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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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通范文第1篇

伴随文化面貌的日益繁荣，中原地区形成了一个日渐超越周边文化的文化实体――中原龙山文化。这一点可以从中原龙山文化的地域范围不断扩大反映出来。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此时已经衰亡。曾经被石家河文化占据的豫南地区重又回到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石家河的巨大城址在文化后期也走向衰败，城址上却出现了以瓮棺墓地为首的大量中原文化因素。东面的龙山文化依然强大，但在它的西翼出现了一个文化面貌更接近中原文化的地方类型――造律台（位于今商丘永城西南）类型，可知它也被大大地削弱了。

中原文化的崛起建立在广泛汲取周邻文化的基础上。如果把中原文化的外来因素分出层次的话，越是来自远方或者年代上有一段距离的文化因素，在中原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就越显赫。如玉器、象牙器、宝贝等，一进入中原，便都成了上层社会的专用品。其实，标示社会成员等级地位的礼器，绝大部分并非中原土产，其形制皆源自对沿海地区新石器晚期文化的陶器的模仿。

很明显，中原文化强盛起来的原因，也就是那些曾盛极一时的地方文明衰退消亡的原因。中原是天下居中、八方辐辏之地，在史前文明的丛体里，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体会出同异族打交道的策略心得，终至后来居上。反之，其他地方文明由于处于地理上的边缘，信息不畅，从而导致了它们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渐落下风，甚至被中原文化吞噬。

中原文化的凸显，不仅为以后三代文明准备好了地域舞台，还形成了中国文化的多重空间结构。在这个格局大势中，中原兼收并蓄各方好的东西，为我所用，它有包容、同化和改造一切外来因素的大度心理，也因此得到其群体的认同。所以，中原的影响力和凝聚力与日俱增，辐射四方，这在人们的思想乃至心理等方面留下深刻烙印，譬如外服制度、“中国”的观念等，也决定了中国历史以后几千年的基本走向。

新石器时代晚期，农业文明将史前文明的发展推入鼎盛。在中原地区，形成了华夏部落集团，它以其优越的自然条件，发展成为实力强大的古代文明的中心。传说中的中华文明史是在中原地区展开的，而它的开始则是几个不同地域的部落联盟之间的战争和随后带来的融合。黄帝居中，炎帝居西，蚩尤居东。以黄帝为首的华夏集团首先战胜了以炎帝为首的西方部落联盟，随后又在阪泉之野战胜了以蚩尤为首的东夷部落集团，最后三族融合，构成了华夏民族的最基本部分。从考古学上看，中原龙山文化源自仰韶文化，黄河下游的龙山文化源于大汶口文化，两种文化分属于华夏集团和东夷集团，曾有不同的发展轨迹，而最后两者熔于一炉，成为夏文化的先驱。

夏文化是中原原始文化向外扩展的结果，又是文化向内融合的结晶。当然，其融合不仅包括东夷文化，还包括诸如黄河中上游的大地湾文化、燕辽地区的红山文化，甚至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考古发掘证明，旧、新石器时代我国境内考古学文化星罗棋布，但他们又最终汇于中原，并且“从中原地区，孕育了后来发展起来的伟大灿烂的华夏文化”。①

三代时期，中原文化的融合首先表现为夏商周人之间统治地位的更替和彼此之间文化的同化、继承和发展，在文化上表现为后者向前者学习，文化落后的一方向文化先进的一方靠近，最终融为一个文化体系。其次表现为中原文化的不断扩散和同周边羌戎夷越人的文化融合，持续不断的中原政权的对外扩张战争是促进这一时期文化传播和融会的主要手段。

在夏代，以河南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与晋南属先商文化的东下冯文化之间相互影响较大。两者是在各自地域上的龙山文化基础上发展而形成的两种文化，各有渊源，各具特征。但由于它们同时并存，分布地域相邻，故在长期的文化交流中，双方都在不断地吸取对方的精华而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东下冯文化所出的大口尊、小口尊、单耳罐、四足鼎、盆形鼎、爵等器型，在二里头文化和当地龙山文化的遗存中经常见到，这可能就是受二里头文化影响的产物；二里头文化二期所出的鬲，既不见于二里头一期，也不见于当地龙山文化的遗存，而多见于东下冯文化，它是受东下冯文化影响的结果。显然，夏代文化也是在不断地与周边文化融合的过程中形成的。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契机等各方面的原因，以炎黄为核心的中原华夏族在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进程中，一开始就走在了周边各部族的前面，并一直保持了这一优势。比较先进的华夏文化通过各种途径向周边辐射、传递，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发挥了纽带作用。

