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镇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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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人口范文第1篇

要了解小城镇对周围农村发展的作用，了解小城镇的人口容量，就必须研究小城镇的人口问题。也只有对小城镇的人口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了解，才可能对小城镇的户籍制度改革有清楚的认识。

一、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进程回顾

农村改革后大量的农民进城谋生。因此1984年国务院发出《国务院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允许农民自理口粮到县城以下的集镇入户居住，发给《自理口粮户口簿》。这是对50年代以来户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大突破。自理口粮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1990年全国自理口粮人口428万人，1993年只上升到470万人[1]，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小城镇的经济缺乏活力。以1993年为例，在自理口粮就业人口中，从事工业的占26.7%、商业的占23.2%、服务业的占17.7%、建筑业的占10.7%、交通运输业的占6.1%、其他的占15.6%，从这个结构可以看出为小城镇自身经济服务的就业人口占半数以上。让农民自理口粮到城镇，而小城镇给农民的机会有限，因此吸引力也有限。

1992年公安部出台的《关于实行当地有效城镇居民户口制度的通知》，决定实行当地有效城镇户口制度，范围是小城镇、经济特区、经济开发区等，对象是外商亲属、投资者、被征地的农民。在这一基础上，1992年山东省政府出台了“山东省地方城镇户口”政策，其他大部分地方采取的是“蓝印户口”这种更加机动的户籍政策。蓝印户口是一种介于正式户口与暂住户口之间的户籍，因使用的印章为蓝色而得名。拥有蓝印户口的人基本上可以享受正式户口的利益，但是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够转变为正式户口。最早采用蓝印户口的以中小城市居多，在一些地方的小城镇也实行蓝印户口。蓝印户口的条件和价值与城镇的地位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城镇地位越高，得到蓝印户口的条件也越高。

1997年在全国近400个小城镇进行户籍改革试点。从1998年开始，各地逐步开放小城镇户籍。在这方面，中西部地区开放的步伐迈得比较大。例如1998年贵州省在10个小城镇进行试点，在贵州省公安厅的《小城镇户籍改革试点方案》中规定，在小城镇中有合法稳定的非农职业或者稳定的生活来源，有合法的固定居所后居住满两年，就可以办理小城镇的常住户口，并且不允许收取城镇增容费。

2000年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关于促进小城镇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规定对县级市市区及以下的城镇，只要有合法固定住所、稳定职业或生活来源的农民，均可根据本人意愿转为城镇户口。在这一政策的推动下，各地对小城镇户籍的开放速度也相应加速。2001年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对小城镇的户籍改革进一步放宽，至此绝大多数小城镇的户籍基本上对农民开放了。

在开放小城镇户籍这场改革中，对开放户籍促进城镇化寄予了太多的希望。其实从1997年开始小城镇的户籍试点改革到现在，小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并没有明显的增强，没有出现大量农民迁入小城镇的情况。例如1999年在安徽涡阳县竟然要把城镇户籍以每个600元的价格摊派出售[2]。河南省小城镇的户籍开放后，对农民的吸引力不大，在一些改革试点小城镇竟然没有一个人申报[3]。为什么小城镇的户籍改革没有引起大的反响，这从小城镇人口状况可以得到有益的启示。

二、小城镇人口状况

关于小城镇的人口统计比较混乱，不同的资料来源有出入。资料不一致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统计口径问题，按照中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一个镇人口的身份至少有两种类型，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在一些镇中则可能还有“自理口粮人口”、“蓝印户口”、“地方城镇户口”等等。按照户口所在地又可以划分成本地人和外来人口，而外来人口中又可以划分为办理了暂住手续与没有办理的两类。按行政区划来划分镇人口，时常会产生误导。因为大多数小城镇的管辖范围都比较大，包含了大量的农村，容易夸大小城镇的人口规模。目前小城镇的范围界定也有待完善，因为在一些地方，随着小城镇的发展、城镇人口规模的扩大、农村工业的发展，镇与周边农村在地理上已经连成一片，如果用原来的行政区域来计算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则容易缩小其实际的人口数量。鉴于上述情况，在本文中对小城镇人口的描述分析存在一定的局限，只能是一种概况性的介绍。

表1与表2是来自不同资料的全国性小城镇人口资料，表1是历史性的回顾，表2是时间剖面的状况。表2的资料并不完整，缺了接近2000个镇的数据，占当年全部城镇数量的10%。如果比较两张表的数据，可以看出两者之间在平均人口规模上有比较大的差异，而在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上的差异比较小，导致这种差异的原因是统计范围的不同，前者是用镇行政区划统计，因此规模偏大，后者用建成区，因此规模偏小。由于农业人口大部分居住在镇的建成区外，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比较大。又因为非农业人口主要集中在镇的建成区内，所以用行政区与建成区不同口径统计导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上述的两个资料都有缺陷，但是相比之下用建成区统计的资料更加符合实际情况。

表1部分年份小城镇基本情况

附图

资料来源：[1]《中国统计年鉴》（相关年份），中国统计出版社.

