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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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惆怅范文第1篇

抵达土耳其最大的城市伊斯坦布尔已是当地时间凌晨5点多。清晨7点钟,大家便不顾彻夜未眠的劳困,出发去攀登卡姆利卡山峰,俯瞰这座古都的全景。说它是古都,是因为伊斯坦布尔曾是古代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的首都。

引人注目的博斯普鲁斯海峡欧亚跨海大桥一头在亚洲,另一头在欧洲,它连接了世界上惟一一座跨两大洲的城市伊斯坦布尔。伊斯坦布尔目前有两座跨洲大桥,第三座正由中国的公司承建。导游特地带着我们先后经过这两座大桥,只见桥的一头写着“欢迎你到亚洲来”,另一头写着“欢迎你到欧洲来”。土耳其的国土97%在亚洲,3%在欧洲,但土耳其人认为土耳其是欧洲国家,因为土耳其文化属于欧洲文化。

乘坐游轮游览博斯普鲁斯海峡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海水湛蓝,一群群海鸥和水鸟在海面上嬉戏飞翔。只要它们扎进水面,每一回都会有收获。海峡的两岸寸土寸金,豪华的楼房千姿百态。房子前有小花园,花园前有小码头,码头前用浮标围了起来,范围不大,是私家的海面。有些楼房十分陈旧,导游说那不是主人没钱修,是因为那些房子已有些年头了,已受到保护,不能够随意维修。这使我想起乘车在城中行驶时所见到的一些断壁残垣,有的是拜占廷时代的城堡,有的是过去时代的澡堂,大概那些也受到政府的保护。导游指着一个废弃的造船厂说,那造船厂早已不造船了,占地一大片还不拆除,因为它是工业遗产,值得保护。

真正感受到伊斯坦布尔是座千塔之城,是在参观圣索菲娅大教堂、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和托普卡老皇宫时。圣索菲娅大教堂是伊斯坦布尔最大的教堂,是拜占廷时代的艺术杰作。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建于奥斯曼帝国时代,寺内墙壁上镶嵌着由土耳其瓷器名镇伊兹尼克烧制的2万多块蓝色瓷砖,图案繁复,绚丽异常,故又被称为“蓝色清真寺”。托普卡老皇宫现被辟为博物馆,其中展出有中国宋、元、明、清时期的青花瓷器,数量之巨、品种之多、质量之精美,令人叹为观止。据说,有不少作品是中国青花瓷鉴定的标准器。而我们见到的,不过是王宫收藏品中的九牛一毛。

伊斯坦布尔是中国古代丝绸之路的终点。我仿佛看见一队远行的驼队满载着货物缓缓而来,悦耳的驼铃声不绝于耳……我曾从兰州出发,沿着丝绸之路前往武威、张掖、酒泉、嘉峪关、敦煌,一路上有着看不尽的大漠孤烟和风土人情。在阳关,我长风当酒,遥想故人。在玉门关,我与疏勒河畔的芦苇一同吟过唐诗宋词。我也曾去过新疆喀什,听着高亢的宣礼声眺望前路,似乎又见到了远行的驼队,渐行渐远,只留下模糊的背影,不由得勾起我的壮怀激烈与淡淡惆怅。在丝绸之路的终点,遐想当年风尘仆仆的中国驼队抵达这里时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怀。骆驼背负的货物中有许多丝绸,也不乏中国的瓷器,这便是托普卡老皇宫青花藏品的主要来源。

帝国的惆怅范文第2篇

“平子，龙珠已堕然四处恬静，京师学者已经传为笑谈了!”一脸忧色的崔瑷顾不得擦去额边的汗水，盯着面容清癯、眸如秋水、刚刚卸任河间相返朝的张衡着急地嚷道。“珠落何方?”张衡的眉毛拧成一团。“西方!”崔瑗不解地望着张衡，“可灵台稳如泰山，哪里有地震的征兆啊?”“唉，陇西的百姓又要遭灾了!”这个61岁的老人已经不能承受如此惨重的打击，他没有对挚友做任何解释，一任豆大的泪珠滚落脸颊。几天后，驿报传至洛阳，证实陇西大震，而张衡在百官的叹服声中更添惆怅。仅仅一年后(公元139年)，心中蕴满苦悲的老人溘然长逝于尚书任上――中国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的一代巨匠永远离开了他一生挚爱的国家和人民。

华夏大地最早的地震记录肇始于公元前1831年，揆诸地震史，地震高发的大周期为1500年，小周期为300年。而被天文学家称为“两汉宇宙期”的东西汉时代，中华大地巨震频仍――仅汉和帝永元12年(公元100年)至汉献帝建安5年(公元200年)的100年间，官方就记录强震22次。在我国纪元后第一个地震大周期生活了39年的张衡，被历史机遇的外在因素和崇礼报国的内心价值双轮驱动，驱虚求实、广征博采、宵衣旰食、重技用巧，终于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震烁古今的集成式大家。候风地动仪的成功研发，只是张衡众多举世瞩目的成就中的一个。回顾东汉的社会演变和张衡的成长历史，我们可否洞视这颗璀璨星辰灿烂光环背后的燃点和动力?

