后监督中心对于相同的情况会有不同的处理方法。再次，从人员管理上来看也不利于优化人员配备，提高工作效率。而商业银行的内部稽核部门对于银行内部的审计工作多被人员数量和时间规定所限制，对于银行业务的稽核只能停留在重点性的抽查。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续费收入的监控常常会变成“盲点”。这一点在一些较大的国内商业银行中反映的尤其明显。
五、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不重视
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不够深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必要的一些数据统计。这一点与许多外资银行形成了极其明显的反差。以某国内商业银行为例，其国际业务部根据人民银行有关规定，会统计全行每年国际结算业务中不同服务产品的业务量和相应的手续费收入，从而可以帮助本行调整以后制定的国际业务组合的战略。但对这些不同服务产品的分类只停留在较粗的阶段，如只分进口结算、出口结算、汇出汇款、汇入汇款，而不进一步再细分。从而会造成银行管理当局在分析具体业务分析时会缺乏必要的财务资料。而该银行对于国内结算业务的手续费收入以及近年来迅速增长的与个人储蓄消费有关的手续费收入则没有任何的业务量的统计。
笔者对该银行近几年的财务情况的分析中了解到，该银行在近年大力推广其发行的某种功能十分健全的个人信用卡，然而该银行在对此个人信用卡的业务分析中只是简单的统计信用卡的发卡数和该信用卡带来的储蓄存款，并不对客户使用该信用卡而给银行带来的手续费收入进行系统的分析。众所周知，任何银行业务的推广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银行的利润，而某项业务的业务量的上升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银行利润的增加。仍以此银行为例，笔者发现由于该行对此信用卡的推广上有着硬性的指标，造成银行的个人银行部门的市场推广人员在推广信用卡时并不是针对潜在客户，而是一味地追求发卡数量的增长和所带来的储蓄存款的增加，从而造成信用卡数量每年的大幅度上升，而相关的手续费收入的增长幅度远远低于前者的增幅。而缺乏对信用卡业务带来的手续费收入的详尽分析，比如信用卡跨行取款的手续费收入，客户用该信用卡在特约商户消费而给银行带来的手续费收入，异地信用卡汇款带来的手续费收入各自在整个手续费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各自增长的趋势，各种收入与相应业务的配比关系等等。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不重视会直接影响到银行对未来业务结构设立的适当性。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笔者提出几点可以改进的建议：
一、及时更新、完善银行内部的会计操作手册和业务监督程序
任何一个健全的会计系统和内控系统都离不开制定一套标准的操作规范。这一步骤在一些外资的商业银行中早已得到广泛的应用。而对许多国内商业银行来讲这一点却做的十分不够。一方面有关的操作规范制度不够具体细致，另一方面，对一些业务的变化和新业务的产生没有及时修改或制定相应的操作流程。此外，对实际业务中发现的问题没有设法从操作规范的角度来加以改进。例如，对某些手续费收入的会计入账如设法采用手续费与其相关业务在同一笔会计分录中反映就可以大大降低漏计手续费收入情况的发生。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如漏计手续费收入会导致一笔会计分录不平，业务人员自身可以很容易地发现错误。
二、建立集中的事后监督中心
建立独立机制的统一事后监督中心是加强对商业银行业务复查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点对手续费收入来讲尤其重要。通常集中的事后监督中心会根据发生的各种业务来检查相应的手续费收入是否入账，根据标准的收费标准来计算手续费的合理性，审阅手续费收入入账相应凭证制作的准确性，是否有正当的授权和复核等。通过统一的事后监督中心的工作可以大幅度减少手续费记录的差错并提高监督的客观、公正性。
三、加强对手续费收入必要的财务分析
定期对手续费收入的财务分析必不可少。通过对不同产品业务量的变化和相应手续费收入的变化，经常可以很方便地来验证手续费收入的合理性。更重要的是，通过对手续费收入组成结构的分析，可以量化银行推出的各种产品为银行带来的效益情况。这一点要结合设置合理的会计子科目，收集必要的数据信息等才能达到。再者，商业银行在进行财务规划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对业务数量的要求上，而是要结合其带来的收入一起考虑，以避免管理层受到错误的影响。
收入管理范文第4篇
（一）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基础环境依然薄弱
运输收入管理基础工作仍需强化，特别是在管理所需的组织和人员配备，管理技术更新方面欠账太多；从组织与人员配备来看,有些车务段下属车站没有专门的收入管理人员,收入管理由财务人员或经营管理人员以兼职的形式进行,这些人员大部分不具备良好收入管理所需的综合业务技能,特别是在下级各路段、站点的管理中,业务负责人或站长大部分都在财务方面依赖财务科室或上级部门管控,从而形成收入管控的漏洞。在技术条件上,现在铁路票务等业务都实现了网络化,而收入管理的网络体系建设却相对有些落后,有些数据信息还不能共享,还需要人员重新录入。除了运输业收入系统核算较为健全外,很多铁路局非运输业收入的核算管理则比较粗放,进入收入系统的数据不够细化而加大了收入管理的难度,况且在财务信息网络共享平台建设方面也差强人意,收入监管的难度较大。
