卖柑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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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柑者言范文第1篇

卖柑者言范文第2篇

感染性心内膜炎（infective endocardits IE）是指心脏内膜表面为微生物感染，伴赘生物形成的病理过程。随着国内静脉吸毒人数增多，吸毒所致右心IE发病率呈上升趋势。本文回顾性分析2006年1月～2013年1月我院收治的15例静脉药瘾IE患者的临床资料，现报道如下。

1 临床资料

1.1 一般资料

本组15例患者中男性12例，女性3例，年龄20～38岁，平均年龄28±4岁。所有患者起病前均无基础心脏病，入院前病程15天～3个月，平均44.5天，患者均有静脉吸毒史，吸毒时间2～6年，其中注射海洛因13例，注射吗啡2例，均有不洁注射或与他人共用针头经历，2例发病前已戒毒2～3个月。

1.2 主要临床表现与并发症

15例均有发热、咳嗽、咳黄色脓痰或血痰、胸痛、呼吸急促，进行性面色苍白。体征：均消瘦，中重度贫血外貌，双肺可闻及中小水泡音。皮肤粘膜瘀点4例，三尖瓣区闻及Ⅱ～Ⅲ级收缩期吹风样杂音11例，肝肿大6例，肝、脾肿大4例，腹水3例，双下肢水肿7例。并发心力衰竭10例，肺炎11例，多发性肺脓肿9例，肺梗死2例，胸腔积液7例，心包积液3例，并发急性肾功能衰竭1例，合并感染性休克、多器官功能不全1例。

1.3 辅助检查

（1）实验室检查：15例白细胞均升高，其范围在12.9×109～23.6×109 ，进行性贫血，血红蛋白60～85g/L。15例均进行血培养共48例（次），其中阳性者30例次（占用62.5%），获2次以上血培养阳性者6例，其中培养出金黄色葡萄球菌 8例，草绿色链球菌3例，肠球菌2例，表皮葡萄球菌2例；（2）X线检查： 15例行胸片均显示肺野局部斑片状炎症影，其中3例肺淤血、肺水肿征，2例肺脓肿并空腔形成，5例有胸腔积液；（3）超声心动图：所有患者均发现有赘生物存在，其中6例粘附在三尖瓣上，3例粘附在肺动脉瓣上，2例粘附在肺动脉瓣和三尖瓣上，2例粘附在肺动脉瓣和主动脉瓣上，1例粘附在三尖瓣、肺动脉瓣和主动脉瓣上，1例粘附在三尖瓣、 右心房壁和右心室壁上。

1.4 诊断标准

按修订的DUKE的诊断标准[1] ，本组病例均符合以下条件：不明原因的发热1周以上，二维超声或彩色多普勒超声仪检查发现右心瓣或右心室壁上有赘生物的存在，加上以下3项之一者：（1）病程中三尖瓣区或肺动脉瓣区有新出现的返流性杂音；（2）2次或2次以上血培养阳性；（3）有肺部急性炎症浸润或多发性脓肿的X线表现。

2 治疗方法与转归

入院后即抽血作血培养，然后用抗生素治疗。抗生素的应用主要参考美国心脏病学会指定的，由Wilson 等所组成专家组对常见致病菌引致的IE的建议治疗方案[2] ，原则是早用药、大剂量、足疗程。病情一般者青霉素药物或第一代头孢菌素类加氨基甙类；病情较重者选用第三代头孢菌素类加氨基甙类。并根据血培养及药敏结果调整用药，疗程4 至 6周。治愈标准：应用抗 生素 4至6 周后体温和血沉恢复正常，自觉症状改善和消失，肝脾缩小，红细胞和血红蛋白上升。尿常规转阴，停用抗生素后第 1周、第2 周血培养阴性，认为临床治愈。结果：其中9例治疗后达到临床治愈，1例合并多器官功能衰竭死亡，2例患者转上级医院行心脏瓣膜置换术，术后均恢复良好。2例患者因经济原因要求放弃治疗，自动出院。

