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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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说新语的故事范文第1篇

1、难兄难弟：指共过患难的人或彼此处于同样困境的人；

2、割席绝交：割断席子，表示断绝交情，不再来往；

3、拾人牙慧：比喻拾取别人的一言半语当作自己的话；

4、标新立异：提出新奇的主张，表示与众不同；

5、皮里春秋：指藏在心里不说出来的言论；

6、嵚崎历落：比喻品格卓异出群；

7、黑白分明：黑色与白色对比鲜明，比喻事非界限很清楚，也形容字迹、画面清楚；

8、道边苦李：比喻庸才，无用之才；

9、蒹葭玉树：价值低微的水草，比喻微贱。表示地位低的人依附地位高的人；

世说新语的故事范文第2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语言艺术

《世说新语》作为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品，具有“名士底教科书”的称号。就本质而言，其并非一部笔记小说，更多的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凭借自身独特的成就吸引了大批学者的目光。特别是作品的语言艺术，将魏晋时期的文学、艺术等表现得淋漓尽致，不愧为《世说新语》研究的最佳切入点。而文学语言作为重要载体，是文学传承和发展的关键之所在，也是衡量作家作品的主要标准。因此选择该课题作为主要研究对象，深入分析该部作品的语言艺术具有积极意义。

1 影响《世说新语》语言艺术风格发展的原因

1.1 动荡的社会

任何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一个社会背景的具体表现。东汉末年至东晋时期，几乎没有太平祥和的时期。回顾历史，人们生活苦难、社会动荡不安。因此东晋时期的《世说新语》，势必会存在不同时代的艺术风貌，或出现深沉感喟，或出现任诞兴会，语言表现中也透漏着浓浓的悲伤之情。魏晋学士在此社会背景下，寻求自己的归宿、难以施展抱负等都成为书中的一部分，也正是因为社会背景在其中的渗透，丰富了文章内容真情实感。因此《世说新语》语言文字能够真实地彰显人物性格。

1.2 审美观念的形成

文化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贯穿于整个时展全过程。而文学各类体裁、特点等是文学自觉的重要标志。学者审美观念的初步形成，促使其在创作文章时，能够更由目的、意识追求自己与他人的不同[1]。《世说新语》中收录的人物，无不覆盖着作者的审美观念，促使其在微言片语之中，彰显人性百态，逐渐形成语言艺术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1.3 前代文学奠定坚实的基础

文学语言发展自有其规律，并非空谈。《世说新语》语言的艺术特点是在前代文学基础上发展而来。而这种汲取体现在源头方面。《论语》是儒家的代表著作，记载了孔子及其弟子言行。其中蕴含了大量简短篇幅下的深刻含义。如《论语》中“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等都在《世说新语》中有所体现。

1.4 自然环境的影响

自然环境就是自然地理环境，如高山湖泊、绿洲荒漠等。人与自然同处于共同环境中，自然环境参与者人类气质性格的塑造，继而对文化风格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然环境的参与也是形成不同文学风格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我国南方气候温暖，植物茂盛，加之政治环境稳定，促使东晋学士随之南迁。在此过程中，学士看到了千山万壑，给作者以无限启迪，令人回味无穷，真实地反映在《世说新语》文学语言上，以呈现典雅、清简之美。除此之外，绘画、清谈等方面的发展也同样产生了巨大影响。可见，《世说新语》语言艺术的形成是受到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的产物。

2 《世说新语》的基本语言艺术表现

2.1 语言具有独特性，个性特点所处可见

该部作品囊括了魏晋时期的风流故事，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平民百姓，故事人物涉及上千人。作者并未注重对故事本身的描述，更多的是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纵使文章涉及千百人，却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第一，对人物表现形式的描写，充分展示了作者语言艺术的独特性，彰显个人性格。如在《雅量》第二十八则中“谢太傅潘恒东山时...足以镇安朝野。”这一段主要讲述了谢安等一行人出海游玩的故事。文中对人们见到风起浪涌时的表情的描写，将谢安的大气、雅量展现出来，以突出人物个性特点。又如《德性》第十三则中，讲述了华歆与王朗以其乘船避难的故事，当遇到突发状况时，二人的不同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特别是对华歆缜密、坚定性格的描写成为全文中的最大看点。

