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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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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现象分析

社会现象分析范文第1篇

关键词:双语现象 多语现象 中国社会

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个名族和平共处,共同生活。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展示着各种语言渗透与融合,甚至碰撞和裂变的过程,从而为语言学家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中国社会目前显露出的双语现象就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语言变化。

现代中国已经完全步入了一个双语甚至多语的社会,尽管这种现象尚缺完善。在许多不同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发展不难看出,中国正处于双语社会的初级阶段。重要国际会议中的多语应用,文化交流中的多语制,双语教学,教育改革中引进外语原版教材,双语电视广播节目,国际事务和国际贸易中的双语交流等,所有这些现象都向世界展示出中国正向双语社会不断靠近。为了更好的理解这一现象并分析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本文将从社会语言学角度进行学术研究以更加彻底透彻的了解整个中国社会。

一、中国社会的双语现象及多语现象

由于中国是一个拥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不可避免的就会出现不同区域的人有着不同语言变体和方言。例如,人会说藏语,而广东人说广东话。这种语言变体之多以至于政府不得不提供一种通用语,即我们所说的普通话。而后,双语现象也变得更为突出。通过接受学校的教育,几乎所有的中国学生都能说至少两种语言,一种是他们的方言,另一种就是普通话。甚至在一个小小的三口之家都有可能出现两种或更多中语言共存的现象,母亲说武汉话,父亲说四川话,而孩子说普通话。因此,在中国,双语现象是非常引人注意的,甚至多语现象在中国也屡见不鲜。

除此之外,自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双语现象也变的更为显著和突出。在大中型城市各种中英文对照的路标随处可见,广告和交通也使用了双语标识,许多旅游景点也要求导游,司机以及商店和餐馆服务员说普通话和英语,有些甚至要求更多语言。2008年在北京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也进一步证明双语和多语现象是社会必须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双语现象在不同时期有其不同的特征和表现,这些特征和表现与当地的政策,文化和经济紧密相连。在传统文明时期,双语现象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存在,这一时期双语现象的出现主要是根据地区区域的不同而划分。而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双语现象的存在主要是为促进交流服务。在现代文明时期,双语现象主要是以达到经济和外交目的而存在。而在双语现象形成的后两个阶段,教育充当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全球一体化进程的实施,双语现象和多语现象会更加明显。

二、双语现象和多语现象的特征

语言是社会的产物,因此双语现象,无论是民族间的不同种语言还是不同家庭间的不同语言,都属于社会现象。居住在某一特定社会环境的人掌握着该环境中被普遍使用的一种特定的语言。随着其生存环境的变化,他们所使用的语言也随之发生变化。同时,不同地区或不同民族的人相互交流也造成了一个人可以掌握两门或两门以上的语言变体,这也就使我们所说的双语或多语现象。因此,不难发现,双语现象是语言应用的一个社会现象。

综上所述,概括来说,语言有以下五点特征。

(一)、人们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使用不同的语言。正如上面列举的例子,当儿子跟母亲说话时,很可能说武汉话,跟父亲说话时说四川话,而跟自己同班同学或老师讲话时,说普通话。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著名的事件,即在不久前,广东政府推出一政策,禁止任何人在公众场合说广东话。尽管许多广东市民反对这一政策,出于确保所有广东话的听众而不仅仅只有广东人听得懂广东话这一目的,政府坚持执行这一政策。

(二)、由于年龄、身份、职业、社会地位以及接受教育水平不同,人们使用的语言也不同。一个中学生在家和自己的父母讲话时可能会在语言中加入偶尔参入英语,而其父母则不会在自己的中文句子中加入一些英语成分。另外,我们经常会发现受教育水平较低者的普通话更为不标准,通常会掺杂一些方言发音,而受教育水平较高者其普通话相对来说也更为标准。

(三)、双语现象中语言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语音,词汇,语法。方言与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在语音方面表现的最为明显,其次是词汇,而方言跟普通话同属一个语系,其语法差异并不突出。而英语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又比方言与普通之间的差异更为显著。

(四)、语码转换明显。如上所讲,年龄、身份、职业、文化程度不同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也不同,而且同一个人随着时间、场合、对象的不同,所用的语言也不同,不同人之间的语言明显要相互影响,因而,在交谈中易形成语码转换现象。在当今社会,语码转换现象随处可见。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经常在中文对话中加入一些英文表达,这种情况在网聊中极为常见,最为常用的英语单词则是“OK”,这个词的高频率使用使得大多数人甚至都忘了它是一个外来词。

(五)、双语现象中的差异日趋减小。随着社会的发展及人们之间的广泛接触,特别是广播、电视、网络这些现代化的技术的影响,方言逐渐减少,普通话成分逐渐增多。即使在方言区,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语言差异也很大,年轻人的语言和普通话之间的差异日趋减小。

以上列出的双语现象的所有特征都表明双语现象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发展的必要成果。

三、造成双语现象及多语现象的因素

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双语现象的出现一样如此。而造成双语现象出现的原因有四个。

(一)经济因素

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离开与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交流而单独发展其自身经济,它们必须通过交流学习他人的先进成产技术。通常来说,较为落后的国家和地区其生产力水平也相对落后,要达到提高生产力的目的,就必须向有着高端生产力的发达地区和国家学习。然而,经济交流以及学习先进技术必须以学习其他国家语言为前提。这样,像制发外语教材书、录像带、录音带等语言产业和提供翻译和培训等语言劳务应运而生,并产生客观的经济效益。语言的这种经济效用称为语言的市场价值。由此看来,经济因素对双语现象的产生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二)文化原因

