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工业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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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工业革命范文第1篇

政府对经济的强力干预

在工业化过程中,德国的国家权力发挥了巨大作用,远超英、法、美等国。18世纪,德意志的一些大邦,特别是普鲁士,建立了开明专制主义制度,主张通过政府的鼓励和参与来发展民族工业。德意志各邦政府利用人民复兴国家的民族意识,制定一系列政策,促进经济、教育和科技的发展。在军事工业方面,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尤为突出。法国大革命扫荡了德国贵族社会的基础,代之以资产阶级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普鲁士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1807年废除了农奴制,农民获得解放,成了自由的公民。农民可以自由结婚,自由迁徙,并从事任何行业。19世纪上半叶,德国各邦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农业改革和社会改革。建立中央银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改善交通运输,设立铁路基金,对铁路实行严密监督,实行保护关税制度。德意志各邦统治者被臣民期望在经济发展中起积极作用。普鲁士可作为一个代表,普鲁士政府拥有铅、铁、银、锌矿。1850年普鲁士国有化的盐矿产量占总产量的80%[5](P72)。德国统一后,随着中央集权政府的建立,德国经济开始真正进入高速发展时期。德国通过强有力的政权推行经济一体化。国家大力推动铁路建设,将普鲁士银行改建为帝国银行,开设新的银行,为工业发展提供资金[6]。兴建公用事业,扶植私人企业,并通过联邦银行直接参与工业投资。从70年代上半期开始,帝国政府相继颁布了商业法、营业自由法、民法、迁徙自由法、度量衡法、保护国外商业法,以及对邮政、交通和金融机构事务的管理法等。1873年政府公布货币法,规定帝国马克为惟一的支付货币,取消各邦货币发行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5](P159)。邮政和度量衡体系也统一起来,这些都有利于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国家还统一经营管理铁路及交通运输事业。从1879年起,实行保护关税政策,提高进口税率,保护了发展中的国内工商业。同时,还在整个帝国内实行职业和迁徙自由。这些举措彻底结束了统一前各邦经济的分离状态,促进了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扫除了德国工业革命前进道路上的障碍。

雄厚的教育和科学基础

在世界近代早期,德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比英、法等国落后,但在文化教育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尤其是教育普及的程度居世界各国之首。在初等教育方面,德国成为近代西方国家最早实行普及义务教育的国家。从16世纪中期开始德意志境内各邦先后颁布了普及义务教育法(如1559年威丁堡、1619年魏玛等)。1717年10月23日普鲁士规定实行普遍义务教育。在中等教育方面,17、18世纪德国中等教育的主要形式是文科中学,培养医生、律师、牧师和政府官吏等社会上层职业者。18世纪出现了实科中学,典型的有1708年席姆勒创办的“数学、机械学、经济学实科学校”和1747年赫克开办的“经济学、数学实科学校”等。在高等教育方面,1694年建立了欧洲第一所新式大学———哈勒大学,被誉为“现代大学的先驱”。到18世纪末,德国所有大学都按哈勒大学的模式进行了改革。19世纪上半叶的教育改革更使德国处于领先地位。洪堡进行了包括学制、课程、教学方法、考试、学校管理、师资建设等内容的全面教育改革,建立起一套崭新的教育制度。在哲学家费希特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下,德国开始整顿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1810年创设柏林大学,1821年设立以技术教育为主的柏林实业学校,各地纷纷设立中等技术教育学校[7]。教育制度改革的成果,到19世纪中叶开始产生影响。在德国工业革命中起到先驱作用的柏林机械工业的核心人物玻尔西希就毕业于此类学校。其中尔斯鲁厄工业大学(1865年)、慕尼黑工业大学(1868年)、亚琛工业大学(1870年)、柏林工业大学(1879年)等学校,到19世纪后半叶发展为高等工业学府,为工业革命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德国统一后,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教育法令,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制。服兵役和受教育成为公民的两项基本义务。70年代德国完成了近代教育革命,德意志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大为改善。全德的文盲率,1841年是9.3%,1865年是5.52%,1881年为2.38%,1895年降至0.33%。学龄前儿童的入学率在60年代已达到百分之百。德国还十分重视技术教育,大力发展工科大学,1898年,德国9所工科大学在校生超过万人。政府还十分重视职业教育,1900年仅普鲁士就有工业补习学校1070所,还规定18岁以下青少年必须进补习学校学习。在高等教育方面,教学与科研、基础训练与专业训练相结合以及倡导学术自由的原则,已成为高等教育办学的普遍模式。还在大学和高等技术学校扩建教学和研究机构,使大学成为教学和科研的园地。一些大学还成为某一专业研究的人才基地。基森大学被誉为“化学家的摇篮”,哥廷根大学成为数学家荟萃之地。德国涌现了一批集科学家、工程师和企业家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正是他们的创新成就使德国成为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中心。德国还注重系统学习英美法等国的工业化先进经验。国家组建了许多科学研究机构,如国立物理研究所(1873年)、国立化工研究所(1877年)和国立机械研究所(1879年)。德国还创建了“威廉皇帝科学促进协会”。皇太子弗里德里希夫妇请西门子到皇宫作电学演讲。1885年俾斯麦50大寿,曾从250万马克国民捐赠中拿出120万用于学位补贴。俾斯麦还鼓励学生去学习世界高新科技。德国的教育普及程度也相当高。在校学生人数显著增加。1871年至1896年,仅普鲁士的初等学校在校学生人数从390万多人增至523万多人。中等学校的在校学生人数由1885年的24万多人增至1911年的66.4万多人。高校在校学生人数也明显增加。在德国先进的教育背景下,一批作出开创性贡献的自然科学家涌现出来,如发现无线电波的亨利希•赫茨和发现X光的威廉•伦琴等。实用科学研究的代表人物是集工程师、发明家、大企业家于一身的维尔纳•西门子,他创立了西门子公司,1886年还创办国立物理技术研究院。著名经济史学家卡洛•M奇波拉对此评论说,正是德国人在19世纪下半叶对科学的偏爱使德国工业化比英国和美国工业进展更快。德国科学和教育的昌盛,为第二次工业革命提供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和技术条件,是德国后来居上并呈跳跃式发展的基本原因[3](P116)。