天姿浚哲的张衡出生于东汉将相云起、人杰地灵的荆州大郡南阳，祖父张堪的官声卓著与父辈一代的家道中落，赋予了张衡端直清淡、勤勉向学的性格特征。在探求世间万物奥妙的心理欲求和游学盛风的熏陶之下，16岁的张衡负笈远游，遍览三辅、求学两京。帝国的江山形胜和帝京的人物风流，给了青年才子醍醐灌顶的思想启蒙和治学修身的观念锻造。与张衡交游的前辈贾逵、鲍德、邓骘、杨震、陈宠、吕盖，同辈马融、窦章、李尤、崔瑷、许慎、蔡伦等堪称一时之选的卓荦人物，流派各异、术业迥然。而如饥似渴的张衡在兼收并蓄的开放心灵支配下，打破门户之见，放逐派系之争，通《五经》而贯六艺，法天地、仿自然、学师友，打通文与理，并重道与技，平衡博与约，参透通与变，为推动有汉一代的哲学、政治学、文学(赋、诗)、神学、经学、科学(天文、地理、机械制造、气象学)、历法、历史、绘画等学科的全面发展，完成了精神思想和学术技术的系统储备。

“自古英雄多磨难，从来纨绔少伟男!”如同历史上那些所有伟大人物的坎坷遭遇，踌躇满志的帝国精英也面临着一张张硕大无朋的对抗之网。东汉中叶已降的土地兼并、吏治腐败、外戚干政、宦官乱权、图谶盛行、灾害纷扰、敌寇掠边，是横亘在年少心雄的张衡面前的道道绝壁。从勤劬的南阳主薄到精明的京师郎中，从观天察历的太史令到援史谏今的尚书侍郎，从参议枢密的侍中到杀伐决断的河间相，张衡的仕宦生涯波谲云诡。在高远的理想和残酷的现实之间，张衡的廓清政治、抨击图谶、修德养民、抗击边患的壮丽图景数度受挫，矛盾丛生、倾轧横行、狼烟四起、民不聊生的帝国困局重重撞击着他敏感博大的心胸。凭借着学富五丰、才高八斗的技术素养和崇礼重法、慕玄羡道的高远境界，张衡以一己之力展开了针对天道、地道、人道的全面抗争。

帝国的惆怅范文第3篇

虎门，镇海楼，留下了一段悲壮的往事。

咀嚼着叙写的历史书，驻足于电影银幕前，凝望着硝烟弥漫的时代的宏大场面，林则徐缓缓前行，“两广总督”曾使其煊赫一时，“铁腕钦差”曾令其威名远播。然而。我们在沉默的历史遗迹前，在森然的炮台前，似乎也只铭记住了那一段辉煌的往事。但是，岁月的变迁决不在光辉流尽之后就凝结不动，它不过是投向了悲凉，投向了不为人知的边疆。

清帝的软弱直接导致了国土沦丧，这其中也包含了对林则徐的罢官逐放。在京城，林则徐地位渐落，他深谙其中的缘由。独坐窗前听雨落，无限惆怅。在清王朝成败的关键时刻，帝王退缩了，将皇族的荣耀，乃至天下苍生拱手外寇。他――林则徐即便浑身是胆，赤心拳拳，又何处施展?何况无能的君主更畏于英人的，他的凄惨处境定是英人报复的结果。苦果他硬吞着，望着城内城外翻云覆雨，国民国心水深火热，他的雄心与希冀开始枯萎，何况报国无门的痛是如何的撕心裂肺，这般剜痛，他在京城的蜷居之所一忍就是十年。

十年一轮，人生如界。出师未曾鬓先斑，林则徐曾想，有言云：车到山前必有路，他这架老车却总不见坦荡如砥的大路，就是一条泥泞小路让他驰骋也好呀，尽管雄心已逝，力挽狂澜无望，他的抱负萎缩为服务，他盼着离开英人的掌控，离开京城的勾心斗角，他要去广阔天地，为百姓服务。君主命他辅助水利兴修，他欣然受命，不殆一时，成绩斐然。本以为路已铺就，谁知，命运却不青睐，只有洋人过马车的路，鸦片腐蚀国人的路，白银滚滚外泄的路，穷苦百姓的挣扎路，甚至是大清帝国的黄泉路，却仍无他林则徐的开拓路。难道他的宏志真要被晾京墟吗?

