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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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范文第1篇
廉价劳动力紧缺
自从2002年年底以来，有技术的制造业工人一直处于紧缺状态，过去两年中这部分工人以及其他大多数城市工人工资上涨的速度一直快于GDP的增长速度。而另一方面，非技术工人的短缺在中国则是前所未有的。
自2004年年初以来，珠江三角洲报告缺少200万来自农村的制造业劳动力，而这种短缺的迹象迅速蔓延至其他沿海省份，目前甚至波及到内陆城市。制鞋厂及纺织厂等低端的制造企业突然经历了农民工供应枯竭的苦恼――而过去20年中，这种供应似乎是没有穷尽的。
为了解决招聘困难的问题并留住工人，许多雇主都采取了增加工资或工资以外的福利、改善工作环境等办法。尽管数据公布的频率不高，使得我们无法对福利成本增加的水平和速度及时作出评估，但季度性调查数据表明，农村劳动力的现金工资2004年上半年较去年同期提高了14．3％，2003年上半年的增幅为3％2002年上半年则下降了2％。
什么导致了失衡
毫无疑问，繁荣的经济使得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特别是制造业和建筑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尤甚。另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中国打开了新的出口市场，为此，中国需要进一步利用其劳动力资源充足这一比较优势。
但一个有趣的问题是：中国的剩余劳动力还有多少?据某些人估计，农村地区仍有大约1亿人的剩余劳动力，据传闻，多数有劳动能力的已经进入了城市的，留在农村的只有妇女、老人和小孩。
导致劳动力供应形势逆转的有三个因素：
――中国劳动力增长率的高峰已过。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开始执行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导致总人口和劳动力的增长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均有所下降。
――中国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迅速提高，特别是年轻一代，这导致传统的、没有技术的劳动力供应减少。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使得农村劳动力减少。农村居民占总人口的比例1980年为81％，1990年为74％，2003年为59％。
这意味着什么
农村消费势头看涨。农民收入增加肯定会令中国政府满心欣喜，因为这是今年的一项明确的政策目标。农民收入增加可能刺激农村消费的增长，多年来农村消费一直落后于城市消费。
屈货膨张压力将更为持久。收入的增加和粮食价格的上涨一样，对宏观经济政策管理而言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中国今后面临通货膨胀压力因此会变得更大，持续时间也会更长。
中国将输出屈货膨张尸因为全球多种制造品的边际价格是由中国确定的，中国劳动力的工资以及通货膨胀预期有着深远的影响。除了其他投入价格(例如：电力和商品价格)上涨之外，工资的上涨可能会加剧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上涨的压力，另外，中国央行迟迟不肯抑制通货膨胀可能导致全球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
劳动力范文第2篇
一、结构性失业的成因
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理论原因,在于劳动者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间的流动障碍。首先假定存在一个由A、B两市场组成的经济体系,两个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恒定,且初始状态都是充分就业,均衡工资是W0,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A、B两市场劳动力供求处于一个稳定的均衡状态,用图1表示如下(其中,SI指I市场的劳动力供给曲线,DI指I市场的劳动力需求曲线,I=A、B)。
