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喜剧

前言：想要写出一篇令人眼前一亮的文章吗？我们特意为您整理了5篇韩国喜剧范文，相信会为您的写作带来帮助，发现更多的写作思路和灵感。

韩国喜剧范文第1篇

导演：林相洙／主演：白允植(怖金部长)、韩石圭(怖周课长)

韩国中央情报部金部长来到医院做检查，主治医师说他的健康状况不太好，并劝他放下工作暂时修养一下。回家途中金部长听说总统突然要举行晚宴，于是立即和秘书一起前往宫廷洞。晚宴已经开始了，平日与自己不和的保卫部长一副目中无人的嘴脸，使金部长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趁别人不注意时，他叫出了自己的得力助手周课长等人，告诉他们要暗杀总统的计划……

该片是一部用黑色喜剧手法讽刺政治的电影，将韩国社会现况浓缩到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颇有荒诞派戏剧色彩。

2　韩国警匪动作片：《人民公敌2》

导演：康佑硕／主演：薛景求(饰姜哲钟)、郑俊浩(饰韩相宇)

2005年，姜哲钟已经从刑警变成了检察官。虽然换了工作，但他的脾气还是改不了，还是检察厅最令人头痛的险察官。因为工作原因，他要经常光顾在总会等场所。为了抓捕罪犯，姜哲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这种容易冲动的性陪，也常常为他招来很多麻烦。有一天，姜哲钟接手调查“明善财团理事长韩相宇”案件，开始了调查工作。明善高校是他的母校，学校财团理事长的二儿子韩相字又是和自己同窗三年的同班同学。原本的财团继承人明兽集团的大儿子发生事故死去后，韩相宇升为财团理事长。就这样，检察官姜哲钟，与被怀疑犯罪的老同学在检察厅相遇……

3　韩国生活喜剧：《麻婆岛》

导演：秋昌民／主演：李文植(饰忠修)、李廷镐(饰戴哲)、徐英熙(饰张洁顺)、金秀羹(饰真安太)

金炯子(饰麻山太)、金乙东(饰女秀太)、余云启(怖会长太)、路海莲(怖济州太)

女犯人张洁顺携带160亿韩元逃逸。刑警忠修和小混混载哲为了追捕她来到了全罗道附近的麻婆岛。这是一个在地图上也找不到的地方。岛上只有五个居民，并且都是女性。这是近20年间老奶奶们准一一次见到男人，虽然已是满脸皱纹，但她们的表情却如小女孩一般纯真。她们坚信这两个大男人是上帝赐予的特殊礼物，于是把他们强行留在了这里。而他们的生活，也从此变成了噩梦。就这样，一群看似毫不相干的人，被畏罪潜逃的张洁顺联系到了一起，不管那里是恶梦之地还呈天堂之国，也仅仅是个开始而已……

4　日本青春励志片：《摇摆少女》

导演：矢口史靖／主演：上野树里(饰铃木友子)＼平冈柘太(饰中村拓罐L竹中直人(饰小泽老师)

本片是电影《五个扑水的少年》导演矢口史靖的另一部青春片。故事发生在日本东北的小村里，一群在暑假还要补课的女学生，为了想逃避沉闷的数学补课，于是自动请缨去送饭盒给为高校棒球队打气的管乐队。由天气炎热，饭盒很快便变坏了，管乐队队员在不知情下，吃了那些已变坏的饭盒而身体不适，惟一没有吃饭盒的中村，要求女学生们参加管乐队来负责任，可是在人数不足的情况下，中村唯有建议组成爵士乐团，可是那群女生没一个懂得演奏乐器……

5　韩国动作喜剧片：《校园卧底》

导演：朴光饔／主演：金善雅(怖千才苗)，孔俞{饰姜鲁荣)、甫相羹{饰车成熙)、河正宇(饰

赵基勋)、洪秀儿(饰慧玲)、伍光录(饰裴斗相)、金甲洙(饰车荣载)

本片的题材和周星驰主演的香港电影《逃学威龙》有相似之处。千才茵是一名女警察。她所在的警局正在调查一个棘手的案子，涉及黑社会头目裴斗相。正当警察局收集奸证据并准备柱举此人时，作为法庭证人的副头目车荣载却突然失踪。为了找到车荣载，上司命令千才茵潜入其女儿车成熙所在的学校，以期获得相关线索。大学毕业若干年后再回到高中?千才茵心里百般抗拒，却又无可奈何，只好硬着头皮返回久违的校园。才茵能成功地完成任务吗？

6　《世界大战》

派拉蒙电影公司、梦工厂电影公司／导演：史蒂芬・斯皮尔伯格／主演：汤姆，克鲁斯、蒂姆・

罗宾斯、米兰达・奥托、达科塔・芬宁等

本片根据H・G・威尔斯的著名科幻小说改编，讲述了火星人侵略地球的惊险故事。比人类先进数倍的火星人入侵地球后所向披靡，但是最后却因为不适应地球的环境而自然毁灭。影片中还穿插了主人公和女儿之间的情感历程。1938年，由小说改编而成广播剧令众多听众信以为真，引发了大面积的恐慌。本片的拍摄成本高达2.5亿美元，超过《泰坦尼克号》创下了新的纪录，同时又是实力派大导演斯皮尔伯格和偶像巨星汤姆・克鲁斯的再度合作，相信可以让观众们大饱眼福。

7　《家有仙妻》

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导演：诺拉・埃弗朗／主演：妮可尔，基德曼、威尔・法雷尔

本片由同名电视系列剧改编而成。好莱坞著名女星妮可尔・基德曼一改戏路，出演一名无法自由控制法力的魅力女巫。在嫁给了一个凡人丈夫后，在一次次意外中，她的法术使得丈夫无一例外地成了受气包。体谅到丈夫的处境，女巫决心自愿放弃魔力，但是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意外事件和诱惑让她身不由己地再次施法……

8　《僵尸之域》

环球电影公司／导演：乔治・罗梅罗／主演：西蒙・巴克、约翰・勒奎扎莫、丹尼斯・霍普等

本片是著名恐怖片导演乔治・罗梅罗僵尸系列的最新作品。僵尸们取代人类成了地球的主宰。硕果仅存人类在高墙的环绕下组成了新的社会。其中少数统治者们生活在高耸入云的摩天大楼中，而普通百姓依然生活在底层。围墙外，僵尸们集结了新的军队准备发动最后一击，而围墙内，混乱的无政府状态愈演愈烈。一场决定人类命运的大战爆发了……

9　《猎杀活死人》

狮门电影公司／导演：迈克尔・斯皮尔格／主演：菲力茜蒂・梅森、蒙格・迈凯、罗伯・杰金斯等

在平静的小镇伯克利，土生土长的芮尼将农场交给银行之后，正打算去大城市定居。一颗突如其来的陨石打乱了她的计划。陨石带来的病毒将人类变成可怕的僵尸。侥幸逃生的芮尼来到疯子马里恩的农场求助，在那发现了另外四个幸存者。他们必须同心协力来对付越聚越多的僵尸，在逃生过程中他们发现引起灾难的不光光是病毒感染，还有更深的秘密。