语言是一系列记录历史的符号,是文化的代码。不同语言代表这不同的文化。双语现象的发生正式基于母语文化传统与其他语言文化传统的相互交流之上的。其本质就是不同语言相互交流、渗透,融合和补充的表现。外语文化的掺入是发展一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种重要手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越来越多的外来文化被引进,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的了解世界,将中国文化发扬光大,使其进入国际大舞台。

(三)政治因素

双语现象的存在于一个国家的政策或一个民族的基础信仰是紧密相关的。国家的政治视角和群体的政治要求都会促进或抑制双语的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初,与苏联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因此在当时的年代,许多人学习俄语,到目前,仍然有很多老一辈的人会说俄语。因此可以看出,双语现象与政治是相互关联的。

(四)人口迁移因素

由政治、经济等原因引起的人口迁移,当新迁入人口与到底人口接触后,就可能产生双语现象。最明显的一则例子就是客家话的产生,它是在中国北方移民与南方本地人进行语言交流的过程中形成的。

以上四个因素使得双语现象成为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更清楚的理解造成双语现象的四种因素以及它的特征将极大的推动双语现象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实际上,在中国,双语现象主要是指普通话与英语并存,普通话与方言并存的现象。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时刻谨记大力推广普通话的同时方言和本土文化也应得到完好的保存,最终达到国家内部沟通的最大便利。至于普通话与英语的共存现象,我们应充分利用双语现象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使中国了解世界,世界认识中国。

参考文献:

[1]Bolinger, D. L. 1975. Aspects of language. Harcourt Brace Jovancvich.

[2]Burling, R. 1970. Man’s Many Voices.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Inc.

社会现象分析范文第2篇

(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辽宁大连116029)

摘要:当下,高学历失业已经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教育现象和社会现象,这种现象大大颠覆了人们以往的思维,不仅严重影响了我国人力资源的充分合理利用及高等教育的健康有序发展,而且危及到了新一代人的成长发展与社会的安定和谐。高学历失业现象的研究与社会学因素息息相关,因此,高学历失业现象应该引起教育系统和社会各部门的高度重视,需要对这一现象进行比较系统的社会学分析。

关键词 :高学历;失业现象;社会学;对策

DOI:10.16083/j.cnki.-1296/G4.2015.02.016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580(2015)02—0035—03

收稿日期:2014—09—10

作者简介:马晓婷(1989— ),女,辽宁大连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育社会学。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院校的扩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如浪潮般一批批涌入市场。如今,拥有高学历的人才难就业已不再是稀奇的事情,正如在许多高校学生中流行的“毕业即失业”的说法,毕业生手中往往空有一纸文凭而找不到工作岗位,这不仅是社会现状的真实反映,更是高学历者的无奈自嘲与辛辣讽刺。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分析,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人口若长期无法满足其最基本的生理和生存需求,必然导致其心理发生变异,如此庞大的群体涌入社会,就极易危害社会的稳定。高学历失业现象的产生与社会学原理息息相关,因此,有必要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进行深入分析。

一、高学历失业现象的形成与社会危害

学历,意谓学习的经历或受教育的程度,其社会功能是一定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的产物,而学历的不同历史形态则取决于社会母系统、教育子系统以及人自身的不同发展水平阶段。[1]教育学家认为,工业社会时代的学历形态是文凭制。因此,我们认为:凡接受过高等教育,获得大专及大专以上学历文凭的人即可以称为高学历者。所谓高学历失业,即指上述人群的待业或离职下岗现象,是一种知识人群的高层次失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共出现过三次大失业浪潮,而由于“知识青年”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因此,第一次大失业并没有构成高学历失业,高学历失业应是伴随第二次大失业浪潮而产生的社会现象,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才逐渐出现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产物。现在看来,第二次大失业浪潮不过是高学历失业大潮来袭的前兆。随着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的持续发展,高学历失业现象逐渐由个别地区、个别行业中的偶然现象发展为以毕业高材生为主体的普遍的社会现象,具有数量增加、层次上升,由零星分散到相对集中群发,区域分布极不平衡,由老科技人员为主转为以新大学毕业生为主等显著特征。而且不同于普通的失业,高学历失业具有阶层性,是“知识阶层”的失业。高学历的获得可能倾尽了全家之物力、人力,是“高投入”的产物,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2] 根据马克思主义物质利益的一般定律,付出“高投入”自然要索取“高收入”或“高回报”,因此,绝大部分高学历者不会情愿“低就”(低标准就业),这完全符合人性的特点。正是“低就”容易、“高就”难,而社会上一些人竟一味地责怪大学毕业生不肯“低就”,热衷于鼓励高学历者“低就”,这种社会态度和氛围如果继续常态化、普遍化,则必将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更是文明社会的一种悲哀。

有的学者认为高学历失业是一把“双刃剑”,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高学历失业与一般失业不同,它的产生绝非像有些人讲的那样“是文明社会的标志”,它意味着社会人力资本的可怕流失,更可能意味着社会经济的蜗行甚至倒退。

