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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我最爱看的革命影视作品是《举起手来》。影片用喜剧的形式表现中国人民抗击日寇的勇敢和智慧,即令人捧腹大笑,又令人深思。
影片的主要人物是赵大叔。影片主要讲赵大叔接受了保护金拂像的任务,与疯狂的日本侵略者斗智斗勇,最后不仅保护了金佛像,还消灭了大批敌人的精彩画面和搞笑故事。
影片中几个老奶奶用豆子做武器,抗击敌人的精彩画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看,她们把豆子装在簸箕里面,日本军官来了,她们打开门,把豆子从簸箕里面倒出来。像河水一样哗啦啦地“流”了出来。日本军官站起来又跌倒,站起来又跌倒……始终不能前进一步。急得,痛得叽里呱啦乱叫一通。我坐在电视机前,笑得嘴巴也合不上,不断为老奶奶们的机智和勇敢而喝彩。这部影视作品让我们在笑声中体会到了革命先辈们奋勇抗战的勇敢和机智。正是有了这么多充满智慧,英勇顽强的中国人,我们最后才把侵略者给赶出我们中国的领土
我最爱的影视作品是《举起手来》,同学们,你们呢?
五年级:Angel白雪
在一次基层工会干部座谈会上,一些与会主席反映,近来在一线工地上,50岁左右员工病逝的数量增多了。一位主席神情凄惨地说起该单位一名50岁、负责征地拆迁的老职工一睡不起的事,事后的尸检结果是脑出血猝死。
“过劳死”的威胁
有这样一个职工,他叫王志立,45岁,望城县坪塘镇太平村人,在长沙步步为赢食品有限公司工作6年。清明节假期结束后回到厂里工作了一天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单位,同事们拨打他的电话也无人接听。车间主管找到了他在工厂马路对面的出租屋,发现他躺在床上已经没了呼吸。王志立的妻子说,她曾接到丈夫的电话,他就说了一句:“堂客,我好不舒服。”
王立志上有四老,下有一小,就靠他在车间磨豆子的一千多块工资过活。他曾多次向家人表达了换个工作的愿望,高强度劳动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让他难以忍受。
在长沙步步为赢食品有限公司王志立工作的车间,封闭的空间、昏暗的灯光、刺鼻的异味。王志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工作了6年,每天工作近10个小时,还一直处于高温憋闷的环境中。
类似的事件正在增多,25岁的华为员工加班过度猝死、37岁的清华大学讲师倒在讲台前、工人倒在厂房内……目前,“过劳死”威胁着生产线上劳作的职工,事态有不断蔓延的趋势。
“疯狂的螺丝钉”们
英国科学家贝弗里奇说:“疲劳过度的人是在追逐死亡。如今,我们的社会出现了这样一群人,他们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为了工作,可以长期熬夜,可以节假日不休息,如果每周有八天,他们就工作八天。他们爱岗敬业得有些“疯狂”――就像一颗“疯狂的螺丝钉”。
“螺丝钉精神”作为一种主流价值观的道德范本曾影响了几代人。而现如今的“疯狂螺丝钉”,却是在生活与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长期超强度、超体力、超时限的劳作,不断挑战生理和心理极限的一群人。他们是新时期劳动用工环境中的一道畸形风景。
表面看,“疯狂螺丝钉”们是为了实现自身收益和价值最大化,但背后透出的却是严重的失业恐惧、竞争焦虑和生计逼迫。“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正是这种现象的生动写照。
从用人单位来说,多数企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愿意提高工资待遇或多招员工。如果违法成本不高,企业往往通过强行或诱导方式,想方设法地让员工超时加班,且不发或少发加班费,尽量用一个人干原本应当两个或更多人干的活。
从劳动者本身来说,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生活成本过高,使得“疯狂螺丝钉”们不愿放弃一切可以增收、晋升的机会,更不愿成为失业一族。“加班总比没班好”,除了按老板的意志“拼命工作,连续加班”之外,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吗?于是,他们飞蛾扑火般加入超时劳动大军,像机器一样不停运转,透支着自己的青春和健康,随之出现的是社会上屡屡曝出的过劳死新闻。
如何不再拿生命换工作
“疯狂螺丝钉”现象的产生,实质上是当前劳动力成本定价体制和劳动权益保障机制缺失导致的。一方面,在很多企业中,劳动力成本被压得极低,职工缺乏合理的薪酬分配体制;另一方面,劳动权益保障机制有法难依。尽管,《劳动法》早已明确劳动者“八小时工作制”的基本权利。
