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共有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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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共有财产范文第1篇

(一)物权公示规则与夫妻共有财产的认定

物权公示规则是为了维护物权秩序和交易安全而设立的,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物权是具有支配性、对世性及排他性效力的权利,在现实社会中,以一定的方式将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公开、透明,既可以明确物权人的权利并加以保护,也有利于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避免对交易安全的妨害。物权公示是指以一定的公开的、外在的、易于查知的形式展示物权存在和变动的情况。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七条规定:“不动产权属证书是权利人享有该不动产物权的证明。”

从婚姻法的情况看,第17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二)生产、经营的收益;(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五)其他应当归共同所有的财产。”根据这一规定,在一般情况下,婚姻关系成立后解除前,夫妻任何一方以各种方式所得的财产,均视为夫妻共同财产,为夫妻共有,除非出现了特殊情况即夫妻双方对婚后所得财产为个人所有还是共有已有明确的约定。以此推断,夫妻在婚姻关系期间所得房屋,即使登记在一人名下,只要无特别约定或法律的特别规定,就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这一结论在司法实践中也得到了认可。《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十九条就明确规定,由一方婚前承租、婚后用共同财产购买的房屋,房屋权属证书登记在一方名下的,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由此看来,婚姻法的这一规定似与《物权法》存在冲突。因为根据上述物权法的规定,不动产物权变动采登记生效要件主义,不动产登记簿是确定物权归属和内容的依据。如此一来,未登记的夫或妻是否还能取得房屋的共有权就成为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对此。有人认为在《物权法》实施后,这种情况下只能认定房屋归登记名义人所有,而不能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但是,本文认为,对这一问题不能这么绝对,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予以具体分析:

1、物权公示对夫妻共同财产内部的影响

(1)、若夫妻双方以书面的形式明确约定房产归一人所有并登记在该方的名下,则房屋属于登记名义人所有而不为夫妻共有财产。因为根据《婚姻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夫妻可以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归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共同所有。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房屋约定归一人所有,是双方意思自治的体现,具有法律效力。

(2)、在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也没有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则应认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屋归夫妻双方共有。因为:a.虽然不动产登记簿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不动产的实体权利关系,但这并不能排除登记的物权与真实的状态不一致情况的出现。就此而言,依不动产登记簿确定的物权的归属,实际上只是一种权利的推定,一旦有反证证明登记发生错误,就应当登记从而重新确定物权的归属。b.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房屋,依婚姻法的规定,在既无约定也无法律特别规定的情形下,应当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这是法律对此类财产权属的规定,是真实的物权状态。如果登记簿上仅登记为一个人的名字,就与真实的物权状态不一致,属于登记错误,而错误的登记不能作为判断物权归属的依据,对物权归属的确定仍应以真实的物权状态为依据。[i]因此,一方面,在夫妻离婚的时候,法院仍然应当将此类房屋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从而予以分割;另一方面,如果未登记的一方向法院要求确认房屋为夫妻共有财产,则法院一旦查明符合婚姻法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规定,就应当对此项诉讼请求予以支持。

2、物权公示对善意第三人的影响

将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屋认定为夫妻共有财产并不意味着未登记一方的“隐性”共有权就会绝对受到法律的保护。在登记名义人擅自将房屋处分给第三人的情形,虽然登记名义人系无权处分,但由于登记具有公信力,第三人有理由信赖登记簿的记载。物权法第106条规定:“无权处分人将不动产或这动产转让给受让人的,所有权人有权追回;除法律另有规定外,符合下列情形的,受让人取得该不动产的所有权:(一)受让人受让该不动产或者动产时是善意的;(二)以合理的价格转让;(三)转让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照法律规定应当登记的已经登记,不需要登记的已经交付给受让人。受让人依照前款规定取得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所有权的,原所有权人有权向无权处分人请求赔偿损失。”因此,一旦善意第三人完成登记,就可以取得房屋的物权(包括所有权、抵押权等)。未登记一方并不能以未经自已同意为由主张处分行为无效。只能向无权处分的夫妻一方请求赔偿损失。

