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变化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1篇

关键词：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货币体系；世界格局

一、引言

从尼尔・弗格森的《货币崛起》中我们看剑金融对世界历史的影响之大，每一个历史故事背后或者说每一次世界格局的变化、每一个大国的兴起与衰落都是有一条金融线索存在的。因此，本文尝试着从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的变化出发，以此为主线对一百多年的世界格局的变化进行研究。

二、回顾国际金融中心的变迁历程

1　一战前的伦敦

由于英国采取了资本主义制度，而且进行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生产能力发生了质的飞跃，国民经济得到了快速的增长，经济实力强大，对外贸易活动日益频繁，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一战爆发。此时英国就以绝对的优势取得了国际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因而国际金融中心从阿姆斯特丹漂移到英国的政治经济中心伦敦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2　一战、二战后的纽约

总的来讲，两战之间是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逐渐衰落的时期，同时也是纽约逐渐兴起即将取代伦敦成为新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经过了一战、二战的英国，其经济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削弱，金融环境也极为不稳定，这些都决定着国际金融中心必将再一次发生变迁。

二战后几十年纽约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美国大力发展本国经济，作为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工业设备和技术也较为先进，因而美国大发“战争财”，从而使美国在二战后成为当时世界上最为发达的国家。世界的经济中心也因此由英国转向了美国。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等的实施，使得美元取代了英镑，确定了美国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国际金融中心开始从欧洲向美洲转移。

三、世界格局变化背后的金融线索

在十九、二十两个世纪中，欧美亚的大国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种变化之中，金融关系对于大国之间的关系的影响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而实际上，这种大国之间的金融关系却是非常有利的竞争手段。下面笔者就来寻找每一次大国的兴起与衰落、世界格局变化背后的金融线索。

1　伦敦国际金融中心成就英国这个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

我们以拿破仑时期的英法争霸战为例，寻找英国成为世界霸主背后的金融因素。众所周知，法国重视实物经济，而英国奉行重商主义，重视贸易与金融。因此英法两国之间争霸战的背后实际上是大陆政治体系与海上金融体系之间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海洋贸易与国际金融获得其在欧洲以致全球经济中的突出地位，这实质上表明了金融活动的国际地位与金融力量在未来大国竞争中的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支撑大英帝国崛起的深层次因素其背后强大的金融力量。

2　美国称霸背后的金融线索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主战场在欧洲，原本是世界贸易第一大国的英国受到了重创，国际贸易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英国金融体系赖以生存的基础受到了动摇，英镑的国际货币储备地位随之逐渐被美元取代，世界货币开始进入美元世纪。美国在其他国家经济严重困难之时，大量进行商品和资本输出，造成本国巨大国际收支顺差，其他国家出现经常性国际收支逆差，使美元在国际上极端走俏，甚至出现世界范围的“美元荒”。“美元荒”的出现是美元世界霸主地位确立的标志，而此时的英国面临美元对英镑地位的挑战、面临着纽约国际金融中心对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挑战，这些都使得英国逐渐失去了控制国际经济秩序的能力。

3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美国却没有衰落背后的原因

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之后，美国并没有失去其世界金融霸主的地位，而是把国际金融体系引入了信用货币的轨道，迫使其他国家只能接受没有含金量而仅以美国国家信用保障发行的美元纸币。1976年牙买加协议通过，确定实行浮动汇率和黄金非货币化，并允许许多国际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从字面上看，国际储备走向了多元化，但实际上由于美国的综合实力和美元实际拥有的国际货币垄断地位，使得此时的国际货币体系本质上成为一种“美元本位制”。这种国际货币体系给美国带来了世界其他国家难以制衡的金融霸权，这种金融霸权恰恰保证了美国仍旧是世界的一支绝对领导力量，保证了美国的霸权。

4　各国话语权将可能变化背后的原因一当前金融危机的爆发

当前的金融危机尚未过去，但是如何重构危机后全球金融体系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社会的重大议题，因为国际货币制度是为了全球秩序的基石。世界大国也围绕这一议题进行了激烈的讨论。尽管现在说此次金融危机已经改变了“一超多强”的世界格局还为时太早，但从趋势上看，这种金融格局的变化必将会导致全球格局的变化，因为美元本位是保持美国“一超”地位的强大基础。

四、结论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2篇

[摘要]未来20～30年中，中国城镇化水平和空间拓展还将经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是我国发展的历史性战略机遇期。从目前来看，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在考虑中国未来30年的城镇化进程时，我们不能盲目地做出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也不能盲目地在城镇化日趋衰落而并无任何区位优势或特色资源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或者所谓的调整地带失衡的政府转移支付或投资。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应是一个通过市场、政府、公民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协同创新、协同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实现经济社会集约化、空间规模经济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才能顺利推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关键词]城镇化；空间格局；核心—边缘结构；中国

[中图分类号]f299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6432（2013）16-0006-04

1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说过美国的高科技和中国的城市化是影响21世纪世界进程的两件大事（2001）。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突破50%，这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里程碑事件，这意味着中国已经进入一个以城市人口为主的国家，这也意味中国可能还有20～30年的快速城市化进程，更意味着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变革也正在加剧。尤其是，在当前海外市场萎缩，中国亟须提振内需以维持经济平稳增长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城镇化的平稳推进更具有非凡的战略性意义。

