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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学习;文化导入;跨文化交际
我国英语教学注重语言知识传授,强调学生听、说、读、写的基本技能,而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传授重视不够,所以学习者仅凭掌握单词形态、语义和句法有时不能完全理解和正确使用英语,即使学习多年,与外国人沟通仍存障碍,语用错误不断,这直接影响了语言学习的效果。教育部2004年1月颁布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对教学性质和目标提出明确要求:大学英语是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学习策略和跨文化交际为主要内容,课程设置要将综合英语、语言技能、语言应用、语言文化和专业英语等有机结合。这表明大学英语课程不仅是一门语言基础知识课程,也是帮助学生拓宽知识、了解世界文化的素质教育课程。因此,设计课程时应充分考虑对学生文化素质培养和相关知识的传授。
一、语言与文化之间关系
文化性是语言的基本属性之一。文化是人类从事物质活动的产物,也是人类精神活动的结果,文化从一开始就与语言密不可分。语言是由人创造,使用,发展和完善,它的产生又使人有了文化、语言的这种功能,确定了其文化属性。20世纪20年代美国语言学家Sapir指出语言有一个环境,它不能脱离文化而存在,不能脱离社会继承下来的传统和信念。所以研究语言离不开研究社会文化。
语言系统本身体现文化。语言是由语音,词汇,语法,语义构成的音义结合符号系统。语义是核心,它通过语法和词汇以语音的形式展现。语言符号本身虽不具意义,但它与意义之间是任意的、约定俗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一旦建立,就被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接受,用来记录、传播该民族的文化。人们可以从英汉语言的大量谚语中发现民族文化的独特渊源、文化传统、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思维方式等。语言是客观世界的反映,语言信息的发送、传递、接收都以文化为背景,因此人的沟通是文化的沟通,人们的交际是文化的交际。
文化是人们十分熟悉而内涵又非常丰富的一个科学概念,也是一个争议颇多的概念。它作为学术用语始见于Tylor1865年所写的《文明的早期历史与发展之研究》,到现在有关文化的定义已达300余种。研究它时有的人侧重文化集体性,从共享的一面研究不同文化的构成,而认知心理学侧重个人的文化心理研究。Kleinjans将文化概括为三个层面:认知、行为和情感,它是一个群体共享的思想、信仰、情感和行为的方式。总之,文化对语言影响深远,下面将具体从词汇、言语、修辞三方面对比中西语言与文化的差异。
二、中西语言与文化差异
(一)词汇与文化
词语、词组、习语、谚语等是每个民族语言、社会、文化发展的结果,体现了该语言群体的文化环境、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生活在北极地区的爱斯基摩人整天与雪为伍,在他们的语言中竟有20多个词语描述不同的“雪”。同样美语中有大量的词指代“汽车”,反映了“生活在轮子上的”国家的民族特点。汉语中“梅、松、荷、竹”等词语除了简单的字面以外,都含有丰富的文化涵义,没有相应的汉民族文化知识,很难理解它们的联想意义是用于称颂人高尚的品格。因此在学习词语时不仅要掌握字面意义,更要了解内涵意义,包括词义的褒贬。如,asmallman并不等于“小人”,因为前者没有色彩,只是从形体上说个头矮,而后者有色彩,它的意义完全不在形体上,而是在品格上,相当于abaseormanperson,在古代还有apersonoflowposition之意。
VOA节目中有“WordsandTheirStories”,讲述了英词语的由来,如Alexander,取自希腊神话,男子的保护神,Diana月亮与狩猎女神。中国的成语也有源于历史和传说中的人或事,如削足适履、凿壁偷光、黔驴技穷等,这些词语的背后折射出丰富的文化内涵。此外,外族人理解谚语和俚语时出错最多,如Don’tbeagoose.不要当一只笨鹅。“鹅”在汉语文化中象征“珍贵、纯洁和美丽”,而在西方文化中却是“蠢、笨”的象征。所以,词汇的文化含义蕴涵丰富,使用同一语言的人们对词汇所包含的文化内涵已达成默契,而对外语学习者,词汇的文化意义是难点,不能孤立地学,而要在文化语境中学。
(二)文化与言语
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对特定人说出特定的话,这就是语用中的“得体”,如何做到得体,是语用学的研究目标。人们在日常交际中,常出现语用语言失误(pragmaliguisticfailure)和社交语用失误(sociopragmaticfailure),前者指将本族语对某一词语或结构的语用意义套用在外语上造成的语用失误,而后者是由于文化背景不同而造成的语用错误,涉及到哪些话该讲,哪些不该讲。英国人见面打招呼常用“lovelyweather,isn’tit?”或“hello/goodmoring”等等,中国人见面寒喧语是“吃饭了吗?”“你要到哪去?”“最近在忙什么?”等等,问者并非真的要探究这些问题,如果将它们直译为:Whereareyougoing?Haveyoueatenyourmeal?Whatareyoubusywith?不仅不符合英美人的习惯,反而会伤害对方的感情。