倒不尽然，帝王终“发威”，将他谪戍伊犁，永不归朝。这时的林则徐已走出了偌大的政治舞台，无人颂唱，无人追随，他拖着自己一把孤独的老骨驶向伊犁。但是多年之后，这里屹立起了林公祠，草场沙原的尽头是林公渠，他的雄心在伊犁也不曾消融殆尽。

帝国的惆怅范文第4篇

《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是夏的末代君王桀的后人，夏覆灭以后，这群落魄的夏人就迁往北方。后来，号称匈奴的这群人又从北方杀了回来，从商代到东汉，一 直骚扰着中原人男耕女织的平静生活。然而，根据史书中对匈奴外貌的描写，他们主体应该属于高加索人种，这意味着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白种人。这就好比今天 家里走失了一只狗，听说它往北方跑了，一段时间以后，它又从北方回来了，你定晴一看，咦，怎么成了一只猫啦？你能肯定地说，这只猫其实就是那只狗吗？但是 史官肯定了，并且就这样为我们记录了下来。

之后的史书又是如何记载的呢？东汉年间，中原人与被之收编的南匈奴一起，联合将北匈奴彻底驱逐出境，而南匈奴也在与中原汉人的交往争斗中，渐渐被同化，匈奴作为一个民族就这样在中国消失了。那么，与我们不同血缘、不同文化的匈奴人，究竟算不算中国人呢？

秦始皇的看法

长城的功能我们大家都知道，秦始皇当年大兴土木，主要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骚扰和侵略。当时，如果李斯对秦始皇献媚说：“陛下，那些北方游牧民族是我们大秦的少数民族，长城以外也是我们的领土，不如我们去统统收复回来吧。”咱们的始皇帝一定会觉得莫名其妙。

为什么？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的时候，虽然六国都不太情愿，但大家毕竟同宗，就像是一个妈生的，秦始皇一统天下，可以说是办了个该办的事儿。当时 的“中国”完全不是现在这个概念，皇帝是天子，天的儿子，代表老爹“天”治理天下，长城以外的那些地方，虽然也是天下，但都是些荒芜之地，占有作为领土的 收益还抵不过付出的管理费，始皇帝不感兴趣，长城外那些人，全都是些不可理喻的蛮夷，始皇帝看着就生气，派蒙恬去暴打了他们一顿还不算，还修道墙不许人家 过来，而且还修得高高的，――看都不给他们看一眼。

至于更远的罗马、印度什么的，秦始皇压根就不知道，就算知道，在他眼里，更是些蛮夷，因为，他们离天子比蛮夷还远。

说 到底，秦始皇眼里有的是“天下”，他自己把天下的中心占上了，把天下文明、富裕的地方也占上了，其他地方他也不太惦记了。作为世界上诸多国家中的一个国家 的“中国”概念，严格地说是从以后才明确的，秦始皇心中可没有这个概念，秦始皇基本上不会认为匈奴是大秦的人，至于硬要问他，“匈奴算不算是中国 人”这个问题，他很可能会耸耸肩，告诉你说，I am sorry, 我不懂你是什么意思。

多米罗骨牌效应

北匈奴被东汉彻底击败以后，开始了他们漫长而艰辛的逃亡旅程。从一些流传至今的匈奴古歌中，我们还能领会到一种惆怅，“失我祁连山，使有六畜不蕃息，失我焉 支山，使我妇女无颜色。”这是北匈奴的一种宿命，因为他们始终无法像南匈奴一样向汉人妥协，也拒斥农业文明的熏陶。在巴尔喀什湖畔，北匈奴的首领被一支追 来的汉军杀死，从此，中国的史书中就彻底失去了他们的踪迹。