3 讨论

3.1 诊断 静脉药瘾者心内膜炎是由于患者静脉注射时使用不洁注射用具，药品溶剂未经消毒，导致细菌进入血管内，引发菌血症、败血症；同时， 由于患者重复多次注射，中的颗粒杂质致右心受累，三尖瓣损伤[3]。细菌在损伤的三尖瓣表面黏附沉积，形成菌栓、赘生物。金黄色葡萄球菌毒力强，能产生血浆凝固酶、a-溶血素、A蛋白等多种毒素。血浆凝固酶阻碍体内吞噬细胞的吞噬、杀伤，导致感染扩散；a-溶血素使红细胞、粒细胞、血小板和多种组织细胞破坏，是造成机体贫血和多脏器损伤的主要原因[4] 。造成肺部损害的机制是右心赘生物或其碎片脱落形成栓子，随着血流首先进人肺循环，导致肺栓塞，栓塞部位可感染形成肺炎[5]。血培养是诊断IE的重要依据，但大多数患者首次血培养前已使用过抗生素治疗，降低了培养的阳性率，故对血培养阴性的患者也不能完全排除该病的诊断。

3.2 超声心动图检查的诊断价值

文献报道多普勒超声心动图对赘生物的检出率达80%～100% ，特异性 80%以上[6]。本组右心IE赘生物检出率高达100%，主要位于三尖瓣上。复查超声心动图观察瓣膜及赘生物的形态、大小，有助于疗效的判断。因此，超声心动图对本病的诊治具有重要价值。

3.3 治疗

目的在于杀灭赘生物中的病原菌，改善、恢复瓣膜功能。抗菌治疗是治疗成败的关键.一经确诊应立刻应用有效的抗生素。在血培养结果出来之前，可经验性选择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药物，选择两种或两种以上杀菌药物联合应用。尽量依据血培养和药敏试验选用杀菌剂，大剂量联合用药，疗程4～6周或更长。

参考文献：

[1] Mylonakis E，Caldcrwood SB. Infeetive endocarditis in adults [J] . Nengl J Med ，2001，345：1318～1330

[2] 黄元铸，陆凤翔主编. 实用心血管病指南[ M]. 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232～233

[3] 赵雅红，许楚宏.静脉药瘾者心内膜炎17例临床分析.新医学，2006，37（7）：451

[4] 童裕维，唐小平.静脉药瘾并HⅣ感染者感染性心内膜炎13例临床分析.中华心血管病杂志，2004，32（7）：584

卖柑者言范文第3篇

［关键词］ 冠心病；内皮祖细胞；动脉弹性

中图分类号：R541.4 文 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_816X(2008)08_015 1_04

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 ，EPCs）是一类能增殖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 的前体细胞。研究表明EPCs不仅参与出生后新生血管的生成，也参与血管内皮损伤后的修复 过程［1、2］。动脉弹测定是近年来发展的一种新技术，它是通过对冠心病患 者桡动脉脉搏波的检测明确中心大动脉弹性与周围小动脉弹。冠心病是一种多因素作 用下的疾病，冠心病（CHD）病人的外周血EPCs数量减少，功能减低，且这种损害与CHD的危 险因素呈相关性［3］，冠心病患者小动脉弹也明显降低［4］。本研究 旨在通过对冠心病患者外周内皮祖细胞数量及动脉弹测定，揭示冠心病患者中内皮祖 细胞数量减少与动脉弹减退之间相关性及缬沙坦干预后内皮祖细胞水平和动脉弹性指 数的变化，为冠心病诊治提供依据。

1 资料和方法

1.1 一般资料：选择2006年6月至2007年6月在我院心内科住院经冠状动脉造影检查确诊 的冠心病患者60例，其中男44例，女16例；年龄60～76岁，平均（64.9±3.9）岁。 对照组为同期门诊健康体检者60例，其中男40例，女20例；年龄60～74岁，平均（64. 7±3.9）岁。两组患者临床资料基本匹配，无统计学差异见表1。排除外伤、溃疡、视 网膜病、近期外科手术、炎症、肿瘤等影响内皮细胞疾病的患者，近2个月无急性心肌梗死 发生；入选患者均未用过他汀类药物；排除明显瓣膜性心脏病，难以控制的高血压或低血压 ，脑血管意外合并其它严重脏器功能衰竭者。

1.2 方法：入院次日空腹抽血检测血脂(包括胆固醇、甘油三酯)、空腹血糖。所有患者 无菌采取外周静脉血20ml，用于内皮祖细胞水平测定，并进行动脉弹性测定。冠心病组患者 缬沙坦80mg/天干预12周、24周后再次检测内皮祖细胞数量和动脉弹性指数。

1.2.1 循环内皮祖细胞水平测定：采集入选对象抗凝外周血20ml，Ficoll密度梯度离心 法收集白膜层的单个核细胞，磷酸盐缓冲液(PBS)洗涤2次，接种于包被人纤连蛋白(huma n fi2 bronetin，Sigma公司)的24孔培养板中。在添加了青霉素100u/ml、链霉素100ug/m l、VEGF 50ng/ml(Pepro Tech公司)、20%优质胎牛血清(Hyclone公司)的M199(Hyclone公 司)培养液中培养，3～4d更换培养液1次；培养14d后倒置相差显微镜下计数细胞克隆形成单 位。

