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何灌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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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史何灌传范文第1篇
关键词：CST软驱动；带式输送机；驱动系统；监控系统；应用研究
一、传输装置CST理论装置概述
CST是集减速、离合、调速、液控、电控、冷却、运行监测及装置自诊断为一体的高科技产品，由主体部分、液压驱动器、冷却系统、电控器及传感器等部分组成。其主体结构主要包括输入、输出和盘组件三部分。其中平行轴CST的输人部分由一级或二级减速斜齿轮组成，直角轴CST的输人部分则是由斜齿轮和一组扇齿轮组成；输出部分太阳齿轮、环行齿轮和行星齿轮组成；盘组件部分两组带槽的板组成。其中静片和壳体相连，转动片和环齿轮相连。当盘组件上无液压时，旋转片和环齿轮自由旋转；盘组件上有液压时，旋转片和环齿轮受阻旋转减速；当液压力达到一定值时，旋转片和环齿轮则与静片嵌套在一起。液压驱动器一般由机械驱动液压泵和压力控制阀组成，用来控制盘组件的液压。电控器用来控制CST按设定的流程运行，监测运行全过程，并和其它系统组网。冷却系统用于消除盘组件动、静片之间的相对运动而产生的热量。传感器则为电控器提供检测信号，以便监测CST运行。
二、传输装置驱动系统CST介绍
平行轴式CST为二级齿轮减速器，第一级为一对斜齿轮，第二级为行星轮系。输入轴与电机连接，输出轴与负载（带式输送机的驱动滚筒）相接。作为CST的核心部分湿式线形离合器是由多个旋转片和静止片交叉、叠合而成，旋转片组经外齿轮花键与行星轮系的内齿圈连接，静止片组经内齿轮花键与固定在减速器上的键套连接，离合器的动作由环形液压缸操作，组成一个力矩传递系统。电机启动后，液压系统不向离合器的液压缸加压，旋转片、静止片之间有较大的间隙，旋转片的转动不受阻，内齿圈可自由转动，行星轮只能自转。行星架和输出轴不动，从而达到无载启动的目的。电动机达到额定转速后，通过环形液压缸向离合器的旋转片、静止片上加压，使离合器的旋转片与静止片在各自的花键上轴向位移而互相靠近，当环形液压缸的压力使旋转片与静止片相互挤压时，静止片将使旋转片和内圈的速度降低，随着内圈的速度降低，输出轴的速度加快。当内圈的转速降为零时，输出轴将达到正常的额定速度。需要特别指出的是，CST是一种液体粘性调速器（又称黏滞离合器、油膜离合器），它是通过改变离合器片的间距达到改变黏性液体间的剪切力来改变传动力矩的，传递到输出轴上的力矩是通过压力变化控制的。
三、带式输送机的特点分析
1.结构简单。带式输送机的结构主要由传动滚筒、改向滚筒、托辊或无托辊部件、驱动装置、制动装置、输送带等几大部件组成。其组成部件少，通用性强，便于进行标准化生产，并可按需要进行组合装配，且由于结构简单，运行可靠，效率高，易于实现自动化。
2.输送物料范围广泛。带式输送机的输送带可根据输送物件的特性，制造成具有抗磨、阻燃、耐腐蚀、耐高低温等各种性能要求的输送带，因而能输送各种散料、块料、化学品和混凝土等。
3.输送量大。运量可从每小时几千克到几千吨，而且是连续不问断运送，这是其他运输设备无法比拟的。
4.运距长。单机长度可达十几千米一条，在国外已十分普及，中间无需任何转载点。当使用中间摩擦驱动方式，可使输送长度大幅度增加，理论上可不受输送带强度的限制。
5.装卸料十分方便。带式输送机可根据生产工艺需要，在任何点上进行装、卸料。还可在回程段上装、卸料，进行反向运输。
6.可靠性高。由于结构简单，运动部件重量轻，只要输送带不被损坏，寿命相对较长；金属结构部件，只要防锈好，也不易损坏；易损件托辊损坏后，更换、维修较为方便、快捷。
7.能耗低，效率高。由于运动部件自重轻，无效运量少，在所有连续式和非连续式运输中，带式输送机能耗最低、效率最高。
8.适应性强、应用领域广阔。现代的带式输送机。已从平形、槽形发展到圆管形等，从直线运输发展到可在水平及垂直面上转弯，打破了带式输送机不能转弯的限制，能沿地形而走，可节省大量的基建投资。它是国民经济中不可缺少的关键运输设备，因而应用十分广泛。
四、CST装置的维护主要方法
1.每天必须做日常的检查：比如检查溢流阀是否有漏油现象，CST齿轮是否有异常的振动和噪音。
2.每天查看并记录CST控制屏的运行参数，方便与以往参数进行比较。
3.在冷却泵和减速器运行时检查油位。
4.定期检查过滤芯，如有堵塞立即更换。
5.检查电气接线端子处有无松动，导线有无老化现象，松散的连接可能导致控制器误动作或带来系统元器件损坏，严重的可能造成人身伤害。
6.至少每半年检查齿轮箱里面是否有赃物或者金属颗粒。
7.经常清扫电气箱、控制箱内的灰尘、赃物和油污。
五、带式输送机的发展趋势
1.向大型化、高速化方向发展。目前，我国固定式和可伸缩带式输送机的最高带速可达4 m／s，带强为ST40000国外发达国家带式输送机的最高带速已达8 m／s，带宽可达2 m，单机长度可达16 km，单机驱动功率可达1100 kW，带强可达ST7300。
2.开展动态分析研究，不断完善驱动技术。动态分析研究对了解输送机的工作状态、完善输送机的设计理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根据动态分析的结果确定输送机的启动、制动方案，各驱动点和张紧点的布置及功率分配方案，可降低输送带的设计强度和输送机启动、制动时对电网和设备的冲击影响。
3.向多点驱动技术方向发展。带式输送机向大型化方向发展，解决输送带的强度问题，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途径。但制造实用型高强度输送带，则受到现有材料、生产技术条件的限制，且也不可能无限度的提高。而采用多点驱动技术，在理论上可不受输送带强度的限制。多点驱动技术的关键是各驱动点的功率分配、功率平衡和启动延迟技术。我国目前由于未能有效地解决以上问题，因而输送机上的驱动点不能布置过多，一般为2点驱动，这就限制了输送机的单机长度和运量。国外设计的装机总功率达10100 kW的带式输送机即得益于这些关键难题的解决。．
4.实现在线监测和实时监控。输送机运行状态的在线检测和实时监控不仅有助于了解设备的运行状况，提高设备运行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也是煤矿安全生产必不可少的一种技术手段。同时对输送机主要运行参数的实时检测数据还可为动态性能研究和其他关键技术和元部件的研究提供依据。发达国家的在线检测和实时监控功能主要有输送机运行速度、功率、载荷分布、加载量控制和输送带撕裂、火灾监测等。我国在这方面差距相对比较大，不仅监控设备功能少，而且灵敏度和可靠性都较差。
带式输送机可控启动传动装置CST是带式输送机技术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如何选择合适的可控启动传动装置CST对于实现带式输送机节能降耗、减少事故、减少投入及确保运行安全具有重要作用。
参考文献：
[1]郭莹.直齿圆柱齿轮传动的模糊优化设计.机械设计与制造，2000（3）：
[2]任家骏，段德荣等.基于特征的蜗杆传动CAD/CAE/CAPP集成系统的研究.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2001（2）
宋史何灌传范文第2篇
【关 键 词】宋代/胆铜/许申/张潜
the Song dynasty/Dantong/Xu Shen/Zhang Qian
【 正 文】
一、胆铜法的起源与北宋时期的有关记载
“胆铜法”又称“胆水浸铜法”，是指把铁放在胆矾（硫酸铜的古称，又称石胆）水中浸泡，胆矾水与铁发生化学反应，水中的铜离子被铁置换而成为单质铜沉积下来的一种产铜方法。［1 ］生产胆铜的原料主要是铁和胆矾水。据夏湘蓉等人撰写的《中国古代矿业开发史》所言：胆矾“系由黄铜矿、辉铜矿等硫化铜矿物，受氧化作用分解而成，或从天然胆水中沉淀（结晶）出来……易溶于水”［2］（第248页）。这种胆矾水在古代被称为“胆水”。宋人记载胆水浸铜法的过程如下：“浸铜之法，先取生铁打成薄片，目为锅铁，入胆水槽排次如鱼鳞，浸渍数日，铁片为胆水所薄，上生赤煤，取出刮洗钱（铁？）煤，入炉烹炼。凡三炼方成铜，其未化铁，却添新铁片再下槽排浸。”［3 ］（食货——之三）由于这种产铜方法不需采凿铜矿石，生产工艺与熔炼矿铜也不同，故现代又称其为湿法冶金［4］（第559页《湿法冶金》）或水法冶金［5］（第105页）。
我国早在汉代时期就已经认识到胆矾水与铁之间的化学反应，淮南王刘安撰写的《淮南万毕术》中就有“白青得铁，即化为铜”的记载。魏晋时期，《神农本草经》记载“石胆……能化铁为铜，合成金银，练饵食之不老”［6］（卷一《石胆》）； 葛洪所著《抱朴子》中也有记载，他提到：“诈者谓以曾青涂铁，铁赤色如铜。”［7 ］（卷一六《黄白》）对于上述史料中名目繁多的称呼，张子高在《中国化学史稿》中指出：“曾青又有空青、白青、石胆、胆矾等名称，其实都是天然的硫酸铜，它是从辉铜矿（Cu[，2]S）或黄铜矿（CuFeS[，2]）与潮湿空气接触所形成的。”［5］（第74页）汉魏以来的记载确凿无疑地说明，当时人们已发现了铁与胆矾结合后能置换出铜这一现象，并为后人探索胆铜法生产提供了依据。但是，当时人们对胆铜的实践还局限在道家炼丹术和医家药方的范围内。
燕羽在1957年撰写了《宋代胆铜的生产》一文，对宋代胆铜法生产及其起源进行了探讨。他指出：“石胆即胆矾的能够化铁为铜的金属置换作用现象，远在秦汉间就已知道。”“胆水‘浸铜法’的发明，至少当开始在唐末和五代初。五代初年轩辕述著作的《宝藏论》（注：《宝藏论》的作者，除记有轩辕述外，《宋史》卷二五《艺文志》载有：“青霞子《宝藏论》一卷。”此书已不存于世。另外，《丛书集成初编》还收有唐朝僧人释僧肇写的《宝藏论》，是一部不同内容的书。）称‘以苦胆水’浸熬而成的铜为‘铁铜’，并列为当时流行的十种铜的一种”［8］。