文化融合向来是双向的，文献记载也印证了“四夷”对夏文化的影响。《竹书纪年》记载，帝相死后，相之子少康即位，“方夷来宾，献其乐舞”，“方夷”即东方的一个部族。“四夷”献舞此后就一直没有中断。所以《后汉书・东夷传》云：“自少康以后，（东夷）世服王化，遂宾于其门，献其乐舞。”

在商代，我们同样能看到中原文化与周边文化相互融合的痕迹。从现有的考古发掘看，二里岗文化的影响至少波及到湖北和江西。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城址城垣的筑法、宫殿基址的形状和郑州商城基本相同，其出土的青铜器、玉器、石器、陶器与骨器，与郑州商城出土物也大致相仿。尽管其地方特征明显，但受二里岗文化的影响也甚为明显。而1979年在罗山商代息国贵族墓中发现了更多南北文化融合的证据。其墓葬制度和随葬品基本上与中原商文化相一致，但出土的部分铜器又具有典型的南方特色。息国作为商王朝南部的方国，表现出这样的文化特征，正说明商王朝以息国为桥梁与南方文化有着密切的来往。

殷商王朝后期，商周文化的融合已全面展开，周民族在古公父时，为联合商对付少数民族的侵犯，开始臣服商。姬昌继承王位，商纣王曾封其为“西伯”。后来姬昌在姜尚的协助下，势力逐渐强大起来，不断向商王朝发起进攻。姬昌死后，其子姬发经过牧野之战，灭掉了商王朝，建立了周王朝。由于周王朝曾是商的一个方国，政权建立在商王朝的基础上，所以在商周文化交流中，两种文化最终融为一体。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中原既是争战的中心地区，又是华夏民族融合的中心区域。不论是春秋时期的争霸战，还是战国时期的兼并战，都加速了各国人口流动和重组，于是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大融合。原来主要分布在中原地区的华夏族，因战争影响，不少人迁居长江、淮河流域以及北方各地，而许多蛮狄戎夷族人则进入中原地区。

当时中原诸夏自居于一种文化上的中心地位，“是以声名，洋溢于中国，施及蛮貊”。②表明华夏族已经形成以中原文化为文化正统的认识。春秋时代曾有“用夏变夷”之说，中原诸夏的征服扩张过程，也是华夏文明向四周辐射的过程。在频繁的文化交往中，华夏族的许多典章制度、哲学思想、语言文字、、文学作品以及神话传说逐渐传向周边各民族，并为他们所吸收，以致不少周边民族通过“移风易俗”而最终融合于中华夏民族之中。

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剧烈，所以有文人感叹：“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③这种感叹反映了文人对中原文化命运的关怀和担忧。但它又说明了春秋战国时期民族融合的深度和广度。在所谓“南夷”与“北狄”的交侵中，“南夷”与“北狄”受到了中原文化的熏染，而中原民族也从他们身上得到了灵感。所以，“用夷变夏”的过程又是中原华夏文化不断融会周边文化的过程。如女娲、瓠（）原是南方苗蛮集团的神祗，但在文化交往中，被中原文化吸收，并成为中华民族共同的祖先。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中原诸国则出现了“杂用夷礼”，④甚至向“四夷”学习的现象。其中以赵武灵王进行的“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最有代表性。约公元前307年，赵武灵王改革军队，提倡“胡服骑射”，放弃中原宽衣阔袖不便作战的服装，赵国由此变得强大，中原各国发现了“胡服骑射”的优越性后，纷纷效仿，“胡服骑射”则成为中原文化的一部分迅速推广。

由于春秋战国时期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随着文化认同心理和民族意识的增强，形成了“四海之内，若一家”⑤的认识，奠定了秦、汉“天下为一，万里同风”⑥的大一统文化格局。

注释：

①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第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礼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③《公羊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④《左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