西方文化除了允许人们随便谈天气,还可以谈论工作,业余爱好,新闻事件等,但有些话题则受限较多,如谈论个人年龄、收入、政治态度、、婚姻等。这方面,不同文化确实存在差异,如英语国家的人较自由、公开地谈论女性的身孕,怀孕的女性本人也可以向异性直言,而在中国就不太适合,尤其是向异性谈论。我们与英美人交流时,要尽量避免语用的失误,对于我们在语言、语法上出现的错误外国人是宽宏大量的,但由于不同文化中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心态的差异,造成忌讳有时难以原谅。所以学习语言时要注重文化知识的积累,进行交际时,要知道什么是符合语言形式规则的,更要知道什么是符合文化约定的,是文化所认可和接受的。
(三)文化与修辞
修辞是人类长期从事生产生活过程中对语言的提炼,使其表达准确、鲜明而生动有力。中西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人思维方式的不同,这也表现在修辞上:英语从构词、构语、构句到语篇的联结侧重“形合”;而汉语相反,疏于结构,重在达意,即“意合”。Hinkel将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学生的英语文章与美国学生的的文章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不同文化背景学生文章,在修辞风格上存在很多差异:美国学生讲求摆事实,提供数据,描述明确,主张正论与反论结合,客观性强,而亚洲学生凭主观决定文章的客观性,不是由读者判断,修辞中使用很多典故、谚语和警句增强文章的权威性。Kaplan曾认为英语语篇的组织结构有直线特点,段落通常用主题句直接点明中心,后边各句将其展开,而包括汉语在内的东方语言的语篇行文往往是螺旋形的,对主题是“拐弯抹角”地从不同方面迂回阐释。Kaplan认为修辞的逻辑产生于特定的文化思维,随语言文化以及文化阶段性不同而不同,具有语言与文化的特殊性。尽管后人对Kaplan的直线式、螺旋式的论点争议很大,但还是反映出英汉修辞的差异。不同文化造成的人的思维差异影响到词语的选择,句子的结构,谋篇布局,语篇的衔接,修辞风格。
语言是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文化存在于语言中。要真正掌握一个民族的语言就必须了解它的文化。在交流时,语言中的文化因素与头脑中的文化意识都会自然流露,影响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语言体现文化,是文化传播、交流、发展和延续的载体。因此学习外语时,要了解文化,这有助于对外语的正确理解和使用,提高跨文化交际的能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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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军事 / 语言学与军事语言 / 学 “某某语言学”在语言研究中有渐增之势,“军事语言学”不知不觉加入了语言学之林,标志着军事语言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是,“某某 / 语言学”不等同于“某某语言 / 学”。“军事语言学”到底是属于前者还是后者,研究军事语言的的人似乎都没有细加区别。属于“某某 / 语言学”的固然不少,如“历时语言学”是以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应理解为“历时 / 语言学”;又如“心理语言学”是心理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应理解为“心理 / 语言学”(前期也有叫“语言心理学”的)。但是,属于“某某语言 / 学”的也不乏其例,如“生活语言学”和“汉语语言学”,因为前者是研究“生活语言”,后者是研究“汉语言”。“军事语言学”既不是以军事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也不是军事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而是把“军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应理解为“军事语言 / 学”。有人既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又认为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我们认为,后一论断是正确的,前一论断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把“军事语言学”理解为“军事 / 语言学”了。
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能否把其中的“军事”理解为“军事语言”之略呢?不能。因为向心结构在语义上是以核心(“语言”)为体,体若不存,“毛”将焉附?