第二，人物性格特点的个性化。作者在《俭吝》第二则中写道“王戎俭吝，其从子婚，与一单衣，后更责之”，开门见山的阐述了王戎的性格，并通过简单的事例充分证明该人物吝啬程度之深。然而作者深知人的具有多样性，在《雅量》第四则中讲述了王戎“见李子不拾”的故事，以展现其聪慧的一面，带领读者对于人物性格特征的把握朝着纵向深入挖掘，最终实现运用最简单的故事反映最恰当的道理。

第三，人物口语个性化。作者对于人物细节的把握出神入化，具体表现在人物口语个性化方面。在《赏誉》第五十九则中，讲述了何充到王导的住处，王导“以麈尾指座”，同时说“来，来，此是君坐”，以此来表达主人对客人的喜爱。或者在《简傲》第三则中，嵇康“旁若无人”等表现以展现出嵇康耿直、褒贬分明的个性[2]。

2.2 语言蕴含丰富情感，突出语言深情

该部作品创作之时，人们正处于战火纷纷、灾难重重的年代，很多魏晋名士内心挣扎，苦不堪言。在此背景下，作者承受着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的折磨，对其作品语言产生了深刻影响。具体来说，表现在两个方面：

世说新语的故事范文第3篇

关键词:《新世说》;《世说新语》;志人艺术;比较

被鲁迅先生评价为“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的南朝临川王刘义庆编著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以其独特的志人艺术独步艺林。对中国文学乃至思想文化,特别是士人精神产生了深远影响。历代仿者尤众。

《新世说》是民国易宗夔模仿《世说新语》之作。尽管其影响和艺术成就不能和《世说新语》相提并论,但其志人艺术方面还是很有特色的。要探究《新世说》志人艺术的特点,莫过于运用比较法。而比较对象,又非《世说新语》莫属。

一、志人之原则不同

《新世说》志人艺术的原则,可从下列两个方面来看:

其一,材料的取舍标准。易宗夔的取材标准是:“品必取其最高,语必取其最隽,行必取其最奇,重实事而屏虚谭,有臧贬而无恩怨。”可以看出,易宗夔在选材时,不仅要“品高”“语隽”“行奇”,更重要的是“重实事而屏虚谭”。在《新世说》例言中也有“一古人著作,如班之于马,多全袭其辞,以后不可胜数。缘事迹未可凭虚以构,非故袭旧文也。卫正叔之言曰,他人着书惟恐不出于己。某着此书,惟恐不出于人。可谓先获我心矣”之说和“一编辑是书时所资参考书不下百数十种,纪载之事虽未能一一标明来历,要皆具有本末”之言,再三说明自己取材均有出处,不是虚构而成。

其二,对所取材料涉及的人物的态度。在《新世说》自序中,易宗夔对自己创作此书有着“本春秋三世之义,成野史一家之言”之望,故直言对书中所录人物“有臧否”。而在《新世说》例言中亦说“一是书于先贤称某公,时贤称某君,奸佞墨吏则直斥其名。虽无笔削之权,微寓予夺之意。”“一是书持论务趋平允。近人所著清稗汇钞,称洪杨为盗寇,列孙黄于会匪,固失之偏;而满清稗史、清宫秘史之类,则又种族之见太深,诋毁之辞过当。兹编一为廓清之。”可以看出易宗夔对所录之人物按照一定的价值取向而有所褒贬。

陈平原先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阐述“史传”传统对中国小说之影响时说:“‘史传’之影响于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新世说》正是继承了史传“实录”的传统笔法,具有“征实补史”和“笔削褒贬”之作用,这正是《新世说》志人的原则所在。

《新世说》志人原则是“重实事而屏虚谭”之“实录”。而《世说新语》的志人不同于史书,也不同于后世的小说,鲁迅先生说其就是一部“名士的教科书”,精辟地概括了《世说新语》志人的原则就是“名士风流”。以名士为著录中心,以描写名士的风流为着力点。事实上,《世说新语》也正是以此为标准来取舍、编辑材料的。

关于对《世说新语》中名士之“风流”表现形式,冯友兰先生以玄心、洞见、妙赏、深情概括之;李泽厚先生概之以“内在的智慧,高超的精神,脱俗的言行,漂亮的风貌”;王能宪先生则概括为谈玄之风、品题之风和任诞之风。

