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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星型广场凯旋门:巴黎著名建筑物;位于市西夏尔·戴高乐广场;
3、巴黎圣母院:法国天主教大教堂;位于巴黎塞纳河中城岛的东端,始建于1163年,1320年落成;
4、 卢浮宫: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著名的博物馆之一;位于法国巴黎市中心的塞纳河北岸;
在世界建筑设计史上,有三次重要的浪潮一是流行于1888~1910年问的“艺术与工艺运动”,二是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其三就是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于1907年成立的德意志制造联盟,将工匠、艺术家、画家、设计者集中起来参与到建筑设计中,组成一个制造业的大联盟,该联盟是一个积极推进工业设计的舆论集团,由一群热心设计教育与宣传的艺术家、建筑师、设计师、企业家和政治家组成,时间已过去整整一百年了,制造联盟对于后世的建筑体系的影响是巨大的,制造联盟宣言表明了这个组织的目标;通过艺术、工业与手工艺的合作,用教育,宣传及对有关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来提高工业劳动的地位,在这个运动中有一个重要的人物布鲁诺・陶特,今天我们在联盟的百年纪念日来回忆他,意在通过了解他的生平去回顾一段值得纪念的历史。
“建筑不仅仅是一门与社会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且,它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晶,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一门完完全全的集体艺术。”
(布鲁诺陶特)
摘要:1914年布鲁诺晦特在德国科隆博览会创作的“玻璃亭”被后人当作西方现代表现主义的代表作载入史册。1919年陶特与朋友们的“玻璃链(the Glaserne Kette)”至今仍是一段理想与浪漫的佳话。1924~1930年晦特放弃浪漫的乌托邦幻想,他与马丁・瓦格纳推出了生态城市建筑的雏形:布里茨・豪夫埃森社会住宅区,体现了陶特的理想、观念和改革热情。1933年后被纳粹德国迫害的现代建筑天才们成了蒲公英,飞到世界各地去生根、发芽。
关键词:天才建筑师,陶特“玻璃亭”,“玻璃链”,共和国“社会住宅”,蒲公英
AbStract:1914,Taut's Glasspavilion exhibitedfor the Exhibition of DWB in Koln,Which is arepresent archtectural Work of Expressionismin the historian.1919,"the Glaserne Kette"ofTaut with his friennds,that is a fine story of romantic and idealism.1924-30,Taut gaveup Utopin's fantasia,planed HufeisensiediungBritz with Martin Wagner,which was arough Typ of ecosystem Urbandesign andsocialdwelling.The concept was linkedwith idealistic reform enthusiasm and programmatic pathos.The Block of U-formrepresen Taut's ideal,idea and revolutionpassion.After 1933,those modern geniusarchitects persecuted by Nazi,they flewaround the world to take root and self unfoldlikes Dandelion.
KeyWOrd:Genius architect,Taut'sGlasspavilion,the Glaserne Kette,Pubulic'sSocialdwelling,Dandelion。
