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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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诗范文第1篇

关键词：苏轼 题画诗 诗画理论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4-0000-01

题画诗作为中国诗歌的一部分，因特殊的艺术形式使中国诗歌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北宋时期的苏轼以其高超的诗歌、书法、绘画才能写了很多的题画诗，在题画诗的发展过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在品味文学语言的同时，还可以领悟到文字所承载的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

《中文大辞典》第十册第五十五页中有“题画”条目，意思是“题诗文于山水画面也。”也就是说，题画诗是指画家或者鉴赏者根据绘画的内容所感而作之诗。有画家本人写的题画诗，也有其他人为画家的画写的题画诗；有画面题诗，也有画外题诗。广义的题画诗，除指题在画上的诗外，还包括咏画论画赞画诗。狭义的题画诗则是专指画家在画幅完成之后、抒发画中意境所赋、题写在画幅上的诗作。关于画和诗的理解，宗白华指出：“在画幅上题诗、写字，藉书法以点醒画中的笔法，藉诗句以衬出画中意境，而并不觉其破坏画景（在西洋画上题句即破坏其写实幻境），这又是中国画可注意的特色。”这些题画诗使诗和画相互融通，或为画题诗，或为诗作画，诗情画意相映成趣。好的画，也大都蕴含着美的诗情，好的诗大都呈现出美的画意。画面形象引起了诗人的联想和想象，诗人的创作灵感和创作冲动被激发出来。当诗人从画面中得到的感受和自己内心的情感相通的时候，诗人就借画吟咏性情，于是题画诗便应运而生。

北宋时期，文学与绘画之所以如此繁荣，与统治者“重文抑武”的政策是分不开的，加上多元文化的提倡。许多大家既是诗人，又是画家。在这样的文化大背景下，宋代题画诗出现了繁荣的局面。使题画诗经历了六朝的滥觞，在北宋这一时代兴盛起来。

题画诗的历史源远流长，清代王士祯《蚕尾集》云：“……六朝已来题画诗绝罕见，盛唐如李太白辈，间一为之，拙劣不工。……杜子美始创为画松、画马、画鹰、画山水诸大篇，搜奇抉奥，笔补造化。……子美创始之功伟矣。”从方薰的说法我们可以看出，题画诗成熟于北宋，苏轼的题画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对后世题画诗的创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北宋的诗人中，苏轼的题画诗题材丰富，数量很多，据清代王文诰辑注，孔凡礼点校的《苏轼诗集》统计苏轼题画诗共有102题157首，按所题的对象，有自题其画和题他人之画两类：其间涉及到诸多历代画家，如王维、阎立本、吴道子、韩干等等。按所题的画科，可分为人事类、山水类和虫鱼鸟兽花类。如《王维吴道子画》、《书摩洁蓝田烟雨图》、《王晋卿所藏著色山水二首》、《题文与可墨竹》、《风竹》等。苏轼写题画诗，绝非为题画而题画，而是借题画抒情言志，表达自己的性情和对于社会人生的体验和思考。

苏轼的题画诗内容十分广泛，可谓是宋代题画诗中的奇葩，除了抒情言志的作品外，还有表达诗人对文艺问题真知灼见的作品，值得我们重视。这些作品形象地体现了他的诗论、画论、美学理论。以苏轼为代表的文人画家，他们改变了中国绘画的画风，开创了一个绘画的新时代，同时也转变了自古以来的绘画形神观念。

第一，苏轼在题画诗中谈到了形似和神似的关系。

形似是中国画最基本的要求，强调如实地描画客观对象。神似是艺术形象的灵魂。道了宋代，文人画开始兴起，出现了新的绘画理论，即新的形与神观念。

从东晋顾恺之到唐代吴道子，这一时期的绘画着重强调了画的形似。顾恺之的“以形写神”，谢赫的“应物象形”、姚最的“心师造化”、张躁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以至于唐人张彦远的“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等观点，都试图寻求形、神关系的恰当解释。然而，以苏轼为代表的北宋文人画兴盛以来，随着他们文人绘画主张的兴起与高扬，使形与神之间产生了一种突变，彻底改变了形神关系的本来性质。苏轼极力强调神似，强调绘画的抒情达意作用，从而成为北宋时期文人画理论的代表。