因此尽管根据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登记在一方名下的房屋原则仍然属于夫妻共有财产,但由于登记公信力的作用,这种情形对于未登记一方而言存在着极大的法律风险。为防范此类风险,未登记一方也应当使自已的权利体现在登记簿上。具体途径有两个:其一,其可以向登记机构要求更正登记,如果登记名义人书面同意更正,则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从而将房屋登记在双方的名下;其二,如果登记名义人不同意更正,则未登记一方可以向法院,法院一旦查明符合婚姻法关于夫妻共有财产的规定,就应当认定房屋属于夫妻双方共有。胜诉方可持判决书向登记机构办理更正登记。同时,为防止在诉讼过程中登记名义人处分房屋,未登记一方可以先行办理异议登记。[ii]

(二)物权所有权规则与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物权法中对所有权的原则性规定是第三十九条:“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并且对私人所有的财产项目进行了列举,规定了严格的保护制度。物权法在第六十四条至第六十六条规定“私人对其合法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生产工具、原材料等不动产和动产享有所有权。”“私人合法的储蓄、投资及其收益受法律保护。”“私人的合法财产受法律保护,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破坏。”

但是,从婚姻法的角度看,如前所述,婚姻法第十七条对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形成的大部分财产都认定为是共同所有的,把在一般看来得个人所得,比如工资、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知识产权的收益、继承和赠与所得等,都认定为夫妻双方共同所有。这似乎和前述物权法的规定存在着法律的矛盾和冲突。对此,本文认为,婚姻法作为一种家庭法,对于夫妻财产共有的规定的立法的理由在于: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收益,首先应当满足于维系婚姻关系的需要,如扶养子女、赡养老人、家庭生活和满足消费等社会功能。因此,物权法对于私人的收入、房屋、生活用品等个人所有权的规定与婚姻法里关于婚后所得共同共有的规定是不矛盾的。但是,这种不矛盾的这种认识也可能在具体案例里会出现一些法律冲突。如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个案例:一台湾投资者在海南投资设立一公司,在大连从事房地产开发。后投资一个多亿在大连开发了一个广场项目。在此期间,同一女性结婚。后经过五年离婚,离婚时涉及到他在五年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他在公司里边持有的在大连投资的一亿元的股权,女方是否应有他投资股权的一半。如果承认有一半股权的话,女方就能得到五千万的财产。但他们的婚姻关系只有五年的时间,对此,男方称:我的投资是我自己找来的,跟你没有关系,在大连的投资的资本金是在我们结婚之前我投进来的。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投资收益属于共同拥有。这样就会导致台湾投资者以他个人所有的股本金在大连的广场项目里投资收益的一半,即五千多万应当是属于女方的。对此,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判决是这样的:判决男方拥有他在大连广场项目里边设立的公司的股权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别的投资者的。但是这百分之五十股权所产生的收益女方有一半。[iii]投资本身是个人财产,但是在投资的过程中间结婚,按照婚姻法的规定,投资产生的收益要按夫妻共同所有来分配。这与物权法的规定存在着冲突,但是婚姻法关于夫妻财产的规定是一种特别法,应优先适用。另外,住房工积金这类财产收益,是物权法中确定的合法收益,是劳动者个人的合法财产。但依婚姻法的规定婚后的住房工积金是劳动收益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婚姻法是特别法,所以在处理这类离婚案件的时候,住房工积金的归属要按照婚姻法的规定处理。还有婚前的银行存款婚后所产生的利息的归属问题。依物权法,原物所产生的孳息的所有权属于原物所有权人,银行存款的本金是个人的,它所产生的利息也应该是个人的。但按婚姻法,存款本金是婚前财产,属于个人财产,婚后所产生的利息应是夫妻共同财产。[iv]本文认为,银行利息不能与劳动者的劳动收益相提并论,应该适用物权法来处理这个问题,储蓄存款利息应当归属于本金的所有权人,不论其是婚前还是婚后产生。

(三)物权共有规则与夫妻债务的处理

根据物权法102条的规定:“因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产生的债权债务,在对外关系上,共有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法律另有规定或者第三人知道共有人不具有连带债权债务关系的除外。”另外,还进一步规定,在共有人的内部关系上,除共有人有约定的以外,按份共有人按照份额来享有债权承担债务,共同共有人共同享有债权承担债务。

