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留侯论翻译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关键词】旅游文本;张家界景区;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11-0254-02
张家界景区位于湖南省,以其丰富的自然景观而闻名世界。张家界景区的宣传资料包含许多民间习俗和神话故事,具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色彩,对外国游客理解景点信息具有重要的辅助作用,这对翻译质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但目前翻译质量参差不齐,乱译、错译案例比比皆是。例如:武陵源景区的珍稀鱼类“娃娃鱼”被译为“the baby fish”,正确的译法应该是“giant salamander”;更有甚者将张家界天子山老屋场小景区中间台地的“空中田园”译为“terraced fields in the air”,这很容易使读者联想到古巴比伦时代的空中花园,或是乔纳森・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中描述的“飞岛国”,而正确译文应为“terraced fields on high mountain”。甚至连官媒《中国日报》都会犯低级的错误,如:对武陵源景区的描述“奇峰三千,秀水八百”被译为“3000-meter-high peak and 800-kilometer-long river”,这不仅是对原意的歪解,更显露出译者背景知识的匮乏:在湖南省根本就没有高于2200米的山峰,合理的译文应为:“thousands of grotesque peaks and hundreds of beautiful brooks.”
目前我国学界对景点宣传手册的错译乱象关注度并不高。本文试图运用意译、归化与异化、改写法等方法逐例讨论典型的汉译英问题并建议解决方案。
一、意译
从跨文化语言交际和文化交流的角度看,意译强调译语和原语两种文化体系的相对独立性,它能体现不同语言民族在语言文化、宗教文化和社会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差异性。例如:黄石寨位于张家界森林公园西部,相传汉留侯张良隐居此地受难,被其师黄石公搭救,故得名。
译文1: Huangshi Fort lies in the west of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It is named after the story of Zhangliang, the Marquis of Han Dynasty. When he was the recluse here, his teacher, Mr. Huangshi, saved him from his sufferings.
译文2: Huangshi Fort lies in the west of ZhangJiajie Forest Park. It is named after the story of Zhangliang, the prime minister of Han Dynasty (206 BC- 220AD). When he was the recluse here, his teacher, Mr. Huangshi, saved him from his sufferings.
该原文及译文1摘自张家界景区的官方网站,“汉留侯”被译为“Marquis of Han Dynasty”,但译文还有很多提升空间。中国封建社会的官职制度与西方国家不同,据《留侯论》记载,“留侯,汉相张良是也,辅刘邦,平英布,制韩信,功成身退,封为留侯”。可知张良是汉朝的丞相,而“丞相”比“留侯”更为人所熟悉,因此,将“留侯”译为“prime minister”比“marquis”(侯爵)更为合理。这一方面严格符合汉语文化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对英语读者负责任的翻译方法,因为“prime minister”在现代西方社会中是很常见的词汇。该译文看似已经解决了文化因素,但由于大多国外游客并不明白“Han Dynasty”的时间概念,所以要在其后加上朝代时间“(206 BC-220 AD)”。再如:天子山
译文1: Tianzi Mountain
译文2:Son of Heaven’s Mountain
武陵源景区的很多景点,如天子山、向王观书、御笔峰等的名称都是古人对上天向往的一种反映。“Tianzi Mountain”并不能明白表达其中的文化意蕴,应该用意译的方法译为“Son of Heaven’s Mountain”(译文2)。
旅游胜地蕴含着该国深厚的文化意蕴。译者应将原文的内涵对等地传达给读者,避免简单的直译或逐字翻译,否则会毁掉源语本来的信息,影响文化交流。
二、归化和异化