燕羽引述的《宝藏论》一书，现在已不存于世，其中关于十种铜的记载，存留于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卷八《赤铜》条中。［9 ］全文如下：
宝藏论云：赤金一十种。丹阳铜。武昌白慢铜。一生铜，生银铜，皆不由陶冶而生者。无毒，宜作鼎器。波斯青铜，可为镜。新罗铜，可作锺。石绿、石青、白青等铜并是药制成。铁铜，以苦胆水浸至生赤煤，熬炼而成黑坚。锡坑铜，大软，可点化。自然铜，见本条。文中“见本条”是李时珍所言，是指在《本草纲目》卷八《自然铜》条中引述了《宝藏论》的内容。故此，《赤铜》条中就没有必要再重复了。综观全文，并无“流行的十种铜”之句，可见此句是出自燕羽的判断。我认为，这一判断并不准确。《宝藏论》虽然记载了十种铜，但至多只能表明这是当时作者所能见到的铜的种类，而并不能说明这十种铜均流行于世。其中，以出产之地（包括出产国家）命名的铜，如丹阳铜、波斯青铜、新罗铜或可因其蜚名远扬而被视为“流行”的铜，至于铁铜、自然铜、石绿、石青、白青等铜则绝不可能成为“流行的十种铜的一种”。事实上，直到北宋前期，对胆水浸铁成铜这一现象的认识仍仅仅限于极少数人，他们只能在民间极小范围内采取私下生产的方式付诸实践。从遗留下的史籍记载看，这种实践活动多出自信州铅山县一地。宋太宗时期成书的《太平寰宇记》中曾记载：“（信州铅山县）有胆泉，出观音石，可浸铁为铜。”［10］（卷一七）这之后的宋仁宗景yòu＠①四年（1037年）九月，东头供奉官钱逊上奏时也提到“信州铅山产石碌，可烹炼为铜”。由于当时池、饶、江三州的铜钱监正缺少铸钱的铜原料，在三司的请求下，朝廷派遣钱逊与江南东路转运使进行试验，以期解决铜料供应问题［11］（卷一二景yòu＠①四年九月丙寅），但这次试验结果如何，却无明文记载。再往后就是宋哲宗元yòu＠①时期沈括写就的《梦溪笔谈》中提到的：“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烹胆矾则成铜，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水能为铜，物之变化，固不可测。”［12］（卷二五《杂志二》）关于这段文字记载是否为沈括亲身考察的记录，郭正谊在《水法炼铜史料溯源》一文中进行了考证。他认为不是沈括亲眼所见，而应该是沈括的读书笔记，录自中唐时期成书的《丹房镜源》［13］（第67页）。这条记载虽然说明中唐时期在生产胆矾的过程中已获知了铁经过与胆矾接触后可以置换出铜，但是沈括引录这段话时并没有加入任何新的内容，这种情况恰恰说明，直到宋哲宗初期，官府尚未推行胆铜法生产，信州一地公开从事的只是胆矾的生产而已。
二、宋仁宗时期许申是否试行了胆铜法
对宋政府开始推行胆铜法生产的时期，现在基本上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始于宋哲宗时期，另一种认为始于北宋前期或宋仁宗时期。
前面曾提到，宋仁宗景yòu＠①四年（1037年），政府命钱逊试验用石碌“烹炼为铜”，但试验的结果如何，是不是加以推广，史料中都没有提到。因此这条材料充其量只能说明官府曾对胆铜法生产进行了一次试验。
容易引起歧异的，是另外一些记载了许申的建议的材料，其中，《宋史孙祖德传》中有如下一段话：“时三司判官许申因宦官阎文应献计，以药化铁成铜，可铸钱，裨国用。祖德言：‘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是教民欺也。’固争之，出知兖（州）……”［14］（卷二九九《孙祖德传》）这段话中，最关键的是“以药化铁成铜”一句，元末明初人危素的《浸铜要略序》中也有同样的词句：“当宋之盛时，有三司度支判官许申，能以药化铁成铜，久之，工人厌苦之，事遂寝。”［15］（卷三《浸铜要略序》）如果将“药”理解为是胆矾水，许申的建议无疑是指以胆铜作为制造铜钱的原料。
但是，关于许申的建议与活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则有更为详细的含义不同的记载。宋仁宗景yòu＠①二年（1035年）正月壬寅，度支判官、工部郎中许申被任命为江南东路转运使。［11］（卷一一六景yòu＠①二年正月壬寅）在此之前，他曾建议采用新的方法铸造铜钱，由于汴京没有取得成效，故被派任江南东路转运使，以期在江州继续试验。下面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有关记载：
凡铸铜钱，用剂八十八两，得钱千，重八十两。（注：中华书局点校本将此句断为“重八十两十分。其剂，……”断句有误。据《鸡肋编》卷中《蒋仲本论铸钱事》云：铸钱“用铜、铅、锡五斤八两，除火耗，收净五斤”。宋制，一斤为十六两，用料八十八两，除去火耗，铸成铜钱正好是八十两。故改正标点如上。）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申在三司，乃建议以药化铁与铜杂铸，轻重如铜钱法，而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赢，亦得钱千，费省而利厚。因入内都知阎文应以纳说，朝廷从之，即诏申用其法铸于京师。然大率铸钱杂铅锡则其液流速而易成，杂以铁则流涩而多不就，工人苦之。初命申铸万缗，逾月才得万钱。申性诡谲，自度言无效，乃求为江东转运使，欲用其法铸于江州。朝廷又从之，诏申就江州铸百万缗，无漏其法。中外知其非是，而执政主之，以为可行，然卒无成功。
先是盐铁副使任布请铸大钱一当十，而申欲以铜铁杂铸，朝廷下其议于三司。程琳奏曰：“布请用大钱，是诱民盗铸而陷之罪。唐第五琦尝用此法，讫不可行。申欲以铜铁杂铸，理恐难成，当令申试之。”申诈得售，盖琳亦主其议故也。
天章阁待制孙祖德言：“伪铜，法所禁，而官自为之，是教民欺也。”固争之，不从，遂出知兖州。
对于这条材料中的“以药化铁与铜杂铸”、“铜居三分，铁居六分”、“杂以铁则流涩而多不就”、“申欲以铜铁杂铸”等句该如何理解呢？学者们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张子高先生认为：“很可能他（指许申）是以药化铁，使铁掺在铜内成合金来铸钱币。铁掺在铜内，可以大大节省铜，因此许申的实验曾经为统治者所重视。”［5］（第107页）汪圣铎先生则认为许申的建议是指胆铜法生产。他还援引了《宋史全文》卷三二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壬戌条中“绍圣间以铅山胆泉浸铁为之，令泉司鼓铸，和以三分真铜，所以钱不耐久”之句，认为：“《长编》所谓‘铜居三分，铁居六分，皆有奇’，实际乃是胆水（“药”）浸铁产出的铜六分有余，加上“真铜三分”有余，熔在一起来铸钱。……只是由于史官对胆铜不了解，不承认胆铜是铜，仍然认为胆铜是铁，是‘伪铜’，故而在记述上有些失误”［16］。
我认为汪先生的推论还是有值得推敲的地方。其一，所有上述材料中，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是最为原始的材料，可信度最高。是书始撰于宋高宗时期，完成于宋孝宗时期，而那个时期胆铜法生产早已在铜业生产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如果说宋仁宗时期的官员因不了解胆铜而记述有误，这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南宋人李焘也不知胆铜为何物而在编书时对屡次出现的“铜铁杂铸”之意不加考辨，显然就不合情理了。虽然现存《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中并无胆铜记载，但是这一情况并不能证明李焘对胆铜不了解。政府开始大力推行胆铜法生产是在宋哲宗绍圣年间以及宋徽宗统治时期，而现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恰恰缺失哲宗元yòu＠①八年（1093年）七月至绍圣四年（1097年）三月的内容以及徽宗、钦宗两朝的全部内容，致使我们无法从现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看到有关胆铜生产的记载。然而，章如愚的《群书考索》中引用了一条现已佚失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其中就明确提到了胆铜。引文如下：“（崇宁五年中书省勘会诸路岁收铜数）每年约收诸色铜六百六十余万斤，旧铜锡约收四百六十余万斤，胆铜约收一百万斤……”紧接其后的一条材料也是引自现已佚失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内容，材料记录了开封尹兼提举京畿钱监宋乔年在大观二年的上言，其中更是多次提到“漉铜钱（用胆铜铸造的钱）”，由于胆铜铸钱成本低，宋乔年还建议：“户部上供之数，可以漉铜钱下诸路令依样铸。”［17］（后集卷六《财用门铜钱类》）从这些记载中可以得知，李焘的原书是记述过胆铜的，他对胆铜与矿铜的区别应该有所了解。基于此，似不应将“铜铁杂铸”等内容视为“失误”的记述。其二，宋代铸造铜钱的主要原料是铜，辅料是铅和锡，北宋的铜钱基本上保持了“十分其剂，铜居六分，铅、锡居三分，皆有奇赢”的用料比例。宋徽宗以后至南宋期间因缺少矿铜铜料，又已批量生产出胆铜，所以铸钱的铜原料中同时也使用了胆铜。《宋史全文》所说的“和以三分真铜”之意，既反映了当时人们仍抱有传统的观念，只承认经过采矿冶炼得到的铜才是“真铜”，同时也反映了矿铜数量只占铸钱所用全部铜原料的十分之三。这一数字与《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许申的铸钱配方只是在料例的比例上巧合而已，内涵则是不同的。许申所说的“铜居三分，铁居六分”，并不是指矿铜和胆铜的比例，而是指要变更铸造铜钱的原料和比例，将铅和锡去掉，加入铁作为主要原料，占全部料例的十分之六强；此时铜成为辅料，仅占全部料例的十分之三强。其三，《续资治通鉴长编》中提到的“以药化铁与铜杂铸”之意，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由于铁的熔点高、铜的熔点底，把两种原料放到一起来熔化，必然产生铜先熔化而铁未化的不同步现象，许申的建议中所说的“药”很可能就是指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而加入的某些助熔剂，以降低铁的熔点。然而，这种别出心裁的铁、铜配方是根本行不通的，试验过程中自然出现了“杂以铁则流涩而多不就”的问题。另外，受当时生产条件的限制，生产胆铜应该是在胆水（或胆土）充沛的矿区中进行，而《续资治通鉴长编》只是提到许申初在京师、后在江州直接进行铸钱试验。这两个地方仅是铸钱场所，并不生产胆铜，如果许申使用了胆铜作为铸钱材料，官府必定要先在某些矿场生产出胆铜，再运至京师或江州铸钱，但是对于这样重要的生产活动，北宋仁宗时期的各类记载中却只字未提。鉴于以上几点分析，我认为宋仁宗时期许申在京师和江州进行的铸钱试验应该是用铁和铜作原料而进行的，与胆铜生产并无关系。