10　《疯狂金龟车》

沃尔特・迪斯尼电影公司／导演：安吉拉・罗宾逊／主演：琳塞・洛翰、迈克尔・

韩国喜剧范文第2篇

从年龄上看,年纪偏轻的观众对青春偶像剧以及爱情悲剧、家庭伦理剧都有一定的偏爱;40-60岁的观众,倾向于家庭伦理剧。从职业来看,年轻的在校学生大多数选择集数少、内容活泼、画面灵动性强的青春偶像剧和爱情悲剧，但对前者偏爱的人居多；家庭主妇大多生活经验比较丰富，所以她们偏重于情节缓慢冗长的家庭伦理剧;职业女性包括城市白领,生活节奏相对较快,对时尚品位的要求较高,他们在娱乐休闲时选择的多是集数较少、节奏较快、充满都市时尚气息的青春偶像剧、爱情悲剧等。从性别来看,大多数女性喜欢韩剧,对大多数男性来讲,不喜欢在韩剧上浪费时间,但也有少数例外者。对于韩剧,18-25岁的年轻女性多数会认为:韩剧的画面唯美,情节虽然类似但是活泼而且贴近人心,男女主角形象时尚现代且很有礼貌修养;25-40岁之间的观众认为韩剧画面亮丽、清新、干净,男女主角造型时尚大方,并且温文有礼;40-60岁间的人大多数观念是:贴近百姓生活,好像是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借此可以了解韩国的一些生活习惯和社会文化。

“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都是由各民族人民的心理所决定的,在一定时期的艺术作品和学术著作中都表现着社会文化心理”。中韩两国不仅在地缘上临近，在历史上也有广泛的交流和友好往来--两国有着共同的传统习俗，都强调伦理道德在社会价值体系中的作用；韩国的历史文化都受到同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国唐朝时期，中国文字、医药、崇尚儒学的概念对韩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鉴于两国在文化内涵、价值体系和行为方式方面存在很大的相似之处，包括韩剧在内的韩国文化产品的风行也就成为了情理之内、意料之中的事情。实际上，韩剧是经过认真包装过了的东方文化，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共同改造的结果。韩剧中的情节和人物角色在中国现实生活场景内大量存在，因此让中国人有似曾相识的感觉；韩剧在剧中重塑并再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所以中国人在在心里上更易产生共鸣，乐于接受。韩剧中在平常的社会家庭生活中诠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其内容与中国文化比较贴切、类似，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日常行为。不同年龄段观众的社会心理虽然有不同，但是三大类的韩剧满足了不同人的需要，赢得了中国观众的喜爱。中国人看韩剧就和看中国电视剧一样看到了东方传统文化的社会影像。电视剧作为影视文学作品,观众看韩剧相当于一种艺术接受。那么韩剧之所以在中国观众心里得到认同,就是因为其中的一些内容引起了中国观众的共鸣,是艺术作品中宣扬、传达出来的文化气息和文化背景唤起了接受者思想上的强烈反应。

中国儒家文化的发扬媒体

中韩两国人民有着不同的地理和社会生活环境，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必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然而,两国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文化也存在着相似的部分。韩剧中对子女婚姻大事、婆媳关系、子女教育问题的关注、对各种礼节的尊崇等是中国父母这一辈所推崇和欣赏的。剧中人物对生活的态度、对爱情的执著、面对困难的乐观精神、对待亲情和友情的传统态度等是中国青年一代所青睐和感动的。韩剧家庭伦理剧主要体现老人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年轻一代必须尊重老者，什么都不能影响他们所坚守的传统道德规范。韩剧是在琐碎的生活中传承着传统的道德规范，然而这些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形成的严格社会规范。韩剧爱情悲剧中的主人公,面对倍受坎坷的爱情,总能不离不弃，执着的坚持，努力的寻找真爱的出路，即使最后没有一个好的结局，但只要能和心爱的人在一起，付出再大的代价也是值得的。中国古代也有相同的爱情观,如:“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山无棱,天地合，才敢与君绝”等,这些经典爱情诗句至今还被世人传唱。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是中国人传诵了千年的爱情故事，可歌可泣。青春偶像剧中主角也表现出一些优秀品质：对待艰苦的生活自强不息,面对金钱的诱惑不为所动,对待朋友诚信为先,对待自己的父母长辈孝顺体贴,对待兄弟姐妹关爱有加。这些道德规范不正是中国古代儒家思想所宣扬的？从上面可以看出,无论哪种类型的韩剧作品,体现出来的伦理道德规范都带有浓厚的儒家传统文化色彩。

近两千年的儒家文化思想在封建时代给东方人民打下了深深地烙印，不会因为和“”的批判所消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最主要部分,儒家文化不仅塑造了中华民族的特性，而且已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交际中,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中国老百姓评判社会行为、自我反思和行为方式的准则，例如在商业文化的建构中强调儒家文化对企业外显竞争力和核心能力、企业与顾客的双赢关系的影响，在和谐校园的建设中儒家文化不可取代的作用。随着世界文化的交流,儒家文化必然对包含韩国在内的“亚洲文化圈”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儒家文化是韩国文化的基盘，而其核心“仁”---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鲜明地体现在韩剧的情节和人物特征中，因此现在的韩剧及韩剧中的儒家文化被中国观众所接受认可就是自然的事情了。

中国人民重新反省自己文化的途径

中韩文化同源、有相似性，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都有了不同的文化发展形势。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二十世纪遭遇了极大的变革和动荡。时期，推崇传统文化和严谨学风的知识分子遭到批判和迫害，人们追求真知和防御道德底线的信心大减；改革开放之后西方文化的涌入和渗透使得国民开始追逐西洋化的理念和价值体系，故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本民族文化的继续和传承，这一点可以从“洋节日”在中国的流行中看出来。例如，圣诞节比春节更具有号召力和影响力；情人节期间玫瑰花泛滥，而对七夕了解的人却越来越少。儒家文化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化的极大挑战，而日常生活中的儒家风范与尺度，已变得很薄弱，几乎消失。而从韩剧中表现的世情人伦观来看，他们也经历了剧烈的动荡，受到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科技方面，而韩国文化在获得和完成现代性的同时，文化上坚持了一种延续性和保守性。这种文化特征，构成了韩剧的叙事基础，是韩剧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长幼之序、孝剃之义、夫妇之伦、儿女之道等等一系列的道德规范是韩剧故事始终围绕展开的主题，从中引出情节和人物情感的表现。韩剧所体现的道德准则和价值标准对于现代中国人来说是非常熟悉的，因为这是我们骨子里根深蒂固、难以磨灭的一部分；同时这种文化对我们来说又是遥远的，因为我们在自身文化现实中已很难体验到相同的东西了。在韩剧面前，人们普遍有一种被唤醒的感觉；人们开始重温和思考着对本土遗失殆尽的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生活方式的想念和向往，并采取措施恢复、保护并传承本民族的文化特色。

结语

韩国喜剧范文第3篇

肖奔（1988-），男，湖南长沙人，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硕士。

摘 要：梁国在西汉时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西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政治方面，梁国对西汉前期政局的变化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而从西汉前期的梁国发展史，我们也能看到西汉前期政局变化的缩影。本文拟探寻梁国与西汉前期政局变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西汉；梁国；政局