注重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以及新技术、新工具的使用

德国很早就注重科学技术向生产力转化。19世纪初,洪堡提出了“教学同科学研究相统一”的原则[8],德国大学由单纯教学型逐渐转向教学———学术研究型。大型的工业公司都筹建有独立的研究部门。德国注意科学技术与经济的结合,把科学引入生产领域[9]。德国能够充分利用英国、法国和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发展的最新科技成果。德国在统一后更是如此。政府鼓励采用新技术装备煤炭、钢铁等重工业和化学、电气等新兴工业。德国人在吸取最新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突出地表现了自己的创造力。19世纪后半期,德国在学习外国先进科技的同时,完成了科学研究向应用方向的转变。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典型特征的。19世纪60年代后,电力取代蒸汽机成为新的动力源。对近代德国电气工业的发展作出最重大贡献的是西门子和埃米尔•拉特瑙。西门子是将科学技术发明迅速运用于工业的代表人物。1866年,他在法拉第电磁感应原理的基础上制出第一架大功率直流发电机,首次完成了将机械能转变为电能。1879年,他又发明了电动机,将电能再转变为机械能,西门子公司因而成为强电流方面最主要的公司。他还建造了第一条电车轨道。拉特瑙则将爱迪生发明电灯的专利从美国带回德国,于1883年创办德国爱迪生公司。电机制造、输电设备以及其他电器工业作为新兴的工业部门在德国迅速崛起。在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方面,德国在19世纪70-90年代相继完成了一系列发明和改进。以内燃机为动力的机车、轮船、飞机、汽车等新型交通工具陆续出现,汽车工业、石油开采业等新兴工业部门也在德国迅速发展起来。钢铁工业成为德国工业领域中最强大的主导性部门,同样是采用了新的技术发明。19世纪70年代后期,英国托马斯通过向衬有白云石的贝塞麦转炉中掺入石灰的方法,解决了含磷铁矿石的脱磷问题。1879年,莱茵钢铁厂和霍尔德尔联合会等德国钢铁企业及时引进这一专利。是年,德国生产托马斯钢1782吨,贝塞麦钢46.5万吨。到1913年时,德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金属生产国和最大的金属出口国。从19世纪90年代初开始,德国生产的生铁、钢等成了当时欧洲价位最低的产品。德国的煤炭工业的迅猛增长得益于新的矿井设备和开采机械等的使用。1894年安东尼•拉基发明的快速钻探机在亚亨地区的采煤业中开始运用。1902年,威斯特发仑地区开始将凝固工艺运用于矿井中,扩大了可开采矿区。19世纪80年代,电力矿用铁路开始投入使用。19世纪末,矿井汲水开始运用电动泵和电动马达驱动的通风机。采煤工具出现了开采锤、簸动输送机等新设备。新技术和新工具的使用,使得德国采煤业规模扩大,煤炭开采量迅速上升。石煤开采量由1871年时的2900万吨猛增到1913年的19000多万吨,增长5倍[10]。德国化学工业也大力应用新工艺和新成果。霍夫曼培养出一批杰出的科学家,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随着德国在有机化学结构理论研究方面的进展,有机化学在煤焦油的综合利用等领域出现了突破,陆续制造出了人造染料、塑料、橡胶和纤维等合成物质。19世纪90年代后,催化、电解工艺等新科技的出现成为化学工业发展的新动力。德国化学工业大规模推广电能等新能源在强碱电解和大气氮肥生产等方面的运用,将化学工业和新科技紧密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德国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潮中,德国不仅在科学领域出现了威廉•伦琴、马克斯•普朗克等一批科学巨匠,而且在技术领域产生了一系列应用性的新成果。德国在将科学技术运用于生产的环节上动作十分迅速。在苯胺染料、电动机制造等从理论到应用,德国比英、法等国要快3-5年,使得许多发明出现了“英法开花,德国结果”的状况。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在全世界42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中,有14名来自德国。这些成就促使德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遥遥领先。