经济的发展带动经济结构发生变动,导致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从而不同市场的劳动力供求稳定状态受到了外界各种因素的冲击,A、B两市场的劳动力需求势必也会发生改变。改变分为三种情况:一是需求共同增加,二是需求共同收缩,三是两个市场劳动力需求异动[1]。在劳动力供给恒定的情况下,劳动力需求的共同增加或共同减少导致的都是极端结果,或者是整体工资水平的上升,或者是永久性失业的存在(也许会在政府强制力作用下导致整体工资水平下降),因此,这两种情况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都是很少见的。在一个经济体系中,尤其是在转型期,经常是劳动力需求的扩张和收缩在不同情况下共存。因此,根据我国国情,重点分析第三种情况。
假定A市场劳动力需求扩张,DA曲线移至DA’,工资由W0上升到WA,A市场的就业量保持不变;B市场劳动力需求收缩,DB曲线移至DB’,理论上工资下降至WB,但是由于工资率是缺乏弹性的,大多数情况下只能上升而不能下降,因此工资继续保持W0水平,这种情况下将会产生(S0-S1)人失业。
如果两个市场的劳动力可以自由流动,则B市场中将会有一部分富余人员流向A市场,使得A市场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供给曲线向右移动至SA’。不考虑劳动力的流动成本,这种流动将会缓解B市场的劳动力供给过剩和A市场工资上涨的压力,最终使得两市场劳动力供求重新达到一个新的均衡,均衡工资水平为W1。如果两个市场劳动力不能自由流动,则结果是:(1)A市场将会因劳动力短缺而使工资率远高于均衡水平;(2)B市场由于劳动力需求降低和工资刚性的作用导致劳动者失业。事先假定劳动力供给是恒定的,因此这种失业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是典型的结构性失业。将上述A、B两市场扩展到多个市场,分析过程类似。
从上面的分析中得出结论:劳动力在不同市场间的流动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主要原因,外在表现为不同劳动力市场工资水平的差异,结构性失业越严重,工资水平差异越大。
二、劳动力供给结构偏差分析
在图1的模型中,A、B两市场也可看成是一个经济运行体中的两个不同的区域、产业部门或行业等,以同样的分析方法也可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时,探求结构性失业产生的现实原因,在于不同地区、产业部门或行业间劳动力流动的障碍。造成劳动力不能迅速从一个部门向另一部门转移的因素有:(1)求职者所拥有的技能与可能得到的工作所需的技能不匹配;(2)求职者与工作空缺地点存在地理位置上的不匹配;[2](3)国家在行业之间设定了进出壁垒;(4)不同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不能有效传递劳动力供求信息。
上述四种情况在我国都曾经存在或者依然存在着。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的低技能素质难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交通运输的落后和信息机制的不健全使得劳动力流动存在极大的盲目性,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行业间的进出壁垒。但是我国现阶段,随着市场化改革、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信息网络建设逐步健全和完善,交通运输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地理位置、行业进出障碍及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将会逐步削弱,技能素质与市场需求不匹配,成为了当前劳动者难以在不同劳动力市场中转移的主要原因。
技能素质的极大差异性导致了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典型的是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在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多林格尔和迈克尔•皮奥雷提出了双元结构劳动力市场模型,即一级劳动力市场和二级劳动力市场。一级市场中的劳动者供给由高技能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工资高、工作条件优越、工作稳定、员工有接受培训和晋升的机会。二级市场中的劳动者由大量的非熟练工人、低技能、低素质的劳动者构成,该市场中劳动力供给基本上是充分甚至是饱和的,工资较低,几乎没有培训和晋升的机会。若一级市场存在职位空缺,二级市场上存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由于劳动者自身素质的限制,两市场不能进行相互补充,劳动力的供给在不同市场间出现了结构性的错位。大量的被二级市场排挤下来的劳动者面对一级市场中的岗位需求,只能是“望而兴叹”!