⑤《荀子》：北京：中华书局，1954年版。

⑥《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

原文通范文第2篇

痛惜圆明园

——读《圆明园的毁灭》有感

我细心的读了课文《圆明园的毁灭》这篇文章。既痛恨有痛惜。痛惜圆明园，这一中国的宝库，被八国联军毁掉，痛恨当时的清朝，腐朽，他们无力抵抗八国连军的侵略。因此，被誉为中国敦煌，世界明珠的圆明园遭八国联军强盗般掠夺，人拿，车拉，将园中世界级宝物掠夺一控，最后3000多名联军烧毁了圆明园。只留下残墙断壁，我想：如果是在今天中国强大，有那一个国家，盗匪敢盗走中国的宝藏呢！

每当我读最后一个自然段时，我都不由的跺脚捶胸，现在的圆明园只留下伤痕斑斑，刻着清朝政府的耻辱，刻着八国联军的罪证。我不由的想，今天每个在红旗下长大的少年都应该牢牢记住历史上的事实，人人都应该竖起壮志雄心，踢去前进路上的障碍，刻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用我们的知识奉献给明日的祖国。祖国越富强就会像昆仑山一样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中国人民就像长江水一样奔腾向前。任何人再也不敢敌视我国的威严。五星红旗永远在蓝天飘扬。

原文通范文第3篇

一是发挥“合”的优势，凝聚中原文化发展繁荣的思想共识。当前，我省文化事业的发展有着很好的基础，同时，也要正视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差距，如思想认识不够高、社会支持不够有力、一些落后腐朽思想还在影响大众等等。“治国必先得人心”，文化的发展繁荣同样需要得到群众的参与、全民的支持和先进文化的引领。统一战线具有联系广泛的独特优势，能够最大限度地把各界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团结起来，努力破除阻碍文化发展的“弹簧门”和“玻璃门”，形成全社会都来关注、支持、参与中原文化发展的强大合力。多党合作中的肝胆相照、荣辱与共；民族关系中的团结互助、共同发展；宗教文化中的与人为善、爱好和平；阶层关系中的互相尊重、和睦相处；海外联谊中的寻根尊祖、心向祖国等等，都是先进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推动中原文化向前发展的伟大进程中，统一战线能够发挥地位超脱、说服力更强的独特作用，最大限度地凝聚人心，以共同理想凝聚思想共识，以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坚持发展信念，以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升精神境界，在弘扬主旋律的同时，实现中原文化的“百花齐放”。

二是发挥“广”的优势，多方面多角度锁定中原文化发展繁荣参大政、议大政。在中原经济区建设的大格局下，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层层叠加而又互相包容的复杂和庞大的系统，不能脱离环境独存其中，而是与其他领域互相关联、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统一战线素有多领域“智囊团”的赞誉，聚集着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大批的高素质人士，他们具有较高的学历和专业技术职称，知识层次高、代表性强，大多数是各自领域中的学科带头人、领导技术骨干，担任着一定的社会职务。这些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统一战线精英成员、代表人士，能够从各自不同的领域、不同的视角发现中原文化发展进程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和反映社会各方面对中原文化改革发展的诉求；能够发挥聪明才智，围绕中原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献策，促进中原文化发展繁荣。

三是发挥“资”的优势。助推中原文化产业发展。文化既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中原文化的发展和繁荣离不开文化产业这个重要载体。统一战线具有民间资本雄厚的独特优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港澳台以及海外人士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据相关统计，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文化机构在文化产业中占大多数，是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通过引导统一战线中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积极参与中原文化产业实施和产业园区建设，以多种形式投资中原文化产业，参与公益性文化建设，服务发展新兴中原文化产业，能够增强中原文化的多元化供给能力，满足多样化的社会需求，形成多元投入、协力发展的新格局，促进中原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全面协调发展。

