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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看到了巴神在球场上“思考人生”;看到了马布里在网络上直播自己上身跳舞,并在镜头前失声痛哭;看到了“微笑刺客”伊赛亚·托马斯因压力过大试图自杀……最近,NBA球星卡梅隆·安东尼又被爆出疑似精神有问题,导致俱乐部老板想分析“安东尼语录”,来了解他的状态。
“这是一个有病的社会,这是一个有病的时代。”这些“有病”的球员,他们得了什么“病”,为什么会得“病”,又将怎样解决?
“甜瓜”变“苦瓜”
怪事年年有,最近特别多。赛后追打对手、节食15天饿到发慌、遭老板监听……当这些事情接连发生在尼克斯当家球星卡梅隆·安东尼身上的时候,我们不禁要问:难道安东尼也被逼疯了?
事情要追溯到1月初。在尼克斯与凯尔特人的比赛中,安东尼跟加内特产生冲突,在赛后追到客队更衣室找加内特“算账”。有媒体披露,加内特有涉及侮辱安东尼妻子的言论,彻底把安东尼激怒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几天后,安东尼向媒体透露自己已连续节食将近15天了,其间没有吃过任何糖类和肉类,而他这么做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因为“一些精神上的问题,为了明确自己生活中的方向”。
关于安东尼的闹剧还没有结束。尼克斯老板多兰安排两位监听技师监听安东尼活动的声音。他们在距离尼克斯的板凳席仅仅几英尺的角落里,安装伞状的监听设备,从而收集安东尼在场上场下发出的任何声音。据悉,多兰此举是为了保护安东尼,希望获取更多有力证据,防止对手再度使用言语重伤甜瓜。
千奇百怪的球员“心病”
安东尼的“病友”中最出名的应该就是“巴神”巴洛特利,不过,在NBA中他也有不少“病友”。 作为全世界最成功的职业联赛之一,NBA并没有做到对运动员精神健康的“职业保障”。联盟有一个球员援助机构,但他们的职责更多是避免球员滥用药物。成功的NBA球员也并非像人们所看到的那样总生活在灯红酒绿的狂欢之中,“指环王”比尔·拉塞尔就因为承受不住比赛的压力,导致消化系统出现问题,他要在比赛前呕吐一番才能打好球,据统计,拉塞尔在职业生涯中呕吐过1128次。
还有姚明前队友艾迪·格里芬,吸食大麻、、持枪、殴打女友,他干的坏事一箩筐……最终以一个可悲又可叹的方式:边开车边,撞向火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25岁。当时为了得到此人,火箭一口气送出三个首轮选秀权,包括被篮网选中的杰弗森。谁知最后他坑了火箭,坑了那些曾对他寄予厚望的经理与教练,更坑了他自己。
现役球员中有心理障碍的也不在少数,比如勒布朗·詹姆斯就被心理医生认为有严重的自恋症。雷·阿伦则是个强迫症患者,他在球队的专机上有固定座位,比赛前他一定要刮干净胡须、叠好西装,然后在特定的位置练习投篮。湖人的阿泰斯特精神也不太正常,这从他改名为“慈世平”(即“慈善·世界·和平”)就能看出,慈世平现在还有私人心理医生专门为他解决精神障碍。
但凡脑子不太正常的“病人”们,都是各路诸侯唯恐避之不及,期望尽快抛售出去的烫手山芋。简单地讲,一旦脑子有病,对自己对球队,乃至对联盟,都会产生负面影响,也难怪各个俱乐部都想尽方法,要帮助舍不得抛售的球员恢复正常。
“病”根在哪?
其实,像安东尼这样的球员并不少,尤其是在NBA里,近年来球员出现心理问题的例子不少,场上竞技的压力、场下媒体“放大镜”式的“监视”,如果不是拥有强大的内心,很难能承受得住。
对于那些心智不够成熟,满以为进入NBA后同样可以威风八面的少年来说,巨大的落差以及现实的残酷,往往会将他们脆弱的心理瞬间击垮。
教育的缺失,同样会让他们陷入到迷茫之中。联盟的“有病一族”里,高中生球员或大一球员占很大比例。虽然NBA球员的教育水平在一定程度上高于我国的篮球运动员,但作为运动员其主要精力必定是要放在篮球上,上大学很多时候也只是为了完成进入NBA的“硬指标”而已。
单亲家庭,亦是原罪之一。单亲通常意味着两点。一是从小缺少父爱或母爱,在NBA里,更多的是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二是通常单亲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不会很乐观,为生活奔波会导致家教的缺失,这亦是“有病一族”的原罪之一。站在球员的立场上来说,在单亲家庭成长,性格通常会变得有些孤僻,喜欢一个人思考问题并解决问题。而这种性格与球场上讲究团队合作的精神格格不入,一旦抵触剧烈了,便会形成病态。
以上三个因素是NBA球员产生心理疾病的原因,同时也具有普遍意义。现代人们工作和生活节奏在不断加快,心理疾病的发病率也急剧上升。超负荷的工作压力、难以适应社会发展以及缺乏调节情绪的能力,会让人们活得越来越累。
“有病”得治!