[2]《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0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3]《中国人口年鉴》(198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

根据表2中的数据，从60年代初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的20年间，全国小城镇在数量和人口规模上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后，小城镇的数量从1980年不足3000增长到1999年接近2万个，平均每年增长率为10.5%；人口规模从5693万增加到37637万，平均每年增长率也为10.5%。虽然近年来小城镇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分析一下却可以看出小城镇发展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作为小城镇主体的非农业人口，从1980年到1999年的平均年增长率只有2.8%，扣除了人口的自然增长因素，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迁移增长率实际上是很低的。第二个是在1980年平均每个小城镇有1.5万的非农业人口，到1999年平均每个小城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到4000人。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的缩小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部分人口规模大的小城镇发展为小城市，二是新增加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小，三是因为户籍制度的限制，大量在小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人口”没有被承认是非农业人口。

表2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情况人／个

地带平均人口平均非农业人口平均劳动力人数平均企业人员数

东部5842241531551516

中部511923782489857

西部331214601676505

全国5009216926121077

说明：①共17260个镇资料，根据这些镇的资料计算，下同。

②此表的人口指的是镇区的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前几年大量的县城转变为城市，导致剩下的小城镇人口规模普遍不大，全国大约70%的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不到5000人，非农业人口规模不到2000人。小城镇人口规模超过2万，或非农业人口规模超过1万的小城镇，占全部城镇的比重在3%左右。从空间的角度看，小城镇的人口规模以东部地带为最大，中部次之，西部最低。例如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人口规模比西部高76.4%，东部地带小城镇平均非农业人口规模比西部高65.4%。根据17260个镇的资料，在人口规模最小的2000个镇中，约50%在西部地区。

表3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4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由于大部分小城镇人口规模小，只要增加几千人就可以让不少城镇人口倍增，由此带来生活环境恶化，就业机会减少等问题，因此短期内大多数小城镇人口增长的空间不大。

三、小城镇人口中实际非农业人口估算

在前面谈到小城镇发展过程中，大量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的“农业人口”得不到承认为合法的非农业身份，这部分人在目前的城镇人口中占相当大的一部分。同时在部分小城镇中存在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在有资料的城镇中，有1226个镇的企业中的就业人数超过有当地户籍的劳动力人数，表明大量外来人口存在。这种情况以东部居多，数量最多的分别是广东、江苏和重庆。如果大量实际从事非农业工作者的身份得到确认，对城镇户籍管理有益，这些城镇将是户籍制度改革的最大受益者。

表5企业人数超过镇劳动力总数的城镇分布

地区数量（个）比重(%)

东部65053.0

其中：江苏14311.7

广东14812.1

中部27022.0

西部30625.0

其中：重庆13511.0

全国1226100.0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到底小城镇中有多少人口应该属于非农业人口，这是无法准确回答的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有些家庭内部的成员可以分别从事农业与非农业工作，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同时兼职农业与非农业。不过还是可以对目前小城镇中实际非农业人口规模作一大略估计，下面是估计的公式：

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1.8×（企业人员数＋劳动力人数×0.1）

这一公式的基本思路是：第一，按目前中国城镇的实际情况，每个非农业劳动力供养1.8人（包括劳动力本人在内）；第二，在一个镇内部的劳动力中至少有10%的人是从事行政管理、文教卫生、商业和服务业，应该说10%这一比重可能偏低。用这一公式计算出的城镇非农业人口规模，本文称为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表6是根据公式计算的结果，从中可知全国小城镇中，实际属于非农业的人口要比统计数多50%左右，其中东部地区大约多70%，中西部则在30%左右。要强调的是这些期望可在小城镇增加的非农业人口中，70%以上在东部地区。

从期望可增加的小城镇非农业人口数量上看，除了局部地区之外，小城镇非农业人口的增长并非是无限的，它受到小城镇就业条件的限制。除了少数以交通、旅游、集市贸易为主要产业的小城镇之外，大部分小城镇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企业发展的制约，只要没有一定数量和规模的企业存在，让小城镇人口大发展是空中楼阁。根据表2中的数据，全国平均每个小城镇只有大约1000人的企业员工。东部地区多些，平均有1500人左右，西部平均只有500人上下。而从表7的数据中可知，全国接近40%的小城镇中，企业员工数量不足250人，在西部地区这一比重是接近60%。从企业情况看，目前大部分小城镇容纳大量人口就业的前景并不乐观。

表6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非农业人口增长潜力万人，%

地带实际非农业人口期望可增加期望可增加非

非农业人口①农业人口比重②

东部1935130967.6

中部118933428.9

西部62017728.5

全国3744182048.6

注：①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期望非农业人口-A类城镇的实际非农业人口

A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B类城镇指的是：期望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的小城镇

②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比重＝期望可增加非农业人口／实际非农业人口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表71999年各地带小城镇企业员工人数规模分布%

附图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国统计出版社，2000年。

从期望城镇非农业人口和小城镇企业规模的分析中可以得知，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可以让一些实际上已经在小城镇工作的人得到户籍，但是靠这类人口来增加小城镇人口的作法在东部地区可以比较有效，在中西部地区的效果不大

四、关于小城镇人口与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几点讨论

在对小城镇人口状况有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可以从人口的角度对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作一点讨论。