中图分类号:K811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4-8537(2007)11-0137-07
玻璃亭
1880年4月4日德国著名天才建筑师布鲁诺・陶特(BrunoTaut,1880~1938)(图1)诞生于东普鲁士的魁尼西堡(Koenigsberg),他是商人攸立游丝・陶特的第二个儿子。1902年陶特毕业于魁尼西堡建筑职业学校,在完成他的建筑职业教育后,陶特迁居柏林并且开始在布卢诺牟林的犹太风格建筑事务所工作。
从1904开始,陶特在斯图加特跟随泰欧斗・费瑟尔(1862~1938)教授工作,通过教授介绍,陶特首次获得一个设计任务的委托;路德维西堡的奥特离兴乡村教堂的更新改造工程(圈2)。在这期间,他开始学习表现主义绘画并创作了许多绘画作品(图3),这对他的现代设计审美观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泛泛而论,德意志制造联盟(DWB)中颇有一些成员做出来的建筑设计属于表现主义风格的范畴,陶特只不过是其中的一员。从几个重要的方面来看,表现主义者的理念与包豪斯(Bauhaus)努力想要实现的一些想法是息息相关的。格罗庇乌斯希望借助于艺术的方式,把他的学校变成社会变革的策源地:通过在包豪斯强调合作的重要性,既能把学生训练成工匠与艺术家,同时又能塑造他们的人格。
1908年布鲁诺・陶特回到柏林,开始在沙烙特堡高等技术学校学习艺术史和城市设计,并同时开创了自己的建筑设计事务所。1912年陶特被委任为德国“花园城市”协会(DeutscheGartenstadtgesellschaft) 的咨询建筑师,并且在柏林近郊的马格德堡(Magdeburg)和法肯堡(Falkenburg)等地推动了几个“花园城市”的设计方案。
1914年发生了很多对现代建筑影响重大的事件,不仅圣伊里亚的“明日之城”启动了建筑的科学幻想,光一个德国科隆博览会就出现了格鲁庇乌斯・迈耶设计的示范工厂、维尔德的剧院和布鲁诺・陶特的“玻璃亭”(Glasspavilion也有人叫它水晶宫)(图4、5)三件重要的作品。布鲁诺・陶特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毫无疑问,我们知道建筑是房子,但是房子是不是建筑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1914年德国科隆博览会出现了一座用五光十色的玻璃嵌板措建而成的拱型建筑(图6、7),设计者陶特的灵感来自于一位作家保罗・希尔巴特(Paul Scheerba~)的作品,希尔巴特专好作奇思异想,受他的启发,陶特运用现代材料建构了一座极其富于想象力的七彩颜色和怪异形状的建筑。新材料和新技术满足了陶特奇思异想的创作欲,在这座“玻璃亭”的束带层上,铭刻着一些“彩色玻璃消弭仇恨”之类希尔巴特文字,玻璃亭里题写了很多格言出自于马克思・史克尔巴特(Max Scheerba)的格言:“砖石房屋只能伤害我们,彩色玻璃才能消除敌意”,“没有玻璃宫殿,生活将成为负担”等等。这个建筑设计被后人当作现代西方表现主义的代表作,陶特在运用奇幻般的乌托邦创作着他认为不
同于“建筑”的“房子”,表现了一个天才建筑师改造世界,进而改造人类的思想意识的梦幻。
玻璃亭有一个多面玻璃的小园顶玻璃砖砌墙,小室其它墙面上贴满了彩色马赛克贴面,中间还有一段阶梯状的流水池(图8、9)。光从玻璃屋顶照进来,射八水池,再反射到墙面上经由玻璃砖和马赛克的无限次反射,房间里充满了光的舞蹈。陶特在亭内大量使用“彩色”玻璃并15妙地运用光来塑造,就好像是在表现玻璃和光的灵魂(图10)。
从那以后,作为职业建筑师,陶特一直在德国各处继续推广他的玻璃建筑。陶特的玻璃建筑的最基本构想是以地面与顶棚两个水平面来确立空间。地面的处理中最重要的又是起于水缘。从希腊以来,如何对柱子和墙进行处理是西方建筑理论中的中心论题,在建筑构成中,柱子和墙等垂直部分也是决定建筑形态的最重要因素。同时,无论是绘画还是照片,垂直的因素都对画面起到支配性作用。而陶特一反传统,指出了水平因素的重要性。
玻璃链
1919年陶特和他们的朋友们组成艺术劳工委员会,由于受到了政治上的压迫,不得不转为书信联络,这一系列信件被称之为“玻璃链(theGlaseme Kette)”。每个人都书写下自己对现代艺术的感受和思想,与别人分享,互相讨论,这有点像今天的互联网,他们甚至给自己起了新ID,比如陶特叫Glas(玻璃),格罗庇乌斯自称为Mass(体量)。但是透明而纯粹的玻璃是十分易碎的,时间不长,当他们发现,他们的那些浪漫的理想与现实的工业体系差距甚大时,“玻璃链”就破裂了。