阿尔萨斯和洛林及赔款的刺激作用

1870年普法战争后,德国从法国夺取了阿尔萨斯和部分洛林地区,这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德国经济的发展。18世纪,阿尔萨斯成为法国最富裕和欧洲最先进的地区之一,也是法国最先进的纺织工业基地和发达的工矿业区,而且此地还有丰富的原料和铁矿,尤其是洛林地区。洛林的矿藏生产量在1857-1869间从10900吨增加到42000吨,增长了3倍。这些矿藏对德国工业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19世纪90年代洛林发现了蕴藏丰富的磷酸铁矿石,非常适合那时新出现的炼钢技术。而且,丰富的盐、硫、褐煤为德国工业提供重要的原料,施塔斯富特附近独特的钾盐更是促进了德国化学工业的发展[11]。阿尔萨斯、洛林拥有150万居民,它们的割让,对德国工业发展的意义巨大,使德国棉纺工业扩大1/2以上,并使德国的钢铁、化学工业拥有了丰富的铁矿资源和钾盐矿藏。特别是洛林的铁矿,日后与鲁尔的煤矿联合起来成为德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保证了德国钢铁生产国的地位[12](P46),还直接影响到德国机械技术的确立,对德国工业革命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同时,根据法兰克福和约,德国从法国得到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1873年,法国以公债形式筹资,提前还清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德国利用这笔巨款巩固了金本位制和偿还了国债,并用于工业建设和加强军备,为工业发展注入了充裕的资金[12](P45)。战后四年,在德国兴修的铁路、工厂、矿山等等,比过去25年中建造的还要多。同时,数十亿法郎流入德国,使德国证券市场空前活跃,德国形成了一股创办企业的热潮。

第二次工业革命范文第2篇

第一次工业革命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中；第二次工业革命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第三次工业革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到现在。

2、基本介绍：

（1）第一次工业革命革命是以工作机的诞生开始的，以蒸汽机作为动力机被广泛使用为标志的。它使工厂制代替了手工工场，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使依附于落后生产方式的自耕农阶级消失了，工业资产阶级和工业无产阶级形成和壮大起来。

（2）第二次工业革命使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的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军事，科技、和生产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大大加强，垄断组织应运而生。

第二次工业革命范文第3篇

第一次工业革命：指18世纪60年代从英国发起的技术革命，是技术发展史上的一次巨大革命，它开创了以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这不仅是一次技术改革，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第二次工业革命：指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和美国、日本的资产阶级革命或改革的完成，促进了经济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人类进入了“电气时代”。

（来源：文章屋网 ）

第二次工业革命范文第4篇

关键词：第三次工业革命；产业组织模式；转型

中图分类号：F4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76X（2014）01002707

一、引言

《经济学人》在2012年4月《第三次工业革命：制造业与创新》的专题报道中描述了目前正在发生的由技术引领的制造业的深刻变化。2012年6月美国著名未来学者里夫金的著作《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中文版的面世，使得“第三次工业革命” 成为2012年度最炙手可热的词汇。2013年以来，“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媒体的显示度集中爆发。无论视角或语境有何不同，对于人类正在迎来一场划时代的技术和经济大变革这一判断，越来越趋于共识。同时，新一代信息技术、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和新能源等，已成为描述和讨论这场变革基本特征的“关键词”。

制造业正在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范式转变，这一转变将型塑全新的制造业产业组织模式，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将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变。作为产业运营的组织载体，产业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在影响着企业绩效和产业结构的同时，也决定着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大小和国家竞争优势的强弱。因此，对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及其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进行深入研究，分析产业组织模式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做好前瞻性的战略部署和政策应对，对实现中国制造业产业升级与转型、提升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有着深远意义。

二、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与内涵

进入21世纪以来，能源危机、生态危机、气候危机和金融危机的集中爆发，表明以煤炭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为基础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业已日薄西山。贾根良＼[1＼]认为，在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 第六次技术革命浪潮是着力解决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问题的技术革命，涵盖了可再生能源、新材料、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生物电子和3D打印机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产业应用。兴起之际，重新反思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利与弊，寻求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是新时期各个国家走出危机重振经济的必由之路。在此背景下，里夫金＼[2＼]从能源结构与信息技术所构建的经济系统入手，提出了以“能源互联网”为核心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概念图式，而新能源革命与信息技术革命是这一概念图式的中轴。里夫金＼[2＼]认为，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10年的信息与通信技术革命所内生的分布式发散式通信的特性与不可再生化石能源的集中化体制及“集中生产，全球分销”的商业基本结构的内在制约因素发生矛盾，依赖化石能源的经济发展模式的不可持续性、新通信技术与第二次工业革命能源结构及能源体制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内在动因。而历史的经验亦表明，走出经济危机最根本的动力是技术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为全球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提供重要动力，是当前全球摆脱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

里夫金＼[2＼]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智能化、数字化和信息化技术的发展为基础，以现代基础制造技术对大规模生产流水线和柔性制造系统的改造为主要内容，以基于可重构生产系统的个性化制造和快速市场反应为特点，以“能源互联网”为本质特征的工业革命。新通信技术与新能源体系的有机融合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根本内涵，在通信技术和能源有机结合的经济体系中，通信技术充当中枢神经系统，对经济有机体进行监管、协调和处理；与此同时，能源起到血液的作用，为将自然的馈赠转化为商品和服务这一过程提供养料，从而维持经济的持续运行和繁荣。分布式发散式的新一代互联网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可再生新能源体系的结合将创造全新的经济系统，将对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意识与观念等各个方面产生深远的影响，并将使全球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配置方式发生革命性变化，将导致社会生产方式、制造模式和生产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要变革。

三、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分析

本文从三次工业革命在技术经济特征、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组织特征的演变视角入手，探讨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所产生的影响。