首先，小城镇的人口规模普遍太小，对大多数服务行业来说，根本达不到许多服务业所能生存的“门槛人口”。在这些城镇中，要依靠企业中就业人口的大量增加，拉动服务业人口的增加才可能发展。其实从“自理口粮”人口对小城镇发展起的作用有限这一事实，也可以看到开放小城镇户籍对大部分小城镇的发展帮助有限。

其次，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从目前小城镇的人口状况看，大多数小城镇的劳动力市场潜力有限。大部分企业规模小，容纳劳动力的能力极有限。根据《中国农村乡镇统计概要2000》中数据计算，在小城镇中平均每个企业的规模12人，其中东部地区平均16人，中部地区平均9人，西部地区平均7人，可以说相当部分企业是处于小作坊的水平。没有就业机会，白给农民一个小城镇户籍对农民没有实质意义。

第三，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不限于小城镇，大多数小城市的户籍已经相当开放，甚至于石家庄这样大城市的户籍也基本上开放，与小城镇相比，城市的吸引力远大得多，而且对石家庄这样的城市来说，户籍开放后也没有出现大量人口涌入的局面。因此只要小城镇的就业机会无法超过城市，那么小城镇的户籍吸引力就有限。

第四，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什么，目的是什么。根据目前小城镇人口现状，小城镇户籍改革的实质是承认大批在小城镇工作、生活的人口，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农民，其目的应该是方便人口管理。如果把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的目的定位在促进农村城镇化上，从前面的分析看，很可能要失望的。

第五，小城镇户籍改革的效果存在地区差距。在东部地区小城镇的发展水平比较高，在珠江三角洲地区、长江三角洲地区、特大城市的郊区，户籍改革对小城镇规模的发展会有相当大的促进作用。相反在广大的中西部地区，简单通过开放小城镇户籍，甚至是开放城市户籍，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依然有限。

收稿日期：2002-1-21；修订日期：2002-4-3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分县市人口统计资料（1990年度与1993年度）.北京：群众出版社，1991、1993.

城镇人口范文第2篇

【关键词】能源消费量 GDP 城镇人口数 二元线性回归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繁荣，国内生产总值从 2000 年的 9.92 万亿元增长到 2012 年的31.66万亿元，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然而，与此同时，高能耗的问题也日益显著，能源消费总量从2000年的 14.55 亿吨（标准煤） 攀升到 2012 年的36.20亿吨（标准煤）。城市是人类活动的集聚地，也是资源消耗强度最大的地方。过去30多年，我国城镇化进程经历了快速推进的阶段，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升到2012年的52.57%。然而，在取得惊人成就的同时，以高消耗、高排放、高扩张为特征的城镇化模式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探究能源消耗量与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数之间的关系，可以为正视我国的能源消费现状、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制定科学的能源政策提供重要的科学依据。

二、模型选择与数据搜集

二元线性回归是用线性方程表达一个因变量与两个自变量之间数量关系的统计方法。通过多组数据，可直观、快速分析出三者之间的线性关系，可以准确的计量各个因素之间的相关程度与拟合程度的高低，提高预测方程式的效果[6]，因此选择二元线性回归模型。近几年发展情况显示，我国城镇人口年均消耗能源约为农村人口的3.5倍，城镇化每提高一个百分点，推动能源消费8000万吨标准煤，因此选取我国能源消耗总量为被解释变量（Y），以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镇人口数为解释变量X1，X2。得到二元线性回归模型：Yt=α0+β1X1+β2X2+μ。1991-2011年国内生产总值、城镇人口数及能源消费总量的相关数据详见表1。

三、用OLS估计参数

将数据输入EVIEWS软件，得到拟合结果如下：

根据表2数据，模型估计的结果为：

四、对模型进行假设检验

（一）相关系数。

由Eviews软件计算出r（X1，Y）=0.948896 ，r（X2，Y）=0.946646，说明Y与X1，X2具有较好的相关性。

（二）拟合优度检验。

由Eviews软件计算出的可决系数为0.93，调整的可决系数为0.92可看出，模型拟合优度很好。

（三）F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F分布表得到临界值F0.05（2，18）=3.55，由Eviews软件计算出的F=114.0867，显然有F=114.0867> F0.05（2，18），表明模型的线性关系在9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成立。

（四）t检验。

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t分布表得到临界值t0.025（18）=2.10，由Eviews软件计算出的两个变量X1，X2的t值分别为2.75，2.55。可见，两个变量的t值都大于该临界值，说明两个解释变量X1，X2都在95%的水平下影响显著，都通过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

（五）异方差性检验。

对回归结果做怀特检验得到nR2=2.6445，给定显著性水平α=0.05，查2分布表得临界值0.052（2）=5.9915，同时，X1和X2的t值也不显著，nR2=2.6445

（六）序列相关性检验。

由Eviews软件计算出D.W.=2.03，解释变量为2个，样本容量为21时查D.W.分布表得到临界值dL=1.22，dU=1.42，即dU

五、结果分析

（一）在城镇人口数量不变的情况下，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1亿元，能源消耗量增加0.34万吨（标准煤）；在国内生产总值不变的情况下，城镇人口每增加1万人，能源消耗量增加3.33万吨（标准煤）。由此可看出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城镇人口数都与能源消耗量成正相关关系。