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工资最高的行业都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俗称IT业。随着知识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到来,IT业成为了人才就业的热门行业。再看IT业的工资水平、工作条件、晋升和培训机会,无一不表明IT业属于典型的一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A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扩张型行业。根据世界工程师大会报告,中国软件人才缺口较大。美国占全球软件产业份额39.8%,日本占10.6%,中国占3.55%。美国拥有软件人才240万,日本140万,而我国通过科研院所培养的人才仅30万,尚缺25万[3]。连续多年属于工资最低的行业——农、林、牧、渔业,依据工资、工作环境以及员工素质来考察,其属于典型的二级劳动力市场,对应于图1中的B市场,是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从农、林、牧、渔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大部分都是重体力、轻脑力的蓝领工人,无法满足专业化程度较高的行业对员工技能素质方面的要求。“技能人才荒”成为了当前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具体体现。据统计,中、高级技工的比例远低于我国产业调整和升级的要求。同时,技能人才的匮乏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就业结构的转换严重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力需求收缩产业,其劳动者基本上无须具备专业技能,在产出比重大幅度下降的同时,劳动力比重却居高不下,合理的解释只能是这部分剩余劳动力技能水平低下,无法顺利的向第
二、三产业转移。
劳动者技能水平的差异决定着劳动者从事的劳动力市场的层次,甚至会影响劳动者受雇佣的产业部门。低技能的劳动者一般从事于二级市场,如临时工、季节性工人等,它的基本特征是工资低、待遇差、晋升机会少、易于进入、经常面临失业危险。在二级劳动力市场,劳动者进入正规部门的可能性很小,在较低的工资水平和非健康的工作环境中,劳动者对自己未来的预期收入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导致了较低的人力资本投资。也就是说,在二级市场上,某些劳动者从事着工资较低的工作,预期人力资本投资得不到相应的回报,从而减少投资,形成较低的人力资本积累。
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相互影响,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如图2。这种“怪圈”导致大量过剩的低技能劳动者失业和需要高素质员工的岗位空缺并存,结构性失业进一步加剧,甚至会进一步拉大不同行业部门间的工资水平,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
三、我国结构性失业问题日趋凸显
判定一个经济体系中是否出现了结构性失业,以及结构性失业程度,可以有多种方法。第一,考察不同地区,若一个地区的职位空缺集中,另一个地区失业集中则为结构性失业。第二,看失业持续时间的统计情况,经历长时间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意味着结构性失业越来越严重[4]。第三,根据第一部分的分析,通过工资率水平差异来判定结构性失业,行业间工资水平差距越大,结构性失业越严重。
首先,经济比较发达的一些城市,岗位供给率相对较高,经济的发展促使这些城市形成了对高技能素质人才的需求。但是劳动力过剩的市场又无法形成供给,导致了区域间结构性失业严重。其次,结构性失业一般表现为失业时间较长,也可以根据失业时间来判定结构性失业程度。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统计,在一些发达城市,长期失业者所占比例较高。这表明结构性失业在我国已十分突出。
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职工平均工资水平逐年上升,但是职工平均工资的差距也在增大,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速度远远大于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的速度。另外,细看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所处的具体行业,最低工资所处行业无一例外都是农、林、牧、渔业,最高工资所处行业都是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有资料表明,在发达国家,这些行业就业容量是很大的,而我国在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保险业,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就业人数,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从而可以推断,这些行业就业量小可能是由于劳动力供给短缺造成的。