社会住宅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争的创伤(图11)和大柏林爆炸式的急速膨胀,人口大量密集地涌入柏林,特别是由于1914~1918年的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建设停顿,在柏林出现了耸人听闻的住房亏空,城市急需要建设大量住宅以度房荒。应时,投资商们在柏林建起了大量兵营式(图12)的出租住宅来缓解尖锐的矛盾。
1924~1930年在柏林兴建了大约135000套住宅,而这仅仅是1928~1930年繁荣的建设量的30%~40%。因此,“大住宅区”建设的理论问题,摆在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和工程师面前:它的高难度的综合性与复杂性,它的理性化与系统化建设方法,特别是早期工业化建筑类型的建造问题以及如何解决社会住宅的功能和随之而来的其它问题,成为他们不可回避的现实。
受当时魏玛共和国社会主义的影响,这个时期陶特开始放弃他浪漫的乌托邦幻想,转而强调建筑应是社会行政中的一部份,它代表的是现在的社会文化,而非尚未实现的理想。他受新实用主义(Neue Sachlichkeit)的影响,强调设计的合理性。他受包豪斯学院的影响,放弃早期独尊权贵式的建筑设计,转而追求纯粹理性的建筑。他了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巴比伦城市构想,在纯粹理性建筑思想的指导下,直面当时经济萧条的局面,创造一种形式简单并且能满足一切生活必须,同时又是高雅而真实的居住建筑形式。
他和城市设计局的建筑师马丁・瓦格纳(Martin Wagner)合作,领导了当时十分前卫的社会化居住区建设工作。在1923年后陶特设计了大量的社会住宅。从1924年至1931年,陶特出任了柏林GEHAG建筑顾问,负责柏林许多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案,使他有机会实现他的功能主义与节约劳动的理论,他先后领导建设了一万多套社会住宅(图13、14)。而这正是20世纪建设平民住宅最重要的成就之一。
为了克服投资商们在柏林建起的大量兵营式出租住宅的弊端――灰暗,呆板、不良的采光和通风,陶特和马丁・瓦格纳(MartinWagner)合作规划设计,推出了生态城市建筑的雏形:应该被收录到世界文化遗产名单内(Weltkulturerbe-ListederUNESCO)的布里茨・豪夫埃森居住区(HufeisensiedlungBritz)和蔡棱道夫的“汤姆大叔小屋”森林居住区(Waldsiedlung OnkelFores Hiitte in Zehlendorf)。在这个大型居住区中体现了陶特的理想,观念和与之联系在一起的改革热情。在居住区里,陶特规划设计了单元式,公助廉租标准住宅。它们相连成排,住宅中阳光充沛、通风良好,建筑立面审美出色,每家承租人都有像梯田式属于自己的花园(图15)。他的合作者马丁・瓦格纳则在斯塔芬哈根街(stavenhagener Strasse)住宅大楼中设计了预制建筑构件包括椭圆楼梯,这在当今已司空见惯,而在当时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布里茨・豪夫埃森居住区中最令人震撼的莫过于位于社区中心的“马蹄型中庭”,它充分反映出创作者纲领性情感:通过建筑再造居民之间的社区意识。“马蹄”的外侧不同宽窄的前花园和不同层次的绿地伴随着街道沿不断变化方向的环形街道,彻底改变了柏林的传统街块显而易见的死板格局,建构了一种亲切活泼、充满活力的,具有聚落生活气氛的空间形象。相对于住宅室内空间,“马蹄”的内侧则整体建构了“公共客厅”:绿色的外部空间。在这个新原型中,人们可以通过对新形式的空间体验,亲身感受到“个人与整体利益之间的关系”这一明显社会学的内在含义。“马蹄型”原型了新建筑的类型和新价值观的特殊宣言,它是在挑战欺压和偏见(图16~27)。