 

城镇化布局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十二五”规划指出，要“优化城市化布局和形态”，构建“‘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十报告进一步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集聚功能”。目前关于中国城镇化格局的描述有很多，一般或者是围绕东中西三大地带、南部北部等板块的此起彼伏来展开，或者是围绕城市群的格局来展开。这为我们认识中国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

 

然而，从区域经济视角来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与经济格局一样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核心—边缘结构。但囿于数据或者方法技术，关于中国总体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的研究还比较少见。随着基于gis的空间计量分析技术的提升和遥感夜间灯光数据在城市化空间格局研究中应用的日趋成熟，利用遥感夜间灯光数据（dmsp/ols）来对中国城市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进行可视化分析的条件已经成熟。一些学者已经在相关研究上进行了深入探索（陈晋，卓莉，史培军，2003），给我们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但是基于dmsp/ols数据对中国城镇化格局空间依赖性、空间异质性、空间进程等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为此，本文将运用dmsp/ols数据（2000、 2010年），分析中国大陆城镇化空间的差异性和关联性，并通过全局空间自相关、局域空间自相关、空间插值、标准差椭圆等空间计量分析技术来判别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核心—边缘结构。本文用灯光指数来代替城镇化发展水平（阴英超，2010）。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是否存在核心—边缘的城镇化空间结构，中国不同区域的城镇化格局是否存在阶段性特征，中国未来城镇化空间拓展的热点区在哪里。

 

2中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在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

基于dmsp/ols数据利用gis提取灰度值大于0的斑块，这些斑块大致反映了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拓展状况，如图1和图2 所示。图1和图2中红色代表2000年的斑块分布，绿色代表2010年的斑块分布，区别在于图1 反映的是基于2000年的城镇化斑块拓展状况，图2 反映的是基于2010年的城镇化斑块拓展状况。由图1可知，在红色边缘地区新增添了些许绿色斑块，这代表着在200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围出现了新增长的城镇化图斑，显示出了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扩散效应。图2显示在201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围存在些许消失的图斑（2000），这代表着在从2000年到2010年存在些许消失的城镇化图斑，显示出了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极化效应。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新添的图斑还是消失的图斑基本都围绕在2000年城镇化图斑的周边或邻近地区，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的核心区和外围区已经有了基本的轮廓，东北地区的“哈大城市走廊”清新可见，“京豫浙”三角区（沈体雁，张晓欢，赵作权，2013）、“中三角”、成渝经济区、新疆城市群、福建广东沿海城市带等清晰可见。从标准差椭圆（赵作权 2009）来看，从2000年（蓝色虚线椭圆）到2010年（红色实线椭圆）我国城镇化处于扩张状态，但密集化程度在增加，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处于在扩张中密集化的状态，由标准差椭圆度量的我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包含了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部分辽中南城市群、中三角、关中城市群和成渝经济区，但其中最大的连片的城镇化空间主要是“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事实上也就是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

 

3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区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

基于dmsp/ols数据利用gis计算基于县级行政辖区的夜间灯光指数，用以指代县级行政单元的城镇化水平指数（阴英超，2010），并计算基于适当距离权重矩阵的局域moran i，生成lisa图（anselin，2007），其中红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区，淡紫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低高离散空心区（大多位于高高集聚区的邻近边缘区），粉红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的高低离散孤岛区，大多位于距离高高集聚区较远被低值区包围的区域，深蓝色部分指代城镇化水平低低集聚的萧条区，大多位于中西部地区，但在2800余个县级行政单元中有近一半的县域城镇化水平与邻近地区不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现象，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县域经济的空间分割现象。如果将城镇化水平的高高集聚区和高低孤岛区定义为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将低高萧条区、低低集聚区和其他不具显著空间自相关的地区定义为外围地区，那么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与外围地区也清晰可见。2000—2010年，最为显著的是“京豫浙”三角区呈现出了快速融合趋势，其他零散的核心区并没有十分显著的变化，比如高高集聚的辽中南城市群中的部分地区、晋南地区、海西地区、广东经济核心区，以及孤岛状态的武汉、西安、成都核心区、重庆核心区、昆明核心区、贵州核心区、哈尔滨核心区等。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空间的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都在大幅增加，并且低低集聚区增加数据和速率更快，孤岛区和萧条区也有少量增加，这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正处于以集聚为主导扩散并存的阶段，但核心—边缘结构正日趋明显。

4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依附于城镇化水平核心区

在度量城镇化发展快慢时，多数研究者采用的指标是城镇化水平的年均增长率，在本文中则可以得到如图5所示的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率的核心—边缘结构图。由图5便可以得出在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水平快速增长的的核心区位于江西昌九城市群、云贵地区、成渝地区、部分甘肃青海地区、部分内蒙古和新疆地区。因此，不少人边得出未来中国城镇化空间的重点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这些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较高的连片区大都位于中西部地区。

 

然而，如果用城镇化速率，即城镇化水平在一定时间内的平均增加值来度量中国城镇化空间增长快慢时，便可以得出近乎相反的结论。如图6所示，该图显示的是在2000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速率的核心—边缘结构，我们可以发现图6和图3、图4具有较高的相似性，即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主要位于中国城镇化水平较高的核心区邻近地区，也可以认为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区依附于城镇化水平核心区，尤其是“京豫浙”三角区表现尤为明显。