（二）铁路运输收入管理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完善
铁路运输收入的实现具有较强的时效性，涉及的收入人员层面多、范围广，与客货运输工作的各个环节密不可分。虽然现行的有关运输收入内部控制制度对内部运输收入管理控制做了一些规定，但仍然存在着制度办法不系统、不完善的问题。有的仅是从财务会计制度和内部财务控制制度中选择某些关于收入控制的条款组成收入管理制度,或者机械的将企业及其他单位的收入管理制度照搬过来,出现很多不适应实际而无法执行的情况,影响了收入管理作用的发挥。近些年来，全路在加强运输收入监督检查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但违反运输收入纪律的问题仍普遍存在，要解决好这些问题，除了继续加大监督检查的力度外，根本的措施是建立健全一套科学有效的运输收入管理内部控制制度，实现对运输收入全过程的监督。
（三）铁路运输收入管理执行方面不够规范
一是收入预算缺乏实际的执行。收入预算是进行科学收入管理规划的有效手段,铁路局将铁道部对本局总体的收入预算指标根据各站段上年经营业绩分拆到各站段收入预算。这种分拆缺乏必要的灵活性,因而使预算目标可能不够合理。二是收入管理程序执行不到位。表现在收入财务信息的记录与核算上不合规的地方较多。
二、进一步加强铁运输收入管理工作的措施
（一）优化铁路运输收入工作基础环境，规范基础工作。
（1）加强队伍建设，合理配置运输收入管理人员。一是提高运输收入管理人员素质。铁路企业应按照铁道部《关于加强全路财会队伍建设的意见》要求，提高运输收入管理人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改善学历结构，加强作风建设。二是要严格按照《铁路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和运输收入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要求，配齐、配好收入机构负责人和其他运输收入管理人员。同时加强业务培训，提高技能水平。
（2）提高管理的现代信息化。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达到合理配置各项资源，提高收入管理工作效率的目的。建立计算机网络的集成系统是现代信息技术运用到铁路运输收入管理中的具体体现。这个系统可以使先进的管理思想实现制度化、程序化，这样可以杜绝人为工作的不自觉性，实行规范化的工作管理模式。计算机网络集成系统可以及时、准确、完整的将有价值的数据进行分析、归纳，传送到需要此信息资料的管理层，充分实现了信息资源的共享。随着网络售票、POS机等新型服务方式的不断投入使用，对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和技能提出新的要求，需要管理者和应用者不断学习新技术、新设备的应用性能和应用技巧，提高管理者的指导能力及系统应用人员的操作水平。因此，应当有计划、分层次地对职工进行信息化管理理念、计算机应用、信息化管理系统等方面知识的教育培训，通过强化系统操作方法和操作技能的培训，规范操作人员的操作行为，提高工作人员的操作技能，达到认真负责并及时提供准确信息的效果。
（二）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内部控制体系。
（1）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不断健全和完善内部运输收入管理控制制度，并根据管理体制的变化情况，及时修订、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对所属单位的指导，确保铁道部各项规定，完善内部控制机制通过完善内部控制机制，强化责任落实和运输收入管理，确保入完整。
（2）建立以人为本的运输收入内部会计控制机制。对于铁路企业运输收入内部会计控制来说，人的主观能动性很重要，以人为本作为构建内部会计控制机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所接受，保证企业成员具有一定水准的诚信和能力是内部会计控制有效的关键因素。所以，需要强化铁路企业内部的会计诚信管理，使运输收入人员树立诚信观念，让运输收入人员意识到会计诚信和职业道德的重要性。
（3）建立和完善干部逐级负责制从干部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出发，从站段长、副职、车间主任等逐级规定干部对运输收入管理应负的责任。落实具体工作人员负责制进一步完善具体工作人员的工作程序和考核机制，做到有任务、有检查、有考核评比，解决谁主管谁负责的问题。从而增强相关人员的责任心和责任感，解决一些人员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格，把关不严，审核货物品名不细致的现象。
收入管理范文第5篇