如表1所示，第一次工业革命发生在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其开创了蒸汽时代，以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进为驱动力，以煤铁钢为主要能源，这一时期铁路和蒸汽机得到了广泛应用，机器取代了手工工具，规模化的工厂相对于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来说，规模经济效益有所体现，企业横向规模得以扩大且资本集中度得以提高＼[3＼]。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人类进入电气时代，电力得到大规模使用，石油成为最主要的能源，更高效的钢铁冶炼法得以应用，科技与劳动开始紧密结合，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的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成为该时期产业组织的主导模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发生在21世纪初，人类进入信息时代、数字智能时代和新能源时代，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成为主要能源，技术创新得以深化，分散化、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和合作式生产方式成为主流，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转型为网络状模块化生产网络。

表1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产业组织模式和产业组织特征比较

1发生时间1时代1技术经济特征1产业组织模式1产业组织特征第一次

工业革命118世纪中期到19世纪末1蒸汽时代1以煤铁钢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报刊、杂志以及书籍等印刷材料为主；铁路、蒸汽机得到广泛应用；工厂机器生产代替作坊手工制造1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模式1分散的家庭作坊、手工工场转向规模化的工厂模式；但规模经济特征不显著；市场集中度较低；市场进入壁垒较低；以局部创新为主，由中小企业主导第二次

工业革命120世纪初期到20世纪末1电气时代1以石油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电话、收音机和电视机为主；电力、汽车、燃油内燃动力机得到广泛应用；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机器生产代替工厂生产1垂直结构、

中央集权的

大企业集团1规模经济特征显著；市场集中度较高；市场进入壁垒提高；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由大企业集团主导；经济性集中垄断形成第三次

工业革命121世纪初本文沿用里夫金[2]关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定义，考虑到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主要发生在21世纪初，因此，本文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拟定为21世纪初期。至今1信息时代

数字智能时代

新能源时代1以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为主要能源；通讯方式以互联网为主；能源互联网、3D打印得到广泛应用；分散化、个性化、就地化、数字化和合作式生产代替机器生产1网络状模块化生产网络1规模起点低；市场集中度降低；市场进入壁垒下降；以模块化创新为主，由中小企业构成合作网络的主导；可竞争市场结构形成资料来源：笔者根据相关材料整理。

里夫金＼[2＼]认为，历史上的工业革命均是能源技术与通信技术结合进而引发重大的经济转型。第一次工业革命由煤炭与印刷技术相结合，从作坊手工式生产过渡到工厂机器生产，呈现出机械化、规模化和体系化的工厂组织模式，这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以局部创新为主。第二次工业革命由石油与电力技术相结合，以标准化、规模化、自动化、大批次和流水线生产方式为主流，由当时的工业革命背景以及技术经济特征所决定，经济创新是以系统集成创新为主，产业组织模式从而呈现出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的特征。第三次工业革命则是近年来才发生的，互联网与新能源的结合在本质上趋向于社会化、民主化的共享合作机制，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和新能源体制都迎合了全球日益个性化的需求，并催生了大规模个性化定制的生产需求，与之相契合，以具备外部规模经济和创新成本优势的模块化创新将取代系统集成创新而成为创新的主导方式，进而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大企业集团将解体分化为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

具体而言，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产业组织模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内部规模经济逐步弱化，“生产池效应”逐步显现

对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工厂规模型企业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公司规模型企业来说，生产的规模经济与企业的规模是密切相关的，如同钱德勒＼[4＼]所指出的，由于替代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较少，系统集成创新条件下的技术进步相对缓慢，追求规模经济成为企业降低平均成本的最主要途径。而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背景下，信息技术、数字智能技术和新能源技术的应用在极大地提高企业生产效率的同时，改变了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前提，使得企业可以实现“创新与生产的分离”＼[5＼]，而分散合作式的生产方式可以以较低成本大规模地生产出个性化的定制产品，全球化的资源在分散而又合作的扁平化生产网络中得以有效利用，市场规模在经济全球化、产业融合化和市场均质化等因素的作用下迅速扩大，单个企业内部的规模经济效应逐步弱化，进而转化为全球化生产网络的外部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曾经以内部规模经济获得竞争优势的由纵向一体化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将逐步过渡到由多个国家不同企业所共同组成的全球价值网络进行生产，大企业集团逐步采用归核化战略与集约化战略，垂直解体分化为中小型企业并逐步融入全球价值网络中，成为网络上的一个环节或节点，大量“弹性专精”的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与生产制造能力在全球化的生产网络内实现合作共享，形成了生产网络的“生产池效应”＼[5＼]。

2产业集中度和规模起点逐步下降

第一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工厂型规模经济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造就的公司型规模经济，都使得大企业的竞争优势突显，这就使得产业集中度较高，最低有效规模的起点较高。如同马克思所预言的：“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在正常条件下经营某种行业所需要的单个资本的最低限度提高了”[6]。因此，“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按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6]。而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将使得“分散生产，就地销售”的生产组织模式成为可能，新一代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研发和应用将在各个层面提高企业的生产与创新能力，企业生产与创新的综合成本将大幅降低，中小企业的优势将逐步显现，因而行业竞争性将不断增强，替代性竞争和潜在进入竞争加大，产业集中度不断降低，规模起点不断下降。另外，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也将彻底改变产业的竞争模式，技术的融合将使得新产品研发与应用的成本大幅降低，具有相同或相近功能的产品的开发与使用周期缩短，不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新兴产业，其市场范围将不断扩大，产业集中度也将随之降低。如20世纪80年代，发电企业的最小效率规模为900兆瓦，最近20年来最小效率规模缩小为100兆瓦，各国新增的许多发电企业规模明显变小和分散＼[7＼]。而中国五大发电集团，个个都是“巨无霸”式企业集团，但其规模基础并不是单一企业的规模，而是遍及各地的众多中小企业的“归大堆”简单叠加。这种企业组织的技术或生产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并不显著，充其量具有管理意义上的规模经济效应，而这种规模经济效应的实质在于“市场势力”和“议价能力”。石油、铁路、邮政和航空等诸多传统垄断行业也大都如此。而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能源民主化的合作共享机制的有机结合，将大大弱化大企业集团的所谓规模优势和竞争优势。