（二）经济总量的扩张是拉动能源需求、消费增加的重要因素，但是随着技术创新和科技进步，创造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所消耗的能源量将逐步减少。

（三）我国是人口大国，近年来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很多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使得第二、三产业不断向城镇聚集，从而导致了能源消耗量的增加。

六、政策建议

（一）调整能源消费结构，改善经济产业结构，走集约式经济发展道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二）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将既有能源的使用寿命延长，以获得更多开发新能源的时间，提高能源使用者的经营管理能力，探索能源与其他要素之间的替代性及生产者选择要素组合的决策行为。

（三）分阶段有重点有目标地推进能源相关价格和税收体制改革。能源价格变化和碳税会影响城市化的进程，因此有关能源定价机制改革和碳税政策在考虑节能减排的目的时，还要考虑降低对城市化的负面影响，保持两者之间的平衡。

（四）走新型城镇化道路，以科学发展观为引领，发展集约化和生态化模式，增强多元的城镇功能，构建合理的城镇体系，最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11-0731）；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编号：20100023120016）

参考文献：

[1]欧阳文喜，谢德泳，张天昊.中国能源消耗与经济增长――基于 IPAT 脱钩指数的脱钩分析[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13，（1）.

[2]梁进社，洪丽璇，蔡建明.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能源消费增长――基于分解的1985～2006年间时序比较[J].自然资源学报.2009，（1）.

[3]曹鲁峰.以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核心 稳步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J].时代金融，2013，（17）.

城镇人口范文第3篇

Key words：two-way flow ； village ； urbanization

中图分类号： 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6）-03- 20（4）

1 前言

当前，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吴江等认为，新型城镇化主要是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新型产业以及信息化为动力，追求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协调发展的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发展道路。杨重光认为，新型城镇化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以新型工业化和现代服务业为产业基础，以现代交通通讯网络为物质技术手段，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城镇合理的结构和空间体系，充分发挥各自的特点和功能，并以城乡和谐发展为目的，城市带领农村发展，从而形成国民经济全面、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城市化道路。

当然，不同国家城镇化模式不一样。张占仓指出，西欧代表的是政府调控下市场主导型的城市化；美国则是自由放任式的城市化；日本采取的是集中型城市化；受殖民地经济制约的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则是“过度”城镇化，表现为在外来资本主导下的工业化与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并存，工业发展落后于城镇化，政府调控乏力，城镇化大起大落。针对我国的城镇化，也有很多学者进行了思考。仇保兴指出城镇化不是城市单方面的作为，是城市与乡村相互作用的结果，必须同时考虑城乡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城镇化有序健康发展。张占斌指出，能否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取决于一系列公共政府的集合，更取决于改革难题的突破。陆大道等人从城镇化进程的角度提出，我国城镇化进程过快也将引起一些问题。从20%到40%城镇化率的经历时间： 英国120年， 法国100年，德国80年，美国40年（1860―1900），前苏联30年（1920―1950），日本30年（1925―1955），我国是22年（1981―2001）。然而，根据国情、城镇化人口总量以及产业支撑等分析判断，我国没有条件支撑这么快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进程过快将衍生出资源枯竭、环境破坏、人口就业难等诸多问题。城镇化让很多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生产生活质量得到提升，然而，单纯的农民工市民化，单向城镇化将面临巨大挑战。在城镇化进程上，我们可以效仿德国、法国的一些做法，引导城镇居民向农村转移也将是城镇化的重要内容。 贺军认为，中国城市化过程中必须顺应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规律，城市化进程到了一定程度，城市化与逆城市化就会同时出现，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需求，逆城市化也反映了一部分人的需求。比如随着城市中产阶级的兴起，他们有更多的休闲需求，对更好的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有逃离城市喧闹的需求等。另外，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有制度因素。目前，中国的城市与农村土地制度不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前景是驱动逆城市化现象的原因之一。比如拿到农村户籍后，可以拥有农村土地、林地的承包权（如果是长期承包，相当于变相拥有产权）。农村宅基地也存在制度改革的前景，如果未来宅基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突破，宅基地能够上市进行产权交易，将会赋予农村居民一笔可观的财产性收入，还能够刺激数量可观的城市资本下乡。国内目前数量极为可观的小产权房，就是城乡土地制度落差的畸形结果。目前，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迫在眉睫，这应该是中国讨论逆城市化应该考虑的一个焦点，中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已经严重带后，跟不上形势发展。如果在制度改革上突破，中国的逆城市化并非坏事，对于推进资本下乡、促进小城镇建设和发展，实际上大有好处。与发达国家的历程类似，中国的逆城市化现象也是城镇化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在此基础上叠加了土地制度改革滞后以及城乡二元结构的扭曲。如果客观看待这一现象，并借势推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逆城市化现象完全可能成为助推中国新型城镇化的正能量。