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个个体组成了庞大的社会,人与社会相辅相成。高学历失业现象看似是个体的危机,实则对社会有着严重的危害。一方面,从高学历个体与社会的联系来看,高学历失业可能意味着个体失去正常的收入来源,意味着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意味着多年来家庭和个人所投资的人力和物力资本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这会给其家庭乃至整个家族带来沉重的打击。从此他们可能会对社会产生怨恨,更由于其中大部分人接受过高等教育,因此,更有可能发生高科技犯罪和动乱,一旦形成势头就会引起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对于社会而言,高学历失业不仅意味着教育的困境,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可能更为直接。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奥肯定律中得出:失业率每增加1%,则实际国民收入减少2.5%;反之,失业率每减少1%,则实际国民收入增加2.5%。 这是对于普通失业而言,引申开来,如果失业者为高学历人才,那么对国民收入造成的损失可能要大于2.5%,从而使社会经济损失的情况加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的倒退必将导致社会总体发展的停步不前甚至倒退。

二、高学历失业现象的社会学因素分析

如今,很多高材生身陷一个“学历怪圈”,高高兴兴地考上大学,毕业了发现找不到工作,只能去考研;辛辛苦苦地研究生毕业,发现自己学的这个专业不好就业,就再向博士学历冲刺。对于这群人来说,取得高学历已经不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价值和修养以及促进社会进步,而只是一块获得高薪职位和高社会地位的“敲门砖”罢了。然而,近几年来,这块“敲门砖”好像也失灵了。究其原因,与社会学因素、教育学因素等都息息相关,其中,社会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是高学历失业现象产生的根源性因素。

社会政治因素与社会经济因素主要与国家政策相关,在高学历失业现象中主要体现为在政策引导下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从而导致“有人没事干”和“有事没人干”的地域性现象。当下,高学历失业现象已普遍存在并具有极其显著的地域性特点,原因在于,在国家政治政策的号召下,经过多年的经济发展,经济特区、沿海城市及省会城市等地经济发展迅速,城乡差距也愈发加大,这种地区发展的两极分化极大地影响了高学历者的就业选择。大部分大学毕业生把目光瞄向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如上海、深圳等。有资料显示,在大中城市就业的大学生占总数的80.8%,而去县镇和农村就业者仅占19.2%,即便是来自县镇和农村的毕业生,也有70%选择在大中城市就业。[3] 然而,一个地区的区域容量终究有限,这种选择不仅加大了地区之间的差距,而且使大批“留城”人才陷入“无工可作”的困境,造成地域性高学历失业现象。

塞缪尔·亨廷顿说:“文化若是无所不包,就什么也说明不了。”[4] 可见,文化涉及的范围极其广泛,是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等等,在研究一个问题时需要有针对性地选择。高学历失业现象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在这里我们探讨的社会文化因素主要包括学校教育因素、家庭教育价值观因素及自我认识因素。

首先,在学校教育方面,高校的盲目扩招和只重数量、不重质量的教育方式使得学历出现贬值现象。研究显示,我国高校连续多年扩招,从1997年招生突破100万人大关,到2010年招生657万人,仅13年就增长了6.5倍多,研究生教育也从精英化走向了大众化(见表1)。这种盲目的扩招使拥有高文凭的毕业生大量涌入市场,导致文凭的含金量下降,失去了其应有的信号传递功能,使得雇主很难根据文凭进行筛选,获得所需人才,这就是“学历贬值”。“学历贬值”使得高学历者面临来自社会的信任危机,他们被认为是“高分低能”、“找不到工作才继续上学”。人们带着审视的眼光考量着高学历拥有者,信任危机使得高学历反而成为学子们的枷锁。

其次,家庭教育价值观扭曲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近几年,公务员考试成为热门,甚至出现过万人争夺一个岗位的荒唐现象,笔者认为这与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文化和家庭教育有直接的关系。家长们的殷殷期盼多少年来一直环绕耳畔,“好好学习,以后考个好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这辈子就不用愁了”。望子成龙不是错,但把学习和工作及生活都联系在一起却是中国父母的一大特点。这种“学习—工作—美好生活”模式的家庭教育究其根源是来自于中国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学而优则仕”、“科举—升官—发财”是自古以来中国人上进不可动摇的公式,[6]这一公式在家庭教育中被不停地灌输到新一代人的思想中,无形中造成高学历者只追求“高岗位”(高社会地位、高薪水的岗位)而无视其他岗位的就业观念。这严重扭曲了教育育人的本质,也严重制约了新一代人的就业与发展。

最后,高学历者长期与社会脱离,自我认识严重不足。人只有在真正看清自我时,才会走对方向,而在这个充满变化的社会中,人们正在迷失。高学历失业现象出现的原因之一就在于人们一味地把学历与未来划等号,而没有在充分认识自我的基础上对教育程度或职业规划做出谨慎的选择。雅斯贝尔斯在《智慧之路》中说:“我们愈是充分地认识现在的自己,我们就愈是对未来充满信心。”[7]不能充分地认识自我使得高学历者即使手捧高文凭,仍对未来缺乏信心,他们不知道自己到底喜欢做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价值,甚至可能害怕面向社会,规避就业。要获得与自身能力相符的工作,离不开社会实践经验,世界上许多颇有成就的人不一定都具有高学历,但却一定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人之所以为人,其区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就在于具有社会性,人是社会的产物,也必定要融入到社会中去,方能生存和实现自我价值。高校学生的社会实践经验严重缺乏已是不争的事实。我国高等教育往往注重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忽视对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培养,导致多数毕业生眼高手低,最后成为了一个好看的“学历花瓶”。