他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一诗中写道：“论画以形似，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边鸾雀写生，赵昌花传神。何如此两幅，疏淡含精匀。谁言一点红，解寄无边春。”这几乎成了后世文人画的所遵循的典范。苏轼认为好的绘画作品不仅要形似，更重要的是要做到神似，以充分表达画家的意图。苏轼在形神关系上并不是否定形似，强调神似；而是注重作品的两个方面，他指出绘画作品不要局限在形的层面上，而要深入到神的层面中去。

第二，苏轼在题画诗中提出了作画写诗要真实、自然。

好的诗和画应该是深入人心的，它有一种莫名的力量，可以引起我们内心的共鸣。一幅画或是一首诗，不管它以怎样的表现手法，其动人之处，必定是真实、自然的。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其一中曾提出：“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着重强调了写诗作画要贵在自然。他反对贾岛、姚合式的苦吟雕琢，而追求“不饰雕琢”的自然之美。苏轼是豪放之人，他的创作主张是情由心生，有感而发，是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在创作的过程中，可以通过艺术手法的运用使真性情得以抒发，让作品看不出雕琢的痕迹，达到美的至境。此外，苏轼在《高邮陈直躬处士画雁诗》中写道：“野雁见人时，未起意先改。君从何处看，得此无人态。无乃槁木形，人禽两自在。”在这里表达了苏轼的一个主张，即创作要真实、自然。

第三，苏轼在题画诗中提出了一个评画标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苏轼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昧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称赞王维巧妙地把诗歌和绘画恰如其分地结合起来，创造了诗情画意的境界，一种自然、清新的境界。《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中提出了“诗画本一律”的观点。作为文人画的最早倡导者，苏轼提出的“诗画本一律”将中国文人画提到了与诗歌同等重要的地位，进一步促进了诗画理论的融合。“诗画一律”追求抒情方面的含蓄蕴藉，通过有限的笔墨来表现无限的情感，引发欣赏者无限的联想和想象。诗和画虽属于不同的艺术门类，但这里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诗和画有着共同的创作规律，把美的意境体现于诗画当中。诗人把绘画美转化成诗艺美，从诗歌语言中体会到一种绘画美；画家把诗意转化为画意，从平面的绘画艺术中体会到作者的真挚感情。

苏轼的诗范文第2篇

【关键词】苏轼；禅宗；诗风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A

禅宗是中国佛教宗派之一。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宗派。禅宗的得名是由修身习禅而来，其展现着澄明高远的精神境界，具体表现在人生追求、直觉感悟、处事方法、审美精神等。

自古以来，修习禅宗的禅师与文人的学习交流就已有之，尤其是唐宋后，两者之间的来往更是密切。禅不仅影响了诗的创作，比如以禅写诗、以禅喻诗等，而且影响了诗的风格。于是诗与禅,或者作诗与参禅的关系，就成了我国文学当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禅宗本主张不立文字，禅是这样，诗则不同。钱钟书说：“了悟以后,禅可不著言说,诗必托诸文字”。然而，禅风于唐宋后就侧重于语言应用的技巧，通过偈颂和诗歌等形式来修禅，呈现出洒脱清新、质朴透彻、简要生动、活泼精通的风格，同时其注重藻饰、运用典故的特点，对文人创作诗歌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以偈悟道的方式，为文人的诗歌创作开辟了吟风弄月、寻诗觅句的新方式。苏轼出生于宋代，其诗风明显地受到了禅风的影响。