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在翻译汉英旅游文本时使用带有英语文化特点的表达方式会让读者接受起来更加容易,这种方法叫做归化法。它被普遍应用于某些习语、典故和特定文化意象(Culture-specific images)的翻译和带有文化特征和效果的表达方式的翻译。合理使用归化法可使译文变得更加地道,读者接受和理解起来也更加容易。例:鸳鸯瀑布
译文1: the Mandarin Duck Waterfalls
译文2: the Couple Waterfalls
译文3: the Love-birds Waterfalls
鸳鸯总是成对出现,形影不离,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忠贞如一的爱情;但英语中并没有相应的词汇表达这样的隐含意义。若将“鸳鸯瀑布”译成“the Mandarin Duck Waterfalls”,英语读者只知道鸳鸯是一种动物,却不知道其内蕴,和瀑布又有什么关系;鉴于这种文化差异,使用归化法,将“鸳鸯瀑布”译为“the Couple Waterfalls”,这样就能表达“两条瀑布”的数字概念和鸳鸯的含义,但英语读者还不能理解鸳鸯承载的文化内涵。参照英国汉学家、红学家戴维・霍克思(David Hawkes)翻译的《红楼梦》,他将鸳鸯译为“love-birds”,这不仅表达了鸳鸯“两只鸟”的数字概念,又能表达鸳鸯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再如:狮子寨,御笔峰
译文1: the Yellow Lion Village, the Imperial Pen Peak
译文2: the Yellow Lion Fort, the Imperial Brush Peak
译者应注意源文本词汇和语义的复杂性,使用正确的词汇传达源文本的意义和内涵,避免用词上失误。例句的“寨”有两个意思,分别为“普通的村落”和“军队驻扎的堡垒”,武陵源景区的狮子寨、鹰窝寨等都是自然形成的悬崖峭壁,所以“Fort”比“Village”更合理;另外,御笔峰的“笔”指的是中国传统书写工具毛笔,御笔峰之所以得名也是因其笔直挺拔,很像毛笔,这时就应运用异化法体现其特点,将御笔峰的“笔”译为“Brush”。综上,准确地了解源文本文化内涵是避免文化沟通失败的先决条件。
三、改写法
改写是用另一种形式复述信息,使其意思更加明了。改写的情况有两种:不必译和不可译。不必译指由于各种原因,译文不必完全按原文字面意思表达;不可译指译文中无法找到合适的词汇表达原文含义,如古诗词、文言文等。遇到这两种情况,就可以运用改写法。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译文1: A flicker can turn into a burning flame to destroy the whole grassland
译文2:No Smoking
该例句摘自的诗词,属于警示语,警告游客不要吸烟。通过这句诗,中国人不仅可以明白它的警示作用,更能够联想到在井冈山的峥嵘岁月。但外国游客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不用提对这种特定时期和概念的深度理解,所以这样的诗词对他们并不会产生同国内游客一样的效果。考虑到这种不必译情况,采用改写法,只着重体现警示语简短有力的特点,将其译为“No Smoking”效果更好。翻译警示语不应将重点放在词汇层面,而应该使译文具有源文本的呼唤功能。再如:“‘谁人识得天子面,归来不看天下山。’凡到过天子山的人,对这些评价都是赞同的。”
译文:“After a visit to the Son of Heaven’s Mountain you’ll
pay no attention to any other mountains under the sun.”All those who have been here got the same feeling.
短短一句诗词承载了很多中国文化和民间习俗。这和“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的表达效果一样,但外国游客不会体会到其中的意境,而英语中也没有对应的词句,遇到这种不可译现象,采用改写法,只将原文的意思明确完整表达,反而使外国游客更容易理解。
四、总结
汉英旅游文本翻译旨在更好地为外国游客提供旅游景点信息,从而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来中国旅游,创造经济价值。通过本篇文章的论述,希望可以辅助汉英旅游文本的翻译,为旅游文本翻译做出贡献。
参考文献:
[1]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 London. The Penguin Classics Press 1982.589.
[2]白蓝.从功能翻译观谈旅游资料英译[M].北京:中国科技翻译,2010,(03):22-26.
[3]曹波.湖南旅游[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8).
[4]潘宝明,朱安平.中国旅游文化[M].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01(3).
[5]申艺芳.功能翻译理论关照下张家界景点介绍的语篇英译[J].湖南科技学院报,2011,(02):35-39.