如何遏制或者减少一线职工“过劳死”事件的发生?一线职工“过劳死”的原因主客观方面都有。从客观上说,一是有些职工的工作环境恶劣、条件艰苦,高寒、高温、高湿的工作生活环境,严重影响了他们的身体健康;二是劳动强度大、工作压力大、生活不规律、经常加班加点等,透支了他们的身体;三是医疗条件差,一些工地上患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的人较多,不能及时就医成为威胁他们生命的又一“杀手锏”。从主观方面讲,一是缺少保健知识,自我保护意识不强,在出现轻微不适或小病症时,不能引起足够重视;二是存在不良的生活习惯,如缺少运动、抽烟、喝酒、熬夜等,严重影响了自己的身体健康;三是饮食无度、暴饮暴食,因工作需要陪吃陪喝,不能自制,损害了自身健康。
全国各级工会要积极为职工进行心理疏导,创造良好精神家园。首先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公示栏、讲座、宣传片等,宣传身体健康预防知识,增强职工的自我保护意识;其次要加强劳动保护,搞好生活、卫生、文化“三线建设”,为员工创造优美健康的工作环境;三要加强职工体检工作,通过定期普查,预防疾病的发生,排除潜在的生命安全隐患。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减少“过劳死”事件的发生。
这就要离开横滨了吗?站在和平号的船舷上,看着岸边送行的人流,我心中不禁在叹息。
叹息是因为,今天是环球邮轮出行的第一天。而横滨,则是出行的起点。从这里,我所搭乘的和平号将远渡重洋,一路向西,穿越大洲大洋。几个月后,才能再返回日本的横滨。
5月份的横滨,还颇有些寒意。昨天下午的飞机到达日本,步履匆匆地在东京城转了一小圈后,直接到横滨找旅馆住下。连行李都没打开,就接到通知:在当晚12点之前,务必集合所有的大件行李,会有专人负责运送上船。没办法,坐轮船出行就是这样,不限制行李重量,所以大家都拼命多带行李。毕竟三个多月的行程,足迹会从赤道一直延伸到北极圈,衣服带少了可不行。沉重的一个大旅行箱里,装满了各式各样的旅行用品。这些还不算完。那些专业的摄影器材、电脑用品,也把随身包裹撑得个满满当当。过安检的时候,负责安检的职员那鄙夷的眼神让人记忆犹新:知道的是出游,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是个国际倒爷呢。
昨晚的奔波劳累,让我睡得香甜无比。今天早上,从旅馆那斗室(真的是斗室,据说日本的旅馆房间都小得可怜)窗户里看出去,看到的横滨却是隐藏在烟雨中的一座城市。远处的高楼大厦,被几朵白云遮住,只露出一半的真面目。雨丝轻轻抽打在街道上,街上的行人都行色匆匆地打着雨伞,仿佛水中绽放的一朵朵莲花。打开窗户,空气里的味道带着一丝香甜。
下楼在餐厅吃了些早点。不像想象中的那样,日本的早点与国内仿佛也相差无几:粥、小菜和包子,并没有想象中那种日本料理满天飞的样子。有种食物很是精致,好像豆馅一样的黑色膏状物,被封在一个印着蓝字的透明小袋子里,让人看了以后不禁心生喜爱。只是这东西委实可怕:其味道酸臭中还带有一点儿腥,实在与其可爱的外表不相符。同行的朋友告诉我:这东西叫纳豆,是豆子经过特殊的酿制发酵后做成的。有点儿类似于中国的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却香,尤其是吃上瘾以后,更是欲罢不能。当然,这种好东西对于我这样还没吃上瘾的人,还是敬谢不敏了。
看惯了中国动辄上千万人口的大都市,这横滨却显得有些小了,小得有点儿像个江南小镇似的。虽是工作日,却依然没有看到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一眼望不到头的车流。冒着雨,我们的车子向横滨码头开去。我抱着我的相机,盯着外面的车窗发呆。外面街道两侧的橱窗里,有些商店已经开门。因为下雨的缘故,天有些暗。从外面看进去,被橱窗灯光照耀着的HELLO KITTY和多啦A梦都在张着嘴向人哈哈傻笑。
横滨的码头位于一个小海湾之中。这个码头不算很大,却很精致,从码头边可以隐约看到远处的横滨大桥。这是横滨的标志性建筑了,几乎可以和长江大桥的知名度相仿。在这里买东西,若是买当地特产的纪念品,上面多半就会有这个大桥的图样。就连在码头的等候大厅里摆着供游人随意盖章留念的纪念戳,上面也是一艘船横跨过大桥的模样。
等待上船的人在大厅里排成了几条歪歪扭扭的长龙。这艘船的满员乘客一共是1000人。算上送行的,这个大厅里最少有1500人。这么多人都凑在一起,光是窃窃私语时掀起的人浪,就足以让人的耳朵充满嗡嗡声。我有些气闷,就走到等候大厅旁边的玻璃窗前。透过窗户,可以看到雨水打在海面上,打在车子上,打在树叶上,打在远方的高楼上,当然,也会打在与我仅仅一窗之隔的和平号上……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要想近距离地看清一艘邮轮的全貌,基本上没门。我从窗户里看到的和平号,与我经历了安检、海关等一系列检查,又穿越了一条漫长曲折的出关道以后看到的和平号,截然不同。在窗户里看它时,可以看到它深蓝色的船身,白色的甲板和烟囱。“和平船”的字样,同时打在船舷和烟囱上。但当你走近时,你会发现面对自己的是一个好几层楼高的大铁家伙,圆形的舷窗一排一排的,仿佛眼睛般紧紧盯着你。回头看看,横滨码头的最顶层是一片空场,送行的人群正向船挥舞着各种颜色的丝带。再转头看看船,很多衣着笔挺的船员正等在舷梯旁边,准备替乘客把沉重的行李拎上船。那一刻,我有点儿恍惚:居然,真的就要出发了?