 

5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

通过计算g* 统计量（anselin，2007），首先来度量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如图7和图8，其次来度量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和增长率的热点区，如图9和图10所示。如果将热点区视为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那么图7和图8就告诉我们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已经形成，第一个连片的核心区分别是“京豫浙”三角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并集，第二个连片的核心区是广东核心区和部分海西地区的并集，其他地区均可视为中国整体城镇化空间的边缘区，2000—2010年，第一个连片核心区在扩张，第二个连片核心区在收缩。因此，中国未来一段时间内城镇化空间的核心区在“京豫浙”三角区，辽中南和河北北部地区是和“京豫浙”三角区较易融合的城镇化地区。仅从空间范围来看，珠三角和海西地区的城镇化空间拓展范围有限。

 

图9和图10分别是中国城镇化速率和增长率的热点区显示图。从图9来看，中国城镇化空间速率的热点区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区，以及河北北部和辽中南城市群的部分地区。这与图3、图4、图7、图8所示的中国城镇化核心区存在较高的相似性，其区别就在于图9所示的城镇化速率核心区基本不包括珠三角和海西部分地区，这再次说明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尤其是珠三角拓展范围的有限性给人印象深刻。从图10来看，中国城镇化水平增长率的热点区主要位于江西省、云贵—成渝—青海—甘肃形成的连片区、新疆部分地区以及内蒙古的部分地区，但从图10来看很容易得出中国城镇化在2000—2010年的增长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或者得出中国未来城镇化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结合前面的分析，这种结论显然有待商榷，但必须承认的是在2000—2010年，中国城镇化增长率的热点区的确是在中西部地区，但这与中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增加量（城镇化速率）和单位时间内的平均增长率显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反映的是增长量的变化快慢，后者反映的是增长率的变化快慢。

 

6结论

未来20～30年中，中国城镇化水平和空间拓展还将经历一个快速提升的过程。从短期来看，这对提振内需以维持经济平稳增长、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从长期来看，这对中国抓住国家发展的历史战略机遇期，建设“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非凡的战略性意义。

 

城镇化布局是影响中国城镇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之一。但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十二五”规划也提到）所提出的构建“‘两纵三横’的城市化战略格局”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从目前来看，中国城镇化拓展的核心区在华北平原及其邻近地区，中国城镇化水平的核心区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京豫浙”三角区是中国最大的城市化水平高高集聚区），虽然中国城镇化增长率的核心区（高高集聚区）基本上全部位于中西部地区，但中国城镇化速率的核心区基本也是以“京豫浙”三角区为核心。

 

从中国城镇化水平的热点区看，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已经形成，第一个较大的连片核心区是“京豫浙”三角区和环渤海地区的并集，第二个核心区是广东核心区和部分海西地区的并集。值得注意的是，从2000—2010年，第一个连片核心区在扩张，第二个连片核心区在收缩。结合中国城镇化水平速率的核心—边缘结构（图9），我们基本可以认为我国城镇化空间拓展的核心区主要在“京豫浙”三角区及其邻近地区，而并不包括传统上所认为的“珠三角”及海西经济区，在图10中所显示的城镇化水平增长率较快的核心区（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区）在短期内并不会对已经形成的中国城镇化空间的核心—边缘结构产生太大的影响。

 

当然，从图3和图4来看，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的城市化水平的高低离散区（孤岛区）可能是局域最为可能的增长极，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处于较快的经济增长和城镇化发展阶段。在高高集聚区存在的低高离散区（萧条区）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可能继续接受虹吸效应，继续成为高高集聚区的外围地区，但也是最有可能成为接受高高集聚区辐射效应的地区，将会成为城镇化高高集聚区的重要拓展区，它们主要位于“京豫浙”三角区的邻近地区。尤其是，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的数量都在增加，但低低集聚区数量增加的较快，这说明中国城镇化的核心—边缘结构在进一步强化。

 

因此，我们在考虑中国未来30年的城镇化进程时，一定要注意到中国城镇化空间核心—边缘结构，以及其未来一段时间内的发展态势。不能盲目地做出（上接p9）中国未来城镇化的重点在中西部地区的结论，也不能盲目地在城镇化日趋衰落而并无任何区位优势或特色资源的地区进行大规模投资，尤其是所谓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建设，或者所谓的调整地带失衡的政府转移支付或投资。建设美丽中国，不是要在祖国的所有土地上都生产出gdp（国内生产总值），更不是在所有空间上实现所谓的均衡发展，而是应在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指导下，让不同地区在承担生活功能、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上有所侧重，有所区别。中国城镇化的过程应是一个通过市场、政府、公民共同参与的多主体协同创新、协同进步的过程，是一个实现经济集约化、空间规模经济化、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才能顺利推动“五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1]杨开忠.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j].管理世界，1993（1）：165-172.

[2]陈晋，卓莉，史培军.基于dmsp/ols数据的中国城市化过程研究——反映区域城市化水平的灯光指数的构建[j].遥感学报，2003（3）：168-175.