夫妻关系是共同共有关系的一种,基于共同共有关系的夫妻共同财产,是共同共有财产。共同共有是不分份额的共有,夫妻双方共同平等地享有共有财产的各种利益,共同平等地负担由共有财产产生的各种义务。在夫妻共同财产中,不仅应当包括积极的财产,也应当包括消极的财产,即所负的债务。夫妻债务包括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个人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的,由人民法院判决。”由此条推知,夫妻共同债务是指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或双方由于共同生活目的,从事经营活动所负的债务。“夫妻个人债务,是指夫妻一方在婚前所负的债务,以及婚后与共同生活无关,为满足个人需要或为资助个人亲友所负的债务,或双方约定应由个人清偿的债务。”[v]夫妻虽为婚姻共同体的共同主人,他们的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方面甚至密切联系在一起,在某些方面甚至密不可分,但是夫妻互为人格独立的个体,他们仍可以存在与婚姻无关的个人利益和责任。同时,为奖励夫妻各方多为婚姻作贡献,不做或少做有损婚姻共同利益之事,并对其个人行为负责任,保障第三人的债权安全,确有设立个人债务的必要。

在对外民事法律关系中,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即各债权人均享有要求夫妻双方履行全部债务的权利,夫妻双方均负有履行全部债务的义务。当债权人请求夫妻一方履行全部或部分债务时,被请求的夫妻一方不得以其内部所承担的份额为由提出抗辩。婚姻法第41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这一规定强调了夫妻双方对共同债务负有共同清偿责任,使夫妻各方对共同债务的清偿责任更加明确,为债权人的债权安全提供了较为周全灵活的保障。此外,新《婚姻法》新增了第19条第3款的规定:“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的得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的财产清偿。”

由上可见,两法对约定的效力规定是一致的。夫妻内部的约定,一般情况下,不可以对抗第三人。如果夫妻一方(如男方)作为债务人,在发生债务清偿的时候,以夫妻之间约定财产都归女方所有,男方并没有财产权利,男方事先没有向第三人声明有内部的约定,当发生债务不能清偿的时候,不可以用内部的约定对抗第三人,这是维护正常交易的秩序的必需。依物权法公示制度,夫妻约定分别财产制,要向第三方公示,要事先告诉第三方夫妻之间已经做了财产分别制的约定。因此,夫妻约定分别财产的,发生债权债务清偿的时侯,第三人只能向夫妻中借债的一方追讨。

参考文献:

;[i]田韶华:《不动产登记制度与夫妻共有财产的认定》,人民法院网。

[ii]同上

[iii]龙翼飞,《物权法的制定对家庭财产关系的影响》,香港湾仔区高校联合会演讲,中国民商事法律网。

夫妻共有财产范文第2篇

甲某有私房一处，生前将该房赠与其已经结婚的次女，并办理了公证。赠与公证书写明：甲某该房赠与其次女。后其次女办理了产权转移手续，并登记在自己一人名下。后该次女与其丈夫闹离婚并诉争于法院，双方对该房屋是否属于共有财产发生争议，此时甲某已经死亡。值得注意的是，甲某还生有一子。赠与行为发生在新《婚姻法》实施之前，离婚纠纷发生在新《婚姻法》实施之后。

该案审理法院认为，虽然该房屋赠与行为发生在受赠人婚姻关系持续期间，但甲某明确表明将该房赠与其次女，根据新《婚姻法》第十八条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因此，应将该房认定为其次女的个人财产。

个人认为，本案中该房屋应属于夫妻共有。理由如下：1、对事实的理解和认定应依据于行为发生时的法律，但对权利归属的判定则应适用纠纷发生时的生效法律。判断本案甲某是否具有将该房只赠与其次女（而非次女夫妻双方）的意思表示，应结合赠与行为发生期间的生效法律即旧《婚姻法》，而在认定甲某的真实意图后，则应依据纠纷发生时的生效法律判断该房产是否属于夫妻共有。2、甲某作为赠与人，其做出赠与行为时，按照当时生效的旧《婚姻法》规定，其完全可以预料到该赠与行为将导致受赠人夫妻共有，而绝不可能预料到根据新《婚姻法》其行为将会排除受赠人夫妻共有的后果。即赠与人做出该赠与行为时，其意图并不排除受赠人夫妻共有该财产所有权的结果。3、判断赠与人当时是否具有“只赠与一方”的主观意图，应根据当时的情况和法律环境，而不应依据于此后颁布的法律规定。新《婚姻法》可对财产是否随着时间的持续而共有等权利状况进行判定，但对其实施之前的自然人做出的赠与、承诺等主观行为的理解却只能依据行为发生时的旧《婚姻法》。4、结合上述分析，个人认为，本案甲某将该房“赠与次女”，其意图在于排除其他子女的受赠权或未来的继承权，并非是对次女及次女之夫共有该房屋的反对。