1.2.2 循环内皮祖细胞鉴定：细胞与DiI2Ac2LDL(Molecular Probe公司，2.4ug/ml)3 7℃下孵育1h以检测EPCs对acLDL的摄取。然后用2%多聚甲醛固定细胞10min。固定后用PBS 液浸洗，再将FITC2U EA2I(Vector公司，10ug/ml)加于上述标本37℃下孵育1h。荧光显 微镜(fluorescence microscope, Lei2 ca)鉴定DiI2Ac2LDL和FITC2U EA2I染色双阳性细胞 为正在分化的内皮祖细胞。

1.2.3 动脉弹性测定：所有患者均采用HDI CVProfior Do_2020动脉脉搏波分析仪（美 国HDI公司生产）测量大动脉弹性指数（C1）、小动脉弹性指数（C2）。受试者休息10m in后，取平卧位，选择合适的气囊同步测量左臂血压，固定右臂，在右前臂横纹上方桡动脉 搏动最强处固定探头，调节探头上的旋钮得到满意的脉搏图形取最大的信号强度，记录30秒 脉搏波后，仪器自动分析结果，给出C1、C2值。共测量3次，每次测量间隔5min，取3次 平均值。

1.3 统计分析：所有资料用SPSS 13.0统计包进行统计分析。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均数比较方差齐采用t检验，方差 不齐采用秩和检验。相关性分析采用双变量相关分析，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两组患者动脉弹性指数和内皮祖细胞水平比较：见表2。

2.2 冠心病患者动脉弹性指数与内皮祖细胞水平相关性分析：冠心病患者大动脉弹性指数 和内皮祖细胞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94，小动脉弹性指数和内皮祖细胞水平的相关系数为0. 98，均P＜0.01。

2.3 冠心病患者缬沙坦干预12周、24周动脉弹性指数与内皮祖细胞水平的变化：见表3。

3 讨论

冠心病是一种多危险因素疾病，各种心血管危险因素引起内皮细胞损伤和功能障碍在冠状动 脉 粥样硬化发生发展过程中扮重要角色。1997年Asahara［1～2］等首次证明循环外周 血中存在能分化为血管内皮细胞的前体细胞，将其命名为血管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 genitor cell，EPC)。EPC不仅参与人胚胎血管生成，也参与出生后的血管新生和内皮损伤 后的修复过程。研究表明冠心病患者内皮功能障碍的本质是内皮损伤和损伤之间动态平衡的 破坏［3］。内皮损伤后的修复过程除了原先存在的邻近成熟内皮细胞的出芽或迁移 外，最近研究表明，也可以通过EPC分化为成熟内皮细胞参与修复损伤的内皮。动物实验和 临床研究均证实，新生血管中25％的内皮细胞是由EPC分化而来的［5～6］。血管损 伤时，骨髓EPCs释放至外周血，分化、增殖、迁移并整合至内皮缺损部位，参与内皮修复过 程［7～8］。有学者［9］认为循环EPCs是修复损伤血管的细胞库。正常情况 下内皮损伤和EPCs修补之间存在动态平衡，维持内膜完整性，而EPCs数量减少可能影响内皮 修复，导致内膜完整性受损，促使动脉粥样硬化发生发展［10］。Vasa［11］ 等研究发 现，冠心病患者循环血中的EPC数量下降了近40％，迁移能力受损，并与危险因子的数目成 反向线性关系。Hill［3］等也报道，EPC数量与冠心病Framingham危险因素积分成反 向线性关系。因此EPC可能可作为血管功能和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一个替代生物学指标，并且 由于EPC在缺血组织的血管新生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EPC数量减少和功能受损可能导致冠心 病患者冠状动脉自身修复能力降低与缺血心肌新生血管减少。

内皮功能障碍在小动脉（阻力血管与微循环）首先发生功能性改变。动脉内皮功能障碍的 早期表现是小动脉弹性减退。动 脉弹性又称为内皮依赖性动脉顺应性，动脉弹性指数是脉搏压力波经优化的Windkessek模型 分析后得出的指数，包括C1、C2。C1是舒张期血流容积减 少与压力下降之间的比值，又称容量顺应性；C2是舒张期血流容积振荡变化与振荡压力之 间的比值，又称振荡顺应性。而脉搏压力波图形主要是由心室收缩引起的压力和外周发射波 组成。在顺应性好的血管，反射波在舒张期返回，引起舒张压的升高。而在顺应性差的血管 ，反射波在收缩期返回主动脉，引起收缩压的升高。已有大量研究证实动脉弹性指数，尤其 C2是血管病变的敏感指标［12］。Nigam［13］等比较了冠心病和无冠心病 患者内皮功能和动脉僵硬度之间的相关性，结果表明动脉僵硬度的增加可能是冠心病患者内 皮功能失调的结果。是导致冠心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