要知道,这次旅程的确定并没有多久。而且就算真的决定下来,也总觉得好像就是周末约三五好友去山涧踏青的感觉。完全没有现在这种人在异乡,听到周围的人都在用自己完全听不懂的语言呼喊着时的那种疏离感。
上上个月的这个时候,我在做什么?当时好像正拿着字典填表,时不时地打个电话,问问“这个字该怎么翻译”?
上个月的这个时候呢?好像正奔波于各个使馆之间,为了自己的签证而努力。
到了今天,我却已经像个笼在玻璃罩子里的人那样,梦游一般就踏上了横滨这个启航地。
随着中午12点的到来,船拉响汽笛,准备启航了。随着船渐渐驶离港口,岸边送行的人几近疯狂。我看到有一群小姑娘拉着一幅长长的手绘标语牌,上面写着“家乡名古屋,等着你们回来”。还有几个人在自己的雨伞上用红色的胶带粘出了几个大字“再见”。最疯狂的则属两个男青年,他们疯狂地冲到了空场中央,脱下上衣,对着正在渐渐远离码头的船拼命挥舞,期望船上的亲友可以再多看他们几眼。
我以前也曾经出过海,也曾经坐过邮轮,但都没有这次的出行那么震撼。以前离港的时候,虽然也有送行的人群,但从来没有这次这样多的人,更没有这些送行的人那么依依不舍。或许这就是一个岛国与大陆国家国民心理的不同吧。毕竟在中国传承了五千年的文化还是男耕女织,毕竟我们的血液里没有那种航海民族特有的东西。
海洋,在带给人震撼的同时,也以它那种变化莫测的风险给人以胆战心惊的不安全感。虽然现在有了巨轮和气象卫星,有了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和自动导航装置,但是大海仍然具备把一切敢于挑战它权威的生物都打翻在地的能力。这就让每次送行都带上了一点儿悲壮的味道:谁知道这次送别了亲人出海,是否还能顺利看到他们归航呢?
这种情况下,就连素不相识的人,也会为即将出海远航的船只送上一份祝福。就像在一望无际的草原上总会出现类似于玛尼堆的东西。这类建筑除了是寄托哀思的祭祀场所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作用就是充当路标。草原民族也清楚:就算是再好的牧人,也不能保证自己永远不在草原上迷路。这,或许就是融入那些马背上汉子们血液里的民族心。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特点,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心理特征。
文>Michael Odell 译>瞿畅 摄影>Alex Lake
“我们已经改写了那悲伤、不圆满的结局,谁能说我们的巅峰时刻不是在明天呢?”
―Brett Anderson
“我不是什么圣人,而且‘原谅’这个词可能也用得不够恰当,但我确实已经与那个爱在姑娘衣衫下胡来的小子达成和解了。我能容忍他,但还是没办法跟他共处一室太久。”Brett Anderson,现年45岁,虽然与圣贤相去甚远,却也穿着一身素黑的D&G,一副在洗赎前罪的模样。他坐在一家时髦的西伦敦咖啡店里,啜着一杯热饮,用俏皮又厌恶的口吻说起自己的过去,他笑着说:“我过去是那么理想主义,天真又浪漫,以为真理可以通过疯狂去找寻,我曾是个得了神经病的作曲者。Francis Bacon(英国画家)曾说过,艺术家的工作就是深化生活的神秘性,我那时就显然是在履行这一使命。”
在乐队Suede的支持下,Anderson又竖起了他那标着“艺术家与破坏王”的大旗,准备好了要再踏征程。上世纪90年代初期,Suede是当时最后几支纯正英式摇滚乐队之一。自从他们将话语权从垃圾摇滚手中夺来之后,Suede那独特的摇滚美学和风格就定义了后来被称作Britpop(英伦摇滚)的本土乐风。这支由一个龙套乐手组建的乐队在发行了一连串热卖专辑之后,跌跌撞撞地经历一系列沉闷的、被列为摇滚乐队禁忌的事件:乐队内部的恋爱与分手、疾病、音乐分歧、毒瘾,还有错误的尝试,一直到2003年,乐队终于分崩离析。Anderson这样描述当时乐队的情况:“就像Machiavelli改编的那部电影《恐怖拉斯维加斯》。”“万般不由人,竹篮打水一场空,”吉他手Richard Oakes如此形容乐队的解散,“这绝不是我们应得的。”
在乐队陷入死寂的10年之后,Suede再度整装发行了新的专辑《Bloodsports》。这可不是什么被经济利益驱使的精选专辑,也不是告别式的绝唱专辑。自2010年那场在皇家阿尔伯特大厅为少年癌症基金会举行的回归演出之后,Suede决定他们的使命还未终结。“虽然我说过自己已经没有过去那么疯疯癫癫了,”Anderson说,“但我内心深处还是足够混乱以至于有能力写出好歌来的。”但这些歌不会是老调重弹,Anderson说乐队曾经放弃的点子有大概40个,在Suede原制作人Ed Buller的督促下,成员们开始重新挖掘“Suede的旋律”。“我们一听就知道做到了,那是一种‘观看宏伟又黑暗的世界’的味道。”