NBA赛场竞争激烈,有些球员因为压力过大,出现心理问题十分正常。因此当球员刚进入NBA时,联盟会为他们开设新秀课程,帮助他们尽快适应NBA。在这些课程上,菜鸟们将会得到联盟所能提供的服务、提高理财能力,还有就是学习NBA的纪律性。
除此之外,有些NBA球队还会设立专门的心理医生,帮助球员解决精神上的困扰。比如慈世平当年有精神障碍时,就是去找心理医生,病情大为改善。另外,联盟还会设有媒体顾问,让球员学会如何与媒体、记者沟通交流。
我的电影往事
第一部有印象的是《平原游击队》,有一场李向阳骑着马,拿着两把枪,冲过日本人存的村庄,完全是一个超级英雄的形象,让人很兴奋。还有一部电影我不是太喜欢,但是对我影响比较大。上小学时候,我老家在拍一部电影,叫《泪痕》。山西不是有一个文学流派,叫“山药蛋”嘛。有个“山药蛋”作家叫马烽写的剧本,讲一个老干部以后、恢复工作以后,怎么样励精图治的一个伤痕电影。基本都在汾阳拍,我每天放了学,甚至有时候逃学去看拍摄。有一场戏是万人大会,我爸是群众演员,在乐队里吹长号,在电影里一闪而过,这个电影记忆很奇妙。公演以后,我们县城的人都不再看故事,而是在看这是哪儿,这是谁?
我最热衷看电影的时候是初中。汾阳礼堂是个剧院,剧院前面有一个商场,我妈就在里面工作。他们的库房是跟剧院在一起,所以我跟剧院的人混得特熟,一直到我长大,不好意思蹭电影看,中间就随便进。对电影院记忆最深的是山口百惠和三浦友和演的《绝唱》。看完这个之后很惆怅,使我有一点点对于爱情的冲动、憧憬,好像一个小钥匙一样——你之前都是一个傻小子,对于女孩的好感都属于那种本能性的。但是看完这部电影后,突然明白一种感情,也不是明白,而是入门了,就觉得很惆怅。
这段时间看电影很密集,几乎天天看,另外一个,县城开始有了录相厅,于是,我基本上每天都会看一到两个电影。甚至我们看邓丽君的演唱会都在录相厅,不过主要还是看武侠电影,《少林三十六房》应该是我看过的前几个录相之一,刘家辉演的,基本上没剧情,就是一房一门武功,但是看得特别过瘾,像一个纪录片一样,教你如何变成一个武术高人。录相厅里面的小孩看得特别地兴奋,里面教你怎么理解刀啊、盾啊、眼睛啊、腿力、脚力什么的。我记得有一幕就是,他们去食堂吃饭要路过一个水沟,水沟里面放了很多浮木,和尚过去一踩,就“啪”—下摔了,大家看到都笑了。后来他成长后,再过这个浮木就如履平地——这些桥段都还记得——这个时间段是看电影密度最高的,基本上每天一到两个,再也没有任何阶段像这样天天看电影了。
现在我主要是在电影节看,这个是被迫的,看电影的主动的、最狂热的冲动没有了。
《黄土地》让我决心做导演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看《黄土地》,在此之前,我没有想到要做电影,看完《黄土地》后想当导演,它让我找到电影这一职业来度过一生。我经常会想,我如果不干导演会做什么?如果是四十岁时看可能没冲动了,如果更小可能中间改变了。正好二十岁出头,对人生未来的设计非常紧迫。看了《黄土地》觉得,哎哟,如果能当导演拍电影是件多么好的事情。特别是之后,我确实成了一个导演,整个人生变成了快意的人生,虽然中间会面临很多挫折、压力、辛劳,但整个过程都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
《黄土地》最重要是它的美感,那种诗意非常打动我。我家就在黄土地上,两个姨妈、十几个堂兄弟都生活在黄土地上,每年假期我都会回去帮他们做农活。我那么熟悉的生活能够被他提炼得那么有诗意,其他电影从来没有这样表现过,这是一种熟悉的陌生感,生活是熟悉的,诗意是陌生的,或者感受到抓不住,电影帮你抓住了。
电影还能这么拍
七十年代末之前的文艺基本上都是集体文化,没有个体,个人经验基本是零。改革开放之后,文学领域逐渐有新的认识,出版比方说沈从文、张爱玲的作品。之前这些作品是因为跟主流意识形态提倡的革命文艺相抵触被打入冷宫的,但这个实际上是艺术的正流,是真的主脉。
我上小学三年级之前,语文课本都是每两三课之后一个语录。
所以到九十年代,看到侯孝贤的《风柜来的人》,最大一个震撼就是,电影这样一个花钱的艺术,原来可以像沈从文的小说一样,谈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我们之前理解电影是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从过去的革命文艺,一下子跑到好莱坞那边。我写的头几个剧本完全是类型片,不是武打片就是鬼怪神妖,觉得只有这样才值得拍成电影。侯导的那个电影为你理解大陆的文化现状提供了参考。