三、缓解高学历失业现象的对策分析

高学历失业无疑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发展,给社会的安定、和谐带来隐患,被教育学者和专家称为“贫穷的奢侈”。它是教育资源的无效消耗,也是家庭和社会人力资金的巨大浪费,解决这一问题已迫在眉睫。

(一)调整产业结构,平衡地区经济

从政策上鼓励第三产业的发展,促使服务业吸纳人才和劳动力的主渠道功能尽快发挥作用。同时,加速城镇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大量投入资金开发西部及中部不发达地区,平衡地区间的经济水平。从社会舆论和思想上鼓励投身于国家建设和家乡发展的“赴西”和“返乡”高学历者,并从实际上提高乡镇及不发达地区的岗位待遇和社会地位,从而使接受高等教育的学子看到与“高付出”相对应的物质和精神的“高回报”,充分认识到自身的无限价值,全身心地投入到社会建设的大潮中。

(二)营造有利于高学历者就业的公平环境

尽管现在高学历凭证泛滥,文凭可能已不代表毕业生的真实能力,但笔者仍认为对于大多数高学历拥有者而言,文凭仍然是其接受某种高层教育且成绩达到一定标准的有效证明,是可以使其引以为傲的“光环”,如果说高学历完全不等于高能力,那么为何还有大部分人无法获取高学历呢?笔者不得不怀疑,是不是因为“得不到的葡萄永远是酸的”?其实,高学历者不一定都没有高能力,他们大部分只是缺乏适应和锻炼的机会罢了。拥有再高学历的人才也是人,不管他们在哪一方面多么优秀,也不可能十全十美,他们也需要不断地成长、锻炼,也需要全社会的关怀与理解。

(三)摆脱束缚,提高竞争力,融身于社会

作为接受过高等教育、拥有较强思考能力的群体,高学历者在就业时应该摆正心态,尽力摆脱功利主义的传统模式,以智慧和长远的眼光选择职业,将自己的才能应用到真正需要的地方去,而不应随波逐流,沉溺于物质和失业的腐水之中不可自拔。在树立远大理想和抱负的同时,高学历者应沉下心来,努力吸收专业知识,脚踏实地地完成学业任务,形成强大的专业竞争力,以适应市场的需求。积极开发自身的创造力和操作能力,这是人才的一种直接的、外显的竞争力,要勇于实践,发挥专长,把理论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把自己锻炼成为一个实用型、高效型的高层次人才。打造自身的最终目的在于融入社会,实现人生价值。这就需要广大高学历毕业生放下姿态,尽快适应全新的工作环境和人际关系,遇事多思考,待人多理解,不畏挑战,积极进取,争取尽快成长为一个有责任、有担当的高素质栋梁人才。

参考文献]

[1]龚怡祖.学历的社会功能与历史形态初探[J].教育研究,2002(2).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3]刘云伶.大学生应扩大身心的就业半径[N].央视国际,2003,06,16.

[4](美)塞缪尔·亨廷顿,劳伦斯·哈里斯著.程克雄译.文化的重要作用[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

[5]孙百才,赵宏斌.研究生教育质量与研究生就业:文凭筛选视角[J].高教探索,2007(3).

社会现象分析范文第3篇

[关键词]虐童;幼儿园教师;教育;素质

“携程亲子园虐童事件”使我们重新审视这个社会乃至世界,当我们都在谴责施虐者的同时,是否更应该对学前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深刻、系统的反思,找出导致虐童事件不断发生的“源头”,以便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杜绝虐童案的出现。只有让人们从思想上深刻认识到虐待行为会对幼儿身心健康产生严重的危害,深化改革幼儿教育体制,规范监督制度,提高幼儿教师整体素质,建立健全虐童法律体系和社会支持和监督系统,虐童问题才有望得以解决。

一、虐童的含义

世界卫生组织把虐童定义为:“对儿童有义务抚养、监管及有操作权的人,做出足以对儿童的健康、生存、生长发育及尊严造成实际的或是潜在的伤害行为,包括各种形式的躯体虐待、情感虐待、待、忽视及对其进行经济型剥削。”

二、当今社会虐童现状

近年来“虐童”事件频频见诸报端。如:浙江“温岭虐童案”;陕西太原市某幼儿园一个5岁女童十分钟被老师打了几十个耳光;黑龙江金宝贝幼儿园的老师一天内重打一个32个月的幼儿4次,最严重的一次把孩子踢出半米远;济宁市某机关幼儿老师用膝盖顶孩子的生殖器,造成生殖器受伤出血;西安枫韵蓝湾幼儿园被爆长期给孩子服用一种抗病毒药物“病毒灵”;某连锁幼儿园被爆教师用针扎孩子;还有最近爆出的“上海携程亲子园虐童案”等等。种种虐童时间着实让人触目惊心,不得不替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忧心忡忡……