Anderson在英国苏塞克斯郡里一片垃圾场边上的廉租房里长大。上世纪90年代里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X档案》,整个乐坛都被Nirvana垄断。Anderson认为Morrisey和Bowie这样的作曲者的精神被乐坛大大忽视了,他们的音乐忠实记录了英国郊区焦虑情绪,用他的话说,那些歌记录了“人们床下用过的”。直到他进入了大学,Anderson与同学兼Suede前队友Justine Frishmann的恋情告吹(她为了Blur的Damon Albarn而抛弃了Anderson,两支乐队都写过关于她的歌曲),母亲罹患癌症并病逝,以及天才吉他手Bernard Bulter的加入,才终于使乐队整装待发。
Suede的第2张专辑《Dog Man Star》和第3张专辑《Coming Up》绝对是他们的大师级作品,可惜当时正在萌芽的英伦摇滚风潮却被他们的天敌――Blur和更为保守的Oasis驾驭着。“尽管他们否认受到过我们的影响,但Britpop确实是我们创造的。被那些更疯狂的复制品战胜,确实像当头一棒,”Anderson说道,“我们的风格是一种黑暗的、Mike Leigh式的英格兰,有着工人阶级那些被囚禁在托利党手下死气沉沉的都市里的希望、恐惧和幻想。但Britpop对我来说却发展成了Benny Hill的味道。”此后,自称“鸦片浓雾”的Anderson将他的事业推进了低谷。2002年灾难式的第5张专辑《A New Morning》刚进榜单的时候只冲到了第23位,在此之前他们的最低纪录是第3位,Suede继而解散。“Suede结合了疯狂和伟大,这样的结局不是我们应得的。”鼓手Simon Gilbert说。
在流行乐坛失势之后,Mat Osman(乐队贝斯手)将开货车作为职业。乐队解散的几星期后,这个六英尺四英寸的贝斯手大汉就做起了运货司机。“我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我除了玩Suede外,什么工作都没干过,但那时我必须养活自己。”在伦敦桥边的酒吧里,他可爱地耸着肩膀说道。当Anderson在2009年联系他重组乐队的时候,Osman欣喜异常。更令他高兴的是,Suede的音乐在新兴的网络世界中有了新的生命延续。“我们重组之后立即被邀请去南美、去中国台湾表演,那里的孩子们都是自己通过网络认识的Suede。人们总说网络时代摧毁了唱片业,但它却在我们都陷入死寂的时候延续了Suede的生命。”
乐队鼓手Simon Gilbert在Suede解散后做了更为极端的选择:他在几天之内搬家去了曼谷。“我心想,操!我受够英国了。我们把这么好的一事儿给弄砸了,我得离开。背包远行是很好的疗伤办法,我对此非常认真;Brett在2007年曾打电话来邀我跟他一起参加新加坡的个人表演,我拒绝了。”但是当Anderson在2009年用Skype联系这位鼓手,告诉他Suede正准备重组时,他高兴坏了。Gilbert总是乐意跟Suede一起发疯。譬如在1994年,一个唱片公司为了巴结Suede,给了他们MTV颁奖礼最前排的位置,而Gilbert和Anderson则决定借机去大闹一场。“我们吸了一脑子的可卡因,手脚匍匐着在地上乱爬,”Gilbert说,“我们当时好像是在找喝的。而那些美国显贵们则正襟危坐地望着台上的Michael Jackson。我还记得自己感叹他屁股真大。真的,我被Jackson屁股的尺寸给迷住了。”他们还在那场颁奖礼上认识了号称是Suede超级歌迷的Kirk Hammett(Metalica乐队吉他手)。Gilbert和Anderson一起飞去了他在三藩市的大宅子,用Gilbert的话来说,就是“浑身的血液都灌满了海洛因和可卡因,马力十足”。他们在Hammett的地下室里表演了“Metal Mickey”和“Ziggy Stardust”。“好日子啊!”他说。
乐队键盘手Neil Codling在Suede的传奇故事中也占有特殊的地位。1995年的时候,刚刚大学毕业的Codling跑到乐队的排练室里找他表哥Simon Gilbert借外套,很快他就成为乐队中重要的一名作曲者。看起来这个帅气小伙儿出落成美人坯子的速度比Anderson冲向自我毁灭的进程还要快得多。在今天的采访中,Codling坐在他的公关办公室里。他是个真诚但又比较极端的人,有些不善言辞,我问他最近几年都在忙什么。《Bloodsports》大部分歌曲都是在他伦敦西北部的家里写出来的。Suede的重生对他来说尤为重要。“我对我们的回归没有丝毫忧虑。”他说,“是时候了,我一直觉得辜负了大家,这一次我要回来继续我们未完成的事业。”
当Anderson打电话给Richard Oakes商量Suede重组的事情的时候,身为乐队吉他手的他正带着他的猫去看海格特区的兽医。那时他们两人已经很多年没有联系了。“我当时说我先考虑考虑,”他回忆道,“其他人都为乐队重组的事儿欢欣鼓舞,我想可能是我并不像大家那么乐观吧。说老实话,我当时更担心的是我的猫。”Oakes是个穿着朴实的胖小子,是乐队中最为寡言的一员,而他进入乐队的经过却是一个传奇故事。Oakes看的第一场摇滚表演就是Suede在Poole艺术中心的演出,那年只有15岁的Oakes是在爸爸的陪同下观看的演出。在听说Bulter离队的时候,Oakes立刻寄了一盘录音带给Suede的歌迷俱乐部,这可是非常大胆的一招。故事的花絮是:Bulter的设备被扔在了乐队排练室外的小路上,后来,Bulter在回来为未完成的歌曲录制和声时唱道:“都去死吧!”