一、自然

苏轼的自然风格展现着清淳、质朴、幽新的特色。这种风格的形成和发展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佛教与道教的影响，从而促使诗人按照自然规律描写景物，且传递着诗人真挚的思想感情，巧妙地做到了依托天工而不需人力的自然美。如《饮湖上初晴后雨两首》其二：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诗的前两句描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及晴姿雨态。丽日照射下光影满湖，晴天的湖景是美妙的:山色迷蒙似隔着轻纱，反衬出了湖上风光的层次，雨天的湖景也是极为奇妙的。从这两句诗可以想见在不同的天气下的湖山胜景，阳光满湖，又忽然山水间云烟迷蒙，可见万物万象，自在无羁,大自然变化多端、永恒神奇,这就是佛性真如妙体的显现。下两句把西湖比做美人西施,在此诗人以貌取神，只用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这可以说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由此可见，这种西湖初晴后湖光山色的迷茫朦胧优美奇丽，充分写出西湖的神秘，所以自然带着富有的禅味。作者如实的描写西湖不同天气下的不同景色，体现出自然的风格。

二、平淡

诗歌的平淡美历来被视为最高的美学境界而被许多诗人所追求。平淡的诗歌易中见深，淡中藏浓，具有自然圆熟的功力，没有多方面的深厚素养很难企及。

平淡，无论是在诗歌理论与实践创作中，都是被视为诗歌创作的极致境界，也是为诗人们所极力推崇的。宋朝诗人梅尧臣道：“作死无古今，唯造平淡难。”这正是说明了平淡是诗歌创作的最佳境界。然而，只有“气厚”、“神厚”者方能达此境界。作为诗歌创作的最高艺术境界，平淡主要是得于天然自成、大巧若拙的特色。平淡之美在苏轼于湖州作的纪游诗《端午遍游诸寺得禅字》中有较好的体现，真可谓是“平淡之中见奇崛”。

三、幽远

苏轼的禅诗不仅体现了自然、清新、平淡的风格，在幽远这一艺术风格上也算得上独具一格,幽远无尽,耐人寻味。如《六月二十七如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这首诗是苏轼任杭州通判游览西湖时所作，写的是望湖楼所见急风暴雨的奇景。开头两句写的就是这场景象，作者把一场忽然顺着风势而来又忽然顺着风势而去的暴雨，写得鲜明，富有情趣。最后用“水如天”写一场骤雨的结束，这里有悠然不尽的情致。虽然“黑云翻墨”，“白雨跳珠”，然又立刻雨过天晴，恢复平静。水映着天，天照着水，碧波如镜，就是水天相接，充分写出自然的神奇，也可体味禅宗所传达的大自然的自生自灭、去任自由、随机任运的境界，其中蕴涵的旨意幽远无尽，具有禅意耐人寻味。

四、趣味

“理趣”是见长而引人入胜的。苏轼著名的七绝《题西林壁》。苏轼以身处庐山为喻，说明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苏轼曰：“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妙趣横生。”这里的“反常合道”，也就是“理殊趣合”。反常与理殊两者体现的是不按常理、不同于寻常的逻辑思维；合道与趣合两者要求诗人借助于独特的艺术想象有色视镜去与大自然相交流所获得的直观感知，从而巧妙地表达诗人反常、合道、理殊、趣合的特征，也使读者获得耳目一新的审美情趣。

五、妙悟

一首诗的好坏的关键不在学力，而在“妙悟”，能透彻之悟。如建中靖国元年，苏轼北归时经虔州写了《次韵江晦叔二首》：作者结束了贬谪生活，在北归路上，忽然听到了钟鼓声，才从如梦似幻的谪居生活惊醒过来。此时忽然领悟到人间的所有事，如浮云一般时时在迁移改变，但像孤月似的孤高澄清心境一直保持到现在。

综上，禅家讲不假修饰，自然天成，活泼有趣，这也影响到苏轼之诗风，使他的诗构成自然，平淡，理趣，奇趣等风格。从此可看出，苏轼可真乃一大诗人，是两宋时代甚至是整个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艺全才，对当时及后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值得我们敬仰与学习。