陶军等［4］研究年龄对循 环内皮祖细胞及动脉弹性的影响，探讨循环内皮祖细胞水平与动脉弹性损伤的关系。结果发 现老年组与青年组相比较,C1和C2明显降低，循环内皮祖细胞数目明显减少，循环内 皮祖细胞水平与动脉弹性指数变化呈正相关。因此增龄导致循环内皮祖细胞数量减少，提示 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和功能障碍，动脉弹性指数，循环内皮祖细胞水平有可能作为评价血 管功能的替代指标。

《美国高血压杂志》［14］报道，以色列霍伦市Wolfson医学中 心的Reuven Zimlichman博士及其同事以22例原发性高血压病人为研究对象，在病人每天服 用缬沙坦80mg或160mg治疗3个月前后应用校准的张力计测定大小动脉的顺应性。他们发现 ， 血压水平在治疗期间出现下降，平均收缩压从开始时的172mmHg下降为3个月末时的142mmHg 。在同样的时间内，平均舒张压从95mmHg下降为82mmHg，全身血管阻力下降了15%。经过缬 沙坦治疗，大动脉顺应性改善22%，而小动脉顺应性增加了35%。在第一个月缬沙坦治疗过程 中血压变化明显，而动脉弹性只有在治疗3个月以后才逐渐改善，且具有统计学意义。血管 紧张素受体拮抗剂缬沙坦能够降低高血压相关性动脉僵硬。

Ferdinand等［15］进行一项前瞻性双盲平行组研究，随机给予18例2型糖尿病者olme sartan（40mg）或安慰剂治疗12周。在治疗前、后检查循环CD34+造血的祖细胞（流式细胞 计数法）和EPCs（体外测定）。结果发现糖尿病患者的EPCs数目明显少于38例年龄匹配的健 康者，应用伊贝沙坦疗法在治疗4周后，EPC数目已经明显增加，从每个高倍视野196±15增 至300±23（P＜0.05）。在12周疗法终结时，患者的EPCs为每高倍视野310±23（与基 线比P＜0.05）。研究结果表明，血管紧张素II受体拮抗剂可以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的 再生性EPCs数目。

本研究通过检测冠心病患者动脉弹指数以及外周血中内皮祖细胞水平测定以及缬沙坦 干预12周、24周 后两者的变化。结果表明冠心病患者较对照组大小动脉弹性指数明显下降，尤其是C2指数 ，而且冠心病患者外周循环中内皮祖细胞水平明显下降，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动脉 弹性指数下降和内皮祖细胞水平下降之间呈正相关，有统计学意义。缬沙坦干预12周、24周 后内皮祖细胞水平和动脉弹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因此我们认为内皮依赖性 动脉弹性指数和循环内皮祖细胞水平可以作为冠心病患者发病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两者呈 正相关，缬沙坦干预能改善内皮功能。

通过内皮依赖性动脉弹性测定以及循环内皮祖细胞水 平测定，可以早期发现冠心病患者亚临床血管内皮功能损害，早期予缬沙坦等药物干预治疗 ，可改善内皮功能，减少心血管事件的发生。而对于冠心病二级预防来说，通过动脉弹性测 定以及内皮祖细胞水平测定，并积极予缬沙坦药物干预，能改善患者预后，减少再次发生心 血管事件，提高生活质量以及远期生存率。因此笔者认为，动脉弹性测定和循环内皮祖细胞 水平测定能为冠心病一级二级预防提供一种新手段新思路，具有重要临床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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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Dimmeler S, Zeiher AM. Vascular repair by circulating endothelial progenit or cells: the missing link in atherosclerosis［J］? J Mol Med,2004,82（10）:671 _677.

［11］Vasa M, Fichtlscherer S, Adler K, et al. Increase in circulating endotheli al progenitor cells by statin therapy in patients with stable coronary artery di sease［J］. Circulation, 2001,103(24):2885-2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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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Nigam A, Mitchell GF, Lambert J, et al. Relation between conduit vessel st iffness(assessed by tonometry) and endothelial function(assessed by flow_mediate d dilation) in patients with and without coronary heart disease［J］. Am J Card iol,2003,92(4):395-399.