尽管几位先生的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体现出一个共性,那就是《世说新语》中关于对“人”的品评,重点不是“功臣名将们的赫赫战功或忠臣义士的烈烈操守,相反,更多的倒是手执拂尘,口吐玄言,扪虱而谈,辩才无碍。”他们重视的、追求的是人的才情、气质、格调、风貌等内在的、哲学意义上的精神,是一种“虚”和“无”。而这种对“内”的追求是与对“外”的否定联系在一起的,故名士们大多都是不会“治实”的。如《世说新语》俭啬第八:

苏峻之乱,庾太尉南奔见陶公。陶公雅相赏重。陶性俭吝。及食,啖薤,庾因留白。陶问:“用此何为?”庾云:“故可种。”于是大叹庾非唯风流,兼有治实。

由此可见,风流名士一般是不会“治实”的。《新世说》恰恰相反,在其“重实事而屏虚谭”的志人原则下,在对人物进行形象塑造时,重点用“事实”来说话,用人物“外”的表现去刻画人物“内”的风貌。这正是与《世说新语》显著不同的地方。

二、志人的总体方法不同

《世说新语》中,描写人物言行举止大多采用“写虚”的方式。如在描写人物容姿时很少对人物进行精雕细刻的肖像描写,往往通过一些旨在凸显人物神明的抽象语言去传达人物的行上之真。如《容止》五: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

欲刻画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没有对嵇康的面部特征,躯干四肢等进行细致刻画,而是运用“风姿特秀”“萧萧肃肃”“爽朗清举”“高而徐引”等抽象语言去铺陈。《新世说》则多采用“写实”的方法。如《容止》二十六:

龚i人生有异表,顶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额凹下而颏仰上,目炯炯如岩下电,眇小精悍。作止无常则,语非滑稽,不以出诸口。

对狂放任诞的龚自珍,作者对其“异表”是采用详细的“写实”方法:头顶是“棱起而四分,如十字形”,额头“凹下”而下巴是“仰上”的,眼睛则是“眇小精悍”,行为举止“无常则”,语言是“滑稽”的。通过一系列详实的刻画,使读者对龚自珍异于常人的形象有了直观的印象。

再如都要刻画人物的英雄气概,在《世说新语》《容止》一中:

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

没有去具体描写曹操如何“神明英发”,重点描写匈奴使者一眼看出“床头捉刀人”乃真英雄这一情节来表现,可谓“避实就虚”。而在《新世说》《容止》二十九:

胡润之精神四溢,威棱慑人,目光闪闪如电,而面微似皋陶之削瓜。

要表现胡润之的英雄气概,是通过对其精神面貌、目光、面部整体特征等一系列具体部位的详细描写来表现的。

《世说新语》重在“写虚”以表人物之“神”《新世说》重在“写实”以现人物之“形”。这也是时代特征使然。

三、《新世说》志人的独特之处

在表现形式上,与《世说新语》相比,《新世说》有自己的特点。

一是《新世说》篇幅增加,并且借鉴了传奇与白话小说的写法,来表现人物形象。《世说新语》共计1130篇故事,篇幅大都短小精致,多截取人物片言只语来表现人物某一方面特征。而《新世说》在篇幅上大大增加,长篇大幅处处可见。注重人物的经历的完整性,有头有尾,具有了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意味。如《惑溺》一关于歌妓陈圆圆的描述不惜笔墨,用多达九百多字,详细描述了陈圆圆与田畹、吴三桂、李自成之间的纠葛,重点描写了与陈圆圆吴三桂两人的聚散离合。将人物放置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塑造了一位声色甲天下、曲意迎合、八面玲珑的风尘女子形象。还有《贤媛》二十一之“杨诚村之夫人龙氏”《贤媛》二十二之“杜宪英”等条,字数无不是多达几百之众,将人物经历的主要故事,有头有尾,慢慢道来。像是一则则短篇小说。这种形式,虽所费笔墨多,但更有利于作者去塑造饱满的人物形象。

二是采取了“自注”形式。易宗夔在《新世说》例言中说:

一每人于纪事之下注载姓名里居官爵事略,再见不赘书,有官者注某某爵里见前,无官者注已见前。

这种在文后加注的形式,不仅避免了《世说新语》中人物称谓繁多的弊病,也有利于对人物形象的塑造。如《言语》一:

顾亭林尝勖其甥徐立齐相国曰:“有体国经野之心,而后可以登山临水;有济世安民之略,而后可以考古论今。”(注:顾名炎武,江南昆山人,貌极丑怪,性复严峻。鼎革后独身北走,凡所至之地辄买媵婢、置庄产。不一二年即弃去,终己不顾。而善于治财,故一生羁旅,曾无困乏。六谒思陵,屡诏不起。后卜居陕之华阴,谓秦人之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所少。且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有警,入山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便有建瓴之势。乃定居焉。着有《日知录》及《天下郡国利病》等书。)

正文不过寥寥四十余字,但文后自注多达一百九十余字。但自注部分对顾炎武籍贯、体貌、性格以及一生主要履历、学问及著作等有详细地介绍。仅凭正文中顾炎武勉励外甥的话语,是很难塑造出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的形象的。而自注部分恰是最好的补充说明。此类例子就不一一赘述。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页61-62

[2]李惠明.《文白对照历代世说精华之新世说•自序》,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6,页6

[3]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史传”传统与

“诗骚”传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页

224

[4]冯友兰. 《三松堂学术文集•论风流》,北京: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页609-617

[5]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页155

[6]王能宪.《世说新语研究》,江苏:江苏古籍出版

社,1992,页118-154

[7]李泽厚.《美的历程》,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

社,2001,页155

世说新语的故事范文第4篇

【关键词】世说新语；少年；风度

《世说新语》是魏晋南北朝志人小说中成就最高的作品，主要记载了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的遗闻逸事，描绘了当时以贵族为主的社会生活的生动画面。鲁迅先生说：“《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作一部名士底教科书。”书中所述的，大多是当时名士的生活轶事，他们的一言一行中展现着魏晋风度。然而，魏晋风度仅仅表现于嵇康，阮籍等名士吗？根据余嘉锡先生的《〈世说新语〉笺、《世说新语》所录36门1219则片段故事中，有上百则与少年儿童相关，约占8%的比例。由此可见，在《世说新语》中，少年儿童作为“少年名士”，年少风流，他们的气度，在魏晋风度中独树一帜。

一、狂气

魏晋名士大都狂傲，透过潇洒风流的名士背后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魏晋士人的狂狷任诞诸种骇俗之举，更是这其中浸渍的那个时代文人的无奈悲哀，苦痛和血泪。然而对于那些初出茅庐的少年来说，他们的狂气却要单纯得多。从小的耳濡目染让他们染上了名士的狂气，加上年少气盛，稚气中带出的狂气，往往让人佩服。魏晋名士的气度，恐怕也是要从小养成的。《言语》三记载：

孔文举年十岁， 随父到洛。时李元礼有盛名， 为司隶校尉。诣门者， 皆俊才清称及中表亲戚乃通。文举至门， 曰：“我是李府君亲。”既通， 前坐。元礼问曰： “君与仆有何亲？ ”对曰：“昔先君仲尼与君先人伯阳有师资之尊， 是仆与君奕世为通好也。”元礼及宾客莫不奇之。太中大夫陈韪后至， 人以其语语之， 韪曰： “小时了了， 大未必佳。”文举曰： “想君小时， 必当了了。”韪大。

年少的孔融先是借孔子曾求学于老子的典故来证世交之情，轻松地“登上龙门”，面对陈韪的讥讽，又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来讥笑反驳陈韪，面对成人的调笑，孔融剑拔弩张的反讽，其狂傲的风骨可见一般，我们也不难预测长大的孔融能说出“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物寄瓶中，出则离矣。”这种离经叛道的言论了。

《世说新语》中我们往往看到成人开孩子的玩笑， 却被孩子反驳得无地自容，在此中亦可以看出少儿们无所畏惧的狂气来。

如《言语》四十六记载：

谢仁祖年八岁，谢豫章将送客。尔时语已神悟，自参上流。诸人咸共叹之，曰：“年少，一坐之颜回。”仁祖曰：“坐无尼父，焉别颜回？”

八岁的谢尚面对众人的赞誉，却很不领情地回了一句，坐无尼父，焉别颜回？目空世人的傲气！无法想象当时的客人应是怎样的表情 和回应，我想也唯有“今天天气哈哈哈”之类的话吧。