此外，个人认为，即使对本案事实和权利的认定皆适用新《婚姻法》，该房屋亦应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新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下列财产，归夫妻共同所有：（一）工资、奖金；（三）知识产权的收益；（四）继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但本法第十八条第三项规定的除外……。”同时，该法第十八条又规定：“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该法第17、18条之所以并列规定，其意在于对二者适用的前提加以区别，即只有当遗嘱或赠与合同中明确约定“只”归夫或妻一方所有之时，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因此，本案中，如果甲某想排除次女之夫共有房屋的权利，必须在赠与书中对此予以明确。

结合本案事实，甲某赠与书中，仅约定该房归次女所有，并未明确约定该房“只归”其次女所有，即并未排除其次女之夫依法共有该房屋的权利。因此，根据新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本案争议财产应视为甲某次女夫妻双方共有财产。

夫妻共有财产范文第3篇

关键词:家庭共有财产;涵义;来源;认定

中图分类号:D9文献标识码:A

“家庭共有财产”是一个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大家广为接受的概念,但在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并没有关于该项内容非常明确、具体的规定,即使在学术界对它的内涵、特点及相关法律问题仍然存在模糊的认识,以致往往和家庭财产、夫妻共同财产等概念发生混淆,给家庭财产纠纷的处理带来了很大不便,因此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内涵、来源及认定标准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家庭共有财产的涵义

家庭共有财产主要来源于家庭成员间的共同劳动和共同积累。在学界,一般将家庭共有财产定义为:在家庭中,全部或部分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换言之,是指家庭成员在家庭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财产。这个概念由于简明扼要地描述了家庭共有财产的特点,因此被大家广为接受,但是要深入了解家庭共有财产的涵义,必须明确以下几点:

1、家庭共有财产区别于家庭财产。在我国目前正式的法律文本中,只出现有“家庭财产”的字眼,没出现过“家庭共有财产”的字眼。比如:《民法通则》第二十九条:“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的债务,个人经营的,以个人财产承担;家庭经营的,以家庭财产承担。”其实,这两者在内涵上是有区别的。在这里,“家庭财产”只是一种笼统的表述,具体来说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家庭共有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和家庭成员个人的财产,而家庭共有财产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2、家庭共有财产既包括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也包括部分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虽然有的学者认为,部分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来源往往是部分家庭成员共同的创造或经营活动,并不直接承担保障家庭稳定存续的重任,其实质更类似于家庭成员个人的财产。但笔者认为,这样区分的意义不大,不管是全体家庭成员创造还是部分家庭成员创造,在法律属性上都没有太大差别,在遇到法律纠纷时,只要能够确切地判断出这部分财产的具体归属即可,没有必要再划分为全体家庭成员共有财产和部分家庭成员的财产。

3、家庭共有财产不包括夫妻共同财产。虽然家庭共有财产包括部分家庭成员的共有财产,但它在内容上区别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两人虽然也算是家庭成员的一部分,但是夫妻共同财产的取得与其他家庭成员共有财产的取得方式不同,它只以夫妻婚姻关系的存续为条件,不要求夫妻双方都必须共同参与创造。但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不仅以“家庭成员共同生活关系的存续”为条件,而且还要求他们都必须共同参与了家庭共有财产的创造。当然,家庭成员的这种“参与”不一定是直接参与了家庭共有财产的创造,也可以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是指对整个家庭做出了贡献。

4、家庭共有财产间的共有关系实质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合伙。根据《民法通则》第30条的规定,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的行为或组织形式。而家庭共有财产实际上也是家庭成员之间以不同的方式,共同劳动、共同经营、共同创造的财产。他们对家庭共有财产的所有权也类似于合伙人对合伙财产的所有权。只是家庭共有关系中,由于家庭亲属关系的存在和道德伦理因素的影响,人们一般不会像合伙关系那样用明确的合同来对这部分财产进行明确的约定而已。