作者简介:
不少学生由于不懂文言文翻译的原则和方法,结果常会出错误,还会闹出一些笑话。如何正确理解文言文的内容,把握主题。进而分析技巧呢?在这里,笔者想与中学生们谈谈文言文学习的一些方法,或许对于大家的学习能有一定的帮助。笔者认为文言文学习应该注意以下原则和方法,它可以简要地概括为十二个字,即“信、达、雅”和“留、换、增、删、调、选、引、缩、扩”。
“信、达、雅”是翻译文言文的三条基本原则。
所谓“信”,就是翻译时要忠实于文言文原文的内容和每个句子的含义,用现代汉语字字、句句地落实,或直译或意译,不歪曲原意,不添枝加叶、不望文生义、不牵强附会:更不随心所欲地撇开原文,去凭空编造。
所谓“达”,就是翻译出来的现代汉语要求表意明确,语言通顺流畅,既要使句子完整无缺,保持原文的语言不走样,又要避免语句的呆板,留有文言气。
所谓“雅”。就是用简明、优美、富有文采的现代汉语把原文的内容形式以及风格准确地表达出来。
“留、换、增、删、调、选、引、缩、扩”则是文言文翻译的基本方法。因为文言文与现代汉语在词义和语法已有所不同,所以翻译文言文时要根据句子特点和组成句子的实词、虚词的不同情况,采用合适的方法。
一、留就是保留文言文中的词语。文言文中凡是专有名词、物名、职称、器具、度量衡单位以及一些固定词组(如成语)等,可照录保留。例如: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
(《岳阳楼记》)
译:庆历四年的春天,滕子京被贬官降职做了巴陵郡的太守。
句子中的“庆历”是年号。“滕子京”是人名,“巴陵郡”是地名。这些专有名词在翻译时把它们照搬到译文中去就行了。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陋室铭》
译:山不在乎高,有了仙人就出名。水不在乎深,有了龙就灵性。
这句子中的“山”“水”“龙”古今词义相同,翻译时不用改变它的原意。
二、换替换词语。文言文里的有些词语古今差异较大,这些词在现代汉语中意思已改变,在翻译时就要用相应的词语来替换。例如:
扁鹊望桓侯而还走。(《扁鹊见蔡桓公》)
译:扁鹊远远地看见桓侯便转身往回跑。
句子中的“还”通“旋”,是“转身”的意思。“走”古今词义不同,应换成“跑”字。
三、增增补词语或句子成份。在文言文翻译时,增补的情况最为复杂,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 文言文以单音节词居多,所以翻译时应将文言文中的单音节词增补成现代汉语中相应的双音节或多音节词。例如:
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
译:北山有个叫愚公的人,年纪将近九十岁。面对着山居住。
句子中“年”“面”“居”都是单音节词,应增补为双音节词“年纪”“面对”“居住”。
2 文言文是将数词直接放在名词或动词的前面,而不用量词。翻译时应把量词增补上去。例如:
口技人坐屏障中,一桌、一椅、一扇、一抚尺而已。 (《口技》)
译:那个表演口技的人坐在帷幕中,里面只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把扇子,一块醒木罢了。
3 句子成份的省略是文言文里常见的现象,翻译时为了表意明确,应作必要的增补。例如:
见渔人,乃大惊,问所从来,具答之。
(《桃花源记》]
(村里人)看见渔人,竟大为惊奇,问(渔人]是从哪里来的,(渔人便)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们。
原文中省略了两处主语一处宾语,翻译时应将它们补上去,并用括号表示。
4 有些句子,它们的句子成份是完整的,但是为了上下文的连贯,按照现代汉语的习惯,在翻译时也要作适当的增补。例如: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译:东晋太元年间,武陵(有个人)以打鱼为职业。(有一天他)沿着溪流(划船)前行,忘记了(划行)路程的远近。
四、删删去一些不译的词。文言文中有一些虚词,在句子中只起某些语法作用,没有实在意义,在现代汉语中也没有相应的词语,因此,可删去不译。例如:
夫战,勇气也。
(《曹刿论战》)
译:作战,是靠勇气的。
句子中的“夫”是发语词,没有实在意义。因此删去不译。
五、调调整语序。文言文中有一些特殊句式,如,主谓倒装、宾语前置、状语后置、定语后置等。在翻译时要根据现代汉语的习惯把它们的语序调整过来。例如:
甚矣!汝之不惠。(《愚公移山》)(主谓倒装)
译:你太不聪明了。
何陋之有?(《陋室铭》)(宾语前置)
译:有什么简陋呢?