《言语》43记载：

梁国杨氏子九岁， 甚聪惠。孔君平诣其父， 父不在， 乃儿出。为设果， 果有杨梅。孔指以示儿曰： “此是君家果。”儿应声答曰： “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

此处孔君平本想开杨氏小孩的玩笑，然而在当时对父亲的姓名应是相当敬畏的，不容开玩笑的，所以小孩应声反击，同样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方法让孔君平无地自容。

二、灵气

我们赞誉儿童很有灵气，既是说他们聪颖机警，同时也是说他们带点鬼灵精怪。他们不落俗套，往往为人所不为。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虽然说被骂作“俗物”，然而观其年少时的表现，可谓灵气逼人。

王戎无疑是聪明绝顶的，善于审时度势的。路边的李树那么多果子，怎么可能呢？老虎都没爪牙了，还有栏围着，吓唬谁呢？王戎这种特立独行的行为，不但树立了他的名声，还在魏明帝面前作秀了一把。在年少时就有如此的先见和智慧，这就不难明白他长大后的抠门了，吃枣要把核子挖掉的狠招，也只有具有如此灵气的人才想到。

同样在少年时就展现出成人的气度的，还有魏武帝曹操。《假谲》一记载：

魏武少时， 尝与袁绍好为游侠。观人新婚， 因潜入主人园中， 夜叫呼云：“有偷儿贼！ ”青庐中人皆出观， 魏武乃入， 抽刃劫新妇， 与绍还出。失道， 坠枳棘中， 绍不能得动。复大叫云：“偷儿在此！ ”绍遑迫自掷出， 遂以俱免。

少年的曹操见袁绍在荆棘中无法脱身，眼见情况危急，只好出狠招大叫，偷东西的人在这里，袁绍一惊之下，立马爬出。联系曹操后来的功业，他的冒险精神和怪异特性是从少年时就养成的。

又如《假谲》七记载：

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 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 钱凤入， 屏人论事， 都忘右军在帐中， 便言逆节之谋。右军觉， 既闻所论， 知无活理， 乃剔吐污头面被褥，诈熟眠。敦论事造半， 方意右军未起， 相与大惊， 曰：“不得不除之。及开帐， 乃见吐唾纵横， 信其实熟眠， 于是得全。于时称甚有智。

还不到十岁的孩子无意中听到王敦与钱凤共商谋反之计， 能马上意识到事情的严重后果， 显示了小孩准确的判断能力， 王右军急中生智， 佯作酣睡骗过王敦， 才得以保全性命， 其应变能力令人赞叹。

三、才气

中国的士大夫对一个人的才气是十分重视的。南朝的谢灵运说：“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建独占八斗，我得一斗，天下共分一斗。”才气似乎是天生的，然而又离不开广泛的阅读，在《世说新语》中我们也常常看见那些天生才气的少年们引领的姿态

《言语》四九记载：

孙盛为庾公记室参军， 从猎， 将其二儿俱行， 庾公不知， 忽于猎场见齐庄， 时年七八岁， 庾谓曰：“君亦复来邪？ ”应声答曰：“所谓‘无小无大， 从公于迈’。”

孙放活学活用所学的文化知识，引用《诗经》中的诗句，为父子一起随从庾亮出猎找到了非常恰切的理由。可见其对儒家的诗书是非常熟悉的。

《方正》五九记载：

王子敬数岁时， 尝看诸门生持， 见有胜负， 因曰：“南风不竞。”门生辈轻其小儿， 乃曰：“此郎亦管中窥豹， 时见一斑。”子敬目曰：“远惭荀奉倩， 近愧刘真长”遂拂衣而去。

王献之说的“南风不竞”， 出自《左传・襄公十八年》。用南风轻柔喻指该游戏没劲。王献之在遭遇轻视后， 随口以对偶句引用二人事典来表示愧悔， 暗指自己轻率与“常人”、“小人”交往， 以致自取其辱。这里王献之不仅能练地引用经典原文， 而且能恰当取材， 出口成章， 显示了出色的驾驭语言的能力。

饱读诗书后，自然有较高的文学素养，文学是一个人才气的集中表现。在《言语》七一记载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 与儿女讲论文义， 俄而雪骤， 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 左将王凝之妻也。

少女谢道蕴能出口成诗， 贴切地以风中柳絮比飞雪， 展示了出众的才华， 相比之下，兄长的撒盐之比，自是粗俗了。

四、总论

风度，是中国审美中衡量人的重要标准。魏晋风度，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风度，即有精神气质的方面，亦有行为处事的方面，本文论述的狂气，灵气和才气，亦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刘义庆在《世说新语》中记载的众多少年儿童，从他们的上，我们隐隐可看出魏晋名士的风度，窥见到魏晋名士们的成长道路，丰富了魏晋风度的画卷。

【参考文献】

[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A].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徐震愕.世说新语校笺.北京：中华书局，1984.