二、不同模式下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

明确了家庭共有财产的涵义之后,我们来探讨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由于现实生活中家庭模式的多样化,使不同家庭模式下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看起来不太容易判断。实际上,不管是哪种模式下的家庭,按照理论上较为普遍的说法,其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都可概括为三个部分:一是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创造的财产;二是家庭成员共同继承或共同接受赠与所得的财产;三是家庭成员个人取得但约定为家庭共有的财产。下面,分别对不同模式下家庭共有财产的来源进行探讨:

1、夫妻两人及未成年子女。这是一种最典型、最简单的家庭模式。因为当一个家庭内部只有夫妻两人时,家庭共有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没有进一步分析的必要。当夫妻两人生出子女时,家庭共有财产的范围才和夫妻共同财产的范围有所区别,这时的家庭共有财产主要是指夫妻两人和未成年子女共同所有的财产,它一般来源于全体家庭成员共同接受赠与的财产。不过,这种财产通常情况下数额不会太大,而未成年子女这时又不能够为家庭共有财产的形成做出太大贡献,所以在这种家庭模式下,家庭共有财产的数额往往很少。

2、夫妻两人及成年子女。当子女成年以后,他们具备了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既可以和父母共同劳动、共同创造家庭共有财产,也可以独立劳动单独创造个人财产。对于自己单独创造的个人财产,成年子女既可以把其中一部分赠与父母,作为父母的夫妻共同财产,也可以赠与整个家庭,作为家庭共有财产。这时,家庭共有财产的数额便逐渐增大。在整个家庭财产中,既有父母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又有成年子女的个人财产,还包括父母或子女分别创造但约定为家庭共有的财产。

3、夫妻两人及成年子女和配偶。在这种家庭模式下,整个家庭财产的数额会进一步扩大,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庭财产之间的界限也会逐渐变得模糊,在现实生活中也最容易发生纠纷。实际上,这时的家庭共有财产在理论上界限仍然非常分明,同样是包括上述三个组成部分,只是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在财产纠纷发生之前一般不会对每项财产的权属都约定得那么明确,而当财产纠纷发生的时候才会导致对家庭共有财产认定的困难。

三、家庭财产纠纷中房屋产权的认定

在各种家庭财产中,房屋属于数额较大的一项财产,它在整个家庭财产中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有关房屋产权的家庭财产纠纷在现实生活中占有相当大的部分。为了方便讨论,我们先看下面案例:

甲、乙两人是夫妻,结婚时与甲父母同住。婚后不久,甲、乙两人在县城以甲的名义买了一套新房,房款6万元。其中,甲、乙两人出资4万元,甲父母出资2万元。购房后,甲、乙两人搬进新房居住,甲父母也时常到新房居住。日后,甲、乙两人感情产生裂痕,对该房屋的权属问题发生争议。甲称,该房屋是甲、乙及其父母共同生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投资、共同所得的财产,应属家庭共有财产。乙称,该房屋是在甲、乙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甲的名义购买,应属夫妻共同财产,不是家庭共有财产。

这种案例在现实生活中广为存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区分家庭共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界限?笔者认为,在本案中应将该房屋的产权确定为甲、乙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依据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该款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父母明确表示赠与一方的除外。”在本案中,甲父母对新房的出资刚好具备了上述条款中“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两个典型特点:一是房屋以(新婚)夫妻双方(或一方)的名义购买;二是新购房屋主要为(新婚)夫妻居住。所以,该房屋应确定为甲、乙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时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如果按上述规定来判决的话,是否就意味着家庭共有财产的概念出现错误了呢?其实不然。“家庭共有财产”的概念并没有什么不当的地方,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共同创造、共同所得”的含义。按照我国相关规定,房屋的产权是以登记为准,而不是以居住为准。不管房屋的现实居住状况如何,也不管当初父母在购买房屋时的本意如何,房屋的产权只能归房屋产权登记人所有。所以,在上述案例中,即使甲、乙两人没有居住在新房内或者他们和父母一起住在新房内,都不影响房屋产权的归属。