 

[3]赵作权.地理空间分布整体统计研究进展[j].地理科学进展，2009（1）：1-8.

[4]阴英超.基于dmsp/ols灯光数据的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城市化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大学，2010（5）：50-64.

[5]赵作权.中国经济核心—边缘格局与空间优化发展[j].管理世界，2012（10）：46-54.

[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中国市场，2012（50）：3-8.

[7]沈体雁，张晓欢，赵作权.我国就业密度分布特征的空间计量经济分析[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13（1）：64-68.

[8]乔为国.新型城镇化实现途径研究——空间生产方式的视角[j].中国市场，2013（4）：89-91.

[9]l.anselin.2007.spatial econometrics in rsue：retrospect and prospect[j].regional science and urban economics，37（4）：450-456.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41071076）；国土资源部2010 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项目（20101101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22）；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划项目（2012cb955804）。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3篇

【摘要】 目的考察优选的甘草品种乌新Ⅰ号的萌发状况。方法比较了乌新Ⅰ号和野生甘草种子的萌发率，胚根长势以及萌发过程中的可溶性蛋白的变化和过氧化物酶（POD）的活力。结果乌新Ⅰ号的发芽率、胚根长势均高于野生对照组，萌发中的可溶性蛋白的含量和过氧化物酶的活力也高于野生对照组，和野生对照组有着不同的变化规律。结论常规选育的乌新Ⅰ号是一个有潜在应用前景的品种。

【关键词】 甘草； 乌新Ⅰ号； 选育； 萌发

Abstract：ObjectiveTo investigate the germination of new breed seed of Glycyrrhiza uralensis. MethodsThe germination rate， radices length， changes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and POD activity were investigated and compared between Wuxin I seeds and the normal seed. ResultsThe germination rate and radical length of WuxinⅠwere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The content of soluble protein and POD activity of WuxinⅠwere also higher than that of control group. In addition， there was some difference in the changing patterns of soluble protein content and POD activity between two kinds of seeds during germination.ConclusionThis new kind of licorice seeds may be applied widely in the future.

Key words：Glycyrrhiza uralensis; Wuxin I; Breeding; Germination

乌拉尔甘草Glycyrrhiza uralensis Fish是豆科的多年生草本植物，其根茎具有抗炎、抗过敏、解毒、润喉、止咳等多种功效，是常用的中药之一，具有“国老”的美誉［1］。甘草地面茎叶还可作为优质牧草应用于畜牧业中，同时乌拉尔甘草也是荒漠、半荒漠地区保持水土、改良土壤、防风固沙的重要植物［2］。近些年来由于对野生甘草的洗劫性采挖，造成野生甘草资源濒临枯竭，同时土壤沙化严重，生态平衡遭到极大破坏［3］。为此，近年来，国务院已明令制止滥挖野生甘草，并鼓励和支持大力发展甘草人工种植。目前甘草人工繁殖主要是以种子为主， 由于乌拉尔甘草种子硬实度较高，致使其发芽率较低，限制了乌拉尔甘草的大规模人工栽培［4］。另外，目前栽培甘草的种质状况比较混乱，选育优质甘草种质是甘草栽培的当物之急。本文研究了从新疆塔城地区野生乌拉尔甘草中选育出的甘草新品种（乌新Ⅰ号）种子的发芽状况，以及发芽过程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和过氧化物酶变化，为该品种的应用提供基础数据。

1

材料

乌新Ⅰ号种子由北京大兴时珍国药研究所提供，种子的特点为：种子肾形，质硬，较小。经高文远教授鉴定。对照组种子为野生的新疆塔城地区乌拉尔甘草种子。

2 方法

实验布置为完全随机设计，精选种粒饱满程度一致、颜色淡绿的甘草种子(剔除虫蛀和小粒、硬粒种子)，进行实验，实验数据用软件SPSS10.0进行处理。

2.1 种子发芽实验种子实验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GB/T 3543.2，GB/T 3543.3 ”进行操作。将对照组和乌新Ⅰ号甘草种子温水浸泡30～48 h，以软化种皮，使种子达充分吸胀状态。用70％酒精消毒30 s后再用蒸馏水冲洗种子数遍，1％次氯酸钠消毒15 min，蒸馏水冲洗干净，将种子均匀摆入内覆有两层无菌滤纸的培养皿中，每皿25粒， 加入适量蒸馏水，置于25℃生化培养箱中光照培养7 d，每隔24 h记录种子萌发数和胚根长度，实验重复3次。计算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并对结果进行显著性独立t检验。发芽势（GI）＝∑（Gt/Dt）；活力指数（VI）＝S×GI

式中Gt：在时间t内的发芽个数；Dt：发芽天数，S：平均根长(mm)。

2.2 种子萌发过程中可溶性蛋白质的变化将甘草种子按“2.1”项的处理方法处理后均匀摆入内覆有两层无菌滤纸的培养皿中，每皿25粒， 加入适量蒸馏水，置于25℃生化培养箱中光照培养7d，每隔24h取种子研磨，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法对甘草种子萌发过程种的可溶性蛋白质的变化进行测定［5］，实验重复3次。