3市场进入壁垒逐步下降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为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新能源技术的飞速发展、产品生命周期的缩短与多变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态——模块化生产网络得以出现。柔性生产与敏捷制造使得资产的使用范围更广，功能更多，降低了资产专用性程度，从而转移和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同时柔性生产、敏捷制造与模块化生产网络的产生使得企业内及企业间的契约柔性化出现了以战略联盟、合同制造和替换性工作安排等形式结成的柔性契约网络。这种柔性契约网络一般不采用一次性合同的形式，而是提供许多可供选择的灵活条款，在低成本地实现投入多样性来满足个性化需求的同时，降低了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程度，减少了企业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在两者的综合作用结果下，最终将使得市场进入壁垒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

4中小企业的创新与生产优势逐步显现

第二次工业革命是以集中化的工厂生产为基础，并采用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少数工业巨头实现了对创新和生产的双重垄断。但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化石能源的垂直中央集权结构将被打破，形成一种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新能源与互联网的结合，使得每个个体均可成为新能源的生产者和收集者，所生产和收集的新能源再通过新一代互联网技术在云储存终端中实现共享，这一机制必将打破第二次工业革命所依存的权力封闭空间，使扁平化、社会化和民主化的合作机制得以产生，而这一机制与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体制是格格不入的。与可再生能源新的生产方式一样，以3D打印为基础的数字化生产可以使每个人都成为生产者，每个人都可以建立家庭式工厂，通过在线交流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制造，从而出现了“社会制造”的生产方式。与传统工厂经营模式不同，在新型智能化工厂帮助下，网络用户不需要生产车间就可实现设计的量产和销售。由此可见，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大规模定制、社会化生产、平台型企业、网络化组织和开放式创新等将更为普遍，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将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将更为重要，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将更为突出。

5可竞争市场结构逐步形成

以Powell＼[8＼]为代表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认为，市场是不是可竞争的，仅仅取决于是否存在沉没成本。在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的情况下，企业通过“打了就跑”（Hit and run）策略，实现对任何一个具有高额利润部门的进入与退出，从而使得无论市场现存的企业数量是多少，只要沉没成本为零或较小，潜在进入者的竞争压力将使得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的帕累托最优水平。第三次工业革命分散化、个性化和就地化的生产方式与网络状模块化的产业组织模式相结合，极大地降低了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资产专用性，减少了市场进入与退出的沉没成本，有利于可竞争市场结构的逐步形成并将进一步弱化大企业集团的规模经济效应。

总而言之，第三次工业革命以制造业的数字化和智能化技术为核心，大规模全球化和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方式为主流，工业时代的规模经济逐渐弱化，网络时代的合作经济开始兴起＼[9＼]，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从而逐渐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网络状的组织模式转换，可竞争市场结构将逐步形成，创新型中小企业的作用更为突出，生产者与消费者的互动关系更为紧密，对市场需求的快速反应能力更为重要。大企业集团将遭遇“大而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的尴尬局面，经济社会将回归到“小的是美好的”（Small is beautiful）组织状态。

四、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业政策分析

1厘定政府在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的作用

里夫金在《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一书中指出了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应发挥重要作用：“第三次工业革命并不会凭空而来，经济革命并不会从创造者和企业家的组合中不可阻挡地迸发，我们不能想当然地认为一旦有了新的技术、产品或服务，市场就会及时有效地做出反应。新通信技术和新能源的融合需要政府的积极推动，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都需要政府以公共投资形式积极参与其中，进行基础设施建设，通过建立新的规章制度和标准对新兴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并通过不同的税收激励机制和补贴确保新经济秩序的发展与稳定”[2]。在里夫金看来，当下急需政府积极引导，带领社会和民众转变观念，树立“生物圈”意识，走出债务危机和环境危机，引导和推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

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二十年前，国际资本进入美国，南卡州只能在税收、贸易以及投资政策等方面向海外制造商倾斜，以换来产业升级换代。二十年后，奥巴马政策祭出同样手段，用税收、贸易和投资政策倾斜来提振制造业。在涉及制造业领域，尤其是高端制造业复苏的重要环节，如基础性科研支持、劳动力资源的教育培训以及立法和规范环境等方面，美国政府积极出台了较为完善的政策。美国商务部报告表明，美国制造业出现了对外投资下降和税收利润上升的趋势，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开始生效，实体经济显现振兴迹象。因此，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开花结果，我们应正视政府在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上的积极作用，充分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职能，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多方位入手，构建完善的产业支撑与服务的政策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国有企业的先行引导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2制定科学合理的产业结构政策，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与融合发展