之后，他们又出现在伊朗人的史书中，在黑海、里海地区游荡。然后，又失去了消息。

若干年后，一位欧洲传教士为我们记录下了最后一个匈奴王阿提拉的故事，据说这位阿提拉“身材矮小，胸部宽阔，头大，眼睛小而深陷。鼻塌，面色暗淡，几乎是黑 色的，胡须寥寥无几。”但是，只要他一骑在马上，立刻就显得高大、雄壮而威严。这位阿提拉就是让当时的欧洲人谈之色变的“上帝之鞭”(Scourge of God)。或许是匈奴人在流亡途中经历了几代的混血，阿提拉身上的白种人特征只剩下了“两个深深的眼窝”。公元441年，这根“上帝之鞭”把第一拨日耳曼 人打出了丛林，丛林日耳曼人像惊弓之鸟一样西逃，沿途又撬翻了西哥特人（也属于日耳曼人）的老窝，逃窜的西哥特人又抢劫了邻近的各日尔曼部落――这股蔓延 在欧洲大陆上的恐惧力量，如旋风般迅速席卷了汪达尔人、苏维汇人、勃艮第人、阿拉曼尼人、法兰克人和萨克森人的土地，整个欧洲一片混乱。

在阿提拉马不停蹄的鞭挞之下，这些日尔曼部落蜂拥逃向西方的罗马帝国寻求庇护，而高傲的罗马人肆无忌惮地欺负他们，频频引发了罗马境内的大规模骚乱，并最终造成了罗马帝国的分裂和灭亡。

如果我们将北匈奴丢失的那几环历史忽略不计，把最后一个匈奴王阿提拉认为就是从东汉一路逃窜出来的北匈奴的后裔，那么，事实就是，东汉这只老母鸡扇了扇翅膀，罗马帝国就轰然倒塌了。是东汉推倒了第一块多米罗骨牌，从而改变了欧洲历史进程。

那个让欧洲大地震的 “上帝之鞭”――阿提拉，他算不算个中国人？

三把尺子

回答这个问题，有用来衡量的三把尺子。我们不能到今天还把秦始皇的看法作为标准。

帝国的惆怅范文第5篇

“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是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

您认为中华文明的发展是有脉络可循的。唐中期以后的怛罗斯战役和后来的安史之乱是中华文明由盛转衰的分界点。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从那以后，中华文明开始向内不向外了。一直到唐前期，我们的文明还是扩张型的。所以它从汉代开始能成为世界性文明。当时开疆辟土、派人出使国外，把礼乐文化传播到全世界。

但是怛罗斯战役和几年之后的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就衰落了，自顾不暇。到了宋朝，是很明显闭关自守了。版图也最小，不断地以和亲、土地和金钱换和平，然后就造成当时好几个国家辽、金、西夏、大理等并存，南宋更只能偏安江南一隅。明代仍是闭关，郑和下西洋，回来后把所有的航海资料一把火烧掉了。到清代乾隆的时候又是闭关。关起门来以后，只能是糜烂。一方面是帝国制度从宋以后越来越走向成熟，尤其到清代，已经非常成熟了。站在帝国利益的立场上，清制度已经是最好的了。清代基本没有宫廷，没有大权旁落，没有宦官和外戚专权，而且基本上没有民生问题。康熙年间永不加赋，GDP还不低，所以打败仗赔得起。还有民族问题清代解决得最好，他们长期和蒙古通婚，把蒙古贵族安抚了；册封达赖、班禅，把安抚了；收复伊犁，新疆也安抚了。

从一个中央集权、天下一统的帝国制度而言，清代已经是最完善的了。但是它腐朽、腐败、腐烂。

您将“忧患心理”和“乐观态度”称作中华文明飞翔的翅膀，中华民族的这两大特质又从何而来？

应该是因为中华文明是农耕文明吧。农业生产的特点是周期长，要经历春耕、夏耘、秋收。大半年过去了，冰雹、洪水、干旱都可能导致颗粒无收。靠天吃饭，太不靠谱。而且这与地理环境可能也有关系。比如在埃及，尼罗河改道后形成的冲积平原，土壤非常肥沃，埃及人才能有那么多时间去建金字塔。他们的作物不需要管。而我们这边不一样，需要小心翼翼地看护，老担心收不回来，所以必然会有这种忧患意识。

一旦有了忧患意识，必须要有乐观态度，否则一天到晚愁眉苦脸的，人怎么活呢？也许世界上也有某个民族是只忧患不乐观的，那它肯定已经消亡了。因为一种文化心理如果不是互补结构就不能持久。

您还概括出了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人本、现实与艺术。中华文明这三种精神的内涵，与今天西方话语体系中对三者的解读有什么不同？

西方的“人本”是针对“神本”而言的。我们与西方理解的“人”不一样，他们理解的是个体的人，我们理解的是群体的、伦理的人。

现实精神呢？

现实精神就是因为没有。还是大陆农耕文明的特点。农业民族是每天都要下地干活的，得到才算数。麦子一定要割好装进粮仓里才踏实。很多中国人今天还是不愿意把钱存在银行，要拿在手上才觉得踏实。