2.3 种子萌发过程中过氧化物酶（POD）的变化将甘草种子按“2.1”项的处理方法处理后均匀摆入内覆有两层无菌滤纸的培养皿中，每皿25粒， 加入适量蒸馏水，置于25℃生化培养箱中光照培养7d。每隔24h取种子，愈创木酚法对种子萌发过程中的POD活力进行测定，POD活力以每分钟内A470变化0.01为1个活力单位（u）［6］，实验重复3次。

转贴于 　　3 结果

3.1 乌新Ⅰ号甘草种子的发芽力和胚根长势的考察种子的发芽率和胚根长势结果见图1，表1。种子的发芽指数和活力指数是评价种质好坏的重要指标之一。由表1可以看出甘草种子在25℃下的萌发在培养的第1天便开始，48 h内甘草种子的萌发最活跃，发芽率增加的最快。乌新Ⅰ号甘草种子的发芽率明显比对照组高，到萌发第7天时，乌新Ⅰ号甘草种子的发芽率达到最大，和对照组相比发芽率呈显著性差异（P

图1 甘草种子萌发过程中胚根长势的变化（略）

表1 两种乌拉尔甘草种子发芽率、发芽势和活力指数的变化（略）

与对照组比较，*P＜0.05

3.2 乌新Ⅰ号甘草种子萌发过程中可溶性蛋白质的变化种子的萌发离不开蛋白质的参与，植物体内的可溶性蛋白大多数是各类代谢酶类，所以可溶性蛋白含量的变化一定程度上反应了植物体的内在代谢变化。由图2可以看出对照甘草种子在发芽过程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的变化总体呈现V 字形变化。而乌新Ⅰ号甘草出现了两次V字型变化，第2次V字型变化的原因尚待进一步研究。萌发初期，对照甘草种子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相对较高。萌发3 d后，乌新Ⅰ号甘草种子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含量已经明显高于对照组。图2还表明，乌新Ⅰ号甘草种子在萌发早期，可溶性蛋白质的含量快速下降，说明其所消耗蛋白质的量比较大。而表1表明，此阶段其发芽率和胚根长度增加的也比野生甘草的大。可溶性蛋白质的不同变化趋势，说明乌新Ⅰ号甘草种子萌发过程中的代谢变化与野生甘草不同。

3.3 乌新Ⅰ号甘草种子萌发过程中过氧化物酶（POD）的活力变化过氧化物酶是广泛存在于植物中的活性较高的一种酶，它与呼吸作用，光合作用和生长素的氧化都有密切的关系，在植物生长变化中，它的活性不断发生变化，因此测量这种酶的活性，可以反应植物体内某一时期的代谢变化。由图3可以看出随着萌发时间的增加，甘草种子的过氧化物酶活力也在不断增加。乌新Ⅰ号甘草种子和野生甘草种子过氧化物酶的变化规律基本一致，只是前者的活性一直比较高。在萌发的前48 h上升比较缓慢，随后上升加快，在萌发的第5天过氧化物酶进入快速增加期。第7 d时乌新Ⅰ号甘草种子的过氧化酶的活力远大于对照组的野生甘草种子。在3～5 d之间，乌新Ⅰ号甘草种子的过氧化酶的活力变化有一个先平缓而后有快速上升的过程，这和对照野生甘草种子的过氧化物酶活性一直上升有所不同。而这恰恰又和图2中两种甘草种子可溶性蛋白质的变化相对应。因此，在萌发的3～5 d时，乌新Ⅰ号甘草种子的内在代谢变化和对照野生甘草种子有所不同。

图2 甘草种子萌发过程中可溶性蛋白质的变化（略）

图3 甘草种子萌发过程中过氧化物酶的变化（略）

4 讨论

药用植物种子萌发的过程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是药用植物生长的关键时期。药用植物萌发过程中的发芽率和活力指数是评价植物种质的最主要的直观指标之一，同时药用植物种子的萌发过程也离不开酶和蛋白质的参与，考察药用植物萌发过程中的可溶性蛋白质和过氧化物酶的活力也能反映出药用植物种子的活力以及某些抗逆性［7］。本研究系统考察了选育出的甘草种子的发芽率、活力指数、以及可溶性蛋白质和过氧化物酶的变化，综合分析表明所优选的甘草种子乌新Ⅰ号的种质比较优秀，田间的栽培实验和有效成分的分析正在进行中。

育种对药用植物的栽培来讲，仍然是一个薄弱环节。常规选择育种(Selection breeding)是利用现有品种在繁殖过程中产生变异或与原来性状表现出显著区别的现象，经过选择鉴定而成为新的品种。选择育种在植物漫长的人工栽培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是其他育种方法的基础［8］，建议在药用植物栽培上要大力推广这种育种方法。

随着中药现代化的发展，对药用植物的需求量迅速增加，特别是药厂生产用药材的大量需求，导致药用植物野生资源的不断减少甚至枯竭，因此药用植物的人工栽培研究也越来越受到重视，成为了中医药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9］。目前我国药用植物人工栽培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是目前中药现代化的热点问题之一。甘草作为药用、保健和食用等为一体的绿色药用植物一直用量很大，产品供不应求。甘草的栽培很早就已经开展［10］，但甘草栽培尚存在着种子发芽率不高、栽培甘草质量参差不齐、有效成分含量不高等现象，本研究为优质甘草品种的推广应用提供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肖培根. 新编中药志（第一卷）［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1：259.