卖柑者言范文第4篇

内容摘要:本文在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的基础上,定性分析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信念和感知与期望的企业社会责任差距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正面影响只有在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信念较强和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与等于或超过其期望时发生。当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信念一般并且其感知低于期望或者信念较低或者信念较弱并且其期望超过感知时,企业社会责任负面地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 期望 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 购买意愿

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现状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是指“企业超越法律和经济的责任,追求社会福利的长期目标”。Boone 和 Kurtz(1999)认为:“社会责任是管理者认可在评价企业绩效时,利润、消费者满意和社会福利具有共同的价值”。在所有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定义中,Carroll(1979)提出的三维度模型为人们所广泛接受。他将企业社会责任分为经济责任, 法律责任, 伦理和公益责任,包括用户至上主义,环境,种族/性别歧视,产品安全,职业安全,股东等具体的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在营销领域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地强调企业社会责任中的伦理和公益责任。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以及越来越多的企业增加对社会责任的投入,也引起营销学者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的重视。一些学者认为,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可以满足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要求,提高组织的“合法性”,积累道德资本和关系资产,构成消费者对公司积极的认知联想,形成正面的企业形象,提高消费者的产品态度和购买意愿。Brown和Dacin(1997)指出构成公司联想的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不仅会影响消费者对公司的评价,还会直接作用于消费者的产品态度。Sen和Bhattacharya(2001)也证实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联想会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的认同,促进其产品购买意愿。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消费者是否受企业社会责任影响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承担社会责任所带来的企业资源的重新分配,可能减少企业在创新能力上的投入,转移企业的经营重心,从而削弱企业的赢利能力,损害企业的市场价值。Luo和Bhattacharya(2006)虽然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提高顾客的满意度,但是也不得不承认那些创新能力低的企业实施企业社会责任会显著降低顾客的满意水平。创新能力低的企业虽然可以通过承担社会责任来赢得制度上的合理性,但他们同样会传递企业战略选择错误或企业重心偏移的消极信号,而使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合理性受损。当这种在市场中毫无竞争性的消极信息所导致的负面效应超过企业社会责任带来的正面效应时,会降低企业的市场价值,甚至消费者会视这些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隐藏着提高产品销售的动机,反而导致消费者抵制。另外,企业所选择的承担社会责任的方式也会给企业带来不同的效果。Dean(2003/2004)在研究公益事业营销时发现,社会责任心强的企业采取公益事业营销会损害企业已有的形象。Yoon等(2006)的研究也指出企业承担与企业利益高度相关的社会责任(如,烟草企业去支持癌症基金,化工企业去支持环保组织等)并且这种信息来源于企业的宣传时,企业的形象会受到破坏。

已往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作用的研究得出截然相反的结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研究者们忽略公众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一些学者认为受调查者回答问卷的成本要远低于实际购买决策的成本,调查数据高估了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决策的影响时,有必要考虑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态度。消费者的企业社会责任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他们对企业社会责任的信念和感知的企业实际社会责任绩效与其期望的差距。

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内涵诠释

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socially responsible consumer behavior, SRCB)是指消费者打破传统的基于价格、质量和便利程度的以自我为中心的消费标准,将社会责任作为购买决策的重要参考因素的消费行为。Andreasen(1995)认为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包括四个阶段:预观察(precontemplation),观察(contemplation),参与(action)和保持(maintenance)。

处于预观察阶段的消费者在选择产品时,没有意识到需要考虑企业的社会责任,他们的购买决策只基于经济和理性的标准,甚至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只会增加其购买成本,而拒绝购买具有社会责任的产品。

观察阶段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偶尔会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他们可能会抵制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但不会将其作为购买决策的参考因素。

参与阶段的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会更多地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并将其作为购买决策的参考因素,同时会抵制缺乏社会责任的企业。

保持阶段的消费者对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保持承诺。他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对他们很重要,也很关注企业对社会责任的立场和具体活动,并且相信自己的行为会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Andreasen(1995)认为目前大部分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并不会考虑企业社会责任。在Mohr(2001)的调查中也发现,西方的消费者只有1/5达到社会责任消费行为的保持阶段,而有1/3的消费者属于预观察阶段,1/4的消费者处于观察阶段。而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消费者在社会责任上的意识更弱于西方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考虑到企业社会责任的更少。因此,在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时,有必要考虑不同的消费者在企业社会责任上持有的不同信念,关注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的不同。