原文通范文第4篇

（一）与学校文化建设结合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道德、情操、气质等不是教出来的，而是靠陶冶、熏陶、耳濡目染、潜移默化而来的。因此，有意识地挖掘学校文化内涵，将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其中，让其参与到教育活动中，显得尤为重要。要让学校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显现一个鲜明的特征：传统教育。充分利用黑板报、专栏、墙壁、甬路、走廊等，让传统教育渗透到每一个角落，无处不在。拓宽书香园地。教学楼中庭，建有阅读角，方便学生课余阅读，校园四周，国学诗文宣传，开启学生心智；象棋角落，陶冶师生情操；宣传橱窗，国学语句振奋人心，画面开阔师生想象空间；在课间休息时，能听到配有国学的音乐诗朗诵……校园里处处洋溢的和谐的书香氛围，使得国学走进了学生的心灵。学生可以在树荫下，小草丛中，漫步弯弯曲曲的石头小径，围坐在石桌旁边的石凳上，四周的墙壁上绘有古人勤奋读书的典故；种植园有各中队的劳动成果，豆角、茄子、韭菜……墙壁上画了歌颂劳动人民的辛苦劳动的古诗文，享受劳动成果喜悦的同时，又体验到了劳动的艰辛。

（二）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结合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要从增强和培养爱国情感做起，并着重加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围绕“从我做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了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实效性的活动，如：讲故事比赛、征文和格言创作比赛、“颂美德、明荣辱”主题班会、编写校内拍手歌，为特困生、残疾儿童献爱心等。

二、让优秀传统文化走进心灵

学生时代正是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启蒙时期，通过传统文化教育，可以培养学生的古典文化底蕴和健全人格。围绕传统文化教育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校园文化活动、德育主题实践活动，让学生对领悟的优秀传统文化能够学以致用，在生活中加深对优秀传统精髓的感悟，在行动中重植民族根本，让优秀传统文化精髓内化于学生之心、外显于学生之行。

（一）将国学教育日常化

将国学教育行动化，使经典诵读成为学校的时尚让学生诵读语言凝练、富有韵律、朗朗上口的国学经典，使学生徜徉于国学经典之中，感受着祖国传统文化的巨大魅力。在诵读吟咏中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播种国学文化的种子，培养健全人格，用传统文化做生命的底色，为学生的人格发育奠基。

（二）国学伴我成长手抄报活动

原文通范文第5篇

关键词：嵩阳书院；理学；“二程”；耿介；文化；协同创新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6-0024-03

嵩阳书院，因其坐落于嵩山之阳，故名，曾是我国古代的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在历史上曾是道教和佛教场所，但作为儒教圣地最富盛名，时间最长。嵩阳书院以理学著称于世，以文化赡富，文物奇特名扬古今。嵩阳书院因“二程”而名声显赫，“二程”亦借助嵩阳书院完成了新儒学“洛学”①的建构。在“二程”的时代，嵩阳书院成为儒学传播重镇，后世称之为“新儒学”的发祥地之一。

一、嵩阳书院与理学发展

嵩阳书院，地处当时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优越，环境清幽，于是吸引了众多名师宿儒莅临。“河、洛之间，大儒并出”[1]，他们结合儒、道、佛思想，围绕政治、社会、自然、人生等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各派学说异彩纷呈，使嵩山地区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嵩阳书院作为当时的学术中心和前沿阵地，为理学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舞台，对于“二程”学说的完善和传播，宋代儒学新体系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重要作用。

（一）嵩山地区与佛教禅宗文化

禅宗，始于菩提达摩，盛于六祖惠能，中晚唐之后成为汉传佛教的主流。北魏太和二十年（496年），孝文帝元宏为安顿印度僧人跋跎落迹传教敕建少林寺，据《魏书・释老志》载：

有西域沙门跋跎，有道业，深为高祖所敬仰。诏于少室山阴立少林寺。

跋陀在此翻译了不少从印度带来的佛经，传播小乘佛教。南北朝时期，政治分裂，佛教上南方重视义理，北方重视禅学。据载，禅宗初祖菩提达摩在六朝齐梁间曾长住少林寺传授禅法经义。达摩主张坐禅壁观，被尊为禅宗鼻祖，少林寺也成为禅宗的祖庭。此后，少林寺几经沉浮，到宋代，少林寺有了较大恢复和发展，少林寺和尚发展到2000多人，即所谓“众常两千”。②禅宗在中国佛教各派中流传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对中国封建时代的哲学思想也产生着极其重要影响。禅宗“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的思想，对于宋学体系的形成有着积极的影响。