行者休于树。(《醉翁亭记》)(状语后置)
译:行人在树下停留休息。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马说》)(定语后置)
译:(马类中的)千里马,吃一顿有时要吃尽一石饲料。
六、选选用恰当的词义翻译。文言文中一词多义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要选用恰当的词义来翻译。例如:
顾不如蜀鄙之僧哉。(《为学》)
“顾”是一个多义词,它的义项共有七条:A、回头看;B、看;C、探问;D、拜访;E、顾惜、顾念;F、考虑;G、但、只是;H、反而、却。根据上下文,这个句子中的“顾”用H项最恰当。
七、引
引申词义。文言文中单音节词很多,因此有些词很难从它的本义在现代汉语中找到相应的词语,对这类词应选用切合原文语境的引申义来替代。例如:
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岳阳楼记》)
译:于是重新修建岳阳楼,扩大了它原来的规模。
这里的“增”本义是增加,此处引申为扩大;“制”本义为制作、制造,引申为规章、制度,再引申为规模。
八、缩缩就是简化。即把文言文中的一些繁笔合并翻译为简笔,使译文简洁通畅。例如:通计一舟,为人五;为窗八;为箬篷,为楫。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核舟记》)
译:总计一条小船,刻有五个人物。八扇窗户,还有竹篷、木桨、火炉、茶壶、画卷及念珠各一件。
九、扩即对过于言简意丰的句子加以扩展。如“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这类句子,翻译时如果不多用些笔墨,就难以把意思全部表达清楚。
关键词:庞德 语言能量 译者主体性 诗歌 翻译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7)05-0007-03
1 引言
传统译论在二元对立认识论哲学的影响下,文本中心论和作者中心论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译者的主体地位不被承认和接受,因此译者的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重要作用也往往被忽视。但随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译者的主体地位也渐渐得到关注,研究译者的主体性也成为翻译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因此学者们开始从各个角度分析研究译者主体性。庞德作为美国意象派诗人的代表,对意象翻译有着很深入的研究,并对翻译界做出了杰出贡献,其中他提出的“语言的能量”(又称语势)是贡献之一,笔者通过对庞德语言能量观和译者主题性的研究,发现将两者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本文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探讨庞德对我国古典诗的意象翻译,选取他英译的中国古典诗歌为语料,从而探讨译者主体性在诗歌翻译中的发挥。
2 庞德翻译中的语言能量观及译者主体性的相关研究
庞德的语言能量观是从语言哲学的角度通过文学翻译探求语言之间的关系问题,探讨文学尤其是诗歌翻译的本质。
庞德“语言能量”的首次出现于1910年在对罗丁・卡瓦尔坎迪的诗歌的批判。他说:“罗丁的‘能量即美’的观点是成立的。我们所有有关诗歌美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都与下列思想有关:迅速、有动力、具有力量,而我们对丑的概念却与缓慢、无生命的事物联系在一起”[祝朝伟,2005:62]。“按照庞德的语言能量理论,语言有其自身的生命力,能适应各种环境而变异生
存……这种生命力就是语言的能量[廖七一,2002:30]。庞德在《严肃的艺术家》中,进一步对“能量”进行了界定: “我们可以相信,艺术中至关重要的是某种能量,一种像电或辐射波的东西,一种可以链接,可以整合的力量,那是一种类似流水的东西,他从金色的沙滩上喷涌而出,迅速游走,你可以将它想象成任何意象”[庞德,2003] 。
按照庞德的语言能量理论,语言有它自身的生命力,能适应各种环境而变异生存,这种生命力就是语言的能量[李,2004:326]。在庞德的翻译能量观中,他并不重视译文的意思,甚至译文中确切的词语翻译。他重视对节奏、韵律、措辞和词语的变换。在不同的文化中,这些节奏、措辞给读者的感觉是相同的。庞德希望通过对不同文化之间的通用的理解来传递不同文化的相同意境。诗歌的语言就是通过这些音韵、形象的描述和中心思想来获取能量的。而翻译工作就是将这些分散的能量收集起来,由译者进行创造性的整合,然后在另一文化和语境中使语言发散出更大的能量。
我国近几年来对庞德语言能量观的研究取得了一定成果,廖七一[廖七一,2002:30]:根据语言能量的基本观点,总结出语言的自身生命力就是语言的能量。郭建中[郭建中,2002:47]:庞德在翻译过程中不强调文本的意义或是个别词的意思,而是强调节奏、选词和词语在上下语境中的意义,因为词语处于运动之中。很多学者认为庞德的语言能量观是诗歌翻译的主要观点之一,也同样传达了一种“意象”概念。总之,庞德的语言能量观是建立在对诗歌的翻译和文化的传递的基础上的。