参考文献

苏轼的诗范文第3篇

关键词： 苏轼诗论 平淡 审美张力

在中国古典诗学中，“平淡”是一个及其重要的范畴。它不仅仅是一种诗歌风格，更是一种审美理想。这个范畴在理论上的最终确立与成熟，是与苏轼对平淡风格的阐释密不可分的。苏轼的“平淡”诗论，揭示了平淡美的本质特点，而且把“平淡”诗美与人格精神结合起来，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与审美张力。

美国文学批评家艾伦·退特1937年在《论诗的张力》一文中首先提出“张力”这一概念。他指出诗的意义就在于张力：“为描述这种成就，我提出，张力，（Tension）这个名词。……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1］P109关于诗的审美张力，理论界有多种理解。本文所要探讨的“平淡”诗美的张力，主要指两种相反的审美元素在矛盾冲突、对立统一中所产生的诗的张力。

苏轼对“平淡”诗美的阐释，主要有以下几条：

（1）柳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苏州上……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2］P2109-2110

（2）吾于诗人无所甚好，独好渊明之诗。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2］P2515

（3）……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2］P2124

（4）凡文字，少小时须令气象峥嵘，采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2］P2523

上引几段文字，第（4）段并非诗论，而是文论，不过南宋人周紫芝在《竹坡诗话》中引用该段文字后，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余以不但为文，作诗者尤当取法于此。”［3］P348因此，我们认为这段文字同样适用于诗歌。每段文字虽然说法不同，但大致表达了苏轼对平淡风格的欣赏。

苏轼在继承和发扬前人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陶、柳一派诗歌，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深刻阐释了“平淡”美的本质特点：形式上，平淡的语言实际蕴含着华美的文采；内容上，诗的表面虽平淡无奇，但蕴含了深厚的人生体验和哲学思考。而“枯”与“膏”、“淡”与“腴”等矛盾双方的运动构成了“平淡”诗歌的审美张力。

一、“平淡”而“有味”

苏轼所说的“寄至味于淡泊”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含义。

（一）平淡的语言蕴涵深刻的哲思。中国古代诗歌，讲究“诗言志”，讲究“寄托”，诗人往往在诗歌中寄寓自己对宇宙万物的理解、对人生际遇的思考、对精神理想的追求。因此，要理解古人的诗歌，只看表面是不够的，还要看到文字背后的哲理思考和人生境界。

平淡之美，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普遍的审美追求和最高美学理想。以简淡古朴的形式，以最有限的言语文字，表现最丰厚的宇宙人生内容——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最高追求。苏轼所说的“外枯而中膏”、“寄至味于淡泊”就是这个意思。因为心灵越是丰富，内蕴越是深厚，而表达出来的文字越是平淡，两者的反差就越大，那么在人的心理上产生的震撼力和审美张力就越大。由此产生诗歌的平淡美。

一提起平淡诗歌，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陶渊明之诗。明人胡应麟以“惟陶之五言，开千古平淡之宗”［4］P35来评价陶渊明诗歌。我们来看陶渊明的《归园田居》五首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5］P327

“性本爱丘山”，可见诗人喜爱的是超然物外、淡泊自持的田园生活。清人周亮工这样评价陶渊明：“独有陶渊明……闲靖旷达，千载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诗，诗即是人，古今真诗，一人而已。”［6］P250伟大的诗人先在生活中把自己的人格涵养成一首完美的诗，充实而有光辉，写下来的诗是人格的焕发。

中国古代的诗人，和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不管得意失意，都喜欢投身于山水田园之间，吟咏性情，极力追求淡泊冲和的心境。超越名利的纠缠，率性自由，恬淡自适是中国古代哲学共同的追求。在这一点上，古代诗人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更多的还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淡泊超然是一种人生境界，把这种人生追求寄寓在平淡风格诗歌中，从而使之具有一种哲理之美。

（二）意境隽永而深远。平淡诗歌的韵味，还体现在其隽永深远的意境上。它所选用的语言和意象都是极其普通常见的，但这些常见的意象却能留下无尽的想象空间，从而产生强烈的美学张力。读者在想象与联想中，超越了这些平淡的语言和意象，进入审美的自由。