为了避免工业化建造的单调,建筑体部设计虽然整齐对称,但是针对每个单元细节都有相应的个性化设计。他认为,简单的“功能”结构往往不具备感染性,往往是细节的改变,在毛坯墙镶上玻璃的新窗户、新门、新的颜色、新的面砖等,如果你有眼光的话,就会从这些细节中发现建筑的魅力。他在设计中,通过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组合拓宽广场空间,运用色彩这种最便宜的设计元素,突出了不同品种的建筑、尤其是每个街道自己的特点。
1926年后马丁・瓦格纳以在柏林建立的大型住区布里茨・豪夫埃森为契机,在荷兰国际会议中开展了“建设经济型住宅”的研讨,而陶特则在1931年后,接受了普鲁士艺术大学的柏林工学院的邀请,开始教授居住建筑和居住区规划(图28)。
蒲公英
1933年陶特在社会主义的感召下赴莫斯科访问,回国后,他发觉自己已被登录在希特勒的黑名单上,后来仓皇逃遁,受邀来到了日本。通过在日本的生活和他对日本的了解,陶特认识到:在日本传统建筑设计中十分重视地面而常常抹去墙的存在;即使空间与空间之间需要分割也尽可能不设墙,而是采用拉门,拉窗等可滑动的轻便隔扇。这甚至可以说是日本传统建筑被默认的主题,也正是日本传统建筑中最根本的特征。在日本,他留下了他的传奇作品――日向邸住宅并在那里被聘为日本工业艺术研究所的顾问。在他的指导下,日本人学会了大批量生产产品的工业设计,陶特的观念成为当时日本工业设计的理论基础。历史使这些被纳粹德国迫害的天才们,成了无数蒲公英小伞,他们飞到世界各地去生根、发芽。1936年,陶特又去了革命后的土耳其,发展建筑设计教育直到去世。
今天,我们在纪念德意志制造联盟100周年之际,缅怀德国现代建筑的著名建筑师布鲁诺・陶特(图29),通过了解他的生平去回顾一段历史,再次认识摆在我们面前大量有待开拓的领域,尝试新美学标准的合理性:它与我们整个时代文化精神的密切相关性它与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和谐以及工作与生活的统一的密切的主导关系。通过艺术、工业与手工艺的合作用教育、宣传及对有关问题采取联合行动的方式来提高工业劳动的地位,我们认为……批量生产与劳动分工并没有什么危险,只有在工业没有产生优质产品的目标时,只有当我们忘记了自己是社会的公仆、以为自已是时代的支配者时,才是最为危险的。“建筑不仅仅是一门与社会最密切相关的艺术,而且,它的实现本身就是一个社会的结晶,在这一意义上,它是一门完完全全的集体艺术。
从很小的时候起,圆明园,这三个字就深深的印在了脑海之中。十岁的时候到过一次北京,到过一次圆明园,面对那些湖水、断桥、残垣、杂草,儿时的我只是觉得一片荒凉,完全想象不出它往日的荣耀与辉煌。时光飞逝,已是近30岁的我有幸进入清华深造,更有机会数次前往圆明园,感受圆明园,想像圆明园。却始终无法将当年的电影――《》中的圆明园以及纪录片――《圆明园》中cg技术下的圆明园和我眼前的景象对照起来。
终于,当才疏学浅的我得知《日下旧闻考》中有大量描写圆明园繁盛时期的史料时,便迫不及待找来仔细阅读。
在《日下旧闻考》中,从第七十一卷到第八十五卷,从圆明园的官员配属到与清漪园的比较,整整15卷文字,详细描述了这个万园之园的绝世景象。直到此时,我头脑中的模糊影像才逐渐变得清晰。
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将畅春园北1里许地名后华家屯的一座园林赐给他的第四个儿子胤G,并亲题园额曰“圆明园”。按照胤G的解释,园名的取义是:“圆而入神,君子之时中也。明而普照,达人之睿智也。”《日下旧闻考》第八十卷。这时的圆明园,只是一座皇子的赐园,它的面积约600亩左右。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病死,胤G即位,这就是雍正。
雍正三年(1725),雍正在圆明园原有“亭台邱壑”的基础上加以扩建。全园面积增至3000余亩。这时的圆明园,已经有28处重要的建筑组群。从此,圆明园成为清统治者经常居住和向全国发号施令的政治中枢,紫禁城的宫殿,只不过是皇权的象征,备举行重大典礼之用而已。