很多人说贾樟柯电影长镜头“很侯孝贤”,我觉得是瞎掰,电影语言主要两种,蒙太奇和长镜头。其实,侯导最大的是教我理解自己。包括武侠电影,像胡金铨,给我最主要的并不是武侠世界,而是古代的世界,引导我们去感受理解古代。就恢复中国古代来讲,没有什么比武侠片做得更好。所以对我来说,首先它给我提供了一个丰富的古代的想象,再一个才是武侠世界。所以,不会是一部电影影响一个人,而是若干部电影。
电影扩宽我们的人生
我们每个人都是狭窄的,电影的意义就在于它能够打破个人的狭窄。分享一个银幕世界就是分享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验。比如说吴天明的《人生》就让我理解到户籍制度。我上初中的时候对社会是没有任何反思的,觉得国家就是这么规定的,但看完《人生》,—下子就开始反思这个事情。
比如说《少林寺》,我小时候看了七遍——我们班包晚上一点半的场看《少林寺》,就热到这样一种程度。但《少林寺》说千道万,那时候为什么那么狂热喜欢它?那些动作从来没有看到过,那种感官上的刺激还是很难忘的。但是最主要是通过《少林寺》,开始了解到佛教的一些知识。什么“救人_命胜造七级浮屠”,什么“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之前在县城晃,你知道有和尚、有庙宇,可是只有《西游记》告诉你一点佛教知识。但是《少林寺》里大量的佛教的戒律,受戒是怎么回事,这个电影为你一下子打开了很多佛教的知识。这个是很厉害的。这就是电影的作用,让你突破自我,给你很多新的经验。
这个很厉害。无论何种类型的电影都是向善的。人类利用电影这种媒介主要表达向善的精神,还有自由、独立、民主这些基本的价值。
新一代影迷唯美国电影为尊,不好玩。美国文化我也很热爱,但什么东西看多了都会腻,你每天看安东尼奥尼也会很闷。因为这么丰富的一个世界,你只选择一种类型。这个其实跟教育有关,一些观众因为很多原因,感受不到一些电影的美感,这就麻烦了,也不是他们故意不看,但没有办法进去。他的情商,感情无法跟电影互动。
不敏感的观众,无法从蛛丝马迹里捕捉到饱满的情感元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该拉低呢,还是……这里一定有一个通俗化,但通俗化伤害的一定是电影自身的品质。好莱坞电影就把电影给通俗化了。所以有时候就是情感模式放一放和收一收的问题。我第一部电影《小武》是最通俗的,所以,它也最受欢迎,我是按照商业电影的思路来拍的。
有些人的人生因电影而改变
有的人的能被改变可能依赖亲密的人际关系,有的人是阅读、看书,有的人是随波逐流,有的人刀枪不入,看什么都改变不了。所以只能说,电影改变了某些人的人生。有一些人的情感模式正好跟电影是契合的,也就是说在情商那一部分,电影能够跟他互动得比较多。有的人被戏曲改变了,我认识很多唱戏的朋友,他们的人生哲理都是从什么《关公》《薛丁山》来的。
中国观众的遗憾
我们的观影很封闭,法国、意大利观众,无论是好莱坞还是本土电影都能看到,接触到的是整体电影文化。我们一般观众接触到的电影非常有限。每年能够进口到中国的电影有几部?不能从影迷的角度说,对中国一股观众来说,包括出版物、电影杂志,背景主要是内地电影文化,这是一个区域性文化,一般观众没有机会长期积累、分享一个整体电影文化。四十年代末,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国观众还能看到《偷自行车的人》和《罗马,不设防的城市》,到了五六十年代的法国新浪潮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零了。现代主义的,包括像安东尼奥尼、西班牙的布努艾尔,这些参与到人类现代思想进程的电影,我们根本没看过。这种紧闭一直进行到现在。
我想拍成电影的一个故事
李娜
(中国网球运动员)
邓华德
(中国男篮主教练)
李章洙
(前恒大主教练)
“媒体报道有时不会出自我的本意。我既然改变不了他们,就只能在不改变自己的情况下生活下去。”
——2012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中国选手李娜在与手下败将科斯蒂亚的对决中状态全无,最终以3∶6/4∶6的比分败下阵来,连续两年止步第二轮。赛后,在谈到广大中国球迷和众多中国媒体对李娜此次温网表现的关注时,李娜这样说。
“我中场对他说了什么?这是我和郭艾伦之间的私人对话,所以不能告诉你。年轻人,有时你需要给他个拥抱,有时需要你用严厉的态度对待他,这场比赛中的郭艾伦显然不能给他个拥抱。”