众所周知,农、林、牧、渔业在中国是典型的劳动力供给过剩产业,从业人员的技能素质水平要求不高,而一些高专业化、高技术性行业恰恰是一些劳动力需求扩张性产业,迫切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和训练的技能型工人。不同产业间劳动力供求错位,大量低素质的非技术工人被抛入结构性失业大军中,同时也拉大了行业间收入差距。
从以上三种判定角度得出,我国存在较严重的结构性失业问题,且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逐渐占主导地位,对人才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结构性失业将日益凸显和加剧。
四、解决劳动力供给结构性偏差的对策建议
劳动力供给不对称,与需求相错位,形成了劳动者在区域间、行业间流动的障碍是结构性失业产生的根源。因此,提高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实现劳动力供给和就业岗位需求相对接,是解决结构性失业中劳动力供给偏差的关键点。
(一)加大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人力资本积累
技能素质低下成为制约劳动者在劳动力市场间流动的最大障碍,教育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和技能的主要途径。关注教育,首先应增加教育投入,延长劳动者受教育时间,增长人力资本积累,从整体上提升劳动者教育水平和技能水平。这对于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着双重意义,一是直接减少了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劳动人口数量;二是提高了劳动者的素质,缓解因经济结构的转变所带来的结构性失业的压力[5]。其次,学校教育应与市场之间保持必要的联系。在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和方法上应考虑到市场的需求,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使学生毕业后学有所用,用有所长。
(二)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培训体系建设
职业技能培训也是提升劳动者素质,增强劳动者可就业能力的重要渠道。加强职业技能培训,首先应实行分类指导,针对不同的群体、不同的培训目的开展培训工作。从目前社会职业竞争压力来看,职业培训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针对一些欠发达地区,或低技能素质人员如农民工、下岗职工等,主要解决他们的就业上岗资格问题,称为“生计型”培训;第二类是帮助已就业人员解决知识更新,从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称为“发展型”培训;第三类是针对高级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为其提供更高的人力资本积累,称为“资本型”培训。随着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升级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这三类培训都应该得到长足的发展。面对我国庞大的低技能素质劳动力大军,“生计型”培训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应加强职业培训的立法工作。目前职业培训市场中,存在大量的非法培训机构、非法资格认证等情况,关键在于培训的法律法规体系的不健全以及低廉的违法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利润。因此,要完善我国的职业培训工作,需要一部统一且权威的中央政府立法,这样才能促进我国培训体系的健康发展。
(三)鼓励非正规就业,搭建就业转移平台
双元结构的劳动力市场模型,将就业划分为两个方面: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对应于二级市场,是吸收低技能劳动力、经济结构转型中产生的结构性失业者的重要渠道。但是现实中,非正规就业总是和低报酬、低保障联系在一起。非正规就业和正规就业在工资报酬、劳动条件上都存在有巨大差异。这一方面减少了非正规就业的劳动者接受培训的机会,另一方面降低了他们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预期。因此,政府应积极认识到非正规就业的重要性,通过立法缩小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差距,尤其是消除社会对非正规就业者的歧视,为劳动者从无技能到有技能、从低素质向高素质的转变提供一个平台,使非正规就业成为人们提高自己人力资本积累,向正规就业转移的一个“桥梁”。
(四)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