（二）嵩山地区与道教文化

中岳道教以嵩山中岳庙为中心，中岳庙的前身为太室祠，据《山海经》载：

先秦之世，已立有太室祠。秦统一后，……西汉时，……名曰“嵩高邑”。

二千年来，嵩山地区是道教传播的重镇。历史上大多著名道士③都曾在嵩山修炼，有的长期在嵩山修道，有的先在嵩山修道后成就了一番道业。宋代时，嵩山道教持续发展，虽比唐代较为逊色，但也是历史上的兴盛时期。道教教义以“道”及“道德”为核心，认为天地万物都由道”派生而来，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社会人生也都应法“道”而行，讲求回归自然。道教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中国封建时代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各方面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和深远的。

（三）嵩阳书院与“二程”理学

程颢、程颐两兄弟是继理学“开山祖师”周敦颐以后北宋理学家中最重要的两个人，黄宗羲称： 孔孟之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员公崛起，“二程”嗣之……胜学大昌[2]。

“二程”（特别是程颢）从周氏处得儒门“心性义理”之真传后，又青出于蓝，修证“体贴”出了“天理”二字。之后，“二程”主要通过在书院当中的治学、讲学来涵养、完善、传播其“天理”哲学，在此过程中，他们培养、吸引了一批门人后学，在当时朝野均有相当的影响，为南渡以后理学与书院的进一步发展储备了相当可观的学术及人才积淀[3]。

嵩阳书院距中岳庙和少林寺咫尺之遥，道、佛两家的宗教礼仪活动给“二程”以感性认识，也给他们就近研究吸收佛、道两家思想，不断丰富、改造儒学提供了条件。“二程”批判吸收佛家思想，集中在对心性和佛性的理解把握上”[4]。“二程”提出“只心便识天，尽知便知天，当处便认取，更不可外求”与禅宗六祖慧能法师提及的“明心见性”的思想是一致的。而构建“二程”学说精神本体―“天理”，则直接取鉴禅宗的“真如佛性”。对于道家及道教思想的吸收，主要体现在“二程”学说接受了以“道”为宇宙本体，和“道法自然”的思想。传统儒学一个很大的缺憾在于缺乏哲学本体论作为依据，“二程”把“理”与“道”等同，认为二者同为宇宙本体，即“理道便天道也”，进而把儒家伦理注入了道的内涵。“二程”学说消化吸收佛教思辨哲学和道教本体论观点，很好地解决了我国传统儒学抽象思辨能力不强，儒家伦理缺乏哲学本体论作依据的问题，从而促使传统儒学发展到新理学的阶段[5]。

（四）嵩阳书院与理学传播

嵩阳书院采取“开门教学”的方针，这种自由、活跃、民主的学术氛围为当时各派④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探讨创造了有利条件。“程朱理学”能够发扬光大，并成为封建政治的统治思想，深入影响我国封建社会七百年之久，是和这种自由民主的学术气氛分不开的。

“二程”门下生徒有数百人之多，培养出很多著名学者。《宋元学案・龟山学案》载：

“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时）、尹、谢、吕其最也，顾各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朱熹），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

从“二程”到朱熹，⑤经过门下众多弟子的传播、发展，新儒学的思想体系终于形成系统。“二程”理学中的心学因素由门下弟子谢良佐继承下来，经过后世的发展完善，最终形成另一重要学派―心学派。心学发展到明朝时，由大儒王阳明发扬光大，被后世称为“陆王心学”。这两派学术思想，成为此后历代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广泛影响和作用在政治生活、哲学思想、文化教育等领域。

（五）耿介与嵩阳书院

耿介是继“二程”之后，对嵩阳书院的建设发展，以及理学的传播作出重大贡献的又一人。史载，耿介在康熙十六年，回归故里兴复嵩阳书院，毕其余生从事书院教育，振兴嵩阳书院，为中州文化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做出了巨大贡献，笔者将其主要贡献总结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1.向儒家名士化缘，广置学田，增建书院设施；2.不存门户之见，广聘名望学者前来讲学，开阔学生学术视野；3.注重学院学员的自觉学习，将自学与讲学结合起来，置办质疑问难之所，鼓励学生质疑问难；4.将学术研究和讲授学业紧密结合起来，不仅讲理学、经史词章之学，同时兼学自然科学[6]。可以说，耿介在嵩阳书院的教学生涯中，很好地继承了嵩阳书院的许多优良办学传统，为中州教育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客观评价来看，耿介所提倡的教学内容及人才培养目标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其提倡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方法是值得我们今天深思并且借鉴的。