陶渊明的诗歌中，经常出现桑、麻、豆、苗、竹、林、松、菊、飞鸟等意象，这些常见的意象，在陶渊明诗中却有了超越平常的意义。如《饮酒》其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5］P335

这首诗，以平常语道来，自然而不着痕迹。通过“菊”、“飞鸟”等意象，我们仿佛看到一个与大自然物我两忘、超然世外的诗人，更看到诗人的人格、气质和精神境界。

在盛唐诗歌雄浑壮丽、绚烂之极后，中唐出现了柳宗元、韦应物的“平淡”诗风。柳宗元的诗备受苏轼推崇，认为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江雪》这首诗，可以说是柳宗元诗歌的代表作之一：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苏轼的诗范文第4篇

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苏轼被李定等人故意曲解他的诗集中的句子，那些人以苏轼讽刺新法为借口大动歪脑。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被人以“文字毁谤君相”的无须有罪名，构陷入狱，史称“乌台诗案”。苏轼深受牢狱之灾，饱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甚至险被杀头。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时期就定下不杀士大夫的国策，同时由他的弟弟等人多方营救，东坡这才算逃过此劫。获救出狱之后，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市）团练副使。更严重的是此职务地位非常低微，且处于被监视地位，此时此境苏轼经此一役已变得心灰意冷，虽然上任，却苦闷异常，为排遣烦忧，曾屡次到黄州城外的赤鼻矶游览，写下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诗（《南堂》《初到黄州》《东坡》《海棠》等）、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卜算子》（缺月挂疏桐）《西江月》（照野弥浅浪）等）散文（《赤壁赋》等）以及数量可观的书札和笔记小品（如《游沙湖》《记承天寺夜游》《别文甫子辩》《记樊山》等），都发自肺腑，真实可感，虽为谪居却又山水寄情。高中必修课本所选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都是这一时期的作品。

《赤壁赋》以月夜美景描写入手表达月夜泛舟酾酒临江的释怀心情，用十分优美的言辞构画了一幅超然欲仙的图景。接着描写了客人的无比幽怨的洞箫声，引出了主客之间的一场问答，文章的重心就往人生态度宇宙观问题的论辩上转变。从“客人”的角度对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兴衰发出慨叹，表达了时间恒久但生命短暂，宇宙无穷而个人渺小的悲叹；从“主人”的角度阐述了恒久与短暂、无穷与渺小的相对性，提出于山水间徜徉灵魂，在自然中寻求解脱的道理。文中确实流露出一些消极情绪，但更大程度地是反映了一种乐观豁达的积极精神。意在言外，情理交融，复杂而深沉的感情融于和谐的自然之中，深重而出离的愤懑寄寓在旷达的诗风之内，能让人明显感觉到他从消极落寞的情怀到寄情明月清风的内心调整。诗意看似浑然天成，实则是自觉有意而为之。

《念奴娇・赤壁怀古》借助对江上月下美景的描绘，通过对三国赤壁古战场的追思和对历史英雄人物功业、才气、风采的忆念，含蓄地抒发了词人不被赏识与重用、壮志难酬的忧愤之情，同时也传达了诗人于历史及自然中获取的旷达与乐观之意。胸怀的鼓荡、诗意的激发十分明显。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深得道家旷达豪放的精神。此词通过在户外行走突逢下雨这一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借””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之态，在平淡的描写中展露奇景，在朴素的文字中暗藏深意，表现出超脱旷达的胸襟，寄寓着词人内心深处所向往的诗意人生。结句“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几句话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道出了词人在与大自然亲密接触时，将全身心融入其中所获得的心灵顿悟和人生启示：既然自然界的风风雨雨阴晴圆缺都属寻常，那么宦海生涯中的风云变幻、个人荣辱又何必总牵绊于心？体现出一个正直文人在几乎致他于死地的政治“风雨”和坎坷人生中力求解脱之道，意境深邃，内蕴丰富，诠释着作者的人生信念，展现着作者的精神追求。