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近年来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我国学者近十年来对译者主体性的研究在学习和借鉴外国学者的基础上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吕俊&侯向群(2001)、刘宓庆(2001)、许钧(2003)和胡庚申(2004)在其专著中从理论上对译者主体作了专门论述。早在1996年,袁莉就受1984年法国翻译研讨会中心议题――文学翻译者的地位和作用启发,撰文呼吁文学翻译应该强调译者的主体意识。2002年之后,开始对译者主体性开始从多角度、多层次进行研究对译者主体性的界定,存在大致四种观点:第一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文本中心论),第二,译者的操纵性,第三,从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规定译者的主体性,第四种观点认为译者主体性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译者主体性的本质是译者的存在、活动以及对世界和自身把握的方式,二是译者主体性是译者与文本、原文作者和译文读者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特性[侯林平,姜泗评,2006:101.]。对译者主题性的研究主要包括一下几个视角,分别为:阐释论视角,女性主义视角和适应选择论视角等。但是从语言能量观的视角研究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少之又少,下面笔者会进行详细分析:
3 语言能量观下译者主体性的发挥
庞德在获得费诺罗萨的中国诗歌笔记后,从其中的150首诗歌中挑选出18首进行翻译并出版,取名为《神州集》,发表后获得了极大反响,下面笔者将从他所翻译的诗歌中选取段落进行分析:
3.1 Z言能量观中译者身份
从庞德的语言能量观中可以看出,翻译中译者的身份决定着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一位诗人与一位诗歌翻译家是没有本质区别的。译者不仅是连接对源语文本的理解和表达两个阶段的桥梁,而且还需增加对媒介文本的理解。庞德在对媒介文本理解的过程中提炼出媒介文本中最为重要的语言能量,这是一种抽象的轮廓,他打破了媒介文本对原文逐字的逻辑对照和词句的符合。根据原诗给自己留下的意境和感觉进行重新的创作。这样创作出的译作不但有原诗的语言能量,还融会了庞德的诗歌成就,二者合一可以产生更大的能量。例如:庞德在翻译《华夏集》《大学》时,先是由媒介文本作者对原文进行理解,后才是庞德对媒介文本的理解。庞德在对媒介文本理解的过程中提炼出媒介文本中最为重要的语言能量,而这是一种抽象的轮廓。
3.2 理想的译文能再现原文本身的能量及本身的活力
庞德反对使用抽象语言,主张使用有具体意义的语言来表达具体的意象。庞德认为词语就如同一个个发光的“节点”(knot),只要合理的放置就能产生最大的能量。语言是最表层的表现形式,而内部蕴藏的是无限的情感,由经过一定顺序放置的词语能够组成感情的堆叠,最终呈现出来的能量的爆发是情感的爆发。往往这爆发的瞬间涌现的无限能量,又由静态的语言保存了下来[骆静,2011:80],即词语是充斥着能量的,词语的不同组合、“链接”而建立的新的联系会释放词语潜在的能量。因此,他并不重视文本的意义,而是注重对“具体细节、个别词语、单个甚至破碎意象”的翻译 ,重视的是语言的能量。所以译者的主体性会在从选择原语文本到生成目的语文本整个翻译过程中得以体现[许敏,2013:83]。
庞德在翻译中国古典诗歌的过程中,常常出乎人的意料,他想要保留中国诗歌中所表达的意境,但英语和汉语属于不同语系,前者重形,后者重意,在翻译的过程中,使译文与原文文本共生,并且做到让原诗大放异彩。他的另类忠实,保留原文的形式,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在忠实原文的情况下,打破英语的固有形式,用几个简单的词表现出原文的意象,这不正是语言的能量吗?
例如,庞德在翻译李白的《古风五十九首之六》中的两句:“惊沙乱海日,飞雪迷胡天”译文如下:
Surprised,Desert turmoil,Sea sun.[Ezra Pound,1913:31]
Flying snow bewilders the barbarian heaven.[张文英,王艳,2009:118.]
庞德认为诗歌翻译中个别的词意义传译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通过运动中的词语群赋予语言以能量。从译文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译文完全背离了当时诗歌翻译流行的句式、诗体和语言规范,采取了直接移动汉诗句法的异化策略,模仿了中国古典诗歌的简洁特质。他用几个简单的词语来代替原文中的意象,读完译文就能够感受到诗人给予读者的一种意境,读者通过对这几个简单的词语就能感受原文的意境,即“以并置发潜能,以无言引诠释”[张曦,2012:281]。
再如,李白一首诗歌中的诗句“荒城空大漠”,庞德翻译为:Desolate castle, the sky, the wide desert.