这样一来,是否意味着对出资的父母是一种不公?其实,这只是一些人的误解。法律虽然规定“当事人结婚后,父母为双方购置房屋出资的,该出资应当认定为对夫妻双方的赠与”,但根据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的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房屋的赠与属于一种数额较大的赠与行为,一旦赠与后子女因感情问题离婚产生财产纠纷,就会给赠与人带来很严重的后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适用该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为理由撤销赠与。这样一来,为房屋出资的父母虽然不能作为房屋的共有人,但可以要求房屋所有人(即夫妻两人)返回赠与财产,这样同样可以保障出资人的利益。

四、家庭财产纠纷中其他财产产权的认定

在家庭财产纠纷中,房屋产权的确认可以房产登记为准,那么其他家庭财产产权的确认又该以什么为准呢?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认定:

1、家庭成员是否共同参与了这部分财产的创造。家庭共有财产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最大区别就在于夫妻共同财产只以双方婚姻关系的存续为条件,不要求夫妻双方都共同参与了财产的创造。但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不仅要以“共同生活关系的存续”为条件,而且还要求他们必须共同参与了该部分财产的创造。这种“参与”是他们成为共有人的必要条件。当然,参与的方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既可以是提供体力劳动,也可以是提供资金,还可以是其他方式等。

2、家庭成员是否为整个家庭做出了贡献。即使某个家庭成员没有直接参与家庭共有财产的创造,但是如果他对整个家庭的生产、生活做出了贡献,也可以把他算做家庭共有财产的共有人。比如,在农村承包经营户中,有的家庭成员虽然没有直接参加田间劳动,但是她在家中照看子女、料理家务,为其他家庭成员从事田间劳动创造了条件,这样她也可以被认为是家庭共同财产的共有人。

3、家庭成员的个人意志。个人意志是家庭成员在参与创造某项财产时的主观心理态度,即是否想成为该项财产所有人的一种意志。一般情况下,当某个家庭成员参与创造家庭财产时,就意味着他希望成为其中的共有人。但在有些时候,某些家庭成员虽然也参与了财产的创造,但是他们并不想成为这项财产的共有人,而是将这部分财产赠与给其他家庭成员。这种情况下,财产的权属当然就要尊重家庭成员的个人意志了。

总而言之,以上三点必须综合起来考虑,根据“家庭成员是否为该部分财产的创造或整个家庭作出了贡献”这个标准,附之以“家庭成员的个人意志”进行判断,就可以对家庭财产中的一般动产来进行认定,看其是否属于家庭共有财产。

(作者单位:罗定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杨立新.共有权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249.

[2]徐汝兰,栾爽.浅议家庭个人财产与家庭共同财产[J].丹东纺专学报,1997.1.

夫妻共有财产范文第4篇

倪某和孙某系同学，2000年建立恋爱关系，2001年10月，二人共同到上海购买LG微波炉1台，牛皮面沙发茶几1套，TCL34寸彩电1台，LG冰箱1台，小鸭166洗衣机1台，威士邦音响万利达DVD1套，总价值18280元。2001年12月，双方登记结婚，后因双方性格不合，倪某于2003年8月提起诉讼，要求与孙某离婚。

在审理过程中，倪某主张上述财产是其个人出资购买的，出具了购物的所有发票，孙某亦主张系其个人财产，并出具其娘家所陪送的嫁妆清单。

双方对共同到上海购置财产及该财产是以孙某娘家所陪送嫁妆名义运送到倪某家中这一事实不持异议。

评析：

对该财产如何处理，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该财产系双方共同前往购买的，购物发票倪某持有，虽然购物发票上未有写明购物人的姓名，但按照一般的习惯应将持有人视为购物人，故应认定该财产为倪某的个人财产，依法应判决归倪某个人所有。

第二种观点认为，该财产虽然系二人共同前往购买的，但是，是以孙某嫁妆的名义运送到倪某家中的，不论购买时由谁付的款、付款多少，即使全是倪某付的，也应当视为赠与，故应认定为孙某的个人财产，依法应判决归孙某个人所有。

第三种观点认为，倪某、孙某对共同前往购买这一事实无异议，二人又均没有证据证明自已出资情况，应认定为二人的共同财产，依法进行分割。

笔者认同第三种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首先，倪某主张该财产为其个人财产的证据不足。倪某是购物发票的持有人，但持有购物票据的人，不一定就是该物的所有权人，本案中的财产系倪某和孙某共同前往购买，倪某持有购物发票是正常的，但此不足以证明是倪某个人出资购买，单凭购物发票就认定该财产为倪某个人所有，显然证据不够充分。