梁国在西汉前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梁国兴起于西汉初年，衰于西汉全盛时期。梁国的兴衰与西汉前期的政治发展有着极大的联系。

西汉一朝的梁国世系，共14王。其发展可以分为三个时期，即混乱时期（公元前202年――公元前168年，5位王）、全盛时期（公元前168――公元前144年，1位王）、衰落时期（公元前144年――公元9年，8位王）。

一、混乱时期

历经楚汉之争，高祖初定天下，大封诸侯王。其中，异姓王的数量与实力相当庞大。

皇帝曰义帝无后，齐王韩信习楚风俗，徙为楚王，都下邳。立建成侯彭越为梁王，都定陶。故韩王信为韩王，都阳翟。徙衡山王吴芮为长沙王，都临湘。番君之将梅有功，从入武关，故德番君。淮南王布、燕王臧荼、赵王敖皆如故。[1]380

西汉初年大封异姓王，加上众多同姓诸侯王，形成了西汉前期郡国并存的局面。“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诸侯比境，周币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颇邑其中。”[2]395

梁国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建立起来的异姓诸侯国。《史记》曰：

汉王三年，彭越常往来为汉游兵，击楚，绝其粮道……汉五年秋，项王之南走阳夏，彭越复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斛，以给汉王食。[1]2592

魏相国建成侯彭越勤劳魏民，卑下士卒，常以少击众，数破楚军，其以魏故地王之，号曰梁王，都定陶。[2]51

彭越以军功卓著，勤政爱民，且为魏王豹相国，安定魏地有功，且魏王豹死而无后，故以魏国故地封其为王。战国时期，魏国定都大梁，因此魏国也称梁国。故以彭越为梁王。而早在彭越被封王之前，其封域已经大致确定。在垓下之战前，汉军被项羽军所败。为了改变战局，刘邦采取张良的计策，与彭越联盟。

与此两国约：即胜楚，睢阳以北至城，皆以王彭相国……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1]2592

据《史记正义》，“睢阳以北至城”乃“从宋州已北至郓州以西，曹、濮、汴、滑”。则梁国初建时疆土大致为魏故地、秦代砀郡，约有20余城，规模不算很大。虽然规模不大，然而由于汉初法制较疏，梁王亦得以自置僚属。

其后陈造反，汉高祖亲自征伐，征兵于梁。彭越不亲往，使其将军将兵前往，惹怒皇帝。尔后其太仆向朝廷告密，言彭越谋反。彭越被捕，后被杀。其后异姓诸侯王纷纷被杀。

在汉朝一统天下的过程中，异姓王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因如此，故汉初分封了大量的异姓诸侯王。而正是由于异姓王势力过于庞大，使得皇帝对异姓王怀有疑惧，故对于异姓诸侯王如韩信之死表现出“且喜且怜之”的态度。中央王朝与异姓诸侯国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从而使得中央政府不断打击异姓诸侯王，最终“迄于孝文，异姓尽矣”，扫清了西汉政府实现大一统的第一个障碍。

彭越死后，刘邦之子刘恢被立为梁王。

（高祖十一年）夏，梁王彭越谋反，废，迁蜀；复欲反，遂夷三族。立子恢为梁王，子友为淮阳王。[1]389

汉高祖死后，吕后操权，诸吕乱政。梁国位于要冲，且为膏腴之地，故吕后想以吕氏族人为梁王。因此，在吕后七年二月进行了一番诸侯王的改封。

徙梁王恢为赵王。吕王产徙为梁王，梁王不之国，为帝太傅。立皇子平昌侯太为吕王。更名梁曰吕，吕曰济川。[1]404

在诛灭诸吕后，于吕后八年九月对诸侯王进行了再一次改封。

戊辰，徙济川王王梁。[3]435

对于拥立新皇帝，朝臣有过一番商议。经过一番讨论，诸大臣决定拥立代王为皇帝，即汉文帝。其后，朝廷决定诛灭惠帝时所封部分诸侯王。

大臣相与阴谋，以为少帝及三弟（梁、淮阳、常山王）为王者皆非孝惠子，复共诛之，尊立文帝。[2]104

汉文帝二年，分封其子为诸侯王。

三月，有司请立皇子为诸侯王。……（立）皇子武为代王，子参为太原王，子揖为梁王。[1]423

梁王刘揖为文帝少子，即梁怀王。梁怀王年少，未参与政治活动。而其太傅贾谊则对西汉前期的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

贾谊因吴廷尉而被文帝征召为博士，每次评议诏令，贾谊常能言诸老先生所不能言，而人人满意。诸生自认为不及贾谊。其政治见解可见一斑。由于遭受权贵所忌，乃任命贾谊为长沙王太傅。后任梁怀王太傅。

当时异姓诸侯王势力已经基本铲除，而同姓诸侯王势力与日俱增，多有诸侯王扰乱法纪甚至谋反之事，对统一的中央政府构成新的威胁。中央政府与同姓诸侯王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

今或亲弟谋反为东帝，亲兄之子西向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若此，况莫大诸侯权势十此者乎！[4]25

可见其时诸侯国势力已为中央政府之祸患。贾谊深明其中利害，故对于文帝封淮南厉王四子为列侯深为不满。对于文帝的分封，贾谊多次上书言之。

文帝复封淮南厉王子四人皆为列侯。贾生谏，以为患之兴自此起矣。贾生数上书，言诸侯或连数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1]2505

臣故曰：时且过矣，上弗蚤图，疑且岁闻所不欲焉。[4]25

除了反对分封，贾谊还提出进一步削藩的设想。

欲诸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欲勿令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绛、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无忧，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若与臣下相残，与骨肉相饮茹，天下虽危无伤也，则莫如循今之故而勿变。[4]39-40

梁怀王太傅贾谊的《治安策》为后来汉朝中央政府的削藩政策提供了理论借鉴。

二、全盛时期

西汉梁国的全盛时期为梁孝王时期。孝王武初封为代王。两年后徙封为淮阳王。梁怀王卒后，以淮阳王武为梁王，即梁孝王。

从文帝贾谊建议弱枝强干以来，到景帝时期，已有多次削地。而削地导致了中央政府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激化。最终在汉景帝三年，七王之乱爆发。

（汉景帝三年）吴王濞、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济南王辟光、川王贤、胶东王雄渠反，发兵西向。[1]440

吴楚联军为七国叛军的主力。吴王先率军与楚军会合，然后两军共同前进。由于梁国是吴楚联军前进道路上的重要障碍，于是叛军决定攻打下梁国。由于蓄谋已久，吴楚联军初期进展十分顺利。

吴、楚共攻梁，破棘壁，杀数万人；乘胜而前，甚锐。梁孝王遣将军击之，又败梁两军，士卒皆还走。梁王城守睢阳。[3]521

为了在下一步行动中没有后顾之忧，吴楚联军加紧对梁国的攻击。由于周亚夫的军队在进驻荥阳之后不断派兵于淮水、泗水交界处对吴楚联军的后方进行骚扰，攻击联军补给线，使得联军不得不加紧行动。而梁国鉴于之前的交锋中的战败，军事行动更加谨慎，守城坚固，出战克敌，给叛军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梁使中大夫韩安国及楚相张尚弟羽为将军；羽力战，安国持重，乃得颇败吴兵。吴兵欲西，梁城守，不敢西。[3]525