2. 军事语言和两个相关概念 要弄清什麽是“军事语言”,先得弄清“言语共同体”(speech/ language/ linguistic community)、“语言变体”(language variant/ variety)两个概念。从语言交际人的角度研究语言,可以发现交际人的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即语项(language item, 大至某个语言,小至某个语言成分)有影响。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叫类群,这样,我们就可以具体地说,交际人的社群或类群社会特征对选择语言项目有影响。反过来说,共同选择某一套语言项目的人群或形成社群,或形成类群。如果再用一个语言学术语概括语言的社群和类群,那就是“言语共同体”(也有译为“言语[语言]集团[社团、社群]”的)。英国语言学家R.A.赫德森在《社会语言学》(丁信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一书里罗列了约翰。莱昂斯,查尔斯。霍基特,伦纳德。布龙菲尔德,约翰。冈佩兹,威廉。拉波夫等语言学家对“言语共同体”所下的定义,尽管这些定义在陈述角度上不尽相同,但都是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而不是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约翰。冈佩兹的下面一段话十分明确得表达了这层意思:“大多数持久的集团,不论是小到面对面交往的伙伴,还是大到尚可为地区的现代国家,或是同业协会,地段团伙,只要表现出值得研究的语言特色,均可视为言语共同体。”对于什麽是“言语共同体”,有一种解释是这样说的:“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按“言语共同体”的本来意义来理解这句话,于是就成了“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社群”。如果不按言语共同体本来意义来理解“言语共同体”,就会造成术语在逻辑上的混乱。从术语内部结构上分析致乱原因,显然是把术语的偏正结构(言语的共同体)当作了同位结构(言语这个共同体)去理解了。
何种言语共同体选择何种语言项目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言语共同体实质上是由呈现出一定的社会分布的一套语言项目即语言变体来划分的。赫德森把语言变体定义为“社会分布相似的一套语项”,认为“英语、法语、伦敦英语、足球评论英语、亚马孙河西北部某大家庭的成员所使用的语言、某人使用的语言”都可以称为语言变体。这些语言变体的实例大都和交际人的社会特征有关,不是属于社群变体就是属于类群变体,只有足球评论英语是和交际人对语言的使用有关,是属于功能变体。军人是属于职业范畴,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有人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即社群变体的变体,这意味着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社群变体划分出来的。社群变体和类群变体可以相互从属,由于谁从属于谁涉及到以谁为主的问题,因此不能任意得把甲从属于乙说成乙从属于甲。我国军事语言的实际情形也表明,是社群变体从属于类群变体,而不是相反。对于社群变体,我国语言政策是推广标准变体,但不排斥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把我国军事语言说成民族共同语即标准变体的变异,会给人以错觉,似乎我国军事言语共同体里只有标准变体,没有地域变体和过渡变体。
弄清了什麽是“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我们就可以给“军事语言”下如下的定义: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
3. 军事语言变体和语域 军事语言在使用中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从而形成军事语言变体。讲语言变体不能不讲语域,讲军事语言变体当然也要讲语域。语域是“根据不同用途而区分的变体”,正好与方言相对照,后者是“根据不同使用者而区分的变体”。语域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多维性,即具有反映交际行为系统的多维矩阵形式。语言学家们提出了不只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被广泛使用的是英国语言学家M.A.K.韩礼德的三维模型。这个模型由场(交际的目的和话题)、式(交际的手段)、体(交际参与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也就是说,语域这种语言变体可以进行场、式、体三维立体分析。有人把语域看成是“军事词语变体的又一个重要的条件或因素”,意思是语域本身不是变体,而是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只与词语有关,和话语无关。这种认识会导致把语域只局限在生活文化背景、交往场合、交际方式几个方面,从而把交际双方、上下文等因素从语域中剔除了。这也可以算是一种语域多维模型,虽然话题(属于场)、角色(属于体)都被剔除了。分析实例时,根据需要,可以对语域进行一维平面分析。但是,在理论上如果出现语域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的任何暗示,就会给读者造成错觉,似乎语域真的只能进行一维平面分析,其实,所有的语域实例都可以进行多维立体分析。