2 当前城镇化发展概况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两化”互动战略的深入推进，城镇化步伐不断提速。2012年8月17日，国家统计局报告显示，十六大以来我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年至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截止2011年，我国城镇人口总数为69079万人，城镇化率达到51.27%。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于2015年指出，我国城镇化率从17%多提高到52.6%，仅仅花了30多年时间，使总共有7.1亿人口进入城镇化进程，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以西部地区的四川省为例，经初步测算，截止2012年末，城镇人口达3515万人，城镇化率达43.53%，“一核、四群、五带”（成都都市圈发展极核，成都平原城镇群、川南城镇群、攀西城镇群、川东北城镇群等四大城镇群，成德绵广、成雅西攀、成资内自、成遂南广达、成眉乐宜泸等五条城镇经济发展带）的城镇化战略格局初步成型。而根据《四川省城镇化建设十二五规划》，到2015年，全省城镇化率达48%左右，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以上，城镇总人口将达4000万人以上，城镇经济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将得到显著提升。

3 农村人口入城的“单向”城镇化后继乏力

到目前为止，城镇化几乎完全是农村人口进入各类城市（镇）的单向运行，当城市后续空间（特别是土地）容量较大时、当入城成本不高时、当农村适城群体（能换业、有消费承受力）较大时、当政府能承受较大投入补贴时，这种城镇化尚能得以维持甚至呈阶段性快速进行。但当城市土地空间越发有限（自然空间、政策限制、成本高企），当入城成本因城市人口达到一定水平而相当高昂从而限制农村人口入城、甚至让已入城人口备感艰难，当农村因单向城镇化不断凋敝、入城人口迅速衰减，当政府因经济形势和财政能力影响再难大举补贴、投入带动城镇化。这样单向的城镇化一方面因庞大人口缺少疏通“停滞、拥堵”在城镇，另一方面因缺少新生主动入城人口，从而越来越显得后继乏力。同时，一部分“厌倦”城镇的退休、准退休中高端消费人群，有着强烈的回归乡村愿望，尽管他们在城镇已基本完成人生使命而不会有太多新的贡献，但当其能从容、优雅的回到乡村生活后，其相对于农村还有巨大潜在剩余价值的知识优势、专业技能、文明经验、工商业意识，能很好的低成本、大面积、持续化的辐射、润泽、服务其回归的乡村，不知不觉间就能靠这些回归乡村的城镇人口消费拉动乡村发展，靠这些人口的知识、文明辐射提升农村文明素养，当然也间接的为未来持续的城镇化做出潜在巨大贡献。但当下政策体制、环境对城镇人口回流乡村的阻隔却让这一切不能发生，导致城镇化变成农村人口单向挤入城镇、城镇不断臃肿而排挤新来人口、农村不断流失而陷入凋敝的双输型、不可持续的境地。

4 城乡人口互迁的双向流动为城镇化注入新的动力

农村的人口单向地转移到城市里来，这种城镇化的规模有去无回单向流动的城镇化的模式是没有弹性的。所以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驱动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有效考虑城市跟乡村这两者是应该相互交融、相互流动。使农村中有意愿到城镇且能在城镇生存发展的人口流向城镇，使城镇人口中有意愿、有条件离开城镇归回农村生活的相关人群流向农村。这样的城镇化让人口在城乡之间自由地流动的、弹性流动的，使得城镇化呈现出一种交互式、有回路的合理、自然、持续化地尊崇市场经济规律，跟从人们生活阶段追求的变化的人口从容流动，方能一方面避免大城市化的系列问题、困境，另一方面避免农村人口的断崖式流出而导致农村的凋敝、窒息。根据相关的调查，农民在城市里面进行工作，到了55岁90%的人愿意、渴望回乡养老，所以说农村将来是一个非常廉价的、而且符合国人心理的养老场所，同时城市里有相当比重的退休老人、准老人渴望回归乡村颐养天年、追寻田园生活。在杭州、上海这种现象近年来已非常明显了，退休了的一些人，就去农村租一个房子，然后在那里养老，而且种一些生态蔬菜可以避免城市的污染空气，也减轻了城市的压力。所以这种弹性的城乡互补的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相伴随的城镇化，是城乡都可以相互伴随、相互支撑的稳健、可持续的，这种模式对减轻老龄化的压力，城乡的互补的发展以及保持国民经济发展的适度弹性是非常有用的。

双向城镇化，就是让有意愿回到农村的部分城市人口，在尽量减少顾虑的情况下方便地回流到农村从事养老、田园生活体验、创业等。城镇化也因打通了人口流动的回路而形成持续动力。据笔者对成都地区55-65岁范围内健康群体的随机抽样调查发现，近45%有离开繁华、喧嚣城市回到、找寻适合的农村田园享受生活的意愿。这部分城镇人口在统计上不会因流向农村而降低城镇化率，而这种人口流向趋势会在如下3个方面极大地促进新的城镇化：（1）置换出相应的城市住房、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就业机会，降低城市生活成本从而降低需要入城农民的进入门槛。（2）让城市部分消费（对城市是累赘、对农村却珍贵）直接释放到农村、带动农村相关流域发展。（3）在农村引发相关产业跟进、人口聚集，从而拉动区域内农民无需离乡、离家而就地逐渐城镇化。