三、对受虐待儿童身心发展的影响

第一,虐待行为残害了天真烂漫的孩子,把孩子的童真慢慢磨灭,使他们惧怕上学,不敢再上幼儿园,一些受过虐待的孩子一听到要送他去幼儿园就狂哭不止,这对孩子以后上学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容易使孩子从小产生厌学情绪。第二,使原本性格开朗的孩子变得自闭。长时间受到幼儿老师的虐待,让孩子变得越来越胆小,害怕,谨小慎微,不敢与人交流,生怕自己又做错了什么,遭到老师的“惩罚”,长此以往幼儿越来越不敢与人交流,逐渐产生了自闭等行为。

四、幼儿园教师虐童现象的原因分析

1.幼儿园没有严格落实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以前,只有师范院校的毕业生才可进入教师的行列,由于近年国家新政策的出台,鼓励非师范毕业生从事教师工作,根据规定,考取了事业编制岗位的教师两年内必须取到教师资格证,否则予以解聘。而浙江温岭的颜老师不具有教师资格证,理应被解聘,但幼儿园并没有执行国家政策,依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不合格的教师站在三尺讲台上。2.幼儿教师个人因素。一些人选择幼儿教师这个职业仅仅是因为父母的要求。很多家长都觉得当教师工资稳定、旱涝保收、有寒暑假、社会地位高、以后好找对象等等。所以父母就特别希望自己的孩子去从事教师这个职业,也不在乎孩子是否有兴趣。然而,当这些幼儿教师逐渐懂得了自己的专业性质,发现这并不是自己喜欢的职业时,就会感到沮丧、失望,慢慢开始懈怠工作,一些人便从虐待儿童的过程中寻求新的乐趣,发泄自己的压抑情绪。3.幼儿教师薪资待遇普遍较低。幼儿教师的工作量很大,不仅要负责教学工作、指导孩子们生活习惯的养成还要丰富幼儿园的环境创设……所以当他们把自己的投入与薪酬做比较后,心里会感到不公平,一些人逐渐通过消极怠工、离职、转业、虐童等方式来消除不公平感。4.大力发展公办园的政策未完全落实。近几年来反映学前教育“入园难,入园贵”呼声越来越大,导致这种局面出现的最根本原因还是政府对社会服务不够重视,国家财政投入不足,公办园数量较少,公办老师亏缺。大多私立幼儿园规模及设备不规范,教师素质不合格。所以,国家应该大力发展公办园,配齐配全公办教师。

五、针对幼儿园教师虐童现象提出的建议及改进策略

1.加强落实教师资格准入制度。严把入口关,认真挑选合格幼儿教师。园所招聘幼儿教师最基本的要求应为:必须持有幼儿教师资格证。幼儿园不能因为缺老师就随便聘请非专业人士,幼儿园要秉承着对孩子负责的原则来办园。2.提高幼师的综合素质。要不断提高幼师的道德素质、专业素质。幼儿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幼儿教师则是这个基础上不可或缺的奠基人。为了适应幼儿教育发展的需要,幼儿教师应努力提高自身的学习素质、研究素质和创新素质,还得更加注重自身教师师德的养成,教师是一个爱的行业,是用真心在教导孩子,因此,就要求幼儿教师不仅要具备爱心、耐心,还要有较高的责任心和能力。3.提高幼师的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增强职业幸福感。根据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人的发展会伴随着各种高级需要,这包括:自我实现的需要和被尊重的需要两个方面。正因为教师的辛苦付出与待遇无法成正比,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热情和幸福感。幼师的工作量大,体力和脑力消耗自然也大,幼师的工资却很低,导致幼儿教师流动性很大,低工资提高不了生活质量,幸福指数也平平。唯有提高幼师的工资待遇,留住高素质的人才,才可以减少虐童现象的发生。4.加大财政投入,大力兴办公立幼儿园。现在社会上的公办园出现了孩子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公办幼儿园缺乏,每所公办幼儿园都有严格的关于收取幼儿数量及班级容纳孩子数量的规定等,导致很多家长只能把孩子送去私立幼儿园或是不规范的托儿所。所以政府要加大对教育事业的投入力度,创办更多公立学校,逐步完善教育设备。应该使幼儿教师深入学习未成年人保护法,园所内应定期开展法律知识讲座,加强虐童行为后施虐者所承担后果的视频普法宣传,让所有幼儿教师知法懂法,知道触犯法律底线的严重后果,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和行为对待幼儿是正确适宜的。与此同时也给孩子们创建一个更美好的生活和学习环境。

笔者的文章结构主要从以下三部分切入,一,分析虐童的含义与现状,以客观的视角来看待不断见报的虐童事件。二,针对虐童现象的原因分析,探讨引发虐童案件的一系列可能因素。三,着重提出一些建议与措施,为的是更快地发现和解决问题。真心希望“虐童”事件不再发生,希望社会和谐,希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茁壮健康地成长。

作者:刘博 单位:吉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王伟由.虐待罪之“虐待”谈规范的构成要件要素的认定[J].知识经济,2010(23).