叛军于是向东攻下邑的周亚夫统帅的汉军以求速战。汉军坚守不出，吴楚联军因粮食不够，士卒饿死、叛逃的很多，于是撤军。而周亚夫派兵紧追，大败叛军。吴王刘濞乘夜率数千精壮士卒南逃至东越，东越王被汉收买，诱杀吴王于丹徒。楚王刘戊兵败自杀。吴、楚起兵三月后失败。

此次胜利，有力地打击了汉初以来的分裂割据势力，在制度上，基本解决了诸侯王制度所产生的弊病，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七国之乱的平定，巩固了削藩政策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子弟为大国所引起的矛盾，并为汉武帝以“推恩策”进一步解决王国问题，创造了条件。

七国之乱后，梁国因为战功卓著，且孝王与景帝及太后的关系密切，故实力大增。

吴楚破，而梁所破杀虏略与汉中分。……其后梁最亲，有功，又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多大县。

孝王，窦太后少子也，爱之，赏赐不可胜道。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旗，出从千乘万骑。出言跸，入言警。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以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之属。公孙诡多奇邪计，初见王，赐千金，官至中尉，梁号之曰公孙将军。梁多作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而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於京师。……孝王未死时，财以巨万计，不可胜数。及死，藏府余黄金尚四十余万斤，他财物称是。[1]2082-2087

梁国一跃而成为最强大的诸侯国之一。

三、衰落时期

梁孝王死后，梁国一分为五，逐渐衰落。

梁孝王长子买为梁王，是为共王；子明为济川王；字彭离为济东王；子定为山阳王；子不识为济阴王。[1]2086-2087

在梁共王位七年，只剩18座城，面积已大不如梁孝王时。共王子刘襄为平王。朝廷又以梁国李太后有行为以及梁平王为人不孝等原因，再削去梁国的8座城，这样梁国仅剩10座城，势力已大为削弱。

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主父偃建议令诸侯推私恩分封子弟为列侯。这样，名义是上施德惠，实际上是剖分其国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

（主父）偃说上曰：“古者诸侯不过百里，强弱之形易制。今诸侯或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易为，急则阻其强而合从以逆京师。今以法割削之，则逆节萌起，前日晁错是也。今诸侯子弟或十数，而适嗣代立，余虽骨肉，无尺寸之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于是上从其计。[1]2961

这就是著名的“推恩令”。若诸侯国封主死去而没有继承人，其封国就会被除去而建立直属中央的郡县，或者封给其他人。诸侯为了避免死后土地分裂过多就会避免子嗣过多。而子嗣太少的话，一旦遭难，子嗣早夭，那封国也会被政府收回。诸侯得封底最终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小，再也无法对中央政府构成威胁。

面对“推恩令”，梁国首当其冲。

元朔二年，春正月，诏曰：“梁王、城阳王亲慈同生，愿以邑分弟，其许之。诸侯王请与子弟邑者，朕将亲览，使有列位焉。”于是藩国始分，而子弟毕侯矣。[2]170

因此，梁国在元朔二年以后，日渐削弱，再无强大的实力。

四、结论

梁国在西汉前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对西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在政治和军事方面，梁国对西汉前期政局的变化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

同时，从西汉前期的梁国发展史，我们也能看到西汉前期政局变化的缩影。汉初，刘邦迫于形势分封异姓诸侯王，随后逐一消灭。诸吕乱政，朝臣诛灭诸吕，文帝即位。景帝时平定七国之乱。武帝时颁布“推恩令”。

西汉前期这一系列政局的变动中，无一不有梁国的身影。可以说，从梁国的发展史可以看出汉代前期政治发展的历史。（作者单位：1.海南师范大学；2.湖南师范大学）

参考文献：

[1] 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韩国喜剧范文第4篇

贯彻科学发展观，首先要全面理解科学发展观的深刻内涵。被广泛认为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中所形成的发展理论。发展观是关于发展的本质、目的、内涵和要求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也是发展理论的核心内容，涉及到发展的目标、价值、代价、主体、动力、条件、模式、战略等一系列重要问题。科学发展观则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内涵极为丰富，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领域。全面理解和正确把握科学发展观的丰富内涵和基本要求，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前提和基础。因此，对从不同角度关于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的分析和阐述，应抱兼收并蓄的态度去解读、领会和掌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1期所载《树立科学发展观要实现十个转向》一文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包括如下五个方面的内容：（1）民本发展，即新世纪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必须坚持以民为本，这是发展的根本要求；（2）全面发展，即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涵盖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这是发展的多元内容；（3）协调发展，即新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要保持发展的不同领域、不同方面、不同要素、不同要求的相互适应、有机配合、优势互补与彼此促进，这是发展的基本原则；（4）可持续发展，即新世纪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同人口、生态、环境与资源相互适应，这是发展的重要体现；（5）统筹发展，即新世纪中国的发展必须遵循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这是发展的战略指导。

《领导科学》2004年第6期所载庞元正：《当代中国的发展实践与科学发展观》一文，则提出科学发展观主要解决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1）对于“什么是发展”做出了科学的回答；（2）对于“为什么要发展”做出了科学分析；（3）对于“怎样才能发展”做出了科学的探索；（4）对于“怎样评价发展”做出了科学判断。还有《理论学刊》2004年第4期所载吴振坤：《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文章认为，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发展的本质和目的、发展的中心、基本内容和根本要求等。科学发展观要回答的问题有：要不要发展，为谁发展，发展什么，怎样发展，往哪里发展等问题。具体来说就是：（1）坚持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和目的，是回答“为谁发展”的问题；（2）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主题，是回答：“要不要发展”的问题；（3）科学发展观还要回答：“发展什么”的问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各个方面所要达到的目标、完成的任务；（4）科学发展观要回答：“怎样发展”的问题，这就是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基本内容主要是坚持“五个统筹”；（5）实现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回答“怎样发展才能保持永续性”的问题。:

还有些学者从哲学的高度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他们认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这三句话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内涵，是用反思传统发展观的结晶，体现了学说的精髓；这三句话还构成科学发展观的完整内容：第一句话是科学发展观的哲学基础或哲学指南，是它的灵魂，第二句话的三项要点是科学发展观的具体内容，第三句话是科学发展观的终极价值目标——人的全面发展。由上述三句话组成的科学发展观正是的哲学、探讨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在当代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波澜壮阔实践中的展开，因此而精彩。（注：《当代思潮》编辑部：《时代的哲学行动的指南——就“以人为本”有关问题答读者问》，载《当代思潮》2004年第6期。）

总结起来说，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1.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增强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经济社会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维护国家及，离不开发展。历史与现实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的出路在于发展，中国的希望在于发展，中华民族的命运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皆系于发展。正如同志所指出的：“离开发展，就无所谓发展观。坚持科学发展观其根本着眼点是要用新的发展思路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发展是硬道理，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一个战略思想。中国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在发展。”（注：：《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载《经济日报》2004年3月1日。）