三、宋哲宗时期胆铜法开始推广
据苏辙《龙川略志》载，宋哲宗元yòu＠①时期，有一位商人毛遂自荐，向政府献出秘法——胆铜法。当时，苏辙任户部侍郎，“有商人自言于户部，有秘法能以胆矾点铁为铜者。予（指苏辙）召而诘之曰：‘法所禁而汝能之，诚秘法也。今若试之于官，则所为必广，汝一人而不能自了，必使他人助汝，则人人知之，非复秘也，昔之所禁，今将遍行天下。且吾掌朝廷大计，而首以行滥乱法，吾不为也。’其人＠②fǔ＠③而出，即诣都省言之，诸公惑之，令试斩马刀，厥后竟不成。”［18］（卷五《不听bì＠④法能以铁为铜者》）苏辙任户部侍郎的时间是在元yòu＠①二年（1087年）十一月至元yòu＠①四年（1089年）六月［11］（卷四七元yòu＠①二年十一月甲戌；卷四二九元yòu＠①四年六月丁未），可见这段时期宋政府的执政者仍然不了解胆铜生产及其所能起到的作用，胆铜生产还被称为“秘法”，仍旧是民间私下进行的小范围生产。
胆铜法不再作为政府所禁的秘法而得到推广，是在饶州德兴县人张潜、张甲父子将撰写的《浸铜要略》献给朝廷之后的宋哲宗绍圣年间。关于《浸铜要略》的作者及成书年代，南宋人陈振孙和赵蕃的记载大致相同。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指出：“《浸铜要略》一卷，张甲撰，称‘德兴草泽’。绍圣元年（1094年）序，盖胆水浸铁成铜之始。甲，参政子公之祖。”［19］（卷一四《杂艺类》）赵蕃在《截留纲运记》一文中追述信州铅山县在绍圣年间推行胆铜生产的情景时也提到：［20］（卷五《截留纲运记》）
铅（指铅山县）之阜，宝藏兴焉；铅之泉，宝货化焉。兴者有时，化者无穷。方泉之蒙，孰知其功，布衣张甲，体物索理，献言以佐圜法。宋绍圣间，诏经理之。dī＠⑤泉为池，疏池为沟，布铁其中，期以浃旬，铁化为铜……这两条材料都仅仅指出张甲是胆铜的试验者和向朝廷献书者，从而遗漏了张甲之父张潜的功绩。实际上，在胆铜法生产的试验过程中，张潜的功劳是最大的。王象之在《舆地纪胜》中引用了褚孝锡的《长沙志》（注：褚孝锡作《长沙志》十一卷，见《宋史》卷二四《艺文三》。）记载，曰：“长沙志云：‘始，饶州张潜得变铁为铜之妙，使其子甲诣阙献之。朝廷始行其法于铅山，及饶之兴利、韶之涔（岑）水皆潜法也。’”［21］（卷二三《江南东路饶州景物下》）前几年，江西德兴发现了张潜的墓行状碑，碑刻于北宋大观元年（1107年）三月，碑文记载：张潜“尝读《神农书》，见胆矾水可浸铁为铜，试之信然。曰：‘此利国术也’。命其子甲献之。”（注：据报道，碑文三千多字。此碑保存在德兴县博物馆。）［22］这段碑文说明，张潜从流传下来的《神农本草经》一书的记载中获得对胆铜法的认识，经过自己的试验后写成《浸铜要略》一书，嘱其子张甲上交朝廷，这之后胆铜法才得以推广开来。
除以上宋人记载外，元末明初人危素写有《浸铜要略序》一文，介绍了宋代《浸铜要略》一书的撰写者及德兴县浸铜情况，内容最为详尽。他写道：
（元代）德兴张理从事福建宣慰司，考满调官京师，会国家方更钱币之法，献其先世《浸铜要略》于朝。……钱币之行尚矣，然鼓铸之无穷，产铜则有限。理之术乃能浸铁以为铜，用费少而收功博。……今书作于绍圣间，而其说始备，盖元yòu＠①元年。或言取胆泉浸铁，取矿烹铜，其泉三十有二：五日一举洗者一，曰黄牛；七日一举洗者十有四，曰永丰、青山、黄山、大岩、横泉、石墙wù＠⑥、齐官wù＠⑥、小南山、章木原、东山南畔、上东山、下东山、上石姑、下石姑；十日一举洗者十有七，曰西焦原、铜精、大尚山、横槎山、横槎wù＠⑥、羊栈、陲mín＠⑦、冷浸、横槎下wù＠⑥、陈君、炉前、上姚mín＠⑦、下姚mín＠⑦、上炭灶、下炭灶、上何木、中何木、下何木。凡为沟百三十有八。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是书，理之先赠少保府君讳潜所撰，以授其子赠少师府君讳盘、成忠府君讳甲。少师之孙参知政事忠定公讳焘shí＠⑧序志之。（注：原文中有文字错误，已与《江西通志》卷一六二《杂记补》中引录的危素《浸铜要略序》对校改正。）［15］（卷三《浸铜要略序》）
从危素的记述来看，他见到的《浸铜要略》这部书中载有张潜的曾孙张焘作的序，可见此书已不是张潜绍圣元年献呈朝廷的版本。张焘的家世渊源及仕宦生涯在周必大的《文忠集》［23］（卷《资政殿大学士左中大夫参知政事赠太师张忠定公焘神道碑》）和《宋史》［14］（卷三八二《张焘传》）中均有记载：“张氏世家德兴，唐宰相文＠⑨之后……。公（张焘）曾祖讳潜，通直郎致仕，赠太子少保……。祖磐，袁州万载县主簿，赠太子少师……。公讳焘，……政和八年（1118年）廷试……天子嘉之，亲擢第三。”张焘任官于徽、钦、高、孝四朝，于隆兴元年（1163年）迁参知政事，以老病不拜，台谏交章留之，除资政殿大学士、提举万寿观兼侍读。后致仕。卒于乾道二年（1165年），年七十五，谥忠定。根据张焘的生平来判断，张焘为《浸铜要略》作序，应在他进入仕途之后的北宋末期至南宋乾道初年之间。危素在《浸铜要略序》中提到的“其泉三十有二”的名称及“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之句，有可能出自张焘为《浸铜要略》所作序中的内容。若果如此，三十二泉一百三十八沟的胆泉浸铁规模可能就不仅仅是北宋末期的情况（注：日本中岛敏先生虽未考证，但是提到三十二泉一百三十八沟是德兴县兴利场最盛时期（北宋末期）的事。见《支那た於什る湿式收铜の沿革》，东洋学报27卷第3号，1939年。），还延续到了南宋，但饶州的胆铜生产量则以宋微宗政和五年为最高。
胆矾化铁成铜的记载古已有之，北宋仁宗时期还曾进行过试验，为什么偏偏到宋哲宗时期才得到推广呢？这既是客观局势的需要，也与张潜父子的努力密切相关。北宋前期，一方面，铜矿的开采量呈逐步上升的势态，铜料供与需的矛盾尚不尖锐；另一方面，政府长期以来采取着“铜禁”措施，恐怕新的生产技术普及流传开来，会对政府的货币政策造成难以掌控的局面；加之，胆铜的规模化生产理论还处在摸索阶段。这一时期，无论是客观因素，还是主观因素，都还没有提供胆铜法生产的基础。而宋哲宗嗣位时，却面临着铜矿生产结束了宋神宗时期辉煌发展的阶段而进入急剧衰落的时期，这种局面导致了大批铸钱监的罢废和铸钱额的剧减。宋政府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急需采取各种办法恢复铜矿生产，提高产量。正是在这种局势下，张潜父子经过潜心试验，系统地总结出胆铜生产的方法，并主动将《浸铜要略》献给朝廷。客观需求与主观努力得到了完美的结合。于是，在宋政府的大力提倡下，胆铜法生产迅速地被推广开来。
宋政府推广的胆铜生产，最早实行于哪个采矿场呢？宋人著述中，首推信州铅山场。前引褚孝锡的《长沙志》就明确提到“朝廷始行其法于铅山”［21］（卷二三《江南东路饶州景物下》）。洪咨夔的《大冶赋》中也专门提到：“其浸铜也，铅山兴利，首鸠＠⑩功。推而放诸，象皆取蒙。”［24］（卷一《大冶赋》）《舆地纪胜》中《信州》条下则曰：“胆水在铜山，自昔无之。始因饶州布衣张甲献言，可用胆水浸铁为铜，绍圣元年（1094年），始令本州差厢军兴浸，其利渐兴。”从上面几条材料来看，朝廷最早是在信州铅山县推行胆铜法的，时间正是在张甲献《浸铜要略》的绍圣元年（1094年），其后才扩大到其他矿场。然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25］（卷五九绍兴二年十月辛卯）和《皇宋中兴两朝圣政》［26］（卷一二绍兴二年十月辛卯）中均提到：“元yòu＠①中始置饶州兴利场，岁额五万斤。绍圣二年（《皇宋中兴两朝圣政》为“三年”）又置信州铅山场，岁额三十八万斤。”明确指出元yòu＠①年间饶州先设兴利场，开始浸铜。那么如何分析上述材料的矛盾之处呢？我认为：张潜早在元yòu＠①年间就已在饶州从事胆铜生产的试验，估计那时的试验可能获得了矿场监官提供场地、铁等原料的帮助，因尚属试验阶段，所以地方官没有提前申报中央政府。而信州铅山场则是官府在获得《浸铜要略》之后，经过调查，首先推行的胆铜场地。
由于信州胆铜产量高，地位重要，现存史料中记述信州铅山场浸铜生产的内容也非常多，如前引南宋人赵蕃的记载等等。明代人胡我琨在《钱通》中也曾引录《广信府志胜》的记载，提到铅山县有两处浸铜场所：其一，“铜宝山，在县西南七里，一名七宝山。下有竹叶、猊（貌）平坑，石＠(11)中胆泉涌出，浸铁成铜。天久晴，有矾可拾。建隆三年置铜场，今废。其铜以土垢淋水浸铁为之。”其二，“锁山门，浸铜之所，在县鹅湖乡，去治七十里许。有沟漕七十七处，兴于宋绍圣四年，更创于淳熙八年，县尉马子岩有铭，至淳yòu＠①后渐废。”［27］（卷三《资采》）（注：建隆三年在铜宝山铜场生产的应是矿铜，不是胆铜。）相比之下，饶州兴利场胆铜生产的记载不仅极少，胆铜产额也只占信州铅山场的八分之一弱。
四、胆铜的生产工艺及生产成本
宋代胆铜的生产工艺有两种，一为胆水浸铜，一为胆土淋铜。两种工艺过程，在洪咨夔的《大冶赋》中均有详细的记录［24］（卷一《大冶赋》），现摘录如下：
附图