二、从嵩阳书院看中原文化协同创新之路

嵩阳书院从五代后唐到清代末年经历了近千年，培养了一批又一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医学方面的人才，为当时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的繁荣昌盛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然而，嵩阳书院在整个20世纪近百年当中是沉寂的，直到2009年，郑州大学嵩阳书院的揭牌，再次让嵩阳书院焕发新春。《郑州大学嵩阳书院建设规划》指出“要把嵩阳书院建设成为国内知名，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的国学人才基地、学术研究的创新基地、政府文化产业政策制定的后援基地，特别是成为全国中原文化研究的重要基地”。那么，如何继续发挥嵩阳书院的作用，以及嵩阳书院应该在中原文化协同创新当中扮演什么角色，纵观嵩阳书院的历史沿革对于当今河南建设中原文化传承创新新区有什么借鉴意义？笔者以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考虑：

（一）积极融入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中心

2012年10月19日，儒学与中华文化复兴协同创新中心在北京揭牌成立，总体目标是致力于儒家价值观的凝练及其现代化，推进中华文化全面复兴。中原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嵩阳书院对于儒学发展的积极贡献，笔者认为应积极争取将嵩阳书院融入该中心，这样有助于整合优势资源，实现国家发展的需求与学术优势的有机结合，有助于学术的繁荣发展，有助于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提升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发挥积极作用。

（二）搭建多学科交叉的学术研究平台

国务院的《国务院关于支持河南省加快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指导意见》（国发〔2011〕32号）提出“建设华夏文明传承新区”的战略定位。面向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的迫切需求，应充分发挥河南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和人才优势，推动与行业产业以及国内外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等开展协同研究，继承创新各地独特的中原历史文化优势，搭建中原气息浓厚，特色鲜明，风格独特的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平台，积极创新文化传承的新模式，不断加强中原文化传播能力建设，真正使中原文化发挥建设中原经济区的智囊团和思想库作用。

（三）健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机制

“二程”、“程门弟子”、耿介这些名师宿儒对于融汇在儒、释、道三家基础上的理学发展起到重要推动作用，这印证了人力资源对于文化协同的重要性。中原文化要想走创新协同发展之路，必须要要增强对国内外拔尖人才的汇聚能力，要考虑建立符合国际惯例和以任务为牵引的人员聘用与分配制度，打造协同创新的人才梯队。同时，要积极引导本土专家学者参与到文化协同创新中来，提供资金扶持，阵地支持，解决专家学者后顾之忧。

（四）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

嵩阳书院注重讲授学业与学术研究相结合的办学特点，对于文化的融合和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力。中原文化实现协同创新，要走产学研相结合的发展道路，立足科学研究和实践创新，通过实现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产、学、研的分工合作等途径，改革创新型人才培养机制，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人才培养。另外，要尊重并且实现高校、企业、科研院所之间的人员流动，优化人才队伍结构。

（五）优化资源配置方式

嵩阳书院的教学研究，不能只局限在国学学科的教育教学上，应考虑联合诸如考古学、哲学、管理学、教育学等相关学术、学科，以国学这一优势学科为重点，建立学科协同创新体制，发挥优势学科、特色学科的汇聚作用，集中优质资源重点支持相关学科建设，构建利于文化协同创新的基础性条件。

（六）注重“门户开放”的理念

要考虑充分利用和盘活我省高校现有资源，积极吸引国际国内创新力量和资源，加强我省高校与国内一流大学、国际高水平大学、科研机构的实质性合作，加速国际化人才培养，不断提高文化的国际化水平。放开嵩阳书院的门户之见，协调省属人文社科类高校，积极联合国内外人文社科强校，引进高素质人才和先进的教育、教学方法。要注重加强校级交流，特别是文化类院校的沟通交流，比如加强与九江学院白鹿洞书院的交流。

参考文献：

〔1〕（明）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道学崇黜[M].北京：中华书局.

〔2〕（清）黄宗羲.宋元学案・濂溪学案[M].北京：中华书局，1986.526.

〔3〕李劲松.北宋书院研究[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9.

〔4〕张国臣.中国少林文化学[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215-2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