社会现象分析范文第4篇

关键词:选秀;超级女声;音乐社会学;大众音乐生活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125-3

作者:杨建,湖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张浩,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1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XJK06ADY014)阶段性成果。

“选秀”是中国大众关注度较高的社会现象之一。“超级女声”作为一档普通的娱乐电视节目,曾不经意间为大众制造了一场持久火爆的娱乐盛宴。对这种状况人们做出了许多种解释,如商业利益的驱动、一种一唱成星的美梦、大众强烈的消费欲望与娱乐需求等等。由于唱歌是“超级女声”的主要看点,或者说娱乐的兴奋点,所以它直接关乎大众音乐生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女声”成了一个社会音乐事件,成了一个音乐社会学的话题。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某种知识体系,尽管在我国仍然处于完善与建构时期,但它为我们分析和理解“超级女声”及大众音乐生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

一、年轻人的青想是大众音乐生活的重要内容

对“超级女声”比较偏激的态度是,要么认为它只是一场由商业利益驱动的炒作,要么认为它是一场空洞的叫喊和故意做作的卖弄。我们认为“超级女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造梦”运动,或者说“造星”运动。“超级女声”反映的是都市年轻人的现实生活。明星梦是年轻人常做的一种梦,明星梦背后有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也可以从年轻人的心理发展特点做出某种解释和说明,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社会要不要关怀,又如何来关怀年轻人的青想,这是一个社会学课题。能否通过“超级女声”这种形式来关怀年轻人青想,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万人逃课去报名参加超级女声”的现象揭示了现代社会一个青想无限激荡的现实,各种“环肥燕瘦的、虎头燕颔的、金相玉质的、兰心蕙质的女孩蜂拥而至,队伍排得长长的,像一条满溢青春的河流,这头系着希望的舞台,那头系着殷切的期望,为了梦想她们雷厉风行,流星赶月。”当那些年轻的女孩怀着青想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放声歌唱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意识到年轻时的梦是大众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参与大众音乐生活的营造。基本上可以断言,如果年轻人都不作歌星梦了,“超级女声”也就可以终结了。既然年轻人的青想直接参与了大众音乐生活的营造,那么反过来说,大众音乐生活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对年轻人的青想实施某种关怀。尽管大众音乐具有丰富内涵,具有陶冶情感的意义,有消遣娱乐的意义,有素质教育的意义,有培养音乐才能的意义等等,但当成为明星并登上舞台唱歌成为年轻的青想的时候,当这种梦想汇成滚滚洪流的时候,大众音乐生活也就不能对此漠不关心了。

当大众音乐生活试图关怀年轻人青想的时候,这涉及到一个音乐教育的话题。音乐教育是大众音乐生活的重要方面。年轻人要想成为歌星,无疑需要一定的唱歌的本领,这也是他们成为歌星的资本。但是,培养明星不是音乐教育的全部使命,音乐教育也不愿意去承担这样使命。音乐教育,特别是学校音乐教育如果本身能够举办某种“造星”的活动,诸如校园歌手之类的演唱比试、校园文艺表演、创办学生艺术团等等,也是对年轻的青想的某种关怀。另外,音乐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理性地对待音乐、对待人生,对待事业、对待环绕在周围大众文化和从眼前飘浮逝的流行风向等等。

再回到“超级女声”的话题,“超级女声”从一开始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就是我让你直奔明星而去,似乎成为明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从而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孩在这种鼓动下,开始做起了明星美梦。尽管“超级女声”已经制造了安又琪、张含韵、李宇春等明星,但是,事实上“星途”从来就不是坦途,明星梦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美丽的现实,对绝大多数的女孩来说,她们的梦想在瞬间产生,又瞬间破灭,梦醒后,她还是原来的她。当然,一个梦想破灭后,另一个梦想还会来,一个人不做这样的梦了,其它的人还会接着做。年轻人的明星梦往往表现为年轻人敢于献丑的心态与在影像媒体上暴露的欲望,对广大观众来说,则在这种轰鸣声中体验到了一种难得的审美解放。“超级女声”很好的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年轻人的明星梦是一种巨大的,也是难得的娱乐资源。通过以上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超级女声”对年轻人青想的关怀仍然是一种虚假的关怀,它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关怀。

二、大众传媒是创新大众音乐生活的强大力量

如果说“超级女声”代表了大众音乐生活的一种创新的话,大众传媒无疑在这种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电视直播、演唱会、网络下载、报纸、广播、唱片、商品广告等大众传媒的连锁传播,再加上大众的相互感染,“超级女声”瞬间渗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众在一夜之间被抛入到一个陌生的音乐环境当中,迫使你去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审美趣味。大众音乐生活流变不居。

音乐传播是音乐社会学的重要的研究领域。“超级女声”作为一种音乐产品,其在社会中的传播必然带有浓厚的消费时代的商业气息。正像当“超级女声”关乎年轻人的青想时,对年轻人来说是一场超级幻想一样,当“超级女声”关乎商业运作时,它已经蜕变成了一场超级捞钱运动。“超级女声”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促使你去消费,使你不得不去消费。当然,这种消费并不仅仅是指对音乐产品本身的消费,因为事实上,“超女”们已经成为了牛奶公司的形象代表,已经出现在白酒、电脑、美容品广告中,并频繁在商业活动中露脸。如果你愿意掏钱看“超女”们的演唱会,也自然会愿意掏钱来买那种牛奶,也愿意边看电视,边发短信来为通讯公司创收。