柞水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国家级贫困县，也是一个国家财政补贴县。近几年，我县在经济建设中，紧紧围绕现代医药、矿产冶金、生态旅游三大主导产业加快发展，财政收入出现了高幅增长态势，政府非税收入在地方财政收入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并且对公共财政体系建设的作用日益突现。但是，由于管理机制不完善，加之部门利益的诱惑，全县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一是思想认识不统一。一些单位甚至是领导同志，把党和国家赋予的行政执收职能，当作本部门的特殊权力，把收取的非税收入视为单位自有资金，私设“小金库”；有的部门把加强非税收入管理与“三乱”现象联系在一起，认为加强非税收入管理难免引发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现象；也有的领导不着眼长远，不求自我发展，认为政府非税收入“毛多肉少”，深化改革会影响财政转移支付结算,得不偿失。二是征管机制不健全。我县政府非税收入有七大类、200多个项目，这些项目主要分布在农业、工商、财政、文化、教育、交通、政法、人事、劳动等部门，并且是以执收单位自行征收为主。这种多方征收、多头管理的格局，肢解了财政管理职能，分散了非税收入征管力量，增加了非税收入管理成本，不仅造成了“收费养人”局面，同时，给单位和个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每办成一件事情，都要在涉及的部门“过关交费”，群众对此意见很大。三是管理方式不完善。由于国家还没有出台一部系统性的非税收入征收管理法律和较为科学实用的非税收入收缴管理软件，所以，我们财政机关对非税收入管理的强制性不够，对超标准、超范围和随意减收、免收非税收入的问题查处不严，因此征收非税收入的随意性较大，出现了该收的不收，不该收的乱收的现象。
面对上述问题，县政府紧紧抓住省上推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试点的工作机遇，于2009年12月份成立了以常务副县长为组长的改革领导小组，召开了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动员大会，制定下发了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实施方案。方案从转变政府职能、实行财政直收、建立智能化征缴系统三个方面明确了改革的指导思想和任务，确立了坚持公开透明、坚持科学规范、坚持积极稳妥三项基本原则，并按照“部门执法、大厅开票、银行收款、财政统管”的改革模式，选定了公安局、国土局、劳人局等15个部门为首批试点单位。
经过一年来的改革实践，我县取得了四个方面的成效。
1．确立了一个模式。即：确立以财政直收为主、委托部门征收为辅的“部门执法、大厅开票、银行收款、财政统管”的征管模式后，明确主管部门的工作责任，建立相互制衡执法体系，较好地防范了非税收入征管的随意性和资金的体外循环。
2．构建了两个体系。即：在财政、银行、单位之间构建非税收入收缴软件体系和财务报表管理软件体系，既降低收入征管成本，提高工作效率，又便于广大干部群众查询非税收入的管理政策、资金收缴和计划执行情况。
3．实现了三个创新。一是通过管理政策的宣传，使全县上下进一步了解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资金的属性，形成共识，创新管理理念，加速了非税收入“三权”的归位；二是四个非税收入《管理办法》的出台，成为有史以来较为全面、较为规范、较为时尚的新制度体系，标志着我县非税收入管理工作正在向法制化轨道迈进；三是非税收入管理机构的改革创新，明确了工作职责，提高了执法地位。
4．发挥了四大作用。一是有利于发挥政府的统筹作用，增强调控能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财力保障。二是有利于发挥财政的资源配置职能作用，加快公共财政体系建设步伐。我县实施非税收入管理改革，使非税收入计划与财政综合预算得到有机结合，规范政府与执收单位之间的分配关系，增强预算约束力和执行力，缩小了有执收权限单位与没有执收权限单位之间的利益差距，克服了过去那种用收费资金来养人、发奖金、发福利的不合理现象，为推行部门预算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奠定了基础。三是有利于发挥信息资源作用，提高行政管理效能。我县实行财政直收大厅管理模式，财政、银行部门在同一信息平台、同一办公地点操作开票和收缴业务，简化了缴款义务人办事程序和路程，受到了群众的好评；同时减少网络设备投资和办公经费100多万元，精减财政票据26种，杜绝执收人员乱用票据、混开票据的行为。四是有利于发挥社会监督作用，预防腐败现象。我县通过清理收费项目、取消收入过渡账户、开展重点收入稽查、公示执收人员和收入运行情况，从源头上预防了非税收入征管中的腐败问题，有效地遏止了“三乱”行为，加快了“阳光政务”的建设步伐。新晨
二、管理改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从目前的运行情况看，我县改革工作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四个方面：一是随着财政保障机制的逐步完善，执收单位存在着执法不到位的现象，由过去那种“用收费养人”极端主义，向现在的“养人不收费”享乐主义转换，出现了该收不收的行政不作为问题；二是有些单位存在着该收的不收、不该收的乱收，该取消的不取消、已经取消了的还在收的问题，严重地影响了政府形象；三是财政部门和代收银行使用的收缴网络、财务和报表系统，需要双方尽快完善；四是财政、银行、执收单位的管理人员的业务技能还要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