——四国男篮对抗赛永城站的比赛拉开战幕,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阵黑山U20国家队,第一节比赛进行过半时,主教练邓华德将原本被叫到场边准备为其布置战术的郭艾伦直接轰出了场地。中场时,邓华德又和郭艾伦进行了一次私人谈话,下半场才再给郭艾伦出场的机会。至于两人对话的内容,邓华德只表示教育年轻队员成为一个职业球员是自己的工作。最终中国队以79∶71击败对手。
“中国在许多方面都能在世界上称雄,但足球始终不强的原因就在于无论是球员还是教练,总是以个人得失为核心,充满了妥协与交易。”
——李章洙卸任恒大主教练回国后,韩国《中央日报》对其进行了专访,接受采访中,李章洙直言不讳。
留声机
纽约尼克斯队向林书豪开出签约报价
“很显然,林书豪将会回到纽约的。”
昨日凌晨,纽约尼克斯队向华裔后卫林书豪开出签约报价,这样,在之前刚刚获得伯德条款的林书豪,也就成为了受限制自由球员,尼克斯队可以匹配来自外界的任何报价。
向林书豪开出签约报价,是尼克斯管理层在休赛期决定的。纽约媒体曝出,这两天约翰·伍德森教练前往洛杉矶看望了林书豪、安东尼和钱德勒,并且透露林书豪与伍德森之间已经达成留队协议。
“很显然,林书豪将会回到纽约的。”尼克斯主帅迈克·伍德森在接受采访时说,“我们看重他的硬实力,他将会是我们的先发控卫。我相信他的潜力,以及学习的劲头。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以肯定的是,他希望留在纽约。”
相比于很多球队,纽约在今年选秀大会上不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他们只有第48号签位,因此他们的重点肯定放在引援和续约自由球员上,好消息是,林书豪和诺瓦克的伯德条款都得到承认,他们可以在超过工资帽的情况下和林书豪续约,而将中产合同留给其他可能的引援对象。
“对于想要前进的我们球队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伍德森说,“这帮了我们忙。”
西班牙19岁小将与巴萨签约三年
“这是一个前场万金油性质的球员,他既能出现在中锋身后,也能在两翼做出纵深突破。”
西甲豪门巴塞罗那在其俱乐部官方网站上正式宣布,球队已经从英超冠军曼城俱乐部的预备队中,签下了西班牙天才少年霍安·安赫尔·罗曼,具体转会费未透露,罗曼签约三年,违约金为1200万欧元。
安赫尔·罗曼出生于1993年5月18日,他司职前腰,不过按照巴塞罗那官方网站的说法,“这是一个前场万金油性质的球员,他既能出现在中锋身后,也能在两翼做出纵深突破。”现年19岁的安赫尔·罗曼出生于西班牙的罗萨斯,但是他对巴塞罗那并不陌生,因为正是在巴萨同城死敌西班牙人的青训营中,安赫尔·罗曼快速成长的,并逐渐为世人熟知。
2009年夏天,安赫尔·罗曼加盟英超新贵曼城,他在蓝月亮16岁以下队、预备队度过了3年时光。这次巴塞罗那与他签约3年,违约金达到1200万欧元,足以见得加泰罗尼亚人对安赫尔·罗曼的器重。
在接受巴塞罗那俱乐部官方网站记者采访时,安赫尔·罗曼兴奋的说道:“在英格兰度过的三年令我成熟了许多,特别是体能方面,我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当我听说巴塞罗那对我感兴趣时,我简直高兴疯了,这是我有生以来最大的荣耀。我可以向你保证,在今后的训练和比赛中,我肯定会拼尽全力,我会在绿茵场上回报巴塞罗那对我的信任。”
美国飞人去奥运靠扔硬币?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证结果公平。”
电影《非诚勿扰》里葛优发明的“分歧终端机”只是个笑话?未必。在尤金进行的美国女子百米奥运田径选拔赛,可能还真要借助类似于“石头剪子布”的方式才能决出由谁代表美国参加伦敦奥运会,不过美式的“分歧终端机”可能是扔硬币。
当天进行的美国田径奥运选拔赛女子百米比赛,共8人参加,前3名将获奥运资格,前两名的名次都没问题,结果同一名教练门下的师姐妹——26岁的菲利克斯和22岁的塔姆哈竟然跑出了并列第三,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面第三位:11秒068。
理论上,田径比赛是不可能出现完全相同的成绩的,因为田径早就用高科技消灭了争议。现场有两台高速摄像机跟踪拍摄,每秒可以记录3000帧画面,运动员在冲线一刻的动作分毫毕现。经过长时间的复检,裁判宣布,由于冲线时刻两位选手的躯干部分都被手挡住,无法作出精确判断,判为并列第三。