韩国喜剧范文第5篇

关键词 休谟问题 因果问题 因果必然性 具体因果关系

〔中图分类号〕B561.2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4）11-0007-08

休谟以彻底经验论的态度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进而对归纳法的合理性提出了质疑，此即“休谟问题”。休谟问题一直是近现代哲学史上研究的重点课题，影响深远。休谟提出的疑问深刻地揭示了理论和实际的矛盾。对因果关系和归纳法的运用可以说是人类赖以前进的基础性工具，但却无法从理论上逻辑地说明之。这种滑稽的事情，使哲学家们痛心疾首，他们费尽一切心机，提出一个个方案试图解决，可是结果并不乐观。面对休谟问题怀疑主义结论的困扰，分析哲学的领军人物罗素曾无奈地说它“既难反驳，同样也难接受。结果成了给哲学家们下了一道战表，依我看来，到现在一直还没有够上对手的应战。”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马元德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200页。现在，几十年又过去了，分析哲学可以说也已走入了后分析时代，有没有够得上的对手的应战呢？我想，今天重提罗素的这个论断仍不能说是过时的。且当代科学哲学和分析哲学对休谟问题的研究有一种科学主义态度和技术化的倾向，实际上也就把哲学意义上的核心问题抛开了，遮蔽了其作为认识论研究的本来面目。故我们认为，对休谟问题的内在涵义很有清理一下的必要，以揭示出其实旨所在。本文力图澄清问题本身，进而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对“休谟问题”研究的反思

以往对“休谟问题”的研究，从研究路向上可以分为以“归纳问题”（the problem of induction）为中心问题和以“因果问题”（the problem of causation）为中心问题两条路径；从研究方法上则大致主要有前提设定、逻辑和语义分析、反归纳等三类方案。以路向和方法为经纬，分析以往的解决方案，可以说不管是康德的认为因果性是“先验范畴”的先验论，还是穆勒（密尔）主张“自然一律性”为归纳推理的基础的演绎主义，还是罗素为科学的归纳推理设定的五个共设，还是金岳霖提出的归纳法的永真原则――因果关系是“理有固然，势无必至”等，都是想通过把归纳推理的基础归之于某种先在的大前提。而不管是卡尔纳普认为通过制定概率演算的形式系统的“概率逻辑”，还是赖欣巴哈基于实用的“无损失”原则提出的“频率极限”解决，都是想提高归纳前提和结论之间的确认度，制定出一套形式化的达到演绎般精确清晰的归纳逻辑。刘易斯的反事实条件因果观、克里普克的因果模态逻辑及戴维森、麦基（J. L. Mackie）等则是从语义学、解释模型等方面分析因果解释的结构和类型，他们着重分析的是因果关系的定义上的问题。 Davidson， Essays on Actions and Events， Second Edition， Oxford： Clarendon Press， 2001，pp.149～162.以上方案不管何种办法，在对休谟问题的立场上是积极的，而波普尔采取的则是消极的反归纳主义立场，要用“证伪主义”取消掉归纳法在科学研究中的作用，他认为科学实际上是在猜想与反驳的交织中前进，但他却又无法解释那未被证伪的猜测的可信度又是如何提高的。这些方案在历史上都曾领一时。平静下来审视，虽然这些方案中“不乏对科学思维有价值的见解，但它们或者方案本身有明显缺陷，或者试图改变、消解、甚至拒斥所讨论的问题，因而都未能对休谟的问题给出真正满意的回答。” 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6页。说来说去还是那句话，“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 “每一新的科学发现，每进一步从哲学上对归纳法的探讨，似乎都越来越证实哲学家布罗德（C.D.Broad）的这一论断：归纳法是自然科学的胜利，却是哲学的耻辱。……”参见施太格缪勒（Wolfgang Stegmiiller）：《归纳问题：休谟提出的挑战和当前的回答》，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257页。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休谟问题”核心含义分析反思以往的研究，在科学哲学那里，“归纳问题”已成为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能够最终得到解决，其他许多科学哲学问题（如科学划界、不充分决定性论旨、相对主义等）都能迎刃而解。”⑤ 王巍：《科学哲学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9页。但是，可以说直到最近流行的贝叶斯主义，不管分析得多么繁冗细致，说到底都是外部的解决方式。一言以蔽之，科学哲学的研究越来越不是纯粹哲学意义上的了，这种方法是不可能最终从根本上解决“休谟问题”的，“归纳问题或验证问题不能最终归结为逻辑与数学的运算”，⑤且有离题之嫌；而在分析哲学那里，虽然恢复了对因果问题的研究，可他们手里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研究工具却并无改变，他们的工作总体上还是既定因果关系下的形而下的科学性分析，并非形而上学意义上对因果关系问题本身的思考。刘易斯的反事实条件因果观、克里普克的因果模态逻辑及戴维森、麦基（J. L. Mackie）等都是从语义学、解释模型等方面分析因果解释的结构和类型，他们着重分析的是因果关系的定义上的问题。他们只是在那里无穷无尽地去分析因果关系，举出很多例子，设置很多奇奇怪怪匪夷所思的场景，然后提取出来形式化的东西作为结论。他们的工作虽然对我们清楚认识因果关系概念的确切含义很有意义，但毕竟是在因果关系之下的讨论，而非对因果关系本身的研究。他们的解决方式虽然把问题分析得很细致，制造出新的概念，转换出新话语方式，但是似乎在问题的根本层面上并没有纵深的新突破，虽细致却不深刻，且失于繁琐，问题本身反倒淹没在他们精细的术语之中了，易被人诟病为无关宏旨的“学术游戏”。的确，经过分析哲学家们的努力，形而上学再也不能因袭传统的表述方式，但他们的工作同样证明，形而上学问题却也并未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就此消失。 关于历史上对休谟问题的解决方案，多人都有过总结。最近的研究，可参见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M.J. Loux. Metaphysics： A Contemporary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韩林合：《分析的形而上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陈晓平：《贝斯方法与科学合理性――对休谟问题的思考》，人民出版社，2010年。

二、“休谟问题”的两个层次：因果性的必然性和

具体的因果关系

休谟在《人性论》第一卷第三章“论知识和或然性”第三节中对因果关系的必然联系（necessary connection）问题他提出两个疑问为纲进行阐述：

第一个问题：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每一个有开始的存在的东西也都有一个原因使这件事是必然的？

第二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断言，那样一些特定原因必然要有那样一些的特定结果？我们的因果互推的那种推论的本性如何？我们对这种推论所怀的信念又是如何？ D.Hume， A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 House，1999，p.78.