语域和语境是什麽关系,直接影响到对语域的理解。如果语域从属语境,语域就失去了语言变体的资格,因为语域不是语言变体,只是影响选择语言变体的条件或因素。如果语域不从属语境,语域就有资格成为语言变体。语境有广狭两义,狭义语境只指上下文(内部语境、小语境),广义语境还包括说话环境或背景(外部语境、大语境)。但在社会语言学里,语域和语境有明确分工:语境只指上下文。赫德森把语域视为一种变体,把语境视为对语言变项产生影响的一种因素,在他看来,语域和语境之间并无从属关系。
语域的一维是交际方式,交际方式主要指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两大方式,有一种分类法把体态“语言”也看成是口头语言、书面语言、体态语言三级独立交际方式的一级,其实,体态“语言”只是和有声语言并列,是不能和口头语言、书面语言形成三足鼎立之势的。研究军事语言的口头语和书面语,既可以用传统语言学的表达理论,也可以用社会语言学的变体理论。用什麽理论去讲,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因为这两种理论都能讲出自己的特点,而且不能互相替代。同样讲语言使用,语言表达论是着眼于语言的内部特征,语言变体论是着眼于语言的社会分布,就像同样是讲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着眼于口头和书面,讲的就是交际方式,着眼于语言,讲的就是语言变体。
4. 军事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 陈原教授介绍说,社会语言学不当至今“没有一致公认的界说”,而且其“研究对象或范围至今还没有一个一致公认的界说”,因而社会语言学大有“发展活动的余地”。用这些话来说明“军事语言学”的现状,也恰如其分。有人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且尝试在论著中从基本构架直到基本观点、基本术语都向社会语言学靠拢。如果有一本论著能首尾一贯地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语言,那不但是对军事语言研究的一大贡献,而且也是对社会语言学研究的一大贡献。可惜目前做不到,因为编著一本纯粹从社会语言学角度加以研究的军事语言学论著似乎条件还不成熟:大量的、活生生的军事语言现象还没有用结构描写的研究方法去整理和分析。如果把结构描写的研究看成是前期工作,把社会语言学的研究看成是后期工作,那么,前期工作没有做好,后期工作就很难有所作为。当务之急还是做好军事语言现象的结构描写,这也就是本书研究工作的定位,虽然本书也不排斥用结构描写方法以外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现象。
还有一种观点,就是把军事语言学看成是一种社会方言,主张用社会方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这样一来,军事语言学不是直接和社会语言学挂钩,而是直接和社会方言学挂钩。这种从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军事语言学分级模式去看待军事语言学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社会方言学里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有大现身手的机会。
论文摘 要: 《语言学与翻译语言》一书通过理论的阐述说明,问题的详尽讨论和实际例子的练习很好地解释了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加强了读者对语言学是如何用来帮助翻译创作,实现翻译语言描写,进行建设性的翻译批评的理解。总体来说,本书主要有四个特色:①研究角度新颖;②内容全面;③结构合理;④语言简朴。此书为学生和老师进行更深入的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基础。
《语言学与翻译语言》(Linguistics and the Language of Translation)一书是由米德尔塞克斯大学翻译研究中心的领头人物克尔斯坦·马姆克(Kirsten Malmkjar)专门为学习翻译,语言或语言学的读者所编写的著作。该书解释了语言学与翻译的关系,加强了读者对语言学是如何用来帮助翻译创作,实现翻译语言描写,进行建设性的翻译批评的理解。
一、内容简介
本书首先介绍了西方翻译研究的发展史和当代翻译研究的方法,然后概述了始终贯穿本书的意义理论和语言学应用到翻译研究中的基本模式,最后详细具体地从语言学角度解释了语言中的音、词、语篇等各个层面对翻译的影响。由此该书共可分为四部分,即,第一部分,关于翻译学的一些简介概述;第二部分,翻译与语言;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第四部分,总结、参考文献和索引。