5 双向城镇化关键在于打通城市人口流向乡村的通道

由于土地制度的限制，使得农村土地在地方政府的控制、支配下可以成批量地陆续变身为城镇工商业、建设用地而驱动关联人口入城，加上城镇在政治地位、设施供应、就业机会、公共服务、福利配套等方面的先天绝对优势地位无时无刻不在吸引农村人口的到来。但城镇人口（从农村流入城镇的非常住人口也尽量不愿离开城镇回农村）往农村流动的空间却极为狭窄、通道几乎没有打开，相当一部分城里人特别是退休或接近退休的、渴望回归乡村享受那份安静、从容、简单、自然的、有较强消费能力的“望乡”族们，集聚在该群体身上的客观消费没法释放、守着几十年为生活、工作所限制的已经熟悉得有些麻木的城镇热闹生活工作场所，不能实现自己本来力所能及的“魂归田园”乡村生活梦。这极大的限制了城市反哺乡村的那部分优质消费回流乡村，也因为这些退休、准退休中高端消费人群不能离开都市而部分堵塞了农村人口流入城镇的空间从而限制了城镇化的稳健、可持续推进。

相对于农村人口入城而言，目前城镇人口进入农村（长期留下来、不是偶尔观光体验）的通道尚未开启，而打通这个通道的关键在于：“农村资产产权（当下主要是使用权）的合法、受保护、有威信、能放心的交易、置换”。其实农村庞大的庭院、林盘、田园、山水对于当地相对贫穷、急于改变、习惯麻木的农民而言无甚价值，而对于渴望回归田园、寄生山水、享受庭院的城里“有钱人”特别是中老年人而言却是无价之宝，偶尔蜻蜓点水式的郊游看到艳羡的田园被别人“糟蹋、弃置”时却只能叹息、难有作为。因此，如果能让这些对部分城里人来说宝贵的农村资产使用权合法交易，如果还能激活这些城里人在城里的相对低效使用甚至闲置的房产用于交易、置换和入乡投资、消费，城镇人口进入乡村的通道就会被开启。

6 打通城市人口流向乡村通道的对策建议

6.1 改善农村基础设施，让村农村生活具备基本的物质支撑

对于农村地区特别是城市（镇）辐射地区农村，其良好的生态条件、田园风光、淳朴乡情、稀疏人口、低成本生活（相对于城里）等都是部分城里人特别是接近退休和已退休并渴望回归田园的城里人非常在意的，一旦这些他们中意的农村地区具备基本的水、电、气、路、信息、医疗等公共基础条件，这部分长时间生活、工作在拥挤城市（镇）并已对此有些麻木而的城里人，将逐渐尝试用自己在城里拥有的相关物质条件去交换自己看中的农村田园生活环境、生活方式，同时也就把自己那部分城市（镇）生活空间交换给了渴望进城的农村人或外地人。

6.2 调整相关地方法规，让农村部分产权（使用权）可以与城市（镇）产权市场化置换

正是因为农村巨量的房屋、林盘、庭院、溪流等对于城里人来说非常珍贵的田园资产在当前的法规限制下不能参与市场置换、交易，才使得这些部分城里人魂牵梦绕、渴望拥有的农村资产却被广大渴望脱农入城的农民视若敝帚、无心打理、随意荒废。如果能够通过调整这方面的地方法规，解除相关政策限制，让这部分农村产权使用权能合法的进行市场化交易，能与城里人的城市资产进行市场化置换，开启城乡人员、资产、消费、生活的双向流动通道。一方面把渴望归乡的那部分城里人引入乡村、释放其消费于农村，并因其生活消费而带动身边农民就业、习惯身边城镇化元素（培育潜在城镇化人口）；另一方面释放城市（镇）部分资产空间为新入城人口提供空间，减小单纯城镇扩张的压力。

6.3 对接城乡公共服务体系，免除流动的城乡人口的后顾之忧

通过改善、优化公共服务、社会福利管理和服务，建设城乡统筹、异地无缝对接、便捷使用划转的服务体系。对接城乡不同区域、不同人口群体、不同政策标准的公共福利分享，让流动入乡居住的城里人可就地领取、享受自己应得福利，让离乡入城的农民也可就地无障碍获得自己的福利，免除城镇化过程中城乡人口双向流动带来的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关联政策跟随担忧，轻松、合法、自由的参与分享城镇化带来的选择性成果。

6.4 加强城镇社区与农村对接，促进城乡互动的基层平台建设

城乡互动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也需要对接平台。当前城镇最活跃的基层就是社区，以城镇社区为启动平台，加强与相关农村地区的对接、交流、互动，为农产品入社区、农村劳动力入社区、社区消费下乡、社区人口下乡、社区农村对接互动等提供支撑平台。逐渐开启城镇消费下乡、城乡人口互动、城乡产权置换交易、城乡人口双向流动的新型城镇化通道。

城镇人口范文第4篇

近年来，针对户籍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6月6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6月15日，广东省召开城镇化会议提出，到2020年，广东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实现不少于600万本省和700万外省农业转移人口及其他常住人口落户城镇。广东新一轮的户籍改革帷幕即将拉开。