第一个问题即对因果关系的必然性的质疑。这是第一层的问题，即无论什么事物，凡是我们经验到的总是有原因的，总是某一或某些原因的结果，绝无无原因而存在的东西。其必然性何在呢？对这个常识认为天经地义毋庸置疑的道理，休谟提出了质疑。他指出，凡是承认这个原理的人，既举不出任何证明，也不要求任何证明，就把它认作理所当然的，这是独断论。若需要证明，人们会说，这个命题是建立在直观和理性证明的基础上的。休谟对此提出了反驳。他反驳了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四种对因果关系必然性的证明，这里不必细说，我们着重要探讨的是休谟把第一个问题过渡到第二个问题的问题。

因果关系既然只能依靠我们的经验来说明，可是根据其心理原子论，经验在本质上都是个别的，经验中并不提供普遍的东西，因此无法用经验来说明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那是“不方便的”。于是，休谟就将如何用经验来说明“凡事物开始存在必有其存在的原因”的问题“降低”为说明“为什么特定的原因必然要有特定的结果”，“为什么形成特定的因果推断和信念”的问题，即由第一个问题向第二个问题进行了过渡。这个过渡是很成问题的，但似乎前人少有关注。我们认为，一方面，普遍的因果关系问题与特别的因果关系问题是相关的，可以由对后者的说明来反诸前者。但是，另一方面，二者毕竟不是同一层面上的问题，不能由下一层面的讨论代替上一层面的讨论，因为第一条的问题是原则上的问题，故实际上是休谟在这个过渡中把第一个问题轻轻地就给放过去了，下文完全是对于第二个问题的讨论了，甚至在作为《人性论》知识论部分简写本的《人类理智研究》中对于这个问题也只字未提。这样，虽然休谟明确提出了这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但是在他那里两个不同的问题就已含混不清了。笔者认为，这对后世造成了很大误导。面对因果问题，往往把其中一个问题的解答当成问题的全部解决，典型的就是康德的解决思路。康德实际上说明的是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即说明因果范畴的先验性，进而说明人类知性结构中的各种先验范畴。但这并不能说明特别的因果关系问题，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可以说与休谟相反，康德又把第二个问题给丢失了。休谟是把第一个问题混同于第二个问题，康德则是把第二个问题混同于第一个问题。康德的工作意义是第一层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的现象的因果性之必然性问题的解决上。康德之工作对具体的因果关系的解决却并没有实际的意义，解决不了第二层具体的因果关系必然性的问题。康德指出了因果关系有其先验性，但是这不同于具体的因果关系之必然性，仅凭因果的普遍性说明不了具体的因果关系之必然性。下面具体来分析。

三、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

因果性的必然性问题实际上又包含着两层问题，即“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问题”和“现象的因果性必然性问题。”

1人类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问题

休谟这里第一条问题是在问因果性之普遍性必然性的理由问题（注意：这里不是原因（cause），而是理由（reason）），即无论什么事物，凡是我们经验到的总是有原因的，总是某一或某些原因的结果，绝无无原因而存在的东西。这是为什么？其必然性何在？那么这个“为什么”就不同于问具体现象的因果关系的为什么，是从抽象的整体意义而言的，那么这里就隐含着一个更为前提性的问题――因果性思维的问题。但休谟并未意识到此。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休谟第一条问题是想从根子上对因果性发问，可是他用来质疑因果性的工具恰恰就是因果性本身，他没有意识到他对因果性发问本身就已经是对因果性的运用了，即在追问因果性之原因，按康德的概念来说，即你已经在使用着因果范畴了（休谟在因果关系上的这个毛病正如笛卡儿在反思问题上的毛病）。故人类因果性思维之必然性问题是关于因果性问题之完整严密无漏之逻辑体系必有之前提问题。也正是在此，康德意识到了休谟的漏洞，由此入手来解决休谟问题。在人之因果性思维形式之下才有对现象之因果必然性发问的问题，这时，对因果性发问就不再是问“因”而是问“理”。按康德的方式就是说因果律是先验的，而理由律是先天的。而休谟手里拿着因果性思维的先天的理由律去质疑先验的因果律――现象的因果性的必然性。

很显然，在人类的因果性思维之必然性问题上，因果性思维是有着无可逃脱的先验性：质疑因果性本身就是运用因果性思维的结果，没有因果性思维，根本就不会发生质疑这回事，质疑因果性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悖论。故在这一层次上休谟的质疑也就不攻自破了。

2现象的因果性必然性问题

就普遍意义上现象的因果性的必然性而言，康德的论证已成为常识，我们不必再详述，这里关键要分析一下其对“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的区分问题。因为康德的论证出发点是试图从对象是否同现象相继一致做出“主观相继”和“客观相继”的区分进而解决休谟问题。康德对休谟问题之集中分析和解决主要是在“先验分析论”的“原理分析论”的“经验的类比”的第二类比――“根据因果性规律的时间相继的原理”一节中。为了反驳休谟把因果性解释为人心中观念的重复而形成的习惯性联想，康德认为休谟的错误在于把观念的主观经验联系同对象的客观必然联系混同了，也即把“主观相继”与“客观相继”混同了，故康德首先对二者进行区分，由此来解决休谟问题。

康德的办法是先指出“对显象的杂多的把握在任何时候都是渐进的。各部分的表象相继而起”，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89、34页。这是从休谟立论处出发的。但他下面提出表象相继是否也在对象中相继的问题，这样他就预设了一个无来由的确定的“对象”，虽然他在第二类比这部分一开始就“预先提醒”了在第一类比里阐明之实存原理，但实体之有并非具体对象之有，但他就以之为基点了。这样他确定了对象之客观性，于是就有了“主观相继”与“客观相继”区分的问题：表象相继不在对象中相继即“主观相继”；反之，表象相继也在对象中相继即“客观相继”。

其实康德的这种区分误用了因果律，这两种“相继”之间根本不存在任何差别，都是客观的认识，都是本身被主体所认识到了的真实对象中的变化的认识，二者并无实质不同。正如叔本华所说：“在我经过一队士兵和一队士兵经过我之间，是既不存在任何差别，也没有任何差别的。”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直接在对象中产生并不依赖于主体意志的连续，这里没有因果联系，却是正确地认识到的联系。这样，叔氏就用康德的例子驳斥了康德的证明。所谓“一个跟着另一个”并不一定就是“一个来自另一个”。白天和黑夜彼此相随，“这是一切连续中最古老的并且是最不可能有例外的一个”，然而“却从未使任何人陷入把它们当作彼此互为因果的错误。”③ [德]叔本华：《充足理由律的四重根》，陈晓希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91、93页。

康德之证明的实质是循环论证。因为如果我们象康德那样认为认识连续的客观实在性的唯一手段就是必然性的因果关系，那么就不能有因果关系以外的连续了。这样，说一个状态跟随另一个状态和说一个状态来自于另一个状态就成了同语反复，因为二者是一回事了。但这样一来，其实恰恰就走向了康德所要证明的反面，到休谟那里去了。因为休谟对因果性的怀疑也正是建立在否认连续与因果之区别上的，他说我们只能经验到一个个现象的相继出现，哪里能经验到其中的因果联系呢，所以他宣称一切后果都不过是一种顺序罢了。这样，康德和休谟在他们各自的证明中，就正好犯了彼此相反的错误，“休谟主张一切后果都不过是单纯的顺序，而康德则认定一切顺序都必定是后果。”③

总之，康德试图从对象是否与表象相继一致来反驳休谟，但在“主观相继”中却无法确认不与表象相继一致的对象；在“客观相继”中，因果关系问题却又不与对象同表象相继与否的问题有实质的联系，即使对象与表象相继一致也不能说明相继的必然因果性。说到底“因果范畴”之确立也只是解释一件事情发生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要充分地说明一具体事件的发生，就须进一步说明具体的因果关系的问题。