比赛结束后整整24个小时,美国田联终于想出了办法。两个办法是:扔硬币决胜,或者两人重赛。如果两人都愿意选择其中一种办法,那就这么办,如果意见分歧,就重赛。
看来,名将菲利克斯要去伦敦,她还需要那么点运气。
皮克微博想向刘国梁讨教球艺
“或许哪天我有机会可以从你那儿得到一些指导的话就太荣幸了。”
皮克和刘国梁微博玩互动?对,你没看错,在腾讯微博中这一幕真实上演。近日,皮克在微博中专门与国乒主帅刘国梁交流乒乓球艺,并希望获得少帅的真经相传。
西班牙国家队主力后卫皮克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记者特别向皮克展示了中国国家乒乓球男队主教练刘国梁在微博点评他的球技的内容,“刚看了他俩打球,皮克的手感不错,如果真比赛还要看谁的搓球更转才是关键。但是球台和球板太差,严重影响水平发挥,为了乒乓球的推广,可以考虑送给西班牙队一张红双喜的奥运会比赛球台,最后希望西班牙发挥出最高水平夺取冠军。”
皮克对刘国梁的夸奖感到非常高兴,“我从小就很喜欢打乒乓球,这项运动非常有挑战性,而且非常考验人的智力和反应。虽然最终我选择了足球,但乒乓球运动显然是对足球很有帮助。既然有很多足球运动员喜欢乒乓球,那么我希望在中国,也应该有更多的乒乓球运动员喜欢足球,我希望中国的足球事业会像中国的乒乓球运动一样那么优秀。”
这两天,皮克再次更新微博,专门向少帅刘国梁交流起球艺。“谢谢刘国梁,球桌不是问题关键,或许哪天我有机会可以从你那儿得到一些指导的话就太荣幸了。”微博中,不少人这样调侃双方,“刘指导送皮克一套器,然后二位来场对决?好期待。”
微语录
法国网球选手西蒙:
“我们一直都在说奖金平等的事情,但是我认为这在体育世界中并没有成为一种常态,网球或许是现在唯一实行这一政策的运动,尽管男子网球的吸引力要比女子网球大很多。”
著名羽毛球运动员林丹:
“南非世界杯上的德国队员,现在都成熟起来了,比如厄齐尔、赫迪拉,这一次绝对是德国夺冠的最好时候。”
中国女排主教练俞觉敏:
“总决赛是备战奥运会重要过程,根据队员打完比赛后的伤病情况,还有就是对手的情况,我们会相应地做一些调整。”
大马羽毛球男单教练郑瑞睦:
“虽然宗伟的伤势恢复情况良好,但我们还不能强迫他进行大量的训练,以免再次影响其伤势。”
游泳运动员张琳:
“我知道自己没有希望了,但在没确定奥运名单前心里还抱着幻想,觉得也许还会有机会。在奥运名单定下来之后,我反而踏实了,不再想那么多,现在已经进入训练状态了。”
央视主持人段暄:
“比赛进行到点球大战的时候,我确实特别激动,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在小法那个点球罚进的时候,我的眼眶当中确实是含着热泪的。我觉得当时我心情是十分复杂的,感觉就是这两支球队如果有一支球队一定要送别的话, 确实是一件十分残酷的事情,他们同样都表现得那么好,那么优秀。”
西班牙队队员伊涅斯塔:
“必须承认我们在经历一个赛季后,体能受到很大的影响,但至少我个人觉得目前没有问题,在如此短暂的赛程里,做出合理的轮换是很艰难的,作为球员,我们要做的就是听从教练安排,竭尽自己最大的能力,为西班牙取得欧洲杯的冠军。”
一、“专家”问题:一个现代性的悖论
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专家,广泛地介入和参与新闻评论的采编制作,当然有着深刻原因。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就业方式和生活方式多样化日趋明显,社会现象的复杂性和价值观念的多样性,使处在变革时代的人们的思想和情绪异常活跃,同时也容易产生种种的困惑和迷惘,迫切需要新闻媒体特别是新闻评论以一定的专业眼光予以引导和启迪。与此同时,在信息爆炸的网络时代,对于媒体的竞争来说,最重要的已不是提供了什么信息,而是以什么方式筛选、加工、整合和评判这些信息。而在对信息的解读与评判上,相关领域的专家因其具有专业知识和相当的洞察力,往往更容易揭示事物的本质,击中问题的要害,势必成为众多媒体“争夺”的重要对象,以抢占新闻评论的高端市场,显示媒体的权威性与公信力。于是,便有了“新闻评论专家化”一说,甚至有人戏言,新闻评论进入了“专家时代”。