世说新语的故事范文第5篇

一、对《世说》中女性形象的研究

传统的女性一般是无条件服从父母丈夫亦或是社会的安排，她们的形象一般是贤妻良母的类型，而《世说》中描写的女性形象恰恰相反，她们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

梁克隆的《<世说新语·贤媛>女性人物形象浅说》将书中的女性形象分为“贤”女子、“伟”女子、“奇”女子和“烈”女子，这些女子用她们独特的方式力求实现自己的价值，虽然封建社会给予她们太多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她们依然奋斗着，用自己的智慧赢得了丈夫和别人的尊重，开启了中国女性的新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光辉的一笔，在古代文学史上显示了永恒的生命力并对现代的女性有着深远而又积极的影响。

李杰《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新气象”》，认为这时期出现的新气象有妇德新气象、才智新气象、审美新气象、情爱新气象。他认为这一群体的出现，既是历史画卷的必然又促使女性在人性中的觉醒，她们虽然没有摆脱被欺压的社会现实，却有别于前代的女性形象。

二、对《世说》中女性意识和女性观的研究

中国古代品评女性的标准是女子无才便是德，要求女性必须有“三从四德”的意识，从而这些女性成了儒家礼教意识的代言人，她们没有独立的人格和见解，随着魏晋玄学的兴起，女性意识开始觉醒，她们逐渐追求与男性同等的社会地位。

高小慧《浅论魏晋南北朝女性意识的觉醒——<世说新语>札记》认为对女子才能的肯定和赞美、女性对异性容止的欣赏标志着女性意识的觉醒。而女性意识的觉醒正是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只有觉醒的人才会创作出觉醒的作品。

杨莉《论<世说新语>中的女性形象——兼论魏晋士人的女性观》认为小说中的女性与以往著作中最大的不同是对女子才情的强调，女性的个体价值得到凸显，士人们的审美观也发生变化，他们在衡量一个人美否时，常常要看这个人的内在气质。

三、从《世说》中，对魏晋时期女性的地位及生活状况的研究

一部著作能多多少少反应当朝的社会状况，随着对《世说》研究的逐渐成熟，人们开始转变视野，开始从《世说》所描写的诸多女性中探究魏晋时期的女性地位和生活状况，这无疑是个新的视角，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

姜肇函的硕士论文《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女性的生活状况》将《世说》中描写的女性分为三个等级，即士庶族女性、女婢和妾与伎。他在文中提出了相反的观点，即魏晋时期轻松气氛的故事背后，掩藏的不是女性的自由，而是女性于礼教与非礼教之间无从选择的尴尬，无论她们怎么选择，都会被社会所忽视，因为她们不知道男性的审美标准，从《世说》女性与人物品藻品鉴活动所反映出来的是女性作为主体的依然被忽视。文章还分析了魏晋女性的生活空间和精神空间。生活空间是男性对女性生活空间的圈定以及女性的自我圈定，在生活上没有多少自由的空间可言。精神空间即魏晋时期嫉妒之风比较发达，正反应了这段时期的女性与其他时代同样的无奈，因为嫉妒的权利只属于极少数的士族女性，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不仅没有嫉妒的资格反而往往会成为嫉妒的受害者。

四、关于《世说》中女性的其他研究

对《世说》中女性形象和女性观的研究始终是学术界的热点，但是也出现了从其它角度对女性进行分析的研究成果，如从写作学、美学等角度分析。

张吉珍《论<世说新语>中女性描写方法》中认为《世说》塑造人物的最大特点是“传神写照”，描写女性的方法则是有正面描写和侧面描写，正面描写的特点是用简洁洗练的语言，抽象地描写女性的姿容和气质；侧面烘托的特点是用比较、衬托的等手法描写拥有魅力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