乾隆即位的时候,清王朝已经建立了将近100年,国家的统一,政权的巩固,特别是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乾隆的大兴土木提供了物质基础。乾隆在《日下旧闻考》的《题词》注中说:“余临御四十余年,凡京师坛庙、宫殿、城郭、河渠、苑囿、衙署,莫不修整。”为了追求“山水之乐”,乾隆对苑囿的兴建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即位以后,就先后改建和扩建了康熙、雍正年间在北京西北郊兴建的畅春园、圆明园、静明园、静宜园,并借疏浚西湖(乾隆十五年改称昆明湖)的机会兴建了清漪园。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三山五园”。在“三山五园”中,乾隆对圆明园的经营,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但是,乾隆对圆明园的扩建,并没有扩大圆明园的地盘,而是在原有的范围内调整园林景观,并增建若干建筑组群以丰富园景。乾隆对圆明园的扩建,主要是在圆明园的东邻和东南邻修建附园长春园和绮春园(同治时改名万春园)。这三座园林,连成一片,总面积达5200余亩,有风景建筑组群100余处,同属圆明园总管大臣管理。
圆明园的园林建筑,个体形象小巧玲珑,千姿百态,尺度比外间同类型的建筑要小一些,而且能突破官式规范的束缚,广征博采大江南北的民居样式,出现了许多平面形式如眉月形、e字形、工字形、书卷形、口字形、田字形,乃至套环、方胜等等。除少量殿堂外,建筑的外观朴素雅致,少施彩绘,与周围的自然环境十分协调。建筑群体组合,更是富于变化,全园100多组建筑群无一雷同,但又万变不离其宗,都以院落的格局作为基调,把我国传统院落布局的多变性发挥到了极致。它们分别与那些自然空间的局部山水地貌和树木花卉的栽植相结合,创造出一系列丰富多彩、风格各异的园林景观。
圆明园四十景,是乾隆九年( 1744年)最终建成并御制成诗、绘画成图的。即:正大光明、勤政亲贤、九州清晏、镂月开云、天然图画、碧桐书院、慈云普护、上下天光、杏花春馆、坦坦荡荡、长春仙馆、山高水长、万方安和、武陵春色、日天琳宇、濂溪乐处、多稼如云、水木明瑟、映水兰香、澹泊宁静、西峰秀色、鱼跃鸢飞、北远山村、四宜书屋、平湖秋月、蓬岛瑶台、接秀山房、别有洞天、夹镜鸣琴、澡身浴德、廓然大公、坐石临流、洞天深处。鸿慈永祜、茹古涵今、汇芳书院、月地云居、方壶胜境、涵虚朗鉴、曲院风荷。其中至少有28处为雍正题额而定。这在《日下旧闻考》中均有记载。
这些造景的取材极为广泛,有的模拟江南风景。比如“西峰秀色”模仿的就是庐山景色。庐山,是我国的名山之一。相传古代有一位名叫匡俗的人结庐于此,故名庐山,亦名匡山,又称匡庐。此山三面临水,西临陆地,万壑千岩,烟云弥漫。在《日下旧闻考》第八十二卷中明确写道“河西松峦峻峙为小匡庐”。同样在《日下旧闻考》第八十二卷中明确表示“曲院风荷”是与西湖曲院风荷“风景相似故以其名名之”。
有的是再现前人诗画意境。唐代诗人李白在《秋登宣城谢x北楼》一诗中说:“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把流经宣州城外的宛溪和句溪比作“明镜”,而宛溪上的凤凰、济川二桥则比作从天而降的“彩虹”。而在《日下旧闻考》第八十二卷中记载,乾隆在《夹镜鸣琴》词序中说:“取李青莲‘两水夹明镜’诗意,架虹桥一道,上构杰阁,俯瞰澄泓,画栏倒影,旁崖悬瀑,水冲激石罅, 琮自鸣,犹识成连遗响。”可见,圆明园四十景之一的“夹镜鸣琴”,是从李白的诗句中化出的。
还有就是直接照搬江南名园。乾隆六次南巡,都有如意馆的画工一同前往,把他看中的名园绘成图样,带回北京,在北京和热河的皇家园林中加以仿建。比如安澜园,在浙江海宁盐官镇(旧海宁城),为明、清两代江南名园之一。依然在《日下旧闻考》第八十二卷中记载:“安澜园者壬午幸海宁所赐陈氏隅园之名也”,因“喜其结构致佳”,将园景绘制成图,带回北京,借修葺“四宜书屋”之便,“一举两得”“左右前后,略经位置”,于是,一座“与陈园曲折如一无二”的园子便修在了圆明园之中。
圆明园集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的大成,是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发展的高峰,也是我国古代建筑和园林艺术的光辉总结。法国传教士王致诚在一封著名的信中详尽地介绍了圆明园之后写道:“此地各物,无论在设计和施工方面都极宏伟和美丽。因为我的眼睛从来不曾看到过任何与它相类的东西,因此也就令我特别惊讶……中国人在建筑方面所表现的千变万化,复杂多端,我唯有钦佩他们的天才弘富。我们和他们比较起来,我不得不相信,我们是又贫乏又缺乏生气。”
丹尼尔・李布斯金(DanielLibeskind)工作室里一幅忙碌景象,但是这种忙碌显得有点儿漫不经心,每一台电脑、每一张桌子、每一个书架、每一个文件柜似乎都在为新的建筑模型努力工作着,然而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孜孜不倦能否继续带来可观的设计费用,或者更远一点来说,能否让自己的建筑理想在世界某一个角落生根发芽。