再如,《华夏集》译本中,李白的《送友人》:“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处理为:
Mind like a floating whit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Ezra Pound,1913]
原诗是一首五律诗,而庞德的译诗虽然也是按照这一结构翻译的,但更似一首自由体的诗歌,或者可以说是散文。他将原诗相对具体的并置意象很巧妙地进行了转变。通过将自己置身于原诗的时代,身临其境般的体会原作者的思想意境,庞德准确的再现了原诗伤怀的感人画面。
翻译在庞德看来,是一种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也是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文的工具。从他对汉诗诗句的翻译,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汉诗句法使英语语言系统吸收新的元素,得到了补足,同时扩张了译文语言的表达力,从而产生了新的表达法,语言产生能量,译者的主体性得到充分发挥。
3.3 语言能量指导下进行创造性翻译
在庞德的诗歌翻译中,他常常以语言能量为指导原则,进行创造性翻译,他把翻译作为诗歌创作的补充,来推动意象主义的发展。他认为译者与原诗作者在某种程度上要达到神合,并要求译诗既达意,又传情,又能感动读者。同时,他认为“翻译为诗歌艺术提供模式,正如给鬼魂注入血液一样”[蒋洪新,2001]。他的诗歌翻译在意义上和风格上都忠实于原作,在意象创造出的意境上也忠实于原作。但是,庞德意象翻译也有其“叛逆性”的一面。通过对诗歌中意象的翻译,他所选择的词语作为语言的载体,精确的再现原文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这就是语言的能量,它又是通过译者发挥其主体性表现出来,让不懂原语言的读者通过译文能够准确感知原作者的情感,这是他的另类忠实。
例如,刘彻的《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玉墀兮尘生。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庞德翻译为:The rustling of the silk is discontinued, Dust drifts over the courtyard,There is no sound of foot-fall, and the leaves, Scurry into heaps and lies still,And she the rejoycer of the heart is beneath them (leaves):
【关键词】翻译活动 跨文化 价值
一、引言
翻译开启人类心灵,打开思想疆界。翻译活动为世界各民族提供了无障碍交流平台,为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交融渗透做出了巨大贡献。价值是指自我本质的维系与发展,要具备价值,就必须要不断进步和发展。从古至今,翻译活动无处不在,其生命力十分旺盛,但在翻译活动进行的同时,翻译学学者有必要探究翻译这项活动能够存活如此之久、发展如此之蓬勃的根源,以此证明翻译活动为全球发展所做的贡献,也就证明翻译活动的价值所在。
二、翻译的跨文化交际价值
“中国是内陆国家,中华名族文化的发源地是中国的黄河流域,以土地为生存之本,中国古代始终重农轻商”(吕思勉,2008: 23-24)。然而在西方,文化起源于古希腊,大部分都是位于海洋上的岛国,当时人们为了各自的利益和适应大环境的发展,他们最初在国与国间开展基本低级的经济活动,那边是商品经济的雏形。
异化指在翻译过程中对一些带有外国色彩的表达进行保留的翻译策略,也就是保留异国情调。此类译者认为文化交流才是翻译活动的唯一价值,保留源语言中的传统文化色才能算得上符合“信”的标准。例如,“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这句谚语,杨宪益先生将其译为“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穆雷,1998:12-18),在这里没有把“天”译成God,目的是想保留原文里带有中国佛教和道教的意味,如果,译成God, 原文的佛教色彩就会被替换成基督教色彩,西方读者必定会认为清代的中国人也是基督教信徒。因此,杨宪益先生翻译的Heaven忠实传达出了跨文化意义。
(一)翻译的创造价值。
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有很大的差别,它是一种视听综合艺术,这种综合复杂性决定了影视翻译相较于一般文学翻译,与再创造具有更紧密的联系。比如在《美丽心灵》中,男主角Nash和他的一群朋友在酒吧喝酒,他们的目光都集中在了一位金发碧眼的美女身上,这时,一个人说道:
“Shall we say swords, gentlemen? Pistols at dawn?”