应当肯定的是,就新闻评论的发展态势来说,越来越多具有专业知识、理论素养和社会责任感的专家学者广泛参与新闻评论,对社会热点、新闻事件做出科学的、符合实际的、有说服力的阐释,既能开掘新闻评论的专业深度,适应读者和社会的需求,也有助于提升媒体新闻评论的思想性和引领能力。这是当今新闻评论“专家化”趋势的主流,也凸显了专家应有的“铁肩担道义”的精神和新闻评论伦理的正面意义。
但是,现代社会往往充满悖论。当代著名社会学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在对“现代性”及其动力机制进行研究时,一方面特别指出,面对现代社会的风险与不确定性,大众只有求助于经长期专业化训练的专家知识,借助对“专家系统”的“信任”,才能构筑起“本体性安全”;另一方面,他也警告说,在现代社会,一切科学结论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假设”,需要不断地加以“证伪”,而不是像中世纪的教义“永恒不变”。因为,“在现代性的条件下,再没有什么知识仍是‘原来’意义上的知识了”。在他看来,现代社会没有终极的权威,现代社会的知识环境不仅具有风险性而且具有相当的可变性,一切“专家系统”都在不断被修改中。①
事实上,近现代以来,有关与“专门化”相伴随的“专家系统”及其“信任”问题,一直是个异见迭出、悬而未决的话题。正如不少文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专门化(专家)”问题是现代性的悖论之一,历来受到人文学者的关注与质疑。他们之所以始终对这个问题保持警惕,原因即在于“专门化(专家)”的概念与“整体性知识或文明”、“整体意识的人”相对立――“专门化”可能破坏文明的平衡,引起人的感知比例的失调――专家常常对专业领域以外一无所知,而且有的甚至会丧失良知,他们可能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以及社会公众对他们的信任来趋炎附势,寻求私利,不顾道德的底线。
而放眼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专家”面临“公信力危机”,其实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且不说某些虚假广告中,动不动搬出所谓的专家说事,以致假专家、伪专家、冒牌专家横行;少数即便颇有身份的专家,也时常被利益集团“俘虏”成为代言工具,以致“专家”成了被网民丢砖的“砖家”。前不久,有网民甚至“恶搞”一番,贴出所谓《专家速成手册》,称只要按照手册中的6点去做,人人都可成为“专家”。如此等等。
虽然吉登斯一再强调,我们对“专家系统”等“抽象体系”的信任是对这一系统所正常运转的原则的信任,也就是说对专业知识的信任,而不是对代表着某一体系的某一具体的个人的信任。但长期以来,在人们眼里,“专家”在相当程度上就是知识专门化的“人格载体”,“专家”既然是求真务实科学精神的象征,人们就完全有理由要求专家的评论严谨缜密、正当公正、持中守正。由此,新闻评论的“专家化”趋势,可能会涉及哪些伦理问题,又应该承担怎样的伦理责任,就是再也不能回避的问题了。
二、“责任的缺位”:伦理的底线在哪里
以往,人们考察新闻伦理,大多局限于新闻从业人员本身,一般特指新闻职业道德。与此同时,对新闻伦理的研究也一般多偏重采编环节,而忽略了与之相关的评论伦理研究。但是,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随着媒体发表评论空间的开放,评论的主体也日益开放、日益多元化,他们往往代表着社会不同的利益和个别的利益。这实际上是开放社会中新闻评论的正常现象。但也正因为这个背景,涉及新闻评论的一些新的伦理问题也出现了。比如,评论写作者的利益冲突问题。评论写作的正义性与合道德性,也就不再是一个无须审视的前提。”②时至今日,虽然这方面话题已经开始引起学界的注意,但“针对新闻评论的伦理批评还没有真正到来”③。新闻评论“专家化”的相关伦理问题,就是这么一个有待梳理的新课题。
萧伯纳有这样一句名言:一切的专业技术都是针对门外汉的阴谋。这一经典的“阴谋论”,如果说颇有偏激意味而给人以石破天惊之感的话,那么按照对“专家问题”素有研究而享有盛名的法律经济学家波斯纳的分析,专家们的作品因其“知识专门化”,对于大众来说,“属于一种经典的‘信用’商品,即由于消费者不可能通过检查而确定其质量,因此必须对其给予极大信任之商品”。其间存在的最大的伦理问题是,不少专家在面向公众发言或者写作时,“缺乏应有的责任心以及作为卖方的基本品质”。照波斯纳的话说,就是相关“责任的缺位”或者“作品质量控制之缺位”――即便被发现“出售有瑕疵的产品”,“他们所受到惩罚也接近于无”,“最终被人们发现涉及事实、洞察力以及预测错误的学术人员,他们能够以低微的成本退出这一市场,而回归专职的学术工作”。④