［2］ 惠寿年， 董阿玲， 徐晓晶， 等. 新疆甘草深度开发工艺的研究［J］. 中草药， 1999， 30(9): 667.

［3］ 王照兰， 杜建材， 于林清， 等. 甘草的利用价值、研究状况及存在问题［J］. 中国草地， 2002， 24（1）: 65.

［4］ 田晓薇， 汪飞杰. 黄 芪、羊藿、甘草规范化栽培与加工技术［M］. 北京: 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00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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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Pallavi Sharma， Rama Shanker Dubey. Drought induces oxidative stress and enhances the activities of antioxidant enzymes in growing rice seedlings ［J］. Plant Growth Regulation， 2005， 46:209.

［7］ Rajesh Kumar Tewari， Praveen Kumar. Signs of oxidative stress in the chlorotic leaves of iron starved plants［J］. Plant Science， 2005(169): 1037.

［8］ 邓丽琴， 祝朋芳， 陈长青. 试论常规育种与分子育种的研究应用［J］. 杂粮作物， 2004， 24(5): 280.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4篇

关键词：人均电信消费；就业结构；面板数据模型；逻辑斯蒂曲线

中图分类号：F27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2)03-0122-05

一、文献综述

信息技术革命带来就业的根本变化是就业结构的变化。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克卢普(F.Machlup)在他的著作中就注意到知识工人增加正处于转折时期，脑力劳动需要更多培训的工人数量增加。Baumol，Blachman，Wolff(1989)，HoweH和Wolff(1993)先后关注这一现象。Howell和Wolff还对美国不同行业的工人进行了归类，将工人分为四类：知识生产工人、数据处理工人、服务人员和商品生产工人。EwardN.Wolff(1996)根据这个分类标准，对美国1950-1990年的就业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考察，研究结果表明，美国的知识生产工人等信息化专业人员占就业人员的比例增长速度经历了先快后慢的过程。但国外学者更关注信息化引起的就业结构效应从而会引起收入水平的不平等效应。AlanB.Krueger(1991)通过对美国劳动市场的考察得出，在消除各种潜变量影响后，凡是使用计算机的工人比其他类似条件的工人工资要高10％-15％。这种差距可以解释教育带来的收入差距的1／3-2／3，证据还显示，使用计算机的行业和职位越来越多。VasudevaN.R.Murthy，RaviNath(2003)运用协整技术对美国的信息技术资本投资与美国工资收入不平等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证实了从长期来看信息化是工资不均等的原因。Autor，D.L.Katz和A.Krueger(1998)、Autor，D.和L.Katz(2001)也论证了美国工资差距迅速扩大，尤其是信息化对工资差距扩大起到的推动作用。

我国学者更注重信息化的正面就业效应，主要有两种展望，一是增加就业，二是改变就业结构。孙立波(2005)提出信息化对所谓就业系统的影响。周宏仁(2007)提出要通过推动信息化促进就业。但是丁军华(2007)认为信息化可能在短期内会减少就业，但是长期会改变就业结构、就业方式和就业观念。秦为径、魏晓娜(2009)从信息产业城镇就业资料证明了信息化可以促进就业。陈皓、武夷山(2002)考察了信息化对北京就业结构的影响，认为信息化使得北京传统产业就业人数下降，而信息产业就业人数上升。徐盈之、金乃丽(2009)运用投入产出法得出的结果是信息化对其他行业吸收劳动力能力的影响正由弱变强，还提出了较为有利的证据。但是，投入产出法无法反应信息化对整个经济效率提升带来的就业变化。同时，模型也不能反应信息化对就业结构影响的动态规律，尤其是我国信息化就业结构效应的地区差距如何?为了促进更高质量的就业，地区的信息化差异政策应该如何制定?在本论文中，笔者将运用动态面板模型，对信息化影响中国省、市、区三次产业就业比例的变化效应，较为清晰地反应这种效应的地区间动态关系。其次，论文的重要贡献还在于运用逻辑斯蒂曲线计量模型去刻画中国各省、市、区第二、三产业就业比例增加的变化规律，并根据模型含义提出公共政策建议。

二、模型的设定

(一)从历史数据看到的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的曲线形状

近十多年来，中国信息化的步伐与中国就业结构调整的步伐几乎一致。从1998-2009年中国人均电信消费与非农就业占比的走势就可以看出，居民人均电信消费从1998年的人均215.2元增加到2009年的2036元，而非农产业就业人数占比从1998年的48.38％增加到61.33％(见表1)。

根据上述数据，可以计算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的增加速度与人均电信业务消费增长速度(见表2)。

从表1可以看出，信息化与非农就业占比的增长在波动方向上具有一致性，只是波动的幅度不同。从人均信息消费增长率的边际效果看，一般情形下人均信息消费增长较快的年份，其对非农就业人数占比的边际效应要小。

(二)全国分地区考察的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

就业结构的调整在地区间有显著的不一致性，这为研究信息化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面板数据方法。首先分别考察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省份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的变化规律。

东部省市的北京、上海、天津处于高位平缓上升，辽宁省的曲线位置在东部省区处于中等位置并且上升平缓。上升较快的省份是江苏、浙江(见图1)。位置比较低的是海南省，海南的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处于最低位置。但是，东部省区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曲线普遍已经呈现较为完整的s曲线。