从所述情况来看，胆水浸铜与胆土淋铜两种方法的原理是相同的，都是用胆矾水浸泡铁片置换出胆铜，只是胆水浸铜是指直接将天然胆水引入人工建造的沟槽中，浸泡铁片；而胆土淋铜则要先采挖含有胆矾的土壤（包括采矿时被废弃的矿土），用水灌浸，使胆矾溶入水中，产生胆水，再用人工盛舀胆水淋浸铁片置换出胆铜。这两种方法，各有长处与不足，宋人总结为：“古坑有水处为胆水，无水处为胆土。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胆水浸铜的优点是用工少，成本低，但必须依靠春夏雨季胆水充沛时从事生产，受季节、气候的影响很大。一旦春夏雨水少，涌出的胆水也会减少，自然无法大量生产胆铜。胆土淋铜比胆水浸铜投入的人工多，成本高，但是胆土取之不竭，生产上又不受季节的影响，一年四季均可生产。由于两种方法各有优劣，在胆水浸铜法推行后，宋政府又先后在韶州岑水场、潭州永兴场、信州铅山场等处推行了胆土淋铜法，最大限度地提高产铜数量。
与矿铜生产相比，胆水浸铜和胆土淋铜两种生产的成本都比较低。崇宁元年（1102年）时，负责胆铜生产的官员游经提到，每生产一斤胆铜（此处应指胆水浸铜法），用本钱四十四文省。他建议：“措置之初，宜增本减息，庶使后来可继。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斤以钱八十为本。比之矿铜，其利已厚。”［3 ］（食货三四之二五）当时政府向矿铜生产者支付的成本大约是每斤一百文［28］（卷四《论时事》）至二百五十文［3］（食货三四之二七）。 从节约政府资金的角度来考虑，胆铜法生产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从北宋后期至南宋期间，生产一斤胆铜需要的耗铁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耗铁量最少的如《文献通考》所载，“大率用铁二斤四两得铜一斤”［29］（卷一八《征榷考五坑冶）），耗铁量与出铜量比为2.25∶1；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南宋高宗末期，各地年供铁料八十八万斤以上，而全部胆铜产额只有二十一万斤，耗铁量与出铜量比为4∶1；南宋理宗时期，按照张端义《贵耳集》所言：“韶州涔（岑）水场以＠(12)水浸铜之地，会百万斤铁浸炼二十万（斤）铜……”［30］（卷下）耗铁量与出铜量比则增至5∶1。综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随着耗铁量的增加，胆铜原有的成本低廉的优势逐渐减弱以至消失，这应该是南宋以后胆铜生产无法再恢复到北宋时期的原因之一。
五、宋徽宗至南宋期间胆铜生产地区与产量的变化
自宋哲宗绍圣年间在信州铅山推行胆铜法后，很快就将这一新的生产方法推广到有胆水的矿区。大概在宋哲宗绍圣末元符初，游经曾主管推行胆铜生产，后以丁忧去官。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游经守孝期满，向朝廷上言：“昨在任日常讲究有胆水可以浸铁为铜者：韶州岑水、潭州浏阳、信州铅山、饶州德兴、建州蔡池、婺州铜山、汀州赤水、邵武军黄齐、潭州矾山、温州南溪、池州铜山，凡一十处。唯岑水、铅山、德兴已尝措置，其余未及经理。将来钱额愈见亏失。”户部以为请，于是命“宣德郎游经提举措置江淮荆浙福建广南铜事”。“崇宁元年户部言：‘游经申，自兴置信州铅山场胆铜已（以）来，收及八十九万斤八千八十九斤八两。……自丁忧解职之后，皆权官时暂监管，致今胆铜十失五六，今再除职事以来，自今年正月至九月二十日终，已收胆铜一十七万二千一百二十三斤八两……’”［3］（食货三四之二五）依据上述记载推测，游经在丁忧前推广胆铜生产时，信州铅山场、韶州岑水场、饶州德兴场胆铜生产成效已十分显著。游经以丁忧去官后，胆铜生产曾一度懈怠，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官府再次授命游经总管南方诸路胆铜生产，并开发其它尚未经理的矿场。这之后，胆铜生产出现了。前引《续资治通鉴长编》佚文曾提到：崇宁五年（1106年）中书省勘会诸路岁收铜数中，胆铜约收一百万斤。此后，据南宋乾道二年（1166年）的记载，北宋徽宗时期除信、饶、韶三州生产胆铜外，池、潭、婺三州也已生产胆铜，六州产量共约一百八十七万多斤，称为“祖额”（注：这一“祖额”没有标注年代，据危素《浸铜要略序》称：“政和五年雨多泉溢，所浸为最多”，又据《宋会要辑稿》记载：政和八年十一月，饶州提点司上奏称“江、池、饶州钱监鼓铸钱额上供全仰韶州岑水、潭州永兴、信州铅山三大场并新发坑场收趁铜料应副”，估计政和年间当是胆铜生产的兴盛期。），是宋代有据可考的胆铜最高产额。但仅仅数十年以后的南宋高宗末期，胆铜总额就迅速下降到只有二十一万多斤。其中，婺州不再生产胆铜，其他五州的产额也急剧减少。现将北宋徽宗时期及南宋高宗末期各地胆铜产量制成下表（表1），以供参考。［3］（食货三三之一九至三三之二）
表1 乾道二年铸钱司统计胆铜产量表
产地
祖额(斤)
绍兴末产额(斤)
(约徽宗政和时期)
饶州兴利场
51029
23482
信州铅山场
380000
96536
池州铜陵县
1398
408
韶州岑水场
800000
88948
潭州永兴场
650000
3414
婺州永康县
2000
总计
1874427
212788
宋高宗以后，除饶、信、池、韶、潭五州生产胆铜外，从一些零散的史料记载中还可以看到以下三处也生产胆铜。一处位于汀州。游经曾把“汀州赤水”列为开发胆铜生产的场地之一。明代所修《嘉靖汀州府志》［31］（卷二《山川》）中也提到：上杭县金山有胆水池，“相传宋时池水浸生铁可炼成铜”。清代的《大清一统志》记载得更为详细：“（汀州上杭县）金山……上有三池，名曰胆水。上下二池有泉涌出，中一池则蓄上池之流。相传宋时县治密迩其地，水赤味苦，饮则伤人，惟浸生铁，可炼成铜，后县治既迁，其水遂变，不异常水。”［32］（卷三三四《汀州府一山水》）其实，上杭县金山场曾在北宋治平四年（1067年）二月设置为采铜场，但矿场的开采时间极短，同年十月罢，［3］（食货三三之三）赤水场也曾是产铜的场地，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被罢。［3］（食货三三之九）另外， 上杭县还有一个重要的产铜场，即锺寮场。北宋天圣中因锺寮铜场兴盛，命知县兼监坑冶，于是县治由郭坊一地被迁徙至锺寮场附近，便于知县就近处理锺寮场事务。南宋“乾道三年，县令郑稽因民有请，申州及诸司”请徙县治，［33］（卷七八九一《汀汀州府山川》）乾道四年（1168年）正月，福建路安抚、转运、提刑司上言乞将县治迁回郭坊，得到批准。［3 ］（方域七之一一至一二）将这一情况与《大清一统志》的记载联系起来看，锺寮场至少应该是与金山、赤水“密迩其地”的，因此南宋时期极有可能也从事了胆铜生产。但是这几个铜场都没有留下胆铜产量的记录。据保存在《永乐大典》中的《临汀志》记载，锺寮场和金山场在南宋后期已被罢废。［33］（卷七八九二《汀汀州府志仓场库务》）估计这里的胆铜生产成效不大。二是江南西路兴国军宝丰场，据《舆地纪胜》记载，“宝丰场，离大冶县九十里。出胆水，浸铁成铜”［21］（卷三三《江南西路兴国军景物下》）。三是处州铜廊场，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2年），臣寮上言中还提到：“信之铅山与处之铜廊皆是胆水，春夏如汤，以铁投之，铜色立变。”［29］（卷一八《征榷考五坑冶》）上述这三个胆铜产地只有汀州曾在北宋后期被游经列为开发之地，兴国军和处州均未提及。因此，估计后两个胆铜场所可能是在南宋期间才被开发的。
因南宋后期材料缺乏，现在已无法全面地考证胆铜生产的地区和产量。现仅见数条材料提到信州铅山县和韶州岑水场的浸铜情况：第一，据王象之的《舆地纪胜》记载，信州“今淋铜之所二百四槽，岁浸铜八万九千斤”［21］（卷二一《江南东路信州景物上》）。这一岁收额是两宋期间信州胆铜的最低记录。从王象之嘉定辛巳年（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为《舆地纪胜》作序来看，岁浸铜八万九千斤之数必定是在此前的某一年岁收额，而根据下面的第三条材料来看，这一岁收额的时间还得前移。第二，据明清地方志记载：抚州城东一百二十里东山产铁，宋乾道年间，置东山铁场，下设罗首坪炉、小浆炉、赤岸炉、金峰炉四炉，［34］（卷二七《土产抚州府》）“设监官铸钱。理宗时革监官，属临川县丞厅。岁趁办过铁二十四万二千四十六斤，解铅山县浸铜冶铸”［35］（卷一二《物产》）。如果按每二斤四两铁产一斤胆铜计算，仅抚州生产的铁就可供信州铅山场浸铜十万斤，这一数额已超过了宋高宗绍兴末期信州铅山场生产的胆铜数额。第三，据赵蕃的《截留纲运记》记载［20］（卷五《截留纲运记》）：
铅之阜，宝藏兴焉；铅之泉，宝货化焉。兴者有时，化者无穷。……dī＠⑤泉为池，疏池为沟，布铁其中，期以浃旬，铁化为铜。场兵千夫，服劳力作，糗粮惟邑之供。冶台岁运江淮湖广之铁，泛彭蠡，sù＠(13)番水，道香xī＠(14)而东，岁计所用铜，取诸铅之泉者几半。初额为斤十有三万，其后加之一倍。昼作不逮，继以夜工，率一夫而食二人之食，邑计供yì＠(15)nǎi＠(16)不充。令告匮无所，懦者束手以罔措，健者取给于凿空，同底于戾，卒不克终。时嘉定九年，郡守诸台合辞上奏，请岁留纲解米，为斛千有六百以补之，犹不足也。越十有三载，董饷记者视故籍复责输焉。章君谦亨来宰民社，叹曰：‘场兵、戍兵均兵也。彼当饷，此不当饷耶？’告于郡。郡太守陈公章力请于饷台，总郎戴公桷慨然许之，达之于朝廷。于是，有札下饷台，州家岁留之米，遂为铅邑永久之利矣……夫米给，铜课登，鼓铸羡，圜泉衍，惠利周于四海……从这条材料中可获知，至少在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年）以前，铅山县生产的胆铜数额已从十三万斤增加到二十六万斤。为了完成这一数额，场兵日夜生产，食粮供应告匮，遂截留纲解米聊补不足。而十三年后的宋理宗绍定二年（1229年），铅山县又被下令重新交纳纲解米，经各级官员上奏，才最终免除了这一负担，从而为浸铜生产者提供了食粮保障。估计此时铅山县浸铜额仍然维持在二十六万斤左右。这一数字虽然无法与北宋后期的三十八万斤相比，却也表明铅山县浸铜生产在经历过南宋高宗末期的低谷后，已逐渐回升，达到北宋最高产额的三分之二以上。第四，据前引张端义《贵耳集》所言，理宗时，韶州岑水场用铁百万斤浸铜二十万斤，这一产量只占北宋事期产量的四分之一弱，却也比宋高宗时期明显回升。至于号称“三大场”中的潭州永兴场的情况，因材料缺乏，已无可考索。