这事实上提醒我们,新闻评论“专家化”所涉及的相关伦理问题,首先并且最主要的,就是作为评论作者的专家本身应有的公信力,特别是社会责任问题。“责任的缺位”拷问的,不仅仅是专家应有的知识分子良知,更是一种伦理底线,尤其是与此相关的基本社会道德义务。以此来衡量,一些“专家”之所以变成遭到人们质疑的“砖家”,至少存在以下伦理问题:
1.为利益集团代言而遮蔽社会公共利益。专家的天职应当是探究真理服务社会,但是,目前社会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却是“谁请专家,专家就替谁说话”。一些专家如明星般穿梭于各类商业论坛和活动,拿着天价的出场费,却用种种“学术话语”包装其利益动机。近年来不少经济学家,特别是房地产专家,之所以一再遭人炮轰,就是因为他们一些“雷人”言论如“买房就是爱国”、“廉租房应该是没有厕所的”、“未婚同居、丈母娘刺激楼市刚性需求”、“反对房地产复兴就是反人类”等等,屡屡挑战着公众的认知底线。人们不禁要质疑:他们究竟代表谁的利益?
2.唯书唯洋而不唯实,甚至不顾社会公序良俗。有的专家一遇到什么问题,动辄生搬硬套“西方理论”“国际惯例”,而将基本国情与现实发展置之不顾。在“外国先进、中国落后”的僵化的两分法思维支配下,对现实问题动不动就予以不着边际的“是非对错”般的“滥评”。比如,针对南京一副教授因“换偶”而被以聚众罪之事,有专家就发表言论,称“换偶”纯属个人私事,国际上通常不予处置。甚至认为“聚众罪”是一个有违宪法的罪名,侵犯了私生活权利,并公开呼吁废除此罪。对于这种“专家意见”,正如有评论指出的,“法律是道德的底线”,“我们不能简单套用‘性自由’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因为对一些不良是否入罪不仅要看自由人权的一般标准,更要看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和道德习俗。”
3.无视学术规范,以偏概全误导舆论。严谨治学,是科学伦理和学术道德的内在要求,也是学者从事研究必备的基本特质。然而,现在有些专家耐不住寂寞,不遵守应有的推理规则,不尊重基本的资料素材,而故作惊世骇俗之语、慷慨激昂之论。比如,针对群众的上访现象,有专家出此“雷人语录”:“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一言既出,引起公愤,舆论压力之下,他不得不公开道歉。再如,对于人们关心的养老问题,有专家发表惊人言论:假定经济增长速度20年后不变,有一千万元在一线城市也难养老。此言一出,众皆哗然。如此基本假设与结论,显然缺乏相应的科学依据,难怪有学者批评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学术态度”,“缺少基本经济学常识”,并指出“恐慌比通胀更可怕”。等等。
三、“思想市场”:如何让权利与义务划上等号
专家度量着社会的良知。在现代社会道德失衡与滑坡日趋严重的情况下,如果一向让人信赖的专家也不断加入操守更易、信用缺失的大潮,其对世道人心与社会伦理的危害程度,显然难以估量。新华网去年专门以“你对现在专家说的话怎么看”为题,对“专家意见”的可信度问题做了网民调查。结果参加投票的网民中,84%认为“专家的屁股经常坐‘歪’,切不可迷信专家”;只有1%的网民同意“专家毕竟是专家,有问题还是要听专家的”。这足以说明当前专家公信力问题的严重性。
问题的关键更在于,当今的公众虽然可以不相信某些专家的恣意妄语,却也往往无可奈何,并没有直接的手段可以制约。正如有评论指出的,“这是一个对专家学者极其宽容的时代,专家们似乎具有了某种‘不当言论豁免权’。比如,一些专家成为某些既得利益团体的代言人,发表许多侵害民众利益的不当言论,但我们却很少见到他们出面致歉”。这当然不是说要钳制专家自由发表学术观点的权利,而是说专家作为社会良知与社会信用的象征,在发表观点的时候必须考虑应有的社会责任与义务。其实,权利与义务,从来是一对相伴而生的概念。具体到表达的权利,不管是国际人权公约还是各国法律都早已确认,除了法律规定的底线外,任何公共性的言论表达,还必须承担相应的伦理与社会责任。这已无需赘言。