广东：外来人口第一大省

改革开放至今，广东一直走在改革的最前沿，强劲的经济实力与发展机会，让其成为多年来的人口迁入第一大省。根据最新数据，2013年广东的外来迁入人口仍居各省首位。从2000年到2010年10年间，广东增加的常住人口中644万人是来自外省流动人口，208万人是办理户籍迁移手续的跨省净迁移人口，两者相加共计852万人，占10年增加人数的47.7%。

记者从广东省统计局获悉，到2013年末，广东省常住人口已达10644万人，稳居全国第一。人口数量比排名第二的山东还多1065万。其中，全省常住人口主要集聚在珠江三角洲地区，2013年珠三角9市城镇人口比重达到83.80%，分别比粤东西北高24.58、43.46和37.95个百分点。

更突出的是，珠三角地区有非本地户籍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倒挂现象。以深圳为例，截止到2013年，全市常住人口1062.89万人，但非户籍人口就达752.42万人，占总人口的70%。另外，东莞也是典型例子，2012年全市常住人口 831.66 万人，户籍人口 188.93万人，非户籍人口 642.73万人，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接近1：3.5。

在城镇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广东如何承接如此多的外来人口？要如何在外来人口享受公平与社会资源有限承载之间取得平衡？另外，来到广东的务工人员不少是农村户籍，怎样才能让他们融入城镇化进程？这些问题都一一关系到户籍。因此，广东的户籍改革进程受到各界关注。

广东户籍改革历来“先行一步”

早在20世纪80年代，广东就已经“先人一步”，开始第一次探索对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方向。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实行承包制后出现大批的剩余劳动力，他们为谋生选择进城打工。广东省公安厅出台《关于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的意见》，允许在集镇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到1986年，广东省对国家规定的职工居民家属每年从农村迁入市镇的“农转非”人数不得超过现有非农业人口的1.5%的措施进行调整，比例调整到大中城市2%，县级比例为3%至4%，由此缓解不少农民工的后顾之忧。

1992年，广东将城镇人口比例的调控权下放到县政府，按照“当地实施、当地受益、当地负担、当地有效”的原则调控城镇人口的迁移总量。1997年，广东省公安厅准许婴儿可以随父或随母入户，改变过去出生小孩一律随母入户的做法。近年来，深佛两地更率先取消原有“农业户口”。

由此可见，在“农转非”的户籍改革上，广东一直都在不断探讨。但早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并未很多触及关键群体――异地务工人员。而多年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户籍限制引发了外来人员子女接受教育难、扎根城市难等问题，从而造成很多不稳定因素。这些都督促着广东在户籍改革必须更进一步。

改革进行时：“因地制宜”与“农转非”

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说，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而作为改革排头兵的广东似乎想前进一步。近日，广东城镇化会议指出，未来六七年将推动1300万人进城，对不同地域实行“因地制宜”的户籍改革政策并大力推动“农转非”的进展。

在“因地制宜”方面，广东将全面放开本科以上学历毕业生落户限制，全面放开除广州、深圳以外城镇外来务工人员直系亲属随迁限制和职业技术院校毕业生落户限制，全面放开除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以外的中小城市及建制镇落户限制。

同时要优化城镇人口布局：广州和深圳要严格控制城市和人口发展规模;珠三角要引导人口向珠江西岸流动;东西两翼要培育2-3个300万人左右的大城市或城市群;此外培育若干城区人口超100万的中心城市和30万-50万人的中小城市。从而形成全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人口布局均衡合理的城市体系。

在“农转非”方面，广东省公安厅治安管理局局长郑泽晖透露，广东珠三角一些城市此前已经在探索“农转非”改革，目前深圳和佛山已经完成居民户口簿的更换，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而广州和中山也正在开展这项工作。

矛盾：人往大城走 户倡迁小城

但在改革的路径上，专家认为还有不少障碍需要跨越。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口实际流向与户口建议迁移的地方矛盾：外来人口都是往大城市走，而分类改革的目标都是往小城市疏散。

广东体改研究会副会长、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彭澎认为，城镇化发展的资源不平衡是主要因素。“粤东西北的人口想迁入珠三角地区，而外省人口不一定愿意迁入粤东西北。举个例子，外国很多的大学都在小城镇，文化资源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但中国的大学却都集中在大城市。这导致了把人往小城市迁移，他们的机会和福利明显会比大城市差。这种机制上的不公平，肯定引起人们都往大城市走。”

他建议，户籍制度改革还需要其他改革去配套，首要是解决资源分配的平衡问题。“因为经济发展的差距很难在短时间内缩小，但是资源分配这块可以从政策上改善，例如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可向中小城市转移。当然，这涉及我国城镇化路径重新调整的问题。”

城镇人口范文第5篇

一、贫困现状

xx位于延安市南部，属省级贫困县，总面积4182平方公里，辖8镇2乡 1个街道办事处3个社区服务中心、240个行政村，总人口15万人，其中农业人口11.2万人。XX年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497元，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15498元。

1、农村贫困现状

按照省定16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约2.4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19687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按照市定1800元的贫困标准，我县农村贫困人口2.6万人，其中位于洛河峡谷及支流等重点区域21090人，贫困村数128个、辖320个自然村;非重点贫困村中的贫困人口约4910人。