总而言之，宋代兴起的胆铜生产，部分地弥补了矿铜生产衰落对铸钱生产和财政收支活动的冲击，使中国古代采矿业在传统的生产方法之外又开辟出一条新的途径。古代劳动人民总结出来的胆铜生产原理，仍然是现代湿法冶金的理论基础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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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礻右加右
＠②原字为黾的繁体
＠③原字为亻右加免
＠④原字为礻右加必
＠⑤原字为阝右加是
＠⑥原字为阝右加鸟的繁体
＠⑦原字为日下加文
＠⑧原字为宀下加是
＠⑨原字为王右加灌的右部
＠⑩原字为亻右加孱
＠(11)原字为空的上部下加敫
＠(12)原字为卤的繁体
＠(13)原字为辶内加朔
＠(14)原字为奚右加谷
＠(15)原字为亻右加意
宋史何灌传范文第3篇
一、命题选材与设题分析
（一）选材范围较广，选材内容丰富
大都注意体现“浅易”的特点，阅读难度有所降低。17套试卷中，选文出自二十四史的只有六卷，分别是全国大纲卷《明史·熊鼎传》、全国课标卷《宋史·何灌传》、湖北卷《汉书·楚元王传》（选文为西汉刘向的《谏成帝营陵寝疏》）、辽宁卷《旧唐书·宋庆礼传》、浙江卷《新唐书·张文瓘传》、上海卷选文一《史记·循吏列传》。有的试题选材虽不是史传文章，但也是写人为主的记叙类散文。这类阅读材料共有七卷，分别为：安徽卷选文全祖望的《万贞文先生传》，选自钱仪吉纂《碑传集》；江西卷选文汲黯的事迹，选自清代学者吴楚材的《纲鉴易知录（卷十三）·汉纪》；广东卷选文罗提督的事迹，选自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将略篇》；江苏卷选文苏轼的《陈公弼传》，选自《苏轼文集》；重庆卷选文清代文学家蓝千的《江公皋传典》；四川卷选文吕徽之的事迹，选自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八）·隐逸》。叙事类的文本有两卷，分别是：山东卷选文《桓公问治民于管子》，选自《管子》；福建卷选文元代虞集的《小孤山新修一柱峰亭记》，选自《道园学古录》。湖南卷选文为明末文学家归庄的《严祺先文集序》，选自《陶庄集》，属于书序。属于议论类文本的有三卷，分别为上海卷选文二苏轼的《稼说送张琥》、北京卷选文选自《淮南子·汜论训》、天津卷选文选自清初学者顾炎武的《日知录》。其中选文出自诸子散文的有北京卷和山东卷。这样，打破史传类散文在高考文言文阅读试题中一统天下的局面，有利于促进学生阅读更多样化的文言作品，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
（二）选材注重内容的可读性
各套试题的选材十分注重内容的可读性和思想的导向性，突出人物的思想品格和传统美德。如全国大纲卷的熊鼎处事精细求实，全国课标卷的何灌行事有成，广东卷的罗提督“足智多谋”，江苏卷的陈公弼治市“严而不残”，辽宁卷的宋庆礼“雅有方略”，重庆卷的江皋“所在有声绩”，上海卷材料一中孙叔敖的自信等，山东卷更是直接体现管子以民为本的思想。
（三）试题阅读量相比往年有所加大，选文篇幅略有增加
17套试题选文的阅读材料平均708字。篇幅最短的是江西卷，选文节选自《纲鉴易知录》，518字；篇幅最长的是重庆卷，选文为蓝千秋的《江公皋传典》，861字，另有一个断句的语段，加上有关出处的注释53字，共计914字。900字以上的还有山东卷，选文节选自《管子》的“桓公问治民于管子”，912字。
（四）题型和分值相对稳定，个别试题独具特色
大部分试题都是3至4个选择题再加一个翻译题，分值大多在19～22分之间；考查了文言实词、文言虚词、信息筛选、理解分析、文言翻译等题型。在翻译之外，今年考查文言断句的有北京、广东、湖南、江西、重庆、浙江、江苏（附加题）七卷。北京卷秉承多年来的传统，用客观题的形式考查了对省略句的分析判断，要求考生选出“下列语句的括号中是补出词语，补出后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湖南卷用主观题的形式，要求考生“结合文意，谈谈作者对严祺先的文章‘欣赏叹诧’的原因”；浙江卷将对文意理解分析的考查定位为“赏析”，要求考生选出“对原文的赏析不正确的一项”。福建卷另选《论语》三则，考查文化经典阅读；浙江卷另选《论语》、《韩非子》各一则，考查儒家和法家的为政观。上海卷依然保持自己的命题特色，文言文阅读选取两个语段，从词句的理解翻译到文本的分析鉴赏，共考查了10小题，28分。
（五）试题注重体现新课程理念，更加强调根据语境来答题
可以这样说，高考文言文阅读的每一道试题，都要以对全文的正确理解为背景，都要以对上下文句的正确分析为条件，方能作出正确回答。即便是理解常见实词的含意、常见文言虚词的用法，也要根据具体语境作判断，几乎找不到凭借死记硬背来回答的试题。至于翻译文句、筛选信息，更是需要凭借对语境的正确分析。可见在古文阅读中确实要转变观念，不能仅把古文当作学习古汉语的材料来对待，而要把它当作文章来阅读，真正理解其内容。
二、文言文阅读试题分析
（一）理解词语和句式
1.关于文言实词词义的考查
文言实词主要考查理解常见文言实词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能力层级为B级。17套试题中，文言实词一共考查了72个，所考实词，属于《考试大纲》规定的120个实词之内的只有“归、易、顾、病、修、徐、当、劝”8个，其中“易、顾”考查了两次；其他实词虽说不在《大纲》规定范围，但也是教材中常见的，在中学课本中可以找到出处，所以复习时回归课本非常重要。上海卷采用主观题的形式，要求写出“劝”、“乐”、“顷”、“所从”四个实词在句中的意思，还有4个双音词“禁止、以为、几何、请教”，用来考查判断古今异义现象。
由于文言实词多数为一词多义，因此必须根据特定语境，结合文意判断其意思；同时还要注意“古今异义”、“通假字”及“词类活用”等情况。答题时要将词语放到具体语境中，根据上下文逻辑关系，语法位置，以及对偶、排比、并列结构等句法特点加以推断。要做好此类题目，要靠平时的积累，还要学会借助上下文语言环境进行推敲。
2.关于文言虚词意义和用法的考查
这类试题考查考生理解常见文言虚词在文中的意义和用法的能力，能力层级为B级。设题一般给出四组8个句子，每组内部两两比较，要求比较判断不同句子中相同文言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的异同，所考查的大多在考试说明中规定的18个虚词之内，课内知识与高考题目相结合。由于只要求比较判断出不同句子中相同虚词的意义和用法，试题难度较低。近年来，高考语文试卷长度压缩、题量减少、客观题减少的趋势日益显现，文言虚词单独设题的省份逐年减少。2011年语文高考，只有安徽卷、北京卷、广东卷、湖南卷、江西卷、山东卷、四川卷、天津卷、浙江卷等9份试题考查了文言虚词。
考查情况如下：
9份试题中，除北京卷的“使、臣”为文言实词外，《考试大纲》规定的18个常用虚词，一共考查了12个，只有“乎、若、焉、也、与、者”6个虚词没有考查到。被考查的12个虚词中，“以”出现的频率最高，为5次；其次是“而、于”，各考查了4次；再次为“其、之”，分别为3次；“因、为、且、则”分别出现了2次；“何、也、所、乃”，各1次。
在考查文言虚词意义和用法的9套试题中，用课内语句构成两两比较的有6题（北京卷和广东卷的8句全部出自试题阅读材料），湖南卷集中考查文言虚词“其”的意义和用法，将课内学过的4个语句与选文中语句进行比较，要求选出意义和用法相同的一项。这些试题中，涉及的课内文言语句，覆盖了中学语文课本16篇文章（其中1句出自初中课文《桃花源记》，1句出自文言诗歌《琵琶行》）。出现频率最高的是《廉颇蔺相如列传》，有7句；《鸿门宴》和《师说》各有3句，《烛之武退秦师》、《伶官传序》各有2句；四川卷和湖南卷不约而同地选用同一语句（“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同一虚词（“其”）作为考点。《劝学》、《赤壁赋》、《游褒禅山记》、《归去来兮辞》等重点篇目也是命题者选材的对象。
虚词的“意义”和“用法”关系密切，高考常常是将二者并提。解答此类试题，既要运用所学知识，联系课本篇目中常见虚词的用法进行推断，又要联系上下文加以判断，通过比较辨析，筛选出正确答案。要求考生对《课标》规定掌握的文言虚词有充分积累，能明确区分具体语境中相关虚词的意义和用法。答题时，在看清题目要点、明确思考角度的前提下，判断虚词的用法还要结合全句，要有全句意识，依靠对全句的分析和把握去准确地理解。
3.关于句式和用法的考查
所谓“与现代汉语不同的句式和用法”，《考纲》指的主要是判断句、被动句、宾语前置、成分省略和词类活用。2011年的高考试题中，直接考查文言句式和用法的只有北京卷1题，考查考生对省略句式的理解和掌握：
（北京卷）8.下列语句的括号中是补出词语，补出后不符合文意的一项是（ ）
A.目中有疵，不害于视，（则）不可灼也
B.喉中有病，（苟）无害于息，不可凿也
C.水激兴波，高下相临，差以寻常，（而）犹之为平
D.遁逃奔走，（然）不死其难，不可谓勇
本题考查考生理解文言特殊句式（省略句）的能力，掌握文言文句间关系是解答本题的关键。D项的“遁逃奔走，不死其难”两个分句间是顺承关系，不应该补表示转折关系“然而”的“然”字。答案为D。
4.关于断句和翻译的考查
翻译文言语句是考查文言文综合能力的有效方式，所占分值也较重，涵盖了对词语的理解、词类活用以及文言句式的考查，能力层级为B级。解答此类试题应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掌握文言句式的特点，注意语句整体的通顺完整。对文言翻译试题举例分析如下：