毫不畏惧的Oakes参加了试音,尽管他刚刚高中毕业,乐队还是将他吸纳了进来。“我并不像报道里说的那样是乐队的超级拥趸,”他说,“从很多角度来看,我反而不是一个很典型的Suede成员。我讨厌聚光灯,也不喜欢乐坛里那些怪里怪气的人。我很想寄一盘样带给我的偶像The Fall,但我担心他们会把我这个语法学校毕业的伯恩茅斯小子给生吞活剥了。”Suede解散了以后,Oakes另组了一个名为ArtMagic的乐队,他对重回Suede一直犹豫不决。最终他还是勉强接受了归队,但也提出了附加条件:他绝不参与演奏任何Bulter创作的歌曲(已撤销),他绝不接受任何采访(已撤销),他只参加一次表演(正在考虑撤销)。“我意识到那些附加条件都是不现实的,”他承认说,“我与乐队的关系非常复杂,Suede既是发生在我身上最美妙的事儿,也是最糟糕的事儿。我们确实创作了许多优秀的音乐。我不适应聚光灯,也不喜欢明星的生活方式,我总对自己为乐队作出过多少贡献而感到纠结不已,但现在我回来了,一心只想做好音乐。”
2010年,在乐队进行了标志性的皇家阿尔伯特大厅的演出之后,Suede又重新开始了创作。可是在2011年的12月,乐队又差点面临解散。“写出来的歌怎么也不对路。”Anderson说。制作人Ed Buller说他们不得不将之前的创作全盘放弃,重新更努力地埋头创作。终于,他们写出了那种有Suede味儿的曲子,那种有着高贵的悲伤,或是因为内心对人际关系的挣扎有着一丝丝阴郁的曲子。这张以人与人关系的弧形为主题的专辑终于渐渐浮出水面。“我现在确实年纪大些了,结婚了,也更快乐了,”Anderson说,“但我想任何关系中都存在着矛盾和紧张的时刻。我想描绘一张感情的路线图:从相识到迷醉爱恋,再到执迷猜疑,最后只能分开和想念。”
Anderson开着他那台老旧的中档奥迪,从诺丁山的家里过来和我们见面。他在车上最爱播放的是Joy Division和Scott Walker的歌。全赖这个健康卫士进行了大量骑行锻炼,只吃全麦食品和豆子,他的气色很好。不过这些事儿都是相对的,过去对于Anderson来说,“放纵”就是吸一脑袋,满眼幻影,感觉像是在飞机上俯瞰内华达上空的原子弹爆炸。而现在他是个居家男人,有个半岁大的儿子和一个8岁大的继子。他褪去了些狂野,多了些与老朋友握手言欢的喜乐,现在的他又再次与Justin Frischmann和Bernard Butler重拾友谊。更令人啧啧称奇的是,他最近还在伦敦西部的大街上遇见了Beady Eye的主唱Liam Gallagher。这要是放在过去,这俩人可凑不到一起去。“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但他真的很不错,非常热心肠,人也很友善。他跟我介绍他新专辑的情况……比起我最疯狂的时候,我现在能更好地评价这些人了。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谅解。就在我们见面之前,新闻宣布两位旧时的Britpop宿敌Noel Gallagher和Damon Albarn将在3月为少年癌症基金同台献演,我失口说出了这个想法,询问Anderson是否会接到邀请电话,去组成Britpop时代的黄金阵容。“他们不会有我的电话,我跟那些人也毫无关系。”他说得简洁明了,“我不是在斤斤计较,我只是无法想象自己加入他们。我认为我们是这个音乐产业之外的群体,在为主流之外的成就而努力尝试和奋斗。”
专辑为什么起名《Bloodsports》呢?