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和期望

对于不同的消费者个体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具体行为有着不同的作用。一些消费者可能更关注企业对环境的保护,另一些消费者则更看重企业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并且更为重要的是,消费者感知的企业实际的社会责任绩效与其期望的差距。这种差距使得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对消费者购买行为的效应出现差异。

消费者在评价产品、服务和企业时,会将他们的期望与主观判断的产品、服务和企业的表现进行私下的比较。Oliver(1980)在研究消费者满意时指出,满意由期望与感知绩效的差距决定。当感知绩效超过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产生满意;当感知绩效低于消费者的期望,消费者产生不满意。Carroll和Buchholtz(2000)在分析过去30年人们要求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历史数据上,提出了企业实际社会责任绩效与消费者期望差距模型(见图1)。他们认为由于生活标准和质量的提高,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绩效的期望也在不断提高。当人们意识到生活水平的持续改善在现实中变得不大可能时,人们期望企业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当前的期望超过前一时期的期望,从而使得期望的社会责任绩效形成一条上升的轨迹。同时他们也指出,由于犯罪、失业、贫富悬殊、无家可归、环境污染、艾滋病等社会问题的日益严重,在过去的30年里,企业实际社会责任绩效与消费者期望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基于Carroll和Buchholtz(2000)提出的模型,我们推论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和期望的差距会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如果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感知和期望存在差距时,即使企业投入资源开展社会责任活动,消费者对其产品的购买意愿并不一定会增强。

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

我们在Andreasen(1995)关于社会责任消费行为阶段划分的基础上,根据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信念的不同和是否将企业社会责任纳入购买决策时的参考因素,将消费者划分为三种:社会责任信念低的消费者、社会责任信念一般的消费者和社会责任信念高的消费者。

其中,社会责任信念低的消费者指消费者不认为企业需要主动地帮助社会或所在社区,其购买标准只是基于价格、质量和便利,不考虑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信念低的消费者处于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的预观察阶段。

社会责任信念一般的消费者指消费者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但在购买产品时,并不考虑企业社会责任,但可能会抵制不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产品。社会责任信念一般的消费者处于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的观察阶段。

社会责任信念高的消费者包括Andreasen(1995)提出的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的参与和保持阶段的消费者,他们有很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消费意识,在购买产品时,会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重要的参考标准来进行决策。

本文认为消费者在进行购买决策时,企业社会责任信息会潜在地影响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但是这种效应由消费者社会责任信念和感知与期望的差距的交互作用产生(见表1所示)。

社会责任信念低的消费者认为企业的责任只是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产品和企业盈利,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对社会并没有帮助,而且这种行为的背后隐藏着诸如提升企业形象等企业自利的动机。因此,社会责任信念低的消费者并不关心企业是否承担社会责任。当期望超过或等于实际企业社会责任绩效对其购买意愿没有影响。但是如果企业承担的社会责任超过了消费者的期望,他们可能认为企业会将承担社会责任的成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或者降低产品质量的方式转嫁给消费者。在这种情境下,社会责任信念低的消费者会降低其产品的购买意愿。

社会责任信念一般的消费者会意识到企业社会责任的作用,但缺乏实际行动的支持。他们可能会有限地抵制不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但这种抵制更多地来自社会的压力。对于社会责任信念一般的消费者,当期望超过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时,他们可能认为企业缺乏社会责任,从而对企业采取抵制措施,降低对企业产品的购买意愿;当期望与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同或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超过期望时,消费者并不认为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值得他们采取购买行动来对企业给予回报,他们的购买意愿更多地还是基于价格、质量和便利程度等标准,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其购买意愿没有影响。

社会责任信念高的消费者对企业社会责任抱有较强的信念,他们更了解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知识,更积极主动地支持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或抵制无社会责任的企业,并且在日常购买行为中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对于社会责任信念高的消费者,当期望超过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时,他们认为企业不具有社会责任,从而抵制这些企业的产品;当期望与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相同时,他们认为企业具有社会责任,会增加其购买意愿;当实际的企业社会责任超过期望时,消费者会主动通过购买这些企业的产品来支持企业的社会责任行为,甚至愿意为此支付更高的价格。

有趣的是,用表1的分析框架所得到的逻辑推论表明,从整体看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更可能的是负面或无关的影响。由于在整体消费者中具有社会责任的消费者只占小部分,这表明在大多数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没有明显的效应,而且表1的分析可以看出负面效应比正面效应更可能出现。当消费者感到企业承担了过多的社会责任,忽略企业盈利的原始目标,或者企业从事社会责任的成本通过提高产品价格转嫁给消费者时,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负面效应更容易增加。只有社会责任感高的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对其购买意愿会产生正面效应,这些消费者愿意以实际的购买行动去支持那些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并且相信自己的购买行为会影响企业对社会责任活动的态度。