不同行业间或区域间的流动障碍还在于信息的不对称,地理位置的限制和制度上的因素。尽管这些因素的影响随着经济的发展会逐步削弱,但就目前的影响来看,仍不容忽视。因此,完善信息网络建设,加强区域间流动仍是一个关注点。
信息网络建设一方面基于电子信息的发展,以县域为单位建立劳动者信息资源库,从整体上把握劳动力的流动和供求情况。可借鉴的是江西省德安县的做法,该县建立了劳动力资源信息库,同时每个乡镇建立了企业用工需求信息库和培训机构管理信息库,实现了劳动力供给、需求和培训的全接轨。另一方面可以借助职业介绍所等中介的力量,建立完善的职业介绍体系,充分发挥他们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中的信息传递作用。加强劳动力在不同区域间的流动,首先应逐步消除制度性因素造成的区域间流动障碍,如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等。在制度保证的前提下,大力发展交通运输业,尤其是不发达城市、边远地区的交通业,为劳动者的流动提供交通上的便利。同时,为了鼓励劳动力的顺利转移和流动,政府还应在政策和财政上给予鼓励和支持。
劳动力范文第3篇
最近我在朋友的鼓动下，安装了一个手机应用软件，可以像预约出租车一样，预约上门的家政服务。结果，周一开始预约却发现，直到周末的服务全都约满了。之前几天，在一次官方和学界共同参与的人口论坛上，政府部门声称在过去一段时间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下，外来人口数量下降。其中，一段时间以来，政府通过更苛刻的上学控制，已经减少了2万左右外来人口的孩子上学。
经常看到一些报道，称中国农村现在的人口结构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老龄化和女性化。城市出现招工难，农村出现空心村，这两个现象同时出现，真的说明中国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吗？而统计局的数据又告诉我们，2014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只有54%。那么，劳动力都去哪儿了？ 劳动力去哪里了？
对一个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国家，未来还有大量的劳动力需要从农村转向城市。那么，又如何去解释中国的农村大量存在的是老年人和女性？一些人口流出的省份甚至抱怨，当地出现了比人口流入省份更为严重的老龄化。
中国的劳动力流动过程当中，举家迁移的比率只有20%左右。如果一个家庭要决定把哪一个成员送到城市去工作，在未能举家迁移的情况下，当然是年轻男性进城打工。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中国仍然有5000万的留守老人和1000多万的留守女性。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对于外来人口的孩子的教育歧视，2010年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留守儿童数量超过6100万。中国正在出现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家庭分居现象。而当前，城市的排外政策仍在为这种状况进一步“做贡献”。
那么，当前农村事实上已经出现的老龄化和女性化，是否就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农村将不再是城市劳动力供给的蓄水池了呢？不是这样的。在中国的城市化率刚刚过半的同时，经济发展也步入后工业化阶段，服务业的产值刚刚超过第二产业。服务业的发展对劳动力的体力要求低于制造业，年龄偏大的劳动力或女性仍有在城市里从事服务业的就业空间。在发达国家，60多岁的人在餐馆做服务员或在航空公司做乘务员的现象比比皆是。 农村人口结构如何调整？
未来中国的严峻挑战是城市部门是否能够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并且创造出越来越多的就业岗位，特别是服务业岗位，从而吸纳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城，使得城市化率不断提高，直至80%以上的水平。我们应该担心的，不是劳动力总量的枯竭，而是未来城市是否具有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能力。
如果城市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不断上升，带来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就必然会在农村出现人口减少。而在当下，一种表现就是空心村的出现。空心村的出现完全是一种不必要担心的情况，这甚至是一件好事。政府应去关心那些仍然留守的人，保障他们的生活质量，而不是采取政策去阻碍空心村的出现。
那么，农业生产又怎么办呢？很多人担心，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农业生产会受到威胁，并且列举出农村现在就出现大量田地荒芜的情况。
农业产出的增长主要取决于相应的土地面积，而不是人口数量。这一点只要看看过去中国的粮食产量就知道。一方面城市化进程在推进，另一方面粮食产量不断增长。随着农村人口的减少，已经出现机器替代劳动的现象，而这恰恰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过程。