艺术精神又怎么解读？

和希腊民族与生俱来的艺术气质不同，中华文明的艺术精神是相对于无科学精神而言的。比如我们的汉字，不像拼音文字那样讲逻辑，是形象思维，而且一字多义。这是不科学的，科学要求的是准确，一个概念表达一个意思。而这种可以任意联想和想象的，正是艺术。

这种艺术和希腊的艺术是不一样的。

希腊的艺术是一种个体的、内在的、热情的释放，我们是一种群体的，要与民同乐。我们的艺术是可参与的。琴棋书画的过程都是可观赏的。希腊的油画、雕塑在创作的时候就没什么好看的。

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

您从文明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那您的视角呢？

我是全球视野。

为什么觉得全球视野这么必要呢？

因为我们要寻找的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在以往的中国通史著作中，这种全球视野是欠缺的吗？

是欠缺的。先生有一点，但他也只是描述性的。以往历史学家写史只是描述，这是他们的职业道德，他们觉得不能以论带史，不能先入为主，更愿意先把事实讲清楚。但我不客气地说，很多学历史的人是不懂哲学的。他们没有思想方法，只能陈述历史事实，无法进行比较。对于什么是文明、什么是国家、什么是社会、什么是民族等等没有一个高屋建瓴的研究，所以作不了这个比较。

您还提出要用现代史观来解读历史，现代史观又指什么？

就是在怎么看待人，怎么看待人性，怎么看待国家、法律、制度、道德、社会关系等等问题上，现代人和古人是不一样的。

这个不同体现在何处？

根本不同就是对人的看法的不同。人是什么，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是人应该追求的，什么是人的幸福，这些观念现代人和古人是很不一样的。现在的观念更把人当人了，更注重个体了。当然我们古代也有这样的意识萌芽，在第六卷“百家争鸣”里我就会专门写到杨朱，他就有一些这样的意识。但中国走到后面却走了反路，到宋以后越来越不把人当人了。

这应该也是由您所说的中华文明群体意识这样的内核决定的。

对。越是集体的越不是“人”么。

您刚才说到现代人与古人相比也有了一些转变，这种转变源自什么？

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一定是自由经济，而自由一定是个体的。

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

从您宣布写这样一部工程浩大的“巨制”开始，就有人质疑您仅凭一人之力是否能完成？质量究竟如何？也有一些学者提出，您写到后面会越写越难，因为魏晋隋唐之后史料浩如烟海，如何阅读和取舍都将是难题，对于这些质疑，您是怎样考虑的？

我只看那些靠得住的古代文献和少数几个靠得住的现代史家，比如张光直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人的著作。我只看那些我认为是必要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我心里会有一个靠谱的历史学家的名单的。

您将自己的这部中华史定位为史诗，这样的定位是出于什么考量？

就是要好看，并且要有一个“气”贯穿其中。

这个“气”是否就是您自己的史观和史识？

还有史感。就是要回到那个时代，要有现场感。这个现场感要靠自己去揣摩和感觉。人是有直觉的，有时候不一定有依据。

个人写史难免会被认为主观色彩较浓，您在写作过程中怎样既体现自己鲜明的史观、史识，又保证历史的客观性？

我觉得这在我这里不是问题。我从来就是客观的。这是一个学者最起码的品德。很多人看我的书会看不懂，尤其是讲百家争鸣那一块，他们问我到底赞成哪一家？我说不存在这个问题，我的立场是客观的，公正的。

我讲到某一家的时候都会讲透，会站在它的立场上，把它的观点全部甩出去，让你听得点头称是，然后马上说另一家，让你觉得这也对。因为我是客观的，我不带任何个人的偏见和好恶去看待历史。

我写每一个人的时候，都会带着历史的同情，回到历史的现场，站在他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去为他想。

从前几卷书来看，您的中华史写作不太像以往通史的写法，而是选取历史中的重要节点重述，您选择的标准是什么？

一定是发生了变化。我最看重的是制度变迁。但凡在制度发生变化的拐点，我都不会省略。比如秦汉时期邦国制变成帝国制，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内朝外朝等我肯定不会漏掉；魏晋时期贵族地主变成士族地主，门阀制肯定会有；还有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明朱元璋罢相、内阁制等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就是制度的变迁。当然还有牵涉到风气、时代精神的变迁我也会写到。

（摘编自《望东方周刊》2013年第48期）

我最看重的

是制度变迁。

但凡在制度

发生变化的拐点，

我都不会省略。

隋唐的三省六部、科举制，

明朱元璋罢相、

内阁制等

也都是非说不可的。

我认为最重要的变迁

就是制度的变迁。

当然还有

牵涉到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