这让我想到一个词:“carnal”,这个源于西班牙语的词语意为“肉”。那种“爱即对肉体、对的追求”的意味是如此强烈。
你对自己的性取向是否还像过去一样充满矛盾呢?
一直以来,我对女人都非常着迷,我一直认为她们在情感上、在灵魂上都比男人进化得更为彻底。我特别讨厌在晚宴上被困在那些只会谈论汽车的男人中间。而性,我想它就是获得的一种手段而已。
你自传的第13章叫做“瘾君子”,你不会不高兴吗?
那不是什么值得骄傲的事儿,但在1998年左右,我确实因为深陷毒瘾而经历了一段非常可怕的时期。我被折磨成了一个极端自私又空虚的人,费尽了力气才从中逃脱出来。
那对你现在的健康还有影响吗?
希望没有吧,我现在坚持骑车,过着健康的生活。绿色食品配合一点点冥想,效果出奇地好。冥想非常有趣,就像在跟自己的思想一样。
怎么说?
冥想索求淡忘,它能帮助你清空杂乱的思绪,我觉得有点像是和的效果。
在Suede陷入沉寂的时候,哪支乐队最让你印象深刻?
Interpol和The Horrors都很棒。我们年轻的时候,乐队间的竞争非常激烈,你不可能去喜欢一个把你挤下新闻版面的乐队。现在已经不一样了。
在过去10年里,你可曾喜欢过Damon Albarn的音乐?
不是我的菜,现在可供选择的音乐太多了。我们之间的不和已经是20多年前的陈年往事,现在没人会感兴趣了。
你跟Justine还有联系吗?
有,在加利福尼亚时,我和我太太曾跟她和她先生共进晚餐。她现在是个艺术家,我们曾经在一起很长时间,共同经历了许多事,我也因此苦闷愤恨过一段时间,但我意识到为此放弃友谊是不值得的,你总会回首往事,珍惜起那些美好的经历。
那Bernard Butler呢?你见过他吗?
嗯,我们现在没事了,这恐怕会让很多人失望。在Suede解散之际,外面的小道传闻把他说得很坏。但我当时也是既疲惫不堪又毫无逻辑,又……总之状态也非常差。
你可曾考虑过邀请Bernard回来重组Suede最辉煌的阵容?
我没问,我知道他会拒绝的。但当我们在布里斯顿进行专辑表演时,因为这些专辑全是Bulter参与创作的,我就询问了他是否愿意过来参加。他很谨慎地考虑了两周,还是拒绝了我。
在那次尴尬的邀请中,是否考虑到Richard Oakes的情绪?
确实很可能陷入尴尬的境地,让Bernard来参加可能对Richard来说也是一种不尊重。但我也是被夹在这些复杂的关系之间,很难做。
你说你读过Julian Barnes的《结束的感觉》,这个讲述少年爱情与生活的故事似乎与你们很契合啊,包括小说的名字。
1963年2月21日出生的刘坚生长在书香之家,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她是家中的次女、父母的掌上明珠。
1984年,刘坚中专毕业后被招进江苏省送变电公司,做技术资料员,之后通过努力,她获得了大专文凭。她办事稳重、不善张扬,很受领导和同事们好评。1987年初,她进入公司财务部工作。
相处之中,刘坚渐渐与同公司的男青年方昊(化名)产生恋情。方昊毕业于清华大学高电压技术及设备专业,与刘坚同一年进入公司工作,他学历高、进取心特强,进入公司不久就成为骨干技术人员,前程一路看好。
1994年,刘坚与方昊结为夫妻。1998年7月,他们才有了可爱的“小天使”。此时,方昊不仅获得了双本科学历,而且成为总工程师,之后又被提升为公副经理。
与丈夫相比,刘坚却没有那么一帆风顺。1996年上半年,因公司优化人员结构,她下岗了。那段时间,她郁闷难耐、情绪低落。在人生面临挫折的关键时刻,是丈夫给了她力量、父母给了她信心。这年年底,她被送变电公司下属的三产企业――宏源建设监理有限公司聘用,担任公司计财部主管会计。
刘坚所在的监理公司是从事电站工程监理、输变电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程监理及技术咨询的控股企业,利润丰厚。平日里,刘坚发现一些人经常拿着领导签了字的大笔招待费及礼品发票来找她报销,心里渐渐萌生不满,她很想把自己的想法提出来,却担心领导不高兴会导致自己再次下岗……她的心理压力逐渐增大,情绪越来越糟糕。
刘坚后来交代说:“看到管理制度十分混乱,我的心理就越发不平衡了。他们可以用大把的公款吃喝送礼,凭什么我就不可以花点公家的钱?”她开始打起了公款的主意。
2000年8月的一天下午,刘坚到新街口逛东方商城,看中了几款高档时装,她把心一横,花3900多元买了下来,然后让营业员将这笔消费开成“礼品”发票。四天后的一个上午,她忐忑不安地将这张“礼品”发票混在当月的办公用品发票中让领导签字,结果如愿得以报销。
此后,刘坚跑新街口的兴趣一下子大了起来。金鹰国际购物中心、金陵百货、大洋百货、金陵饭店购物中心、东方商城等五大知名商场,成了她光顾的主要场所。每当看到好的时装,她都会爽快地出手,然后开“礼品”发票如法炮制。
一次次用公款为自己购服装买单,刘坚感觉心理平衡了许多,她为自己找到既能满足虚荣欲望,又能发泄不满情绪的公款消费方式而高兴。
从2000年日月到10月间,短短两个月,刘坚就购买了4万多元服饰用品!