第一部分,翻译学的简介,包括第一章“从翻译著作到翻译研究”和第二章“翻译研究的描绘和研究方法”。作者首先在第一章简要地介绍了翻译研究在西方发展的几个重要步骤: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the target text turn)理论。然后在第二章中,作者先介绍了Holmes对Toury绘制的翻译学学科图(map of translation studies)的解释。他的划分出来的许多翻译学门类及其理念是现在翻译学家们学习研究的基础。作者接着讨论了自二十世纪中叶以来学者们进行翻译研究的主要四种方法,即,语言的方法、描述的方法、功能的方法和文化的方法。
第二部分即第三章“翻译与语言”是该书的关键部分。在这部分,作者主要关注两个影响理论家关于翻译本质的更详细了解的因素:一个是语言、文化、本体相对论。另一个就是语言学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相对论认为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语言环境中长大的人多多少少世界观都会不同。而与之相对应的普遍论则觉得差异总是建议在共性的基础上的。作者在讲述相对论时,把文化相对论、语言相对论、本体相对论分开来,并将它们分别与它们各自的相对应的普遍论结合起来进行对比分析来说明问题。接着作者从韩礼德(Halliday)的语言功能说及语域概念来说明文化普遍论。这样的安排有助于读者在学习过程中比较理解。在语言理论与翻译理论的关系方面,作者先总结了过去大家所公认的两种关系:1.翻译研究是语言学的数据源;2.语言学是翻译研究的数据源。然后通过语言学分析了翻译过程中的发生的对等、错误、篡改。最后作者简要地介绍了如何把语言学作为翻译研究的一种信息资源。作者认为用语言学理论研究翻译是完全可能,而把语言学作为分析文本中语言现象类型的信息资源是很有帮助的;在翻译研究中注重翻译语言是对翻译采取审美态度的一种方法,我们应该采用语言学的见解来分析译本与源本之间关系的本质。
本书第三部分“翻译中语言的语言学分析”包括五个相比前面三个章节更具应用性的五个章节,即第四章到第八章。第四章“翻译中的声音与节奏”从语音学和音系学的角度来分析声音模式对翻译的影响。本章分两个方面来讨论:声音和节奏。第五章“翻译中的词和意义”中作者解释了什么是词,以及在传统翻译理论中是如何处理词的,然后介绍了词的几种分类,并通过分析Lewis Carroll的一首诗中不同词类的特点及它的译本来说明语言学的词类的划分对翻译的帮助,并结合翻译介绍了词的语义方面,包括词与述词(predecates)之间的意义关系和词汇的灵活性。第六章“词公司”主要向我们介绍了几种翻译时需要的词库资源,包括字典、语料库和搭配,通过例证分析了它们的概念及特点。然后作者提出了我们在使用语料库时要注意的几点问题。第七章“从词到语篇”表明要开始从语篇的层面来分析语言和翻译。在这章中,作者结合结合格莱斯(Grice)提出的“会话合作原则”对文本性(texture)、含义(implicature)、语篇体裁等进行了详尽的解释,并结合实例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总的来说,介绍了作为行动的语言概念。第八章“翻译中关于短句和语篇的观点和思考”主要是用功能方法来研究短句。韩礼德认为是英语中的短句使得三个语言系统(语气系统、主位和述位系统、及物性系统)能让三种功能(交流获得信息、解构信息、表达)得以在短句水平上都实现。最后,作者简要地、总结性地介绍了语言、思想与翻译的关系。语言可以用来帮助达到意识形态的目的,而由于两种文化中的“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不同,所以翻译显然会产生不同于原文本的意识形态。意义理论是始终贯穿着这部分的。该部分就是通过从语言学角度分析由小到大的各个语言单位是如何影响语言的意义从而分析它们是如何影响翻译的。
二、简要评述
本书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一)角度新颖
随着翻译学的兴起,对翻译的研究也越来越多。这些研究有从各个角度解释翻译、分析翻译的,其中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则大多都是把某个语言学分支与翻译结合起来,虽然这些研究成果都给学习翻译的人提供了理论实践的指导,但像《语言学与翻译语言》这样把翻译与语言学系统地结合起来,为学习翻译理论的学生们打开深入研究之门的作品则很少。本书既可看作是从语言学角度研究翻译的著作,也可看作是从翻译角度研究语言学的佳品。正如来自格拉斯哥大学(University of Glasgow)的温蒂·安德森(Wendy Anderson)教授所言:“这本书很好地论述了两个学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二)内容全面