在一张桌子上,是位于韩国釜山集住宅和酒店于一身的四座塔楼建筑模型,预计2011年开幕;另一张桌子上是多伦多一栋58层的超高公寓建筑,在经历了2年的断档之后终于在近期开工;远处是拉斯韦加斯市中心的一家大型商场模型,于去年12月开幕――这些项目让工作室好歹维系了一点儿残存的信心以及必要的资金流通。
剩下的呢?价值8000万美元的波士顿文化艺术中心和摩纳哥海岸边一栋复合使用的建筑项目被取消,波兰华沙一座54层的摩天大楼因为资金不足被削减为目前的16层,洛杉矶一座43层的公寓大楼搁浅――等待什么时候有新的资金进入再启动。而那幢著名的“归零地带(Ground Zero)”项目则被判缓刑,至今已经拖过了第八个年头。
作为享誉国际的明星建筑师,当2002年李布斯金从纽约世贸中心遗址重建方案中脱颖而出之后,这位出生在波兰的建筑师和太太妮娜从柏林举家搬迁到纽约,就在离世贸遗址不远的地方设立了工作室。到2006年年末,他们已经有了近70名员工,项目接踵而来,李布斯金刚想继续扩大规模时,金融危机爆发。2009年1月,他不得不作出裁员的决定。
“做建筑设计师就必须保持乐观。”李布斯金说,他今年64岁,44岁时设计了著名的柏林犹太人博物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说‘我们没钱了,项目取消’,或者一些项目被告知无限期搁置。”
幸好还有中国
建筑设计向来要依靠不断的项目循环来回收资金并启动下一桩生意,起起落落与地产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欧美1991―1992年和2002―2003年两次地产低谷中,大部分建筑设计事务所都经历了巨大的亏本和裁员。而根据美国建筑师协会的调查,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过去的26个月里有600家建筑设计公司缩减了规模;根据美国劳工署的统计,2008年中期,这个行业一度达到了22.05万名从业者的顶峰,随后便有5.5万人被裁员,达到总数的1/4。
一些著名的建筑设计公司,如Gensler和Perkins+Will的执行官表示,金融危机时的首要任务只能是努力去竞标所有可能的项目,而通常他们都要面对12―15名竞争对手,设计价格也被客户压至最低。如果说好年头时的利润在15%左右的话,现在则降到了5%―10%,一些公司为了争取项目甚至放弃盈利。“那是一个一片混乱的世界。”Gensler公司创立人大卫・简斯勒(David Gensler)说,“现在大家都要为市场份额而战。”
为了弥补项目数量下降,就要尽可能多地获取一些利润丰厚的饭票,但是裁员依旧不可避免。排名美国第二、世界第四的HOK建筑设计公司,曾在2008年遭遇重大挫折――迪拜的2个超大型项目在36小时之内一起倒闭,如今他们只能尽可能谨慎行事。
建筑设计界的这一低谷对明星设计师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当1997年由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设计的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开幕之后,大量建筑师如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圣地亚哥・卡拉特拉瓦(Santiago Calatrava,他设计了希腊奥运场馆)等等都因世界各地的地标性建筑而一炮走红。而到了2009年,福斯特的Foster+Partners事务所不仅裁减了300名员工,还关闭了柏林和伊斯坦布尔的分公司。这家总部在伦敦的英国设计师事务所一度接手了莫斯科的“俄罗斯塔”项目――一个能充分展示钢筋铁骨的前卫和2000英尺超高度的建筑项目,也在去年由于资金短缺而被迫中止。
卡拉特拉瓦设计的旋转大楼“芝加哥精神”,一度有望超过该市的北美第一高楼韦莱大厦(即著名的西尔斯大厦),成为西半球第一高建筑,却被迫于2008年中止,在芝加哥市中心留下了一摊烂尾;此外,纽约市区一幢835英尺高的公寓大楼因为业主无法预售足够的单位而搁浅,在这位西班牙设计师心中留下无尽遗憾;他更著名的一幢烂尾楼则是原定2010年建成的纽约市立芭蕾舞团剧院。