“先生们,让我们一决雌雄,看谁能赢得姑娘的芳心。”若这句话直译则是“我们应该谈谈剑吗,绅士们?还是黎明时的手枪?”这样的译文必定会让读者一头雾水、不知所云。这里的文化解读是,在西方中世纪,贵族们通常在黎民或者黄昏的时候决斗,目的是争夺他们的仰慕者,而决斗的武器就是剑或者手枪。所以上述正确的译文是一种文化内涵的转换和再创造,若译者没有了解原文的文化渊源,他也不能创造出具有可读性的译本。翻译活动再创造的价值便是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都能无障碍交流。
商标翻译虽然是众多翻译活动里的冰山一角,但一个优秀商标的翻译也需要结合原商标的韵味和专业的翻译技巧。然后译者在不背离商标的原意的基础上,摆脱传统翻译的死板模式,勇于创新,译出符合时代潮流、迎合大众口味的商品名。
例如,“Great Wall”长城牌电脑还有,以及“ Panda”熊猫牌电器等具有中国特色的名称,不仅能吸引消费者,更能达到过目不忘的效果;再如,汽车商标里的“BMW”宝马和“Mercedes-Benz”奔驰的译法,能让消费者联想到轿车在公路上飞驰的画面,如果直接进行音译的话,就是分别是巴伐利亚汽车工厂和梅赛德斯,这样的商品名称不可能让消费者联想到时汽车的名字;还有家具品牌“IKEA”宜家和“Easy Home”居然之家的译法,都传达了安居乐业的概念在里面。
(二)翻译的信息价值。
对于任何文字符号,其本身就具有信息功能。在翻译研究领域里,我们所说的信息,就是指译者在从事翻译实践活动的过程中,以两种语言为载体解读和传递的所有内容,如消息、思想、观点、情感等。
首先从文学翻译角度来看,英语名词复数有词形变化或词形标志,汉语没有复数的词形变化,往往通过在名词前增加词语或者使用重叠词来加以强调。而这些标志或强调正是体现了译文所传达的真实情感和信息。例如,翻译“a very slight and very scattering ripples of half-hearted hand-clapping”译成汉语则是“轻轻的、零零落落的、冷冷淡淡的掌声”。此短语翻译结后传达的来得情感信息是冷清凄凉的氛围。
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我们接触的报纸、电视、网络等媒体的外事报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传媒翻译而进行的信息传递。再从传媒翻译的角度来看,传媒毫无疑问是当今社会话语权的操纵者,传媒的翻译则是通过打破国界,扩大自身影响力。
结论
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研究人员不约而同地对翻译的价值重新定位,为新的研究方向寻找突破口。而作为其研究对象的翻译活动,认清其本质属性是对翻译学最基本的科学研究,更深层次地,探索本质背后的价值便是对翻译学更为彻底的认识。通过正确地认识翻译的价值,有助于人们了解翻译学的博大精深,也有助于译者在进行实践翻译时选择更加精确的措词,对译文使用恰当的情感基调以及美化其的意境。翻译活动作为推动社会与文化进步的重要因素,无疑会对当代文化价值的生成和社会价值的重建及修复发挥积极、主动地作用。
参考文献:
[1]Jackson,Geoff. Cultural Background in Translation [J].Times. 2002,(2).
[2]Nida,Eugene A.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1993.
[3]冯庆华.适用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4]吕俊.价值哲学与翻译批评学[J].外国语,2006,(1).