与此同时，随着农业人口的减少，大规模的农场将逐渐出现。要知道，当前中国的人均土地面积只有美国的四百分之一、欧盟的四十分之一。人均土地面积小，意味着农业从业人员的收入难以提高。而为了让农业人口的收入不至于太低，政府必然对农产品的价格采取保护措施。如果未来农场面积可以不断扩大，那么，农民的人均收入提高了，大规模农场生产的农产品价格反而可能下降，而政府需要给农业的补贴则相应减少，这是一个多赢的结果。
在这个过程当中，农村人口的结构是一个“内生”变量。当前，恰恰因为经营农业的收入低，所以现在农村的人口结构才是老年人和女性偏多。未来，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农业生产对于年龄和技术要求将不断提高，这会使得年轻的男性劳动力，甚至接受过较好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回流到农业当中去，以适应农业对于体力和技能更高的要求。
我们不能静态地来看待当前农村的人口结构，要知道这样的人口结构是当前经济发展阶段和户籍等制度共同决定的结果。当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当户籍和公共服务歧视这些问题逐渐减弱，很多今天在农村出现的现象，包括人口结构，就会相应地发生变化。 城市化受阻而不是过度？
人们往往把城市化进程中由于其他制度扭曲造成的问题误以为是城市化的错。简单来说，如果在发达国家城市化历史上出现过类似的问题，那么，并不需要过多担心。而在发达国家历史上没有出现过的问题，才是值得担心的，而这往往是中国当下的制度造成的，而不是城市化本身的错，比如农村的老龄化、女性化和留守儿童问题。
如果中国真的到了劳动力枯竭的阶段，那么，我们应该看到农村大规模的农场普遍出现了，甚至应该看到，一些年轻男性和受过较好教育的劳动力回流到农村，应该看到农民已经富有了，城乡差距也由此不断缩小，国家也不需要对农产品价格进行全面的保护了。同时，未来在城市里的服务业，将不断出现年龄较大和女性劳动力，补充其劳动供给。
不管当前中国正在出现什么状况，这里所说的二元经济迈向现代化的过程是经济的普遍发展规律，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不会是人类发展的例外。恰恰相反，特大城市把减少外来人口的子女教育机会当作控制城市人口增长的政绩，倒反而会让这些城市成为全人类的例外。
更重要的是，违反经济规律来办事，只会让自己受损。当前，在特大城市招农民工比招大学生还难。一方面上级领导要求减少外来人口，另一方面基层官员陪着企业偷偷地到外地去招工。更可笑的是，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外来移民还在增长，只是增长速度放慢了，而基层上报的外来人口却在下降。到底哪个数据出了问题，放眼一看全国情况就知道了，其他地方人口在逐渐流出，难道他们是人间蒸发了吗？
劳动力范文第4篇
一、突出工作重点，推动劳动力有序转移
坚持从拓宽出路、凝聚合力、完善体系和基础联动四方面入手，夯实劳动力转移工作基础。
1、大力发展开放型经济，拓宽转移出路。坚持一手抓招商引资，一手抓全民创业。自以来，全县共引进客商投资项目900多个，其中亿元或千万美元以上项目30多个，培育壮大了鞋革、食品、建材等主导产业，仅工业园区就新增就业岗位近3万个，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
2、同等重视招工与招商，凝聚转移合力。坚持把劳动力就近转移作为解决企业用工不足以及促进农民增收致富的突破口。出台了《县科技工业园区企业用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启动了园区企业用工服务试点工作；今年又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工业园区企业用工服务管理办法》。在部署开放型经济工作时，要求县直各单位把服务劳动力就地转移作为工作重点，并下达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园区转移的指导性目标，形成各部门相互衔接、县乡村上下联动抓用工服务的共识共为。春节期间的一星期，该县就为园区企业招聘员工6236人。
3、加快建设劳动保障平台，完善服务体系。一是高标准兴建了县级劳动力市场。总投资达1500万元的县劳动力市场投入使用，全县职介机构全部进入市场开展业务。二是建立并完善了乡级服务平台。全县所有乡镇（街道）劳动保障事务所一次性建制到位；工业园区劳动保障事务所挂牌成立，并与县、乡劳动保障工作机构实行联网办公，资源共享。三是劳动保障服务延伸到村。今年6月份，采取公开组织选聘、实行工资补贴的办法，在居委会、村委会分别选配了劳动保障工作专管员和协管员。今年以来，各劳动保障服务机构累计提供就业服务2.6万人次，帮助1.1万人实现转移就业。