（1）词语的理解和分析
隋监未远，不可不察。（浙江卷，“监”通“鉴”，引申为“教训”）
鼎至，奏罢不职有司数十辈，列部肃清。（全国大纲卷，“职”，名词作动词，称职）
治中策蹇驴，时犹布衣……（四川卷，“策”名词用作动词，鞭打，骑着）
韩文公之文，起八代之衰。（湖南卷，“衰”，形容词作名词，衰颓）
吾为子新其亭，而更题曰“一柱”，可乎？（福建卷，“新”，形容词作动词，新修）
王许之，居半岁，民悉自高其车。（上海卷，“高”形容词用作动词，增高）
斥止验问得实，立缚送大帅斩以徇，由是兵卫肃然莫敢犯。（重庆卷，“止”，使动用法，让他们停下来）
愈贤黯，数请问国家朝廷所疑，遇黯加于平日。（江西卷，“贤”，意动用法，认为……贤良）
有运饷官以弃运走，道死，其孙以贿乞入死事之列，先生斥而退之（安徽卷，“走”，古今异义，逃跑；“退”使动用法，使之退却）
故吾尝谓文章之事，未论其他，必先去其俗而后可。（湖南卷，“其他”，古今异义，别的事情）
吾子其去此而务学也哉！（上海卷，“去”，古今异义，摆脱）
（2）句式的理解和掌握
并请文人历叙其事，洵奇男子也。（广东卷，判断句。“洵”，诚然，确实）
（吕徽之）立门下，人弗之顾。（四川卷，宾语前置）
皆汲汲于名，而唯恐人之不知吾也。（天津卷，宾语前置）
勿惧以罪，勿止以力。（山东卷，状语后置）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湖北卷，状语后置）
此辈迫饥寒为盗，抚之甚易，迫即走楚壤藉寇而。（重庆卷，被动句，“迫于……”，相当于“为……所迫”）
（何灌）整弓复中之，观者诵叹，帝亲赐酒劳之。（全国课标卷，省略句，省略主语）
帝遣使慰劳，赐（鼎）裘帽，复遣中使赵成召鼎。（全国大纲卷，省略句，省略宾语）
臣愿抚之，无使（其）劳而生怨。隋监未远，不可不察。（浙江卷，省略句，省略宾语）
今与足下并生（于）今世。（天津卷，省略介词“于”）
见先生风神高简，问曰：“得非吕徽之乎？（四川卷，“得非……乎？”，固定结构，表揣测，译为“恐怕……吧”“莫不是……吧？”）
理解并翻译文中的句子，首先要粗知全文大意，把握文意的倾向性。详知译句上下文的含义，审视句子特点，逐字对应翻译，做好换、留、删、补、调。抓住句子中关键字词翻译，要与上下文对应，明确哪些字词是得分点。由现代词、成语推导词语在文中的含义。注意词类活用、倒装、通假、偏义复词。复杂句子要作句子成分分析，抓住主干，注意句间关系。
意译词语根据上下文推导，不拘泥于原文结构，由实到虚。最后将译文组合成句子，注意前后通顺。
古人作文往往是“文不加点，一气呵成”的，所以，读古书需要自己断句，叫做“明句读”。断句是考查文言文阅读的传统方式，是学习文言文的基本功。这一题型因具有考查知识的丰富性、考查能力的多样性、考查方式的灵活性和训练的可操作性等特点受到命题者的青睐。断句取材上，或直接在阅读文段中选取，或另选一段文字。设题方式上，或要求在应断处划线（用“/”标注），或提供选择项。分值大多为3～5分。明辨句读，一定要先弄懂语段大意，在此基础上，可以借助几种方法来巧妙断句。一是结合上下文的具体意思，二是凭借自己的文言语感，三是保持句子结构的完整性，四是运用古代文化知识。自从各省市自行命题以来，北京和广东高考文言文一直都有断句的题目，2010年共有五个省市采用了断句形式，2011年有七卷考查断句。举例如下：
（北京卷）用斜线（/）给下面短文断句。（5分）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取材于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解析：给这段文字断句，要注意对称句式（务记览、为词章；钓声名、取利禄），抓住句首连词（然后、然）和句尾语气词（而已也、矣）等文言断句标志。语段中长句较多，属于较难断句的段落。
答案：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今人之为学者（/）既反是矣/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有志之士（/）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湖南卷）下列用“/”给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3分）
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
A.感愤郁/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
B.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
C.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
D.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
解析：本题断句对于很多考生而言有点难度。注意“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暗含两种倒装句式的考查：主谓倒置和定语后置。把握到这一点，再运用对称法，才能选准A项：感愤郁塞，触事而发，故其文立言之旨，多今人之笑者为迂者。
答案：A
（二）分析和综合
1.筛选文中的信息
筛选并提取信息是文言文阅读考查的重点，2011年共有10卷对此进行考查。最常见的是定向考查的方式，即挑选若干文句分别编为四组，要求排除干扰因素，找出全都说明某个问题的一组，选取与试题要求相适应的信息。根据阅读材料具体情况的不同，命题形式也可出现不同的变化。
如全国大纲卷要求考生筛选“全部表明熊鼎处事精细求实的一组”，全国课标卷考查“全都表明何灌行事有成的一组”，湖北卷要求考生筛选“分别写薄葬和厚葬的一组”，山东卷考查“全部直接体现以民为本思想的一组”。举例如下：
（福建卷）下列句子陈述的内容与“新修一柱峰亭”有直接关系的一组是（ ）（3分）
①召吴幼清先生于临川 ②登者忘其险焉
③日就圮毁 ④府判李侯维肃，某故人也
⑤因以告之 ⑥必能有为无疑矣
A.①②③
B.①④⑥
C.②⑤⑥
D.③④⑤
解析：①句写的是作者到临川的目的，意在引出下文，与新修一柱峰亭没有关系；②句表现的是作者登山的感受。⑥句介绍的是李侯的胸怀与气魄，虽说与新修一柱峰亭有关系，但非直接关系。③④⑤涉及新修一柱峰亭的原因、契机和发起人，故有直接关系。本题也可用排除法，凡是带①②⑥的选项均可以排除。
答案：D
解答此类试题，首先要准确理解题干文句的含义，分析题干的要求是什么，这是筛选信息的前提和目标；然后逐一分析所给例句，推敲各选项文句所表达的内容是否与题干文句契合，筛选出符合题干要求的句子；再看分组情况，确定答案。
不符合要求的选项一般有两类：一是将别人做的事或说的话说成主要人物做的或说的，致使陈述对象不一致；二是答非所问。排除法是做此类试题较为简便快捷的方法。
2.归纳内容要点，概括中心思想
归纳要点、概括中心也是古代诗文阅读中的重点。如果单纯理解语言方面的内容，则只能讲通字句，无法对阅读材料的主旨有深入的领会，更无法对之进行鉴赏评价。因而在分析基础上的综合，对文意的归纳概括就显得十分重要。近年来，这种归纳概括往往是通过对文章的理解来进行的。
在这道题的考查中，根据选文材料的不同，要求分析归纳的角度和试题的表述也有不同。大多数试题要求选出“对原文有关内容的概括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北京卷、天津卷、重庆卷的表述为“对原文的理解和分析”，山东卷的表述是“理解和解析”设题方式基本稳定。上海卷21题要求考生联系文本，简析孙叔敖施政的具体策略；福建卷的文化经典阅读，选取《论语》三则，要求考生简要概括孔子和子贡对“过”的看法；浙江卷的先秦诸子选读，选取《论语》和《韩非子》中的语段，要求考生概括出孔子和韩非子的为政观。
3.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
“分析概括作者在文中的观点态度”，要求考生能够分析概括在叙述一件事或说明一个道理时作者自己的看法。作者的观点态度有时表现得含蓄、多样、分散，这就要求考生能从阅读材料中筛选出作者自己的看法，且进行较为准确的分析或概括，因而这类试题的难度也相应会大一些，而且大都以主观题的形式呈现。无论是归纳、分析还是概括，都是建立在全文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全面地理解原文，将知识融会贯通，是顺利完成整篇文言文阅读的必要步骤。
湖南卷用主观题的形式，要求考生结合文意，谈谈作者对严祺先的文章“欣赏叹诧”的原因；上海卷23题要求考生分析第②段作者写“闵闵焉如婴儿之望长也”这一句的目的；福建卷的文化经典阅读，要求考生简要分析子贡以日食、月食为喻，说明了什么道理。
（三）鉴赏与评价
宋史何灌传范文第4篇
法国的昆虫学家法布尔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历史赞美把人们引向死亡的战场，却不屑于讲述使人们赖以生存的农田；历史清楚知道皇帝私生子的名字，却不能告诉我们麦子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人类的愚蠢之处！”[3] 英国一位研究中国农业史的学者也同笔者谈起类似的感想：“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和农业科学知识，正是这样杰出的农业系统哺育了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为什么中国的史书尽管浩如烟海却对农业科学几乎全不提及？”[4] 于是乎我们只能到一些专门的古农书上去探索，但中国的古农书也是很走厄运的，在文献上可查到的农书名录约有500多种，而目前还存在的仅约一半，还有一半都佚失了。[5] 可以补农书之不足的就是方志。