四、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

1两种不同的“必然”

对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首先要说明一下“必然”的问题。因果关系背后的必然性一度被当做严格决定论取消掉，“严格的因果性观念应予放弃，概率规律把以前为因果性占据的地盘夺过来了。” [德]赖欣巴哈：《科学哲学的兴起》，伯尼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28页。卡尔纳普提出“统计规律”的概念来理解因果性，也即因果性不再是指原因怎样必然地产生出结果，而是指原因产生结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因果关系不再意味着必然性，而变成了有一定概率的偶然性了，“全部科学规律在这种意义上都是统计性的”。 [美]卡尔纳普：《因果性和决定论》，洪谦主编：《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77页。可是正如石里克早已在《普通认识论》中所明确指出的，概率对归纳法既构不成支持也构不成反驳。一般所理解的骰子掷出六点的概率是六分之一之意思，通常的解释是说在一个很长的掷骰子的系列中，掷的次数越多，每一面向上出现的次数就越接近于总数的六分之一。但这种表述是不严格的，因为“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实际上永远不可能给出无限多的事件，求助于极限并无所助益。 [德]石里克：《普通认识论》41节“关于归纳知识”，李步楼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470～472页。不可能提高所谓的逻辑确证度（degree of confirmation）。不管概率的数理统计方面的意义，就认识论上而言，概率并无实际意义，说色子的一面朝上的概率为六分之一，或者赖欣巴哈“明天太阳很可能也从东方升起”之谓，除了能获得某种心理上的安慰外，又有什么实际预测的意义呢？“如果A与B真正存在，那么，断言A与B有某种概然的联系就是毫无意义的。”“断言一个陈述可以不仅是真的或者假的，而且也是概然的，这根本对现实毫无所述。” 洪谦：《现代物理学中的因果性问题》，《论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第37页。正如波普尔批判归纳逻辑者的，把逻辑问题和心理问题混淆了。 K.Popper，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pp.24～25.

那么，什么是必然性？可以说：一种是不关实现的必然，如1+1=2之类，可谓纯理，因为1+1不存在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等于2的问题（问1加1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不等于2，那只是脑筋急转弯）。不必要非先拿出一个，再拿出一个苹果摆在桌子上，才可知道1+1=2。休谟自己也说，“这类命题，只凭思想的作用就能发现出来，而不以存在于宇宙中某处的任何事物为依据。纵然在自然中并没有圆形或三角形，欧几里德所证明的真理仍保持着它的可靠性和自明性。”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页。另一种则不然，是要关实现的必然，则存在一个实现与否的可能性的问题，存在一个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实现的问题。既如此，则你不能因为不实现就否认有这种必然，就否认这种因果关系。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和实现与否是两回事。并不是说因果关系不成问题，而是说休谟用经验去质疑因果关系是不合法的。经验是具体的，关时空的，必然性则是不关时空的，不能以关时空的现实的实现与否去质疑不关时空的必然性。也正因这种必然不同于那种必然，金岳霖把它称之为“固然”，但是反过来说，不实现固然不能说没有这种与经验现实相关的固然之理，可是仅仅指出休谟的对两种必然的混淆也并不能立刻就说明就有这种固然之理，这也同样是两个不同层次的问题，但金氏到此为止了。 金岳霖：《知识论》， 商务印书馆，2004年。在金岳霖的《知识论》那里，这种理却就是已认的了，他并没有进一步给出论证来说明之。我们认为金氏最终还是丢掉了问题，或曰用对休谟以特殊之实现与否来质疑理之存在的问题的解决，取代了、掩盖了何以有此理的问题。对这样的必然性我们称之为具体的因果关系。

2具体的因果关系的层次

（1）具体的因果关系

我们说甲因必有乙果，实在是说某因有某果，故这里已不是从经验世界整体上而言的因果关系，而是具体的个别的因果关系，有此因果关系与彼因果关系之别，即休谟所说的“特定的因果关系”。在此，现当代分析哲学家们对具体“因果关系”的类型进行了很细致的语义分析，大致有三种：一是认为物理对象（physical objects）是真正的因果关系项，如齐硕姆（R.Chishom）；二是认为事物具有的性质（properties）才是因果关系项，如托雷（M.Tooly）；三是认为事件（events）或曰事态（states of affair）才是实际上的因果关系项。我们用卡尔纳普的石头砸玻璃的例子来分析。要寻找“玻璃破碎”这一结果的原因时，是石头这个对象是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呢？还是石头具有的坚硬度这个性质是原因呢？还是拿石头砸玻璃这一事件是原因呢？我们认为“性质”因果关系说是把握住了因果关系核心层面的含义，因为“石头砸玻璃，玻璃破碎”这一事件发生实际上可以说是由无数个原因造成的，如麦基（J.L.Mackie）所说的“因果场”（causal field），或者金岳霖所说的“因果底背景问题”。石头硬固然是原因，难道玻璃脆不是原因吗，空气的阻力不是原因吗，地球引力不是原因吗，抛石者的力量大小不是原因吗？等等背景问题是永远也分析不完的。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起作用的毕竟是各自的性质，虽然最终是无数个表现出来的事物的性质共同造成了玻璃破碎的结果。但是性质因果关系说虽然找到了真正的因果关系项，可是这还并不是我们这里要说的具体的因果关系，里面还有更核心的一层问题。我们单取出一条原因来分析，石头的坚硬性质（也可取出玻璃的脆性等等皆可）固然是造成事件发生的一个原因，但石头具有的坚硬性质本身并未在此得到说明，而这才是最关键的，也正是我们要说的具体的因果关系。也即石头何以就有着坚硬性呢？至于说肯定了此层面的因果关系之下的引起别的什么结果那又是等而下的事情了（分析哲学家们的研究偏颇即在这里，只是分析下一层次的因果关系）。

（2）具体的因果关系的现实

而对这样的具体的（特定的）因果关系，还要作两层区分。一是与具体时空无关的“特定”，我们用A-B来表示（A表示原因，B表示结果），它应是某一具体自然律（the law of nature）背后的原因；二是与具体时空相关的“特定”，即具体的自然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我们用A′-B′来表示，在此层面上也就呈现出具有坚硬性质的石头来。这个区分是个关键，也正是本文的重点。我们反观以往的研究就会发现，不管是在拒斥形而上学的逻辑经验主义者那里，还是现在又重新以形而上学的态度研究因果关系问题的分析的形而上学那里，终究没有把与具体时空无关的“特定”从与具体时空相关的“特定”，即具体的自然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中剥离出来，没有发现在具体的自然律之后还有个更为根本的东西，还是把A’-B’当成了A-B，或者说没有意识到这个层面上的问题。当然，即便是具体的自然律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也可以说是超时空的，否则就不具有普遍性，但是自然律意义上的超时空只是超越一次次特殊的时间、空间，就它所涉及的物理现象，共相的类而言，它还是必须要具体到此类上，不可超出。而作为A-B层面上的因果关系，则不管这些东西，它更抽象、更纯粹。不理解此不同的话，则就能貌似成功地驳斥了休谟。对休谟的一种批判就是说太阳升起是有条件的，只要满足条件就能预测明天太阳必从东方升起。但这种批判实在是把具体的因果关系问题的第二层的问题混同于第一层的问题了。岂不知地日关系之出现本身就是或然的，也是早晚要解散的。不明白休谟真正质疑的乃是具体自然律背后的原因层面上的因果关系。还比如上面分析过的石头砸玻璃这个例子，如果仅分析外在的情况，那么永远也分析不完，因为不管怎样，石头也有可能砸不碎玻璃，如果距离太远或者玻璃太硬或逆风顺风之类等等千变万化的情况。这些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石头具有坚硬的性质是由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把这一层次的因果关系解释得了，下面的事情也就势如破竹了。