4、完善“三个台帐两个合约”，夯实对接基础。按照富余劳动力转移与企业用工互补共赢的思路，重点开展了“三个台帐”建立和“两个合约”推广工作。一是劳动力资源台帐。根据客商由“要优惠政策”向“要用工保障”转变的情况，进行了第一次全县劳动力资源调查，调查结果有效促成了裕盛的落户；进行了第二次普查；目前基于网络数据库管理的第三次普查也全部完成。二是园区企业用工需求台帐。主动应对农村劳动力由“输出为主”向“就地转移”的转变，对工业园区企业实行了每季度一次用工信息的制度。在此基础上由县劳动保障部门牵头，整合全县企业用工信息，建立了目前每月一更新的用工需求台帐。三是培训机构台帐。全面建立了职业培训机构的管理台帐和学员基础台帐。出台了“三个台帐”管理办法，并实行联网管理，做到“一点登陆、资源共享”。四是引导企业与农村富余劳动力签订转移就业协议。/！/企业对照劳动力资源台帐“按图索骥”，劳动力则按照企业需求台帐“对号入座”，签订转移协议，形成有效对接。为满足重点企业的用工需求，专门成立了“县劳务派遣服务中心”，采取“由中心先期储备培训劳动力，再根据企业需求，及时向企业派遣”的运作模式，实现招工和就业的对接。以来，该中心已为裕盛输送员工1万余人，基本满足了企业的发展需要。五是引导企业与职业培训机构签订定向委托培训协议，提高员工职业技能水平。
二、强化培训引导，提升需求对接水平
坚持把培训引导作为促进劳动力转移的关键来抓，整合培训资源，扩大职业技能培训覆盖面。
1、改革培训体制。一是打破部门界限。选择县职业技术学校作为示范窗口，推进教育部门理论教学与劳动保障部门职业技能培训的“强强联合”。学校提供师资和场地，侧重理论培训；培训机构筹集实训器械，侧重实训操作。二是打破不同培训项目之间的界限。把“阳光工程”、“雨露工程”和“金蓝领工程”有机结合起来，区别不同主体、共同服务企业员工的培训，优先满足重点企业的需求。三是打破不同所有制之间的界限。引导民间资本、企业资本参与开发培训市场。今年以来，该县四所民办学校已完成劳动力转移培训1228人，其中为园区企业培训输送980人。
2、创新培训机制。一是建立校企合作机制。职业培训机构把实训课堂开设到企业车间机台，模拟操作；企业则把新员工的公共培训交给培训机构，实行优势互补。二是建立政企互动机制。由政府部门牵头，选择技术力量雄厚、设备先进但又存在用工缺口的企业，共建培训基地，开展联合培训。承担培训任务的企业除能享受培训补贴外，还有录用受训人员的优先权。如顺誉服装有限公司就通过此种模式，在招收到了急需的300余名职工。
3、激活培训模式。一是积极引导定向订单式培训。依托企业用工需求台帐和培训机构台帐，引导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定向培训协议。今年以来，培训机构与园区16家企业签订了5750人的培训协议，目前已培训员工5405人。二是鼓励开展企业自主式培训。如旺旺食品有限公司坚持每周开展一次技能考核培训，在竞争中增强职工自主学技术、增本领的动力。三是认真抓好劳务储备式培训。引导培训机构对接园区企业的用工需求，强化制鞋、缝纫、纺织等专业的培训，并在田心、塔下和南港等乡镇建立培训基地，培养和储备一批实用技能人才。以来，已组织转移培训6680人次。
三、优化就业环境，实现劳动力稳定就业
坚持把留住员工作为巩固劳动力转移就业的关键来抓，合力优化就业环境，推动劳动力就近就业。
1、畅通返乡就业渠道，鼓励在外人员就近转移。县委、县政府坚持每年寄送《致在外务工人员的 一封信》，传递家乡发展的信息；组织劳动保障部门前往广东、江浙等地走访在外务工人员，动员返乡就业，并给予差旅费补贴；利用春节期间在外务工人员回乡较为集中的时机，组织开展走访、慰问、座谈等活动，同时联合用工企(来源：文秘站 ）业召开专场招聘会，吸引各类人员就近就业。目前，该县在外务工人员由高峰时期的5万余人下降到目前的3.1万人。
劳动力范文第5篇
刘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劳动力”、“工资不变”和“资本家剩余”三个基本假设的基础上阐述了二元经济的发展过程：欠发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一个是以传统生产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很低、收入仅够维持生计的传统部门；另外一个是以现代化方法进行生产、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超过传统部门的城市工业部门；传统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劳动力供给的弹性是无限的，因此工业部门只要支付略高于农村维持生计收入水平的工资，就会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应；二元经济的发展表现为一个现代部门不断扩张和传统部门逐渐缩小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通过收入分配向利润倾斜所导致的现代部门迅速的资本积累以及现代工业部门从传统部门吸收劳力和经济剩余来实现的（刘易斯，1989/1954）。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国内学者的研究大都从我国城乡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的现实出发，分别对我国城乡二元分割的劳动力市场进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论成果丰富，对策建议也具体，但这些研究更多地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概念狭义地局限在农村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单向流动。而笔者认为，劳动力要素的流动应该体现出三个方面，劳动力要素从农村流向城市，劳动力要素从城市流向农村，劳动力要素在农村与农村之间流动。从研究现状来看，国内学者更加注重对第一种情况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