美国“重振制造业”战略的核心是以制造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和主导产业，通过制定各种产业政策将制造业回流至美国本土。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重振制造业的重心是做大做强传统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形成高端制造业中心集群。仍以美国制造业重镇南卡州为例，21世纪的前十年，由于成本和市场因素的原因，以纺织业为代表的美国南卡州传统制造业步入垂暮状态，工厂大量关门停产，制造业部门失业率大增。而2010年以来，与美国“重振制造业”与“再工业化”的国家战略相契合，南卡州成为美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浓缩样本。在商品端的纺织业务渐成明日黄花时，纺织业及相关产业中有科技含量的部分焕发生机。南卡州迅速转身为美国高端复合材料的制造中心。目前，在南卡州聚集了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高科技纺织企业。因此，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上，应避免片面地追求在产业结构上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升级，更应该注重产业内部向产业链高端的转型与升级＼[10＼]，同时强化各个产业之间的融合发展。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深化第二和第三产业融合发展的趋势，实现信息技术向工业、服务业的全面嵌入以及制造技术的颠覆性创新，并将打破传统的生产流程。制造业和服务业将沿着产业链加深融合，产品从设计、生产到销售各个环节的联系更加紧密，将有力地推动传统制造业加快升级步伐，推动中国先进制造业实现高效发展，推动生产业向高端发展。另一方面，第三次工业革命将会催生一大批新的产业群体和经济增长点，新材料、3D打印和工业机器人等将成为制造业中最活跃的行业，从而进一步拓宽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和范围，为这些产业发展创造出更广泛的机会＼[11＼]。

3坚定不移地实施反垄断政策，实现对垄断行业的竞争化改造

21世纪以来，中国通过政企分离、纵向拆分和横向切割的手段，为电信、电力、民航和石油等传统自然垄断行业引入了竞争机制，但总体上垄断行业改革至今仍未破题，铁路、邮政等行业仅仅是实现了政企分开，仍维持着一家独占的垄断局面。石油、电信和电力等众多垄断行业的寡头格局坚如磐石，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巨无霸”式公司巍然屹立于世界500强前列，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内在要求的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组织模式格格不入。垄断行业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扰使得垄断行业改革陷入了“持久攻坚战”状态。不危言耸听的是，如果不拿出破釜沉舟、不破不立的勇气和决心来改革垄断行业的话，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将无法推进，在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机遇下，为有效把握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中国政府应坚定不移地深化垄断行业改革，进一步引入竞争机制，塑造可竞争市场结构，并严格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为此需要把现有垄断行业改造为竞争性行业，使市场真正成为资源优化配置的基础机制，为促进第三次工业革命提供良好的市场土壤和竞争环境。

4优化调整审批政策与补贴政策，引导资源的优化配置

要顺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潮流、把握住新能源互联网这一“机会窗口”的历史性机遇，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产业引导至关重要。目前，国务院第六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已开始实施，通过取消171项、调整143项行政审批项目，为进一步扩大市场自主范围、强化市场竞争机制提供了制度基础。下一步在调整行政审批项目方面，务必要协调好中央与地方两级政府的利益关系，在审批政策上向节能环保、新能源和新材料等绿色产业倾斜，引导企业进入制造业的高端环节、新兴产业的核心技术与品牌营销环节，扭转战略性新兴产业“两头在外”的不利局面，化解投资紊乱、无序竞争、同质竞争和产能过剩的难题，促使企业和优势资源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关键领域。与此同时，第三次工业革命是以新能源为主要驱动力的，因此，为了与产业发展目标及产业政策相配套，中国在实施补贴政策时应该考虑到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的经济结构特征，在补贴对象、补贴额度、补贴方式和补贴监管等方面即时推出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相匹配的补贴政策体系。目前，中国能源补贴仍以化石能源补贴为主，这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方向背道而驰，应当引入竞争性补贴政策，尽可能地规避专向性补贴，同时能源补贴政策应向分布式能源发电做出适当倾斜，为更有效地节能减排提供经济激励，降低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能源单耗。对移动互联网、物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补贴政策目前存在“搭便车”、补贴效果不理想和补贴机制不完善等问题，下一步应将补贴用于促进企业开发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等方面，以市场为导向，积极推广市场化特征明显的应用项目，通过应用项目的商业化来验证新技术和培育新市场，进一步推动新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并通过加强补贴资金的监管，发挥出补贴政策的导向作用与乘数效应。对传统制造业的改造与升级方面，在以中小企业为主体从制造业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升级过程中，应当对中小企业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提供相应的补贴与支持，解决其在升级过程中自身无法克服的资金短板问题。