设“贮衣库”,畸形贪欲令人叹为观止
有了公款做后盾,刘坚几乎每天都换不同款式的衣服上班,每当同事夸赞她穿着时尚得体时,她心里比灌了蜜还甜。她购买名牌服饰的劲头更加大。
方昊平时公务繁忙,2001年10月,他走马上任某电力公司工程建设部副主任,之后,他呆在家里的时间更少了妻子的异常举止全然不知。
2002年1月的一天,方昊从外地出差回来,发现衣橱里挂满了妻子新购买的时装,他非常惊奇地问:“你买那么多衣服干吗?哪能穿得了这么多呀?”刘坚回答:“这些款式我好喜欢,逛商场时就买了下来,价格并不贵到哪里。”一问一答之中,方昊并没有引起警觉,因为他知道妻子此时的年薪有近20万元,而且他认为女人喜欢穿着也不为过。
刘坚对购买名牌时装的兴趣越来越大,到后来则是非顶级名牌不买,名牌给她带来了极大的满足。一次,她上身穿了件价值3000多元的新款时装,下身穿了件2000多元的名牌短裙,行走在新街口闹市区,两个打扮人时的小姐一直跟着她,直跟得她感觉不对劲,后来那两个小、姐解释说,她这身打扮太吸引人了,想好好地看一看。又一次,刘坚带女儿到山西路市民广场玩,那天她同样穿了一身顶级名牌,不经意间,她发现两名摄影师一直尾随着她拍摄,她有点发火了:“你们偷拍什么?是什么用意?”对方解释说:“我们是为一个摄影比赛准备作品的,拍你不为别的,只因为你身材好,尤其这身打扮太吸引人了……”
刘坚没有什么其他爱好,自从找到公款购物的消费方式后,逛商场成了她精神上的唯―寄托。方昊很少回家,正上幼儿园的女儿又放在父母家里,剩余时间多多的她常常是下班后直接赶到新街口逛商场,反正身上揣着公司的无限额支票。
从2002年下半年起,刘坚的购物心理达到几近疯狂的程度,家里的衣柜全摆满了,她就将大量的时装挂进卫生间。每天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试穿新时装,对着穿衣镜摆各种造型,反复自我欣赏。
这年初秋的一天,方昊出差回到家里,走进卫生间时一下子愣住了:偌大的卫生间内挂满了一排排款时装,简直就成了服装超市。他打开大大小小的衣柜,发现里面同样挂满了妻了新购买的衣服!
当天晚上,刘坚照样在外面逛商场,回来时又提着大包小包的衣服、鞋子。一向斯文的方昊见状气不打一处来:“你买这么多衣服干吗?你以为自己是天天登台亮相的大明星?”
面对方昊的严厉质问,刘坚毫不示弱:“我花自己的钱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你管什么?”
闻听此言,方昊火冒三丈,挥手狠抽了刘坚几个巴掌。刘坚被打得号啕大哭……这是两人自相爱以来,方昊第一次对妻子动粗。
此次冲突之后,夫妻间的摩擦不断增多,但因他俩在经济上实行AA制,方昊无可奈何,只好不再过问妻子买衣服的事,一切由她去。
滑稽透顶的是,刘坚侵占公款犯罪步步升级,她的职务还得到提升:2002年1月,她被任命为计财部副主任,2003年11月,公司更名为“江苏省宏源电力建设监理有限公司”,她被任命为财务部主持工作的副主任。这个财务部,长期以来只有两个人,除刘坚之外,还有一个是退休返聘的临时工,部门的权力落在刘坚一人身上。
主持财务部工作后,刘坚将报销大权控制得十分严格,一些消费发票即使有领导签字,但只要刘坚认为不符合要求的,报销起来也很困难。在一些同事的眼里,刘坚成了公司的“铁管家”。然而,刘坚对自己网开一面,公款购物“自报自销”,根本不找领导签字。
刘坚像着了魔似的。她曾两次出差上海,头等大事就去知名的“八佰伴”、“汇美”等大商场购买服装。时间久了,―些商场营业员渐惭摸准了她的心理,为了多做她的生意,每次她到名品柜购物时,营业员都投其所好极力吹捧。如此―来,刘坚出手更加大方了,2万多元一件的进口水貂大衣、上万元一只的手表,她说买就买。
2003年9月的一天下午,刘坚在金鹰国际购物中心的世界顶级名牌T恤专柜买了一件价格不菲的烟灰色T恤,试穿后营业员一致夸好。即将离开时,一名营业员对她说:
这款T恤来看的人很多,今天你成了第一个买家。刘坚一听就觉得不对劲,为了防止别人购买,她当场将柜台内这个款式的T恤全部买了下来,但仍然心有不甘,又去买断其他商场的这款T恤。为此,她一共支付了10多万元。
刘坚买的名牌根本来不及穿,再则她常常一买就是几十件,有时甚至是上百件,大堆的衣物她根本无法拿回家,许多名牌专柜的营业员很熟悉她这个“富婆”,纷纷应她的要求为她提供“特别服务”――免费为她提供仓库。至案发时止,刘坚共在五家知名商场设立了私人“贮衣库”!