据朱士嘉《中国方志综录》（增订本，1956）的统计，全国图书馆现存方志为7413种，109143卷；另外，台湾省有232种，3487卷，美国国会图书馆约4000种，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即就一个省而言，如浙江省的方志，也有1800来种（包括佚失）。[6]
尽管方志的内容中与农业有关的部分甚少，仅物产、土贡、风俗等，尽管有些方志所记的物产极其简略，如仅举出作物品种的名称等，但有这点记载，就等于在时空的坐标上标起一个位点，积少成多，还是可以从中找出规律，重现失去的历史信息。笔者因研究工作的需要，对方志中的农业史内容初步有一些接触，深感值得图书学界和农业史工作者的重视，现将个人的粗浅体会陈述如次，借供交流。
一、 方志与农作物的品种资源
各地方志中的物产部分订书机罗列一些农作物的品种名称，这些名称历来可说是默默无闻，不引人注意。但是，我们知道，随着近20年来农业生产上现人新品种的迅速推广普及，使当地原有的农家品种不断理由到淘汰，因为地方品种的丰产性、耐肥性不如现代新品种。可是与此同时，地方品种的其他优良性状如抗病虫害、耐瘠、耐不良环境条件，品质优等也随着被淘汰了。其后果是今天用来培育新品种的基因基础日益狭窄，可以利用补充的基因资源日益减少。而大面积推广的新品种往往因对环境的失调缺乏适应力，表现得非常脆弱。为此，近年来不少国家（包括我国）都注意收集保存地方品种资源，建立所谓“基因库”或“种质库”，以防品种资源的进一步消失。在这种重视品种资源的新形势下，研究品种资源的历史演变自然提到日程上来。而对品种资源的历史状况，世界上还没有第二个国家像我国这样，既有丰富的品种资源，又有历代方志的记述可供整理研究。
表15宋代十二种地方志中水稻品种的统计
方志名称（今所在）|籼及粳（新增）糯（新增）|合计（新增）（重复）
宝祐琴川志（常熟）|27（27） 8 （8） |35 （35） （0）
淳祐玉峰志（昆山）|25（15） 9 （9） |34 （21） （13）
绍熙吴郡志（吴县）|2 （0） 0 （0） |2 （0） （2）
嘉泰吴兴志（吴兴）|8 （5） 1 （0） |9 （5） （4）
绍定澉水志（海盐）|7 （0） 2 （0） |9 （0） （9）
咸淳临安志（杭州）|6 （5） 4 （3） |10 （8） （2）
嘉泰会稽志（绍兴）|40（34） 16 （12） |56 （46） （10）
宝庆四明志（宁波）|14（9） 11 （10） |25 （19） （6）
宝庆昌国志（定海）|14（0） 11 （0） |25 (0) （25）
嘉定赤城志（台州）|24（18） 9 （5） |33 （23） （10）
淳熙新安志（歙县）|25（24） 7 （5） |32 （29） （3）
淳熙三山志（福州）|21（18） 10 （8） |31 （26） （5）
合 计 |213 （155） 88 （57） |301 （212） （89）
就水稻的品种资源而言，我国的方志从宋代开始记载水稻品种的就多起来，遗憾的是宋代方志存留至今的较少，影响了对品种资源的较全面的了解。笔者查阅了26种宋代方志，其中12种记有水稻品种的名称，共得301个，除去重复的89个，实际212个（见表15），时间在淳熙（1174）至咸淳（1274）间，恰100年。表内括弧中“新增”字样，表示该栏下的数字是同他志不重复的品种数。这样，共有籼粳品种156个，糯稻品种57个，合计212个。糯稻品种占全数的26.76%，反映了古代种植的糯稻品种远较现在为丰富。
如果把这个212个品种的名称都开列出来，并在每品种后注明它所在的方志名称，就可以看出品种分布的地域性及其某些规律（这里从略）。[7]
到明清时期，方志数量大增，水稻品种见之于方志记述的也随之增多。清《授时通考》（乾隆七年修）卷二十二谷种篇对明及清初方志中有水稻品种记述的，加以汇总，名《直省志书》，共转录了当时直属省十六个省的223个府、州、县方志中的水稻品种。经笔者逐个清点结果，共得3429个品种（包括重复的在内）。按品种数的多少次序排列，以浙江、江苏、江西、广东、安徽五省最多，共占全部的65.71%（见表16）。表内各省品种数相差很大，是由于搜录的县志数多少不同之故。总之，以直省志书为基础，进一步加以补充，肯定可以大大增加，比如浙江虽然最多，达530个，但经笔者不完全的搜求，又得258个，总数达788个。
查阅了方志上这些水稻品种的逐个名称及其有关文字的描述，得到如下三点体会：其一是品种资源的继承性。将宋志中琴川、玉峰两志42个品种拿来与16世纪明代黄省曾的《稻品》（该书是对《姑苏志》的补充）中所录的35个品种对比，有27个（占稻品的77.1%）与宋志相同。再查清道光的《苏州府志》所录的38个品种中，仍有26个（占68.4%）与宋志相同。说明这些品种自从在宋志上出现以来，在苏州地区持续栽培了600年左右。再查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松江府志（1817）、上海县志（1871）、川沙厅志（1879）、江震物产（1898）四志中，找到与《稻品》相同的品种有24个（占68.6%）解放后50年代初，董巽观等[8] 为了对《稻品》的35个品种作注释，在嘉兴、平湖一带访问了当时农业社的老农，发现稻品中的雪里拣、师姑粳、早白稻、麦争场、三朝齐、紫芒稻、矮糯、青秆糯、小娘糯、香秔、乌籼糯等十一个品种在嘉兴、平湖一带仍有种植，而且老农口述的这些品种特性与《稻品》所记的文字完全吻合，这就进一步把这些品种在太湖地区的栽培历史延长到800来年。其二是品种资源的变异性。作物品种在栽培过程中一方面由于年年的单独种植，单独留种而得以保持流传下来。另一方面，又因为自然变异、人工选择，耕作制度的发展变更，异地引种等因素，使得一个地区的地方品种组成处于缓慢的不断的更换之中。继承和变异是矛盾统一的两个方面，是很自然的。查对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方志记载，可以找到变异性很大的一些实例。如笔者选择常熟、昆山、杭州、宁波、绍兴、台州、瑞安、福州（代表苏南、浙北、浙东南、闽北）的早期方志（宋志为主）和晚期方志（明志）所记水稻品种，加以一一核对，发现在早期方志中的236个品种中，仅有44个（即18.6%）还见之于晚期方志，有192个(81.4%)的品种在晚期方志中已不见记载：反之，在晚期方志所记的270个品种中有226个(83.7%)是新出现的。说明这些地区在三四百年的时间里，品种组成的变动是很大的。但因方志记载本身的不完整，前后方志撰修人的标准不一致，这种统计所得的数字只有相对的参考意义而不能作绝对的理解。
表16 《直省志书》中水稻品种的地区分布统计
省别|府、州、县数|水稻品种数|所占
浙江|25|530|15.45
江苏|21|525|15.31
江西|26|465|13.56
广东|25|387|11.28
安徽|17|347|10.11
福建|23|274|7.99
湖南|11|270|7.87
云南|25|261|7.61
湖北|8|187|5.75
广西|3|84|2.44
四川|4|42|1.22
陕西|3|26|0.75
河北|8|16|0.46
河南|17|15|0.43
山东|14|0|未记录
山西|3|0|未记录
16省|223|3429|100.00
因古书无点逗，文字叙述和品种名易混淆，因而统计的数字可能因人而异，这里是作者的首次统计。
其三，是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品种多样性是物种在自然竞争中一种适应性的表现，是人们培育作物新品种的物质基础。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在农书（如《齐民要术》中虽有记载，但远不如方志中记载波丰富、详尽。现举几方面的例子，以见一斑。比如在生育期方面，除了通常的早熟、中熟、晚熟品种以外，方志上还记有特别早熟、特别耐迟种的品种，如江西泸溪有：“最早者名五十粘、次名六十粘。他种青黄不接，而此两种可先食，田家种以继不足。”[9] 湖北德安有：“*[原字卄头下查]谷者，其种法不必浸种分秧，但耕下子，五六十日可实。湖人被水害者，水退，不遑他谷，故多播此。”[10] 在株形方面，除了常见的高秆、矮秆等外，还有特殊的形态，如“雀不知”、“叶下藏”等，是一些“穗低而叶仰”的品种，11） 有利于躲避鸟雀为害；在穗型方面，有大穗型的“三穗千”（每穗结谷三百粒以上）；有密穗型的“辫*[原字左禾右畾]稻”，“缀粒甚密，颗稍圆细”[12] 。在特殊品质方面，有“香子稻”，“一名香*[原字左禾右畾]，色斑，粒长，以一勺入他米炊之，饭皆香”。“有芦黄糯”，“酿酒最佳”。有“麻筋籼”，“秆柔，可以为索”等等。在抗逆性方面，有：“旱棱，宜高田；水棱，宜下田”；“长水红，……极涝不伤”，“料水白，岁遇甚涝，辄能长出水上”（以上各县方志中甚多）。有耐盐碱的：“曰碱稻，曰大塞，二种宜卤田”。[13] 此外还有耐寒、耐热的等等，不俱举。至于抗病虫的品种，在方志上较少见，而实际不少，这是因为古代对病虫的知识缺乏，没有引起专门的注意。
品种资源的多样性即代表遗传基因的多样性。我国水稻品种资源对东南亚水稻的新品种培育也有很大的贡献。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从世界各地收集的品种资源中，鉴定出一批抗病虫的品种资源，其中来自中国的竟有十几个之多。[14] （1895）后，日本人从我国带去一个陆稻品种被取名为“战捷”（原名不详），发现有很强的抗病性，日本育种家以“战捷”为母本，培育出一系列抗稻瘟病的品种，战捷是唯一的抗稻瘟病资源。我国目前广泛栽培的“珍珠矮”品种，其母本之一是“矮仔黏”，一般都说矮仔黏是从南洋带来，但笔者从乾隆二十二年（1757）《湖南通志》上找到矮仔黏的名称，说明是我国原有地方品种。这些事例说明我国品种资源的丰富和重要性，而我们自己对品种资源并未作彻底的清查了解，对方志中的品种资源进行清理则是整个品种资源工作中（调查、收集、保存、利用）的一个重要环节。
二、 方志与耕作制度及栽培技术