中部省区除了广西、黑龙江、吉林比较平缓以外，其他省区的第二、三产业占比曲线形状大致类似。这些省区的曲线大都处于比例逐步加快上升阶段。西部省市区除了重庆在近几年来展现较快的上升速度以外，其他省区的形状大致类似(见图2和图3)。

上述结果表明，从1998-2009年，中国各省区第二产业就业人数占比时间序列曲线呈现不同的形状，第三产业各省区的就业人数占比曲线形状相似性要大一些。第二、三产业就业人数占比只在位置上有差别，形状大致相似，这些曲线大致呈现逻辑斯蒂曲线形状。

新中国的变化范文第5篇

[关键词]新文化史；研究方法；中国摄影史；启示；基础研究

[中图分类号]G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4）03 — 0087 — 02

新文化史学因其独特的研究方法而产生了一系列极具特色的研究成果。在新文化史运动已经由先锋前卫演沉淀为历史经典，新文化史学已基本建立的当下，研究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艺术史这类新兴学科的历史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尤其是对如摄影这样的研究时间短、研究基础薄弱、极为缺乏元理论建设的专业门类意义尤为重大。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于中国摄影各方面的专业史、门类史、各地区的地方发展史（其研究基础多为空白）等课题而言，新文化史学等新兴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甚至有着救命稻草般的现实意义，可以保证该类历史编撰工作顺利启动并形成初步成果。当然，首先要对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本身进行辨析，取其精华区去其糟粕。

一、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概述

（一）新文化史学概述

新文化史学形成于新文化史运动中，以法国历史学家米歇尔·福柯为开创，以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为集大成者形成了新文化史学派。新文化史学颠覆了传统历史学的系统性、严谨性和经典性，对历史学在现当代的发展意义重大。对现当代诸多新的历史研究课题的研究起到了醍醐灌顶般的作用。随着文化史的地位在历史研究里的逐渐提高和历史专业学科发展的日趋细化，原来在传统历史著作里只字不提或只在文化章节里稍带一笔的研究对象现在都从历史发展的研究角度进入了本专业学者的研究视野，如中国摄影史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对象往往都因为基础建设薄弱而缺乏系统有效的研究方法。

（二）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

新文化史学有明确的治史主张，但自身反传统的学术定位似乎使得其对于研究方法的总结和对研究方法本身的研究不够重视，因为系统的研究方法本身就标志着其已经不再是前卫的先锋了。但现在新文化史学本身也已经由先锋变为经典，甚至在当下也成了被新的先锋所反对和批评的对象。于是，研究其自身学科研究方法的时机已经成熟。何况还有如中国摄影史这样自身尚缺乏元理论、元思维方法及研究方法的新兴学科的历史编撰等学术呼声的存在。总的来讲，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有：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不迷信数据、注重哲学性思考、思维方法的简约等四大方面的特色和优势。这对于严重缺少研究基础、研究框架和研究方法的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而言，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十分有价值的。

二、当下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基本情况

（一）研究基础薄弱

中国摄影史研究的工作基础很薄弱。摄影术传入百余年来，中国摄影史专题的著作（包括发表的文章）总共不过百余部（数据来自2013年12月的中国知网和中国国家数字图书馆，摄影家个案研究的成果不在统计之列）。以这样的研究基础，编撰大部头的中国摄影通史的历史时机显然远未成熟。应该鼓励各地区从自身研究基础和地域特色出发先将一省一市的地区摄影史编撰着手进行，《广东摄影艺术志》《上海摄影史》《长安摄影志》（东莞长安镇）是其代表。随着这方面研究基础的不断积累，从全局出发进行编撰的中国摄影史自然就成了有的放矢的有源之水。

（二）缺乏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

中国摄影的发展缺乏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缺乏本学科本专业的研究方法。相关研究方法的运用多是从传统的艺术学研究方法中截取的，能保证研究的大方向，但难以保证研究的深入性和专业性。而中国当下的艺术学本身的元理论的建设和专业与学科的系统建设也处于发展阶段，许多元理论问题也尚未得到共识。在这样的背景下，编撰中国摄影史在研究方法方面出现混乱和无助就是必然的了。如何根据研究对象的不同来选择有针对性的研究方法以及加强研究方法在针对性和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就成了摄影史研究的基础性和前提性工作。这方面的问题不解决（哪怕是先做以单方面的有效尝试），中国摄影史的系统编撰就是一句空话。