据不完全统计,刘坚在金鹰国际购物中心寄存了52双美国“玖熙”牌女鞋,518件“钡萱”女装,172件韩国产的“安乃安”女装,16件“宝姿”女装;在金陵国际购物中心存了台湾产的“范哈文”、“莱卡佛”女装共580件,另存有4件“克罗帝亚”牌及2件“马天奴”牌名贵皮衣;在大洋百货寄存了179件“范怡文”女装等;在东方商城存了28件“范怡文”及4件“玛丝菲尔”女装,还存有近50个发夹,每个价值700~1100元不等,另存有2块名表;在金陵百货存了44件“温莎蒂”女装及十几双“FED”皮鞋……可谓洋洋大观。
刘坚收藏的名牌服装数量,完全有资格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
毁己毁家,代价远远高出顶级名牌
2004年4月3日,上级主管部门在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时发现招待费及礼品费的开支异常高,同时还发现冒充领导签字及没有领导签字报销的发票,刘坚的问题浮出水面。4月29日,刘坚涉嫌贪污犯罪的相关证据被移送到南京市栖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院反贪局当天即对刘坚展开调查。
刘坚走进检察院时穿着时尚的短风衣、裙子及皮靴,头戴一只漂亮精致的发卡。大地回春,天气暖融融的,刘坚的这身打扮显得与众不同。
刘坚如竹筒倒豆子般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她讲到时装及她在商场设的一个个私人“贮衣库”时眉飞色舞、兴奋异常。
检察官被弄糊涂了:“她真的将350多万元全买了衣服、鞋子等名贵服饰?世上会有这样怪的贪女人吗?”
检察官们随即在新街口周围的五大商场展开调查,调查的事实让他们震惊不已:刘坚说的全是实话!
检察官们百思不得其解:“如果是正常的人怎么会这样?这种情况绝无仅有呀!”为慎重起见,办案人员决定对刘坚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
江苏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委员会出具的鉴定书评述:“被鉴定人刘坚在一定的现实心理背景下,出现强烈的购物欲望,以达到心理上的满足和发泄,且其行为的目的不完全在于得益、占有或其他。大多数赃物未提取,却寄存在商家,历时四年来,主观上从未加以控制,当案情败露后,刘坚冒名签字审批,以堵后患。其侵占数额之大、购物数量之多,实属罕见。关押后及经鉴定检查均未发现精神病症状,故认定刘坚患冲动性控制障碍,作案时有责任能力。”
得知刘坚因经济问题被关进监狱时,方昊的大脑顿时一片空白……刘坚出事的消息也很陕传到她年迈的父母那里,两位老人获知消息的那一刻双双瘫坐在椅子上,长时间地流泪沉寂后,他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女儿到底犯了什么罪?为什么她那么好的日子不过,要去犯罪?
考虑到自己的亲属中曾有多人患过精神疾病,刘坚的母亲请求检察院再次对女儿做司法鉴定。重新鉴定的结论依旧。
幸福家庭因刘坚的犯罪遭到致命打击!贪污公款352万元意味着什么?方昊心里很清楚。6岁的女儿不能没有妈妈,自己整天忙于工作缺少夫妻沟通,妻子走到这一步,方昊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女儿,也有愧于妻子。在这关键时刻,他要伸手拉妻子一把。他卖掉了房子及私家车,为刘坚退赔了205万元侵占的赃款,希望能减轻对妻子的刑罚。
2004年12月8日,刘坚被押上法庭。虽然她手上戴着一副锃亮的手铐,但看得出她在离开看守所前对自己进行了精心的打扮,她穿着一身整洁的名牌,头发做得清逸自然。站在被告席上,她突然发现母亲和同事坐在旁听席上,便一下子把头埋得很低很低。
刘坚作最后陈述时突然情绪失控地号啕大哭:“法官大人!我不缺钱呀,我主观上并不想侵占公款,我对自己走到今天这一步十分后悔,是虚荣心害了我,我对不起母亲,对不起我的丈夫及女儿,请求法官给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