夫妻共有财产范文第5篇

论文关键词 婚姻法 非常财产制度 婚姻法司法解释（三）

一、概述

在学界，以制度适用的条件不同，夫妻财产制可分为通常的夫妻财产制和非常夫妻财产制。通常的夫妻财产制是指在通常情况下，依法律规定 或依夫妻约定 而适用的财产制。其是基于夫妻关系正常状态下的制度设计，但该制度未考虑到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可能出现的诸如夫妻分居，夫妻一方失踪，破坏或恶意处分共同财产，拒绝告知夫妻财产状况等特殊情形中受损害一方的利益。在上述特殊情形下，就需要运用非常夫妻财产制度对夫妻双方中的弱者的合法财产权利加以保护。

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又称特别法定财产制），是夫妻财产制度的一种，是相对于通常夫妻财产制度而言的一种财产制度，是在特殊情况下，因其中一方的财产或财产行为发生破绽，采用通常法定财产制度或约定财产制度较难维持夫妻的财产关系时，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当然适用分别财产制；或者经夫妻一方，或第三人的申请由法院宣告，撤销原法定或约定设立的夫妻财产制度而改为适用分别财产制度。 这项制度的实行在于保护婚姻当事人一方的合法权益，以免因他方的财产行为而身受其害，同时也为了保护第三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 在我国，《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开启了对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探索之路。

二、世界各国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实行

（一）德国民法典中的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度

德国的夫妻财产制，如无特别约定，采用法定财产制度。法定财产制期间，设立了非常情形制度。德国民法典中，第七百五十八条：对于共有财产由于一方管理失当危及该财产安全，可以提出分割财产请求。第一千三百八十五条：如果双方分居已经至少三年，则其中任何一方均可提出提前进行婚姻财产增值补偿诉讼。从中可以看出，德国的法定财产制中规定了多种法定的非常情形，在出现这些非常情形时，夫妻一方可以提起分割夫妻共有财产的诉讼。

德国民法典还规定了约定财产制。在夫妻双方约定的财产制中，考虑到在财产管理中可能出现的非常情况，德国规定了法院取代同意制度、无需同意的制度，对于严重情形，制定了撤销夫妻共有财产制度。这些制度既灵活，又具有稳定性。

（二）日本民法典中的夫妻非常法定财产制度

日本民法典中的非常财产制度相比较德国民法典而言显得简单许多，仅在第七百五十八条规定了非常情形，即夫妻一方管理他方财产，因管理失当危及该财产时，他方可以请求家庭法院允许其自行管理。对于共有财产，可以与前款请求共同提出分割请求。

上述国家的实践证明，非常财产制度的规定非但没有破坏共同共有民法体系的基本理论，反而对民法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完善，维护了家庭的和睦，降低了离婚率。在不破坏共同共有人的共同处分权的基础上，它保护了共同共有人个人的合法权利的行使，对我国婚姻法的立法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我国《婚姻法解释（三）》中的非常法定财产制度

（一）《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

非常法定财产制度是夫妻财产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婚姻法解释（三）》出台之前，我国在该制度上的立法是一片空白，如今，这片空白正在逐渐地被涂抹上色。

《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明确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请求分割共同财产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有下列重大理由且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一）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行为的；（二）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

上述条文，就是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规定，也称为婚内析产。从法理上说，该条文解决的是婚内共同财产平等处理权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不能协商一致时，如何解决处理权的补充。重大事项不能协商一致怎么办？在《婚姻法》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前，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是没有办法诉请法院出面解决的，就像小两口在家里吵架，谁更强势，谁就取得家庭财产的处理权。这是靠夫妻协商来处理夫妻财产关系的，公权力不介入，如果想让公权力介入，那就只能离婚。因为离婚时，夫妻双方就可以主张分割财产了。

但是，现实生活中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当事人不想离婚，但一方的平等的财产权又无法得以实现时，那该怎么办？因此，新司法解释规定了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它允许婚姻关系继续维持，而将当事人共同共有的财产进行分割。这是对传统共有财产理论的一大突破。