所幸,简斯勒为上海设计的“上海大厦”正在热火朝天地建设中,这座城市已经迫不及待地将这座未来的第一高楼与环球金融中心、金茂大厦和东方明珠电视塔一起纳入陆家嘴的愿景里;诺曼・福斯特则在北京奥运前就迎来了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竣工;而央视新大楼的一场大火反而给雷姆・库哈斯的设计增添了不少故事性。
那些依旧乐观的设计师们
当客户把纽约布鲁克林占地22英亩、价值40亿美元的住宅及商务区项目束之高阁后,81岁的老头子弗兰克・盖里不得不将事务所员工从250人减到120人。雪上加霜的是,同时搁浅的还有洛杉矶一片价值30亿的商业项目,它原本可以给盖里设计的银色迪士尼音乐厅锦上添花――那是一批高端住宅及奢侈购物中心。不过盖里似乎看得很开,他解释说,自己更享受掌握一个小型团队,而且项目速度放慢,也可以让他高高兴兴地去做一些其他的奇怪设计,例如,他刚刚在自己的iPhone上给Lady GaGa绘制了一顶帽子。“我目前不想给私人房屋做设计”,他指出,那些挑剔的客户以及少得可怜的费用,从来都不会优先出现在明星建筑师们的工作表上。
工作越来越少,弗兰克・盖里建筑事务所员工们的日子过于清闲,以至于今年夏天不再需要暑期实习生了。
德累斯顿是萨克森州的首府,地位相当于武汉之于湖北省。德累斯顿这个名字,翻译过来是“河边森林的人们”。易北河从德累斯顿穿城而过,将这座城市分为南北两岸。易北河的河道,弯曲蜿转,有柔和的线条和灵动的姿态,同长江那种浩荡着一泻千里的架式不大相同。
易北河的南岸是老城区,北岸是新城区。所谓新城区,也老得让人肃然起敬:至少13世纪,它就已经存在了。它比汉口老了两百多年,与武昌和汉阳相比,却还是年轻很多。
“蓝色奇迹”是横跨易北河上的一座桥。全桥涂着浅蓝的颜料,几乎与天空同色。大桥修建于十九世纪末。全长一百四十多米,没有一座桥墩,桥上钢梁之间的连接,也没有用一颗螺丝,全部是钢球铆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可谓奇迹。
不过,比“蓝色奇迹”更值得一说的是这里的缆车。它号称是世界是第一座缆车,修建成功是在1904年。想想,那是什么岁月呀,大清朝皇还在哩。
2 皮尔尼茨宫
德累斯顿能有今天这样的名声,得幸于十七世纪的国王奥古斯特一世,他又被称为“强者奥古斯特”。他为德累斯顿修建了茨温格宫、圣母教堂、皮尔尼茨宫等等世界级建筑。它们的出现,使德累斯顿蓦然间有了一种辉煌,从而也成为德国最重要的都市之一。
皮尔尼茨宫已经在德累斯顿的郊区了,以前这里是一个小镇。据说是强者奥古斯特年轻时去过威尼斯,对那里水边的房屋念念不忘,一直想有一个自己的水边城堡,皮尔尼茨宫的创建大概起因于此。然后他请了著名的建筑师来对这个宫殿进行重新建造,这个建筑师叫珀尔曼,著名的茨温格宫也是他主修的。
那时候正是盛行中国风的时候,他要求这个行宫要有东方格调。不晓得珀尔曼有没有到中国视察一番,反正他按皇帝的意思做了。1723年,他修建了水宫,水宫的台阶几乎一直伸进了水里。
3 欧洲瓷都迈森
迈森是德累斯顿附近的小镇。去那里要坐火车,只有半个小时的路程。出火车站朝河边走,便能看到高耸的城堡和大教堂,这几乎是迈森的座标,不管走到哪里,抬起头来,就能看到那几个尖顶。迈森原是一个要塞,后来才成为宫殿,是强者奥古斯特的祖辈出山的地方。应该说,这里是他们最初的王宫。
迈森也在易北河边,德累斯顿的下游。易北河是从捷克流到德国来的。布拉格离德累斯顿非常近,坐火车一个多小时,跟到黄陂似的。
因为瓷器的缘故,这个不足三万人的小镇成为著名的旅游景点。但在迈森,几乎都看不到举小旗子的旅游团队,少了这些结队赶集旅游的人,游客多为散客,街上的人数就很适度。游客三三两两地漫步街头或是观看景点,反倒使得迈森有一种雅致的悠闲。如果阳光正普照着,整个迈森就会洋溢一派充满暖意的宁静,以及从这之中散发出的懒懒的舒适。
迈森的瓷器已经有了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最惊人的是,它自建成后,居然一天都没有停过工。即使二战期间,它仍然在生产。它被搬到阿尔布莱希特城堡后,在那里面呆了150年,直到十九世纪才搬了出来。迈森瓷厂保存着自发明瓷器以来的所有秘方和设计图纸,大概有几万份了,档案完备得也让人目瞪口呆。迈森的瓷厂有一个工艺流程的展览,看这个展览要买门票,价格还真不便宜。
迈森的瓷器销量很好,人们以拥有迈森的瓷器为荣。全世界各地的人都会来这里购买,尤其是有钱人和名人等,并且前来买迈森瓷器的日本人也多极了――宁可飞到欧洲,也不去千年瓷都景德镇呀!