（3）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

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才是与特殊的时空中的现象相关的因果关系，我们用a1-b1 来表示。在此层面上才与归纳方法发生关系。休谟就是在这里指清了由归纳法归纳不出原因与结果之间的必然关系，即因果关系是不能由归纳法归纳出来的这个人们习焉不察的认识误区，而反过来归纳之为真却要求着以必然的因果关系为根据。而在这一层次上的情况那就无穷无尽、千变万化了。著名的“拉普拉斯妖”就是坚持这一层面的因果决定论（the causal determinism），相信如果有那么个知道在一定时刻的自然界里一切的作用力和组成这个世界的一切东西的位置，且又能够用数学分析处理这些数据，把宇宙中的一切运动形式都包含在一个公式里的“精灵”，那对它来说，整个世界就没有不确定的东西，过去、未来都会了如指掌。显然，这是把用具体的因果关系接受的特殊现象这一层的问题同具体的因果关系的现实这一层的因果关系混淆了。按金岳霖的理论，即把“理有固然”同“势无必至”两层混淆了，把“理有固然”等同于“势有必至”了。另外关键的是，即便是有这么个神通广大的精灵存在，手里抓住那统摄宇宙的公式，的的确确整个宇宙都呈现在它面前，那又能怎么样呢？他能解释这个公式吗？运用公式和解释公式是两回事。也即还是回答不了核心层面上的因果关系的问题。

这样我们再来分析那个著名的太阳升起的例子，也就可以理清楚了。的确，“‘太阳明天将不出来’这个命题，和‘太阳明天将要出来’这个断言是同样易于理解的，同样没有矛盾的。因此我们要想证明前一个命题的错误，将是徒劳的。如要论证它是错误的，一定要证明它包含着矛盾，并且决不能明确地为心灵所构想。” [英]休谟：《人类理智研究》，吕大吉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9～20页。但是，太阳明天升起与否之问题根本就不是A-B那一层上的问题，它是在一定时空内的，虽然时间长，空间大，也不是A-B，因为A-B与时间、空间无涉。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这一判断，是特别的A-B之理落实到特殊的时空中的具体自然律A′-B′，而某一天之a1-b1则更为A′-B′实现之特殊。这里是三层不同的问题。也就是说，作为自然律的太阳升起，还是要涉及时空的，或曰就是时空中的，还并非A-B。A-B是什么呢？A-B是说，只要有天体满足太阳、地球这样的物理关系（这就隐含着必须涉及到实在），比如在银河系的另一个地方，或者别的什么星系中，那么类似的情况就还会出现，这才是背后真正的必然。这层上的必然才是因果关系的核心问题。何以有这个“必然”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而具体到某个特殊的事件的发生总是或然的，不能用特殊之发生的或然性去质疑因果必然的成立，因为特殊无法必然，只是或然。休谟用特殊事件的发生之或然去质疑b之发生，进而质疑A-B之因果关联存在，这正是其误区所在。也即休谟不可以从b发生之或然性去质疑A-B之一定性、固然性。从经验上讲特殊无论如何没办法必然，它的实现总是或然的，从经验这一层去质疑没有意义。那么只有从何以有此A-B之理上去质疑才合法，这才是核心，即A何以致B。

五、具体因果关系与本体认识

至此，我们已经一层层分析清理出了“休谟问题”的多层含义，最后把核心的问题逼显了出来。可以这样总结：因果关系成立的核心是必然性，必然性成立的关键是具体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也即休谟质疑的核心问题还不是人的因果性思维的必然性或者认为世界存在着普遍的因果关联，或者认为因果律的普遍性，或者特殊事件的实现与否，而是指某一具体的、特别的因果关系A-B的必然性何在。而这种具体的因果关系既不是可经验到的，也不是可以完全抽象的认识，而是涉及到“存在”本身的认识。就此我们剖析一下目前较有代表性的对休谟问题的看法。

有学者认为休谟的问题在于他以演绎之必然来要求归纳，休谟问题背后隐藏着演绎主义。问题本身就是不恰当的，混淆了归纳和演绎两种不同方法的逻辑特点，要求归纳具有演绎的必然性和确定性。因此在休谟所要求的意义上给出满意回答是不可能的，并且认为他以及他之后的几乎所有人都坚持关于归纳辩护的演绎标准，所以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是现在休谟问题研究很强的一种理论倾向。 周晓亮：《休谟哲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6页。我们认为这种反驳是不恰当的，因为这种码文只不过是把休谟质疑的归纳方法硬性确立起来而已。先规定好归纳法就是或然的，然后再驳斥休谟质疑或然，这只是玩定义游戏。关键在于要指出不能要求或然如必然的道理在哪里。更有甚者，甚至说“归纳是在茫茫宇宙中生存的人类必须采取、也只能采取的认知策略。” 陈波：《休谟问题和金岳霖的回答》，《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这简直就是暴力逻辑了。实际上都又回到了休谟的出发点而已，休谟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以演绎要求归纳。问题出在哪里呢？问题就出在A’-B’这一层的麻烦上，它上通下达，它一方面是A―B因果关系的时空世界中的现实，一方面又规模着特殊时空的经验现象；它既不能彻底落实到休谟得意的经验世界，又不能完全脱离感性经验，达到与经验世界无关的必然。

另有人反求诸休谟哲学本身，认为休谟之问题在于他经验主义的哲学立场，在于他不承认抽象概念，不承认共相，无法理解不可经验到的因果关系。亦非也。可以说，即便是承认抽象思维，也不能就解释得了，我承认有抽象之A―B的因果联系，但并不等于我就明白何以有此必然关系，即能解释A-B，这是两回事。我看到“神州十号”飞入太空，这是事实，我怎么能不承认呢，但这就表明我明白“神十”是如何升空的吗？按有论者的逻辑，我就应理所当然地懂得了，这种结论又何其荒谬哉！我在这里操作着电脑，我就懂得造电脑之理吗？这是两回事。休谟虽然指出不能由以往一直相似就推出将来与现在和以往相似。但是这里他毕竟也得承认以往是相似的，关键在于这个已是事实的相似我们也并没有解释何以相似，若能解释，那也就无关乎什么以往、现在还是将来。承认世界有齐一性，事物有相似性，并不等于就能解释世界何以齐一，何以相似。休谟的逻辑是，我们既然解释不了世界的齐一性，那就不承认这种齐一性。我们的逻辑是既然世界有齐一性，那你就不应该再质疑。既然如此，那么思维方法上难道还不是一样的吗？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地保持对宇宙的敬畏之心吧。