五、结论

在第三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分布式分散式的新通信技术与社会化、民主化的新能源技术的有效结合将最大程度地释放合作性权力的效用，打破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扁平化、社会化和竞合化的合作模式转变，这对制造业产生的最深远影响便是生产方式的转变，即由大规模标准化制造向大规模个性化定制转变，产业组织模式为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将由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向全球化的生产网络转型。但是，目前中国传统能源、电力和电信等与第三次工业革命紧密相关的行业都处于垄断状态，这些垄断行业的改革远未破题，传统的能源结构与能源体制不可避免地会发挥其巨大的能量与作用对现有的经济结构、经济体制发生影响，维护现有的经济环境特性，阻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产生和发展，进而维持其垂直结构、中央集权的组织模式，延缓产业组织模式转型的进程。传统垄断行业所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团已成为一股可以与国家公共利益进行博弈的势力，具有干预和把持改革的能量，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的进程。第三次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既是技术创新的革命，更是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组织和意识等方面的重大变革，而任何制度变革都会受到既得利益集团千方百计的阻碍与反对，只要既得利益集团长期强大，第三次工业革命在中国推进的步伐就会受到拖延甚至停滞。如果任由既得利益集团发展，我们必将错失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机会窗口”。基于此，我们必须通过发挥政府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和垄断行业改革中顶层设计和政策推进的积极作用，从产业结构政策、竞争政策、反垄断政策、审批政策和补贴政策等各个层面入手，塑造全新的改革和发展的动力机制，扶持新兴产业利益集团与既得利益集团相抗衡，利用市场的力量促进垄断行业改革的深化，实现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既定目标。

当下，美国和欧盟“再工业化”、“重振制造业”战略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它们意欲牢牢掌控制造业的高端环节，而中国周边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制造领域的低端环节抢占市场。在两头挤压的国际竞争舞台上，中国应该把握好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历史趋势和机遇，以新通信技术和可再生新能源技术为支点，推动产业组织模式的转型，进而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升级，这才是实现中国经济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的根本。

参考文献：

[1]贾根良第三次工业革命与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思维——来自演化经济学和经济史的视角＼[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2）：43-52

[2]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M＼] 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

[3]保尔·芒图十八世纪产业革命＼[M＼] 杨人楩，陈希秦，吴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186-192

[4]小艾尔弗雷德·D·钱德勒企业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工业资本主义的原动力＼[M＼] 张逸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28-139

[5]Schilling， M A Toward a General Modular Systems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 to Interfirm Product Modularity＼[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2000，25（2）：312-334

[6]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687-688

[7]World Bank Reforming Infrastructure：Privatization， Regulation， and Competition＼[R＼]World Bank Report， 2004

[8]Powell， WHybrid Organizational Arrangements： New Form or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J＼]California Management Review，1987，（Fall）：67-87

[9]彼得·马什新工业革命＼[M＼]赛迪研究院专家组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35-37

[10]肖兴志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49-51

第二次工业革命范文第5篇

其实，在这个话题的背后是朱晓明对第三次工业革命及其战略的思考。“这或许是一场颠覆我们从前习以为常的理论和概念的革命，全球经济都将面临新的挑战。机遇在哪里，需要我们所有人思考。对于商学院来说，在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大挑战、大机遇中，更要先行一步进行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教学手段的探索，这样才能帮助中国企业家和创业者们寻找到正确的努力方向。”

第三次工业革命将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社会？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将遭遇什么样的挑战？在我们的身边又将蕴含什么机遇？记者日前采访了朱晓明，聆听了他的独到见解。

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不太重要，没有太大的权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变得非常重要，拥有更多的权利

3D打印技术揭示了什么？朱晓明认为，至少是一种添加型、个性化的生产模式已经开始。举例说明：使用3D打印机的创意产品社会化的电商Quirky的运营模式是这样的：吸纳各种想法，然后放到脸谱上测试受欢迎程度，选择受欢迎的产品在电脑上具体制作，再通过打印机打印出来，最后为产品定价销售。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成为了产品或者服务的制造者。现在这样的生产模式还不多，但假以时日一定会走向普遍。

3D打印技术只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种表现形式。第三次工业革命实际上是一场关于数字技术与数字化的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作者杰米里·里夫金认为，互联网技术、可再生能源可结合起来，为第三次工业革命创造强大的基础设施。《当我们变成一堆数字》作者斯蒂芬·贝克说，数字科学家已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个领域，他们正面临新的挑战，不仅要描述网络用户的品位和嗜好，而且要洞悉人类不断变化的心情。

这场数字化革命使更多的定制化产品、服务和促销信息得以实现：市场营销者可以建立和维持与顾客的关系；可以收集和分析日趋复杂的消费者购买方式和个性特征方面的数据；可以使得消费者更容易也更有效地寻求到更多关于产品、服务和价格的信息。

这其中有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消费者地位的转变：在前两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不太重要，没有太大的权利；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消费者变得非常重要，拥有更多的权利。

第三次工业革命正深刻地改变第一次、第二次和第三次产业。例如应用IBM的SmartCloudTM技术，意大利渔业（第一次产业）的生产者可以大幅提高收益。至于第二次产业方面，杰米里·里夫金介绍得很详细，他说，更聪明的计算机软件、新材料、更灵巧的机器人、网络制造业服务商和新的制造方法会推动制造业数字化的发展。第三次产业从第三次工业革命中也受益良多。以阿里巴巴金融为例，它是一家主要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企业。大家都知道，小微企业融资难，因为外人很难了解其真实情况，贷钱给它们有一定风险。可阿里金融做到了。阿里金融的不良贷款率仅为0.9%。阿里金融靠的是数字技术。由于任何个人和企业在使用网络后都分别留下经营行为、消费行为的数据，阿里金融可以运用大数据这种数字技术的手段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从而准确地掌握了这些小微企业的情况，也就有把握、有底气把钱贷给它们。

第三次工业革命颠覆了很多从前习以为常的理论和概念、也让已经选择好的经济发展路径开始面临瓶颈

朱晓明认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到来为经济学、管理学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我们过去习以为常的理论和概念正在被颠覆，很多我们已经选择好的发展路径开始面临瓶颈。