4 名人故地
著名作曲家韦伯(Carl Maria von Weber,德,1786~1826)在德累斯顿住过十年,曾在这里当过乐团总指挥。这十年,也是他创作最旺盛的十年。去世后,他的墓也在德累斯顿。
德累斯顿还有席勒的故居。据席勒故居管理员说,席勒在这里生活过两年,住在他的资助人家。这个房间只是席勒的写作间。他的住房现已是私人住宅,无法得以看到。在德累斯顿还有一座韦伯的纪念馆。
距德累斯顿不远的魏玛,却有席勒的故居。魏玛已经出了萨克森州,位于隔壁的图林根州。非但如此,歌德故居也在那里。他们俩人的住处距离很近,难怪他们一直有着深厚的友谊。
接触过德国文学的人,大多都会熟知魏玛这个地名。那里有歌德和席勒的故居(真正的席勒故居)。
像德累斯顿的故居一样,席勒在魏玛的故居也是一座黄颜色的房子。故居中有一张桌子和一张床,是席勒当年用过的,完全是原物。每一个去的人,都会忍不住伸出手,轻抚一下,仿佛是想感受一下席勒的气息。手掌触在桌面和床架上的感觉,真的是很奇妙的,只有身临其境才体会得到。
歌德故居距席勒家不远,大约走路只要五分钟。比起席勒家来,歌德家是豪华得太多了,好几间屋子都摆放着他的收藏品,屋内的陈设也很气派。
TIPS 衣食住行
衣
德累斯顿让我感受最深的是它的天气。即使是在六月,也天天都穿着毛衣。适才还阳光灿烂,忽然就大雨浇头。有时候,雨蓦然来了,伞都还没来得及撑开,它又突然走了,太阳立即就照在身上。出门冷得我系了围巾,把背来的厚衣服全套在身上,还是冷。想起武汉这时候的酷热,觉得这个冷还是好忍一点。
食
一日三餐中,最不让我犯愁的是早餐。以往出国,如果住在酒店里,早餐甚至可说是比家里还舒服。在德累斯顿,虽然没酒店住,但这里的早餐也仍然是最让我喜欢的。德累斯顿有数不清的面包店,几乎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每个面包店都散发出烧烤的香味。面包价格多在1-2欧元之间。跟中国的面包比,当然也是贵了一点。
德国的面包品种很多。跟国内的面包比,许多都外壳较硬,很有嚼劲。甜面包多,但无味或略带咸味的也不少。商店里还有无数的奶酪和黄油,香肠品种也多到我根本数不清楚。德国人喜欢在面包里夹着香肠来吃。德国餐的菜和汤都太咸,我的确吃不太惯,不过德国的蕃茄真好吃呀。
住
我住的房子是窄窄的波希米亚街上最破的一幢楼,破旧到我第一眼见到它时,有点目瞪口呆。这房子是1834年的建筑,是德累斯顿的新城区,东德时代城市复建时,原本这房子也应该拆掉,但因住了许多学生,就保留了下来。后来,一些艺术家决定把这幢楼买下。现在,一楼经营酒吧,二楼是画廊,三楼则留给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到德累斯顿时居住――我就是住在三楼的3号房间里。艺术家们还给这幢楼命名为:拉斯科尔尼科夫。他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小说《罪与罚》中主人公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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