结论

本文研究认为对于不同社会责任信念的消费者,在不同情境下,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的购买意愿有不同的影响。在Carroll 和Buchholtz(2000)的实际与期望企业社会责任差距模型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一个基于情境和消费者信念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理论分析框架表明,当消费者感知的企业社会责任更差或更好时,企业社会责任更可能对消费者购买意愿产生负面的效应。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正面效应仅在消费者具有较高企业社会责任信念,并且企业社会责任的实际绩效等于或超过消费者的期望时才能产生。而且这个理论模型为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财务绩效关系的争论提供了一种更为合理的解释。

本文提出的企业社会责任对消费者购买意愿影响效应的理论分析框架一方面可以帮助理论研究者更好地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在消费者购买决策中的动态角色,另一方面有助于企业管理者正确地应用过去文献中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研究结论。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哪些因素影响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信念,社会责任消费者行为如何形成,哪些因素会影响消费者企业社会责任感知和期望。对于企业管理者,开展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时需要考虑针对不同的细分市场(基于消费者社会责任信念划分)采取不同的策略。在市场宣传时,向消费者提供企业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具体内容,帮助消费者理解企业实施社会责任活动的目的。正如Andreasen(1995)所建议的,通过“让潜在利益可见”来支持社会责任信念高的消费者在购买行为上的改变。

本文研究也表明政府管理者需要进一步教育和培养消费者社会责任意识,让消费者知道他们的行动可以支持那些具有社会责任的企业。同时建立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机构,在企业排名时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标准之一纳入评价,并通过各种传播渠道告知消费者。此外,本文关于企业社会责任与消费者的购买意愿仅仅基于理论的推导和定性的分析,在后续研究中,尚待实证数据的进一步检验。

参考文献:

1.钟宏武.企业捐赠作用的综合解析.中国工业经济,2007(2)

卖柑者言范文第5篇

【关键词】血液透析；动静脉内瘘；失功；护理干预

【中图分类号】R473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4-4949（2014）01-0082-01

动静脉内瘘（CVF）是长期血液透析最为理想，且最常用的血管通路，被视为患者的生命线，但是内瘘在使用过程中常常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内瘘狭窄、闭塞而失去功能，临床上被称为内瘘失功。失功不仅影响血液透析的正常进行，而且也是增加患者住院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1]。为减少内瘘失功的发生，降低患者的住院次数，我院近年来加强对CVF失功预防的护理干预，取得了较为满意疗效，现报告如下。

1资料与方法

1.1一般资料 选取我院在2010年1月至2012年12月收治的以动静脉内瘘为血管通道行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慢性肾功能衰竭患者60例，其中男性33例，女性27例，年龄29～77岁，平均年龄51.2岁。其中原发疾病包括：慢性肾炎27例，糖尿病肾病15例，高血压肾病9例，痛风性肾病5例，系统性红斑狼疮3例，多囊肾1例；所有患者动静脉内瘘的使用时间1个月～7年不等，平均使用时间为3.3年。将所有患者随机分为两组，观察组和对照组，各30例，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观察组在常规护理的基础上给予针对性护理干预，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原发疾病以及内瘘使用时间方面均无明显差异，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两组具有可比性。

1.2方法 对照组给予常规护理干预，包括心理护理，健康宣教、血液透析期间的病情观察饮食运动指导等，观察组在上述护理的基础给予针对性的预防内瘘失功的临床护理干预，主要包括：

1.2.1防止低血压 有临床资料显示，低血压是导致内瘘急性闭塞的主要原因，约占急性闭塞的50%以上。其中透析期间体重增加过多致使单位时间内超滤增多以及干体重评估不足是导致透析中低血压发生的主要原因[2]。因此在透析前护理人员应详细了解患者在家中的饮食和睡眠情况，患者的体重增加值，对患者的干体重进行准确评估，并合理设置脱水量，以避免过度超滤引发低血压；在透析的过程中密切观察患者是否出现头昏、出冷汗、打哈欠以及腹痛等低血压先兆症状，一旦发现这些症状应及时纠正血容量，必要时可暂时停止超滤进行处理；对透析期间体重增加过快的患者应帮助其找出原因，并指导患者合理饮食，严格控制进水量，以保证透析期间的体重增加值不超过干体重的3%。