苏轼在生命的跌宕中自觉地建构人生的诗意。苏轼成功地建构了他的的人生诗意，又有多少人没能在风风雨雨的人生中建构起诗意，诗意地栖居对很多人来说只停留在梦想之中。

苏轼的诗范文第5篇

关键词：苏轼 《定风波》 理趣

宋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善于把抒情与说理紧密结合，将说理或是议论通过形象思维表达出来，即所谓充满“理趣”。作为北宋文坛一代宗师的苏轼，更是精于此道。他一生中创作了大量饱含哲理的诗词文章，像我们十分熟悉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以及“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水调歌头》）等等。苏轼以其丰富的创作成果无可争辩地登上了北宋理趣诗文的顶峰。在苏轼的作品中，理总是带着作者的情感体验和认识，总是与具体的物象和比喻结合在一起，因而所言之理往往具有生动、形象、隽永、感人的特点，也就是说具有理趣。苏轼在元丰元年（1082年）写的《定风波》就有着这样的特点。

据《宋史·苏轼传》记载，1079年，苏轼因“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媒蘖所为诗，以为讪谤，逮赴台狱，欲置之死，锻炼久之不决。神宗独怜之，以黄州团练副使安置”。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谗获罪几乎就死，这件事给了曾经少年得志，意气风发，一直主张积极入世崇儒的苏轼以极大的打击。在湖州至京城的押解途中，苏轼竟然试图纵身江流，在狱中也曾准备服药自尽，写下了“是处青山可埋骨，他时夜雨独伤神”的颓丧诗句。后来，在多种因素的配合下，苏轼终于幸免了杀身之祸，得了个有名无实的闲职，贬至黄州。“初到黄州，廪入绝绝，人口不少，私忧甚之”，（《与秦太虚书》）这时的苏轼，政治处境险恶，精神压抑，生活拮据，他的心情幽独孤愤。他常策杖江边，望云涛而茫然，并且热衷于在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黄州安国寺记》）黄州生活使苏轼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折，他从以前的努力进取、议论风发转为多作人生感慨，词风更见超逸旷远，也更加充满理趣。苏轼对自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经历进行了严肃的思索，接受并理解了佛家静达圆通，庄子齐物论等世界观，并以此作为自己排遣苦闷的精神武器，从而充分发展了他旷达的胸怀，开朗的性格；慢慢形成了处变不惊，安之若素的人生态度。这种思想在他这一时期创作的《定风波》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苏轼描述了沙河道中遇雨这一件极为寻常的生活事件，淋漓尽致地阐发了他从坎坷经历中悟出的不同寻常的人生哲理和生活情操。请看他的《定风波》一词：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的上片一开头，就以“莫听”、“何妨”、“且”等字眼层层递进地表现了苏轼在狂风暴雨中泰然自若的神情。我们仿佛看见，风雨潇潇，穿林打叶，大有席卷天地的气势，而词人却睥睨风雨，要以自己主观的意志力，从心灵上抹煞客观的风云变幻，在“同行皆狼狈”（《定风波·词序》）的窘态下，从容自如。甚至，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还吟咏诗赋，缓步徐行。在这里，苏轼化用陶洲明《归去来辞》“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的语句，从而把自己对风雨的蔑视和自身旷达情怀的抒发于平淡描述中尽显无遗。苏轼随遇而安、悠闲潇洒的风度跃然纸上。这还不够，苏轼又进一步写道，我柱着竹杖，穿着草鞋，比骑着马儿还要轻松。词人写到这里，不禁脱口而出“谁怕”，掷地有声，一语双关，既表现了沙河道中风雨不可怕，更是表述出作者面对打击坦然自若的情怀。正是基于这种感情，他直抒情愫，唱出“一蓑烟雨任平生”，洒脱豁达，笑傲人生，活现出苏轼通达豪放的人生态度。人生境遇有顺有逆，这是谁都难免的，小至阴晴无定的早春风雨，大至政治风浪中的沉浮荣辱，苏轼都能怡然自得地待之。联系苏轼两年前九死一生的经历，我们知道，苏轼在这里要表达的正是那种不被苦难击倒的坚韧精神。苏轼就像“从死灰中复生”的凤凰一样，再也不会为突如其来的不幸而伤痛忧郁。他的心底一片平和，一片光明，没有什么可以再让他“惊魂未定，梦游缧绁之中；只影自怜，命寄江湖之上”。对于仕途的挫折，他看得很淡，他认为自己现在这样，柱根竹杖，穿双草鞋，无拘无束地啸傲山林要比当大官，骑着马奔波于繁杂事务中要好得多。这种不贪慕功名富贵的精神正是苏轼得以旷达坦荡的源泉，他宣称：“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些。”（《满庭芳》）“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行香子》）苏轼感受到了“处江湖之远”的乐趣，不再留恋“居庙堂之高”的日子。苏轼坚持操守的倔强品格和以不变应万变的旷达情怀简直就是在向不幸的命运挑战了！读此，顿觉一股豪气迎面扑来，使人心胸为之一舒。