本书的全面系统可以从纵横两方面来看。从纵向来看,本书系统全面地从语言学角度详细对翻译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了分析。比如在该书的四、五、六、七、八章中,作者分别从音、词、意、语篇、短句的层面对翻译语言进行了分析,而分析过程中则涉及语言学中的音位学、音系学、词汇学、语义学,以及各个像格莱斯和韩礼德这样的语言学家的语言学理论。同时,在翻译简介的部分本书也做到了全面。从罗马人的翻译到《圣经》的翻译再到各个派别的重要理论家的翻译理论最后到二十世纪末理论中的重要的“目标文本转向”理论,本书都作了简要的介绍。从横向方面来看,本书不是只对翻译学或语言学作了研究,还涉及了很多其他学科。比如在第二、三章对翻译学研究的介绍中就涉及了文化、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领域。
(三)结构合理
本书作者很好地考虑了读者,合理地安排了全书的结构。从整体看,作者先用一、二章对翻译学作了简要的介绍,在第三章中则开始把翻译和语言学联系起来,接着则开始一步步从语言的各个方面对翻译语言进行分析。全书章节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从整体到细节,从介绍到研究,把读者慢慢引入翻译语言的语言学研究中。从部分看,作者不仅在每个章节的开头都有简介,对本章的主要观点和难点作了简要说明,使读者在学习每个章节前都有一个清晰的框架,而且在每一章节中都安排了供学生们自己思考提高的质量较高的练习和讨论。这种种安排都能引导读者的学习研究,很好地体现了本书作为教科书的一面。
(四)语言简朴,文体活泼
作为一本全英的外文学习书籍,语言的难易、文体的沉轻对大部分中国的读者而言是很重要的。而本书不同一般的理论书籍,正如文迪·安德森所言:“它用生动活泼的文体,从一个新颖的角度对语言学和翻译研究中的关键概念和争论点进行了清晰的讨论,并使之与书中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例子和理论及其实际应用的恰到好处的结合一起为本书添色。”本书用通俗易懂的文字、轻松活泼的像小说一样的文体及大量的实例来说明理论问题,所以正像作者自己所说,该书既可以作为研究生的学习教材,又可以作为学习翻译的本科生的教材。
(五)不足之处
当然,本书也不是十全十美的。比如:对翻译学的各个理论虽都作了介绍,但不够深入详细。特别是关于后殖民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生态翻译理论等新近翻译理论涉及得很少。这无疑对翻译学习读者来说是一大缺陷。其次,本书中的实例多为西方国家素材,少有中国语言素材,导致中国读者在理解时稍有生疏感。
三、结语
不管怎样,从整体看来,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它所采用的方法来看,《语言学与翻译语言》都是一本学习翻译理论的好教材。该书无疑会传授给我们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并给我们有益的启发,正如作者在结言里面所说,本书的作用就是“为学生和老师进行更深入的翻译研究提供一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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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1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启蒙老师,给孩子创造良好的语言环境是开口说话的基础。所以,小烨出生后,我尽可能多和她说话,声音轻柔、语速缓慢、发音清晰。尽管这时孩子还听不懂,只是我的自言自语,但这对她已经起到了潜移默化的熏陶作用,也使孩子在愉快的情绪中感受到来自妈妈的声音和爱。
Step 2提高认知能力
宝宝学习说话的过程,是一个认知的过程,首先是语言与实物对应的认知,同时还是对语言表达方法的认知。从小烨出生后,我几乎变成了一个“不住嘴”的妈妈,不断地给孩子描述她目之所及的用品。比如,给小烨用奶瓶喝奶时,我会说:“小烨,这是奶瓶。”然后接着念:“小奶瓶,长小嘴,小烨和它嘴对嘴。”这时,小烨就会紧紧地抱着奶瓶喝起来。喝完奶,用小手帕给小烨擦嘴,我又会说:“小烨,这是手帕。”然后接着念:“花手帕,四方方,天天戴在我身上……”在简单、有趣的儿歌中,慢慢地让她将语言与事物对号入座。另外,我也会在说话中伴以动作示范,比如:“妈妈在给小烨穿衣服,来,抬起手,穿入袖子里,抬起小屁股,妈妈换尿布了……”慢慢地,小烨就会明白妈妈正在做什么,也会有意识地配合我,将语言和动作紧密的联系起来。
Step 3加强引导,让宝宝早日开口
宝宝第一次开口说话,是从认知到表达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这时就要正确地引导她,创造更多的开口的机会,让她产生说话的欲望和兴趣。在教小烨开口说话时,我会用手指着某个她已经认识的物品问:“这是什么?”刚开始她还不会发音,我便反复示范读出物品的名称,让孩子听到清晰的发音,看到正确的口型,然后鼓励她跟着说出来。有时候,我还会给小烨念一些简单的儿歌:“小娃娃,甜嘴巴,喊爸爸,喊妈妈,喊得奶奶笑掉牙。”反复给小烨念过多次之后,我就故意地只念前面的字,把最后一个字留下,等着小烨来接。在这样的语言刺激之下,小烨很快便会背熟儿歌,帮我接上最后一个字,经历了从认到说的过程。
Step 4多看、多听、多练,提高语言表达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