虽然这一条文对传统的共有财产理论有一定的冲击，但它仍然是建立在共同共有制度基础之上的，因为共同共有所赖以存在的夫妻关系仍然维系着。既然夫妻关系存在，即共同共有关系存在，那么共同共有的财产就不能分割。仅在下列情形下除外：

一是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毁损、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现实生活中，经常出现夫妻一方丈着夫妻财产共同共有而随意过度使用共有财产，给另一方的财产利益带来损害；或者一方擅自将共有的财产转卖给第三人。更有甚者，夫妻一方为了减轻自己的负债压力，故意将个人债务伪造成夫妻共同债务，以便用共同财产进行偿还。这些行为都给另一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损失。因此，《解释（三）》在共同共有的基础上设立了非常法定财产制度，即允许夫妻双方在不解除婚姻关系的情况下分割共同财产，实行分别财产制。

二是一方负有法定扶养义务的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的情形。这一规定主要是为了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比如丈夫的父母身患重病，丈夫要拿夫妻共同共有的钱给父母治病，但妻子不同意。此时如果妻子坚决不同意，没有回转的余地，夫妻双方达不成一致的协议，那其中一方就可以向法院申请分割共有财产，但婚姻关系不解除。

（二）设立非常法定财产制度的意义

1.使《婚姻法》与《物权法》的相关规定一致

《物权法》第九十九条规定，共同共有人在共有的基础丧失，或者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请求分割共有财产。原《婚姻法》规定不支持婚内损害赔偿，这与《物权法》的上述规定相冲突。婚姻法的不支持婚内损害赔偿的规定是以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共同财产不能分割为依据的，但《物权法》的观点很明确，共同共有财产在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时可以分割，也就是说，婚内析产在《物权法》的规定中是被允许的。因此规定非常财产制度可以使两部法律在共同共有财产这一方面的相关规定协调一致。《婚姻法解释（三）》第四条中的两款情形正是对《物权法》第九十九条的“有重大理由”在婚姻家庭领域的诠释。

2.有利于处理现实司法实践中的纠纷

《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条规定：“因感情不合分居满2年的调解无效，准予离婚。”感情不合分居2年即是夫妻关系处于非正常状态。这说明我国立法承认夫妻关系存在非正常状态，但在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出台之前，法律对这种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财产关系却没有做出相应的规定。原婚姻立法虽然将这种夫妻关系非正常状态下的财产规定为夫妻共同财产，但在审判实践中，主张权利的一方却常常因举证困难等，难以真正实现权利，不宜于解决纠纷。

而新的《婚姻法解释（三）》的出台，为处于非正常状态下的夫妻在财产方面提供了新的选择项，使得司法实践中的这些纠纷得到很好的解决，为法官在审理有关案件时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不再无所适从。

3.有利于保护婚姻家庭中的弱者

虽然夫妻财产制度适用于夫妻任何一方，但在外从事经营活动的一方多为男性，妇女的经济地位整体上也低于男性，并且近年来发生的非法移转，隐藏，变卖夫妻共同财产的案件，多是夫一方对妻方财产利益的侵害。

对此情况，原《婚姻法》规定离婚后另一方可以在法定期间内向对方要求重新分割共有财产，但这毕竟是一种事后补救措施，弱者的利益往往只有在婚姻解体时才能受到保护，当事人为了寻求救济，往往只能选择离婚这一唯一的途径。从事前预防的角度来看，增设非常法定财产制可以从积极的赋权的角度让弱者知晓在夫妻关系处于法定的特殊时期时，可以主动及时地依法变更法定夫妻财产的类型，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对完善我国非常法定财产制的建议

虽然《婚姻法解释（三）》中的非常法定财产制的设立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该制度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并不是十分完善，存在以下不足：

1.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不够完善

《婚姻法解释（三）》只规定了两种适用事由，但司法实践中仍有很多应当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情形，因此，笔者建议在今后的立法过程中，应适当增加适用非常法定财产制的法定事由。比如：（1）夫妻处于离婚诉讼时期；（2）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一定期限的；（3）夫妻一方无正当理由而拒绝对方处分共同财产的； （4）夫妻一方受他方的虐待、遗弃的，被虐待、被遗弃的一方可以申请；（5）夫妻一方被宣告失踪、宣告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

2.未明确适格的申请非常法定财产制的申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