1.2.2正确使用内瘘 穿刺不当是造成内瘘血管损伤的一个主要原因，如过早穿刺会因为内瘘未成熟，静脉血管管壁较薄，在穿刺时易造成血管壁损伤，因此作为护理人员在行内瘘穿刺前应先准确评估内瘘，并严格掌握穿刺方法，提高穿刺成功率。一般新的内瘘成熟需要4～8周的时间，一般当发现有明显动脉震颤，内瘘血管增粗，才算达到成熟标准[3]，在进行穿刺时一定要摸清血管走向在行穿刺，并尽量由经验丰富的护理人员进行穿刺，以保证穿刺成功率，从而提高内瘘使用寿命。

1.2.3拔针后护理 在透析结束后拔针动作宜轻、快，对穿刺点进行适当压迫，以不出血为宜，压迫时间不宜过长，一般15min左右即可，嘱患者压迫位置在血管进针处，而不是皮肤进针处，以免造成皮下血肿；拔针后嘱患者卧床休息20min后再进行活动，以免直立性低血压的发生。

1.2.4给予适当的HYG微波干预 微波治疗可通过人体内的极性分子将微波动力传递给各种生物大分子并使之高速震动、产生强烈的机械和生物热效应，以刺激神经、血管和组织细胞，引起多种生物效应。可扩张血管、提高组织免疫力、增强组织的新陈代谢，促进组织修复，当同时嘱患者在尽早功能锻炼的基础上行HYJ微波干预，且临床护理人员应严格掌握HYJ微波治疗仪在动静脉内瘘使用的时间节点和使用的延续性。

1.2.5加强宣教 部分患者对内瘘的保护意识不强，如弹力带未及时解除，瘘侧肢体长时间的用力等，都会造成血液循环障碍。此时护理人员应加强与患者的沟通，采用多种方式主动了解患者的实际情况，并分析患者动静脉内瘘失功的高危因素，从而对患者进行有针对性的健康教育；嘱患者在透析后2h内，瘘侧肢体应保持制动状态，内瘘24h后可给予热敷和功能锻炼，以促进穿刺部位的血液循环；在日常生活中应注意加强对瘘侧血管的保护，不在瘘侧肢体测量血压、抽血等操作，注意瘘侧肢体的保暖；教会患者学会判断内瘘是否通畅的方法，若一旦出现异常应及时到院就诊[4]。

1.3观察指标 对两组患者内瘘失功的发生率进行比较，并应用我院自行设计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表对患者的护理满意度调查，调查表共分为满意、基本满意和不满意三个部分，并以满意和基本满意计算满意度。

1.4统计学方法 计数资料组间比较应用X2检验，P

2结果

2.1内瘘失功发生率比较 截止到2013年11月的随访，观察组共1例（3.33%）患者出现内瘘失功，对照组共5例（16.7%）患者出现内瘘失功，两组比较，观察组内瘘失功发生率明显小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2.2护理满意度比较 观察组满26意例，基本满意4例，无不满意患者，满意度为100%（30/30），对照组满意19例，基本满意5例，不满意6例，满意度为80.0%（24/30），两组比较，观察组护理满意度明显大于对照组，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3讨论

内瘘是指通过手术将动、静脉皮下吻合建立的一条血管通道，术后该静脉逐渐扩张、肥厚，可以穿刺得到足够的血流量，成为永久性血管通路。自体动静脉内瘘优点：通畅率高、并发症少，且操作简单、医疗费用低，被广泛应用于维持性血液透析的患者。血管通路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患者血液透析的效果，而内瘘失功会严重影响透析效果，有临床资料显示，低血压、穿刺不当造成内瘘损伤、感染以及患者对内瘘保护意识不强是导致内瘘失功的主要因素[5]。在本组的资料中，对观察组患者针对上述因素进行护理干预，明显减少了内瘘失功的发生率，且与仅行常规护理对照组比较，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总之，对行以CVF为血管通道的血液透析患者加强预防内瘘失功的针对性护理干预，可明显减少内瘘失功的发生率，对延长内瘘寿命，保证患者的生存质量具有重要意义，值得临床推广应用。

参考文献

[1]李立，王笑云，刘殿阁，等.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微炎症状态与血管通路失功的相关研究[J].中国血液净化，2007，6（10）：538-542.

[2]伍娟英，唐万秋.维持性血液透析患者动静脉内瘘的护理[J].广西医科大学学报，2008，25（7）：313-314.

[3]王文娟，吴春燕，应迎娟，等.穿刺方法对血透动静脉内瘘并发症的影响[J].中华护理杂志，2009，44（2）：180-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