耐人寻味的是,在西方现实生活中,专家与公众之间这方面权利与义务不对称的问题也同样困扰着波斯纳。针对“责任的缺位”现象,他试图开出某些“制度性”药方,以“疗救”所谓“声名不佳”的“思想市场”。比如,他建议学界人士每年把所有的学术作品和讨论社会热点的非学术作品都贴在自己或所在大学的网站上,以便让同行和公众评价这些作品是否事实准确与符合公道人心,“这对于学术人员在公共论辩中敷衍塞责地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构成一种威慑”。他甚至还提议要让专家们公开自己的“出场费”“赞助费”,因为“学术人员有时为金钱所诱惑”。有意思的是,波斯纳认为自己开出的这些“矫正方法”虽然“相对适中”且“成本较低”,却还是“注定会引起争议”,而且“将没有采纳之希望”。⑤
波斯纳的这些建议,其实还仅仅局限在学界自身,也就是“专家体系”的领地。因为他是在拿自己所在的专家职业群体“开刀”,而没有扩展到与此相关的大众媒介体制。对后一方面,他只以专家们“赖以接近读者的大众媒体,事实上并未履行监督职能”几句话一笔带过。显然,针对所谓“思想市场”的“责任的缺位”问题,如何在实际操作中让权利与义务能够划上等号,仍然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事实上,专家评论的公信力要得到应有的提升,一方面需要“专家体系”自身道德机制的不断完善,另一方面,还需要逐步健全为包括专家意见在内的各种观点提供“公共表达”媒体平台的新闻评论的制度性伦理机制,从而在通达民意、交流观点的同时,也能够使种种不当言论得到必要的监督和制约。我国有新闻学者指出,“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体现在媒体的评论制度、写作者的个人行为和具体评论作品这三个方面”,“它既应当表现为传播内容与传播动机的道德性、公益性,也应当表现为客观社会影响的道德性、公益性”。⑥这里所提到的“媒体的评论制度”,显然是新闻评论的制度性伦理建设的关键。
这并不是意味着要走回头路,回到过去的那种泛道德主义式的思想审查与禁锢,而是要在“现代性与道德重建”这一全新语境下,从制度着手,使得言论表达在权利与义务的双重意义上,逐渐有个规范、有序、公正、平等的制度平台。这方面的理论思考与相关的评论伦理制度建设,显然还刚刚起步,还需要新闻界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具体到与新闻评论伦理建设有关的“媒体的评论制度”,国内外新闻实践中的一些操作层面的思路与做法,对评论“专家化”的伦理建设,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比如,“撰稿人如果不愿公开署名,那他的任何言论都不能当社论刊登”;“受控制的新闻或从商业角度作出的评论都不配登在报纸上”;“在论证中不得使用不利于读者把握、理解事实,独立、清醒地进行判断的论证方法或修辞手段”;“大型大众传播机构应该将自己视为公共讨论的共同载体”、“社会中所有重要的观点与利益都应该在大众传播机构上得到反映”⑦,等等。媒体自身尤其要自律,在采集、发表专家一家之言的时候,在观点采编、标题制作等各方面,不断章取义、削足适履,搞低俗庸俗的娱乐化。同时,应当自觉秉持客观公正的理念,以多种形式集纳各方意见,引导公众参与,形成观点的良性互动。正如有学者指出,“我国新闻评论的伦理建设,应当从具体的批评实践开始,而不一定从一整套规范开始。因为只有批评,才能发现问题,引发思考和认同。通过来自广大受众具体的批评,使人们重视新闻评论的伦理问题,并且逐步掌握观察、发现、分析新闻评论伦理问题的能力,在广泛讨论和广泛认同的基础上,逐步建立约束新闻媒体评论者与社会各界评论者的普遍规范”。⑧
显然,作为公众发表意见的载体,新闻评论及其“专家化”趋势要得到健康发展,特别是要在公信力建设上取得新的突破,一方面需要专家群体的自律,另一方面,更需要媒体自觉引导下的广大受众的共同参与。正如西方有哲人所言:“公民,而不是特殊群体(专家等等),在决定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对社会有用的、什么是对社会无益的这一点上,具有最终的发言权。”⑨■
(作者单位:文汇报评论部)
注释:
①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4年1月版
②③⑥⑦⑧马少华:《新闻评论的伦理责任和伦理问题》,《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