第一，从规模经济到范围经济。产品经济时代讲求规模经济，即生产规模越大、单位成本就越低；而服务经济年代，企业制造出来的可能不仅有有形的产品，还会有无形的服务。这时的经济规律不仅有规模经济，而且有范围经济，即品种多、规模不大但效益不见得不好。

前几年有本很流行的书叫《长尾理论》，研究服务经济年代的生产规律：用流行度和产品种类标识企业盈利的能力。过往的理念是这样的“二八现象”：由于20%的大客户会带来80%的利润，另外80%的小客户只能带来20%的利润，企业必然牢牢抓住那20%的重点客户。但数字化时代，网络让资源可以共享，它提供了我们另一种思路，即服务类的产品，短头和长尾都应充分得到重视。此外，苹果9万种软件满足用户的繁多需求却带来丰厚的利润，是范围经济的极佳案例。

第二，从收费到免费。以前会计学教授都是讲授收费经济学，教大家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回收投资。企业家也都觉得越早开始赚钱越好。但现在不同了，免费的现象在一些行业，尤其是平台类行业相当普遍。依靠部分免费的营销策略，企业将争取到更多的客户群体从而赚到更多的钱。

实行免费策略的平台可以分为四类：交易平台、媒体平台、支付平台和软件平台等。免费交易平台的典型有亚马逊中国等电商网站，它们提供购物满额多少就免费配送的服务；免费媒体平台的典型有中移动的飞信业务，它依靠免费吸引了大量用户；免费支付平台的典型有招商银行等，信用卡刷卡达一定金额就可以免年费，还有第三方互联网支付企业目前对个人免费服务；免费软件平台的典型有盛大推出免费的网络游戏《征途》、奇虎360为用户提供免费的杀毒软件。

第三，从企业内研发到研发的外包与众包。过去企业内的研发被看作企业核心竞争力，现在不一样了，将研发封闭在企业内部是缺乏创新力的表现，研发可以外包，甚至要众包。

举两个众包的例子：前几年的调研告诉我们宝洁每天都有新产品被开发出来，光凭企业内8000多名研究员显然是不够的，宝洁用众包的办法向全球征集设计方案，可以征集到14万个科学家和工程师为它开发产品，如此一来，宝洁的产品创新源源不断；维基百科全书如果光靠几十个人可能要写上数十年，但依赖全球网友的力量只用了4年就完成了。研发众包的案例越来越多，这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第四，从供应链到需求链。在传统的生产模式中，供应链是企业赚钱的法宝之一。那时，企业虽然也重视产品开发，可是更专注于打造分销门店和团队。而在当今服务经济时代，需求链才是赚钱的关键之一。需求链是服务经济时代诞生的新产物。当所有企业都在追寻同样的顾客，并在相互合作的网络中进行顾客的需求信息分享时，就会导致需求链的产生。需求链能容纳的企业越多，产生的效益就越大，享受需求链服务的消费者也能从中受益、

第五，从传统产业到以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基础设施的产业。第一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都可以应用以互联网、平台、大数据和云服务为基础设施来提高生产效率。如多利农庄属于第一产业，以前它生产的产品是从田间到地头，现在实现了从农作直接到餐桌。农作物种植的温度、光线、施肥等都靠电脑和网络掌控，客户、品种与产量的需求也全部实现数字化。又如香港利丰行属于制造业，但它没有一家工厂、一个工人，却能一年出口价值80亿美元的服装，依靠的是“网络协调员”。利丰行有一条网络供应链：在巴基斯坦采购棉花、在中国内地采购纽扣、在日本采购拉链、在孟加拉国制衣、在中国香港实现销售和出口。一批网络协调员通过互联网等数字技术手段掌控着这条供应链。

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经济增长当下可以依靠数字革命，因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结构对年轻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拥有全球大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国将拥有太多有利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改变，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都是一次挑战。经济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的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发展中国家翻版复制了发达国家第一次与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济增长模式。但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已经到了极限，因为前两次工业革命最终将表现为：经济增长了，却耗费了大量的能源、原材料，并驱使全球均难以承受碳排放过量带来的环保危机与温室效应等气候危机。

不过人类是充满智慧的，大挑战也意味着大机遇。

如果说，30年前我们依靠引资建厂、从事劳动密集的加工业；20年前我们依靠扩大出口、从事国际货物贸易；10年前我们依靠承接服务业转移、从事国际服务外包的话，那么，今天我们可以依靠数字化革命。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力结构对年轻者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拥有全球大学生人数最多的中国将拥有太多有利机遇。

第三次工业革命年代的互联网、平台、大数据与云服务等服务经济的基础设施，让我们见识了任何一个产业终将“无数而不生”、“无网而不胜”。这个年代，“数”与“网”等成为迅速崛起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家的基因。

对企业家来说，“数”与“网”将蕴含什么机会？

从全球著名科技预测曲线“Gartner”中可以窥探一二。“Gartner”曲线起始于1995年，精确预测了科技发展趋势。而在“Gartner”曲线2011年预测的42个事件都与数字技术有关，其中有6个事件将在未来两至五年内发生，它们是大型数据与极端信息的处理与管理、无线充电、私有云、网络平台、位置感知应用、语音识别技术等等将成为主流。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抓住其中的技术也就抓住了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