文化工业与大众传媒是同等意义上的一个概念。电视是当今社会最典型的文化工业形式。“超级女声”基本上印证了电视这种文化工业的生产过程:“演播室生产出一种商品,即某个节目,把它卖给经销商,如广播公司或有线电视网,以谋求利润。对所有商品而言,这都是一种简单的金融交换。然而这不是事情的了结,因为一个电视节目,或一种文化商品,并不是微波炉或牛仔裤这样的物质商品。一个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并未在它售出之后即告完成,因为在它被消费的时候,它又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它产生出来是一批观众,然后,这批观众又被卖给了广告商。”对此,可以这样来理解,“超级女声”这一电视节目是电视这一文化工业的 产品,而“超级女声”又生产出来许许多多为电视观众。而观众对“超级女声”的如此疯狂,又基本上印证这样的一种说法,“观众看电视这一行为,也就直接参与了把大众商品化那一行为,它为商业资本主义卖命的程度,一如装配线上勤劳苦干的工人。”那么观众收获了什么呢?也许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道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所说的,“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食客总归对菜单感到满意吧。”从文化工业这一视角来看,传媒对大众音乐生活的创新中暗藏着几分现代生活的异化。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媒体的力量,特别的电视直播的力量,“超级女声”带给大众的娱乐新体验不仅仅来源于参赛选手,评委、主持、粉丝同样成为了难得的娱乐资源。例如,评委们带有几分刻薄与搞笑精彩语录和一些免费的甜蜜话语,就多多少少,亦真亦假的包含着某些娱乐的成份,因而也就成了它的一大看点。就这样,大众传媒在不断的推动大众音乐生活翻新花样,并提供新奇刺激。

三、莫明的狂欢是当代大众音乐生活的显著特征

“现代生活从整体上表现为主体性的丧失,价值的失落与精神家园的无处可寻。”“超级女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揭示出了现代生活的这些特征。“超级女声”制造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社会效应,表现在无数的年轻女孩为之着魔,当然为之着魔的还有无数的观众。一时间看“超女”成了生活中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或者一种精神寄托。“超级女声”也是现代生活中众多偶像剧的一个。偶像崇拜必然导致某种人格依附,在台上唱歌的女孩的辛酸与喜悦,甚至她的哭闹对她的歌迷来说,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总之,超级女声使人感到,现代生活一方面显得莫明其妙的沸腾与集体狂欢,另一方面又显得令人难受的单调、无深度和审美趣味的变动不居。那么,“超级女声”到底为年轻人创造了何种具体的生活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描述。

第一,酸酸甜甜。正如超级女声节目的赞助商为其产品某某酸乳饮料推出的广告语:“超级女声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参加“超级女声”的女孩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酸酸甜甜。这种酸酸甜甜的滋味交织着展示自我的心态、成名的幻想、在镜头前暴露的欲望,还有各种无奈,伤心和洋相。超级女声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一夜成名逻辑,这种逻辑同通过购买彩票来实现一夜暴富是一样的,其现实的结果除了酸酸甜甜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

第二,想唱就唱。“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娱乐电视节目,“想唱就唱”无疑是其最大的创新之处,这也无意之中给无数的女孩提供了某种渴望已久的机会。你想唱就唱,这里没有门槛,几乎成了它的煽动用语。这不能不说是对精英电视节目的一种颠覆。同时,超级女声也是不设年龄的,只要是女人,有点嗓子就可以来唱。当然,“超级女声”瞄准的,它能够强烈吸引住的主要是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缺乏判断力的年轻女孩;或者说它能够强烈吸引住的更多的是那些十分注重个性张扬的年轻女孩。

第三,怪异游戏。正如一位亲历超级女声的评委所言,“超级女声的总决选是个怪异的游戏,它总是在一个选手唱得最差的时候让它安然过关,然后在一个选手唱得最好的时候把她淘汰掉。”游戏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是一个天生的游戏者,不仅人有游戏,世间万物都在游戏。当然这里所说的游戏不单指随意的玩耍和游戏人生的态度。“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游戏,也很难对它的游戏规则做出某种阐明。人的游戏本性与生活的游戏特征在“超级女声”喧哗与轰鸣声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超级女声”试图展示的是一幅强调多元与差异、制造意想不到、鼓吹什么都行、瓦解“中心一边缘”两极框架、一切都似如游戏的后现代生活图景。

社会现象分析范文第5篇

关键词:校园欺凌;社会化;对策

近年来,校园内的欺凌现象有所增加,事件的性质恶劣。根据教育署2002至2003年度的统计数字,校园欺凌与暴力事件约达七百多宗。若扣除学校假期,则平均每日三宗。调查结果还显示,同年,中学教师处理了643起欺负学生案件。中学学生人数为0.14%,表明校园内欺凌案件的严重性。

一原因分析

(一)从家庭角度来看,相当多的父母对阅读自己的孩子越来越感到困惑。与孩子的无效沟通导致父母与父母之间的疏远,这不可避免地会会产生矛盾。如果孩子的情绪没有得到适当的发泄,他们将使用极端的行为来发泄。暴力的情绪会滋生对周边人、事、物的反击,父母平时的疏于教导,忽略孩子的情绪发展,势必会造成一定的影响。还有一部分欺凌者是在家庭中是十分受溺爱的,家长对孩子的纵容和放任自流,一味地宠溺,致使孩子不懂谦逊,以自己为中心,不考虑除自己以外其他人的感受,从而导致对他看不惯的人或事大打出手。