我县农村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这些地区生存条件较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扶贫难度很大。我县农村贫困人口经济收入主要以种植业为主，占全部经济收入的90%以上，从事种植业的贫困人口约85%以上;养殖业占全部经济收入的2%、从事养殖业的贫困人口为5%;工资性收入占全部经济收入的7%，其中从事服务业的占3%，外出务工人员占7%。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上占24%、45岁以上占48.3%、18岁以上占88.4%、16岁以上的89.3%.农村贫困人口中60岁以下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占5.7%、初中学历占38%、小学学历占37.3%、文盲19%。

农村贫困人口中享受养老保险8081人、低保7140人、救助10640人。XX年以来，移民搬迁35处、931户、4291人，脱贫2.152万人。

2、城市贫困现状

按照生活保障线标准，我县城镇“三无”人员166人;有一定劳动能力和不固定收入，但家庭人均收入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贫困居民2665户6653口人，下岗职工370人，失业人员436人，零就业家庭46户，分别占贫困人口5.6%、6.6%、1.7%，因灾、因病生活困难的家庭292户，城镇贫困户中经营性收入26.5%，工资性收入73.5%。无住房户居民633户。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共有XX户，5240口人。

3、贫困主要原因

目前，我县城乡贫困因素很多，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农村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自然条件恶劣，基础设施条件差，主导产业尚未形成。我县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塬沟壑、洛河峡谷及支流葫芦河等流域区域。这些地区资源缺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恶劣，没有形成主导产业，有近30%的农户用水、吃粮、花钱存在不同程度的困难，暖而复寒、饱而复饥的情况也较为严峻，刚刚脱贫不久的群体抗灾能力弱，稍有变故就可能重新返贫。二是贫困人口多，整体素质差。贫困人口由于知识贫乏，文化水平低，现代科技意识、商品意识不强，自给自足思想严重，再加上大多体弱多病，劳动能力弱，外出务工受限，发展产业项目受限，创收门路非常有限。三是财政投入强度偏低，扶贫成效巩固较难。国家扶贫项目覆盖面偏小，资金投入较少，如今年连片开发的三个贫困村，每村100万元的资金量，50%用于贫困户的产业扶持，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20%用于村容村貌整治。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村容村貌整治的资金只有50万元，只能用于贫困村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一年的扶贫结束了，扶贫成效并不明显，一旦没有了国家的支持，现有的成果将很快恢复原状，更难以巩固提高。

城镇贫困人口贫困原因：一是部分企业倒闭，下岗职工增加，并且这一群体大多年龄偏大，职业技能不符合社会需要，再就业难度大，无收入来源。二是城区失地农民，从业难，生活无来源。三是部分家庭因灾因病致使家庭负债，生活困难。

二、采取的主要政策措施

近年来，县委政府十分重视贫困人口工作，积极争取国家对城乡贫困人口扶贫优惠政策，大力实施扶贫开发，最低生活保障、养老保险、大病救助等工作，使扶贫、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是农村扶贫开发工作。XX-XX年，全县累计投入扶贫资金3793.08万元，共启动实施扶贫重点村72个，农村安全饮水9处，集雨窖灌3394眼;组织实施贫困人口搬迁931户4291人、危房改造78户355人;投放扶贫贴息贷款6390万元，建立互助资金协会11个，投入社会扶贫资金3146.84万元;组织培训转移输出贫困户剩余劳动力1036人，农民实用技术培训4万多人次，这些有效地改善了贫困村群众的生产生活条件，提高了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全县贫困人口由XX年的2.63万人下降到 0.478万人(按1196元贫困标准)。二是城市居民生活保障工作，城镇居民截至目前共有XX户，5240口人纳入了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范围，占城镇人口的3.1%。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723.8万元，实现了困难居民保障全覆盖，做到了应保尽保。并积极开展了各项救助工作，临时救助126人，发放救助金41.8万元，大病救助121人，发放救助金72.2万元。积极组织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开展各种职业技术、家政培训，组织引导无业居民再就业。

三、意见和建议

1、加大财政投入，着力改善农村基础条件。自然条件差是我县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扶贫开发工作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贫困地区生存环境仍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在工作决策、安排资金项目时，首先要优先照顾到人的生存环境问题，要千方百计帮助贫困地区搞好基础设施规划，加快农业基本建设特别是农田水利、农村道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水、电、路综合治理，不断优化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实现农业增产、农民增收的基础。加快发展老区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逐步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整体水平，这是实现农民增收的保证。同时，加大小额信贷、互助资金支持力度，重点解决贫困人口发展生产资金短缺问题。

2、实施移民扶贫,改善恶劣生存环境的人口居住条件。对那些自然资源匮乏、基本生产生活条件极差、交通不便的贫困地区人口实施移民搬迁。按照市上统筹城乡发展要求，移民搬迁必须向县城、重点镇、社区集中，而我县重点镇、社区主要集中在塬面乡镇，而贫困人口主要集中在川道乡镇，计划在洛河峡谷地带规划一些社区，把移民搬迁的重点向川道社区辐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