三、新文化史学研究方法对于中国摄影史编撰的启示

（一）注重研究方法的灵活性

新文化史学在研究方法方面十分灵活，几乎从不按套路（即传统史学研究方法及其体系）出牌。其实，在新文化史选择了不同于传统的另类研究对象的时候，其研究方法的多样化（在传统史学来看就是研究方法使用的混乱）和灵活性。中国摄影史的编撰目前是出于初始阶段，甚至是“哪些内容可以成为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对象”这个基本问题还在讨论之中。其实，从历史的角度讲这个问题本无需讨论，只要从自身能力和兴趣出发，对各自感兴趣的专题各自进行研究，如各省市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待这些研究成果日渐丰厚和完善之后，大部头中国摄影史的编撰自然就会水到渠成。于是，各省市各地区各自的摄影发展史、各行业各专业的摄影发展史、各种风格及各种审美取向的摄影发展史就是目前及其后的时间段里（至少在未来的10年内）中国摄影史的实际研究对象的主体。而面对这些个性大于共性、区别大于联系、甚至连发展的时间断代都有很大差异的不同的摄影现象和类别，单纯划一的研究方法肯定是不适用的。无论这种研究方法是多么的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对于中国摄影是而言，在当下特定的历史阶段，以研究对象自身的属性和特点出发，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研究方法，强调研究方法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即强调灵活性而不是经典性和系统性，才是研究方法运用的最大的原则。对此，新文化史学给我们的启示是最为直接的。

（二）不迷信数据

在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系统中，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是较为常用的。在现代的年鉴学派里，对数据引证法和数据比较法更是推崇之极。通过数据以及数据的比对，许多观点可以增加可信度甚至是直接被证实。而新文化史的研究对象多是一个小小的点，与其所在的体系相比，因为在性质方面的极为不对等，很大程度上二者各自的数据是没有多少可比性的。于是，新文化史往往集中阐述研究对象本身（甚至对其产生的原因和对后世的影响都不太关注），而不通过引用其他类似对象的相关数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和阐述的史实。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避免了阅读的枯燥并有助于理解的顺畅。摄影的便捷性和普及性使得我们在某一方面较容易地获得了影像资料及其相关数据的同时很可能忽视了（也可能是无法获取）另一方面的资料和数据。当我们谈及摄影的时候很可能实际所指的是在“艺术摄影”这个语境下，而不包括新闻摄影等其他摄影类别。而若编撰“中国摄影史”则除了艺术摄影之外的如新闻、纪实、科考、人类学、商业、新锐、现当代艺术等形态的摄影也必须给予考虑。甚至为了结论的客观性要将这些摄影形态给予大致相等的文字表述，而不是花大量笔墨在艺术摄影而忽视了其他摄影形态。这种情况现在较为普遍。若认清了上述弊端之后，就不应该迷信现有数据（因为其很可能是从艺术摄影这个单一的渠道获得的），而是应该花精力去再广泛搜索其他摄影形态的数据以保证结论的客观性。或者索性先将自己的研究范围定位在区域研究、地方研究、行业研究甚至是摄影家个案研究上，以减小对数据的依赖。

（三）注重哲学性思考

哲学性在传统史学看来不是研究和表述的主体。虽然传统史学观念和研究方法之下的经典专著如《史记》《左传》等，无不闪耀着传统东方哲学的光辉，以至于被传统哲学反复引用。但无论中外，传统史学观点在主观意愿上是不注重对哲学性的研究和表述的。这就从根本上成为了阻断历史学与哲学交汇，尤其是阻碍了“以史学专著来探索并发展哲学”、“以哲学理念来指导修史和理解历史”这两个编撰和研究历史主要的价值意义。而新文化史笔下的研究对象似乎都是按照某种哲学理念来运行或生活的（客观上也的确是如此）。这使得新文化史研究成果的哲学性和哲理性和明显，也恰恰暗合了现当代学术研究交叉性、综合性、复合性的历史发展需要。中国摄影史的编撰恰逢我国华夏文明伟大复兴和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历史契机，注重研究成果包括哲学导向、哲学立场等在内的哲学性是历史的必然要求。于是，为了中国摄影史编撰工作的顺利进行，也为了研究成果本身的学术深度，强调研究方法的哲学性是十分必要的。哲学作为所有学科尤其是文化类各学科的基础性学科，其研究方法无疑会对每个文化类的专业和学科发挥作用。而且，近年来受浮躁之风的影响，学术研究也出现了许多浮躁现象，对哲学等基础性学科及其研究方法的关注程度有所减少。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恰逢此时，在系统的研究工作开始之初更应该在此方面引以为戒。

（四）思维方法的简约

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不选择传统史学那种以宏大叙事为主的思维方式方法，转而选择微小的切入点来做研究，讲究小中见大，体现了思维方法的简约。为了不因此使研究陷入琐碎和虚无，新文化史学加强了对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这也是为了与强调哲学性的研究主张相配合所决定的。中国摄影史的研究和编撰为了能够跳出单纯的政治史或社会史表述的传统研究方法体系（至少没必要每个研究课题都这样做），而转向文化史、艺术史表述方式的轨道上来。强调思维方法的单纯简约反倒是有意义的。而且，由于摄影的可视性和直观性，容易在研究方法的运用上倾向于具体法而忽视抽象法。但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是使研究成果由初级提升至高级，由琐碎提升至系统，由片面提升至全面的必然之路。未来数年，中国摄影史各局部的研究成果会迅速增加并得以汇总。于是，抽象思维方法的运用会确保其系统化、理论化的顺利完成。

四、结论

虽然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也还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在传统经典史学看来缺少严谨性和系统性。但对于摄影这样缺乏本专业元理论体系建设的新兴专业，对于中国摄影史这样非常缺少研究基础的全新课题，新文化史学的研究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其可以很快地启动中国摄影史尤其是各地区、各行业、各门类的摄影发展史的初始研究。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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