(二)从学校方面看,近年来,我国也在不断推进素质教育的实施,但具体实施过程中,有些方面是无法顾及的。受高考制度的深远影响,教育中更多的是重视成绩的高低,而忽略了德育的重视。在埋头苦读的过程中,学生的交际能力在削弱,导致在受到欺凌后,无法得到正常的倾诉,学校的惩戒大多是草草了事,以息事宁人为主。这多方面的阻碍是欺凌事件的推动者,使此类事件仍在不断发生。

(三)从社会方面看,暴力的杀戮游戏,影视剧中的黑社会的形象,在更广阔的意识形态空间中,它甚至影响了欺凌者的道德和价值判断。在欺凌者心中埋下的是对罪恶的深刻认识和崇拜。这种基于非理性的身份和崇拜已成为内化后一些“问题青少年”的常态。这使得它们在诸如对待他人等许多方面反映了对主流社会的反叛和仇恨。因为仇视,他们便采用极端的手段来对待他人。

二校园欺凌现象对被欺凌者有危害

近期有关被欺凌者的研究表明这种情况可能持续到成年期,欺凌所带来的不仅仅是精神上的伤害,还有在身体上不可轻易被磨灭的伤痛。在研究中所采访到的儿童,通过对他们的血液检测得到的结果表明,被欺凌次数的增加在他们成年后对长期健康有负面的影响。心理的病痛是隐藏的,具体会影响到他们的哪些方面是不可预测的,是否能完全治愈也是未知的。这可以看出欺凌所带来的伤害是深远而悠长的,在被欺凌者的心中是久久不能抚平的。

三校园欺凌现象的防范

(一)对家庭而言,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家长与孩子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在平等的关系中去沟通和对话,是良好的亲子关系的基础。作为家长来说,在良好的沟通下,平时应多关注孩子的情绪变化,在发现有任何异常的情况下才能及时发现问题。沟通是一切事端的良好解决办法,如若平时与孩子沟通较少,当孩子遇到问题时,不知和谁倾诉是延迟事态严重发展的阻碍。当问题发生时,作为欺凌者的家长不是一味地谴责,而是要关注到这背后隐藏的原因,孩子的欺凌动作是如何形成的,做到了解事态的起因能更好的解决问题。而作为被欺凌的家长应首先及时疏导及安抚他们的的情绪,可以咨询心理医生,用更好的方式让情绪得到释放。

(二)对学校而言,学校教育应在重视学生成绩提高的同时,也要重视对学生的德育教育。素质教育的推广中,德育是不应被忽视的,在学校生活中,也是一个小型的社会集体,学生们也是在其中学习如何和他人沟通交流。学校也可多培养及发展有关德育教育的活动。通过活动让学生们能意识到建立良好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性。增强学生们的社会责任感,学校也应积极创设良好的教育氛围,培养融洽的师生同学关系,改善校园环境,使学生能够在和谐、健康、文明的校园环境中快乐成长。为保证学生安全,学校应当在校园内一些偏僻、不易察觉的地带建全监控网络,当发现校园欺凌行为时,应当立即采取制止措施,避免伤害的发生。[1]在处理学生的欺凌行为时,教师应与学生在不公开的场合进行引导,避免伤及学生的自尊心以及避免泄露学生的个人隐私,应引导他们妥善处理冲突,让他们意识到欺凌的后果和严重性,用正确的方式解决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学校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应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作为教师,如何在不只惩戒、教化的基础上,使欺凌者真正的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对于被欺凌者,如何及时安抚情绪,怎样安抚,都是极其重要的。在平时多与学生沟通时,能及时发现不稳定的情绪出现并处理,作为教师可以就校园欺凌问题举办主题班会议,组织学生讨论,以提高学生对欺凌问题的理解,并学习如遇到此问题如何处理。

(三)对于政府来说,政府应尽快加强校园安全立法,从法律的高度保护青年学生的健康成长。法律政策的出台,不仅做到警示欺凌者,并且让部分欺凌者通过法律来反省过错。同时,有必要完善纪律处分机制,使欺凌者为自己的过错付出代价,对欺凌者施加必要的惩罚和处分,让被欺凌者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总之破解学校欺负问题一定要走出两个误区,一是忽略儿童的特殊性,一味简单照搬成人世界里应对欺凌者的策略来解决学校这种问题,用成人理解的方式方法解决儿童所遇到的问题,这并不是解决而是处理,违背儿童成长的规律。二是尝试彻底消除欺凌的行为,把注意力都集中在教化、限制和惩戒欺凌者方面。一味地谴责、教育欺凌者,是在表面化处理问题,事件背后的原因及所带来的的深远的恶性影响,其实并没有消除。理性看待欺凌行为,认识到儿童在各方面的未完成性,并将欺凌行为放在儿童群体交往的大背景下,从教育儿童不去实施和巧妙应对两个方面着手应对这种情况。如此,方能真正走出破解学校欺凌问题的困境。

参考文献

[1]刘琳.浅谈校园欺凌[J].教育导刊,2013(5).

[2]刘天娥,龚伦军.当前校园欺凌行为的特征、成因、与对策[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7).

[3]特拉维斯赫希.少年犯罪原因探讨[M].吴宗宪,等,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7:5-6.

[4]时蓉华.新编社会心理学概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