[4]吕思勉.中国史 [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5]吕俊,侯向群.英汉翻译教程 [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
2012年4月初,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证实,福岛第一核电站再次发生含高浓度放射性物质的污水泄漏入海事件,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再起波澜。
福岛核电站泄漏事故起因于2011年3月的日本特大地震。来势汹汹的核泄漏,让人们想起曾经的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惨痛,谈“核”色变的日子再次来临。放射性气溶胶、放射性污水等名词及其潜在危害不断为人们熟知,包含放射性污染在内的特种污染也更加得到研究者的关注。
其实早在几年前,我国就已有研究者运用纳滤膜技术成功研制出了“放射性废水处理装置”,且应用效果显著。这位令人肃然起敬的研究者,就是我国著名环境工程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立安。
立足前沿 于无声处听惊雷
几年前,一项关于放射性废水的课题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得到广泛关注。国家的肯定和支持,不仅因为这项研究解决了世界性顶尖难题,取得了先进而实用的研究成果,更因为研究者在装置研制过程中所克服的高危险性和挑战性。
侯立安介绍,放射性污染是特种污染的一种。区别于传统污染,特种污染是一种由特殊污染源造成的污染,危害更大,除放射性污染外,还有化学毒剂污染、生物战剂污染以及推进剂污染。
众所周知,放射性废水所含的放射性物质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众人唯恐避之不及,而研究废水处理装置,却要用放射性物质配置模拟核爆废水,并在密闭环境中进行大量试验,研究工作面临极大的风险。而侯立安,正是顶着种种压力,开展了这项工作。
通过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侯立安掌握了放射性废水的水质特点,并通过全面分析各种放射性废水处理的工艺方法,最终决定大胆采用纳米材料领域核心尖端技术—纳滤膜作为装置的关键处理单元。随后凭着对科研事业的执着和不惧艰难的精神,侯立安始终坚守一线,系统研究了膜分离的预处理工艺,获得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创造性地提出了“截留低分子的膜可以截留高分子有机物”的学术新观点,完善了纳滤膜的分离机制,确定了放射性废水无害化处理系统,通过大量模拟试验,成功研制出了“放射性废水处理装置”,并取得了明显的应用效果。
随后,围绕纳滤膜技术,侯立安又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陆续发表《反渗透和纳滤膜工艺去除饮用水中有机物及放射性活度的试验研究》、《纳滤膜分离技术处理放射性废水的试验研究》、《膜工艺去除模拟核化废水的试验研究》等多篇学术论文,为纳滤膜技术在废水处理方面的应用提出了新的研究思路。
侯立安在放射性废水治理方面取得的成绩得到了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然而却少有人知晓,他最初的研究是从军事环境污染治理开始的。
“技”无止境 于需求处求创新
军事环境是一个特殊的独立空间,对军事环境特种污染的防控研究,不仅有利于保障环境安全,有利于新时期的国防备战,而且对确保官兵身心健康、提升军队战斗力有重要作用。
美国国防部的《环境安全战略》确定,美军的环境安全有四个压倒一切的、相互联系的目标,其中一项是改善军事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活质量,保护他们免受环境、安全和健康方面的危害,并维持军事设施的质量。这或许能够解读侯立安投身军事环境工程研究的初衷。
侯立安1976年入伍,1982年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现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给排水专业毕业,被分配到部队担任维护阵地水、风、电的排长。
第一次进入密闭阵地执行任务,侯立安就发现,由于官兵们生活起居都在阵地,而当时我国特殊空间环境污染控制技术仍相对落后,阵地中存在空气中二氧化碳和氯气浓度过高、生活污水污物不易排除、饮用水缺乏净化装置等多重现实难题,直接影响着作战人员的正常生活和训练任务。
要知道,阵地不仅是导弹的依托平台,更是与官兵息息相关的工作环境。官兵健康出现问题,势必也会影响到相关工作的开展。在这种特殊的密闭空间里,怎样才能提高抗污染能力,保证人员的生存力和战斗力?年轻的侯立安围绕密闭空间中的水和空气开始了长期的摸索,从此与环境工程研究结缘,到如今,已过三十载。
当时,发达国家对国防地下工程环境污染治理研究实施技术封锁,国内相关领域一片空白,在这种情况下,侯立安用自己的方式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走访专家、翻译文献、调查研究、对比论证,甚至自己制作简易装置来进行实验……整整5年的付出和坚守,历经身体和精神上的重重压力,凭着自主创新的精神和一颗永不言弃的心,侯立安如愿迎来令人欣喜的成果—“某型生活污水处理装置”课题如期完成。鉴定会上,专家们一致认为:该项目“达到和超过国外同类产品水平,污泥回流技术国内领先”,“不仅具有较好的军事环境效应,而且还有着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该装置应用于国防工程密闭空间后,官兵生存环境大为改善,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
国家的肯定和官兵的一致好评极大地鼓舞了侯立安的研究积极性。作为一名军人,尽管并非时时身处军营,但部队环境的改善始终牵动着侯立安的心。在之后的工作中,侯立安始终以切实解决部队急需为一切研究的出发点,以更敏锐的目光紧盯世界环境科学领域前沿技术,为改善国防地下工程环境取得了多项独创性先进成果,并得到广泛的应用。
他参与完成了“特殊密闭空间人员生存条件及保障装备系统研究”课题,研究探索了人员在特殊密闭空间内的生存规律,并首次确立了国防地下工程人员生存环境条件限值,建立了水处理和空气净化装备保障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