《定风波》的可贵之处并不仅是告诉了我们词人以旷达洒脱的胸怀对待风雨侵袭和政治压力。在词的下片，苏轼描写了这样的情景：正当微寒的春风吹散了酒意使人清醒，我觉得有点冷时，山头上的斜阳却在迎接我。此情此景，洋溢着乐观、昂扬的精神风貌。斜阳本身是无所谓“相迎”与否的，是词人自己心情开朗，对生活增添了爱意，感到生机是不灭的，所以才看到斜阳似乎正在欢迎他。苏轼写出了自己对“春风”、“斜阳”的亲身感受——冷暖莫辩，喻理于景，为下文张本。苏轼告诉我们，风雨终会过去的，只要坚持到底，定能战胜不幸。“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送走厄运，前方定会有光明的前景在召唤你呢。有了成功的喜悦后又怎么办呢？如果词作就此结尾，那未免流于平淡，对于人生境遇，苏轼自又有一番高妙的评论。“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厄运过去了，再回忆厄运，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人生境遇大抵如此，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厄运好运，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这里的晴雨比喻忧乐：自然界既无风雨冷暖可言，则人世间又何必斤斤计较于沉浮忧乐呢？苏轼孜孜以求着这种忧乐两忘的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这就反映了苏轼“不以物喜，不以已悲”的超脱的人生态度。这是苏轼对瞬息万变的政治风雨的总括，极富理趣。苏轼晚年远贬海南时，作《独觉》诗还结云：“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足见他对这种淡泊的境界的体会之深。

清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云：“此足征是翁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琢句亦瘦逸，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倚声能事尽之矣。”此言是触及《定风波》这首词的特点的。总之，苏轼善于从人生经验中发掘哲理，并善于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哲理。在苏轼看来，词不仅是情感的载体，而且也是人生哲理的宣言。《定风波》正是在不动声色的描述中，以一件日常小事既抒发了苏轼旷达豪放的情怀，又以清旷超逸的文字，由一己之得推及人生感悟。告诉我们：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也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的平静和超脱，不让外界环境的变化扰乱自己的心境，改变自己的乐观态度。唯有这样，才能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保持怡然自得的精神状态，胸怀开朗，自信坚定，满不在乎地对待风雨侵袭和政治压力。这就是《定风波》的基本精髓。

然而，我们对于词中流露的忘怀得失、超脱利害，虚无缥缈的哲理思想，也应有足够的戒心和清醒的认识，看到它的局限性。同时，瑕不掩瑜，苏轼不为外物荣辱所累的旷放胸怀和他那不因政敌迫害就放弃“悲歌为黎元”的志向的倔强情操，我们应加以赞赏。吉米·杜兰特说得好：“随遇而安，不仅会使你感到愉快，也会给别人带来愉安。”词作《定风波》正是把这样深刻的人生哲理的阐发和平淡的生活小事的描写丝丝入扣、环环相连地不露痕迹地融合了起来，闪耀着智慧的火花，成为苏轼理趣诗词艺苑中的一朵瑰丽的奇葩，历来为人们所喜爱。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