我国农业的传统一向以精耕绘图仪和、复种制度多种多样著称。著名农书如《齐民要术》（北魏）、王祯《农书》（元）、《农政全书》（明）等虽然对于耕作制度和栽培技术已有非常丰富的记述，但这些大型农书的综合性较强，不可能反映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有针对性的耕作制和栽培技术。另一方面，一些地方性农书如陈旉《农书》（南宋）、《沈氏农书》（明末），虽然对一地的栽培技术有详细、精辟的叙述，但对比我国幅员的辽阔，农业地区性之强，地方性农书的数量显得太少。方志正可以弥补这两类农书的不足。就以浙江省的水田耕作制为例，浙江的连作稻主要是解放后发展起来的，历史上延续最久的是间作稻（浙南为主）和单季稻（浙北为主）。若问浙江的间作稻起始于什么时候？这是从农书上找不到的。但可以从《平阳县志》（乾隆二十四年，1759）中找到满意的记载：“春分平田，浸种下秧，通田。春夏之交，先分早秧插田，疏其行列，俟数日后，乃插晚秧，曰补晚。浃旬而耘，至于再三。旱则水车引水灌之。及秋而获早稻，乃以竹畚取河泥壅之，践早稻根，以培晚稻，又时粪之。及冬而获，名曰双收。田远乡瘠地，止单插，土浅者宜早稻，土深者晚稻，收获俱毕，随犁而曝之，以受霜，则来年土膏而禾盛。然地多斥卤泥涂。故种麦者少，昔人所谓不粟麦而秔稻足是也。……山乡陆路则种麦、豆、麻、苎、餹（即甘蔗—笔者）、靛、木棉等物。……地少蚕桑，故不织帛多织布。”[15]
这段短短200来字的叙述，为我们展现了清初时浙南平阳地区的耕作制面貌和间作稻的栽培技术，间作稻从做秧田、下种，到插早稻，补栽晚稻，耘田次数，及时灌水抗旱、捻河泥作晚稻肥料，利用早稻根培肥晚稻，和追施人粪尿，直至晚稻收获的全过程都在内了。并且指出间作稻适于土地较肥、人口稠密的地区，僻远的山乡瘠薄田，仍只种单季稻。不论单季双季稻，冬季都不种麦也不种绿肥。至于旱地的耕作制更是复杂，计分别种植麦（大小麦）、豆（冬季蚕豆，夏季大豆）、大麻、苎麻、甘蔗（表明平阳是浙江的老蔗区，有优良的果蔗地方品种，作者在60年代曾去调查过。染料作物靛（农村被服、蚊帐等的重要蓝色染料）和木棉（即棉花）等。当时的蚕桑较少，所以农村妇女多织布（麻、棉纤维）。浙南一带的间作稻还上溯至明朝。弘治十六年（1503）《温州府志》中也有间作稻的记述，文字简略些。
浙中的东阳一带盛行另一类耕作制，如麦白豆（即大豆，套种于麦下）秋杂粮或蚕豆早、中稻秋大豆。稻田还有一种以毛发拌火泥灰的所谓“塞秧根”的经济施肥技术。这些都可以在康熙十七年（1678）的《东阳县志》中找到，记述的内容较上述《平阳县志》还详细，这里就不俱引。像平阳、东阳县志中这样详细记载当地耕作制和栽培技术的，为农书或其他史书所不得见，说明了方志在保存农业科学史资料方面的突出的价值。
三、 方志与农书的互相补充作用
上面着重介绍了方志中记载的材料在农业科学史的特殊价值。但这不等于说凡是方志上记载的都比浓书上的好，那将是很大的误解。正确地说，方志和浓书都有可以互相补充、互相纠正的地方。比如有些古书上疑难不决的地方，借助于方志可以解疑。例如《管子·地员》篇中提到一个水稻品种的名称，叫“*[原字左禾右畾]葛”，经过考证，是“*[原字左禾右畾]*[原字左禾右葛]”之误[16] 但它的含意如何？有无现实意义？都还是疑难。可是从宋至明清方志中可以找到大量带*[原字左禾右畾]音的水稻品种名称，有些是同音通假的，如“*[左米右畾]*[左米右散]”、“藟散”、香*[原字左禾右畾]、“辫*[原字左禾右畾]”、“磊晚”等。据方志的介绍，*[原字左禾右畾]是“缀粒甚密”即现代所谓密穗型的品种，现在口语中有些品种都还保留*音。[17] 这样，2000多年前一个古农书上的含义不清的“死”品种，就给复活了。另一种情况，是方志上弄错的，则可以借农书的记述予以纠正。比如《湖南通志》（光绪重修本）卷六十，食货物产部分有：“按湖南为产稻之乡，其名不一，其种有二：黏者为糯，不黏者为粳。粳种来自占城，故俗谓粳为黏。黏者，占字之误也。黏之类有：红黏、白黏、……（以下列举80个黏稻名称）”《湖南通志》的大谬是以粘和占同音（湖南方言，黏占同音），遂把所有带黏（占）音的水稻品种都视为“占城”稻类。不知道占即籼，所列举的80个黏稻，都是籼稻，至于占城，只不过是籼稻品种之一而已。占城是“占婆”的同义词，宋史上占城、占婆通用，占婆是Campa的音译。日本学者[18] 研究占城稻的作用，就引湖南通志这条记录，扩大了占城的作用。《湖南通志》的另一大谬是黏（籼）粳不分，竟说“粳种来自占城。”
方志有时可以拿来与古书记载互相校勘，纠正古书上的讹误。比如南宋·吴自牧的《梦粱录》卷二十物产部分记载当时杭州的9个水稻品种中，有一个名“杜糯”。浙江省图书馆所藏六种版本的《梦粱录》都作杜糯，似乎没有什么可疑的，但咸淳临安志上介绍同样的品种中，杜糯作“社糯”，杜显然是社之误。 此外，利用方志的记载，还可以判定某一地区新引种的作物的时期。比如一般认为烟草是明朝传入我国的，这在《东阳县志》（康熙十七年）中也说得很清楚：“烟草，向固无之。明末始种，今乃益盛，皆当禁限者也。”从《上虞县志》（光绪）的记载中还可以知道，烟草最初传入时，用的是译音，叫“淡巴菰”（tobacco），是福建漳州人从海外带入，最先在福建种植起来的（不俱引）。清初的《东阳县志》中还没有提到玉米和甘薯，但已知道有甘薯这种作物，说“今东民未有此种也，……今闽广多种之。”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甘薯在福建引种后，徐光启很注意这个作物，将其引到上海种植，大加提倡，浙江中部的传入是较迟的。可见要知道一地作物的引种历史、时间、地点和传播过程，就非依赖方志的记述不可。
四、 问题与展望
封建时代的方志，其内容和体系是按封建社会的标准编排的，总的是为封建的统治服务的，所以除了地理沿革、建置、职官、兵备、户口、田赋等外，对于我们今天看来意义不大的寺观、祠墓、祥异等的内容，记载得不厌其烦，所记人物、艺文等方面有很强的倾向性，如歌颂妇女、死节之类。而对于科学技术的东西则非常简略，甚至缺乏记录。这同修志的士人脱离生产、轻视农业、手工业，劳心者治人的思想分不开的，笔者所查阅的23种宋志，不记载水稻品种的占有13种（占56.5%），如宋咸淳四年《毗陵志》的物产部分，在稻字下，只抄录了《尔雅》和《说文》的释稻文字了事。淳熙十三年的《严州图经》物产除抄了一些古书句外，关于水稻只写了谷、粳、糯在字。明清方志中类似的也不少。这样一来，可以利用的方志数，无形中打了一个对折，不能不说是憾事。有方志而不记载物产的名称，就使得这些地区在农业史上成为空白，没有办法补足。对比之下，那些方志中对于农事情况记载得很详细的象万历《绍兴府志》、嘉泰《会稽志》、康熙《平阳县志》等的撰写者，有那样重视农业生产的眼光，是难能可贵的。
其次，在同是记载农业生产的方志中，彼此间详略差别也很大。以农业为民生根本，着意搜求记述的是少数，多数方志都是作为一种例行公事，在物产类下点缀一下而已，因而这些方志遗漏的远比记下的多。如嘉泰《吴兴志》，其物产部分记录稻的品种仅十里香、师姑秔、八月白等8个，接着就说：“询之农人，秔名不止此数种，往往其名鄙俚，不足载。”作者明明为此进行过调查，询问了农民，却认为品种名称鄙俚，就给砍了。这比《齐民要术》作者贾思勰以“询之老农，验之行事”作为著书的原则精神差远了。元至顺《镇江志》（1334年），在记录了16个水稻品种以后，就说：“江南稻种甚多，不可枚举。”类似之例甚多。这也是不可挽回的损失。
第三，是方志本身的佚失问题，方志留传的共同规律是愈早期的佚失愈多，这对研究一个地方的农业纵深历史带来困难。比如上述东阳县的耕作制和施肥技术只知道在清初已很流行，更早的方志如南朝宋郑辑之的《东阳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洪遵的《东阳志》咸淳间（1265—1274）的《东阳志》元·赵绍的《东阳图志》，至正元年（1341）的《东阳续志》等都已佚失，不可再睹。
总之，尽管方志的研究利用存在上述三方面的缺憾，但是现在的方志还是一个为数庞大、有待于我们探索的宝库。现代科学研究是按学科细分的，方志本身是综合的。每种学科往往只用到方志中的某些部分。对方志的研究利用又是学科交叉的，任何一种学科要研究方志都离不开图书馆学界的协助配合，图书馆学界研究方志如不同各种学科取得联系协作，对于方志的意义和价值是不可能深入理解的。“文化革命”前，江西省、上海市等曾将当地收藏方志中有关物产部分汇编成出版，使用起来很方便，但这个工作需要全面铺开，搜罗齐全，才更有意义。如果只有少数几个省做了，其他省没有做，就将大大影响利用的价值。方志的研究历来是文史领域中重视得多，研究得多，自然科学史领域如地震、气象等研究较为领先，农业科学史或生物学方面可说还在起步。笔者希望通过图书馆学界和农业史界的协作，出版单位的技术，将有愈来愈多的方志物产部分及其他部分的专辑问世，对于我国农业科学史赶超世界水平将起无法估量的作用。
注释
[1] 顾颉刚：《中国地方志综录序》。
[2] 瞿宣颖：《方志考稿序》。
[3] 据Jack R Harlan，1975: Crops and Man扉页翻译。
[4] Francesca Bray ，参加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农业史部分撰写。
[5] 见王毓瑚：《中国农学书录》。
[6] 据洪焕椿：《浙江地方志考录》
[7] 见作者：《我国水稻品种资源的历史考证》（未发表）。
[8] 董巽观、董久之：《稻品笺》（油印本），1958。
[9] 见《直省志书》。
[11] 《万历绍兴府志》
[13] 《广东古城志》
[14] Frankel. O. H. Hawkes J. Q. 1975: Crop genetic resources for today and tomorrow.
[15] （乾隆二十四年）《平阳县志》，卷五，风土，风俗。
[16] 夏纬瑛《管子·地员篇校释》，80页。
[17]游修龄：《古农书疑义考释》，《浙江农业大学学报》，1980年1期。
[18]加藤繁：《中国占城稻栽培的发展》19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